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暗号
城市的暗号
我常常想,我住在这城市,应该不是偶然,冥冥之中有神秘在携引和照亮。
大概十岁左右吧,我参与了一次姐姐和伙伴请瓜瓢姑儿神的活动。相传,这还是久远的楚地巫风的遗存,仅在沅水两岸显山露水,有着诸多说不清的玄妙。前不久,我还问了母亲,她皱了皱眉,说这神仙如今可请不来了,不知是何故。记得那是正月十五以前的事,只有这段时间瓜瓢姑儿神才会大驾光临。一个漆黑如炭的晚上,一群人聚在副队长的屋子里,大地似乎只存在了这邮票似的一角,我们要把自己寄托到另一个世界。围在一起的女孩居多,姐和副队长的女儿牵头。请神的许多角色只有女孩子才能担当。一个女孩是呼神的,头上用黑色的毛巾扎着,腰间还系着一些布条,装扮怪里怪气,似乎介于人神之间。两个女孩托着木瓜瓢,木柄上系着一根吃饭的长筷。托举瓜瓢的下端是一个木桌子,桌子上有个浅浅的瓷盆,盆里有米,铺展得均匀平整。仪式开始了,唤神的女孩开始叨念“瓜瓢姑儿瓜瓢神,接你下来问年成”等等,后面还有六七句。念完之后,气氛骤然紧张,在场的人庄严肃穆,像是在欢迎神的到来。女孩子们不光问年成,什么都问。神的回答,就是无形的手操作筷子,小鸡啄米似的,在下方的米面上留出字迹。问得差不多了,姐想到旁边的我,顺便问一下将来工作地,结果居然写出“常德”的字样,在场的人惊讶,羡慕。那天七问八问的,只有我的最中听吧,仪式毕,一群人将我又扯又拉,说到了大地方不能忘了。不能忘了谁呢?不能忘了这些儿时伙伴,不能忘了神。此后我看到一些瓜瓢就愣神。好像听到它磕碰的声音。好像看到一个女神从里面走出来。好像跟着她在飞。我问母亲,世上哪个神最好,说的话最灵。母亲那时在生产队当妇女主任,说,哪有什么神,全是封建迷信。我对这回答有些不满意,世上至少有一个瓜瓢神呢,她是我灵魂的依恋,她要把我带到城里去。
常德我是知道的,我们刚刚举家上岸,原先是在沅水上打撑蒿网的,因为政策不能捕鱼了,父母亲才歇业转而忙起田地的活来。屋前屋后以及对面的杨家湾里,共有十多家都是这样的经历。我们这个船队活动最多的是在常德、德山一带,每年时间要占去一半。这里水量丰富,鱼多,特别是航运发达,载客的,运货的,各种各样的船只,穿来忽去,繁星点点,将河流搅得上气不接下气,鱼儿们喜欢热闹,赶集似的奔涌。这是渔家的福地。常常进城的是母亲,她会把鱼卖出去,把船上需要的东西带回来。那许多鱼是经过我的手了的。父亲在船头打上鱼来后,我喜欢挑出一些喂养,如鲫鱼、鲤鱼、刁子等等。这是它们临走前的告别。它们走了之后,我就想着是去了哪里。进了有钱的人家,成了城里人的一缕精神。我相信它们记着我,想着我。它们会在城市的许多地方找我,却看不见我,我在水上,像一只孤零零的小鱼,寻找那份只有城市才有的氧气啊。可是母亲只叫我在船上等待,说街上的东西她会带回来。结果总是令人失望,鱼彻底地走了,母亲舍不得花钱,说适合的东西不多,带的油、盐、豆腐乳之类,于我来说,一点也激动不起来。倒是记得城里有个和母亲差不多的女人,有一阵子经常到船上来买鱼,新鲜些。一来二往就熟了,有时开点玩笑,说是叫我做她的干儿子。这当不得真的,我也并不是那种可爱型的小孩,与她相距十分遥远。也不知什么缘由,后面她就再不来了。不知是生病了,或者是厌腻鱼了。这不需要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希望她来。希望看看她那城市的笑脸。希望听听她那大模大样的玩笑。然而一切随着河风的吹拂,干鱼一样的枯了。我只是城市的一个擦边球,不要期求太多的曙光。
我们不打鱼之后,离常德就远了,在往下七八十里水路的小村过着干涩的生活。可城里的影子每年春节的时候还是要冷不丁跳出来。亲戚们很忙,也很穷,只有这时才往来一番。父亲三姊妹,他有个大姐,我喊的也是伯伯,住在十二里远的叫青山的地方。每次她一来,就会谈到常德。后来我慢慢知道,她很早嫁过去的那户人家,原来是在常德东门上做生意的,算是过得去。大概是遇上一场什么战火吧,不知是不是那次震惊全国的抗日保卫战,也没说清,反正她的家境一落千丈,男人没了,店铺烧了,她便带着几个孩子回到了老家。等她走后,我依旧久久地惋惜,要不是一把火,我们有着多么体面的城里亲戚,也可以走动到另一个世界。母亲却在背后说,别听胡说,她是童养媳过去的,一点位置也没有。我便不再掺和。倒是女伯伯的大儿子给我带来乐趣不少。他的年龄较大,和母亲不相上下,我却只叫他表哥。他是个瞎子,给人算命,讲话很直脱,说我父亲的命苦,说母亲的命好,特别是晚景好。然后又说我有出息,好像与什么文曲星有关,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以后会长年与文字纠结在一起,只问:“能不能到常德去?”他说:一定能。我心里特高兴,不打鱼了,我的船儿还是要朝着那个方向。
再过几年,传来一条好消息,有个有点渊源的人在常德某个地方落了脚。这个人姓曾,曾经在我们船上帮衬着打鱼。最初,他本是个流浪儿,母亲很怜惜,把他介绍给了伯父,当了个掌艄的。那时,一家人对他很好,连我都有点朦朦胧胧的记忆,只是和伯伯的关系紧张些。于是很多人说这下我们也会跟着发达。母亲很骄傲,却不说什么。伯伯很失落,过去是有眼无珠,像是经过某地,无端失去捡拾金子的机会。然而等了一段时间,曾哥说是要来的,一直未来,等得人心灰意冷。一个个感叹起来,人的脸一阔就会变,世态炎凉。我便说:咱们可以主动去呀。母亲说:我们又不会饿死。她一直是那么有骨气,把面子看得比什么珍贵的鱼也重要。可我还是想去。姐姐悄悄对我说,想去就偷偷带我去。我的胆子可没她大,不敢。当人们就要遗忘的时候,曾哥却又来了一次,打了个转身立马走了,也不知道他从事的是什么行当,境况如何,一切是谜,可大人们猜测都没了兴趣。他一走,母亲即唏嘘:人家也为难呀。后来再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现在,每每想起这些事来,我会心血来潮地想在城里寻找些什么。比方母亲那时卖鱼的地方,女伯伯家住的地方,曾哥是不是依然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然而,只有空气在流淌,只有梦里依稀,只有城市在真实地活着。城市也许知道这一切,可是它什么也不会说。城市装着古往今来,因为它的缄默,而显得更加厚重。它在等待着你的诠释,你在诠释中找到自我。你的自我只是它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它也许装着,也许策划着,却不当多大的事,忽略不计。那么,我来到这座城市,可能不光是因为读了许多书,不光是什么分配和调动,而只是寻着它的暗号而来的。城市和每个人都单线联系着,这种联系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没听懂,有的人没听到。我不知我是否麻木,我想城市很早就有了预言,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将在这里度过幸福的一生。而明天呢,也许某一滴露珠降临,某一个哲人路过,城市会对它们说的,已与我无关。城市对我说的,早已足够消化一辈子。
必须往乡村奔走的一些日子
城市是村庄的天空,从乡间出来的人是天上的星星,有时还得摘回去。
在城里工作的人便犯了难,也许身上并没有什么光彩,也许只是表面风光,但乡里人不信,城里人都是有见识、有本事的人,就那么九牛一毛,也是一缕闪闪的温暖,除非你变了,你忘了本,你抛弃了村庄。
于是出来的人们,常常祝愿其中出一个月亮,跟着行走,跟着光芒。可惜我的老家却很寒碜,出来的人少,而且缺乏重量级。我们常常无颜以对。我们像是一批被老家挑出来的选手,参加一个集体项目比赛,结果输得一败涂地。我们浪费了期望,除了沮丧,还有光阴虚度的追悔。
大概是六年前,我先后两次参加老家的活动。一次是母校的校庆。我没有什么能耐,只是作了些宣传推介工作,母校却记着我的情,叫我在大会上作为校友代表发言。那是最糟糕的一次讲话,用的普通话,用的稿子,不像个回家的人,我的声音已经陌生。我是嫌自己分量不够,有些拘谨,而这种讲究,便是一种生分了。那次我在母校流连很久,连读书时的教室也还蹲守着,像个冬天的老人蹲守着,不是为了等待,只是为了晒晒太阳。这时,除了亲切,便是心痛,设备设施相比城里有天壤之别。我认得这方面的一些朋友,他们升级淘汰的东西也还管用,便对校长作了某些承诺。校长像个得了奖的小学生。我很惭愧,我永远是这里的学生。还有一次是参加村里水泥路贯通的剪彩仪式。我本不想回去,倒不是村里层次低,那毕竟是我摸爬滚打的地方,只是那条路很窄,也不长,还搞个剪彩,未免有些过了。可不回去不行,母亲也是村里退职的老干部,不去她脸上无光,于是也便“衣锦还乡”了一番。母亲了解我的隐忍,连声说以后不再麻烦。我有点不好意思,解决不了什么麻烦才是从这走出去人的尴尬。
老家的一些私人活动也得回去。除了本家一些亲友,还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家里有事也得捧场。我居的城市离老家不近也不远。远了,人家惊动你,会有歉意;近了,到了场也不显珍贵,出门在外的人,我是最佳邀请人选。我可以编出种种理由应付他人,但要说服自己可就艰难干涩。母亲常想把我的人情搭过去了事,那些人往往不收,说收母亲的一份便行,不必立两个户头。你便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然而一旦我过去,他们便喜之不尽,说不是要人情,而是撑面子,会给你捎回许多带土样的东西,菜油、花生、蚕豆、橘子以及暖和的棉被之类,加起来会让你有一种感觉,自己来的心意表达少了。这么来来往往,困顿少不了,因为真正沟通起来,说话行事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趣味是不多的,可依然还得坚持,还得表示一种全神贯注、高度热忱的坚持。因为人家的一切都是张弛有度、进退自如的,不要以为是煎熬着你。比方他们漫不着边地夸奖你时,会心平气和举一些不恋旧的例子,某某的老人老了,丧夫都找不到,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是自毁来路。启发和抬举掺杂着呢,倒不是吓唬你,是提醒你,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他们是这方土地休戚相关也一呼百应的人。这中间,我倒是有些遗憾,儿时的玩伴和一些同学有什么事却从来不通告我,事后再问起,那些人往往说自个没什么脸面,也就不想攀高枝之类。我不是高枝,也不是星星,甚至连萤火虫也不是。我们的某种陈旧的观念在村庄依然留存,喜欢把人划等,喜欢把自己束缚在卑微里,以致无法飞翔。
每年还有两个日子,我可能会往乡间奔走。过春节。姐姐去了海南,生发出了一大家子,隔得几年,会回来团聚一下,那时便会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把老家那不大的屋子闹翻天。现在城里的年货应有尽有,事前,妻子会三三两两地带呀托的,母亲也挑剔起来,次数多了,连粉丝、红枣、面条,她都点起牌子来,嗨,是把城里的春节移到了乡里。大部分春节还是在城里过的,把母亲和继父接过来,也就少了个两头准备。还有清明节。老了的人就贴在那块土地上不动了,接也接不来了,他们变成泥土,长在花里,长在草里。我和妻的生父都走得很早,在出城往南的一条线路上安息,这不知是不是冥冥中他们搭的桥。我们先落脚檀树坪。岳父的坟迁过,铁路,高速公路在周边盘旋,在这现代文明巨大的翅膀下,他像一片散落的羽毛。他不会寂寞,钢铁浇铸的歌唱,对地面的人是祝福,对地下的人是祈祷。妻的一家离开村子很早,认得的人极少,但称呼她姑姑姨姨的,多得像路边的野草,交往一少,身边的草也是野的了。在我的老家高卢家村则不一样,在坟山见到的熟人比春节不期而遇的还要多,都是来报到的。妻子怕鞭炮炸着,可每次母亲准备得都很充分,还有震耳欲聋的冲天炮,她说,这一放,地方上的人都知道你们来了。清明时节多是细雨纷纷,加上烟雾袅袅,渲染了先人们出场的背景。我感到是他们在表演,他们在讲述,而地面上的我们只是观赏,倾听。我突然想起了1973年的父亲,在县城治病的奄奄一息的最后一刻,他嚷着叫人快拖回乡里。他不想死在城里,不想死在陌生的地方。我在城里生活三十多年了,我不知道讲讲这里的事情他爱不爱听。
我还想记述一下前年的一件事,我工作的区域出了一点状况,有个案子涉及许多人,包括和我过从甚密的一些人,关于我的谣言也是隐约四起。为了母亲心安,我早就讲明自己的情况,可是邻里不断地询问,她也焦虑疑惑起来。母亲给妻子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又没什么事,只是末了漫不经心地问问我的去向。我的姨姨有天深夜打电话来,说是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就不用说了。我便回去了一趟。那一次老家的人认真地接待了一趟,有一个堂哥慷慨陈词:要多回来,你以为真的需要你们回来帮什么忙呀,看到你们活得好就好。那次我还真感动,乡里的人而今也海阔天空,站得很高,想得很远了。
我们这些人,在城里待久了,在利益中盘算多了,和人的交往便生出凄惶,没有人走动吧,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联系的多了,又害怕负担,老怕别人有所企图。当然,面对老家,感慨自然不同,有的多是报效,是光宗耀祖的沉重。这和乡里人内心深处的自卑又何尝不是一样的陈腐呢?别以为就你肩负着改变一切的使命,行使自己的责任便问心无愧。回去吧,回去的本质只是传递一种信息,一种情感。也许,你毫无所为,一无所有,你依然是村庄的一颗星星。
慢慢抵达城市的疼痛
城市在乡村的眼里,说不上是海市蜃楼,也是山高水长。这里的遥迢,指的更多的是心灵的距离。乡村愿意居住在自己的僻陋与卑怯中,高贵在自在里,若是让愚钝浅薄暴露于前,便是最大的压抑。许多乡里人有亲友在城里,却不愿多联系,不愿巴结叨扰,不愿丢人现眼,说是人穷志不短,争一口谁人不知的骨气。还有一个嘴上不明白说的理由,太花钱。进了城里,就禁不住诱惑,就想带点什么回家。可回到家里,发现城市是带不走的,白白把钱留在了那儿,跟着回来的只有是否划算的自嘲。然而城市,又总是乡村最后的靠山,遇到解不开的疙瘩和过不去的坎,扭扭捏捏还得寻仙问道。
很多年前,我是乡村投到城市这汪湖水中的一粒石子,想问问水有多深。我无所作为,没有弄出什么声响,却留了下来,回不去了。许多城里人就是这么来的,由打探消息的,变成了打前站的,似乎等待着乡间什么的到来。羞怯的乡间很少能来。该来的也步履蹒跚。我的能耐低微,乡间的体谅成就了我的出息。无所不能的城市啊,我只是你的一缕小小的叹息般的呼吸。找工作的帮不上忙,借钱起屋的帮不上忙,分低读书的帮不上忙。也许只有一件事,我沾了城市的光,万一哪个亲人生了什么乡间治不了的病,可以帮助跑跑腿,而且责无旁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