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钱学森归国60周年
弘扬钱学森精神 建设航天强国——在纪念钱学森同志归国6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孙家栋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北京100048）
编者按：2015年是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归国60周年。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时刻，2015年11月19日，经中共中央办公厅批准，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中央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局、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组织召开纪念钱学森同志归国60周年大会。纪念大会上，钱学森同时期专家代表、新时期留学归国人员代表、钱学森家属代表分别从不同角度作了发言，深情回忆钱学森的光辉人生历程、宝贵科学品质和崇高精神风范。为此，本辑特选录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教授在纪念大会上的发言稿，以飨读者。
2015年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同志归国60周年的纪念日子。这不禁勾起我深深的回忆和深切的怀念。我对钱老充满崇敬和怀念之情。钱老在我心目中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是我的领导，更是我尊敬的师长。回想我这一生走过的道路，我为自己能在钱老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十分幸运。我1958年从苏联留学归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就在钱老的领导和爱护下从事航天工程的研制工作，跟随他整整半个世纪；亲身体验和感受了他对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特别是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亲眼目睹和见证了他用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树立了一座中国航天的丰碑。
一、在航天事业的创建中，钱老功不可没
我感触最深，也是钱老贡献最大的，首先是他开创中国航天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钱老早年就怀抱“学习知识、贡献社会、报效国家”的宏大理想，在美国科学界崭露头角，功成名就，成为“科学家银河中一颗明亮的星”。经过艰苦斗争回国后，钱老以强烈的爱国热情、远见卓识和非凡智慧，带领我们航天战线的干部职工不懈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经济落后和工业薄弱的基础上，突破了航天技术的诸多难关，先后发射成功导弹和人造卫星，开创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纪元。
我1958年初到国防部五院，让我去搞火箭导弹，真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能在新中国刚刚创立两年的国防尖端科技部门工作，可以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担心的是，自己学的是航空专业，导弹是什么样子？怎么设计？怎么制造？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但是听领导和同志们给我讲五院成立的背景，讲国防建设的需要，讲有钱老这样的世界知名科学家带领，有党和国家的特别重视和支持，我的信心就逐步增强了。钱老亲自给我们讲授导弹概论，还请庄逢甘教授讲空气动力学，请梁守槃教授讲火箭发动机，请朱正教授讲制导，等等。经过艰苦的谈判，苏联陆续支援我们几发模型弹，派来一些专家。虽然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了所有专家，带走了图纸资料，但我们在党中央“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方针的指引下，从仿制到独立研制，很快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发展航天事业的道路。
中国航天事业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路程，回头来看，钱老在航天事业创建时那种建立在科学思考基础上的魄力，那种为国家为民族不怕担风险的大无畏精神，影响着我的一生。恐怕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体会和感受。在我们这支队伍中，只要钱老说了，大家都按他说的去努力，事情一定能办成。他的威望，他的学识和人品影响着一代甚至几代人。
二、在航天技术的发展上，钱老高瞻远瞩
在宏观上，中央对发展航天事业制定了正确的方针，聂荣臻元帅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指导思想，中央把它确定为老五院的建院方针。如何贯彻这条方针？钱老从技术上带领我们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钱老很重视科研。在他的努力下，逐步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合力攻关的科研队伍。他常说，如果没有科研队伍，不搞科研，只搞生产，那就只能仿制，怎能做到自力更生？在发展的道路上，钱老以他的远见卓识，带领我们制定了正确的发展规划，走出了一条多快好省的研制之路，避免了走弯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钱老几次主持制定了导弹、火箭发展规划。我参加了钱老主持的“八年四弹”规划。他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和我们一起讨论，审查我们的计算结果。这个规划的实施使我们的导弹火箭研制生产上了几个台阶。空间技术研究院建立之后，卫星研制、应用事业怎样发展？钱老主持制定了“三星规划”（“东方红一号”卫星、返回式卫星和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为空间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曾担任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对此，我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
在我国导弹、卫星技术从起步到大发展的过程中，都是在钱老带领下开了好头，走上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从技术发展途径来看，钱老的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但是，钱老是个非常谦虚的人，每当讲到这些成绩时，他总是把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具体指导放在前面，把广大科技人员放到前面，总说一切功劳归于集体。钱老这种崇高的科研道德和人格魅力，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
三、在航天队伍的培养上，钱老言传身教
钱老非常平易近人，尤其是对青年人非常爱护。他给我们讲课，大家都爱听。在一院时他讲《导弹概论》。到五院后，他又自编教材，讲《星际航行概论》。为了发扬技术民主，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每周都要拿出时间和我们讨论重要技术问题。那时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钱老总是很和蔼，笑呵呵地让我们慢慢讲。如果我们讲的有什么不妥，他会耐心引导，或帮忙解释，或让我们回去好好想一想。钱老很少直接批评我们，总是给我们启发式的教育。
钱老给我们很大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严谨的作风。有一件事是我终生难忘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们自行研制的一种新型火箭即将运往发射场，按惯例产品出厂前要作许多装配测试工作。其中惯性制导系统有一个平台，在平台上装陀螺，必须能够很精确地装好。在总装车间，第一套装上了，没问题。由于时间比较紧，等着装车的车间师傅跟我说，都是一批生产的，第一套能装上，第二套作为备份用的也一定能装上。我想师傅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没想到，到了发射场装配时，怎么也装不上。我赶紧向钱院长报告，他听到后并没有批评我，告诉我仔细研磨后再装。加工时，钱老一直在现场陪着我们，我和工人师傅从下午一点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装好。他也一直陪我们到凌晨四点。中间我们几次劝他回去休息，他就是不走。这件事情给我印象太深刻了。钱老给我们树立了严谨的好作风，必须非常认真地办好每一件事。
钱老崇高品德的另一方面是敢于负责、勇于替下属和青年同志承担责任。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我们新研制的一种导弹在发射试验时失败了。经分析，主要是发动机和控制系统出的问题。发射的失败与总体设计和协调不够有关，我们总体部压力很大。在分析故障原因、总结教训时，钱老主动给我们减压，他说：“如果说考虑不周的话，首先是我考虑不周，责任在我，不在你们。你们只管研究怎样改进结构和试验方法，大胆工作。”钱老一席话一下子把我们的顾虑都打消了。这么大的领导，这么大的科学家，试验中出了问题他把责任全包下来，我们年轻人跟着他干还有什么顾虑呢。在平常研究工作时也是这样，他总是鼓励我们大胆发表意见，并且诚恳地说，你们的建议如果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如果失败了，大家一起总结教训，责任由我来承担。
几十年干航天，每当遇到重大问题不好下决心时，想起钱老的鼓励，我就把自己的想法如实讲出来，与大家一起共同探讨或供领导决策。
四、在航天工程的管理上，钱老提出两个重要观点
我们从仿制导弹走到自行设计阶段后，马上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设计人员最重要的不是会设计什么，而是从何开始搞设计。就是要有个程序，什么先办，什么后办，什么事情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办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钱老经常组织一些专家和基层干部研究。当时，钱老提出两个很重要的观点，第一要有总体设计部，对一些复杂问题，总体设计部从总体优化的角度加以协调；第二就是系统工程。我觉得这两点对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对航天队伍的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好地体现了钱老在科研管理上的努力探索和重大贡献。在当时的条件下，那些带过兵打过仗的老领导，把集中统一指挥和现代化的科研生产结合起来，不断探索，形成了“三步棋”、“双岗制”、“三检制”等工作程序、工作制度，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中间，钱老有意识地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
钱老曾经说过：“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这段简短的人生座右铭，是他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一生以科学态度追求真理的真实写照。钱老的一生与中国航天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航天史上不仅记载了他的不朽功绩，而且也展现了他出众的才华和崇高的人格。这一切都永远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上，长久地存留于我们的记忆。钱老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就像那颗高挂在太空的“钱学森星”，光芒永不熄灭，照亮着中国航天振兴腾飞之路。钱老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藏、铭记、传承，并在华夏大地上发扬光大。我一定以钱老为榜样，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为使国家科学技术以更快的步伐走向世界前列，为实现中国梦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父亲牵着我的手——在纪念钱学森同志归国6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钱永刚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上海200030）
2015年是我父亲带我们一家归国60周年，回顾60年前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
那是1955年9月17日。父亲的大手牵着我的小手，与妈妈、妹妹一起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我那时才7岁，还不可能理解“回国”的意义。只知道父亲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父亲带我去的地方一定很好、很美。
我们在船上的舱室是三等舱，很小。送别的人送的花篮在舱室里都摆不下，只好摆到船舱的过道上。可是没有多久，父亲就牵着我的手，走进了一间很大、很漂亮的头等舱。那时，我以为是父亲买了头等舱的票。长大后才知道，原来轮船公司禀承当局的意愿，以“头等舱的票已经售完”为由，想阻止父亲回国。但父亲在困难和障碍面前，从来不会回头，他毅然决然地带着我们踏上万里归途。还是同船一位有侠义之心的美国女权运动领袖，得知我们全家挤在一间狭小的三等舱中，出面和船长交涉。她愤然说，“你们就让这位世界著名科学家住在三等舱吗？”我们这才住进了头等舱。
邮轮经停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我看到有侨胞特意到码头上来看望父亲，可我不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2005年，父亲收到了一封信，寄信的是一位名叫“林孙美玉”的老侨胞。她在信中满怀深情地回忆了那次在马尼拉和父亲的谈话。林孙美玉在信中说：“您给我上了美妙的一课！听了您的话，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这样谦逊、这样理解人的话语，在当今物质世界里真是再也难以听到。”
回到祖国后，我们一家来到了北京。不久就落户到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宿舍，我们住在当时中国科学院最好的房子里，有卫生间和厨房。可是做饭既不是用煤气，也不是用电炉，而是烧煤球，但父亲和妈妈都很愉快，因为这里毕竟是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家。
记得回国之初，吃早饭时，桌上摆着冒着热气的牛奶，大人叫我们喝，我们不敢，因为在美国喝的牛奶是凉的，不加热的，桌上的牛奶在我眼中不是“真”牛奶。我跟妹妹交流着，被懂英文的朱兆祥叔叔听到，讲给大人们听，引起一阵大笑。
刚从美国归来的我，基本上只会讲英语，与同学、老师交流很困难，更不要说听课，学习了，因而很需要父亲领着我走过这段艰难之路。可这时的父亲却非常忙，他正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建四处奔波。在他领导下，力学所很快就成立了，时间之快超出很多人的预料。他还参加了《1956—1967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他给科学家们讲授电子计算机、讲授受控热核反应，这些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在当时的中国还很少有人了解。
父亲的工作这样繁重、忙碌，自然也就无力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父亲的大手很少再牵着我的小手，漫步人生路，但他却用另一只无形的手，继续引领着我，以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告诉我如何做人、如何成才。父亲是一个多才多艺，眼界非常宽、看得非常远的人。他曾经多次提出，科技创新人才要具备两种能力：一是逻辑思维的能力；二是形象思维的能力。这两种能力都要靠后天的培养、训练，他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父亲上中学时，我爷爷让他学理科，但在寒暑假让他学画画、学乐器演奏、学书法、学摄影。因此，父亲青少年时期在形象思维方面所受到的培养、训练，大大多于其他人。当父亲把自己的这段家教的故事告诉他的老师冯·卡门教授时，卡门教授赞叹地说：“你的爸爸真了不起！”
除了形象思维，当然还有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训练，而能让这两种思维能力都得到提高的，是书。读书是我们家的“家风”，我从这个家庭里受到的最大影响是对书的热爱。父亲是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早在高中，他就读了介绍相对论的书；在大学时，他读过俄国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父亲和母亲很重视培养我的读书爱好。回国的时候，尽管行李很多，父母还是给我和妹妹带了不少精美的图书，尤其是科普读物。在父亲的影响下，在这种家风的熏陶下，我也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现在只要有我喜欢的书，不管有用没用，都找来读，毫无功利目的。这对我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
1982年，父亲退出了第一线，他年纪大了，他的腰有些弯了，手也不那么有力了，而我的手也不再是被父亲牵着的小手了。“大手牵小手”，已经成了遥远而甜蜜的回忆了。但是我很快就感到父亲仍然在“牵”着我前行，不是用他的手，而是用他的行为，他那永不停息的探索精神。父亲不但“退而不休”，而且他科学家富于探索的热情更加高涨，更加炽烈，他关注的范围更宽了，涉足的程度也更深了。他不仅涉猎音乐、绘画、电影、文学、生命科学、技术美学、现代农业，而且有研究、有心得、有创见。
随着时间的流淌，研制导弹、火箭、卫星的父亲也不可避免地年迈了，甚至不得不卧床了。尤其是他的听力衰减得非常厉害。以前，他是个“铁杆广播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一早一晚的“科学知识”和“新闻联播”，是他必须要听的节目。为此，我们家吃饭的时间都要为广播节目让路。直到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千家万户，许多家庭已经没有了收音机时，父亲仍然在收听广播。据说，喜欢听广播，不爱看电视的人，大都是形象思维能力特强的人。可是到了晚年，他已经听不了广播了，无奈地对我说：“咱们支个电视吧。”于是，我在他的房间里支起了一个电视。他问：“多少钱？”我没有告诉他，只说：“算我孝敬您的。”
他晚年虽然卧床了，但他的头脑不仅没有“卧床”，而且更加关注那些影响国家前途的大事，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他多次和我谈到这个话题。他认为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完全形成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机制。他说：“讲科技创新首先要进行形象思维，要善于联想，提出假设后再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加以证明。要是连‘假设’都没有，何来‘证明’？现在许多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学这学那，初衷很好，但太功利：学弹琴、学舞蹈，学画画都是为了升学时加分。我们那时候哪有级啊？我父亲要我学画画，学到哪儿算哪儿。”
2009年10月31日，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他再也不会牵着我的手走人生之路，再也不会用语言给我讲述人生的哲理。但我总感到，他过去是一棵大树、一座高山，现在又如一颗恒星，有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场”。这就是他的学识、他的风范、他的思想、他的精神，我会继续在他的“引力场”中前行。
我敬佩父亲，因为父亲像一棵大树，我是大树上的小鸟，有繁茂的枝叶遮挡，不必担心风雪骄阳；父亲又像一座高山，我是高山上的小草，有了高山的滋养，才能茁壮地成长。
2015年是我父亲带我们一家归国60周年，现在我也已经退休了。我也要像父亲那样“退而不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钱学森回国纪事
张现民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上海200030）
1950年
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钱学森案件问题。会议首先就钱学森是否应该被停职并从加州理工学院辞退展开讨论。三军人事安全局经过全面考虑所有获得的记录以及其他材料，认为，证据不足以要求钱学森从加州理工学院停职。随后三军人事安全局开始考虑钱学森涉密研究工作，经过缜密考虑，会议认为，钱学森曾经是司法部所认定的具有颠覆性质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与共产党成员有比较亲密的关系，并对他们持同情态度。会议决定致函加州理工学院，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和航空研究工作。
6月6日，美国陆军第六军总部致函加州理工学院，通知取消钱学森参与航空和涉密合同研究工作以及获取陆军、海军和空军信息的资格。信中还说，根据工业雇佣审查委员会的规定程序，钱学森有权由自己或授权律师在三十天内申诉，询问被取消从事涉密研究工作的原因等。同日，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亚瑟·C·威滕伯格（Arthur C．Wittenburg）和菲利普·J·赖利（Philip J．Reilly）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实验室钱学森办公室约谈钱学森，希望在其自愿情况之下，就其是否为共产党员等问题进行谈话。钱学森答复：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共产党员，对于为何名字出现在一九三九年共产党党员记录中表示困惑。钱学森还说，虽然有些朋友表现出左派的倾向，但不能推测出他们可能是共产党党员。
6月14日，致函海军军械实验室机械部西格（R．J．Seeger）。信中说，自从我来到西海岸，发现很难与在您实验室从事的研究工作有直接的联系。事实上我发现作为您实验室的顾问并不称职，因此利用学年结束之机辞去实验室顾问。同日，致函海军军械实验室人员海耶斯（Hayes）。信中说，我已经给西格先生写信，希望辞去海军军械实验室顾问，因此将担任顾问期间收到的机密和内部报告归还给您。同日，复函美国海军军械实验室人事助理韦尔施泰特。信中说，我已经致函西格先生，希望辞去海军军械实验室顾问，因此现将没有签署的1950—1951年顾问合同归还给您。
6月16日，被吊销涉密研究许可证的信件邮寄到校方，校方于当日派人转送，收到此信件并签收确认单。同日，拜会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林德瓦尔并向其提出辞职请求。说，我觉得我在美国已经不受欢迎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辞职回到中国。同日，魏因鲍姆在家中被捕。美国当局指控他在1949年9月欺骗军方说从不是共产党员。
6月17日，接到联邦调查员亚瑟·C·威滕伯格（Arthur C．Wittenburg）电话，被询问关于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的情况。钱学森回答说，我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是“非正式”的。也不知道我的辞职是否获准，如果获准，我就回到中国。
6月19日，联邦调查员亚瑟·C·威滕伯格和菲利普·J·赖利再次到钱学森办公室，调查他在1938至1939年之间参加帕萨迪纳活动的情况。钱学森说，在过去十年多时间里，无论在战时还是以后，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方面对美国作出很大贡献；可是如今，作为受欢迎的情况已不复存在，一股疑云笼罩在头上，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离开。钱学森表示与马林纳、杜布诺夫、魏因鲍姆等关系密切，但强调并不知道共产党员的身份。当问及是否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之间订购过《人民世界日报》（Daily People's World）时，钱学森说，全部都读过，相比其他报刊，它的一些观点对中国充满同情。
7月21日，杜布里奇致函在法国巴黎的冯·卡门，希望其通过军方设法解决钱学森的麻烦。信中说，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得知钱学森涉密资格许可证，已经被美国军方吊销，我们从第六军总部获知，被吊销的原因是他们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过去是美国共产党成员，而且与美国共产党员有密切的关系，并对共产党员表示同情。我们对此都感到惊讶，但不幸的是，钱学森已经意识到美国联邦局对他的询问，事实上是对他的怀疑；他也向我提出了辞职回到中国的想法。对于这样的情况，我感觉到很荒谬，一位为美国火箭和喷气推进研究做出巨大成就的人被剥夺在这个领域工作的机会，而且钱学森一旦回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将得到他的能力。因为，钱学森很大程度上是不会被允许回国的，但无论如何，除非这个禁止的命令被撤销，否则他将无法在喷气推进领域继续工作。我已经与华盛顿诸多方面进行交流磋商，指出钱学森如果不能为美国服务，那将是美国国防事业的重大损失。而我也想到，您也希望将这些情况向美国空军的一些朋友传达，指出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请求他们对此做出调查。诚然，钱学森对共产主义有同情心，或者也仅是在某一时间可能与共产党的个人有偶然接触。所以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我们都应该努力让他获得涉密研究的资格，使其继续从事研究工作。
7月25日，美国陆军洛杉矶军械部致函加州理工学院，再次确认是否已经取消钱学森获得机密资料的资格，不能将任何涉密资料给钱学森。
7月27日，工业雇佣审查委员会行政办公室主任弗朗西斯·M·雷致函钱学森。信中说，我们根据国防部陆海空人事安全局剥夺接触国防部涉密合同和信息的权利的文件内容，工业雇佣审查委员会已经通过了您的案件的所有材料，调查表明您曾经是加州帕萨迪纳“一二二”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被国家安全部列为具有颠覆性质的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的尤尔特曾经代表您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并对禁止您参与国防部涉密信息和承包事项提出申诉。
7月29日，致函美国国务院，表达回国愿望。
7月31日，弗朗西斯·M·雷致函钱学森告知听证会的安排，并抄送给尤尔特。信中说，根据您被剥夺接触国防部合同工作和信息而向工业雇佣审查委员会提出的上诉申请。委员会已经安排哈罗德·R·斯塔德菲尔德（Harold R．Stadfield）中校前往洛杉矶听取您的上诉。听证会的安排已确定：1950年8月23日，周三上午10时，地点在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南菲格罗亚大街751号，美国地区工程师大楼240房间。您或者代表您的其他有关人士可以出席听证会，提交口头或者书面又或者两者都有的证据，说明您有权利适合于接触国防部的涉密信息和承包项目。
8月4日，致函工业雇佣审查委员会主席。信中说，我收到了弗朗西斯·M·雷7月27日的信件，通知我已经接受我的上诉，我希望由华盛顿工业雇佣审查委员会召开听证会，由于我8月底计划离开美国，因此希望您尽可能的安排这次听证会。
8月12日，致函工业雇佣审查委员会主席，信中说，弗朗西斯·M·雷8月8日的信件已经收到，通知我在8月23日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听证会，我将按照上述时间出席听证会。
8月18日，在家中接待打包公司派员来家中打包。包装工人罗伯特带领几名工作人员对家中餐具和零散物品进行打包，并将大件行礼如家具等托运至公司仓库进行包装。
8月22日上午，会见海军部次长金波尔（Dan Kimple），并简要汇报被吊销从事机密研究工作的许可证以及被诬陷为共产党党员的情况。金波尔说，我不认为你是共产党，金波尔为钱学森介绍了一名叫鲍特（Porter）的律师。同日下午，在华盛顿会见辩护律师鲍特，简要介绍情况。
8月23日上午，再次会见金波尔，金波尔反对钱学森回国。金波尔给司法部电话，不让钱学森回国。海关行政助理和几名海关人员来到打包公司仓库查看钱学森行李，并命令公司人员停止一切打包活动。同日晚上，移民归化局总稽查艾伦·G·朱尔（Allan G．Juhl）向钱学森宣布了由司法部驻洛杉矶执行法官兰敦（Landon）签署的不准离开美国的命令。
8月24日，致电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要求取消原定于8月28日前往香港的机票，并和蒋英一起到阿塔纳市的银行取出储蓄、珠宝以及战时公债等。同日，洛杉矶地方法院法官本·哈里逊（Ben Hapison）签署命令，扣押滞留在海关的钱学森行李。扣留的财产有：八箱技术资料，主要有文件、著作、电码本、信号书、草图、相片、蓝图、计划和笔记等，是涉密和非涉密的资料，价值不确定，于1950年8月21日没收。根据国家法典第22条第401到第408款的法律内容，没收具有合法性。没收的财产由洛杉矶海关征收办公室负责保管。同日，钱学森就行李被扣发表声明。声明称，我计划全家返回中国，以后再回来。我的父亲在中国，还有家庭问题需要我返回。在此之前，我的行礼全部打包完毕并准备启运，但移民局却不让我离开美国。打包前，我仔细检查了这些文件，将所有涉密资料拿出来并将其存放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钥匙交给米里肯先生。在我携带的资料中没有内部、绝密和秘密文件。
8月31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安全局局长威廉·J·格雷厄姆将钱学森资料的审查情况通报给美国司法部，说，在钱学森被扣的技术资料中，并未发现与原子能委员会有关的资料。同日，联邦调查局人员塞缪尔·G·麦克尔道尼和罗杰·S·C·沃尔科特访问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实验室主任米里肯，了解钱学森保存的资料情况。米里肯答复：钱学森没有将涉密资料携带回国的举动，钱学森只对科学实验有浓厚的兴趣，并未发现其有任何明显的政治倾向。同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怀疑钱学森可能是间谍，特将部分材料呈送给美国司法部。
9月5—8日，美国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器材部的三名工作人员，对美国海关查扣的钱学森所携带的技术资料进行拍照，并制作成缩微胶卷。
9月6日，美国洛杉矶移民归化局总稽查艾伦·G·朱尔（Allan G．Juhl）等到钱学森家中调查，向钱学森询问了很多个人问题。随后朱尔向钱学森出示逮捕令。逮捕令指控钱学森违反《移民法》，认为他是通过武力、暴力倡导或教育人们颠覆美国政府的组织、社团或集体成员之一。随后，他们将钱学森带到洛杉矶移民归化局四楼牢房里，后又被转移到洛杉矶以南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司法部监狱。
9月20日，在特米诺岛参加调查和听证会上，面对指控，钱学森说：“我认为有很多事促使我回国，我父亲将要动胃手术及中美之间的公开冲突，还有我父亲生活在中国，如果交恶发生，我就没有办法寄钱给父亲，他现在完全依靠我。”美国移民归化局人员艾伯特·德尔·古尔丘针对钱学森携带的材料，认为钱学森打算让共产主义中国得到这些材料，以及打算将大脑中的知识奉献共产主义中国的提问。钱学森回答：“我头脑中的知识可能对美国的国防和军事实力意义重大。为了信誉，我不会将其给第二人。这种职责如同两个相互敌对的公司雇用了同一雇员，这个雇员离开去另一个公司，作为一名职业工作者，如果这些信息在他们的竞争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将我早期雇主的信息给第二个雇主。我的态度就是如此。”
9月22日，学生的未婚妻波琳·里德贝格·米勒斯（Pauline Riedeburg Mills）交给林德瓦尔15000美元现金，用来购买债券以保释钱学森出狱。
9月23日，从特米诺岛被释放。
9月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李四光分别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书记克劳瑟博士、美国总统杜鲁门，控诉美国无理扣押欲归国的钱学森博士、赵忠尧教授以及罗时钧、沈善烔两位学生，非法扣留他们的行李，并禁止他们出境，要求美国政府立刻释放他们，恢复他们的自由。同日九三学社发表声明，抗议美帝扣押我科学家钱学森等人。
9月25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大会主席居里博士，呼吁号召全世界科学家谴责美国无理拘押钱学森教授的行为，并要求美国政府立即释放被拘押的科学家。
9月30日，首都科学家、大学教授叶企孙、钱三强、严济慈等189人联名抗议美国政府无理扣留将自美返国的钱学森等人，坚决要求美国当局立即释放被扣押人员。
10月4日，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总部安全官员罗伯特·贝尔（Robert Bell）通告钱学森携带资料的审查结果：经过航空顾问委员会的审查，并未发现涉及航空顾问委员会的涉密材料。同日，马勃就钱学森最近有关情况致函冯·卡门，信件说，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不遗余力地捕风捉影，利用最有力的劝说的形式让他（指杜布诺夫）搜集或说出在共产党员聚会时见过钱学森；当然，杜布诺夫作为一个诚实的人，他不会受这些策略所牵引。然而，钱学森的确担心，联邦调查局可能寻找一位屈从压力的人，给出错误的证据。希望华盛顿能够在更高层面上采取行动给有关部门施压，收回他们的指控。
10月5日，外交部美澳司第一科科长凌青就钱学森被扣是否需要外交部发表声明请示柯司长。柯批阅：目前可先群众团体机关发表宣言、通电等抗议美帝逮捕中国学者。其后数日，中国各地的科学团体组织就美国政府非法扣留我国科学家掀起一股抗议和声援热潮。
11月7日，马勃就钱学森最近情况致函冯·卡门。信中说，钱学森和我都很感激您上个月的来信，它给钱学森很大的精神鼓舞。自从那次后，他就在天体物理学和热力学方面努力工作。从总体上来说，钱学森的精神大大改观。您也可能知道，钱学森是完全清白的。
11月15—16日，参加在洛杉矶西9街117号移民归化局办公大楼103房间举行的听证会。听证会官员和检察官首先从基本信息开始盘问，并且变着语气进行质问。
12月1日，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美国火箭学会1950年年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探空火箭最优推力规划》。论文在给定最终重量和推进剂特性的条件下，对要求探空火箭以最小的初始重量而达到指定高度的最优推力规划问题给出了全部数值结果。并将结果与恒定推力的结果作了比较，说明了推力规划的优点。推力规划表明，它可用来明显增加高空探空火箭的有效载荷。该文后发表在1951年《美国火箭学会杂志》第21卷第5期上。
1951年
1月10日，美国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办公室主任、科学顾问团行政主任瓦尔克威克斯（T．F．Walkowicz）中校致函钱学森。信中说，根据我们办公室机密资料利用记录，您没有复制任何关于《迈向新高度》的机密材料，记录表明，这份材料于1949年5月16日归还。
2月15—1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移民归化局办公大楼参加听证会。检察官在出庭作证人员中没有得到关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准确消息。听证官最后问钱学森一个问题：“如果你被要求驱逐出境，你能否具体说明一下你想到哪一个国家？”钱学森回答说：“我想回去看望我的父亲，他现在在上海。”检察官对被告说：“你指的是中国上海？”钱学森说：“是的。”
4月11—16日，两次参加在洛杉矶市移民归化局举行的驱逐出境诉讼听证会。美国听证官、辩护律师以及检察官先后向杜布诺夫了解钱学森党员身份以及党员会议召开的有关情况。谈到钱学森是否是一名共产党员时，杜布诺夫说：“据我了解，他不是一名共产党党员。”
4月26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做出决定，钱学森被判定为“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侨民”，因而必须遣返出境。
5月3日，正式收到被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驱逐出境的决定。
7月24日，辩护律师库柏致函杜布里奇，确信钱学森无辜。
10月5日，中国外交部美澳司就阻止美政府将钱学森监送至台湾地区一事请示章汉夫副部长。
1952年
2月25日，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致函库柏，希望在未来的听证会上澄清资料审查情况，并鼓励钱学森上诉。信中说，从司法部门得到钱学森所携带资料没有涉密性质的证明还是可能的。并鼓励钱学森可以在未来的听证会上予以澄清。
2月26日，就遭受移民局驱逐的决定，向司法部移民上诉委员会正式提出上诉。
5月2日，致函冯·卡门，预言人们将乘坐火箭飞船旅行。信中说，那时最大的难题将是如何操控火箭及太空船。在高速飞行中，不能靠人力，而电脑将能在乱流干扰中，稍微调整火箭的行进方向，让它不致偏离轨道。还相信，电脑将很快给工程和工业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5月19日下午，库柏代表钱学森参加美国司法部移民上诉委员会就驱逐钱学森以及钱学森的上诉举行的口头辩论会。
11月26日，美国司法部移民上诉委员会针对钱学森上诉做出决定：驳回您的上诉请求，并指出驱逐令是最终决定。12月9日，司法部移民归化局致函钱学森，将移民上诉委员会驳回上诉决定通知钱学森，并说，在1950年8月23日，您获得不准离开美国的命令。
1953年
1月2日，库柏致函钱学森。信中说，很抱歉，您收到司法部1952年11月26日的决定时，我到国外去了。也很遗憾，这是一个对您十分不利的决定。您可能随时被提审，甚至被监禁。
1月28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驻洛杉矶负责人就保释债券商谈问题致函钱学森。
1—2月，在《美国火箭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ocket Society，简称ARS）第23卷第1期发表《物理力学，一个工程科学的新领域》。文中钱学森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流体力学的新领域。
2月4日，前往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重新商谈保释债券问题，并领取假释期间遵守之规定。这一规定要求他不能违反1950年9月23日的《内部安全法案》，应当根据书面要求定期到指定地点报到，宣誓且汇报近期个人行为、活动和联系等，直至驱逐命令最终下达。
6月4日，前往洛杉矶移民归化局登记，报告行踪，并签署了《监管令》。条例规定，任何外国人在待驱逐期间，都应该接受总检察长签署的法规监督，这些法规要求任何外国人接受监督。
本年，获“彭德雷航天著述奖”。
1954年
6月17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致函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信中说，目前国防部发现只有一个人不能允许其回国，那就是钱学森。
6月23日，致函库柏，索要技术书籍，并附致鲍尔·G·邓布林函件。信中说：您也知道，我不希望索要任何NACA文件，我只想索回那些仍然扣留在美国海关手中的技术书籍。
6月25日，《科学美国人》杂志编辑杰奎斯·卡特尔（Jaques Cattell）致函钱学森，询问为什么强烈要求将名字从杂志中删除。信中说：我们不理解你为何将生平事迹不希望被列入《科学美国人》。我们希望你能说明。6月30日，钱学森复函卡特尔告知原因：虽然我对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充满崇敬之情，但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一员，我感到很耻辱。事实上，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目前只是美国政府的命令将我滞留在这个国家而已。
8月4日，美国科学促进会业务主管汉斯·努斯鲍姆（Hans Nussbaum）致函钱学森。信中说，我高兴地通知您，您入选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8月13日，钱学森复函汉斯·努斯鲍姆说，您通知我被选为科学促进会会员，并要求我交纳会费。而我想表达我的愿望就是从该会退出。如果把我作为美国科学体中的一员，我将感到非常羞辱，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由于美国政府的命令而滞留在美国。
本年，著作《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出版。这是钱学森被软禁期间所作出的开创性科研成果。
1955年
6月15日，致函陈叔通，寻求祖国援助。信中说，被美国政府扣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同日钱均甫致函陈叔通，并转寄钱学森来函。
7月11日，陈叔通将钱学森信函交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
7月12日，竺可桢致函张副院长。信中说，昨天陈老交来被美帝扣留的在加州的钱学森和他父亲均甫先生的信各一封。院里应该就如何拯救钱君，使他能脱离虎口想办法。
7月17日，张稼夫致函陈毅，报告钱学森有关情况，希望我政府设法争取其回国。7月21日，陈毅批示：汉夫同志，请外交部想办法协助。
7月22日，复函美国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主席休·L·德莱顿（Hugh L．Dryden），婉言拒绝为《航空科学学报》“庆祝冯·卡门诞辰七十五周年”栏目撰写文章。信中说：我必须把这一邀请看作是一个莫大的荣耀。浏览一下那些打算撰写文章的名单，我尴尬地发现，我是唯一一个非美国公民。不久的将来，我可能就被驱逐出境，因此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
7月29日，中国外交部美澳司函呈乔冠华、章汉夫，汇报美国扣留钱学森有关情况和初步处理意见。报告处理意见如下：钱学森是喷气式飞机和火箭专家，在美国有相当的地位，因此估计美国不会轻易放他回来。但是，由于四大国会谈后，国际局势一般趋于和缓，美国又终于接受了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所宣布的中美直接谈判的建议，因此也有放他回来的可能，或以放钱作为对我释放更多一些美国在华人员的相应行动。如在会谈开始时已有钱回国的消息，则会谈中当然不提此事。如尚无被放回的消息，则我方应在此日内瓦会谈中谈到我留学生和侨民问题的时候，具体问美方关于钱的情况和是否放他回国。如对方作肯定答复，此问题即不再提。如不肯定，则提出释放的要求，如说不放，则用说理态度，而坚持释放的要求，以上是否有当，请予批示。8月2日，乔冠华批示：同意所呈意见。
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国家会议厅总统办公室举行。美国代表是美国驻日内瓦大使尤·亚力克西斯·约翰逊，中方代表是王炳南大使。
8月4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签署同意钱学森离美的通知。通知指出，司法部1950年8月23日的命令已经撤销，你可以离开美国。信中还说，你离开美国将不会再遇到任何困难，请将你离开的所有计划和安排通知我部。同日，致函香港中国旅行社，告知将于下月回国，请旅行社代为接收行李并转运至天津。8月11日，香港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复函钱学森，通知可以代为托运行李，并说明一些注意事项及初步费用。
8月5日，洛杉矶移民归化局官员告知钱学森，司法部于8月4日作出同意其离美的通知，若确定回国行程，须将离美计划和安排报告我部。
8月7日，外交部致电正在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大使，利用钱学森事例与美方交涉留学生回国问题。
8月8日，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举行，王炳南大使举出钱学森的例子与约翰逊交涉，但约翰逊回应说：“美国政府已经做出同意钱学森回国决定。”
8月16日，前往美国总统轮船公司预定拟于9月17日前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
8月17日，致函克尔。信中说：我已经订了美国总统轮船公司的“克利夫兰总统号”船票，计划1955年9月17日从洛杉矶启航。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那天我将离开。
8月23日，致函白金斯搬运公司经理哈罗德·塞克史密斯（Harold Sexsmith），授权其负责归国携带物品打包、装箱、托运等工作，并嘱托将其物品运抵香港。
9月7日，陈叔通致电钱学森，告之美方已通知我方取消禁止离美的命令。电文如下：“钱学森博士鉴，六月十五日函悉。美方在日内瓦通知我方已取消你离美的命令。你可随时回国，望电告行期。如有阻难，亦望电告。回电请发北京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9月12日上午，与内分泌学家查尔斯·波斯纳（Charles Posner）取得联系，遂赶至加州帕萨迪纳北哈德逊街99号波斯纳办公室，让波斯纳确认给父亲治胃病的处方。
9月13日，白金斯搬运公司开具托运发票，总费用为1586.95美元。
9月14日上午，美国海关人员在洛杉矶码头检查钱学森托运行李。
9月16日，联邦调查局人员威廉·J·圣考利（William J．HcCauley）和罗杰·S·C·沃尔科特（Roger S．C．Wolcott）会见钱学森。联邦调查局人员首先询问钱学森日前会见波斯纳的情况，钱学森回答说：“于9月12日到波斯纳办公室是让其为父亲确认处方。”当问到是怎样认识波斯纳时，钱学森回答说：“认识波斯纳已经有三年时间了，并不是社会交往认识的，而是因为妻子的甲状腺疾病曾经接受过波斯纳的治疗。”问到是不是一名共产党员，钱学森继续否认其共产党身份。问到是不是对美国充满仇恨，钱学森回答说：“没有对美国充满憎恨和厌恶，自己只是环境的牺牲品。”钱学森还承认在美国有很多朋友，宣称：“从来不因为自己的逆境而改变我对这些人的友谊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当问到未来的工作时，钱学森表示：“希望在教育领域谋得一份工作，但并未有一个具体的工作在等着我。”
9月17日下午，全家在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监视下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加州理工学院及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朋友们到码头欢送。钱学森在码头上接受记者采访，说：“我并不憎恨美国人民。当你被一条狗咬的时候，只能够恨那条狗的主人。我打算尽最大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他还说：“做出回国的决定并不是突然的，而是经过长期考虑的。我从事火箭研究工作不过是我作为一位工程科学家研究工作的一小部分。如果你们要知道真实情况，去问你们的国务院吧！”
9月21日，父亲钱均夫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利夫兰总统号”，船长转来电报：“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政府将派人去边境车站接你。”
9月22日下午，途经檀香山，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电报。说：“想到回到祖国真是很高兴，我们乘坐的船将于10月8日到达香港。”同日中国外交部、新华社联合致电新华社香港分社，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说：“留美学生钱学森博士9月17日乘‘克里夫兰’轮离美，抵港当在10月上旬，请注意他抵港日期并于抵港时派人接洽并陪他到深圳。”
9月27日，国务院致电广东省人民委员会，请协助迎接钱学森回国。电报称：“在美国之科学家钱学森，已经美帝释放，于本月17日由加利福尼亚动身返国，约于下月初经香港入国境。科学院特派朱兆祥同志偕钱家属去接，希予协助并对钱与其家属之食宿宾馆招待。”
10月1日，与乘坐“克里夫兰总统号”归国的同学欢聚一堂，共度国庆佳节，并在联欢会上应邀做主旨讲话。说：“我身未到祖国，心已经飞回去了！”还讲道：“祖国正在建设时期，迫切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我们会大有用武之地。”
10月5日，乘“克里夫兰总统号”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港。并在第二天晚上离开菲律宾前往香港时，受到菲律宾情报机构的监视。期间接受记者采访，钱学森说：“在美国还有一百多名中国学生仍然等待同意返回中国。”最后说：“想到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非常荣幸。要用学到的知识帮助中国进入世界强国。”
10月8日，上午9时，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抵达九龙湾，然后换乘小船在尖沙咀警察码头登岸，随即转至九广车站警察分驻所。同日下午抵达深圳。朱兆祥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交际处邵副处长在车站迎接。朱兆祥将吴有训和陶孟和联合署名的信件交给钱学森。信中说：“先生排除万难返回祖国，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兹特派朱兆祥同志代表中国科学院前来欢迎，希望不久就能和您在北京相会。”当日晚，钱学森一行抵达广州火车站。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郑天保，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陈焕镛，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华南工学院院长罗明燏，华南医学院副院长梁伯强等到车站迎接。
10月9日，受到陶铸接见，并在广州游览了越秀山、黄花岗，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风景名胜。晚上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广州分会举行的宴会，广东省副省长陈汝棠等出席。
10月12日上午，钱学森一行到达上海火车站，74岁的老父亲钱均夫亲自到车站迎接。到车站迎接的还有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及各研究所负责人、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和上海高等教育管理局有关人员等。当天回到家后，父亲赠送了一套复制的中国古代名画。钱学森说，我在美国曾好几次梦见这座房子，而现在真正地看到了。
10月13日，前往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参观，并拜会加州理工学院校友殷宏章。在所长罗宗洛的陪同下参观实验室。
10月20日，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委员会在北京成立，钱学森等为委员。郭沫若担任主任委员，李四光、梁希、黄松龄担任副主任委员。根据《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暂行条例》的规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对中国科学院各学部评选、通过的科学研究工作报告或科学著作，做统一的审核，提请中国科学院院务委员会讨论通过后授奖。
10月22日，赴母校交通大学访问。在彭康校长、陈石英副校长的陪同下参观学生宿舍和实验室等。在修葺一新的第一学生宿舍里，钱学森说，21年前曾经在这里住过，现在变得既畅亮又清洁。在实验室里，钱学森仔细地研究着那些新添的设备，与旧日的朋友作了亲切的交谈，兴奋地表示，学校的发展情况比想象中的还要迅速。
10月23日下午，在上海市岳阳路320号大楼64号会议室，参加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举办的归国人员座谈会。
10月25日，应邀来交通大学同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等30余人座谈。钱学森以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回国后的所见所闻，深刻说明美国科学研究受社会制度的制约，不能充分发展的情况，而我国的科学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最后就近期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该校老师进行了交流。同日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调整理论教学小组请钱学森赠送英文版《工程控制论》给本校，并希望介绍控制论在国外的研究。
10月26日，全家在朱兆祥的陪同下启程离沪赴京。
10月28日上午，抵达北京火车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和首都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等20余人到车站迎接。中国科学院派去广州、深圳迎接的工作人员，陪钱学森同车到达。
- 作者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
-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教授。
-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馆员，博士。
- 魏因鲍姆担任喷气推进实验室材料部门的数学研究员，钱学森为推荐人。
- 6月17日，一位告密者向联邦调查局反映，钱学森已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准备返回中国。
- 彭德雷航天著述奖以美国火箭学会创始人、主席彭德雷命名，旨在表彰那些在航天著述做出重大贡献且撰写或发表了一些高质量和重要影响论著的科学家。每年表彰一位，1951年首次设立。钱学森是1953年该奖项获得者。
-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时任美国国务卿。
- 陈叔通，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钱学森夫妇偶得一九五五年五月号《人民画报》，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与陈叔通是世交。于是，钱学森夫妇开始商量如何通过陈叔通营救他们回国。因当时钱学森的信件受到严格检查，钱学森夫妇遂到黑人集居而监管不力的地方将这封信寄给远在比利时的蒋英妹妹——蒋华，蒋华又将这封信转寄给钱学森父亲。
- 张副院长，指张稼夫，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 陈毅，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 汉夫，指章汉夫，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 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
- 陶铸，时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