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暗号
城市的暗号
我常常想，我住在这城市，应该不是偶然，冥冥之中有神秘在携引和照亮。
大概十岁左右吧，我参与了一次姐姐和伙伴请瓜瓢姑儿神的活动。相传，这还是久远的楚地巫风的遗存，仅在沅水两岸显山露水，有着诸多说不清的玄妙。前不久，我还问了母亲，她皱了皱眉，说这神仙如今可请不来了，不知是何故。记得那是正月十五以前的事，只有这段时间瓜瓢姑儿神才会大驾光临。一个漆黑如炭的晚上，一群人聚在副队长的屋子里，大地似乎只存在了这邮票似的一角，我们要把自己寄托到另一个世界。围在一起的女孩居多，姐和副队长的女儿牵头。请神的许多角色只有女孩子才能担当。一个女孩是呼神的，头上用黑色的毛巾扎着，腰间还系着一些布条，装扮怪里怪气，似乎介于人神之间。两个女孩托着木瓜瓢，木柄上系着一根吃饭的长筷。托举瓜瓢的下端是一个木桌子，桌子上有个浅浅的瓷盆，盆里有米，铺展得均匀平整。仪式开始了，唤神的女孩开始叨念“瓜瓢姑儿瓜瓢神，接你下来问年成”等等，后面还有六七句。念完之后，气氛骤然紧张，在场的人庄严肃穆，像是在欢迎神的到来。女孩子们不光问年成，什么都问。神的回答，就是无形的手操作筷子，小鸡啄米似的，在下方的米面上留出字迹。问得差不多了，姐想到旁边的我，顺便问一下将来工作地，结果居然写出“常德”的字样，在场的人惊讶，羡慕。那天七问八问的，只有我的最中听吧，仪式毕，一群人将我又扯又拉，说到了大地方不能忘了。不能忘了谁呢？不能忘了这些儿时伙伴，不能忘了神。此后我看到一些瓜瓢就愣神。好像听到它磕碰的声音。好像看到一个女神从里面走出来。好像跟着她在飞。我问母亲，世上哪个神最好，说的话最灵。母亲那时在生产队当妇女主任，说，哪有什么神，全是封建迷信。我对这回答有些不满意，世上至少有一个瓜瓢神呢，她是我灵魂的依恋，她要把我带到城里去。
常德我是知道的，我们刚刚举家上岸，原先是在沅水上打撑蒿网的，因为政策不能捕鱼了，父母亲才歇业转而忙起田地的活来。屋前屋后以及对面的杨家湾里，共有十多家都是这样的经历。我们这个船队活动最多的是在常德、德山一带，每年时间要占去一半。这里水量丰富，鱼多，特别是航运发达，载客的，运货的，各种各样的船只，穿来忽去，繁星点点，将河流搅得上气不接下气，鱼儿们喜欢热闹，赶集似的奔涌。这是渔家的福地。常常进城的是母亲，她会把鱼卖出去，把船上需要的东西带回来。那许多鱼是经过我的手了的。父亲在船头打上鱼来后，我喜欢挑出一些喂养，如鲫鱼、鲤鱼、刁子等等。这是它们临走前的告别。它们走了之后，我就想着是去了哪里。进了有钱的人家，成了城里人的一缕精神。我相信它们记着我，想着我。它们会在城市的许多地方找我，却看不见我，我在水上，像一只孤零零的小鱼，寻找那份只有城市才有的氧气啊。可是母亲只叫我在船上等待，说街上的东西她会带回来。结果总是令人失望，鱼彻底地走了，母亲舍不得花钱，说适合的东西不多，带的油、盐、豆腐乳之类，于我来说，一点也激动不起来。倒是记得城里有个和母亲差不多的女人，有一阵子经常到船上来买鱼，新鲜些。一来二往就熟了，有时开点玩笑，说是叫我做她的干儿子。这当不得真的，我也并不是那种可爱型的小孩，与她相距十分遥远。也不知什么缘由，后面她就再不来了。不知是生病了，或者是厌腻鱼了。这不需要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希望她来。希望看看她那城市的笑脸。希望听听她那大模大样的玩笑。然而一切随着河风的吹拂，干鱼一样的枯了。我只是城市的一个擦边球，不要期求太多的曙光。
我们不打鱼之后，离常德就远了，在往下七八十里水路的小村过着干涩的生活。可城里的影子每年春节的时候还是要冷不丁跳出来。亲戚们很忙，也很穷，只有这时才往来一番。父亲三姊妹，他有个大姐，我喊的也是伯伯，住在十二里远的叫青山的地方。每次她一来，就会谈到常德。后来我慢慢知道，她很早嫁过去的那户人家，原来是在常德东门上做生意的，算是过得去。大概是遇上一场什么战火吧，不知是不是那次震惊全国的抗日保卫战，也没说清，反正她的家境一落千丈，男人没了，店铺烧了，她便带着几个孩子回到了老家。等她走后，我依旧久久地惋惜，要不是一把火，我们有着多么体面的城里亲戚，也可以走动到另一个世界。母亲却在背后说，别听胡说，她是童养媳过去的，一点位置也没有。我便不再掺和。倒是女伯伯的大儿子给我带来乐趣不少。他的年龄较大，和母亲不相上下，我却只叫他表哥。他是个瞎子，给人算命，讲话很直脱，说我父亲的命苦，说母亲的命好，特别是晚景好。然后又说我有出息，好像与什么文曲星有关，那时我根本没想到以后会长年与文字纠结在一起，只问：“能不能到常德去？”他说：一定能。我心里特高兴，不打鱼了，我的船儿还是要朝着那个方向。
再过几年，传来一条好消息，有个有点渊源的人在常德某个地方落了脚。这个人姓曾，曾经在我们船上帮衬着打鱼。最初，他本是个流浪儿，母亲很怜惜，把他介绍给了伯父，当了个掌艄的。那时，一家人对他很好，连我都有点朦朦胧胧的记忆，只是和伯伯的关系紧张些。于是很多人说这下我们也会跟着发达。母亲很骄傲，却不说什么。伯伯很失落，过去是有眼无珠，像是经过某地，无端失去捡拾金子的机会。然而等了一段时间，曾哥说是要来的，一直未来，等得人心灰意冷。一个个感叹起来，人的脸一阔就会变，世态炎凉。我便说：咱们可以主动去呀。母亲说：我们又不会饿死。她一直是那么有骨气，把面子看得比什么珍贵的鱼也重要。可我还是想去。姐姐悄悄对我说，想去就偷偷带我去。我的胆子可没她大，不敢。当人们就要遗忘的时候，曾哥却又来了一次，打了个转身立马走了，也不知道他从事的是什么行当，境况如何，一切是谜，可大人们猜测都没了兴趣。他一走，母亲即唏嘘：人家也为难呀。后来再没有这个人的消息。
现在，每每想起这些事来，我会心血来潮地想在城里寻找些什么。比方母亲那时卖鱼的地方，女伯伯家住的地方，曾哥是不是依然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然而，只有空气在流淌，只有梦里依稀，只有城市在真实地活着。城市也许知道这一切，可是它什么也不会说。城市装着古往今来，因为它的缄默，而显得更加厚重。它在等待着你的诠释，你在诠释中找到自我。你的自我只是它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它也许装着，也许策划着，却不当多大的事，忽略不计。那么，我来到这座城市，可能不光是因为读了许多书，不光是什么分配和调动，而只是寻着它的暗号而来的。城市和每个人都单线联系着，这种联系有的人听懂了，有的人没听懂，有的人没听到。我不知我是否麻木，我想城市很早就有了预言，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将在这里度过幸福的一生。而明天呢，也许某一滴露珠降临，某一个哲人路过，城市会对它们说的，已与我无关。城市对我说的，早已足够消化一辈子。
必须往乡村奔走的一些日子
城市是村庄的天空，从乡间出来的人是天上的星星，有时还得摘回去。
在城里工作的人便犯了难，也许身上并没有什么光彩，也许只是表面风光，但乡里人不信，城里人都是有见识、有本事的人，就那么九牛一毛，也是一缕闪闪的温暖，除非你变了，你忘了本，你抛弃了村庄。
于是出来的人们，常常祝愿其中出一个月亮，跟着行走，跟着光芒。可惜我的老家却很寒碜，出来的人少，而且缺乏重量级。我们常常无颜以对。我们像是一批被老家挑出来的选手，参加一个集体项目比赛，结果输得一败涂地。我们浪费了期望，除了沮丧，还有光阴虚度的追悔。
大概是六年前，我先后两次参加老家的活动。一次是母校的校庆。我没有什么能耐，只是作了些宣传推介工作，母校却记着我的情，叫我在大会上作为校友代表发言。那是最糟糕的一次讲话，用的普通话，用的稿子，不像个回家的人，我的声音已经陌生。我是嫌自己分量不够，有些拘谨，而这种讲究，便是一种生分了。那次我在母校流连很久，连读书时的教室也还蹲守着，像个冬天的老人蹲守着，不是为了等待，只是为了晒晒太阳。这时，除了亲切，便是心痛，设备设施相比城里有天壤之别。我认得这方面的一些朋友，他们升级淘汰的东西也还管用，便对校长作了某些承诺。校长像个得了奖的小学生。我很惭愧，我永远是这里的学生。还有一次是参加村里水泥路贯通的剪彩仪式。我本不想回去，倒不是村里层次低，那毕竟是我摸爬滚打的地方，只是那条路很窄，也不长，还搞个剪彩，未免有些过了。可不回去不行，母亲也是村里退职的老干部，不去她脸上无光，于是也便“衣锦还乡”了一番。母亲了解我的隐忍，连声说以后不再麻烦。我有点不好意思，解决不了什么麻烦才是从这走出去人的尴尬。
老家的一些私人活动也得回去。除了本家一些亲友，还有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家里有事也得捧场。我居的城市离老家不近也不远。远了，人家惊动你，会有歉意；近了，到了场也不显珍贵，出门在外的人，我是最佳邀请人选。我可以编出种种理由应付他人，但要说服自己可就艰难干涩。母亲常想把我的人情搭过去了事，那些人往往不收，说收母亲的一份便行，不必立两个户头。你便明白了其中的意思。然而一旦我过去，他们便喜之不尽，说不是要人情，而是撑面子，会给你捎回许多带土样的东西，菜油、花生、蚕豆、橘子以及暖和的棉被之类，加起来会让你有一种感觉，自己来的心意表达少了。这么来来往往，困顿少不了，因为真正沟通起来，说话行事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趣味是不多的，可依然还得坚持，还得表示一种全神贯注、高度热忱的坚持。因为人家的一切都是张弛有度、进退自如的，不要以为是煎熬着你。比方他们漫不着边地夸奖你时，会心平气和举一些不恋旧的例子，某某的老人老了，丧夫都找不到，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是自毁来路。启发和抬举掺杂着呢，倒不是吓唬你，是提醒你，他们有他们的价值，他们是这方土地休戚相关也一呼百应的人。这中间，我倒是有些遗憾，儿时的玩伴和一些同学有什么事却从来不通告我，事后再问起，那些人往往说自个没什么脸面，也就不想攀高枝之类。我不是高枝，也不是星星，甚至连萤火虫也不是。我们的某种陈旧的观念在村庄依然留存，喜欢把人划等，喜欢把自己束缚在卑微里，以致无法飞翔。
每年还有两个日子，我可能会往乡间奔走。过春节。姐姐去了海南，生发出了一大家子，隔得几年，会回来团聚一下，那时便会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地把老家那不大的屋子闹翻天。现在城里的年货应有尽有，事前，妻子会三三两两地带呀托的，母亲也挑剔起来，次数多了，连粉丝、红枣、面条，她都点起牌子来，嗨，是把城里的春节移到了乡里。大部分春节还是在城里过的，把母亲和继父接过来，也就少了个两头准备。还有清明节。老了的人就贴在那块土地上不动了，接也接不来了，他们变成泥土，长在花里，长在草里。我和妻的生父都走得很早，在出城往南的一条线路上安息，这不知是不是冥冥中他们搭的桥。我们先落脚檀树坪。岳父的坟迁过，铁路，高速公路在周边盘旋，在这现代文明巨大的翅膀下，他像一片散落的羽毛。他不会寂寞，钢铁浇铸的歌唱，对地面的人是祝福，对地下的人是祈祷。妻的一家离开村子很早，认得的人极少，但称呼她姑姑姨姨的，多得像路边的野草，交往一少，身边的草也是野的了。在我的老家高卢家村则不一样，在坟山见到的熟人比春节不期而遇的还要多，都是来报到的。妻子怕鞭炮炸着，可每次母亲准备得都很充分，还有震耳欲聋的冲天炮，她说，这一放，地方上的人都知道你们来了。清明时节多是细雨纷纷，加上烟雾袅袅，渲染了先人们出场的背景。我感到是他们在表演，他们在讲述，而地面上的我们只是观赏，倾听。我突然想起了1973年的父亲，在县城治病的奄奄一息的最后一刻，他嚷着叫人快拖回乡里。他不想死在城里，不想死在陌生的地方。我在城里生活三十多年了，我不知道讲讲这里的事情他爱不爱听。
我还想记述一下前年的一件事，我工作的区域出了一点状况，有个案子涉及许多人，包括和我过从甚密的一些人，关于我的谣言也是隐约四起。为了母亲心安，我早就讲明自己的情况，可是邻里不断地询问，她也焦虑疑惑起来。母亲给妻子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多，又没什么事，只是末了漫不经心地问问我的去向。我的姨姨有天深夜打电话来，说是做了一个梦，梦的内容就不用说了。我便回去了一趟。那一次老家的人认真地接待了一趟，有一个堂哥慷慨陈词：要多回来，你以为真的需要你们回来帮什么忙呀，看到你们活得好就好。那次我还真感动，乡里的人而今也海阔天空，站得很高，想得很远了。
我们这些人，在城里待久了，在利益中盘算多了，和人的交往便生出凄惶，没有人走动吧，感觉不到自我的存在；联系的多了，又害怕负担，老怕别人有所企图。当然，面对老家，感慨自然不同，有的多是报效，是光宗耀祖的沉重。这和乡里人内心深处的自卑又何尝不是一样的陈腐呢？别以为就你肩负着改变一切的使命，行使自己的责任便问心无愧。回去吧，回去的本质只是传递一种信息，一种情感。也许，你毫无所为，一无所有，你依然是村庄的一颗星星。
慢慢抵达城市的疼痛
城市在乡村的眼里，说不上是海市蜃楼，也是山高水长。这里的遥迢，指的更多的是心灵的距离。乡村愿意居住在自己的僻陋与卑怯中，高贵在自在里，若是让愚钝浅薄暴露于前，便是最大的压抑。许多乡里人有亲友在城里，却不愿多联系，不愿巴结叨扰，不愿丢人现眼，说是人穷志不短，争一口谁人不知的骨气。还有一个嘴上不明白说的理由，太花钱。进了城里，就禁不住诱惑，就想带点什么回家。可回到家里，发现城市是带不走的，白白把钱留在了那儿，跟着回来的只有是否划算的自嘲。然而城市，又总是乡村最后的靠山，遇到解不开的疙瘩和过不去的坎，扭扭捏捏还得寻仙问道。
很多年前，我是乡村投到城市这汪湖水中的一粒石子，想问问水有多深。我无所作为，没有弄出什么声响，却留了下来，回不去了。许多城里人就是这么来的，由打探消息的，变成了打前站的，似乎等待着乡间什么的到来。羞怯的乡间很少能来。该来的也步履蹒跚。我的能耐低微，乡间的体谅成就了我的出息。无所不能的城市啊，我只是你的一缕小小的叹息般的呼吸。找工作的帮不上忙，借钱起屋的帮不上忙，分低读书的帮不上忙。也许只有一件事，我沾了城市的光，万一哪个亲人生了什么乡间治不了的病，可以帮助跑跑腿，而且责无旁贷。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外婆有了六十五岁。我很想她来，看看外孙怎么个活法。打小时候，她一直很宠我，很期望我，我不能有多大的回报，却想着给予力所能及的慰藉。但是她不来，说不用来也知道城里是好地方，是什么都有的地方，是离开了吹风刮雨和污泥浊水的地方。其实，外婆是怕麻烦我，怕自己年老不省事给我丢脸。我便巧说乡里也是好地方呢，城里许多方面还是乡里供应着的。外婆总是不听，为的自然是不来。而一九九五年秋天的某个日子，她不能不来。那时，她已七十七岁。吃饭的时候，菜叶里面裹得有一根像针一样细的篾棍子，一不留神刺着了喉咙，疼痛难忍，几天没能进食。她的邻居给母亲打电话。母亲正好待在我这里。我和母亲风风火火地去了，尽量地夸大病情，说只有城里才能速战速决。外婆将信将疑，却也依了。外婆住在贺家山，来回也只两个多小时。一进医院就照了片，开了药，外婆很忐忑地住在我家里。那时儿子八岁了，每天按时牵她下楼，到楼下的诊所打针。外婆的身体很好，一向不把小病当事，很少用药，效果特别快，两天过后，奄奄一息的她，多了不少生气。由于喉痛，外婆很少说话，却对周边的一切非常细心地感受着。怕她多虑，我们的内心惶恐，在屋子里很少高声谈笑，吃饭时也不朝她多望，只顾吃自己的，把一切弄得自然些，舒展些。外婆住了旬余。她老人家活了八十七岁，离世的时候还说我的歌唱得好，说是在城里听到了的。我一点不记得了，只记得那时陪她看电视来着。也许是听了那里面哪个歌唱家的声音吧，老人们善于把美好的东西幻化给很是怜爱的下一代。也别管这些了，只是了却了一桩心愿，让她进了一次城，一根细棍子的罪恶，也算促成了一件幸事。
相比之下，母亲的忍耐劲差一些，稍微有点小恙，就神经兮兮的。母亲说是从外公那里遗传，对什么都那么敏感。外公走时，我们很小，那就以母亲说的为准了。印象中母亲来城里治过两次病。一次是一九九八年春节。那年我们也在老家一起过年。初一那天，邻里有拜年的，敬了几个蛋糕茶，一人未吃，母亲嫌浪费自个吃了，到晚上便发作，沿腰际辐射疼痛。第二天弄到了城里，到六医院看了急诊，胆囊炎。打了止疼针，病势一下去了不少，母亲坚持不住院，只白天在那里打针。治疗完毕，医生反复交代，尽量不吃鸡蛋。她依然我行我素。不是不怕，是尝试了几次，没事。而继父是个霸得蛮的人，又支持她吃。只有当着我和妻子的面，她才说从未吃过了，像个说谎的孩子。
大概过了几年的某日，乡里突然来电话，说母亲得了大病，床也起不来了。这次一来就住进了四医院，母亲连反对的力气也没有。主要的症状是只能躺着，站起来就心慌目眩。后来确诊叫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治了两周，母亲觉得好了，花了两三千块钱，舍不得，没和我们合计，就擅自出了院。然而，住家只有两晚，又回到了医院，这下安分了，直到医生许可为止。母亲带了药回去，从这以后，每逢出现类似症状，立马找村里的医生用针。她成了自己的医生。她很高兴，说不用动不动到城里，挂号得排队，在医生门前就医还得排队，太耗时候。事实上干这些事都是妻子忙乎，她只是在一旁等待。母亲怕人笑话没有见识，来城里干什么都闷声闷气，先要在一旁看一看，听一听，才会走上正途，所以总是效率低，随之便烦，在城里活得蹩脚。
母亲第二次住院，碰巧姐从海南过来，也就侍奉了一阵子。姐姐一家人去海南二十多年，在建筑工地上做的竖焊，在那里买了房，安了家。母亲病好后，趁着机会她在这儿也治治血吸虫病。多年以前，这儿是血吸虫严重的疫区，五十岁以上的湖区人好多都有。这种病除非不得，得了就像影子终生相随，赶不跑。影子大部分时间没有感觉，偶尔你会觉得腿软，便是提醒。隔得几年，必须要医一次，血吸虫伤害肝脏，不予理会的话，慢慢会导致肝硬化、肝腹水。这是属于这块土地的疼痛，也只有这里才有最好的疗救。海南那边擅长的医生少，每每隔几年姐要回来治一治。姐永远走不出家园，血吸虫是烙印，也是召唤。每次来她都要在老家治。我劝说来我这城里，她不。她是不想沾我的光，到这里治我不会叫她出医药费。这回躲不掉了，反转来又来陪她的母亲如是说。治这病习以为常，大家都很乐观，当是一种疗养，一次走亲访友。
亲人们的疼痛就这样慢慢缓解，消失。这不光是亲人们行走的路，也是疼痛行走的路。我站在这疼痛的终点，只是一个忠诚的信使，阅读着，传递着，将震颤与呻吟输送给城市的神妙。给一切畏缩以尊严，给一切疼痛以抚慰，城市在终结着，它是大地的宠儿，有骄傲，也有责任，恭听万事万物生命的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