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吴王僚九年，即公元前518年，吴国边邑的女子与楚国边邑卑梁氏的少女因为争采桑叶，扯着头发打了起来。于是楚平王兴兵入吴，灭掉了吴国的边邑；吴王僚马上派公子光（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以牙还牙，攻破了楚国的居巢和钟离两座城池。

楚平王悍然出动大军，当然不是真的要替采桑女出头。使君为了秦罗敷神魂颠倒那是艺术创作，当不得真。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理由是儒家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战争和礼乐一样，都是周天子的特权，诸侯们兴师动众相互攻伐，不管你有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称之为“义”。儒家感叹春秋时代“礼崩乐坏”，主要原因就是认为诸侯相互征战破坏了分邦建国制度、扰乱了社会秩序。

春秋争霸尽管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但基本无关“道义”，大家都是为“利”。吴国和楚国都将丝织业作为支柱产业，几棵桑树的背后是资源和生存空间，至于“冲冠一怒为红颜”，向来都是借口。

在大家都靠拳头说话的年代，可以想见“兵法”作为一门“专业技术”，比丝织、制陶、冶炼更需要提高和进步，更需要理论指导与实践验证。

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三年），“采桑之战”后六年，楚平王的死对头伍子胥“七荐孙子”，孙武带着自己所著的兵法入见吴王，随即参与了吴楚之间的争霸之战。

那一年孙武33岁。九年前，他的祖父齐国贵族陈书（即田书，此说有争议）因为伐莒有功，刚被齐景公赐姓孙，彼时孙武24岁，《孙子兵法》大约已经成形。

又六年后，公元前506年，伍子胥与孙武这一对完美搭档攻入楚都郢城，创造了攻陷大国都城的先例。楚昭王出逃，伍子胥将楚平王掘墓鞭尸。如果不是伍子胥的好朋友申包胥在秦庭痛哭了七天七夜，哭来了援兵，楚国很有可能就此灭亡。

楚国被打得没了脾气，吴国掉过头和越国争霸。但是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的高超演技忽悠了一把，不仅忘记了杀父之仇，还杀掉了伍子胥，很可能顺便也杀掉了孙子（一说退隐）。

自公元前512年至公元前484年，孙子与伍子胥在春秋争霸的舞台上纵横了28年。其间既有五战五胜、十几天内攻入郢城的辉煌，也有被救楚秦军击破、为越国所败导致阖闾伤重不治的败绩。

这样的战绩，与吴起、白起、李牧、乐毅、王翦等人相比，似乎并不十分出色。孙子之所以成为“百世兵家之师”，在于他率先对战争这一人类社会的特殊进化形态进行了概括与总结，提出了基于哲学思辨的理论纲要，并且指导了几千年的战争实践。《孙子兵法》早已跳出“专业技术”的范畴，其中贯穿的唯物与辩证哲学思辨，完全可以与儒、道鼎足而三，分庭抗礼。也正因如此，许多人拿它来指导“商战”甚至“处世”。

当然，《孙子兵法》毕竟还是兵法，其哲学思想还是通过“战争”这种特殊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来体现的。

一、孙子的战争观

首先是孙子对于战争的劫难和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孙子兵法》开篇：“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不是口头上的道德和良心，而是发自内心的清醒。孙子的所有论述，都立足于这一认识之上，并且直接决定了他的“慎战”思想。

其次是孙子毫不讳言战争的本质：“军争为利”。不管是不是“春秋无义战”，孙子还是坚持“道（义）”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但他所谓的“道”或者说“义”是相对的，特指“君主”的“道义”，也就是君主在治国与御民方面是否存在着相对的“先进性”。至于战争的本质还是“利”字当头，发动战争、组织战役都要有清楚而切实的“利益”目标，否则决不妄动——同样要“慎战”。

再者，孙子强调战争有其固有的规律。孙子强调战争的规律，不仅是因为清醒地认识到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客观的，敌我双方都跳不出规律的制约；更是试图让君主明白，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希望君主尊重将帅的专业素养，摒弃人为的干预和干扰，放手让将帅按照战争规律组织作战。为此孙子不惜在“吴宫教战”中出了狠招，也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可惜，“专技人才”与君主之间的“雇佣关系”，最终还是让孙子的结局成谜，而他的搭档伍子胥，则因此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人物。

伟大如孙子，都无法从这个顽固地扎根于“所有制”和文化传承的怪圈中突围，可见中国的家族企业要进化成以职业经理人为标志的现代企业，是何等艰难。

二、孙子的胜负观

最突出的论断当然是“胜负因素的客观性”，也就是为人熟知的“五校之计”，“道、天、地、将、法”缺一不可，所以还得“慎战”。五者之中又以“道义”最为重要，“道义”要素生发开来，就是“内政决定论”。

这些都是公认的论断。我想说的是孙子对“胜利”的独特要求：

（1）绝对的胜利。“军争为危”，战争是很危险的，充满着数不清的变数与偶然，所以真正的胜利是“胜于易胜”，在充足的准备和条件的支撑之下，以绝对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甚至轻易到让人很不以为然。孙子绝不主张刀口舐血式的偶然与侥幸。

（2）完整的胜利。“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击破敌军当然也是胜利，但不是完美的胜利。孙子眼中的完美胜利，不但是绝对的、完全的胜利，更是完整的胜利，是“利益”最大化的胜利。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将他完整地一口吞下。

（3）利己的胜利。不是所有的胜利都能带来实惠，很多时候是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这样的胜利撑不了多久，迟早会给自己带来灾难。因此孙子非常清醒地提出了“胜敌而益强”的目标：战胜敌人不是根本，自己变得更强大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动不动就拼个“你死我活”。本着这一指导思想，孙子追求的是“速胜”，“兵贵胜，不贵久”。战争拼的是消耗，拼的是财力与物力，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再庞大的帝国也经不起持久战，尤其是劳师远征的一方，一不小心就陷入泥潭无法抽身。为了强调“速胜”，孙子甚至定下了“役不再籍，粮不三载”的原则。

持续而坚定地在春秋战国时代生存下来很不容易。

三、孙子的谋略观

一直以来，我们都不知不觉地将“兵法”等同于“谋略”，甚至等同于“阴谋”，这是一个误区。孙子确实说过“兵者，诡道也”，并且主张“上兵伐谋”，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但孙子同样很明确地提出，“谋略”要服从战争规律。最讲究“谋略”的《三十六计》也继承了孙子这一思想，一开始就说“数（规律）中有术（技巧），术中有数”。孙子虽然也主张“诡道”与“机变”，但同样强调“诡道”不能脱离现实，不是异想天开。至于“机变”，更多的只是发挥优势的手段，建立在优势基础之上的机变，才有成效。

《孙子兵法》并没有教我们怎样“机变”，最直观的证据是《九变篇》的篇幅最短，少到不能再少。因为孙子认为“机变”最可贵的是独创性，人家用过了，就无法再复制，即所谓的“战胜不复”。所以，“机变”没有定式，靠的是智商和悟性，教不了。

孙子眼中的“谋略”，是对规律的正确把握，“机变”就是跳出定式之外的创新。

四、孙子的战术观

简而言之，就是“奇正”相成；再简而言之，就是“正道”与“诡道”相结合、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相结合。

所谓的“正道”，即基于战争的规律，用正向思维解决问题；“诡道”，也就是“机巧”，需要逆向思维，当然也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争地攻其后”“围地堵缺”，这些出奇制胜的招数基本都属于逆向思维。所谓“奇正相成”，需以“正道”为基础，辅之以“奇巧”，两者不可或缺。如何正确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不大看得懂却又很生动的表述叫“践墨随敌”：像沿着墨斗线锯木头一样，严格地按照规律的要求出“正招”，再根据敌情实际出“奇招”。

孙子突出了火攻与“谍战（用间）”这两种能收到奇效的战术。冷兵器时代，火攻的杀伤力不可小觑，但烈火所过之处，一片焦土；生灵涂炭的同时，也不符合孙子的“完胜”思想。所以虽然用了专门的章节来论述，却强调要慎用火攻。

至于“谍战”，孙子的要求很简单，那就是：舍得花钱。不可否认，先秦诸子都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且对“人性”有着十分真切的认识。

五、孙子的外交观

所谓外交，其实就是与人打交道，所以还是要以“人性”为基点。“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预交”，先得弄清楚他在想什么、他要的是什么，然后“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所谓的“利害”，就是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本质上还是“利”。外交斡旋中的“机变”，同样是利字当头。

六、孙子的勇气观

“夫战，勇气也。”冷兵器时代，贴身肉搏、直面刀枪，是为“狭路相逢勇者胜”。“以佚待劳”“彼竭我盈”是最直接有效的操作原则，这是“正道”，做得最好的是曹刿。但勇气不会凭空产生，需要激励，置士卒于死地，激发其拼死以求生，这就是“奇招”，项羽和韩信都有十分成功的案例。

发挥勇气的基础同样是“人情之理”，也就是“人性”；将帅需要根据士卒的心理特征，牢固地掌控舆论和军心。将帅领导士卒，要做到“爱而能令”，“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赏罚分明，恩威并用，士卒方能紧密地团结在将帅周围，不至于成为一盘散沙，捏不成团。

七、孙子的功名观

为将者“了却君王天下事”的目的无非是“赢得生前身后名”，孙子对待功名的态度，可能更符合“专业技术人才”的身份：对上“利合于主”，不对君主“个人”负责，只对君主的“利益”负责；对下“唯人是保”，要对士卒的生命负责，在此基础之上，“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简单地说，就是我所做的一切，都以“专业技术”为依据，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保持“技术上的独立”，其实也就是人格上的独立。

2500年后，北洋时期，蒋百里先生作《孙子浅说》；1938年8月，强敌虎视之际，蒋先生在《大公报》上连载《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预言日本必败。蒋先生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即来源于其对《孙子兵法》的真知灼见。历代注解《孙子兵法》的不乏曹操、杜牧这样的大家，但最为我们熟知的还是《孙子浅说》，因为学以致用乃是治学的终极要意所在。

谨以此书向蒋先生致敬。

2017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