钱学森生平事迹研究
钱学森先生引领的成才之路——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张瑜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100049）
摘要：钱学森先生作为杰出的科学家几乎家喻户晓，但他在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他的思想、实践、付出和丰硕成果却不被许多人所知晓。这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工作构成损失。本文主要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主线，介绍并着重探讨相关问题。包括钱先生如何率先提议创办中国科大，如何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的系主任，如何制定理工结合的教学计划，如何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以及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亲自指导学生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等。文章还以感人的事实为依据，展现和分析了钱学森先生的高贵品德、师德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如何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关键词：钱学森；教育家；人才培养；理工结合；星际航行概论；小火箭
一、引言：身为科学家的教育家
实践表明，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一位闻名于世的大科学家，也是一位独具战略眼光，在人才培养方面有着突出业绩的，出色的教育家［1］、［2］、［3］。
钱学森先生一向重视教育，重视对人才的培养［4］、［5］、［6］。大家都知道，直到他的晚年，他最牵挂和思虑的仍然是教育和人才培养问题。［7］
钱学森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几乎家喻户晓，但他在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他的思想、实践、付出和成果并不被许多人所知晓，包括科技界、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和广大青年朋友在内。这对我国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造成严重损失。本文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线索，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情况，并探讨相关问题。
二、发起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系主任，人才培养成果丰硕
钱学森是发起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主要成员。1958年4月，当时我国正在搞“两弹一星”，迫切需要各个领域的尖端科学技术人才。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和副所长郭永怀向中科院提出建议：充分运用和发挥科学院的人才优势和实验室条件，创办一所新型大学。他们的意见得到了中科院领导和众多研究所以及科学家们的一致赞同。5月9日，中科院党组向聂荣臻副总理呈交了创办一所新型大学的报告。报告很快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首肯。6月2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示，决定成立这所大学。6月8日，中科院郭沫若院长召开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将校名确定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沫若任校长。13个系的系主任是中科院的13位所长，他们全都是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中国科大是钱学森先生率先提议创办的。而且，他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的系主任。
在“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即“全科学院办校，研究所与系结合”这一办校方针的指导下，担任近代力学系（原名力学和力学工程系）首任系主任，确定近代力学系的办学方针和教学计划，亲自开设并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以及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亲自指导学生科研活动，研制小火箭等开创性的工作中，钱学森先生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还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对全国教育界都很具影响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8］、“近代力学的内容和任务”［9］等指导性文章。
在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指导下，在郭沫若、钱学森、严济慈、华罗庚等著名科学家的鼎力运筹下，一所以尖端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填补我国科技空白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主要目标，实行理、工结合的新型大学，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组建成功了。从中央6月2日批准创办这所大学，到9月20日正式开学，只经历了110天，不足4个月。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世界科学史与教育史的一个奇迹。［10］
五十多年来，中国科大为国家培养了数万名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和多方面的骨干，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钱学森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以优秀科技人才的培养为例：在中国科大6万多名本科毕业生中，涌现了60多位中科院和工程院的院士（截至2015年12月7日止，中国科大的毕业生中有67位院士）。这种千人出一院士，即每一千名本科生中就出一位院士的比例在全国高校中列名第一，且遥遥领先。而在钱学森先生主持工作的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呢？1958级至1965级这八届毕业生共一千人中，则出了8位院士。特别是，在他亲自授过课的近代力学系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即1958级和1959级）共约5百名毕业生中，出现了5位院士，形成了百人出一院士的格局。
如果以有更多机会接触钱先生，聆听他教导的第一届，即1958级的学生为例，在近代力学系200多名首届毕业生中，就出了3位院士，形成不足一百人出一院士的比例。
与此同时，在近代力学系的这八届毕业生中还涌现了9位将军，其中有7位少将、2位中将。他们大多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所以，除了有“百人一院士”的比率之外，同时还有“千人九将军”的人才培养业绩（由于杨秀敏中将身兼院士，所以8院士加9将军并非17人，而是16人）。
除此之外，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千名毕业生中，后来被晋升为教授、研究员和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的高端科技和教育人才还有375人。与院士、将军人数之和为391人。也就是说，在这一千名毕业生中有近百分之四十的人被晋升为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这样的人才培养成果是很不寻常，非常突出的。这不能不说与钱学森先生的培养教育，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有极大的关系。
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仅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教育理论，而且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开创未来，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1］。
三、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培养理工结合的科技人才
钱先生并不因肩负国家“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重任，工作繁忙而放松对中国科大力学系的领导工作。他科学地，富于远见地确定力学系的办学方针，精心安排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和师资力量，工作做得非常深入、细致、到位。
开学之初，他为全系学生宣讲教学计划时，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指导方针，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两点：
（1）教学内容要做到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他指明，对学生在业务方面的培养目标，应当类似于“研究工程师”（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概念——研究工程师），即有科学研究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或者说，是具有一定工程技术才能的科学工作者。他不赞成在中国科大培养远离工程技术与工程实践的专门的理论人才，也不赞成在中国科大培养缺乏科学探索精神与能力，只了解工程知识的单纯技术型人才。他认为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要求理与工的结合，科学与技术的结合。
“理工结合”这一教育思想和办学理念在今天看来已不新奇，许多高校已经陆续这样做了。可是我们看到，当年全国只有一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现在有多少所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其主体是原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还有华中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天津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陕西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科技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现在又有多少所理工大学（理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原来的北京工业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原来的大连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原来的华南工学院），还有武汉理工大学、西安理工大学、重庆理工大学、兰州理工大学等。但我们要知道：理工结合这一思想在当年则是大胆的创新思维。
为什么这样说？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高校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其主要倾向是什么呢？是理、工分离。如清华大学，以前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不仅理、工都很强，文科也很强（如它的西方语言文学系、经济系、法律系、社会学系等）。
院系调整后清华被定位为工科院校，任务是培养技术员、工程师。北大则被定位为文理院校，它的理科学系，任务是培养理论工作者和师资。受苏联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专业也分得很细。
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对此不以为然。他们以自己创办的中国科大为实现教育创新的空间与平台，实践着一条比较成功的，理工结合的人才培养之路。其部分成果前面已经指出：培养出那么多院士、将军和优秀人才。同时还带动了许多高校向着理工结合、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方向整合。
（2）课程设置是达成上述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和手段。钱学森主任要求学生打好坚实而又宽厚的基础，既包含较深厚的科学理论方面的基础，也包含如工程制图、材料力学、机械原理等必要的工程设计基础。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是多学科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如果基础薄弱或者过于单一，将严重影响科技人员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根据工作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开展工作的能力，进而阻碍科学的发展与技术创新。他曾形象地比喻，我们的基础知识结构应当像“金字塔”，这样才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与空间，才有后劲。
对于专业课的设置呢？情形就不同了。他要求专业课的设置突出先进性与前瞻性，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不难看出，在他的课程设置中，既重视基础，又抓尖端，把基础科学与尖端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四、重视基础课教学，聘科学院的大炮（顶级科学家）为学生授课
钱学森先生除了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用心良苦、精心设计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那就是聘请和安排一流的、顶尖级的科学家为学生们授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于基础课教学，也是这样。基础课教学为什么也要一流科学家授课？这对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好处？这一点在他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那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一文中有精辟论述，在此不展开讨论。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钱学森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宣布任课教师名单时，他那踌躇满志和兴奋的神情。他高声地对我们说：“我把科学院的大炮都给你们调来了！”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安排的时候，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期和想象，甚至有些难以置信。我们谁都没有料到，更没有奢望过，竟然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的主任、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先生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1956年与钱学森先生同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殊荣的数学家吴文俊先生给我们讲授“高等数学”课。化学课也是由当时刚从美国留学（与钱学森先生同船）归来的蒋丽金博士讲授。
到了大学二年级，由著名物理学家钱临照先生继续给我们讲授“普通物理”课。当年中国科大的学制是五年，基础课要学习两个学年。“普通物理”是近代力学系的重要基础课，分别由两位著名科学家授课。三、四年级时钱学森又选派了力学所的流体力学专家为我们讲授流体力学，高速空气动力学研究室主任林同骥先生讲授“高速空气动力学”。与钱先生一起倡议创办中国科大的中科院力学所的郭永怀副所长给我们讲授“边界层理论”［12］课等。他们不仅是中国最棒的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技界也素享盛誉。
从以上安排我们可以看出钱学森办好中国科大力学系的决心和魄力。还能看出什么？那就是他的智慧！办学，培养优秀人才是需要投入很高的心智的。为什么在他主持力学系工作时期入学的学生中出了那么多的院士、将军和优秀人才？我们从他明确的教育思想、办学思路和不凡的举措中可以看到根据。
他本人也身体力行，在大学四年级时亲自为我们授课。
五、聆听钱学森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杰出科学家与优秀教育家的风范并存
进入大学四年级时，我们期盼已久的，由系主任钱学森亲自开设并讲授的一门新课“星际航行概论”开课了。这门课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是一门崭新的课。这是一门专业课，充分体现了钱学森对专业课的要求：先进性、前瞻性，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前沿紧密相连。
这门课最初的名称是“火箭技术概论”，后定名为“星际航行概论”。1963年2月，科学出版社也以《星际航行概论》［13］为书名出版了钱先生为这门课写的讲稿。
按照钱先生1961年8月3日编制的教学大纲，这门课共计45个学时，分13讲，每讲3学时，一个学期讲完。课前，学生人手一份由钱先生编写并铅印好的教学大纲。
实际课程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之所以说是“基本上按照大纲进行”，是因为钱先生有时要参加国家重大的科学试验活动而不得不临时调一下授课时间。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情况并不多，在我的记忆和记录中只有过一次。这说明他对教育和教学工作的高度重视与敬业。工作那么忙，但尽量不影响教学安排。该课程的第一次是在1961年的9月18日，最后一次在1962年1月8日。
听课的人很多，包括近代力学系三个专业（高速空气动力学、高温固体力学、喷气技术热物理）的第一届（1958级）和第二届（1959级）两个年级的学生，还有力学所的不少专家、学者旁听，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听所长讲这样的一门课，机会也是极难得的。地点设在北京中关村容量最大的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阶梯教室。尽管如此，由于座位有限，力学所的一些专家和老师们来听课时还自带了凳子或马扎，加放在大教室的过道中和边角位置。
钱先生对待教学效果认真负责到什么程度？有些情况是我们不容易想象得到的，有些感人的事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据近代力学系负责教学与科研工作的主任助理介绍，钱学森主任在上课前好几天特别约定了一个时间，让主任助理带着他亲自前往自动化所的大阶梯教室。还没有上课，主讲教师为什么就到这个空荡荡的教室里去呢？查看场地！因为教室很大，他到最后一排座位上看与黑板的距离，担心坐在后排的同学看不清或听不清。他要考量一下，他板书的字和图要多大，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也能够看清楚。一位大科学家授课，竟然认真、负责、细致到这种地步，是不多见的，可以称得上是“极端的负责任”，“极端的热忱”了。也让我们领略了什么是追求完美，什么叫精益求精！
当时我是1958级高速空气动力学专业二班的学生班长，受上级指派，每次上课前与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分别站在自动化所大阶梯教室门外两侧，查验来者的听课证。一般上课前10分钟左右入场完毕，接下来我们两人负责迎候钱学森先生。
他的车总是准时到达，我们在他的车门口附近迎接他，并陪同他步入教室，走向讲台。
时常有人问我，近距离接近钱学森先生时，他留给你的印象和感觉是什么？我看到的是：钱先生总是面带笑容，和蔼、谦虚，充满友善；同时，也蕴含着坚定、刚毅与自信。
每次他来时，总有一位警卫秘书陪同，见到我们后会意地向我们点头微笑，然后放心地让我们引领钱学森先生。课后，我们俩又负责把钱先生送回到汽车附近。还是那位警卫秘书，向我们点头示意道别。
有不少人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课是一种幸福，我也有同感。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在科学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不是由于我们听了“大牌”科学家授课，所以感到很幸福。不是的！说实在的，他的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无可挑剔，无懈可击。无论从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前瞻性，到丰富的信息量，还是从逻辑的严谨，语言的简洁、准确和运用技巧，到工整、漂亮的板书与书法，均令人赞叹！我有生以来听著名科学家、专家和名师的课很多，但从未遇见过讲课讲得有这么好的，即使单从授课方法和教学法的角度，也堪称出类拔萃！应当说，钱学森先生的授课，是极高造诣的科学成就与极优良的教学法兼备，杰出科学家与优秀教育家的风范并存。这是难能可贵，很不寻常的。
听他的课是学习，又是享受，从中我们还能学到许多课程本身以外的东西。
这门课于1962年初结束。1963年我们听课的每位学生都得到了钱学森主任赠送给我们的，由科学出版社精装出版的一本书——《星际航行概论》。经历了风风雨雨，经历了中国科大由北京搬迁安徽，我本人又从安徽调回北京，半个多世纪了，他送的这本书，连同当年的教学大纲，以及我的听课笔记，我始终完好地珍藏着，不弃不离。
六、亲自指导学生科研实践，研制小火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14］
翻开中国科大的大事记，在1958年12月27日栏下记载的那天中国科大唯一的一件大事是：“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小组研制的模型火箭试验成功”。1959年1月12日，中国科大校刊发表了我写的一篇文稿《模型火箭上了天》，报道了小火箭第一次成功发射的情况。
实际上，我从火箭小组成立后不久便是它的成员，并在其中兼任秘书组组长的职务。
再看两段大事记：
（1）1960年2月28日大事记记载：“学校召开第一次科学研究工作报告会。参加大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兼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等……大会上，力学系二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试制工作报告；……钱学森作了关于人工降雨火箭及脉动式发动机试制工作报告的总结……”
（2）又过了半年，即1960年8月，大事记记载：“从6月至今，我校力学和力学工程系及应用地球物理系的同学，在北京市八达岭进行了13次催化暖云降雨的试验，取得了初步成效。”
应该说，大事记比较成功地捕捉到了火箭小组在钱学森先生指导下开展工作和活动的几个闪光点。
1958年的秋、冬，学校和力学系正确而英明地引导了同学们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参加勤工俭学活动的积极性，在力学系成立了以学生为主体和主力的火箭研制小组，开始只有七个人，以后增加到九人、十五人、几十人。到了1959年的春、夏，在学校倡导低年级学生就开始搞科研这一方针的推动下，火箭小组大大扩充，并与地球物理系、自动化系、校机械厂等单位合作。火箭小组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小组，其规模远远超过百人，成为一个影响较大、影响范围很广的地地道道的“大组”了。
火箭小组初创时期非常艰苦，同学们一方面有着很重的课业负担，但在科研方面也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目标。没有厂房，就在新搭建的几间简易活动房内活动。冬天很冷，室内并无取暖设备。同学们加班加点，熬夜进行工作已成家常便饭。
那时火箭小组没有经费买许多书，有时甚至由几位同学开夜车，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抄录书中的部分内容，油印后发给大家学习。有一本苏联人写的书《火箭技术导论》，是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其中部分内容就是用这种方式油印后发给大家学习的。那种艰苦创业、顽强学习与拼搏的精神，颇有点像我们国家同期搞“两弹一星”的那股劲。也不奇怪，搞大火箭和小火箭都是由钱学森先生指挥和指导的。只是后者，即我们的小火箭，还增添了育人的色彩！因为学生搞科研不单纯是为了出研究成果，还为了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就在入校后将近百天的时候，我们把长约1米、箭体直径约10厘米，以无缝钢管和（45号）中碳钢为固体燃料发动机壁面及超音速喷管材料，内装空军歼击机驾驶员座下紧急情况跳伞时用的火药——双基药（主要成分为硝化棉与硝化甘油，一种稳定性很好，且高能量的燃料），铝制外壳的小火箭，发射到约5000米的高度。校党委第一书记郁文和副书记兼教务长张新铭等领导同志都曾亲临一线观看火箭发射试验。
钱学森主任适时地参与并指导了火箭小组的工作。当他知道我们取得的初步成绩，了解了小火箭的设计、加工和发射试验情况后，高兴极了，因为小火箭的研制进展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你们的路子走对了，简直是‘发了科学洋财’。”
对于如何改进设计，他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和建议，有口头说的，也有书面的。
钱先生与火箭小组座谈，指导小火箭的研发、研制工作有多次，有时就在简易房，有时在系办公室，有一次在全校大会及其分组讨论会上。
火箭小组的工作进入到1959年的春、夏和1960年，开展得已相当深入，从初期的以上天，打得高为目标，逐渐转为重视科学实验和较全面的科学分析，以提高整体水平，为进一步的发展打好基础。
那时我们已使用电阻应变仪和长余辉示波器测量和分析火箭发动机壁面所受应力情况。用自己研制的弹道摆测量发动机的推力。请解放军空军雷达部队协助，用雷达观测火箭发射情况并测量发射高度（我本人就曾在雷达车内与雷达兵一起进行这项工作）。用自动弹射出降落伞的方式回收小火箭。为了提高小火箭的射程，还研制出双级火箭。虽然有些设备看上去有点“土”，部分工作不得不用手工操作，但研究思路与方法却是很先进、很专业的。
同学们在研制工作中，有不少发明创造，有的用于分析与提高小火箭的性能，有的用于它的加工、制造与生产，有的用于它的推广和使用。小火箭的研制，无论从成果上，还是从育人上，都取得了瞩目的、实实在在的成绩。
小火箭的研制较为成熟后，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由于我们的小火箭前期搞得相当不错，在全国高校和中科院系统中很有名气，还受到钱学森主任的赞扬，不少同学出于热情，力主搞大火箭。经过调研和论证，作为第一步，我们计划先研制射程高度为75千米的高空探测火箭。我们满怀欣喜地向钱学森主任汇报自己的计划，本以为他会给予支持、鼓励和指导。我们没有想到的是，钱学森主任对此不赞成。他没有迁就我们的情绪与意愿，而是及时、正确地引导了我们。
他指出，搞大火箭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同学们还肩负着繁重的课业学习任务。他建议我们从实际出发，考虑如何将现有研究成果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问题，并很具体地指出，我们可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的人工控制天气研究室以及中国气象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把降雨催化剂带到云中炸开散播，进行人工降雨或增雨，或者用于消除冰雹，为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服务。
开始，有些同学对他的意见还想不通，经过一番认真和热烈的讨论之后，他的建议终于使大家心悦诚服。也正是由此，火箭小组后来才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有益于经济和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科研成果。否则呢？会陷入一条好高骛远，脱离实际，从而导致失败的路子。可见关键时刻方向问题是多么的重要。我们的小火箭后来发展为人工降雨火箭，正是钱学森的意见和主张。
后来我们才逐渐明白了他的战略考虑：大火箭不是不搞，由他率领国家队去搞。而我们，要从自己的实际和国情出发，做我们力所能及的对人工降雨火箭的探索，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农业生产和人工控制天气服务。更加重要的是，他把我们对人工降雨火箭的研发与研制，作为培养、锻炼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也就是育人的重要手段。
1960年夏天，我们利用近两个月的暑假时间，驻扎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山地，住在自己搭建的帐篷中，连续做了两个月的人工降雨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进展。
1960年的七八月，国家已经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时期。我们时常吃不饱饭，处于半饥馑状态，而工作量、活动量却很大，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的消耗都不小。但我们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却很好。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胸怀远大的理想与目标。我们想的是：一、如何尽快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搞人工降雨，正是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二、如何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下，和他们争时间、抢速度。虽然眼下很艰苦，但相信那是暂时的，国家、民族的前程一定是光明的，所以坦荡、乐观，不畏惧艰难与困苦，一往无前！
同期，我们还派遣了一支小分队，前往甘肃省兰州马衔山吊岺沟，与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合作，以小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人工消除冰雹的试验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此后不久，中国气象局等单位就成百上千支地向我们下人工降雨火箭的订单，并在内蒙古、吉林、江西、云南等地开展相当规模的人工降雨活动。由于我们搞的人工降雨火箭作为研发，经大量科学试验证明，已经取得了成功，同学们还有繁重的课业学习任务需要完成，于是我们把人工降雨火箭的设计图纸、加工图纸，生产流程，工作原理和发射试验方法，注意事项等全部资料转给了中国气象局，由他们进一步完善和推广。
一些新闻媒体纷纷来校采访，刊登了同学们发射火箭的照片，这导致全国，乃至国际上也知道了我们的活动。意大利和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后者地处干旱缺雨的高加索地区，非常重视人工降雨工作）相关部门主动寻求与我们合作，进行交流，有的索要了图纸。苏联科学院也看上了我们的小火箭，他们通过中国科学院正规渠道，不仅向我们索要图纸，还索要实物。我们特地制作了精美的木制包装箱，郑重地向他们赠送了一支单级火箭和一组双级火箭的样机，送到中科院院部，然后空运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
应当指出，当年苏联在研制大火箭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但人工降雨火箭在世界范围内搞得最好、最成功的，是钱学森指导下的中国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
这种科研实践活动对学生们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对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与学风的形成，对不惧怕艰难险阻、顽强拼搏的意志的磨练，对科学研究要为国家建设服务这一观念的树立，以及德、智、体诸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非同一般的，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火箭小组的成员后来成才，在工作中取得较大成绩的人很多。比如火箭小组的积极分子之一，1958级的白以龙同学，后来就成为中科院的院士，担任过中科院力学所的副所长。比我们低一届的，1959级的女同学王柏懿，后来在工作中也取得较大成绩，也曾成为中科院力学所的副所长。
这项科研实践活动的许多经验，特别是它对育人的作用，至今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与发扬光大。钱学森始终是这项活动的坚定支持者与指导者。
有关钱学森先生指导下的火箭小组更多的情况，可参看2008年9月中国科大校庆五十周年时出版的，我编著的《钱学森与中国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一书［15］。该书有两篇序：一篇序的作者是曾任航天部总工程师的中科院资深院士梁思礼先生；另一篇序作者是当年火箭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后任中国科大副校长的蔡有智同志。
七、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如果稍微了解一点钱学森先生的历史，就不难看出，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是一位具有强烈爱国热情和崇高民族气节的人。青少年的钱学森受到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影响，他希望能像铁路工程师詹天佑那样，为中国的铁路交通事业做贡献，因此他报考了交通大学，学习设计、制造火车头。当年全国最好的大学被普遍认为是：“北清华，南交大”。即，在北方的清华大学和在南方的交通大学。1932年“1.28淞沪抗战”失败，这件事给钱学森很大的刺激和启示。他目睹了日本空军对中国军民的狂轰滥炸，而中方却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他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他的志趣从造火车头愤而转向设计制造飞机。
1935年他去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只用了一年时间，就取得了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6年秋，去加州理工学院，成为举世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很快（于1939年）获得了航空和数学博士学位。
加州理工学院优良的学风和弥漫整个校园的创新氛围使钱学森受益匪浅。直到钱老的晚年，他对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学模式还是相当认同和肯定的。
毕业后，钱学森先在麻省理工学院，后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并在研究领域成就卓然。在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二战期间，用冯·卡门的话说：钱学森“对美国的火箭研究做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工作大大促进了高速空气动力学和喷气推进科学的发展”；“他是美国火箭技术领域一位最伟大的天才”［16］。
冯·卡门曾担任美国国防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主席。这相当于美国国防科学技术界的首席科学家，他对科技人才的评价极具权威性。
当新中国诞生的时候，钱学森强烈向往返回祖国服务，实现他报效国家民族的初衷和理想。那时的美国当局炮制了所谓的“麦卡锡法”，那是一部反共法案。反共成为当时美国政府的第一要义。钱学森向往新中国，这更是美国当局难以容忍的。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Dan Kimball）听到钱学森想回国的消息后，立即电话通知移民局说：“我宁可把他枪毙，也不让他离开美国。他无论如何都抵得上3到5个师的兵力。”［16］
1950年，钱学森先生就在即将离开美国返回中国时被捕，开始被投入监狱，后遭长期软禁达五年之久，后经中国政府的大力营救，才得以返回祖国。
美国政府对阻挠钱学森回国，剥夺和限制钱学森人身自由一事始终严密封锁消息。钱学森夫妇历尽千辛万苦，与美国当局斗智斗勇，在亲属和一些知名人士（如陈叔通等）的协助下，终于让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王炳南大使在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中，以钱学森秘密写给祖国的，经多方辗转送达亲属的信为证据，揭露美国当局的阴谋，开展严正的外交斗争，终于使钱学森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控制，回到祖国这片热土。
他刚回国，有位记者就问他：“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他答道：“对于一个有为的科学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说，一个科学家，他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宇宙观，必须掌握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在科学研究上的一切辛勤劳动才不会白费，才能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作出有益的贡献。”［16］
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以下两个要点：①对于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即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②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真正对人类、对自己的祖国作出有益的贡献。
钱学森解决了做人、做事的方向问题，有高尚、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所以他能够在遭到软禁，失去自由和无比压抑的情况下，用几年的时间，含辛茹苦地完成名著《工程控制论》［17］（Engineering Cybernetics）［18］，为人类的科学事业作出宝贵贡献。他对自己祖国的贡献有目共睹：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使我国搞成“两弹一星”，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力，特别是自卫能力，使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人敢轻易地欺负我们，为国家和人民赢得了在比较安全的条件下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环境和条件。他还被誉为中国的航天之父。
我们知道，1947年，当钱学森36岁时，他在美国的名校被晋升为终身正教授。有人说，这可是个“铁饭碗”啊！说的还不到位。对于个人生活，特别是对个人的物质生活而言，这相当于是个“金饭碗”。如果他愿意，他本可以在美国过物质条件相当优裕而且安稳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没有去捧美国的这个“金饭碗”，而是历经磨难，矢志不渝地返回了当时物质条件还很差，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的祖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心系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兴衰，不甘心自己的祖国永远积贫积弱。在美国那么长时间，他从来没有加入过美国国籍。他从一开始就是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在他看来，回国参加建设，远比他个人在美国捧这个“金饭碗”要有意义得多，有价值得多。我们看到了，人生观、世界观如何决定了一个人的价值取向。
要问钱学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是什么？他自己曾坦言：“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19］什么是“中国心”？请看钱学森的心！
他还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19］
我们看到了钱学森先生的生活目的和人生观：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
2013年10月21日，我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欧美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习近平主席到会祝贺，并发表了30多分钟的讲演。他在讲演中两次提到钱学森。其中一处，一字不落地引述了钱学森的这段话：“我作为中国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最高的奖赏。”习主席号召全体出国留学人员向钱学森同志学习［20］！
钱学森先生还说：“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19］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钱学森的世界观。他怎样看待自己与集体的关系？沧海一粟！把成就归功于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
钱学森先生言行一致，用他的一生，践行了崇高的理想。
当我们了解了上述历史，也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钱学森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为开创我国的航天工程，为人才的培养，可以那样地呕心沥血，殚精竭智，而且功勋卓著。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他业务成长的经历和功底（北京师大附中、交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导师与合作者冯·卡门），同时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思想成长的脉络。他为什么要学习设计制造火车头？向卓越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学习！为什么改学航空？看到日本空军如此地欺负我们。他为什么要出国留学？为了报效苦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为什么那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他的人生理想，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与共产党的理想和目标高度地契合与一致。简言之，就是：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富强中国！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当然，祖国和人民，以及中国知识界中的绝大多数，也景仰他，爱戴他［21］！以“高风亮节，国之瑰宝”来概括钱学森先生的思想品德与才华智慧，当不为过！
八、结语：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在中国科大的大事记［22］中，有这样两条动人的记载，值得我们注意：
“1959年11月23日：郭沫若校长捐赠两万元稿费作为全校福利金，帮助同学们添置衣被。”这是我们的校长所为。再看看我们的系主任：
“1961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赠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民币一万一千五百元，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学校已购买部分计算尺供同学使用。”
这些事我们都亲眼所见或亲历过。我的体会是：有这些志存高远，且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崇高的师长们引路，无比幸福！他们德才兼备、言传身教的人格魅力与他们对国家的卓越贡献一样，为我们的民族增辉！像许多爱国科学家和爱国志士一样，他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还需指出的是，本文所论虽然是钱学森先生个人的思想品格、建树与事迹，但钱老绝非孤立的一个人。他代表了一批杰出的爱国科学家，如李四光，如严济慈、华罗庚、周培源，如钱三强、钱伟长、邓稼先、郭永怀，直至现在的袁隆平、吴文俊等。钱学森先生是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我们应该怎样做？让我们学习钱学森先生高贵的思想品格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学习他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而又求真务实、充满创新精神与活力的非凡的治学本领；学习、研究、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不断以科学发展观创新教育理念，更加卓有成效地培养科学技术的领军人物和多方面的优秀人才，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不懈奋斗，创造更加光明、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张瑜．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J］．科学中国人，2007（9）：92-97．
［2］张瑜．作为教育家的钱学森先生［N］．光明日报，2008-04-02．
［3］张瑜．我了解的钱学森老师［N］．人民日报，2011-12-09．
［4］张瑜．身为科学家的教育家钱学森［N］．中国教育报，2011-12-14．
［5］白春礼．弘扬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促进中科院科技创新［A］．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7-11．
［6］张瑜．钱学森先生改变和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A］．钱学森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C］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559-573．
［7］张瑜．正确解读钱学森之问［J］．红旗文稿，2013（4）：36-38．
［8］钱学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基础课［N］．人民日报，1959-09-26．
［9］钱学森．近代力学的内容和任务［N］．人民日报，1961-11-10．
［10］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史的一项重大事件［N］．人民日报，1958-09-21．
［11］张瑜．钱学森先生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启示［N］．中国科学报，2014-10-20．
［12］郭永怀．边界层理论讲义［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
［13］钱学森．星际航行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
［14］张瑜．钱学森先生与科大力学系火箭小组［N］．光明日报，2009-08-22．
［15］张瑜．钱学森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系火箭小组［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
［16］张兴胜，龚赛红．钱学森和他的科学观与方法论［J］．科学中国人，1998（3）：8-12．
［17］钱学森，著．工程控制论［M］．戴汝为，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18］Tsien H S．Engineering Cybernetics［M］．New York：Mc Graw- Hill，1954．
［19］李家春，樊菁．钱学森在创建力学所的日子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0］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10-22．
［21］张瑜．纪念恩师钱学森回祖国服务60周年［N］．中国科大报，2015-10-15．
［2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办公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大事记（1958—1997）［Z］.1998：24、43．
言传身教是我师——走近钱学森，润心细无声
周肇基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农史研究室，广州510642）
摘要：笔者自1988年11月下旬收到科学大师钱学森亲笔嘉勉信后，从此开启了与钱老长达20余年的忘年之交并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钱老在寓所与笔者的亲切会晤、感人肺腑的促膝长谈、潜移默化的殷切教诲，及其做人、做事、做学问所体现的高风亮节，以及其书信大处落墨、寓意深远的思想境界，对笔者影响至深。晚年钱老一如既往为实现祖国繁荣昌盛、为人民安居乐业而不停地思考。他以广博的学识，游刃自如地驰骋在广泛学科领域，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十分值得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并付诸实践。
关键词：钱学森；书信；农业科学；社会主义建设；人民科学家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读大学时就从收音机里、报刊上知道留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受新中国成立喜讯的召唤和激励，毅然决定回国。然而随即遭遇美方百般阻挠。在中国政府严正交涉，有力的支援下，历时五年克服重重困难，在1955年10月8日安然携家人投入祖国怀抱，当即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隆重欢迎和盛情接待，并安排他去祖国各地观光，了解和熟悉新中国的建设，以及各行各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新面貌。
不久国家委以重任，他参与主持领导了国防重要科研项目的制定和研制工作，在国家的全力支持帮助下，他全身心地投入、积极献计献策，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举国军民上下一心的配合支援下，捷报频传。原子弹、两弹一星试验成功，东方红的乐曲响彻云霄、震惊全球。钱学森爱国爱民赤子之心和卓越的贡献家喻户晓。钱学森成为举国上下，特别是千百万莘莘学子崇敬的导师，景仰的英雄，学习的榜样。
钱学森的工作单位是北京，他又常年现身于大西北的戈壁荒漠，平时我们只能从广播和报刊上得知一点点他的信息。似乎他离我们又很遥远，我们只能怀着崇敬的心情，远远地仰望。对于我们这些富于想象的年轻人来说，多么向往有机会能面见到他，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啊！然而现实似乎又告诉我们，这种渴望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年轻人空想一阵子罢了。光阴荏苒，转瞬间三十多年过去了。然而意想不到的是，1988年11月下旬，我却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特殊信函。
一、飞鸿激起千重浪，一股暖流传全身
1988年11月下旬，学校组织全校教职工义务劳动。中间休息时路遇收发室的同志说“有你的挂号信，大信封，厚厚的，快去取。”取来一看字迹陌生，信封左下角红字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好奇怪！那里我没有熟人、朋友，谁会给我写信呢？单位相互之间业务不沾边，不可能是业务往来。再细看红字的下面赫然写着钱学森三个字。大名鼎鼎的钱老怎么会给我写信呢？往常我收到信总是要带回去坐下来，慢慢展读的，此刻我克制不住了，站在路边启开了信封。
周肇基教授：
今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4期见到尊作《中国传统瓶花技艺》一文，深受启示和鼓舞！谨向您表示敬意！
我认为花鸟虫鱼事业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所以写过两篇东西提到这件事，现奉上复制件，请审阅指教。
您在这方面的其他著作亦恳请示知，以便学习。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8.11.21
我激动地反复读着这封珍贵的来信，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心情正如我在第一封复信中所说：
尊敬的钱老：
惠书敬悉。没有想到拙文会引起您的关注，更没有料到您老会在百忙之中，这样快（文章刚刚发表，我自己还未收到编辑部寄赠的样刊呢）就给我写来热情洋溢的信。您的嘉勉既使我愧不敢当，又使我受到莫大的鞭策和激励，您的信是对自然科学史研究事业的支持、鼓励，是对我殷切的期望。我把您的手书给研究室诸同志看了，大家都从中受到教益。原件珍藏。复印件放在我的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可见，激发潜心研究之志。谨向
您老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学生周肇基
1988年12月3日
遵照钱老的意见，我找出相关论文寄去。从此开始了我们师生之间长达21年的忘年之交，我总共收到钱老亲笔书信98封（件）、题字专著一部、论文6篇、贺年卡10余件、杂志、报刊、文章、剪报等150多篇（期）。我们书信往返六年之后，钱老安排我到寓所晤谈两个多小时，亲切的交谈，谆谆的教诲，感人肺腑、永志难忘。
二、钱老的书信内容广泛，大处落墨、寓意深远
钱老的书信短则数十字，长则近千言，全部亲笔书写在洁白的道林纸上，不用公用信笺，仅在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忙时偶用政协的便笺简短回复。书法清秀隽永、刚劲有力、文字工整无涂改。很难想象一位身居要职、德高望重的长者，十多年间竟会给一位素昧平生的后学写来98封信，多么难能可贵！若不是他老人家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的无限热爱、对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事业的高度关注，以及对笔者的厚爱，这种令人惊叹的事是难以想象的！
钱老的信不是一般的寒暄和问候，他十分关心国家大政方针，情系国家改革开放，长治久安，高度关注国计民生，重在学术交流，堪为科技界的楷模，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一）讲政治谈改革
1992年5月7日，钱老来信说“现在大家都在学习领会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和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各地重要谈话的精神，努力在工作中贯彻实施。我在全国政协3月的一次会议有个发言，讲了点我的体会，今附上发言稿，请指教”。钱老在百忙中想到把讲话稿寄给我学习，既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的期望。我们全家以及研究室的同事都认真学习了这份难得的讲话，加深了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抓住当前有利时机”的理解。钱老号召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作为中国的科技人员，面对大好形势，要努力发挥更大作用，为人民、为党做出更大的贡献”。语重心长的呼唤使我们深感历史重任在肩，我们只有义不容辞地从自我做起，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敬业、创新，以优异的工作成绩报效祖国。
以后钱老多次来信谈及农业说“中国农业历史正在跨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新时代：从个体一家一户务农变为公司型农产业组织，从自然农业变为用高技术的农业生产……这么大的变化也就要求我们‘换脑筋’……总之，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解放思想，跟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步伐，进入伟大的新时代！韦璧瑜同志在开发新的保健品就是这个精神！我祝她成功”。“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我国的农业将面临产业化，即农、工、贸一条龙经营的改革。您是研究农史的，这也是农史的大事，故奉上《科技日报》复制件供参阅”［1］。不久钱老来信又说“我国农业是全国关心的大事，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已明确指出。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要为此多出谋划策。现奉上剪报一版及包建中《中国21世纪能否养活16亿人口？——农业改革构想与建设》供参阅”［2］。
87岁高龄的钱老，依然不断把报刊文章和专家的报告寄给我学习，启迪我的思路，拓宽学问的视野，殷殷鞭策我们‘换脑筋’，跟上时代步伐，这种关怀后辈的恩情感人肺腑。
（二）教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为一个大问题
早在1947年，36岁的钱学森已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并培养出了“拔尖”人才，如美国斯坦福大学H．Ashley教授。他评价钱学森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自己是他的好学生。1958年钱学森参与了中国科技大学的筹建，亲自创建了近代力学系并任系主任近20年。自建系伊始，从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选聘教师到实习和毕业论文，安排周详，“理工结合”成为该系培养人才原则。钱学森亲自讲授《星际航行概论》，一再强调“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和团结协作精神，二三百学生济济一堂。生动的讲授使许多学生记忆犹新。近代力学系前三届毕业生中，已有六位当选为中科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足见育人成果非凡。2001年12月，钱老90华诞，中国科技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力学系专门发来贺信诚挚表示“我们永远把您看成我们的系主任”。钱老历来是十分关注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的，他自己过去就是一名深受学生爱戴和敬仰的老师。他说“从前我是教书的，我教书也得有巧招啊，我讲的要是学生不爱听，我就不算完成任务，我得想法使他们爱听。后来我看到我们高等院校中有好多人教书是口念讲义。我说这糟极了，教书怎么能这样讲法？讲课就得让学生爱听。那怎么办？我从前也有办法，就是看学生表情，看他们发愣了，那大概没听懂，我得换一下，讲得更生动一点”［3］。几句话把某些高校教师教学的现状和自己的教学经验率直地讲出来，充分体现他老人家对教师崇高使命的推崇，更包含着他对教学现状的担忧以及对教学改革的期望，十分值得我们深思。钱老为人师表，处处以身作则，50年前他亲自给大学生上课，学生们依然记得每礼拜一上午钱老师的课，他温文尔雅、声音洪亮、逻辑清晰、深入浅出、肢体语言丰富、理论功底深厚的讲演至今回想起来都令人振奋回味。钱老师的课起点高、要求严。他经常对我们说“科学上不能有一点失误，小数点错一个，打出去的导弹就可能飞回来打到自己”。钱老师的教学风格是喜欢自己动手编教材，因为他讲的都是本学科前沿知识，所以格外受学生欢迎。
中国科学院戴汝为院士从1955年10月钱老归国后就一直在钱老指导、帮助下工作，与钱老有长达半个世纪的亦师亦友的交往，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戴汝为院士深情地回忆说“北大、清华的教师中，据我所知，课讲得像钱老那么好的可以说还没有。他讲得真是好，非常清楚而且有条理，能够引人入胜，发挥了特长，从具体讲起，站得高，讲得深，这确实不简单。钱先生有一个特点，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他要求我们不能说假话，不把不对说成对的”［4］。
当钱老得知我们农史研究室克服重重困难从外省调入几位年轻同志，又招收了研究生的消息后很高兴。当即来信说：“广东省要在20年内赶上‘四小龙’……”；“省农业要大步前进，成为高效农业，华南农大想必能多作贡献！您已有了学术梯队，是大好事！祝您成功！”“您有两位年龄较大的研究生，也是好事，他们阅历广，可以从广阔的角度看问题。您在指导他们时，可充分发挥他们的这一优点。请酌。”“您信中问到我的工作方法，而我没有什么高招，主要靠大家帮助：集体的力量，组织得好，是巨大的。”钱老与我师生之间有问必答，授业解惑、关怀备至、亲密无间。遵照钱老的教导，我和学生相处，注重尊师爱生、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互相帮助，关系融洽。教学质量和研究工作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我们共同受到钱老的教诲和影响，当年我的研究生，四人几年前已晋升教授和学院领导、他们热爱本职工作，肩负起培养研究生的重任。
早在1992年3月14日钱老来信已明确地指出：“教育事业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诚为一个大问题。不久前巴金先生就提出：教育的第一个任务是教做人。此言很深刻！”这是钱老又一次敏锐地觉察教育出了问题，不容忽视！钱老还说：“今天的大学，大家见面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我忧虑的就是这一点。”［5］2005年7月29日病榻上的钱老向温家宝总理建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7年8月3日，钱学森又一次当面向温总理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处理好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就能够创新，中国人就一定能赛过外国人”。钱老晚年在病榻上“‘整天思考的’、‘念念不忘的’、‘忧虑的大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领军人才。”温家宝总理2009年9月4日考察北京35中时对师生说“为什么现在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钱老给我讲过五六遍”［5］。这句看似简单的疑问，却成为他老人家留给中国教育界一个刻骨铭心的待解难题。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花鸟虫鱼事业
钱老从第一封来信开宗明义地提出：“我认为花鸟虫鱼事业是我国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所以写过两篇东西提到这件事”。并特意寄来给我学习。在钱老惠赠的这两篇文章里，他已经明确提出“中国人不论贫富都喜欢养花，这是全民族的爱好，有历史传统”。“养花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很好结合……要宣传，应该受到重视。”“养花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发展花卉生产要走改革联合之路”。“必须形成自己的温室制造业，不能总是向外国购买温室。”［6］［7］我即回信说“我完全赞同您老的意见。广大人民群众有了高的文化水平、高尚的文化艺术修养——插花、养花、园艺、摄影、烹饪、音乐、诗词、体育、旅游、书法等等，必然会有抵制诸如聚赌、斗殴、吸毒、黄色等不良恶习的作用。这是我多次读了您的文章和来信后的体会。”（1990年5月1日）
钱老以后接连8封信都讲到这个问题，“我现在有兴趣的是找同志探讨花鸟虫鱼学，即把此门文化事业提倡一下。您那里环境对花鸟虫鱼事业的发展有利吗？”“我自己对花鸟虫鱼也没有什么实践……我只是认为花鸟虫鱼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国家应该关注，所以才提出‘花鸟虫鱼学’。您说要研究花卉文化史，那当然再好不过。祝您取得丰硕成果！我的一点建议是，您也要考察一下我国花鸟虫鱼事业的现况和了解一下国外情况（如荷兰及泰国）”。“您对花鸟虫鱼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花鸟虫鱼文化有新的想法吗？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积极借鉴一切对我有用的外来文化’，所以我们应该推进社会主义花鸟虫鱼文化。”“我国在这方面有悠久的历史……又将有光辉的未来。您将开展岭南花卉文化研究，那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现代化中要有花卉文化，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您可以写一本学术著作……以继往开来，这是件大事，请考虑”。“花鸟虫鱼是事业，要应用现代科学技术，不科学不行。”“我们要建立科学的中国花鸟虫鱼事业，也要讲质量、品种和效益。”为了推动这项事业，钱老与我酝酿是否需要成立中国花鸟虫鱼协会。钱老分析说“从头做起不如借助已有基础，所以提议：您向中国花卉协会建议，将该协会扩展为中国花鸟虫鱼协会。如您接纳我的建议，请去函中国花卉协会，此信亦可附尾送去。”我给中国花协写信，不久收到花协秘书长、《中国花卉报》冯德珍总编回信说：“您二位对花卉业如此关心，作为专搞花卉的我们来说真是受宠若惊，感激不尽！我已把信转交中国花卉协会，此事重大需由领导决定。届时他们会答复您的。作为报纸我们将努力按照您建议的精神去做。虽然花卉报本来有鸟虫鱼的内容，但所占篇幅很少，宣传得很不够，这是需要加强的。我想在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我们将把您的意见发表于报纸上，以激励大家。”
钱老反复强调：“中国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应有社会主义的花鸟虫鱼事业。”其用意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着眼于充实和丰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内涵，以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素养和身心健康。所论高瞻远瞩，含义深远值得珍视。在钱老的激励鼓舞下，20多年来，我的《岭南花卉文化史》研究笔耕不止，屡有所获。虽然名义上我已退休，承蒙学校领导厚爱器重，返聘我继续为博士班讲授《植物学史》。在教学中我引用和宣讲钱老的这些精辟教导，并组织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考察，发现、鉴赏花木天然魅力，再引导学生在实验操作中体验获得成功的快乐。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热爱生活，敬畏自然，进而自觉保护自然的情趣，期末安排学生写出课程论文和种艺心得。大家踊跃登台演讲，气氛活跃、图文并茂、内容生动，教学方法多样，密切了师生关系，教学效果佳良。2010年、2013年，我两次被评为“华南农业大学老有所为先进个人”。
（四）对《中国植物学史》和《中国农业通史》撰著的指导意见
中国植物学会决定编著《中国植物学史》，聘梁家勉教授任副主编，我为编委参加撰著，钱老闻讯来信说：“您是研究中国古代植物学的，我想一个问题是：中国古代植物学与欧洲古代植物学有无不同之处？与现代植物学有无不同之处？如有不同，其得、其失又在何处？这样我们不是可以集中、西之长，更推进植物学的研究吗？请教。”回信后钱老来信又说：“发掘中国古代对植物学的研究（精华），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植物学就比现代植物学先进，而是要从中国古代在此领域中所用的思维方法中去找出有不同于现代科学方法的精华。而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贡献于世界的”。“我们一定要发扬光大我国古代的成就”。钱老三次就《中国植物学史》研究提出真知灼见，指导我们要用科学的比法，探求中外古代植物学发展历程的异同和得失，并集中、西之长推进植物学研究的发展。以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所言切中要害，正是既往科学技术史研究中易于忽略和薄弱的环节。钱老及时的教导对于我们撰写好《中国植物学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撰著完成后，植物学会领导特意嘱我恳请钱老题词。钱老说：“我从来不搞题词之类事，这在中国科协已为大家认可，所以这次你们的要求，我也满足不了，请你们原谅”。后来我从他处进一步了解到，钱老给自己立的规矩就有不题词、不写序、不参加鉴定会。钱老不图虚名、务实求真的高尚品德，更加令我们敬仰。
钱老获知华南农大农史研究室正在承担国家农业部和中国农史学会组织编写《中国农业通史》巨著的部分任务后，来信说：“写《中国农业通史》的确任务艰巨。我想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要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讲清农业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我祝诸位成功！”所云极为中肯，点明了研究工作的主题。我们应当认真遵循。
（五）开发一门技术性科学——嫁接改造学
《植物生理学通讯》编辑部向钱老约稿，请他为《植物生理学与农业》专栏撰稿。钱老回复说：“当时我还没有什么可写的，后来读到华南农大周肇基教授在国际农业考古第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论中国嫁接技艺的源流和成就》，激发了我的兴趣。近来我一直在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有如下思考。”此文以《钱学森先生谈植物生理学与农业的一封信》为名发表在该刊1993年第6期上［8］。钱老在文中指出“总的是：为了一定的目的，对自然界的植物，用剪枝整形和嫁接进行人为的改造。在过去已有大量实践经验……因此剪枝整形和嫁接技术在农业、林业中是大有前途的。但这方面似尚缺少植物生理学的理论指导，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开发一门技术性科学——‘植物嫁接改造学’？它的作用绝不亚于基因工程学。”钱老此论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
钱老有13封信涉及植物嫁接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植物学工作者不能把嫁接技艺发展成嫁接科学技术，从而开辟不同于植物育种的另一条道路，应用于花卉业、农业、林业。有这个可能吗？请教。”“我之所以再三询问嫁接在农业中的应用，是因为嫁接不同于杂交育种，也不同于分子生物学中的基因工程，是又一种改变作物性状的手段，似应深入研究。这可以从过去的经验开始，但应用现代生物科学手段，您以为如何？”钱老再三强调嫁接科学技术在农林园艺业的普及、广泛应用要取得明显的实效，体现钱老推进科学技术、发展生产潜力锲而不舍的执着精神。钱老1994年7月3日来信结尾，特意加了一句：“据此应强调树艺业而不是树艺学。”他老人家一贯反对空谈理论，不着实际、不解决实际问题的所谓“理论”。1994年11月19日钱老信中说：“我们不能喜‘学’而厌‘业’。”
钱老的通信发表后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北京农大、日本京都大学、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和山东农大的教授分别给我来信索要拙文，赞誉钱老对植物生理学发展的远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加拿大阿尔伯特大学刘用生教授，深受钱老这封信的影响，来信索要拙文，决心研究植物远缘嫁接，从此开始了刘用生和我之间长期的学术交往。他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有10多篇论文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
钱老同时还与北京农大致力于嫁接生理研究的杨世杰教授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将致杨教授的信复制寄我。信中说：“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您的11篇著作都集中于嫁接隔离层的组织学、细胞学、生理学及生物化学的研究，这当然是嫁接学的基础研究，十分重要。但从技术科学的植物嫁接改造学角度来看，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是嫁接的后果，特别是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观察嫁接的后果。您收集了这方面的规律了吗？请教！”可知钱老更为关注的是“从农业生产角度来观察嫁接的后果”及其规律性。即生产上是否已见效果并推广，有无显著的经济效益，人民是否从中受益。钱老还先后附寄了4组作物嫁接成功的剪报。诸多事实证明嫁接技术在农林园艺业上是大有作为的。钱老不断地提出新见解，这是他以身作则地履行了他所提倡的“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要为此多出谋划策”的诺言，怎能不令人钦敬。
（六）严以律己、淡泊明志、虚怀若谷的当代典范
当我满怀崇敬的心情，第一次给钱老回信并遵嘱寄上拙文恳请批评指正时，钱老很快复信说：“信及尊作四篇收到，我十分感谢。您自称学生，这我很不敢当；说实话，我对农业技术不在行，应是您的学生。”又说：“您是农史的专家教授，而我对农史一无所知，当然是您的学生。”拜读这些出人意料的话，我不禁汗颜。在蜚声中外的科学巨匠、年高德昭、身居要职的钱老面前，我自然是小学生。我很明白，有了钱老的器重，我才有缘与他老人家通信，才有从中多蒙受教诲的机会。能当钱老的学生是我的荣幸和福分，然而当下钱老却自称学生，我简直是羞愧难当了。我在复信中说：“您老德高望重、智慧超群、学识渊博、爱我中华，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您早已是我们敬仰、钦佩的老师。师生之谊是人类最崇高的情谊。您千万不能自称学生。愿我们师生之谊与日俱增。学校领导都盼望您老能光临我校、我室指导工作，我陪同您去花鸟虫鱼繁茂之处考察调研。”钱老复信说“您在信中邀我去广州盛情感人！但我近年已不远游，盖年近八十，应有自知之明，有一点余热该用于学术。所以您的邀请，我只能拜谢了！请谅。”钱老心无旁骛，专注奉献的品德可见一斑。
钱老功勋非凡，多年来一直是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人物，连年荣获国内外至高水平的表彰奖励，面对接踵而至的荣誉和祝贺，他总是说：“您在信上讲的，我实在不敢当！过去的事没有什么要多说的了，问题在于我今后怎么样了。”“来信对我过奖了。过去的事已过去了，我到底如何？还有待于我的表现呀。”“信中对我有过奖之处，我很不安，请千万不要这样了，我们是相互学习嘛。”“党和国家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不要把荣誉都堆到一个人的头上，务必将这一荣誉授给别人”。“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工作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钱老70岁以后就不断向上级写辞职报告，要求辞去各种领导职务。晚年由于腿脚不良于行，不便参加学术活动。他写信给中科院周光召院长，主动辞去院士称号，但未获同意［9］。钱老对自己还有个四不，绝不改变：一是不搞“走后门”的事；二是坚持不吃请，不搞公费旅游；三是不出国；四是坚持不上名人录［10］。钱老的肺腑之言，谦虚谨慎的美德，堪称当代严于律己、淡泊明志、虚怀若谷的杰出典范。
我出差在外，妻子韦璧瑜收到钱老来信后代我复了信。钱老回信说：“我感到很抱歉。上次给肇基同志信中竟把你的姓写错了！您信中对我过誉了，您是天然有机化学的专家，我要向您学习！”钱老容不得半点差错的严谨作风，体现在各个方面，即使是书信交往中写了个同音字，察觉后也不放过，郑重其事的写信来道歉。我们心中更加钦佩。
钱老虚怀若谷的情怀还表现在对先贤哲人的敬重上：“欣知贵室藏书丰富，我想可能是丁颖老教授打下的基础。我对丁老是深怀敬意的！”我回信补充说：“我校丰厚的农史藏书除了归功于丁老的领导和支持之外，还有著名农史学家、图书馆长梁家勉教授，这是他一生执着寻访、征集、研究的结果”。钱老来信特意郑重加上“请向梁家勉教授问候！”植物生理学家、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中国农史学科的杰出创始人、著名农史学家石声汉教授是我的农史启蒙老师。1992年西北农大和陕西省科协联合召开纪念石声汉教授诞辰85周年大会，我写了篇长文缅怀纪念。钱老来信说：“蒙赐尊作《石声汉教授的品德学风和学术成就》十分感谢！我们全家都读了，深受教育！他在中学时，才16岁吧，就拟了‘大地作庐天作幕，坚金为骨怒为肠’的对联，他一生伟业，自有基础矣！您有这样一位老师，真人生大幸也。我再次表示感谢。”（1992年12月2日）没有想到钱老全家都读了这篇纪念文章，而且钱老看得很仔细，竟然能感同身受地发出如此贴心的话语来。他敬仰先贤的高尚品德就不言而喻了。
频频的书信往返，我们建起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宛若至亲好友，信中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钱老将友人赠他的科普书籍转赠给我，我于1992年4月20日复信说：“我过去也写过数十篇科普文章在中央电台、甘肃省、河南省电台播出，在《植物杂志》等刊物上刊出数十篇，收到过许多热心听众和读者来信，获得过全国和省级奖励。我曾任甘肃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当时曾有人科研论文写不出，科普文章不会写，却对别人的工作非议，说什么‘不务正业’。”钱老1992年5月7日回信说：“您在科学普及做了那么多工作，我很佩服！这是不容易的，要文、理结合呵。”钱老每次收到拙文，回信必有提及，阅后多有评论、嘉勉和鼓励，有时还提出努力方向：“《岭南第一花乡》收到，我在书中见到您引种的兰州百合花，还是第一次，您的《千年花事话芳村》是篇好文章，读后增长了许多知识！”“您寄的《中国古代生物学史》我先看了目录，很感兴趣。我一定仔细读，尤其是您写的第十一章，若有所得再告。”“您自己做实验保鲜荔枝，是件实用技术，要在实施、搞企业上下功夫，只写文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们所在的地区是个高技术开发区，投入实用该是有机遇的。请酌。”钱老慧眼独具，他在看到我于1988年发表的论文《中国传统瓶花技艺》后，专门写来热情洋溢的嘉勉信。该文于1992年获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评为十年（1982—1992）优秀论文奖。
得知我们工作有点滴进步，钱老会及时来信激励。“欣闻璧瑜荣获国家科委、全国高校科研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谨此祝贺”。“蒋英和我都非常高兴地知道国家已批准给您和璧瑜二位发政府特殊津贴，这是国家的关怀，也是对二位多年辛勤工作的肯定！”得知璧瑜应邀赴美、日讲学、科研合作，也来信“祝她访问成功”！我们回信说：“十分感谢您老对璧瑜获奖的祝贺。您老荣获国际大奖，为祖国争得荣誉，值得全国庆贺。她的获奖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点滴进步是您老教诲的结果。”尊长的嘉勉，滋润着后学的心，激励我们奋进。
积十年之功，我完成了《中国植物生理学史》专著，又遇出版经费无着的困难。钱老复信说：“出书难，我也多次听到……中国出版界现在太乱，这与文化界情况相似，国家文化（出版）的工作实在跟不上形势。”“现在我们国家出书，特别是学术著作真是十分困难，没有钱就出不了书！好的著作也不行！这怎么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我们的改革要解决这个问题。”钱老的话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后来经过多方面努力，争取到高教厅、学校的部分资助，问题基本解决了，钱老又来信说：“《中国植物生理学史》即将出版，是可喜可贺的大事，但你们在信中还提到我也有功，这我可不敢当！我恭候能拜读尊著。”“尊作《中国植物生理学史》收到了，我谨向您表示谢意！书首登了您和我的照片及一封信，这我很不敢当！中国古代并没有植物生理学的概念，您是从古籍摘取现代植物生理学的片段加以整理写成的，这很不容易。待我好好阅读后，如有所思再向您请教。”手捧年近九旬敬爱的钱老如此谦逊的书信，暖心窝的激励，我不禁热泪盈眶。
三、亲切会晤长谈，谆谆的教诲不倦
1994年国庆节后，我将去北京开会。钱老于1994年中秋节晨来信说：“如有时间来晤，请先与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涂元季秘书联系，以便酌定时间。”到京后约定10月18日下午3时在钱老寓所会面。由于遇到了塞车，到达航天工业部大门时已经迟了一刻钟，警卫参谋出来迎我，跟着他来到钱老寓所门前。这是大院里一幢普通的多层大楼，钱老就住在单元房里。参谋开门时，慈祥和蔼的钱老已站在会客室门口，我趋前说：“钱老您好！我来看望您了。”钱老伸出温暖的大手相握，说：“欢迎！欢迎！您是远道而来的客人，我应该去住地看你。由于腿脚不良于行，不便前往。抱歉了。”我忙说：“钱老，我是学生自然应该来看望老师呀”。钱老笑着说：“请坐吧”。我等钱老落座后，坐在紧挨着他的沙发上，交谈起来。“钱老，实在抱歉，路上塞车迟到了，让您老久等了”。“塞车是常有的事，没有办法的。我们通了六年信了，没有见过面。原说八月份来，后来改变了计划，今天来了我很高兴”。望着儒雅亲切、笑容可掬、谈吐自若的钱老，我拘谨不安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此时我才注意到钱老的衣着十分朴素。蓝布中山装，内着灰毛衣，圆口黑布鞋，戴着普通的电子表。也许是北京晚秋多风，头戴黑绒线小帽。他操着我熟悉的吴地乡音普通话，思路清晰侃侃而谈。会客室面积不大，米黄色的墙，没有什么装修，深褐色地板已显陈旧。两三张布套沙发、一只茶几，贴墙立着4只书橱、一盏落地台灯，几乎已占满了会客室的大部分空间。里间工作室面积更小，摆了一排书橱，一张办公桌。住房年代久远，不久前不得不装修一下。蒋英教授对此的指示是：“不搞豪华，要像教授的家。”确实是这样，比我所见教授之家的藏书还丰富。这就是钱老办公的地方。没有豪华、考究的陈设，只有满屋的书香。谁能想到一位功勋盖世的国家级领导人、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大师就住在这么普通的房子里。后来我才知道钱老一家1960年就住进这里，半个世纪没有动过。组织上曾多次给他安排新居，他都婉谢说：“我现在的住房条件，比与我同船回来的那些人都好，已经脱离群众了，我常为此感到不安。”钱老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10］他对自己要求如此严格，多么崇高的情怀，多么朴实的话语，令人肃然起敬。
晤谈不久，蒋英老师进来与我会面，我起立代璧瑜向她问候。她关心地问了璧瑜工作情况，感谢寄赠的中草药，讲了勉励的话。说自己要上课去了，让我们好好谈谈。钱老问了我来京开会的情况，单位的发展变化。我说：“十分感谢您老这么多年的来信鼓励指导。现在您的来信已不仅是我们家的大事，也是我们研究室全体师生的大事。我们大家一起阅读分享快乐，领受教益。”钱老笑着说：“我们是一起探讨感兴趣的问题，是互相学习，谈不上指导。”说着从茶几上取出一份杂志，“这里面登着我写给田纪云副总理农业改革的一封信。送给您看看，请提意见。”我道谢了，翻看了片刻，继续交谈。钱老回忆起20世纪50到70年代在大西北荒漠搞试验研究，高度军事化的战斗生活，“一个命令，带上行李、棉大衣、皮帽子就出发。没有人讨价还价。家里人都不知道具体去哪里，去做什么，更不知去多久。绝密，谁都不能说。妻子儿女都不能说。人人遵守这是铁的纪律。成千上万的人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怕牺牲，前赴后继，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取得航天事业的伟大胜利。我个人仅仅是沧海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国家。”“现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国各行各业都取得突飞猛进的成绩，国家正向小康水平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你们正是年富力强为国效力的大好时候。希望您们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多出成果。农史研究同样可以大有作为，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可以为国争光、为国家富强出力。”
我们愉快地畅谈了两个多小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心想不宜打搅太久，于是取出相机，提议为钱老照相。钱老愉快地坐在原处，我为他照了相。钱老说“我们一起合影吧！”警卫参谋进来为我们合影。都坐着照我心中不过意，于是说：“钱老您是老师、长辈，我要站在您身后拍一张”，一共拍了六张照片。考虑钱老该休息了，就起立告辞。钱老也站了起来，两人紧紧握手，对视良久。我诚挚地说：“您老亲切的会见，谆谆的教诲，我永志不忘！您和蒋老多多保重，祝福健康、快乐。”钱老握住我手说：“很高兴，畅谈难得啊！回去问璧瑜同志好”。送我出了门，我道别转身，只见钱老还站在门边挥手，目送我远去。我再次转身停步挥手，大家依依不舍。
回穗后我即刻给钱老报告安抵消息，寄去照片。钱老两次回信说：“来寓畅叙，我得益甚丰！我们互相有了进一步的相识。”“您10月来京并到寓所畅谈是很难得的，四帧宝贵的照片都收到了，请释念！谢谢了！”我将钱老与我合影分送诸亲友，题词是：“亲切的会见，莫大的激励”。大家从中受到鼓励、鞭策。
钱老身居要职，国家有大事需要他去操劳；享誉环球的科学大师，有诸多尖端科技需要他去开拓，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他老人家数十年如一日，兴趣广泛，博览群书，视野开阔，不仅精通尖端科学，而且还博览其他学科图书杂志。从新出版的《自然科学史研究》上看到了拙文，以关怀激励后学的博大情怀，给我这个平庸之辈写来了一封又一封感人肺腑、暖人心怀的书信。21年来通过我在课堂上下传播，这股振奋人心的暖流早已不只是鼓舞激励我个人，而是鼓舞激励了自然科学史、植物学史、农史界数以千百计的广大民众。对于稳定和壮大这支常常不为人们所重视的学科队伍起到了非同凡响的积极作用。我们的师生一讲起钱老无不为之动容。大家热爱这个专业，正以刻苦学习，深入研究，以期长足进步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可敬可亲的钱学森院士。
长期的书信交往，难得的聆听教诲，促膝谈心，如沐春风逢甘霖，在润心细无声的氛围中，我深深感悟到钱老平易近人、赤诚报国、高风亮节、无私奉献、言行一致的高贵品格。我查阅了多家报刊纪念钱老的文章，整理出一份《钱老名言录》印发给上“植物学史”课的师生共勉。“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敬爱的钱老以光辉的一生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豪迈诺言。
参考文献
［1］洪绂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N］．科技日报，1996-12-02．
［2］钱学森.1998年1月10日致周肇基的信［A］．涂元季，李明，顾吉环．钱学森书信（10）［C］．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343．
［3］钱学森．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36．
［4］姜玉平．从工程控制论到大成智慧学——戴汝为院士访谈录［A］．钱学森研究（2007）［C］．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75-78．
［5］杨涛．记住钱老的建言与遗憾［N］．羊城晚报，2009-11-02．
［6］钱学森．建立意识的社会形态的科学体系［J］．求实，1988（9）：2-7．
［7］钱学森．养花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发展花卉生产要走改革联合之路［N］．花卉报，1986-06-13．
［8］钱学森．钱学森先生谈植物生理学与农业的一封信［J］．植物生理学通讯，1993（6）：458．
［9］一生激动过三次，晚年忧人才培养［J］．羊城晚报，2009-11-01．
［10］涂元季，莹莹．钱学森故事［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1：254-258．
-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原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
- 这8位院士是：1958级的白以龙、徐建中、王自强，1959级的吴有生、杜善义，1960级的杨秀敏、范维澄、刘连元。
- 晋升中将的为1960级的杨秀敏和1961级的焦安昌。
- 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农史研究室教授。
- 参见涂元季、莹莹著《钱学森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380—383页。
- 参见《一生激动过三次，晚年忧人才培养》，《羊城晚报》2009年11月1日。
- 2007年12月10日钱学森秘书在北京“学习钱学森创新思想培养科技领军人才”研讨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