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辑特稿
钱学森是一位在新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在《钱学森年谱》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朱佳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北京100009）
尊敬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衷心感谢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邀请我参加《钱学森年谱》的出版座谈会，并热烈祝贺座谈会的成功召开。
由于时间原因，我没有来得及看这部年谱，对年谱的编撰难以发表什么意见。我之所以应邀出席这个座谈会，主要是因为我所研究的专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两弹一星”的历史是新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新中国历史的亮点；我现在仍担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的工作，国史学会中专门设有“两弹一星”历史研究分会。而钱老是“两弹一星”的元勋，是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是一位在新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是国史研究的对象。我国第一个力学研究所，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第一个空气动力研究室，第一个空间技术研究院，都是他负责组建并担任主要领导的。我国的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的制造，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的发射，第一次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的飞行试验，第一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的试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第一次为研制应用卫星和通信卫星积累经验而进行的“实践一号”卫星发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的制造，第一个远洋舰基地的建设工程，第一颗返回式地球卫星的发射，第一次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第一次潜艇水下导弹的发射，第一次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发射等等，也都是由他或指导设计或牵头组织或参与组织指挥的。事实说明，钱老的丰功伟绩和他创立的系统工程等理论，不仅在我国科技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发展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我应邀参加这个座谈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借此机会表达我对钱老的崇敬之情。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说：“在二十世纪中国苦难而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钱老正是这批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优秀共产党人中的杰出一位。他虽然不像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上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坐过国民党反动派的监牢，但他为了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不仅毅然放弃国外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且被美国政府无理拘捕，遭受羁留长达5年之久，最终在他不屈不挠的斗争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在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国际友人的援助下，才得以冲破阻力，返回祖国，投入国家最需要的尖端科技研究和成果转化的事业之中，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团结带领科技人员艰苦奋斗，联合攻关，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了导弹研制等一系列重大突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狠抓科研规划的制定、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研制的质量。在改革开放中，他开创、推动面向企业的“讲理想、比贡献”的竞赛活动，引导科技工作者把振兴中华的理想与企业发展目标和个人理想结合起来，促进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倡导科技兴农活动，支持开展多种形式的送科技下乡活动，帮助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倡议建立中国青年科技奖，促进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脱颖而出。他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用以指导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点上，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他治学严谨，淡泊名利，不以权威自居，不以名望压人，把人民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当成是最高的奖赏。事实说明，钱老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知识分子的楷模，学术工作者的榜样。在当今社会理想信念缺失、拜金主义流行、浮躁情绪弥漫、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钱老的事迹和精神显得尤其珍贵，特别值得大力宣传，认真学习。
我虽然没有看过《钱学森年谱》，但我在20世纪90年代，曾用9年时间主持编撰过《陈云年谱》，2014年4月到2015年5月又用一年时间主持了《陈云年谱》的修订，因此深知年谱编撰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和编撰工作的艰辛。年谱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独特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有着区别于其他史学载体的严格体例。比如，年谱不像传记，不需要评论和渲染，但需要每件事每句话都有确切的出处和可靠的依据，因此，在史料的收集、考证上需要下极大的力气。年谱不像传记，搞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一笔带过，相反，越是搞不清楚的地方越要搞清楚，这是因为，年谱以日系事的体例决定了编撰者必须逐日排列谱主的生平史事。因此，为了弄清一件事情的具体时间地点，往往要耗费大量精力，如果遇上谱主从事秘密工作或活动缺少文字记录的时段，其难度就更可想而知。年谱不像传记，不需要文学笔法，相反，需要文字简洁、表达准确，能少一字绝不多一字。因此，遇上几千字甚至几万字的书信、文章、讲话、报告，要把其中的精华提炼出来，并编写成几百字的条目，这对于撰写者的思想和文字水平，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我从《钱学森年谱》的编辑说明中了解到，这部年谱的编写前后花了10年时间。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年谱编撰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功夫是到家的。
我从《钱学森年谱》的编辑说明中还了解到，年谱编撰者们在编撰期间，发掘、收集、整理、考证、研究了大量资料，不仅看了公开发表的各类文集、书信集，还看了尚未公开的书信、手稿、声像资料；不仅去过中央档案馆和解放军、外交部、科学院的档案馆，还两次前往美国，查阅了美国国家档案馆，以及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的档案；不仅收集了大量档案资料，还采访了200多位谱主的亲属、同事、学生、友人、身边工作人员，获取了大量口述资料。要保证一部年谱的质量，上述工作虽然不是唯一的条件，但却是必须具备的基础条件。这方面工作做得越扎实，年谱的史料性、学术性、权威性就会越强。从这一点看，我认为《钱学森年谱》的质量是有一定保证的。另外，我还从编辑说明中看到，年谱加入了一些作为背景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和谱主相关的事件；在谱主上万件书信中注意选择有思想性、学术性，特别是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加以摘录。我认为这些做法也反映出编撰者对自己的要求是精益求精的，心中是装着读者的，是在想方设法为读者了解谱主的生平和思想提供方便。
我之所以认为《钱学森年谱》在质量上有一定保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部年谱是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我曾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过，对中央文献出版社很熟悉。它主要出版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集、毛周刘朱任邓陈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党的十二大之后历届中央领导人的著作、年谱、传记、画册等，是一家很有实力的中央级出版社。他们出版的领导人年谱已经形成了年谱系列图书品牌，不仅在学术界得到较高评价，也使自身积累了较为深厚的年谱书稿编辑出版经验。《陈云年谱》和《陈云年谱》的修订本，都是由这家出版社出版的。我在和他们的接触中体会到，他们的领导和编辑人员都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质量意识、责任意识，作风严谨，工作细致，把关严格，每当接受分量重、时间紧的项目时，不仅总是提早与编写组衔接，在编辑、排版、校对以及制作送审本过程中加班加点，不讲条件；而且在封扉设计、用纸用料、印刷装订、宣传推广等环节上，能够做到各部门配合密切，及时到位。所以，《钱学森年谱》交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这部年谱编撰者的一个正确选择。
再有三天，就是钱学森同志诞辰104周年的纪念日。《钱学森年谱》在这个时间出版，是对钱老纪念日的最好献礼；年谱出版座谈会在这个时间召开，也是对钱老的最好纪念。我预祝《钱学森年谱》的出版座谈会开得圆满，《钱学森年谱》的发行获得成功！最后祝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2015年12月8日）
-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