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牵动全局的汗位之争
第一节 蒙哥攻宋 佛道论争
一、蒙哥三路攻宋
1256年春，蒙哥大汗在蒙古草原中部的豁儿豁纳黑主不儿地方举行了库里台，成吉思汗之婿、亦乞剌思部的帖里垓提出了南下攻宋的建议，他说：“南家思（南宋）国这么近，并与我们为敌，我们为什么置之不理，拖延着〔不去征服彼国〕呢？”蒙哥大汗表示赞同，说：“我们的父兄们，过去的君主们，每一个都建立了功业，攻占过某个地方，在人们中间提高了自己的名声。我也要亲自出征，去攻打南家思。”这里并没有论证进攻南宋的理由，也没有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而进攻对方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名声”，一场大规模的攻宋战争就这样决定了。
诸王反对蒙哥汗御驾亲征：“〔陛下身为〕全世界的君主，已有了七个兄弟，为什么还要亲自与敌人作战呢？”这一意见是从国君的安危出发，认为可以让大汗的兄弟带兵，“陛下身为全世界的君主”不应身临险地。蒙哥否定了这种意见，他说：“既然我们已经说定，那么再去违反就是不合理、不正确了。”认为国君应该言而有信，不应出尔反尔。于是，蒙哥大汗“终于决意与中国君主赵扩作战”
。实际上，当时南宋的皇帝已经是赵扩的儿子宋理宗赵昀了。宋蒙战争的第二阶段——蒙哥三路攻宋开始了。
忽必烈在漠南势力的扩张和用汉法治汉地，引起了蒙古旧贵族的怀疑，也引起了蒙哥大汗的警惕和不满。“在那次会议上，别勒古台那颜奏告说：‘忽必烈已经出征过一次并且完成了任务，如今他正患脚疾，若蒙降旨，他就可以回家去了。’”这实际上是剥夺忽必烈统军权的一个借口。别勒古台是成吉思汗的异母弟，是当时在世的唯一的一位老一代贵族。那一年“已经一百一十岁了”。他忠于汗廷，担心忽必烈威胁汗权，这是可以理解的。1257年春，蒙哥大汗下令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并开始了对忽必烈的钩考、理算。后来，虽然忽必烈采取姚枢的计策躲过了这场灾难，但蒙哥大汗还是采纳了别勒古台的建议，下令说：“忽必烈合罕腿有病，他以前已率军远征，今可让他留在家中静养。”命令他把他的军队转交给塔察儿，让塔察儿代替他出征。
1258年春，蒙哥汗亲率三路大军进攻南宋，让幼弟阿里不哥、三子玉龙答失统领留下的蒙古军队留守和林。其东路军即由成吉思汗之弟帖木哥—斡赤斤之孙塔察儿率领，负责进攻荆襄地区，随行的贵族有：也松格、察忽剌、忽林池、阿勒赤、帖里垓、不只儿、怯台、忙哥—忽勒察儿和察罕等。南路大军由兀良合台率领南征大理的蒙古军队，经过广西、贵州，进攻潭州（今湖南长沙）。蒙哥汗的西路军是此次南征的主力。随从的贵族有：合答黑、秃塔黑、忽失海、阿必失合、汗庶子阿速台、亲王木哥等。大将纽璘任先锋，万户孛里叉、大将哈剌不花、乞台不花、浑都海，汉军万户刘太平、史天泽、刘黑马，汪古部大将汪德臣、汪良臣、汪惟正等随军参战。只有汉军万户李璮借口边防吃紧，拒绝率部出征。据《史集》记载：“随着蒙哥合罕出发的军队总数为六十万”，仅仅东路军“塔察儿所统率的军队总共有三十万”。有的记载说，蒙哥的西路军号称10万，实际上只有4万人。结合几个战场的具体记载，当时蒙汉大军当在二三十万之间，他们从东、西、南三面向南宋进攻，约定1260年阴历正月在潭州会师，然后顺江而下，攻取临安，灭亡南宋。
战争一开始，西路军进军相当顺利，先锋纽璘在乞台不花、刘黑马等将领的协助下，在遂宁大败南宋名将刘整的军队。不久，便进驻灵泉山和云顶山，又经过一场苦战，占领了四川重镇成都。纽璘令刘黑马留守成都，自己与副将乞台不花等率一万五千骑兵沿沱江南下，渡马湖江，进攻叙州，活捉宋将张实。然后沿长江顺流而下，至涪江，造浮桥，驻军桥南北，阻止南宋援军。宋将吕文焕进攻涪州浮桥军，被纽璘战败。
在六盘山大营观察动向的蒙哥接到捷报大喜，立即向部下宣布，将辎重留在六盘山，全军轻装南进。他自己率主力由陇州入大散关，由宝鸡攻占重贵山。亲王木哥率军由泽州入米仓关，万户孛里叉率军由渔关入沔州。
蒙哥的主力，一路过关斩将，当年十月，就进驻利州北山，与前锋军的利州守将汪德臣兄弟会合，准备在嘉陵江、白水的汇合处渡江。那里水大浪急，骑马渡江难度太大，必须要有渡船或桥梁，但数万大军一时从哪里去找那么多船只呢？于是汪良臣建议，将收集到的数百条战船连接在一起，铺上木板，搭成一座浮桥。一天晚上，蒙汉大军、战马及辎重车辆都安全地飞渡大江。十一月，蒙哥的中路军进至大获山，宋将杨大渊以为蒙军从天而降，放弃抵抗，率众投降。
与西路军的顺利进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兀良合台的南路军不断遇到南宋军民的英勇抵抗。“由于路途艰难，各地和堡寨均很险固，他们不止一次进攻作战，进展困难”。好不容易兵抵潭州，蒙古军队利用云梯攻城，宋军用滚木雷石防守，蒙古兵士伤亡惨重。一座坚城久攻不克，南路军再也前进不得。
东路军的进展更不顺利。塔察儿等诸王习惯于烧杀抢掠，将士恣情吃喝，任意掠夺，引起南宋军民的极大反感。一年多竟然没有攻下一座城市，毫无进展。当其进至郢州时，受到宋军张世杰部坚决阻击，只好退兵。“塔察儿那颜带着军队到达那里以后，围攻了整整一个星期，由于未能攻克，他们回到自己的营地上屯驻了下来”。蒙哥大怒，派出使者对他们进行指责：“你们回来时，我要下令狠狠地惩罚你们。”也松格的兄弟忽里黑赤派人将大汗的不满转告塔察儿说：“忽必烈合罕曾夺取了许多城堡，而你们却带着破烂屁股回来，也就是说你们只忙于吃喝〔不好好打仗〕。”指责他们仗打得不认真，反而经常大摆宴席，大吃大喝，能不拉肚子、烂屁股吗？
二、忽必烈主持佛道大辩论
在蒙哥大汗三路攻宋的同时，忽必烈在开平府主持了一场佛道大辩论。
蒙哥即位后继续执行成吉思汗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虽然他本人信奉萨满教，但对佛教、道教、景教等也没有任何偏见。开始他任命海云和尚掌管全国佛教事务，令道士李志常掌道教事。后来又封出生克什米尔的僧人那摩为国师，掌天下释教。当时道教全真派弟子凭借成吉思汗的支持，在燕京、河北及晋北地区势力迅速膨胀，欺压儒生及佛教徒，“毁西京（大同）天城夫子庙为文城观。毁灭释迦佛像、白玉观音、舍利宝塔，谋占梵刹四百八十二所”。与此同时，有些所谓“道教学者”又公开刊印晋人王浮所著《老子化胡经》，说什么当年老子骑青牛西游，最后到了古天竺，教化胡人，后来投胎于佛祖母亲腹中，成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实际上是想借此在佛道两派之争中取得优胜地位。他们不仅在民间远近散布，甚至上播朝廷，遍散朝廷近臣。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佛门弟子的不满，早在贵由掌权时，少林寺和尚福裕就建寺于和林，主持兴国寺。蒙哥即位后，又曾将其召至北庭行在。他乘此机会通过出身畏兀儿的“学士安藏”将自己的意见“呈献阿里不哥大王，诉其虚妄。大王披图验理，阅实甚虚。乃奏天子，备陈诈伪，破灭佛法，败伤风化”。1254年蒙哥令其书记官在和林的一所小教堂内召集了一场宗教辩论会。据《鲁不鲁乞东游记》记载，当时蒙哥派了三个书记官，宣布了辩论的规则，佛教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徒联合在一起对道士们进行批驳，鲁不鲁乞则乘机大力宣扬他有关“上帝”的理论，“道人们则保持沉默”。它说明，此次辩论并没有从理论上驳倒道士们，全真派道士只是迫于当时的压力，以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服与反抗。
对于各个教派之间互争“第一”的做法，蒙哥大汗感到不可理解，他说：“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迭宵人（基督教徒）奉弥失诃（上帝），言得升天；达失蛮（伊斯兰教徒）叫空谢天赐予。”这本来反映了蒙哥对各种宗教不偏不倚的态度。但佛教徒写下的《至元辩伪录》却说：“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帝时举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很明显，这是一条偏袒佛教的说法。而鲁不鲁乞则记载说，蒙哥大汗曾经说过：“我们蒙古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企图证明蒙哥大汗是信奉基督教的。实际上，大量记载说明，蒙哥大汗既不偏袒佛教，也不偏袒基督教，而是“酷信巫觋卜筮之术”，他对欧洲传教士所说的“一个上帝”，不过是蒙古萨满教所说的“长生天”而已。
元宪宗五年（1255），蒙哥大汗又令阿里不哥在和林万安阁下主持佛道两家再次进行辩论。佛教的代表是少林寺掌门人福裕，道教代表是长春真人弟子、全真派掌门李志常。福裕指责全真道“欺谩朝廷辽远，倚着钱财壮盛，广买臣下，取媚人情，恃方凶愎，占夺佛寺，损毁佛像，打碎石塔”等五百余事。在大量事实面前，李志常无言以辩。当阿里不哥向蒙哥汇报宗教大辩论的结果后，蒙哥大汗认为“道家理短”，将李志常和福裕等召到自己身边进行面讯，“李志常等义堕辞屈，奉旨焚伪经，还佛寺三十七所”。但在具体落实蒙哥的批示时，道士们又阳奉阴违，尤其不愿意交还佛门的庙产，而《老子化胡经》照样在社会上流传。
1257年秋天，蒙哥准备南下攻宋，率军进驻六盘山，那摩国师与蒙哥一起来到六盘山，为蒙哥出师祈祷，再次提到了道教首领李志常和张真人等欺辱佛教的情况，并说他们还在到处散布《老子化胡经》，根本就没有执行蒙哥大汗的旨意。蒙哥十分气愤，当即决定，由那摩国师通知天下佛教首领，由燕京行省通知李志常及天下道士，于第二年春在开平公开辩论，由在家养病的忽必烈亲王主持。1258年年初，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各派代表，在开平府举行佛道大辩论。佛教方面以那摩国师为首，另有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西蕃国师、白教教主二世活佛噶玛拔稀、河西国师、外五路僧（畏兀儿僧）、大理国师、少林寺长老、五台山长老、圆福寺长老等300余人；道教方面参加的有全真派掌门人张真人（当时李志常已经去世）、王先生、道录樊志应、通判魏志阳、讲师周志立等200余人。忽必烈手下谋士姚枢、窦默、廉希宪、王盘等200余人被聘为裁判及公证人。子聪和尚因已皈依佛门，只能以旁听身份参与了这次佛道大辩论。
辩论开始时，忽必烈宣布：按照印度宗教辩论的习惯，辩论失败的一方要向获胜的一方奉献花环，并接受对方的教法。双方各有17人参加辩论，如果道教胜利，17名佛教徒要蓄发为道；相反，如果佛教胜利，17名道士则要剃发为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老子化胡经》的真伪。
道士们携带大量道教经典和中国史书进入会场，企图造成一种假象：他们印行的《老子化胡经》是众多道教学者多年来认真钻研的结果，他们不仅研究了各种道教经典，而且研究了《史记》等中国古代的史书。
据《至元辩伪录》和《佛祖历代通载》记载，在这次辩论的关键时刻，八思巴协助忽必烈对道士们步步进逼，终于使全真派道士一败涂地。八思巴指着道士们带来的史书问：“此是何书？”道士答曰：“前代帝王之书。”
忽必烈问道：“汝今内论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
八思巴问：“我天竺亦有此书，汝闻之乎？”意思是说，你们知道天竺有一本梵文的《史记》吗？那些道士们根本不懂梵文，哪里会知道什么梵文本的《史记》呢！只好答道：“未也。”
八思巴说：“我为汝说，天竺频婆罗王赞佛偈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当其说是语时，老子安在？”
道士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八思巴进一步问道：你们所说的《史记》中有“化胡之说”吗？道士回答说：“无。”
八思巴又问：“然则老子传何经？”道士说：“《道德经》。”
八思巴问：《道德经》中有老子化胡之说吗？
一个道士辩解说：老子化胡乃是他死后之事，《道德经》乃其生前所作，焉能写出死后之事？
八思巴说：“《史记》中既无，《道德经》中又无，其为伪妄明矣！”你们推崇的帝王之书《史记》没有记载老子化胡之事，你们的道教经典《道德经》中对此也只字未提，可见你们所谓的老子化胡之说纯属凭空编造！
最后公证人、首席代表姚枢宣布：“守隅曲士，难论大方。”道家失败，并如约行罚，派使臣脱欢将道士樊志应等17人带到龙光寺削发为僧，焚毁道教伪经45部。天下佛寺为道教所占237区，命归佛教所有。
《萨迦世系史》也记载了这次佛道大辩论，其中说：“当八思巴在王宫中传法时，有信奉太上老君的道士多人，执著邪见，对自身及他人俱有伤害。遵照皇帝的命令，八思巴与17名长期修道、精通道教的道士辩论，驳倒了他们，使他们削发为僧，接受了正见。”
以八思巴名义写的《调伏道教大师文》也如实记录了此次佛道大辩论的结果：
“祈愿吉祥！
向上师及文殊菩萨顶礼！向一切恶见之正觉佛陀顶礼！
——那些致力于仙人之道、具有预见未来慧眼和神幻之力但受俗世习气熏染而贪恋尘世、难入解脱正道、追随太上老君、虽然精习自己的教法但却自吹自擂近于疯狂的道士们，——（在开平辩论失败，甘愿）使世上众生不再追求虚空神仙而入于佛教正法。
如是，以前在汉地出生之太上老君，据说在母胎中住了八十二年，出生后性喜寂静，努力修定，获得预知世间及神幻等成就，并使弟子们亦入于此道。其教法与外道数论师的教法相同，信奉其教的被称为神仙的道士们为数甚多。因见其教法危害善逝佛陀之教法，遵人主忽必烈破斥此邪门外道之命，八思巴于阳土马年（1258）仲夏五月二十三日以清净正见驳倒长期修炼神仙之法、精通其术之道士一十七名，使其出家为僧时，特记于此。”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道教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面对着从域外传入的佛教难免会有一点主人的优越感，也会产生一些盲目排外的倾向。因此，在某些道教学者的思想深处，不免会将自己信奉的道教视为中华正统，而将佛教等外来宗教视为胡人或蛮夷的宗教。胡人与蛮夷居然也懂得了宗教这种高深的理论，理应是受到了中华古圣先贤的教化或影响。而老子出关西游，不知所终，在我国的《史记》中确有明文，而结合佛教的“六世轮回”之说，将佛教始祖说成是老子的转世，也会获得不少信徒，至少是死无对证，无从考察。于是晋人王浮的《老子八十一化图》居然在社会上流行了上千年，而且被号称“全真派”的道教学者及其领袖视为本教的法宝，当蒙古大汗两次出面干预之后还不肯认输。于是才有了1258年忽必烈主持的、七八百人参加的佛道大辩论。此次辩论的结果道败佛胜，这本来也是预料之中的事。首先，虚假的理论不可能找到事实的支持，“老子化胡”之说未免太荒诞无稽了，在众多佛教及儒家学者大师面前自然难于自圆其说。其次，负责主持这次佛道大辩论的忽必烈亲王本人就是出身于“胡人”，对于“华夷之辨”“老子化胡”之说自然会有天然的反感，更何况他当时已经皈依了藏传佛教，萨迦派掌门人八思巴已经成为他的上师。为自己所信奉的教派、为自己的上师效劳本来就是人之常情，从这个角度看，忽必烈本来就应该回避这次辩论，至少没有资格充当此次辩论的主持人和仲裁人。但通过这次佛道大辩论，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却进一步密切了，它与忽必烈称汗之后奉八思巴为国师、后来又奉其为大元帝师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佛道之争并没有就此结束，直到元朝建立后的至元十八年（1281）、至元二十一年（1284）还曾经出现了两次影响较大的佛道论争。但从忽必烈掌权时期和整个元朝的情况看，佛道儒三教合流、宗教信仰自由却是当时宗教文化的主流。
失去军权和大汗信任的忽必烈，在佛道大辩论结束后，只能继续在开平宫内悠闲度日，有时与察必王妃等研讨佛理，有时骑马射猎，有时则坐在大象车上四处巡视；有时与诸谋士谈古论今，自然也会感到无聊，产生一种失落感。如何从这种“虎落平川”的境遇中解脱出来呢？这自然是忽必烈君臣共同关心的头等大事。其近侍燕真天天生活在忽必烈身边，自然会比其他人更费心思，有一天他提醒忽必烈说：主上对殿下素怀疑心，目前大汗远涉危难之地，亲挡矢石，出生入死；而您作为文武全才的汗弟，却在宫中游玩享乐，您能心安理得吗？
忽必烈受到启发，立即派出使者到四川前线向蒙哥汇报佛道大辩论的情况，顺便告诉蒙哥大汗，忽必烈“腿疾已愈，怎能坐视蒙哥合罕出征，而自己家居休息”呢！正是燕真的一句话和忽必烈的此次汇报举动，给困境中的忽必烈重新带来了转机。
第二节 小濮议兵 蒙哥之死
一、忽必烈重掌军权 小濮州访问得失
正在为东路军失利犯愁的蒙哥汗，突然见到了忽必烈的使者。他对佛道大辩论早已失去了兴趣，更为关心的却是“家居养病”的忽必烈的身体。使者代为转达了忽必烈的“奏告”：“我的腿已经养好了，我的长兄率领军队出征，而我在家里坐视，这怎么能行呢？”于是蒙哥大汗立即颁发了一份诏旨，说：“忽必烈合罕奏告说：‘腿疾已愈，怎能坐视蒙哥合罕出征，而自己居家休息。’今可让他率领塔察儿那颜的军队向南家思边境推进。”也就是命令忽必烈代塔察儿总领东路军，按原计划继续进攻鄂州。
“岁戊午，冬十一月戊申，祃牙于开平东北，是日启行”。“岁己未，春二月，会诸王于邢州”。1258年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起行，第二年二月会左手诸将于邢州，从塔察儿手中接过军权。《史集》也记载说：“〔忽必烈〕奉旨，率领一万精兵和数万札忽惕人出发，后者是从塔察儿那颜处得到的。”
当时，忽必烈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理与原东路军统帅的关系？二是如何改变东路军的被动局面？
所谓东道诸王，就是成吉思汗的二弟合撒儿以及三弟、四弟和异母弟别勒古台等人的后裔。他们同忽必烈已经是过了三代的堂兄弟，本来就不是很亲近，这次他们没有完成大汗交给的南征任务，让大汗临阵易帅，要求他们把东路军兵权交给忽必烈，虽然解脱了他们的负担，但心里自然很不是滋味儿，自然会存几分芥蒂。这是最容易导致矛盾的时候。但忽必烈却巧妙地化解了矛盾，反而使东道诸王成为支持忽必烈的一支重要力量。
“夏五月，驻小濮州，征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这是“小濮议兵”的重要内容之一。当谈到南征“方略”时，宋子贞说：“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协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忽必烈又问“治国用兵之要”。李昶说：“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为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二人的回答提出了如何瓦解敌人、争取民心的问题，而这也正是南下攻宋的要害。从此忽必烈开始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作为南征的旗帜。所谓“伐罪”，就是说宋国君臣苟安一隅，还花天酒地，搜刮民脂民膏，故而要讨伐他们！所谓“救民”，就是要解救宋朝压迫下的老百姓，而不允许任何人抢掠百姓财物，杀害老百姓，不准焚烧百姓房屋！谁要是坑害老百姓，糟蹋老百姓，就要以军法处置！所谓“不嗜杀”，是指要努力招降敌人，只要对方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就一律不杀。包括那些曾经抵抗过蒙军的敌人，在他们放下武器后，也不能杀。忽必烈认为，杀害放下武器的敌人，不是草原英雄所为！“伐罪、救民、不嗜杀”的七字方针，不仅对此次东路军顺利进军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成为忽必烈此后作战的指导方针，帮助他打败了南宋的几十万大军，最后灭亡南宋，统一中国。
二、郝经《七道议》及《东师议》
在小濮会议上，忽必烈不仅听取了宋子贞、李昶等人的意见，而且对于蒙哥南征进行了讨论。当时忽必烈得到一份宋国有关边防的奏议，“其言谨边防，守冲要，凡七道”。忽必烈“遂下诸将议”。郝经先是“进七道议七千余言”；不久又交给忽必烈一篇《东师议》，对蒙哥三路攻宋几乎是进行了全面批评。
郝经是一位儒生，并无实战经验，但他又是一位饱学之士，长期充当汉军万户张柔的谋士，对兵法战策自然也有一定研究。综合他的《七道议》及《东师议》，可以看出他提出了有关攻宋战略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他认为蒙哥三路攻宋，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说：“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败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敝于外。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简贤，绥怀远人，控制诸道，结盟饬备，以待西师，上应天心，下系人望，顺时而动，宋不足图也。”
这等于是直言不讳地批评此次南下攻宋不符合古圣先贤“以德不以力”的统一天下的原则，既不是“上应天心，下系人望”，也不是“顺时而动”，即不合时宜。因此“经见其危，未见其利”，也就是说在他郝经看来，此次南征必败。忽必烈“愕然曰：‘汝与张拔都议邪？’”忽必烈对这种大胆的议论感到十分惊讶，以为是反映张柔的意见。郝经回答说：“经少馆张柔家，尝闻其论议。此则经臆说耳，柔不知也。”忽必烈不便公开表示对这种意见的看法，自然也不能按兵不动，“以待西师”。但却引起了对这一问题以及对郝经的重视。
第二，此次出征过于仓促，“其术未尽”。他说：“国家建极开统，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遗黎残姓，游气惊魂，虔刘劘荡，殆欲歼尽。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赋，朝下令而夕出师，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阖国大举，以之伐宋而图混一。以志则锐，以力则强，以土则大，而其术则未尽也。”他认为“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术图。并之以力则不可久，久则顿弊而不振；图之以术则不可急，急则侥幸而难成”。在金、西夏、大理灭亡之后，“惟宋不下，未能混一，连兵构祸逾二十年”。它说明对这种灭大国、统一天下的战争绝对不能操之过急、掉以轻心，不能“朝下令而夕出师”，也不能一味地诉诸武力，而应文武并用，“伺隙观衅以正天伐”，而且不一定由天子御驾亲征，而应该“帅臣得人，师出以律”，天子“高拱九重之内，而海外有截矣”。也就是认为此次蒙哥大汗亲率主力西征并不明智，它违反了“万乘之尊不宜轻动”的古训，是逞匹夫之勇。
第三，他认为此次出兵违背了蒙古国“长于骑”和“以奇胜”的作战传统。他说：我蒙古军队以往之所以能所向无敌，一是靠蒙古铁骑披坚执锐，二是靠出奇致胜。所谓“奇”，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故所攻无不破”。而这次蒙哥大汗亲征四川，一来铁骑在水乡不能展其所长，二来六师雷动，实际上是舍奇而用正。“今限以大山深谷，扼以重险荐阻，迂以危途缭径，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用奇则易。况以客主势悬，蕴积情露，无虏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以有限之力，冒无限之险，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力无所用与无力同，勇无所施与不勇同，计不能行与无计同”。最后主动完全丧失，兵势滞遏难前。其结果必然是再竭三衰，“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者也”。
第四，他提出了“先荆后淮，先淮后江”的南征方略。也就是说，他认为蒙哥大汗此次南征主攻方向的选择有值得商榷之处。蒙哥大汗不应亲自率军进攻四川，而应选择其他方向。他指出，宋人经常说：“有荆襄则可以保淮甸，有淮甸则可以保江南。”我军“当从彼所保以为吾攻，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先下襄阳，后入长江，“一举而下金陵、举临安则可也”。这一战略方向的选择与此后南宋降将刘整提出的战略几乎如出一辙，只可惜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本来在此次南征之前，老将刘敏就曾向蒙哥大汗提出：“中原土旷民贫，劳师远征，恐非计也。”这一问题实际上关系重大，古人常讲要“师出有名”，这是争得民心、鼓舞士气的关键。而蒙哥大汗的这次出兵伐宋，却师出无名。这既不利于激励本国将士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瓦解敌人。也就是说，此次远征蒙哥大汗是出于一时义气，在兵员和物资上都缺乏充分的准备，主攻方向的选择、将帅的任命并不理想，整体计划与诸军的配合也有不少问题。忽必烈当时不便于向蒙哥转达以上这些意见，也只能是听天由命，“静观其变”了。
三、蒙哥死于钓鱼城下
当忽必烈率领东路军南下之际，1258年12月，蒙哥攻取四川大良坪。
1259年春正月，蒙哥驻跸重贵山北，置酒大会，因问诸王、驸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其谓可居否乎？”实际上是在蒙哥的大帐中召集的一次军事会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重贵山会议。
几个月来，蒙哥的西路军连下成都、龙门、剑阁、阆州、巴州、长宁、大良等大小城市十余座，可以说是战果辉煌。可眼看夏天就要到了，蒙军不怕寒冷，却难耐暑热，是继续前进，还是撤师北还？这是当时蒙哥西路军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当时诸王、驸马、众将、百官意见并不一致。札剌亦儿部人脱欢曰：“南土瘴疠，上宜北还。所获人民，委吏治之，便。”札剌亦儿部是蒙古名将木华黎所在的部落，脱欢则是蒙哥派到开平监视佛道大辩论的汗廷使臣，他刚刚从开平回到前线，就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意见，是否受了忽必烈谋臣的影响也未可知。
阿儿剌部人八里赤不同意脱欢的意见，说：“脱欢怯，臣愿往居焉。”
一位出身西夏，长期担任成吉思汗宿卫、后又在汗廷掌膳事的老臣术速忽里支持脱欢的意见，并进行了全面分析，他说：“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地削势弱，兵粮皆仰给东南，故死守以抗我师。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间，选锐卒五万，命宿将守之，与成都旧兵相出入，不时扰之，以牵制其援师。”然后我军主力“水陆东下”，“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其上流重庆、合州，孤危无援，不降即走矣”。
脱欢所讲“南土瘴疠，上宜北还”，主要是认为大汗千金之躯，不宜置于险地，不应在这不毛之地与那些无足轻重的敌人周旋。因此他认为应该乘夏季酷热到来之前，迅速北还。至于占领的城池，则可以委派官吏治之。今后如何进军，等回到和林再从长计议。而出生西夏的术速忽里了解四川一带的情况，其对形势的分析应该说入情入理，不愧为一个明智可取的战略选择。后来其子阿八赤曾向忽必烈谈起这件事。忽必烈说：“当时若从此策，东南其足平乎？朕在鄂渚，日望上流之声势耳。”
但西路军诸将却认为：“攻城则功在顷刻”，“反以其言为迂”。蒙哥大汗也没有深思熟虑，就否定了以上的正确意见。1259年2月，蒙哥指挥西路军贸然进迫钓鱼城下。
钓鱼城是一座屏壁重庆、保卫巴蜀的军事重镇，是南宋王朝经过二十余年精心构建的防御要地，它位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的交汇之处，依山临江而建，形成钓鱼城三面环江的险峻形势。其中建有高大险峻的外城、内城和八座堡垒式的城门，“炮石不可及”，“梯冲不可接”；还在城南城北各筑一道直达江边的一字城墙，既有利于城内外沟通，又能与外城形成互相支援之势。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固若金汤，易守难攻之地。南宋名将彭大雅、余玠曾负责守卫、主持修建过钓鱼城。当时，南宋合州治所已经迁入钓鱼城内，军民已经多达十余万。其守将王坚是南宋的抗战派将领，他进一步加强城防，练兵备战，激励士气，决心与蒙军血战到底。
根据先礼后兵的原则，早在重贵山会议的前一天，蒙哥大汗就派宋朝降臣“晋国宝招谕合州守将王坚，坚辞之，国宝遂归”。但几天之后，王坚又将归至峡口的晋国宝“追还杀之”。“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合州守将王坚将已经放还的蒙军来使又“追还杀之”，一方面表达了他誓死不降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本国投降者的愤恨。
这年二月初二，蒙哥率诸军渡过渠江的鸡爪滩，驻军于钓鱼城东面的石子山。第二天，即“督诸军战城下”；几天后，“攻一字城”，又攻“镇西门”。“三月，攻东新门、奇胜门、镇西门小堡”。直到那年“五月，屡攻不克”。
蒙哥大汗的几万蒙古骑兵，被众志成城的10万宋国军民阻止在钓鱼山下，战争进入了最尴尬的胶着状态。
巴蜀的农历五月，气候已经相当炎热，由于水土不服，蒙古军中疾疫流行。据《史集》记载：“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他得起赤痢来了，在蒙古军中也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世界的君主用酒来对付霍乱，并坚持饮酒。但突然，他的健康状况恶化，病已到了危急之时。”
南宋朝廷派湖南制置使吕文德担任四川制置副使，率军从鄂州支援合州。经过七十余日的奋战，打败了蒙古在涪州的守军，夺了浮桥，进入重庆。随后沿嘉陵江而上，向钓鱼山进发，增援合州钓鱼城，形成城内外夹攻之势。
蒙哥命令木哥，留三千兵马监视钓鱼城。集中两万水陆大军，夹江而阵，由大将史天泽指挥，拦击增援钓鱼城的吕文德军。蒙哥大汗立马东山观看史天泽与吕文德决战。蒙汉水陆大军，三战三胜，打败了吕文德的千艘战舰，迫使其退回重庆。蒙哥升帐，论功行赏，赐给史天泽黄金50两，白银200两，锦1匹。
蒙军将士受到打退援军和蒙哥大汗重赏的鼓舞，又开始猛攻钓鱼城。
汪德臣及其弟汪良臣带着儿子汪惟正担任主攻。汪德臣不顾城上矢石乱飞，冒死单骑来到城下，向城上高声喊道：“王坚，我来活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语未竞，几为飞石所中，遂感疾”。当时忽然天降大雨，登城的士兵在云梯上睁不开眼睛，而城上的宋军低头防御，却看得真真切切，蒙古兵士纷纷从云梯上跌落下来，死伤无算，汪德臣也几乎为飞石击中，回到军营即一病不起。蒙哥“遣使问劳”，让他回原驻地益昌养病，他拒绝了，说：“陛下尊为天子，犹冒寒暑，服劳于外，臣待罪行伍，死其分也。”汪德臣病重而死，年仅三十六岁。蒙哥损失了一员先锋大将，脾气更暴躁了，他将自己的大帐移至钓鱼城下，亲自指挥攻城，扬言不破此城，誓不收兵。
六月，“帝不豫”，蒙哥大汗的病情已经十分危险了。“秋七月辛亥，留精兵三千守之，余悉攻重庆。癸亥，帝崩于钓鱼山，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
《史集》也记载说：“这时，蒙哥合罕正在围攻钓鱼山堡。由于瘴疠之气，霍乱漫延开来，蒙哥合罕染病去世。”
关于蒙哥大汗的具体死因，各种史籍记载不同，“有人说为宋人炮石击中而死，有人说染上流行疾病而死”，尚无定论。此处选择《元史》和《史集》的说法。
屠寄在《蒙兀儿史记·蒙格可汗本纪》中对蒙哥有一个总体评价，他说：“蒙格汗之世，夏金已平，西域大定，思缵祖宗未竟之绪，成一统之业，惟有并吞南宋，可享一己大名。其志壮哉！向使当日分兵之议，命一将入蜀，牵制上游；一将渡江淮，直捣宋临安行在；自率大军向荆鄂，居中制驭，虽成功与否不可知，其于庙算庶几校详乎？顾乃计不出此，车驾舍中道而西取四川，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事绌，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也。”屠寄的这一意见与郝经的《七道议》《东师议》有相近之处，究竟如何评价蒙哥大汗的是非功过，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在成吉思汗的孙子辈当中，拔都、蒙哥、旭烈兀、忽必烈都是佼佼者。在当年的长子西征中，蒙哥也曾经名扬欧亚大陆。他派忽必烈远征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派旭烈兀西征中亚，建立伊儿汗国，也应该说是成功的决策。但三路攻宋却犯了一系列战略、战术的错误，总结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一份难得的历史财富。
蒙哥的英年早逝使得千疮百孔的南宋王朝又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同时却导致了蒙古帝国内部长达几年的汗位争夺战争。但也正是他的英年早逝给其二弟忽必烈上台扫清了道路，从政治、军事、文化整体素质看，忽必烈自然高出蒙哥一筹。由此而出现了元朝的建立和中国的第四次统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历史往往是在否定之否定中曲折前进的，人们只有“顺天命而尽人力”才能获得理想的业绩。
第三节 南进还是北归
一、渡淮临江
元宪宗九年、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八月十五日（丙戌），忽必烈率军“渡淮”，在“淮河岸上获得他的死讯”，即“听到蒙哥合罕的噩耗”。是回师和林夺取汗位，还是继续前进夺取鄂州呢？忽必烈与蒙军主将、木华黎之孙霸都鲁等人进行了商议，一致认为“不要理睬这些谣言”，即不能根据这种道听途说而草率收兵。忽必烈说：“我们率领了［多得］像蚂蚁和蝗虫般的大军来到这里，怎能因为谣传便无所作为地回去呢！”于是他们继续前进，二十日“入大胜关，宋戍兵皆遁”。汉军顺天府万户张柔、张弘彦父子“由虎头关，与宋军遇于沙窝，柔子弘彦击破之，进与守关兵战，败之”。攻克了淮南五关中最为险要的虎头关。汉军东平万户严忠济、严忠嗣兄弟从军南征，“分兵出挂车岭，与宋兵相拒三昼夜，杀获甚众，始达蕲州”。
“壬辰，次黄陂”，八月二十一日蒙军先锋抵达黄陂。大将茶忽将一份南宋沿江制置司的告示交给忽必烈，其中说：“今夏谍者闻北兵会议，取黄陂民船系筏，由洋逻堡以渡，会于鄂州。”究竟从何处渡江，当时忽必烈还没有最后决定，这张告示却为他设计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忽必烈高兴地说：“此事前所未有，愿如其言。”他感到阳逻堡可能正是对方的软肋，于是决定由此渡江。
忽必烈的各支部队会聚于长江北岸，与九江隔岸相望。宋军九江制置副使是南宋奸相丁大全的亲信袁玠，此人为官贪酷，曾“逮系渔湖土豪，督促输钱甚急”。当地土豪及百姓对他极为痛恨。听说“胡王爷”的军队秋毫无犯，“尽以渔舟济北来之兵”，并争先恐后地要给蒙军作向导，请蒙古大军活捉袁玠，为淮南百姓出一口恶气。忽必烈命令部下砍伐树木，“用树皮和榆树皮合在一起做成了木筏”，准备强渡长江。
当时，南宋内部也展开了一场和战之争。权相丁大全主张迁都以避蒙军之锋。宋理宗十分惊恐。太学生陈宗、陈宜中等六人“伏阙上书讼大全”，不久丁大全被罢相。而贾贵妃之兄贾似道此时已身为知枢密院事、两淮宣抚大使。宋理宗令其驻军汉阳，援助鄂州，“即军中拜右丞相”，从而使这位以斗蟋蟀、玩女人著称于世的纨绔子弟掌握了南宋的军政大权。而南宋大将吕文德因蒙军西路军撤退，于是率军从重庆顺流而下，回援鄂州。忽必烈的处境变得异常严峻。
二、渡江攻鄂
这年九月，木哥亲王“自合州钓鱼山遣使以宪宗凶问来告，且请北归以系天下之望”。木哥与忽必烈情同亲兄弟，自然希望忽必烈能够继位称汗，因此他建议忽必烈撤军北上，夺取汗权，以满足天下臣民对他的厚望。蒙哥之死的消息已经“获得证实”，忽必烈只好“让军队停驻下来，举行了追悼会”。但究竟是立即北归，还是继续南下呢？这对忽必烈来说仍然是一个难以决断的大问题。
忽必烈与诸位谋士及蒙汉众将商议的结果，不仅没有立即北归，反而加强了进攻，原因何在？第一，从忽必烈及蒙古诸将考虑，自成吉思汗以来，南征北战，从未无功而返。这次南下攻宋，大汗死于钓鱼城下，南路军进展也十分艰难。如果东路军再临江不战，撤回草原，那就等于宣告这次南征全面失败。他们这些号称“巴特儿”的领兵将帅，将会无颜见和林父老。“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忽必烈的这句话反映的正是蒙军诸将的心理。
第二，争夺汗位不仅需要时机，更需要有实力。从当时的军事、政治实力看，忽必烈虽然掌握了东路军的军权，但总体力量还不足以同阿里不哥对抗。如果当时就回和林参加选汗大会，肯定争取不到多数人的支持。而在此时还继续攻宋，则会在诸路王爷和大臣们眼里，造成一个忽必烈以国事为重的印象。
第三，当时蒙古东路军和南路军的命运如何，关键是东路军，如果东路军一退，兀良合台的南路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而东路军每打一个胜仗，南路军就有会师的希望，忽必烈也会在库里台选汗大会上多争得一部分诸王大将的拥护。
这年九月甲辰，忽必烈登上长江边的“香炉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东曰阳逻堡，其南岸即浒黄洲”。“宋兵十万，舟二千迎战，横截江水”。“以大舟扼江渡”。当天夜间，忽必烈命令木鲁花赤、张文谦等准备舟楫。第二天凌晨，至江岸，“风雨晦冥，诸将皆以为未可渡”，忽必烈不从。汉将董文炳兄弟首先请战，说：“长江天险，宋所恃以为国，势必死守，不夺其气不可，臣请尝之。”“即与敢死士数十百人当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载艨艟鼓棹疾进，叫呼毕奋”。忽必烈“遂申敕将帅扬旗伐鼓，三道并进，天为开霁”。
汉军万户张荣实“习于水，命居前列，遂取轻舟就率麾下水校鏖战北岸，获宋大船二十，俘二百，溺死者不可胜计，斩宋将吕文信”。汉军万户解诚，“善水战，从伐宋，设方略，夺敌船千计”，其部将朱国宝“率锐卒于中流与宋师鏖战，凡十七战，诸军毕济”。蒙汉大军“径达南岸”，随后兵临鄂州。
忽必烈曾派王宗道等三名使者“招喻鄂城，比至东门，矢下如雨，冲道坠马，为敌所获”。忽必烈驻军浒黄洲，下令包围鄂州。不久，“顺天万户张柔兵至”。其他各路蒙汉大军也陆续齐集鄂州城下，一场攻坚战即将开始了。
忽必烈令张柔、郑鼎等率军攻鄂，“百余日不能下”。忽必烈对张柔说：“吾犹猎者，不能擒圈中豕，野猎以供汝食，汝可破圈而取之。”于是张柔“令何伯祥作鹅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陬，屡破之”。在汉将张柔父子及建筑专家何伯祥、谢仲温等人的亲自指导下，蒙军除用云梯攻城外，还采用了挖地道、使用火器攻城等措施。宋军死伤了几万人，其守将张胜也战死了，但守城宋军誓死不退，忽必烈的蒙汉大军始终未能攻入鄂州城内。
与此同时，忽必烈派“大将拔突儿等以舟师趋岳州”，接应兀良合台的南路军，途中“遇宋将吕文德自重庆来，拔都儿等迎战，文德乘夜入鄂城，守愈坚”。霸都鲁被迫回军鄂州。当时，南路军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由于瘴疠之气，军中有许多人病亡，他们总共剩下不到五千人，获悉忽必烈到来，便决定奔赴他那里”。十一月，忽必烈再次派军接应，南路军放弃潭州，与忽必烈会师鄂州。
三、郝经上《班师议》
当忽必烈与宋军鏖战鄂州城下时，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却大大加紧了夺权的步伐。据《史集》记载：“由于忽必烈合罕在南家思地区，而旭烈兀汗在西方大食地区，他们所在之地距离蒙古京都都很遥远，因此，当阿里不哥听到兄长的死讯时，便觊觎起帝位来。异密们和近臣们怂恿他起来反对忽必烈合罕。”其实，阿里不哥企图夺取汗位的原因远不止此。蒙哥大汗突然去世，天下不可一日无主。但蒙哥又没有像成吉思汗那样在生前确定汗位继承人，因此只能从亲王中推选。亲王中有资格继承汗位者除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三兄弟外，还有蒙哥大汗的几个儿子，甚至其他东道诸王、西道诸王塔察儿、海都等也有可能被推举。蒙哥的几个嫡子庶子、玉龙答失、昔里吉等当时还是小青年或少年，既无战功又无威望，被推举为大汗的可能性很小，他们本人也没有争当大汗的想法。旭烈兀正在筹建伊儿汗国，并不想回蒙古草原当蒙古汗国的大汗。而塔察儿作为东道诸王，虽然有汉将李璮从中煽动，但成功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实际上有可能争当大汗的只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兄弟二人。阿里不哥作为“守灶”的幼子，继承了拖雷的主要领地吉儿吉思地区、蒙古三河源头故地以及唆鲁禾帖尼在汉地真定的汤沐邑，掌握了蒙古汗国的主要领地和蒙古军队的主力。同时又受命留守和林，早就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政治、军事势力、蒙哥的西征军主力回六盘山待命，其主要将领浑都海等都站在阿里不哥一边。而忽必烈作为拖雷王爷的第二位嫡子，其能力、威望虽然远远高于阿里不哥，但他的主要支持者是以木华黎子孙为主的蒙古东路军和以塔察儿等为首的东道诸王，以及众多汉臣汉将。在蒙古首都和林以及旧贵族中的影响则远远不如阿里不哥。
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蒙哥大汗的正妃忽都灰与其诸子也倾向于“幼子守灶”的草原传统，都支持阿里不哥继位。“先有诸臣阿蓝答儿、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谋立阿里不哥”。这些汗廷大臣曾支持蒙哥勾考忽必烈，担心忽必烈上台后进行报复，因此主动劝说阿里不哥继位，孛鲁合和阿蓝答儿对阿里不哥说：“忽必烈与旭烈兀二人出征去了，蒙哥合罕把大兀鲁思托付给了你，你有什么想法，难道你要我们像羔羊一样被割断喉咙吗？”蒙哥去世后，其庶子阿速台保护灵柩回和林，阿里不哥则以监国名义派出数路使者通知诸王贵族会丧和林，同时举行库里台选举大汗，实际上是为自己上台做准备。另一方面又派其亲信“阿蓝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而阿蓝答儿乘传调兵，去开平仅百余里”。阿蓝答儿、脱里赤等到燕京一带征兵征粮，企图将忽必烈的领地也控制在自己手里。察必王妃派人责问：“发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孙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蓝答儿无言以对。后来又听说“脱里赤亦至燕”，察必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写了一封急信，派“脱欢、爱莫干”为急使秘密送到忽必烈军前。
他们对忽必烈说：“从阿里不哥处来了大异密脱里赤和阿蓝答儿，正从蒙古军和札忽惕军中抽调侍卫军，而其原因不明，那支军队我们交不交给他呢？”察必在信中带来了一句隐约的谚语：“大鱼的头被砍断了，在小鱼中除了你和阿里不哥以外，还剩下谁呢？你回来好不好？”
两位使者与察必的信通报阿里不哥的异常行动，这不能不引起忽必烈君臣的警觉。过了两天，阿里不哥也派来“请安和转达问候”的急使，其实是想了解忽必烈的动向。忽必烈顺便问道：“他把他所抽调去的那些侍卫和军士派到哪里去了？”急使们回答说：“我们这些奴仆们一点也不知道，显然这是谣传。”忽必烈感到，他们有意隐瞒真相，“其中可能有诡计”。
正好在这时，汉族谋臣郝经上《班师议》，全面分析了目前处境的危险性。他说：“《易》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殿下聪明睿智，足以有临；发强刚毅，足以有断。进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然而，“自出师以来，进而不退，经有所未解者，故言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邓。亟言不已，未赐开允。乃今事急，故复进狂言”。
他分析说：从军事上看，当时蒙哥大汗的西路军已经瓦解，其主力已经撤回六盘山；而宋将张胜等坚守不降，我军被迫屯兵于坚城之下。“吕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国疵，斗气百倍，两淮之兵尽集白鹭，江西之兵尽集隆兴，岭广之兵尽集长沙，闽越沿海巨舶大舰以次而至，伺隙而进”。两淮、江西、岭广、闽越一带的宋兵都在积极向鄂州一带集中，而贾似道督率的援鄂之师也正四面云集。如果宋师乘机“遏截于江黄津渡，邀遮于大城关口，塞汉东之石门，限郢、复之湖泺”，我们的东路军就有可能陷入孤军深入、归路断绝的危险境地。
他接着分析说：“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
郝经提醒忽必烈要注意重蹈金海陵王的覆辙，当年海陵王率军60余万南征宋朝，完颜雍以两万人在辽阳政变。海陵王拒绝及时回师夺权，坚持渡江南征，结果全军覆没、身败名裂。忽必烈当时的处境的确与海陵王有一些类似之处。郝经急切地说道：“师不当进而进，江不当渡而渡，城不当攻而攻，当速退而不退”，“役成迁延，情见势屈，举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则我竭彼盈，又何俟乎！”
为了转危为安，郝经提出了几条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下，彼之奸谋潜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
概括郝经以上建议，其中主要是5条对策：
第一，建议忽必烈应派重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哪怕割让淮南、汉上、梓、夔两路，也要与对方定疆界、岁币，签订和约。
第二，留下辎重，率轻骑先行，渡淮乘驿，控制燕都，稳定漠南形势。
第三，派一支精兵迎接蒙哥大汗灵柩，收取大汗玉玺。
第四，派使者召集旭烈兀、别儿哥等亲王、驸马会丧和林，以正大位。
第五，差官于全国各地，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守燕京，以示形势。
忽必烈读完郝经的奏疏，基本上坚定了班师北归的决心。这时，廉希宪也上言说：“殿下太祖嫡孙，先皇母弟。前征云南，克期抚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召才杰，悉从人望，子惠黎庶，率土归心。今先皇奄弃万国，神器无主，愿速还京，正大位以安天下。”
汉臣董文用兄弟也“一日三谏，以神器不可久旷，宜俟登位后，以一偏师来，即了江南事”。于是忽必烈采纳了郝经、廉希宪、董文用等人的建议，准备在适当的时机撤军北归。
四、议和北归
忽必烈与兀良合台是蒙古国能征善战的王爷和统帅，他们兵临鄂州与潭州城下，只要有一地失守，近在咫尺的南宋首都临安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贾似道受命援鄂自然承担着保卫国家、君主的重要任务，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而他本人既无统率军队的经历，又无管理行政的本领，根本不是忽必烈和兀良合台的对手。因此面临着忽必烈的强大攻势，贾似道只好“密遣宋京诣军中请称臣，输岁币”。具体条件是宋蒙双方以长江为界，宋朝向蒙古称臣，每年纳贡白银20万两、绢20万匹。忽必烈的谈判代表赵璧拒绝了这一条件，说：“上驻濮州未拜旗时，汝国遣行人来议尚可。今已渡江，江南之地悉为我有，何为出此言。”忽必烈决心北归后，为了迷惑敌人，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略：他下令发兵牛头山，声称将直趋南宋首都临安，“留大将拔突儿等帅诸军围鄂”。贾似道大惧，立即再次派宋京请和。这正是忽必烈求之不得的事，他命赵璧与对方谈判，基本认可了宋京提出的议和条件，但却转告宋京说：“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意思是说，作为一路军事统帅，他只能奉命行事，但是否讲和，应由朝廷决定。
以上的议和活动减轻了忽必烈北归的压力，但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还有不少其他阻力。廉希宪曾经担任关中地区的安抚使，一直十分关注那里的形势。他感到在未来的斗争中，这一地区的向背将举足轻重，于是向忽必烈建议说：“刘太平、霍鲁海在关右，浑都海在六盘，征南诸军散处秦、蜀，太平要结诸将，其性险诈，素畏殿下英武，倘依关中形胜，设有异谋，渐不可制，宜遣赵良弼往觇人情事宜。”忽必烈采纳了这一建议。
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忽必烈派廉希宪赐膳于宗王塔察儿等。在宴会上，廉希宪以个人意见对塔察儿说：“宜首建翊戴之谋”，即建议塔察儿在推举可汗的大会上带头推举忽必烈亲王，塔察儿“然之，许以身任其事”。
忽必烈立即把东路军兵权交给霸都鲁、兀良合台，私下对他们说：“局势如此，还不知道阿里不哥对我们有何图谋，你们两人带一部分军队留在这里，等我先从乞台边境哈剌沐涟河（指黄河）回去，弄清情况以后给你们送消息来。”忽必烈派张文谦告诉诸将说：“迟六日，当去鄂退保浒黄洲。”令诸将稳住形势，6日后再向长江北岸撤退。他自己则轻装简从，带着刘秉忠、姚枢、郝经、廉希宪、阿合马、董文忠兄弟星夜返回开平。
忽必烈昼夜兼程，奔回北方。在到达开封时，他就了解到“脱里赤和阿蓝答儿曾来征索军队并对蒙古人和札忽惕人施加暴力”的情况，于是立即派遣急使对阿里不哥说：“你把战士们从蒙古人的家里和札忽惕人地区中抽走，这是不合适的，你从各地拿走的财产和牲畜可归还战士们，并把战士们还给我们，还给曾经跟随过我的军队”，还给左翼军和右翼军的诸王将领们。这样，“我们就可安排好交通工具，粮食和武器，结束对南家思的战争”。
这年年底，忽必烈一行到达燕京，“脱里赤方括民兵，民甚苦之”。忽必烈追问其括兵的理由，脱里赤“托以宪宗临终之命”，说是蒙哥大汗临终的命令。忽必烈“察其包藏祸心，所集兵皆遣之，民心大悦”。
《史集》则记载说：忽必烈发现脱里赤括兵燕京的情况后，要求他派一名急使前来。脱里赤暗中派人去见阿里不哥，说：忽必烈已经知道了你的图谋，你应该派一名万夫长和急使，带着海东青和猎兽去见忽必烈，“以祛除忽必烈的疑虑”。阿里不哥果真派了一名万夫长和使者，带了5只海东青，与脱里赤一起去见忽必烈，说了不少甜言蜜语，并告诉忽必烈，他已经停止征兵征粮，使忽必烈“感到安全，很快放下心来”。忽必烈说：“既然你们已解释了这些无谓的谣言，那就可以太平无事了。”于是他放走阿里不哥的使者与大臣。实际上，忽必烈已经进一步了解到阿里不哥企图夺权的迹象，立即遣急使至鄂州，命令霸都鲁、兀良合台“立即从鄂州撤围回来，因为人生的变化如命运的旋转”。“当急使们到达那里时，塔察儿、也松格和纳邻合丹已经回去了”，霸都鲁和兀良合台立即向江北撤退。
了解到蒙军北撤的真相之后，贾似道恍然大悟，“用刘整计，攻断浮桥，杀殿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肃清闻。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迎如文彦博故事”。大将刘整建议贾似道派一支军队袭击忽必烈的后军，杀死蒙军断后部队一百七十余人。但他却向朝廷报告说“肃清”了蒙古军队，取得了歼敌一万余人的大捷。宋理宗将其视为江山“再造”的功臣，加官晋爵，令百官郊迎。由此贾似道一下子变成了抗战英雄，在南宋朝廷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对于私下与忽必烈议和一事他却只字未提，宋理宗则至死被蒙在鼓里。
第四节 开平称大汗
一、选汗大会为何改为在开平召开
忽必烈北归燕京后，并没有像郝经建议的那样前往和林会丧、参加和林的选汗大会，而是在自己的领地开平举行了一个选汗大会。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史书上并无明文记载。《元史》说：“中统元年春三月戊辰朔，车驾至开平。亲王合丹、阿只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率东道诸王，皆来会，与诸大臣劝进。”这里只是说1260年3月忽必烈及其拥护者到达开平并举行选汗大会，并没有说明由和林改为开平的具体原因。
《史集》则记载说，当脱里赤回到和林见到阿里不哥时，说明忽必烈对他们的“计谋已有所闻”，建议阿里不哥立即“找一处偏僻的地方，把继位问题给解决了吧！”但阿里不哥却说：“最好再次派遣急使到忽必烈处去，用假话骗住他，让他放心无虑。”于是他便派脱里赤和另外两位大臣及随从人员到了燕京，多次催促忽必烈与东道诸王前往和林会丧并出席库里台，“他们企图在这些人前来时，把他们全部抓住”。而忽必烈与东道诸王却与他们巧妙周旋，故意搪塞，说：“这话很对，这是件大事，必须而且应当去，但我们还未从远征中返回本土。我们先回家去，然后从那里出发赴会，全都会聚到一起。”但后来，他们并没有前往和林，而是如前文所说，他们先后到了开平。阿里不哥也等得不耐烦了，这才在和林举行了库里台，他被推举为大汗。
“在此之后，塔察儿、也松格、也客—合丹”，以及“木华黎国王的儿子们”，“右翼全体异密们，全都会聚在一起，在会议上作出决定：‘旭烈兀汗已去到大食地区’，察合台的子孙在远方，术赤的子孙也很遥远，与阿里不哥勾结在一起的人作了蠢事。”“如果如今我们不拥立一个合罕，我们怎么能生存呢”。于是大家一致同意，立下誓书，共同在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推举46岁的忽必烈为蒙古汗国大汗。
以上就是《史集》的关于此次推举大汗的记载，阿里不哥称汗在前，忽必烈称汗在后。而《元史》却记载说，忽必烈称汗是在中统元年（1260）三月，而“阿里不哥僭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却是在那年四月。
涉及称汗时间的记载有几条：廉希宪曾经建议忽必烈“早定大计”，他说：“今阿里不哥虽殿下母弟，彼以前尝居守，专制有年。设有奸人，俾正位号，以玺书见征，我为后时。今若早承大统，颁告德音，彼虽迁延宿留，便名叛逆。安危逆顺，间不容发，宜早定大计。”
商挺也曾建议忽必烈“先发制人，后发人制。天命不敢辞，人情不敢违，事机一失，万巧莫追”。
这是金莲川幕府旧臣提出的提前举行库里台选汗大会的重要建议，其中强调的是“先发制人，后发人制”的称汗时机问题。与此同时，东道诸王塔察儿一时拿不定主意支持谁，其王傅撒吉思也劝塔察儿支持忽必烈，其中谈道：忽必烈“宽仁神武，中外属心，宜专意推戴。若犹豫不决，则失机，非计也”。
而当廉希宪劝告塔察儿支持忽必烈时，则提到前往“开平”举行库里台一事：他说：“主上圣德神功，天顺人归，高出前古，臣下议论已定。大王位属为尊，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但究竟何时、为什么决定将举行库里台的地点改为开平，史书并未作交代。
我们的看法如下：从当时的形势分析，蒙哥汗妃和阿里不哥已经派出十余批急使，通知诸位亲王驸马会丧和林，举行库里台选举大汗。其目的自然是推举阿里不哥为汗。而忽必烈王爷如果也通知大家前往和林会丧，参加库里台，这岂不是自投罗网、正中人家的下怀吗？阿里不哥留守和林，那里的诸位王爷多数是他的支持者，忽必烈到了那里等于是虎落平川，除了任人宰割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临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这才未去和林，而是去了开平。忽必烈赶到燕京后，立即解散阿里不哥的亲信脱里赤所召集的军队，后来又与脱里赤巧为周旋，实际上已经洞察了阿里不哥的阴谋。不久，被监视的耶律铸和木哥亲王也逃离和林，来到开平，投奔忽必烈。
二、开平选汗时出现的争论
1260年农历三月一日，忽必烈在开平举行库里台，出席会议的有以木哥亲王为首的诸弟，以塔察儿、也松格为首的东道诸王，以阿必失哈、合丹、合必赤、蒙哥都为首的西道诸王共四十余人，还有以霸都鲁、兀良合台、失吉忽秃忽为首的蒙古大将，以按陈为首的几位驸马，以及刘秉忠、姚枢、郝经、王文统、廉希宪等各族谋臣，史天泽、张柔、张弘范、李璮等汉军八大万户，以及吐蕃和大理的代表等。会议共进行了24天。会上、会下的活动自然都相当紧张与频繁。
从史料记载看，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以及忽必烈担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自从成吉思汗以来，选举大汗的库里台均在蒙古的根本之地三河源头举行，此次却在开平召开，各路亲王会不会认可呢？二是根据蒙古传统，选举大汗的库里台必须有各支宗王出席。目前，虽然已经有四十余位亲王与会，但旭烈兀亲王、别儿哥亲王以及察合台后王们还未到会，是不是需要延迟几日，等他们到会以后再选举呢？
会议就这样中断了，忽必烈主要是想等伊儿汗国的可汗旭烈兀和钦察汗国的可汗别儿哥。旭烈兀同忽必烈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弟，在唆鲁禾帖尼王妃生的四个儿子之中，忽必烈同五弟旭烈兀是最亲最近的，旭烈兀手下的诸王大臣肯定会支持他；别儿哥是钦察汗国拔都之弟，拔都死后他继承了汗位。蒙哥在和林即位的典礼就是他代表拔都主持的。虽然别儿哥同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一样远近，不过，忽必烈不会不知道别儿哥的为人，只要他到开平，而不去和林，就一定会支持自己继承汗位。至于察合台后王，他寄予希望不大，因为察合台后王们对拖雷后王们一直不太友好。不过，他也不能干等，他要利用这段时间广泛地联络已经到开平的与会者。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旭烈兀和别儿哥亲王还没有到来。为了争取察合台汗国的后王，忽必烈热情地接见了阿必失哈、纳邻合丹。
察合台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子，他的后王合剌旭烈兀在贵由死后，在钦察草原选汗大会上反对过贵由继承汗位，并拒绝出席贵由在和林的即位典礼。现在合剌旭烈兀死了，他的妻子兀鲁忽监国，很想让自己年幼的儿子继位；合剌旭烈兀的弟弟阿必失哈听说兀鲁忽带着儿子去了和林参加阿里不哥的选汗大会，他们叔侄便来到了开平参加忽必烈召开的库里台，这本身就表示他们对忽必烈的信任和对阿里不哥的不满。
忽必烈对他们说：你们是二伯父察合台亲王的嫡系子孙，合剌旭烈兀可汗去世，汗位虚悬，我如果被选为大汗，就任命阿必失哈作察合台汗国可汗，纳邻合丹，你要好好协助你叔叔哟！
忽必烈说：阿里不哥要稳定对察合台汗国的控制，很可能支持阿鲁忽称汗。其实这也正是阿必失哈叔侄最担心的，忽必烈的话正触到了他们的痛处。忽必烈继续说：开完库里台选汗大会后，我给你们一支精兵，你们马上就赶回察合台汗国，那时无论是兀鲁忽监国还是阿鲁忽都还在和林等候出席阿里不哥的选汗大会呢。国内汗位空虚，你们就可以继承汗位，把兀鲁忽母子和阿鲁忽都拒之国门之外了。
三、忽必烈继位大汗及其即位诏书
三月二十四日，诸王贵族同意不再等待旭烈兀、别儿哥等，拥立忽必烈为蒙古国大汗。在开平城的中心广场上隆重地举行了即位仪式，诸王及文武众臣解下腰带，搭在脖子上，向忽必烈行九拜之礼。
刘秉忠宣读即位诏书：
朕惟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盖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也。先皇帝即位之初，风飞雷厉，将大有为，忧国爱民之心虽切于己，尊贤使能之道未得其人。方董夔门之师，遽遗鼎湖之泣。岂期遗恨，竟勿克终。
肆予冲人，渡江之后，盖将深入焉。乃闻国中重以签军之扰，黎民惊骇，若不能一朝居者。予为此惧，驲骑驰归。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乃会群议，以集良规。不意宗盟，辄先推戴。左右万里，名王巨臣，不召而来者有之，不谋而同者皆是。咸谓国家之大统不可久旷，神人之重寄不可暂虚。求之今日，太祖嫡孙之中，先皇母弟之列，以贤以长，止予一人。虽在征伐之间，每存仁爱之念，博施济众，实可为天下主。天道助顺，人谟与能。祖训传国大典，于是乎在，孰敢不从。朕峻词固让，至于再三，祈恳益坚，誓以死请。于是俯徇舆情，勉登大宝。自惟寡昧，属时多艰，若涉渊冰，罔知攸济。爰当临御之始，宜新弘远之规。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务施实德，不尚虚文。虽承平未易遽臻，而饥渴所当先务。呜呼！历数攸归，钦应上天之命；勋亲斯托，敢忘烈祖之规？建极体元，与民更始。朕所不逮，更赖我远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协力，献可替否之助也。诞告多方，体予至意！
这篇由汉族大文人王鄂撰写的诏书，反映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分析了其先辈五十余年开拓疆土，长于武功，缺乏文治的原因是“时有先后，事有缓急，天下大业，非一圣一朝所能兼备”。
第二，蒙哥汗忧国爱民，但是没有得到贤能之人的帮助，实际上是说蒙哥汗不能信任汉人儒士，不重用人才。
第三，指出阿里不哥的“签军”，使百姓惊骇，不得安宁，所以，忽必烈不得不急忙从南方回师。
第四，指出了忽必烈荣登大宝的原因：一是既长且贤；二是胸怀爱民之心，且能博施济众。这里强调的是汉族政权一贯的继位原则。
第五，呼吁制定弘远的规划，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变通祖宗之法，以便建立适合蒙、汉广大地区的政治文化制度，而且要真抓实干，不尚虚文。目前应该首先解决百姓的“饥渴”问题。
第六，希望宗族、大臣同心协力，治理好国家。
第五节 牵动整个蒙古帝国的兄弟之争
忽必烈即位之后，出现的不是天下太平，而是天下纷争。首先与他争夺天下的是他的同母弟阿里不哥。这是蒙古的幼子守灶制与汗位推举制导致的又一场汗位之争，同时也是一场两种治国方略的斗争，甚至可以说是两种文化、两种生产方式、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双方的战争长达四年，波及几大汗国，动员了几十万蒙汉大军，其战火几乎烧遍当时的北部中国和蒙古草原，它对蒙古帝国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久远的影响。
一、草原上出现了两个太阳
据《史集》记载，当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后，立即派出一个百人使团，向阿里不哥“告即位”，说：“我们这些宗王和异密们，商议之后，已一致拥立忽必烈为合罕。”阿里不哥自然不会承认忽必烈的大汗地位，不由分说地扣押了忽必烈的百人使团，并且马上在和林附近的“阿勒坛（阿尔泰山）驻夏地”召开了库里台选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察合台汗国原可汗哈剌旭烈兀的妻子兀鲁忽乃大妃，蒙哥大汗的儿子玉龙答失、阿速台，察合台的侄子阿鲁忽，旭烈兀的长子主木忽儿，塔察儿的儿子乃蛮台，赤因帖木儿的弟弟也速，合丹的儿子忽鲁迷失和纳臣，钦察汗国诸王斡儿答的儿子合剌察儿，以及东道诸王别勒古台的一个儿子等。当时，阿里不哥以监国的名义派急使通知诸王众将，要求大家会丧和林并参加选汗大会，其中不少人并不知道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出现了汗位之争，更不知道忽必烈要在开平举行库里台选举大汗。因此，包括一直支持忽必烈的旭烈兀的长子，东道诸王首领塔察儿的儿子，西道诸王合丹的儿子等也都前往和林，参加了推举阿里不哥的选汗大会。它并非反映这几家王爷父子支持阿里不哥，而是由于不明了真相而出现的误会。阿里不哥自以为得到了多数王爷、大将的拥护，会后立即派遣急使到蒙哥大汗后裔、窝阔台大汗后裔、阔端王爷后裔，以及蒙古、西夏、汉人生活区“颁布诏敕，宣谕道：‘旭烈兀汗、别儿哥和宗王们已同意并宣布我为合罕，不要听忽必烈、塔察儿、也松格、也客合丹和纳邻合丹的话，也不要服从他们的命令。’他们就这样写了用谎话编成的言辞，散发了出去”。后来，他们又先后派出使者，向伊儿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等通报阿里不哥即位的消息。忽必烈自然也向几大汗国、整个帝国的不同地区下达圣旨，宣布自己继位的诏书和天子地位的合法性。于是，草原上出现了两个太阳，蒙古国内出现了两位大汗，一场争权夺位的斗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阿里不哥首先向支持忽必烈的察合台汗国的长支子孙阿必失哈叔侄和百名使团开刀。阿必失哈的祖父是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干，成吉思汗西征前木秃干被确定为察合台汗国的继位人，留在成吉思汗身边参谋军事，但却死于西征前线。木秃干之子、阿必失哈之父不里参加了长子西征，立下了战功。其兄长哈剌旭烈兀继位为察合台汗国的可汗。阿必失哈则作为西路诸王的代表参加了忽必烈的南征大理，又作为南路军主将之一参加了征宋战争，故而一向拥护忽必烈，与其主帅兀良合台等一起参加了开平推举忽必烈的选汗大会。而察合台汗国前任可汗哈剌旭烈兀已经去世，其遗孀兀鲁忽乃大妃携其幼子参加了和林的选汗大会。因此忽必烈作为新任大汗将阿必失哈“立为其祖父兀鲁思的君主”，即封授阿必失哈为察合台汗国新任可汗，并派出一支军队护送阿必失哈及其侄子纳邻合丹回国。没想到消息走漏，“在唐兀惕地区境内，阿里不哥的一大批急使追上了他们，把他们抓到他（阿里不哥）处拘禁起来，连忽必烈合罕的急使也未释放”。
阿里不哥称汗之后，立即命将出师，兵分两路讨伐忽必烈。他“把军队交给旭烈兀汗的长子主木忽儿、斡儿答的儿子合剌察儿，派遣他们和一些宗王去与忽必烈作战”。这是阿里不哥的东路军。同时又“派遣阿蓝答儿和浑都海，以异密和舍黑捏身份（军政长官），统率曾随蒙哥合罕征南家思，其后又归，单独到彼处的阿速带（阿速台）所掌管的那支军队。他们（阿蓝答儿和浑都海）就在唐兀惕境内”。这是阿里不哥的西路军，它是蒙哥大汗南下攻宋时西路军的主力，其中有一部分随阿速台护送蒙哥灵柩回和林，主要部分分别驻扎六盘山和关中、四川一带，即原来的唐兀惕（西夏）地区，浑都海、刘太平、哈剌不花等为此军主将。讨伐忽必烈的两路军的主将，一路是伊儿汗国可汗旭烈兀的长子主木忽儿、钦察汗国亲王斡儿答的儿子合剌察儿，这实际上是“借刀杀人”之计，不仅是想借重西方的两大汗国对付忽必烈，而且是故意挑拨两大汗国与忽必烈的矛盾，尤其是制造旭烈兀与忽必烈的矛盾。另一路的主将则是长期与忽必烈作对的、曾经主持对忽必烈钩考的汗廷重臣阿蓝答儿和南征主将浑都海、哈剌不花等人，他们是蒙古汗廷旧贵族的代表，而他们所统帅的军队又是蒙古汗廷的主力。
这是蒙古贵族守旧派与蒙古贵族革新派以及汉军几大万户和汉法派的一场生死较量。从军事、政治实力对比看，当时忽必烈并不占优势。从军事上看：阿里不哥以拖雷家族“灶主”的身份掌握了漠北大部分蒙古诸千户的军队，浑都海六盘山的4万骑兵，散处在秦、蜀地区的跟随蒙哥汗征伐南宋的纽璘等人的军队，也听从阿里不哥的调遣。而忽必烈的军队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他攻打鄂州时统领的东路军，以及被他解救的兀良合台的南路军；二是汉地世侯诸万户的军队。其军事实力并没有阿里不哥强大。从政治上看：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各有优势。阿里不哥在蒙哥大汗征讨南宋时，曾奉命留守和林，主持国政，汗廷大臣绝大多数站在他这一边，在蒙古旧都和林及漠北地区阿里不哥占有政治优势。忽必烈的政治势力主要在漠南地区，在那里他得到汉族地主的支持，“子育黎民，率土归心”。忽必烈真正的优势主要在经济和个人能力、人才政策方面。从经济上看：可以说忽必烈占有绝对优势，他长期控制漠南广阔而富庶的汉族地区，特别是他称汗以后，对漠南地区的统治更加巩固了。而阿里不哥占据的漠北地区“地穷荒徼，阴寒少水，草薄土瘠，大抵皆砂石也”，故长期以来，物资供应依赖于漠南。从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水平看，阿里不哥根本不能与忽必烈同日而语。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在他的哥哥们驰骋疆场的时候，他则居处漠北，留守和林，看家护院，没有参加过什么大的战斗，自然没有军事才能可言。而忽必烈则大大不同了，他率军孤军深入，成功地征服了大理，后来又率军渡江攻打南宋的鄂州，长期的战争使他的军事才能与日俱增，能够制定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即集中兵力，亲自征讨，主动出击，稳定后方，善待降者，瓦解敌人，争取诸王，取信于民等。正是这后两个优势，使忽必烈逐步从总体上的劣势变为总体上的优势，经过四年的战争终于取得了称汗之后维护汗权斗争的重大胜利。
二、漠北战场——龙兴之地的决战
漠北地区是蒙古汗国的发祥地，用汉人的话说即蒙古国的龙廷、龙兴之地。从窝阔台以来也可以说曾经是蒙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统治地区的不断扩大，尤其是忽必烈十来年的经营，漠南汉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在不断上升。由于阿里不哥占据漠北和林，忽必烈被迫在开平称汗，但没有漠北地区和中道诸王的支持，不仅是不合法的，而且很难长久统治下去。因此，战胜阿里不哥，争取漠北诸王及其部民，就成为忽必烈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当务之急。自从阿里不哥称汗以来，忽必烈借助漠南地区人力物力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中统元年（1260）五月，“以阿里不哥反，诏赦天下”。同时，诏立十路宣慰司，以加强对漠南地区的控制；同月又“诏平阳、京兆两路宣抚司签兵七千人，于延安等处守隘，以万户郑鼎、昔剌忙古带领之，贫不能应役者，官为资给”。征诸路兵3万驻扎燕京附近，命诸路买马1万余匹供应上都开平。六月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10万石，运往开平及抚州、沙井等地以备军需。同月，命令东平路万户严忠济等发精兵15000人开赴开平；不久，又诏十路宣抚司造战袄、裘衣、帽子，各以万计，运往开平。七月，命令燕京、北京、西京、真定、平阳、大名、东平、益都等路宣抚司，制造羊裘、皮袄、靴子等，皆以万计，运往开平。
那年七月，忽必烈决定亲征阿里不哥，将战略的重点放在和林。霸都鲁、兀良合台、塔察儿、也松格等蒙古名将、东道诸王均率部参战，并成为此次战争的主力。不久，又命亳州张柔、归德邸浃、睢州王文干、水军解诚和张荣宝、东平严忠嗣、济南张宏等汉军七万户，率领部众随征阿里不哥。李治安先生认为“此时忽必烈用于进攻漠北和防守幽燕的军队，估计有十五万左右”。
据《史集》记载：“忽必烈的先锋为也松格和纳邻合丹（应为也可合丹），他们在巴昔乞地方相遇交战，阿里不哥的军队被击溃；主木忽儿和合剌察儿带着少数残众从战场上逃出。”忽必烈军获胜，直指和林。“阿里不哥和他的军队惊慌地溃散，逃到了乞儿吉思地区，在逃走之前，他们将被囚禁的那两个宗王和一百名使者全都杀掉了”。
“哈刺和林的饮食，通常是用大车从汉地运来的。忽必烈合罕封锁了运输，那里便开始了大饥荒，物价腾涨”。漠北的物资供应是由漠南汉地提供的，蒙古草原上人口膨胀得太快，仅仅依靠草原的畜牧业已经无法生存下去了，尽管官府鼓励外来百姓去和林周边耕种土地，但事实证明那里不适合农业生产，如果不能从汉地源源不断地运来粮食等日常生活用品，和林就要面临饥荒的威胁。在此南北争战之际，忽必烈不得不下令切断对漠北的物资供给。再加上1250—1270年间，蒙古草原遭受了低温灾害天气，使蒙古这种生态脆弱的地区出现牲畜大减的局面，于是蒙古地区便发生了大饥荒，物价飞涨，无法支持一场持久的战争。为了摆脱困境，阿里不哥说：“最好是让早就担任宫廷职务、通晓各种事情、法度、规矩的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的儿子阿鲁忽去掌管自己祖父的首邑和他的兀鲁思，以便把武器和粮食送来援助我们，并守卫质浑河边境，使旭烈兀的军队和别儿哥的军队不能从那方面前来援助忽必烈。”
阿鲁忽本来没有继位的资格，阿里不哥的这一决定对他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因此，“阿鲁忽像离弦的箭般地飞走了，他着手安排自己的事。当他到达可失合耳边境时，他已聚集了大约十五万骑勇士。他开始作乱，进行对抗”。
“这时，惊魂未定的阿里不哥，带着瘦弱饥饿的军队驻扎在谦谦州边境（乌斯）河附近，由于害怕忽必烈合罕前来攻打他，他派遣急使去请求宽恕”，实际上是派使者向忽必烈假投降，说：“我们这些弟弟们有罪，他们是出于无知而犯罪的，你是我的兄长，可以对此加以审判，无论你吩咐我到什么地方去，我都会去，决不违背兄长的命令，我养壮了牲畜就来见你，别儿哥、旭烈兀和阿鲁忽也将前来，我正在等待他们的到来。”当使者向忽必烈传达了这些话后，忽必烈低声细语地说：“浪子们现在回头了，清醒过来、聪明起来、回心转意了，他们承认自己的过错了。”又说：“旭烈兀、别儿哥和阿鲁忽到那里时，让他们立即派急使来，他们的急使一到，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下应当在何处聚会，首先应当让他们守信用，如果你们在他们到达之前就来，那更好。”忽必烈要求使者把这些话带给阿里不哥，自己则在今蒙古国翁金河一带度过冬天后，返回了开平。留下十万大军让宗王也松格率领驻扎和林，“等阿里不哥到达时，同他一起前来”。
“这时，旭烈兀和阿鲁忽都倾向于忽必烈合罕方面，两人不断互相派遣急使”。旭烈兀甚至“向阿里不哥派去急使，责备他并力图制止他的称合罕之举，他向忽必烈合罕也派去了急使。同样，阿鲁忽也向忽必烈派去了急使，当他得知海都和忽秃忽在阿里不哥方面后，便数次攻打他们，把他们赶走”。而钦察汗国的可汗别儿哥则“向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双方都派去使者，劝他们和解”。以上记载反映了当时的四大汗国对忽必烈、阿里不哥之争的态度：其中伊儿汗国的可汗旭烈兀、察合台汗国的可汗阿鲁忽明显“倾向于忽必烈合罕方面”；钦察汗国的可汗别儿哥则不愿直接介入双方的矛盾，只是向“双方都派去使者，劝他们和解”；只有被分为六个王国的窝阔台后王中的海都和忽秃忽站在阿里不哥一边。为了争取这几大汗国的支持，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是直接派人“告知旭烈兀和阿鲁忽”：“各地区有叛乱。从质浑河岸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你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而从阿勒台的这边直到海滨，则由我来防守。”这不仅是重新明确两大汗国的领地，明确各自守土卫国的责任，而且表明作为帝国的大汗，忽必烈将会大大减少对各个汗国内部事务的干预，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从阿勒台的这边直到海滨”，也即放在原中国境内。忽必烈的这一旨意，应该看做是允许各个汗国独立发展的开端。二是千方百计地对诸王贵族进行赏赐。蒙古国的赏赐政策由来已久，尤其是新的大汗即位之初，往往要倾国库所有赏赐支持自己的诸王贵族。忽必烈即位时，和林的国库在阿里不哥的掌控之下，他自己所能掌握的只有开平府和燕京万亿库的财富，根本不足以赏赐诸王功臣。为此他重用王文统和阿合马等人，实行纸币制度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改革，在不太长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财富，这才为忽必烈进行长期的战争和赏赐诸王功臣创造了条件。于是忽必烈颁布了一个赏赐诸王贵族的名单，将大批银两、财物赏给了宗王、后妃和立有军功的大将、重臣，其中包括一直支持自己的塔察儿、木哥、也松格、拔绰以及合丹等宗王，也包括旭烈兀、别儿哥、阿鲁忽等几大汗国的可汗，甚至连反对自己的海都，忽必烈也按汗国可汗的标准给予了大量赏赐，这一做法大得人心，对于瓦解阿里不哥的联盟起到了重大作用。
但是，已经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并不打算放弃争夺汗位的斗争，他一方面假意和谈，麻痹忽必烈，另一方面又努力征集财赋和兵马，积极扩军备战。在第二年（1261）秋天，等马匹喂养肥壮之后，他便背弃承诺，再次派兵攻打忽必烈。但这次进攻却不是堂堂正正，而是偷偷摸摸，当他的军队接近驻扎在边境上的忽必烈的军队时，他派出急使说：“我是来投降的。”从而麻痹了守卫和林的也松格，然后发动突然袭击，将也松格的军队打败，重新占领了和林，然后穿越草原，直趋忽必烈的首都开平。忽必烈急忙调集塔察儿的军队和汉地7万户张柔、王文干、张荣实、严忠嗣和张宏等人的部队随驾征伐阿里不哥。那年11月，双方军队在昔木土脑儿决战。在这次战役中，宗王合丹等人带领军队斩杀阿里不哥的将领合丹火儿赤及其士兵3000多人，塔察儿和合必赤分别率军奋勇杀敌，大败敌军，并且追击了50多里，阿里不哥的队伍血流成河。阿里不哥大败，向北逃窜，忽必烈说道：“不要去追他们，他们都是些不懂事的孩子，应当使他们明白过来，后悔自己的行为。”10天后，阿里不哥和阿速台听说忽必烈的军队已经退回去了，再次商议回师对忽必烈开战，忽必烈击溃了阿里不哥的右翼，而他的左翼则一直抵抗到黑夜。夜里，双方都带着军队回到各自的营地，损失都很大。冬天，双方各自返回本土，并且在那里度过了春天与夏天。
三、秦蜀河西战场——势在必争之地
秦蜀河西地区指的是陕西关中、川蜀、甘肃河西走廊等地，它们与蒙古草原交界，既是蒙古汗国南下攻宋的基地，又是保卫和林的屏障。对于刚刚继位的大汗忽必烈来说，这一地区也是势在必争。
早在忽必烈从鄂州城下北归之时，廉希宪就曾建议忽必烈派赵良弼到这一地区观察形势。中统元年（1260）初，忽必烈刚刚即位，“赵良弼还自关右”，向忽必烈报告了这一地区严峻的形势：“刘太平、霍鲁怀已行尚书省，独收关中诸处钱谷，名为应接川蜀，实欲据有其地，与六盘相为表里，其势张甚。又四川大帅纽璘一军私属，与六盘密尔，其副将乞台不华亲戚军属，并在北庭，其心皆不可测。又闻阿里不哥已分遣心腹，易置诸将，又散金帛，分赍将吏。”当时阿里不哥已经任命刘太平、霍鲁怀为行尚书省长官前往关中地区，“独收关中诸处钱谷”，“声言办集粮饷”，实际上是企图替阿里不哥占据秦蜀地区。“哈剌不花者，征蜀时名将也，浑都海尝为之副，时驻六盘山，以兵应阿里不哥”。“浑都海屯军六盘，士马精强，咸思北归，恐事有不意”。六盘山驻军多为蒙古将士，虽然“士马精强”，但并不想久驻中原，而是希望早日回到自己的故乡。其政治倾向则是拥护阿里不哥。刘太平、霍鲁怀“与六盘相为表里”，也就是说与这支蒙古劲旅勾结在一起，气焰嚣张。驻守四川的大帅纽璘乃南征名将，他总领“秦川蒙古诸军，多得秦、蜀民心”，故而称“一军私属”，其手下军队形同“私属”，而此人又“轻去就”，不是一个很好对付的人。“其副将乞台不华亲戚军属”又“并在北庭”，其政治倾向性还不得而知。但当地将领中也有一些可以信用之人，“百家奴、刘黑马、汪惟正兄弟，蒙被德惠，俱悉心俟命”。
忽必烈深深感到“秦蜀地重”，当他任命十路宣抚使时，“乃以关右四川并为一道”，以廉希宪为宣抚使，商挺为副，赵良弼为参议。“以汪惟正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以总帅汪良臣统陕西汉军于沿河守隘”。廉希宪等三人“受命驰赴”，昼夜兼程，赶往关中。刘太平、霍鲁怀听到这一消息，“以五月一日乘急传入城中，密谋为变”。前些年刘太平配合阿蓝答儿到关中钩考理算，曾大施“威虐”，因此秦人“闻其来皆胆落”。五月初三，廉希宪等进入京兆城，“大集百吏，宣示诏旨”，同时派人前往六盘山“宣喻安抚”。“时庶事新集，人素怀公，不数日，官府粗定，颇知趣向”。关中地区本是忽必烈的封地，又是廉希宪等试行汉法的试点之区，当地的吏民感念忽必烈及廉希宪等人的恩德，得知忽必烈王爷继承大统，多数人都十分拥护，故而很快就稳定了局势，各项工作纳入了正轨。
又过了十来天，六盘山的断事官阔阔出派来一名急使，报告说：“今浑都海已反，公所遣使已杀。又分遣人乘急传，入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华，各起军马来赴援。又多遗蒙古军奥鲁官兀奴忽等金帛，使尽起新军，且约太平、霍鲁怀同时举事。”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军事情报，六盘山主将杀死了廉希宪派去宣布诏旨的使者，说明他已经公开与忽必烈政权决裂；又密令成都、青居“各起军马来赴援”，甚至收买蒙古人“使尽起新军”，又暗中派人与已经进入京兆城的刘太平、霍鲁怀相约“同时举事”。这说明一场军事事变即将发生，京兆宣抚司已经处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它关系到忽必烈新建立的关右四川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关系到西北战场的胜负。因此，廉希宪立即召集宣抚司僚佐进行商议，他说：“圣上首命我辈，正为今日。事疑变生，脱致罪衅，我当身任，不以相及。”主张对这件事必须当机立断，稍一迟疑，后果将会不堪设想。假如会招致什么罪过，他将承担全部责任，与他人无关。表现了一种敢作敢为的大无畏气概。
针对对方的密谋，廉希宪连续采取了几个应急措施：第一个措施是对付进入京兆城的刘太平、霍鲁怀，“遣万户刘黑马、京兆治中高鹏霄、华州尹史广，掩捕太平、霍鲁怀及其党，获之，尽得其奸谋，悉置于狱”。逮捕二人及其党羽之后，经过审问，核实了他们的阴谋计划，全部关入监狱。一天，手下人急报，忽必烈大汗的大赦令已经到达临潼，廉希宪说：“劲寇在迩，太平等岂赦所原？”劲敌就在我们身边，刘太平等人怎能因为有大赦令就原谅他们的罪过呢？于是他派人将汗廷的使者阻止在近郊，当即下令“绞太平等于狱，尸诸通衢，方出迎诏，民心帖然”。廉希宪甘冒“欺君”的死罪，停赦行刑，处死了阿里不哥的亲信刘太平、霍鲁怀，并在大街上示众，然后才去迎接诏书，从而稳定了京兆的局势。
第二个措施是“遣黑马诛密里霍者于成都，总帅汪惟正（良臣）诛乞台不华于青居”。密里霍者、乞台不华二人接受了六盘山主将哈剌不花、浑都海的密令，正准备调动军马起事，也是即将发生的事变中的关键人物，因此必须当机立断，向他们开刀。
第三个措施即对付六盘山驻军。以上两个措施打破了浑都海等人联络成都、青居以及刘太平、霍鲁怀“同时举事”的阴谋，大大减轻了对关右四川宣抚司的压力。但六盘山驻军的存在毕竟是对忽必烈政权的严重威胁，因此廉希宪、商挺等人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汗廷的文臣，廉希宪、商挺等人前往关右四川宣抚司上任，并没有率领一支平叛的军队。对付强大的六盘山驻军，他们只能就地取材，依靠当地拥护忽必烈的军队。《元朝名臣事略》记载说：“时关中无兵备，公尝厚遇总帅汪良臣，知其材可用，又以汪府兵精，并征秦、巩、平凉等处诸军，俾将之进讨。”当时汪良臣没有收到汗廷的直接指令，出兵对付六盘山蒙军并非一件小事。因此“汪帅危疑，未即听命”。廉希宪“取金虎符、银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第办吾事，制符已驰奏矣。’又付银万五千两，以充犒赏，又出库币为军衣，汪大感激，遂行。”与此同时，廉希宪“又摘蜀卒践更，及在家余丁，复得四千人，推蒙古官八椿将之，逆击”。廉希宪利用忽必烈以及自己的威望与智慧，争取了汪府精兵和汉军万户刘黑马等人的支持，又以汗廷命令征集了川蜀地区的轮换兵卒和在家余丁，于是掌握了几支可以与六盘山驻军对抗的兵力。这是西部战场取得胜利的关键。
廉希宪及时派出使者向忽必烈汇报关中川陕地区的形势，并“自劾停赦行刑、征调诸军、擅以惟良（良臣）为帅等罪，帝深善之。曰：‘经所谓行权，此其是也。’别赐金虎符，使节制诸军，且诏曰：‘朕委卿以方面之权，事当从宜，毋拘常制，坐失事机’”。忽必烈不仅没有怪罪廉希宪，反而对其大加表彰，认为这才是从实际出发“行权”、“从宜”，这才符合古圣先贤的教导，才不辜负朕“委卿以方面之权”的初衷。后来捷报传到汗廷，忽必烈高兴地说：“卿等古名将也，临机制变，不遗朕忧。”
廉希宪与商挺分析六盘山驻军的动向，商挺说：“为六盘策有三：选锋乘虚，直捣京兆，上也；恃财聚兵，观衅走利，中也；重装北赴，归重和林，下也。”廉希宪问：“策彼何出？”对方会采取哪条对策，商挺说：“出下。”这实际也是大势所趋。当时，忽必烈颁发诏书，“以廉希宪为中书右丞，行秦蜀省事”，提拔廉希宪为中书省副宰相，正式建立秦蜀行省，进一步加强了廉希宪的权力。“浑都海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六盘山驻军感到京兆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也是由于蒙军将士久役思归，于是浑都海不得不率军西渡黄河，准备经过河西走廊，北归和林。这时，“阿蓝答儿复自和林提兵与之合”，阿蓝答儿的西路军与六盘山驻军在半路相遇，阿蓝答儿要求合军为一，共向关中进军，蒙军主将哈剌不花不服，率领部分军队北返。阿蓝答儿遂与浑都海合军一处，“分结陇、蜀诸将，又使纽林兄宿孰为书招纽林”，进攻拥护忽必烈的西凉州只必帖木儿大王。“执毕帖木儿辎重皆空，就食秦雍”。“成都帅百家奴，兴元忙古台，青居汪惟正（良臣）、钦察，俱遣使言，人心危疑，事不可测”。“浑都海、阿蓝答儿合军而东，诸将失利，关右大震”。“朝议欲弃两川，退守兴元，希宪力言不可，乃止”。
当此关键时刻，中统元年九月，忽必烈任命合丹统一指挥西线各部军队，共同对付阿蓝答儿、浑都海联军。合丹是窝阔台庶子，是西道诸王的领袖人物，德高望重，忽必烈拜他为全军统帅，对战胜敌人起到了重大作用。双方在甘州东山附近的耀碑（今山丹县）谷展开决战，合丹分三路迎敌，他本人率军布阵于北，八椿列阵于南，汪良臣摆阵于中间。汪良臣的中军击溃敌人右翼，八椿直捣敌人前部，合丹指挥精兵截断敌人归途，结果，阿里不哥的军队大败，死伤不计其数，阿蓝答儿、浑都海也被斩杀。经过这次战役，忽必烈控制住了秦陇地区，等于斩断了阿里不哥的右臂。
在这场斗争中，廉希宪机智果断的政治才能以及忽必烈用人不疑的政策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如商挺所说：“向时浑都海之乱，若非廉相，关中安危未可知，兼关中军民他人难制，惟廉公能得其心。”“今关中最为重地，关西安，则河南、河北俱安，所系利害不小”。
四、察合台汗国战场——连锁战争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打到了察合台汗国，这是一场连锁战争。
阿里不哥委任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为该国君主，企图从察合台汗国获得大量物资。当他被忽必烈打败之后，阿里不哥派出急使到察合台汗国，以掠夺的形式征集了大量牛羊、马匹和武器。阿鲁忽见财眼红，以各种借口加以扣留，引起了阿里不哥使者的不满：“这批财物是我们奉阿里不哥诏命征收的，与阿鲁忽有什么相干？”阿鲁忽大怒，下令抓捕了这位使者，夺回了他们征集的财物。阿鲁忽和阿里不哥反目为仇，干脆杀掉阿里不哥的使者，投靠了忽必烈。
阿里不哥闻之愤怒，于是立即放弃和林，分兵数路去攻打察合台汗国的阿鲁忽。忽必烈的军队乘机夺回和林，本想继续追击阿里不哥，突然传来了李璮叛乱的消息，忽必烈只得一边命将出师，一边返回燕京。
阿鲁忽一度打败了阿里不哥的先锋军，蒙军大将哈剌不花因轻敌大意死于前线。阿鲁忽因胜而骄，放松了警惕，回到伊犁后遣散了自己的军队，结果又被阿里不哥的后卫将领阿速台打败。阿里不哥攻占了察合台汗国的首都阿力麻里，不仅挥霍无度，大吃大喝，而且肆无忌惮地残害百姓，引起了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他如此残酷地践踏成吉思汗征集起来的蒙古军队，我们怎能不感到愤怒而离开他呢？”于是旭烈兀之子主木忽儿“略有点病”，便以此为借口回到伊儿汗国；塔察儿之子、斡儿答之子等也相继率部离去。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后来只剩下他和阿速台及少数军队。包括蒙哥汗的儿子玉龙答失也派出急使去向阿里不哥索回父亲的传国玉玺，与其他千户长们一起率领自己的部众归降了忽必烈。
阿鲁忽率军反攻，阿里不哥势穷力竭，不得不在中统五年（1264）七月，启程前往上都开平向忽必烈投降。
五、阿里不哥之降——忽必烈坐稳了天子之位
忽必烈降旨集合军队，命阿里不哥进见。按照蒙古通例，在这种场合下，罪人要披上大帐的门帘觐见。大约一个小时后，阿里不哥才得到允许进入大殿，忽必烈注视了幼弟片刻，激起了他的家族荣誉感和兄弟之情，眼里流出了热泪，阿里不哥也泪流满面，忽必烈擦去泪水问道：“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阿里不哥回答道：“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忽必烈愕然。塔察儿那颜站起来打圆场说：“合罕有旨，我们今天不要追究过去的事，而要宴饮作乐！”这个提议符合忽必烈的心意，于是，大家开始宴饮起来，塔察儿又说：“阿里不哥现在站着，君主赏他一个坐的地方吧。”忽必烈命阿里不哥和诸王们同坐，在宴饮作乐中度过了这一天。
第二天，忽必烈下令严厉追究阿里不哥的追随者，让宗王昔里吉、塔海、札剌忽、别帖木儿以及那颜安童、朵儿拜、孛罗—阿合等人负责审讯，并把情况随时报告。阿里不哥说：“他们无罪，我是这场广泛蔓延的罪行的根源。”他的话没有人理睬，忽必烈降旨道：“在蒙哥合罕之世，当时的异密们甚至连想也没有想违抗他，也不曾有过大的叛乱。人们知道，只要他们稍想有所反抗，就会受到怎样的惩处。你们引起了这一切纠纷，在一切人之中散播了这样的骚乱和叛乱，毁灭了这么多宗王、异密和军队，你们该当何罪？”他们全都哑口无言。忽必烈接着问阿里不哥：“谁唆使你起来作乱的？”他回答是阿蓝答儿与孛鲁合。
忽必烈让塔察儿、也松格、也可—合丹、纳邻—合丹、忽剌忽儿、赤因—帖木儿、瓜都等宗王共同审讯阿里不哥和阿速台。最后一致决定：看在大汗的分上，赐他们二人活命，给以自由。之后，阿里不哥和阿速台被获准觐见忽必烈，次年，阿里不哥患病死去，也有人说是被毒死的。
因为阿里不哥案受到牵连的多达千余人，忽必烈权衡利弊，最后，仅处死了罪大恶极的秃满、不鲁花、忽察、阿里察、脱火思与孛鲁合等十余人，其余全部赦免，发配到各地服役。同时宣布将和林改为宣慰司都元帅府，和林作为蒙古帝国首都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忽必烈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和色目贵族战胜阿里不哥，不仅确立了他在元朝的天子地位，确立了其子孙的家天下，而且确立了蒙古、色目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治理天下的格局，这是忽必烈夺取汗权、巩固汗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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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1—6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66（张荣实传》，中华书局，1976年，3905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1—6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1—6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6《董文炳传》，中华书局，1976年，3668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1—6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66（张荣实传》，中华书局，1976年，3905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65《解诚传》，中华书局，1976年，3870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65《朱国宝传》，中华书局，1976年，3876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1—6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1—6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1—6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47《张柔传》，中华书局，1976年，3476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2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0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72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308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2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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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宋濂等：《元史》卷157《郝经传》，中华书局，1976年，3707—3708页。又见《陵川集》卷32《班师议》。
- （明）宋濂等：《元史》卷126《廉希宪传》，中华书局，1976年，3086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4《内翰董忠穆公》，中华书局，1996年，280页。
- （元）脱脱：《宋史》卷274《贾似道传》，中华书局，1985年，13781页。
- 张之翰：《西岩集》卷19《大元故荣禄大夫中书平章赵公神道碑》。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3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26《廉希宪传》，中华书局，1976年，3086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26《廉希宪传》，中华书局，1976年，3086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1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3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1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3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1页。
- （元）脱脱：《宋史》卷274《贾似道传》，中华书局，1985年，137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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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2—293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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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苏天爵：《元文类》卷70《高昌偰氏家传》。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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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5—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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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治安：《忽必烈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102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6—297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6—297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6—297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6—297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8—299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98—299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300—301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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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赵良弼传》，中华书局，1976年，3744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8—129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8—129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8—129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廉希宪传》，中华书局，1976年，3087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8—129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8—129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9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廉希宪传》，中华书局，1976年，3087—3088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参政商文定公》，中华书局，1996年，220—221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参政商文定公》，中华书局，1996年，220—221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廉希宪传》，中华书局，1976年，3087—3088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商挺传》，中华书局，1976年，3739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31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302—303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304—305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306—308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306—308页。
- 〔波斯〕拉施特：《史集》卷2《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308—309页。
- 〔美〕杰克威泽弗德著，温海清、姚建根译：《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重庆出版社，2006年，19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