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汇聚精英的金莲川幕府
开府金莲川是忽必烈事业的起点，也是忽必烈成就王业的重要阶段。1251年，蒙哥即位后，因忽必烈在其同母弟中“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遂南驻爪忽都之地”
。即命忽必烈以皇弟、亲王的身份总领漠南汉地军民事，为南下伐宋做准备，并允许他在那里开府建衙，这就是著名的金莲川王府。“爪忽都之地”即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闪电河一带，此地原名曷里浒东川，金世宗曾在此修筑行宫，作为皇帝避暑之所。因为此地盛产金莲花，金世宗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意”，改名为金莲川。这里地处草原与汉地交界之处，是南北交通要道，既有利于南下中原，对其进行有效统治，又有利于北上和林会朝省亲。蒙哥大汗允许忽必烈在这里开府建衙，实际上也是在推行亲王分封制度。忽必烈得到的权力比已经被分封的其他诸王要大得多，他不仅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蒙古军，而且有原金朝统治区内的汉军几大万户，还有大漠以南的广大的中国北方地区。蒙哥大汗派忽必烈前往漠南主政，可以说是加强汗权的一个重要措施，当时漠南地区已经成为蒙古帝国的财赋来源，故而窝阔台、耶律楚材在这里设置了十路课税所，征收了大批财富，有力地支持了帝国的对外征战；而且这一地区还是蒙古帝国人力与政治军事人才的主要来源地之一。因此，能够出任这一地区的军事行政长官的人，一定要具备十分突出的政治、军事才能。而在当时的几十位蒙古宗王中，的确没有哪一个能够比得上忽必烈精通汉文化，了解中原情况。可以这样说，蒙哥汗的这一决定，改变了忽必烈的命运，也改变了蒙古族乃至中国历史的进程。
从1251年金莲川开府建衙起，直到1260年3月开平称汗，前后将近十年，忽必烈在这座“潜邸”中汇聚了一大批争夺天下、治理国家的人才，探讨并逐步形成了尊儒崇佛、三教合一的治国理论，在一定范围内实践了“以汉法治汉地”的治国方略，远征大理，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修建开平城、建成了统治漠南地区、争夺天下的巩固的根据地，并皈依藏传佛教、主持佛道大辩论，为提高佛教的地位、为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使忽必烈逐步从蒙古帝国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发展为独立于蒙古汗廷并最终取代蒙古汗廷的势力，这正是开府金莲川的历史意义所在。
第一节 汇聚治国之才 探讨治国之道
一、汇聚治国之才
“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这是一条史学界人所共知的材料，但其中也包含着深刻的历史经验和并未真正明了的历史事实。比如“帝在潜邸”是何所指?史书常说“漠北问道”，它与漠南的金莲川王府是什么关系?“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包括哪些人士?而“问以治道”又是什么样的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正是本节需要交代的几个重要问题。
2006年，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李治安先生在《元世祖研究》一书中发表了一篇论文《元世祖忽必烈草原领地考》，他认为忽必烈的王府有两个：一个是漠北王府，另外一个才是金莲川幕府即漠南王府。这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两个王府。在蒙哥称大汗之前，忽必烈漠北的领地“禹儿惕”大体在西起杭爱山北侧的察罕鄂伦河西岸，东到忽兰赤斤东或偏南的陀山腹地三四百里处的范围内，史书上称之为“漠北王府”。“蒙哥即汗位后，包括哈剌温—只敦的漠北草原领地依然长时间保留。位于漠南爪忽都金莲川的新‘禹儿惕’领地，是随着忽必烈奉命总领漠南军国庶事的使命而增加的”。由此可见，“帝在潜邸”不仅是指两个王府，而且包括忽必烈事业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乃马真氏、贵由掌权时期与蒙哥当政时期。
台湾著名元史专家萧启庆先生专门研究了忽必烈的“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发表了一篇论文《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这是一篇全面分析忽必烈金莲川幕府和忽必烈政策转变的论文，其中分析了“忽必烈扬弃蒙古传统而建立继续汉唐帝业‘元朝’的主要原因”，文章指出“忽必烈所以会改弦易辙，一反传统而重视汉地和倾心汉化，原因自然很复杂，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但最重要的，最初启迪他了解这些原因，后来协助他发挥这些有利因素，在思想上影响他，在行动上协助他的则是他在潜邸时代的一些杰出的辅佐的贡献。这一批人物，可考者约有六十余人，当时忽必烈的恢复汉法，击败蒙古本位主义而跃登汗位，实行汉化等伟业都可说是他们殚精竭虑，苦心运用的杰作”。
文章认为，忽必烈潜邸招士是从1242年召见海云和尚及其弟子子聪开始的。早在蒙哥即位之前，忽必烈已经以周公、唐太宗等汉族的开明统治者为榜样，开始有意识地广延四方之士，这是忽必烈招纳人才的第一个时期。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幕府，从而为他在更大范围内网罗人才创造了条件，四方人才如潮涌似地流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之中，这是他招纳人才的第二个时期。
早在1242年，忽必烈二十八岁时，他就开始广招天下之士，“问以治道”。第一批被他招致“潜邸”的是北方著名的海云和尚及其弟子子聪。海云俗名宋印简，山西岚谷宁远人，金末为佛教临济宗高僧，也是当时华北佛教界的领袖人物，金宣宗曾赐号为“通玄广惠大师”。后被蒙古军队俘虏，成吉思汗下令木华黎要优礼海云师徒，并赐号为“寂照英悟大师”，居于燕京大庆寿寺。蒙哥即位后，曾令海云掌天下释教。
子聪和尚俗名刘侃，字仲晦，后更名刘秉忠，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出身于金代官宦世家。1220年，他五岁时，蒙军名将木华黎率军南下，邢州投降，木华黎承制设立都元帅府，其父刘润被任命为副都统，后升都统，署邢州录事，任巨鹿、内丘两县提领等职。刘秉忠自幼聪颖，“八岁入学”，曾在邢台西山学习儒家经典，“日诵数百言”。其同学张文谦称赞他“为诸生称首”。从十三岁起，以质子身份入居帅府，十七岁出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他怀才不遇，常忧郁不乐，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汩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遂离家隐居武安山中，与全真道士为伍，后因天宁寺虚照禅师的邀请，又易僧服，担任了天宁寺掌书记。徐世隆在《祭文》中说他认真研读儒、佛、道三家学，“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时人称其“凿开三室，混为一家”。即主张三教合流，儒佛道并用。
1242年海云和尚为给窝阔台做法事，应召前往和林，途中与子聪相遇。当时子聪二十七岁，在佛学界已经小有名气。他拿出一首《九日满坦山》的诗让海云大师看，只见上面写道：
凌云气节鬓惊秋，书剑荒寒事远游。
万里岚光乘马背，一川红叶上鳌头。
西方不管参军帽，绝塞空凋季子裘。
谁把茱萸念行役?凭高拭目望神州。
海云大师看完这首诗后对子聪说，我看你的心思不在佛门而在尘世，志在功业，今蒙古大汗召我前往，你不妨跟随我前去，也许有因缘巧合。此次北上，成为刘秉忠一生的重大转折点。
当时忽必烈作为一名亲王负责接待四方来访的僧人，乘机将海云师徒接到自己的漠北王府，向海云询问“佛法之要”。海云说：“宜稽古审得失，举贤错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建议他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尊贤使能，尊主庇民，认为这才是当时的佛法之要。忽必烈又问：“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建议说：“宜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即建议忽必烈将用人的重点转向“天下大贤硕儒”，向他们询问“古今治乱兴亡”之道。忽必烈发现子聪和尚就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希望将他留在自己身边，协助自己干一番事业。海云答应了忽必烈的要求，子聪被任命为王府掌书记，人称聪书记。海云法师只身南返，对刘秉忠说：“瓜熟而蒂落，因缘而天成。”又对随行的人们说，从此佛门将少一个有为的弟子，天下却多了个治世的能臣，因有这么一个人在，中原或许会有不少生灵免于涂炭。
子聪名为和尚，实为儒生，熟悉儒、佛、道三家学说，是一位隐居佛门的杰出人才。他与忽必烈纵论古今治乱之道，认为中原一千多年来能够称得上是盛世的，不过“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治乱之道系于天而由乎人。天生成吉思汗以劲旅取天下，然而马上可以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治天下则民为国本，未有民穷而国家富裕、民亡而国家还存在的。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其所言乃为王道之本。儒学不兴，世道难宁。国而无法，祸乱丛生。譬如草有良莠，人有贤愚，贤才尽得所用，王者则可高枕无忧。故昔日曹孟德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建议忽必烈以周公为榜样，“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之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千载一时，不可失也”。从此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准备以周公为榜样，以孔子为师，从汉文化中去了解“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去寻找“安天下”之道。
1244年，当时还是乃马真氏当政时期，忽必烈便开始广延四方之士，积极招纳人才了。这一时期招揽的人才分为两类：一类是藩府旧臣，如燕真、贾居贞、孟速思和董文炳、董文用等；另外一类是四方文学之士，如上面提到的海云、刘秉忠等。
日本学者箭内亘博士曾著《元世祖与唐太宗》一文，其中说：太宗即位之前，也就是秦王时代，招致房玄龄、杜如晦等十八学士的事情，后世传为美谈，忽必烈对此尤为钦羡，便也延揽人才去加以仿效。潜邸旧臣之一的徐世隆在王
神道碑上写道：“上之在潜邸也，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从而可知，忽必烈集结幕府开始是受了唐太宗招致十八学士的启发。
这一记载说明，在潜邸时期的忽必烈已经以唐太宗为榜样，开始有意识地招纳人才。其中刘秉忠平生以荐士自任，对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有极大的贡献。他对忽必烈说：“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尽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君子不以言废人，不以人废言，大开言路，所以成天下、安兆民也”。他积极“推荐南州人物可备器使者”，“由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朝廷旧臣，山林遗逸之士，咸见录用”。这是忽必烈招纳人才的第一个时期。
宪宗元年（1251），蒙哥登上蒙古汗位，忽必烈受命在金莲川设置幕府，为他更大范围地网罗人才创造了条件。史料记载说：“岁壬子，今上以太子弟开府金莲川，征天下名士而用之。”从此以后，四方人才进一步流入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之中。这可以看做忽必烈招纳人才的第二个时期。
金莲川幕府集结人才的方式，大体上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遣使礼聘。即由忽必烈派遣使者以礼聘请名流学者，其中多为金末已经享有盛名的人物。金国灭亡后，这些人作为“亡国之臣”，有的依附于一方诸侯，有的隐居山林，突然遇到蒙古亲王忽必烈延揽人才，他们之间便相互标榜援引，来到忽必烈王府。比如1247年，忽必烈接见张德辉，请他协助访求人才，张德辉便推荐了李治、元好问、魏璠等二十余人；1248年夏，又举荐了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朱进之、高鸣、李涛数人。等到忽必烈召见李治时，李治就向他推荐了魏璠、王鹗、李献卿、赵复、兰光庭、郝经、王博文等人。忽必烈派人去聘请窦默，开始窦默拒不应征，改名换姓，东躲西藏。忽必烈的使者化了装，跟踪窦默的朋友姚枢，这才找到窦默，经反复陈述忽必烈的求贤之心，窦默才同意出山。同时，他还向忽必烈推荐了自己的好友姚枢。后来，这两个人都深得忽必烈信任，忽必烈曾说：“如窦汉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
为了更好地招聘天下英才，忽必烈任命专人负责这一工作。其中包括藁城董氏子弟董文用，云中怀仁人赵璧等。忽必烈母亲的汤沐邑在真定，1250年拔优秀子弟董文用入选，从此董氏兄弟成为忽必烈的近臣，忽必烈经常派遣董文用征聘遗老。据虞集说：“又使为使召遗老于四方，而内翰窦公默、左丞姚公枢、鹤鸣李公俊民、敬斋李公治、玉峰魏公璠偕至，于是王府得人物为盛。”另一位经常负责征聘名士的是赵璧，他既精通蒙语，又通晓儒术。据《元史》卷159《赵璧传》说：“命驰驿四方，聘名士王鹗等。”他也为忽必烈幕府征聘了不少人才。
第二种是相互举荐。这类人虽然也是当时的文人，但还没有多大名气，他们得以进入忽必烈幕府，或者是由于朋友的举荐，或者出于同门的援引。这些人后来成为政府的重要官吏，与某些名士只充顾问而不担任具体职务不同。其中刘秉忠推荐的人才最多，1251年他推荐了刘肃、李简、张耕治理邢州。宪宗三年（1253）推荐王恂、张易进入幕府。廉希宪也向忽必烈推荐了一些人才，如寇元德、张础等，他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官员。
第三种是选拔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这类人既无盛名，又非学者，但是他们都有特长，有的擅长医术，有的擅长烹调，有的擅长吏事，也有人是因为特殊的机遇而被忽必烈任为宿卫。这些人地位虽然不高，但却是很有实用价值的技术人员。如许国桢擅长医药，赵炳、贾居贞、也黑迭儿擅长建筑，贾昔剌擅长烹调，贺仁杰、姚天福、昔班、高天锡、谢仲温等人因勇猛而任宿卫等。
忽必烈所延揽的人才，按照他们的学术、言行、进用途径及相互关系，可以分为六大政治集团：
一是邢台集团。这个政治集团以邢台人刘秉忠为核心，其主要人物如张文谦、李德辉、刘肃、李简、张耕、马亨、王恂、刘秉恕等都是刘秉忠推荐的。张文谦是他的同学，刘秉恕是他的幼弟，王恂是他的门生，都和他有密切关系。这些儒士多为邢台人，所以称之为“邢台集团”。这个集团投靠忽必烈最早，也最受重用。
“邢台集团”中的儒士多不属于正统儒家，有人擅术数，有人长于吏事，学问博杂。如刘秉忠，他曾是全真道士，又曾剃度为僧，同时还精通阴阳天文，“读书明易，讲明圣人之学”，是一位“亦儒亦僧亦道”、主张三教合一的人物。张文谦、张易、王恂等也都曾“洞究所宜者数十条”，率先向忽必烈指出“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劝忽必烈效法周公，把握时机，整顿政治，保存中国传统的典章礼乐和三纲五常之教；尊崇孔子，修复庙祀，奠立太平之基和王道之本。目的是让忽必烈用儒家思想来治理中原。邢州之治是这一集团事业的发端。
二是正统儒学集团。忽必烈幕府中，还有不少崇尚程朱理学者，以窦默、许衡和姚枢为代表，他们在潜邸中多处于师儒的地位，故称之为正统儒学集团。
元初以前，北方并没有朱熹的理学。1235年，姚枢极力聘请南方大儒赵复北上燕京讲学，把朱学的种子带到北方，经杨惟中提倡，在燕京创立太极书院，任命赵复为教授，广收弟子，传播理学，出现“伊洛之学遍天下”的盛况。
窦默、姚枢、杨惟中、许衡、赵复等儒者为发扬儒家学说，保存传统文化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他们努力把儒家的内圣外王之学，尤其是程朱的性理之学，传播进蒙古汗廷，使蒙古贵族了解中国治术的根本。他们不仅要保存中国文化，而且要传道解惑加以发扬。姚枢的“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许衡的“不如此则道不行”，都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态度。
这一集团中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是许衡，他的思想对忽必烈影响很大，至元三年（1266）许衡上《时务五议》，其中的“立国规模”一条陈述了实行汉法的必要性和困难所在。许衡仕途上不得志，学术上造诣很深，此人对元初政治与学术都发生了重大影响。他曾经和姚枢、窦默相聚于苏门山（在今河南辉县），切磋研究理学。许衡成为中国北方的理学大师，苏门讲学曾轰动天下。
三是以汉地世侯为中心的金朝遗士集团。忽必烈比较早地认识到了汉地世侯对安定中原的重要性，极尽笼络之能事。史天泽和董俊统治的地方，本来就是拖雷家的汤沐邑，因而忽必烈和这两家的关系十分密切。忽必烈深知汉地世侯不仅拥有“胜兵各合数万”，还拥有一批足智多谋的文士，若能收为己用，则声望实力一定大增。于是在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推荐史天泽出任河南安抚使。不久，藁城董氏昆仲也先后入侍潜邸。济南张柔，东平严忠济则在宪宗九年（1259）从征伐宋。另外，被忽必烈网罗的文士还有张德辉、杨果、郝经、王鹗、杨奂、宋子贞、商挺、李昶、徐世隆等。
这些文人，大多数是金朝遗士，自认为“亡国累臣，义不可再仕”，而欲高蹈远隐，以终其节。但为了救中原百姓于水火之中，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得不接受忽必烈的征聘。他们和前述的正统儒学集团不同，正统儒学集团在金朝当政时多已有显赫的经历，至少也是科举出身，而金朝遗士集团多为平民，到元代方才入仕。他们与正统儒学集团之间虽有这样的差异，但对中原文化的维护并无二致。1260年，郝经上《立政议》，指出“汉地不治”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实行汉法，“今有汉唐之地而加大，有汉唐之民而加多，虽不能使如汉唐，为元魏之治亦可也”。建议“大为振藻，与天下更始，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
金朝遗士集团，没有得到忽必烈的重用。至于史天泽和董氏兄弟，因为不仅实力雄厚，而且和忽必烈有很深的历史渊源，所以极为忽必烈所倚重。阎复撰《董文用神道碑》称：“其眷遇之隆，汉人无出其右。”
四是西域人集团。蒙军征服西域后，大量西域人随军东来。西域人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且擅长理财。蒙元初期，西域人在政坛上较受重视，如奥都剌合蛮、马合木·牙剌瓦赤等先后主持治理中原的燕京行省。
潜邸幕府中的西域人，有阿里海牙、孟速思、廉希宪、叶仙鼐（以上畏兀儿人），也黑迭儿（大食人），札马剌丁、阿合马（以上回回人）等。这些西域人中，阿里海牙、叶仙鼐都是战功彪炳的将军；孟速思、阿合马以理财著名；札马剌丁则是科学家。最值得注意的当为廉希宪和也黑迭儿二人。
廉希宪是一位纯粹的儒者，汉化程度之深为西域人中所仅见，其父孛鲁海牙为汗廷廉访司长官，因以官为姓。孛鲁海牙崇尚忽必烈的为人，说是愿意将儿子献给殿下。廉希宪18岁入侍忽必烈于潜邸，他不仅熟悉畏兀儿字书，而且精通汉文。他读《孟子》入了迷。有一次入见忽必烈，从袖中掉出一本书，忽必烈一看是《孟子》，问他为什么如此入迷?廉希宪说：孟子曾说“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何?”我一定要熟读《孟子》，协助殿下平治天下！从此人们都称他为“廉孟子”。后来忽必烈命他受僧戒，他却回答：“已受孔子戒。”宪宗四年（1254），忽必烈命廉希宪担任京兆分地的安抚使，在关中改革政治，推行汉法，招揽许衡等人，发展教育。
也黑迭儿，大食人，著名建筑家，燕京的都城和宫殿便是他主持建筑的。
五是蒙古集团。作为蒙古亲王，忽必烈身边自然也有一支亲信的蒙古集团，如乃燕、霸突鲁，皆木华黎之后；脱兀脱，博尔术之弟：忙哥；阔阔；八春等。
这些蒙古人羡慕中原文明，支持汉化，如忙哥曾任河南经略使，霸突鲁建议定都燕京。忽必烈在潜邸时，一天从容对霸突鲁说：“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蒙哥汗）驻跸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霸突鲁回答说：“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听后十分高兴，说：“非卿我几失之。”
六是宗教僧侣集团。这个集团人数比较少，主要人物有：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师八思巴、禅宗僧人海云、太一道教大师萧公弼等，他们对忽必烈的个人信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元朝的宗教政策。
二、接受儒家思想 探讨治国平天下之道
忽必烈重视汉化，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有争夺天下、安定天下的政治需要，也包括在潜邸汉臣的影响下接受儒家思想，这是他统治政策转变的主要原因。早在1244年，北方著名的知识分子赵璧、王鹗等相继来到忽必烈身边，开始向他宣传孔孟之道。赵璧蒙古语、畏兀儿语都说得很好，又认识蒙古文、畏兀儿文，忽必烈让赵璧把《大学衍义》翻译成蒙古文，不时给他讲解，使忽必烈懂得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关系，不仅本人对儒学产生了好感，还选择了十名蒙古子弟跟随赵璧学习儒家经典，并亲自检查他们的功课。不久，赵璧将金末状元王鹗召至忽必烈身边，为忽必烈讲解《孝经》《尚书》《易经》等，宣传以孝治天下，宣称“易”即变易、改变、改革，要不断从实际出发改弦更张；并大讲周文王演八卦，周公继承《易经》传统，辅佐武王、成王奠定周朝八百年基业的历史，希望忽必烈成为周公式的人物。忽必烈听得很有趣味，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说：先生所说的王道仁政，平治天下之道，“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行之耶！”忽必烈还让阔阔、廉希宪、阿里海牙、燕真、阿合马等跟随王鹗学习。
1247年，忽必烈召见张德辉，问道：“孔子殁已久，今其性安在?”张德辉回答：“圣人与天地始终，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忽必烈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张德辉回答：“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忽必烈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
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金末大学者元好问一起觐见忽必烈，恳请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并建议遵照耶律楚材的方针，考选儒士，减免儒户兵赋等负担。忽必烈欣然接受了“儒教大宗师”这一尊号，这样，汉儒就能够得到忽必烈的进一步关照，同时，也等于是忽必烈公开宣布他将以儒学安天下、治天下。
元好问把自己的好友郝经推荐给忽必烈，郝经对忽必烈说：“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参用汉法。至孝文迁都洛阳，一以汉法为政，典章文物，灿然与前代比隆。”他希望忽必烈能够像北魏孝文帝那样实行汉法，“下明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淤，登新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做“致治之主”，使“天下一新”，他认为能行中国之道，则可为中国之主。
徐世隆向忽必烈建议：“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只有推行中国原有的治国之道，才能做中国的皇帝，因为“典章、礼乐、法制、三纲五常之教”，乃“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刘秉忠则以汉代陆贾“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道理劝说忽必烈实行汉法。
忽必烈时期，对他实行汉法推动最力的当属许衡。许衡首先以兄弟之间的争吵为比喻，批评民族间的隔阂，他说：
元者，善之长也。先儒训为大，徐思之意味深长。盖不大则藩篱窘束，一膜之外，使为胡越，其乖隔分争，无有已时，何者？所以善大，则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无所往而不为善也。二小儿同父母兄弟也，或因小事务相恶骂，即咒其爷娘令死，不知彼父母亦我父母也。
许衡从“元”字的训释入手，引申出来不分胡越，一视同仁，民族平等，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在此基础上，许衡劝谏忽必烈实行汉法。在忽必烈第四次召见时，引古证今，从历史的角度论述实行汉法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说：
国朝宇土旷远，诸民相杂，俗既不同，论难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者，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使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陆行资车，水行资舟，反之，则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凉，蜀汉以南，服食以热，反之，则必有变异。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
在这里，许衡首先肯定了居住在辽阔疆域上的民众风俗各异，很难一时论定，接着，分析了北方民族占领中原以后，凡是实行汉法的政权都可以存在很长时间，反之，则乱亡相继。然后又说，国朝处在北方时，可以不用汉法，但是，现在拥有了中原地区，就要实行汉法了，就像陆行靠车，水行靠舟的道理一样。
当然，许衡也考虑到推行汉法，必然遭到蒙古贵族中守旧势力的抵制，建议实行汉法要循序渐进，不可一蹴而就，他说：
然万世国俗，累朝勋贵，一旦驱之下从臣仆之谋，改就亡国之俗，其势有甚难者。苟非聪悟特达，晓知中原历代圣王为治之地，则必咨嗟，怨愤喧哗，其不可也。窃尝思之，寒之与暑，固为不同，然寒之变暑也，始于微温，温而热，热而暑，积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气始尽。暑之变寒，其势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积之一验也。苟能渐之摩之，待以岁月，心坚而确，事易而常，未有不可变者。
事实上，推行汉法确实遇到了蒙古贵族守旧势力的阻挠。许衡建议忽必烈实行汉法的时候，既不要操之过急，也要抱定“心坚而确”的必胜信心，以许衡的观察，“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国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只要“笃信而坚守之”，则“致治之功，庶几可成也”。
这些儒士想使忽必烈明白无误地认识到：治理汉地必须采行汉法，创建制度才能恢复秩序，但他们也深知由于“万世国俗”（蒙古文化）的束缚和“累朝勋贵”（保守派）的阻挠，实行全盘汉化的可能性不大。因此退一步请求“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他们所期求的是糅合蒙古制度（“国朝成法”）和唐宋治道（“唐宋故典”），参照辽金遗制而制定一代之法。
忽必烈在金莲川幕府广招贤士，探讨治国平天下之道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处境恶劣的汉族儒生们终于遇到一位既可以保全身家性命，又可以共同治理天下的英主，他们庆幸之中，奔走相告，于是，忽必烈的“爱民之欲，好贤之名”迅速传遍天下，人们争先恐后地推荐自己了解的人才，一批有识之士很快云集到金莲川幕府来了。其中不仅有满腹经纶、名闻天下的学者，而且有精通兵法战策、治国之道的谋士；不仅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而且有能征善战的军事统帅。它初步结成了蒙古贵族革新派与汉人儒士以及汉人军阀之间的政治联盟，实际上金莲川幕府已经变成了忽必烈研究帝王之道的讲习所，为忽必烈以后建立元朝、统一中国准备了理论基础和一批谋臣、名将。
纵观忽必烈这一阶段的治国方略，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其一是积极寻找适合当时需要的治国之道，即寻找草原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结合点，用武力夺取天下，用儒学和汉法治理天下；其二是战略重点由对西方的征服转向对东方的关注；由对外战争转向对内战争、统一战争，故而此后对钦察汗国、伊儿汗国是任其发展，而将战略进攻的重点定为大理、吐蕃和南宋；其三是不仅依靠蒙古千户军，而且依靠包括汉族儒生、汉军万户、蒙古改革派和西域人士的多种力量；其四是以成吉思汗、周公、唐太宗、金世宗为榜样，目的是统一中国，再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五是广延四方之士，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用人政策。
在儒士的影响下，加上忽必烈的政治智慧，使他逐步认识到要治理好中原地区，必须采用“汉法”，这一点忽必烈从金朝的历史教训和本身的政治实践中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所谓“汉法”，当时人理解为中原王朝的汉官礼仪，实际上，它是与中原地区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忽必烈首先在自己控制的漠南地区推行“汉法”，并且取得了成效。
第二节 以汉法治汉地
忽必烈试行汉法是从邢州、河南及关中地区开始的。古人强调“知行结合”，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忽必烈及其金莲川幕府诸臣，不仅仅是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之，它使忽必烈从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治理好汉地必须用汉人行汉法，必须实行儒家的治国之道，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他治国平天下的信心。
一、试治邢州
忽必烈用汉人行使汉法的第一个试点是刘秉忠的老家邢州（今河北邢台）。窝阔台汗在灭亡金朝后，把邢州封授给答剌罕启昔礼。正当忽必烈及其谋士们在金莲川幕府研讨帝王之道的时候，忽必烈治下的邢州地区传来了令人头痛的消息。由于当政者不懂中原情况，征敛无度，导致政局混乱、人民大批逃亡。分封之初，原有民户一万余户，后来只剩五七百户。当地贵族央求忽必烈选派良吏抚治。
宪宗元年（1251），“邢州有两答剌罕言于帝曰：‘邢吾分地也，受封之初，民万余户，今日减月削，才五七百户耳，宜选良吏抚循之。’帝从其言。承制以脱兀脱及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商榷使，邢乃大治”。
所谓答剌罕，意即自由自在之王。蒙古可汗分封功臣勋戚时，赏赐以土地，以该地的赋税徭役归之，称之为某地的“答剌罕”。当年克烈部的王罕偷袭成吉思汗，牧人八答、启昔礼兄弟向成吉思汗递送情报，事后被封为千户，赐号答剌罕，子孙世袭，于是这两家成为蒙古勋戚。这两个答剌罕对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做出了贡献，是有功之臣。但功臣并不一定懂经济，尤其是牧马出身的功臣更不懂农业生产。他们将管理邢州的事务交给节度使武贵等人，武贵等也不懂如何治国，唯事聚敛，“征求百出，民不堪命”，百姓为逃避苛捐杂税，辗转逃亡。刘秉忠与张文谦同为邢州人，同时建议忽必烈择人往治，说：“今民生困敝，莫邢为甚。救焚拯溺，宜不可缓。盍择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诸侯，取法于我，则天下均受赐矣！”忽必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由于邢州封君的请求，加上潜邸亲臣中的邢州人刘秉忠与张文谦二人的推动，忽必烈决定在邢州推行汉法。
治理邢州的人选，除脱兀脱外，安抚使张耕、商榷使刘肃、安抚司“幕长”赵良弼等皆汉人。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脱兀脱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史载：“脱兀脱以断事官镇邢，其属要结罪废者，交构嫌隙，动相沮挠。世祖时征云南，良弼驰驿白其事，遂黜脱兀脱，罢其属，邢大治，户口倍增。”故邢州之治，实为潜邸中汉臣在汉地试行汉法的成功例子，这与忽必烈的支持，尤其是能罢黜不称职的脱兀脱及其下属是分不开的。
刘肃等人没有辜负忽必烈的希望，合力共事，史载：“公（刘肃）到郡，公私阙乏，日不能给。遂兴铁冶，以足公用，造楮币，以通民货。车编甲乙，受雇而传，马给圉户，恒奉而驿，官舍既修，宾馆有所，川梁仓庾，簿书期会，群吏法守惟谨，四方传其新政焉。”它说明，刘肃、张耕等汉人官吏以汉法治汉地的具体做法：兴办铁冶以足官府财用，印制纸钞以满足商业流通，整顿驿传，车编甲乙，所用马匹由圉户恒养，修造官舍仓廪，官吏恪尽职守，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元史·张文谦传》记载说：他们“协心为治，洗涤蠧敝，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增十倍”。忽必烈闻讯大喜过望，坚定了实行“汉法”的决心，更加认识到治理汉地必须任用儒士，“由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进一步扩大了对儒士的任用，同时，邢州大治的经验得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二、“关陇大治”
史载：“上在潜邸，壬子春（1252），行幕驻岭上，极知汉地不治，河南、陕西尤甚。宪宗方倚任于牙鲁瓦赤，乃因朝觐，请分河外所属而试治之，乞不令牙鲁瓦赤有所钤制，诏许之。”也就是说，身处漠北的忽必烈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南、陕西的萧条状况，利用朝见蒙哥汗的机会，请求把黄河以南地区从牙鲁瓦赤控制的燕京行省中分离出来，交给自己治理，得到大汗的准许。牙鲁瓦赤出身西域，曾协助成吉思汗治理被征服地区。蒙哥夺权时他倒向蒙哥一边，并为处治反对派出谋献策，得到蒙哥的信任，令其出任燕京行省大断事官。其用人行政除执行汗廷方针外，又夹杂了西域地区的传统。忽必烈要求摆脱牙鲁瓦赤的干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反映了汉法派与西域法派的矛盾。忽必烈在汉法派诸臣的大力支持下，在关中与河南进一步推广“汉法”，取得了更大成效。
关中地区即今天陕西西安地区，是蒙军进攻四川的大本营。关于当时关中混乱的情形，史料记载说：“关中新被兵，城郭萧条，不见人迹。残民往往鼠伏山谷间，相与捋草实，啖野果，以延旦夕之命。强梁啸聚，伺隙相攻。”宪宗三年（1253），蒙哥“以中州封同姓”，忽必烈受封关中。当时京兆八州十二县户不满万，而蒙古驻军除杀人越货、抢劫民女外，又在城内大修府邸，经营安乐窝。既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又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忽必烈果断地分派诸将到兴元等州去戍守。
忽必烈先是派王府尚书姚枢设京兆宣抚司，任命有经验的孛兰、杨惟中为宣抚使，商挺为副。《元史·商挺传》记载：“挺佐惟中，进贤良，黜贪暴，明尊卑，出淹滞，定规程，主簿责，印楮币，颁俸禄，务农薄税，通其有无。期月，民乃安。”商挺积极协助杨惟中治理关中，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选拔贤良，除贪去暴，严明礼仪，规定制度和下属的职责，印刷钞票，给官员以俸禄，减轻赋税，劝耕农桑，使关中的局势安定下来。
宪宗四年（1254）六月，杨惟中调往他处，代以廉希宪。忽必烈任命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商挺为副，姚枢为劝农使。廉希宪遵循杨惟中旧规，“公讲民瘼，不惮设施，摧摘奸强，扶植贫弱，事无遗便”。忽必烈向汗廷要求“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即首先保证军费来源，加强边防守卫。后来又以许衡为京兆提学，兴办教育；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经用。
廉希宪、姚枢等人治理关中，取得了以下重要政绩：第一，设置屯田，督民耕植，以其收入供应军粮。姚枢走遍了关中八州十三县，劝课农桑，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第二，废除荼毒平民的羊羔息，推行本息对偿，解民于倒悬；第三，贯彻解放奴籍儒生的命令，使他们归之儒籍；第四，延访耆宿，待以师友之礼，向忽必烈推荐许衡出任京兆提学，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儒学教育。总之，忽必烈受封关中后，重用汉法派诸臣，在短短的数年之间，把“城郭萧条”的关中整顿得焕然一新，不仅改善了政治，繁荣了经济，并且重建教育制度，润泽了那久已沦为“文化沙漠”的关中地区，从此“关陇大治”。
三、“河南大治”
当时的河南，与宋接壤，是蒙古军队进攻襄樊地区的根据地，属于交战地区，情形特别混乱。姚枢策划在河南设置经略司，以改变河南当时的面貌，目的是为伐宋做准备。姚枢说：“太宗平金，遣二太子总大军南伐，降唐、邓、钧、德安四地，拔枣阳、光化，留军戍边……军将惟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城无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则宋可平。”
忽必烈采纳了姚枢的建议，“言之宪宗，立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俾屯田唐、邓等州，授之兵、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乃置屯田万户于邓，完城以备之”，即奏请蒙哥汗在汴京设立经略司，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陈纪、杨果为参议，于唐、邓等地实行军屯。河南经略司的设置既有抚治地方的意义，又有巩固边界的作用，更有为平定南宋做准备的寓意。
史料记载，史天泽到任后，“选贤才居幕府，以清其源，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人始免攘夺矣！立边城以遏寇冲，民皆得以保全矣！诛奸恶以肃官吏，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利则兴之，害则去之”。
也就是说，史天泽等人对河南地区其基本做法也是恢复汉法以代替扰民的蒙古习惯法。
其一，“选贤才居幕府，以清其源”，这是对地方管理机构的改革。在汴梁设立的屯田经略司是当地的最高领导机构，任命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经略使，通过选贤才居幕府罢免不合格的官吏，整顿吏治，用熟悉汉法的人才取而代之。
其二，“置提领布郡县，以察奸弊”，这里强调的是“察奸弊”，即通过设置监察官员、郡县官员对在此之前出现的以权谋私、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全面整顿，建立一支得力的郡县级官吏队伍，贯彻执行正确的政策，严惩贪官污吏。《元史·杨惟中传》记载：“初灭金时，以监河桥万户刘福为河南道总管，福贪鄙残酷，虐害遗民二十余年”，甚至“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行，咸呼之为翁。其党董主簿，尤恃势为虐，强娶民女有色者三十余人”。杨惟中、赵璧等人到河南后，核实其罪行。杀董主簿，召刘福进见，使其“听约束”。开始刘福拒绝前往。杨惟中大怒，准备了一支大梃，责令刘福必须到大堂听审。刘福到后，杨惟中一气之下“即握大梃击仆之”，数日后，刘福死去。从而打击了当地贪官污吏的气焰，受到人民的欢迎。
其三，“均赋税以苏疲困”，即调整赋税政策，减轻对当地人民的剥削，这是实行德治、仁政的主要政策之一。
其四，“更钞法以通有无”，即推行纸币制度，积极发展商业，促进经济文化交流，这是元初全面推行纸币制度的一个有益的实验。
其五，“设行仓以给军饷”，即在沿边地区设立粮仓，以保证军队粮食供应。在西起邓州，东连陈州、桃源的防区内，派军屯田守边，敌至则御，敌去则耕。河南西南端的军事重镇邓州，是当时蒙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忽必烈遣军屯田于此，置屯田万户主其事，而以史天泽之侄史权主管，成效卓著。河南另一名邑卫辉原为史天泽的封邑，在史天泽调任河南经略使后，忽必烈在此设置都转运司，仍由天泽旧部王昌龄主持，经过数年的建设，也逐步恢复旧观。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不一二年而河南大治。行于野民安其乐郊，出于途商免其露处；观民俗则庶而有教，察军志则又知夫怯私斗而勇公战。威行惠布，阳开阴肃，内外修治，略无遗策。河远流润，卫亦复承平之旧，宋为堕其北门矣！”由此可知，混乱凋敝的河南地区在忽必烈潜邸诸臣的治理下，有了很大的改观，不仅恢复了秩序，繁荣了经济，而且完成了战争的准备，成为蒙军进攻襄樊的根据地。
忽必烈对邢州、河南、关中地区的治理既是他用汉法治汉地的开端，也为他将来治理全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姚枢对这一段经历曾有过一次概括性的总结，他说：“陛下天资仁圣，自昔在潜，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如邢州、河南、陕西，皆不治之甚者，为置安抚、经略、宣抚三使司。其法，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不及三年，号称大治。诸路之民，望殿下之拯己，如赤子之求母！”这里所说的“选人以居职，颁俸以养廉，去污滥以清政，劝农桑以富民”，都是实行汉法的关键问题，“选人以居职”，是用什么人，推行什么治国路线的问题，具体到忽必烈就是用汉人行汉法；“颁俸以养廉”，即改变草原的贵族分封制，实行汉地传统的官制即封建官僚制度；“去污滥以清政”，即坚决打击以权谋私的行为，打击当时的蒙古及色目贵族；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则是能否治理好汉地的关键，也是蒙古贵族能否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乃至能否占领中原、统一全国的大问题。忽必烈与其潜邸旧臣不仅“听圣典，访老成，日讲治道”，而且将这些“圣典”、“治道”化为治国救民的实际行动。从而使忽必烈的势力与声望与日俱增，对此后忽必烈战胜蒙古保守势力、统一中国起到了重大作用。
第三节 皈依佛门 南征大理
“皈依佛门”与“南征大理”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在本节中为什么要将这两件事“同日而语”呢？
宪宗二年（1252）七月，蒙哥大汗效法成吉思汗“假道南宋、包抄开封灭金”的战略，决定远征大理，对南宋实行战略包围。大理即唐朝时的南诏，它是以白族封建主为主体、联合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其都城在今云南省大理市。其疆域“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地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之鹿沧江（今由我国云南思茅、红河地区流往越南莱州省的黑水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所有国土相当于今天的云南加上四川的西南部。唐朝末年，南诏改国名为“大礼”。902年，汉人郑买嗣灭大礼国，改国号为“大长和”。928年，杨干贞灭“大长和”，改国号为“大义宁”。937年，白族首领段思平推翻“大义宁”，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大理国。当时四川还在宋军手中，藏族地区刚与蒙古汗国签订《凉州协议》，但许多具体问题并未落实。蒙军进攻大理只能通过四川地区和佛教掌权的藏族聚居区。于是“皈依佛门”与“南征大理”就自然发生了联系。
一、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初次交往
西凉会谈后，萨迦班智达叔侄在凉州居住了七年，他们虽然身为土蕃的政治代表，但同时又是藏传佛教的高僧，借机向蒙古臣民“弘扬佛法，饶益众生”，赢得了蒙古统治者对藏传佛教的信仰。西凉王阔端正是利用萨迦班智达在吐蕃的宗教高僧身份，获取了以政治手段占领吐蕃、而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效果。萨班在凉州时，曾给阔端治愈疾病，更赢得阔端对他的信任，并在蒙古贵族和将领中招致了大批的信徒。“当时，凉州除藏传佛教外，还有景教、萨满教、佛教、道教等，形成中西方多种教派文化并立的局面。但是，阔端将藏传佛教奉为诸宗教之首，赋予崇高地位，并为萨班修筑了宏伟的幻化寺，向蒙古各地传授佛法”。作为“思大有为于天下”的蒙古亲王忽必烈自然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
在《佛祖历代通载》卷35《胆巴传》及《红史》《汉藏史集》中曾经记载了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初次交往，《胆巴传》写道：“初，世祖居潜邸，闻西国有绰理哲瓦道德，愿见之，遂往西凉遣使，请于廓丹大王。大王谓使者曰：‘师已入灭，有侄八思巴，此云圣寿，年方十六，深通佛法，请以应命。’至都，即乞西还。上召问曰：‘师之佛法，比师如何？’曰：‘叔之佛法如大海水，吾所得者以指点水于舌而已。’问答允称，上喜曰：‘师年虽少，种姓不凡，愿为朕留，当求戒法。’寻礼为师。”
“绰理哲瓦”是萨迦班智达的藏文称号（Chos-Rje-Bao），意为“法主”。这一记载说明，忽必烈曾派使者前往凉州，希望西凉王阔端允许他与萨迦班智达大师见上一面。但当时萨迦班智达已经“入灭”（去世），西凉王只好让其侄八思巴前往。二人的对话反映了八思巴谦虚的美德，故而忽必烈希望他留在自己的王府，向他请教佛法。
《佛祖历代通载》卷21《拔思发帝师行状》记载说：“岁癸丑，师（八思巴）年十五，世祖皇帝龙德渊潜，师知真命有归，驰驿径诣王府。”
《汉藏史集》的记载与此略有不同，其中说：“当萨迦班智达伯侄到达凉州以后，蒙古薛惮王传令说：‘听说有殊胜的萨迦喇嘛到了凉州，他应该当我供养的上师。’萨迦班智达因年老未去，上师八思巴与凉州的王子蒙哥都一起，前去汉地，与住在六盘山的薛惮王忽必烈相见。薛惮王大喜，给了凉州一百名蒙古骑兵，留下了八思巴，结为施主与福田的关系。此后，八思巴为了学习教法、担任上师以及在凉州为萨迦班智达的圆寂做超荐法事等，在汉地和蒙古地方住了许多年。”
《红史》的记载与此大同小异：“后来忽必烈大王住于六盘山之时，凉州之大王蒙哥都与上师一起前去会见，（忽必烈）大喜，给了凉州大王一百蒙古骑兵，留下了萨迦人，传授了灌顶，由此建立施主与福田的关系。”
以上几条记载，时间与地点都有矛盾。其中第一条说八思巴“年方十六”，当为1250年；但又说萨迦班智达大师已经“入灭”，这又与事实不符：萨迦班智达死于1251年11月14日，当时八思巴已经17岁。第二条材料说：“岁癸丑，师（八思巴）年十五。”“癸丑”年即1253年，这时八思巴已经19岁。而见面的地点，一为都城，一为六盘山。这与此后的六盘山“传授灌顶，结为施主与福田”又有所交叉。具体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认为，两人初次见面的时间应该在1250—1251年11月之前，当时萨迦班智达还没有去世，只是身体多病，故而让八思巴在蒙哥都王子的陪同下去见薛惮汗，即忽必烈亲王；两人初次见面的地点应为蒙古汗国首都附近的漠北王府，而不是六盘山。陈庆英先生在《帝师八思巴传》中分析道：“我以为八思巴与忽必烈的会见可能有多次，大概萨迦班智达在世时他就代替萨迦班智达去会见过忽必烈，忽必烈用一百名骑兵的代价留下八思巴。此后不久，萨迦班智达病危，八思巴离忽必烈营帐返回凉州。”这大概也是八思巴刚刚到达蒙古首都，“即乞西还”的原因。萨迦班智达去世后，17岁的八思巴继位为萨迦派的新教主。“正是由于八思巴与忽必烈先前有过接触，八思巴又有了教主的身份，1253年当他们再次在六盘山会见时，忽必烈夫妇才会请求八思巴传授萨迦派的喜金刚灌顶，与八思巴结成亲密的关系”。
二、借路吐蕃 皈依佛门
蒙哥大汗将南下进攻大理的任务交给了忽必烈。1253年夏，忽必烈在大将兀良合台及五十余位亲王和汉族谋臣刘秉忠、姚枢、郝经、张文谦等人的协助下，驻军六盘山，准备越过四川和吐蕃地区，南下征服大理。为了顺利通过藏族地区，忽必烈派人到凉州召请八思巴到六盘山军营会见，他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在此之前，1252年，蒙哥大汗为加强对吐蕃的管理，决定派使者入藏清查户口，划定疆界，推行投下“分封”制。八思巴曾经派员参加，并曾给乌思藏各教派首领写信，希望他们积极协助，他说：“对此事有流言传播，汝等不必惊惧，各地都将获得安乐。”正是由于吐蕃政教首领的积极配合，这次查户定界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汗廷决定南征大理，途经吐蕃，忽必烈“要求八思巴以吐蕃代表的身份到吐蕃地区摊派兵差，征集财物”，应该说是天经地义的。但没想到八思巴却强调吐蕃地区人民生活贫困，拒绝执行，说：“吐蕃不过是偏远小地方，地狭民贫，请不要摊派兵差。”忽必烈拒绝了八思巴的要求，八思巴当场表示：“如此，吐蕃的僧人实无必要在此住坐，请放回家乡。”忽必烈说：“那么可以前去。”双方不欢而散。
忽必烈的察必王妃亲自出面斡旋，八思巴同意收纳王妃等人为俗家弟子，并同意留在六盘山继续说法论道。于是察必王妃选择了24个能够诚心信佛、遵守教规的人接受了喜金刚灌顶，皈依了佛门。“并将出嫁时父母陪送的耳环上的一颗大珍珠贡献给八思巴，据说这一粒大珍珠值黄金一大锭，白银千锭”。后来八思巴返藏时以此作为曲弥法会和修建萨迦大金顶的资金。
所谓“灌顶”本是佛教密宗的一种仪式，源于印度古代国王即位时取四大海之水灌于头顶表示祝福的仪式。《红史》藏文本记载说：“佛教密宗经典说，无论信仰何种本尊神，均需上师授予对此神像的修习、诵咒、礼拜和观察神像手势的权力，此谓灌顶。”其中主要有“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两种”。“八思巴给王妃察必传授的灌顶当属结缘灌顶，也即是通过传授灌顶使察必有权以喜金刚为本尊神进行修习、念诵密咒、观想等活动”。从此，“八思巴成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师”，双方“成为师徒关系”。
察必王妃对忽必烈说，八思巴喇嘛道行甚高，其学识功力远远超过萨满教和吐蕃其他佛教各派，建议他接受喜金刚法戒。忽必烈关切地问受戒的规矩。察必转达了八思巴的意见：佛门弟子灌顶之后，必须遵守法誓，真正以弟子礼尊奉上师：法师与弟子相见，“上师坐上座，（弟子）要以身体礼拜，听从上师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这种规定无异于要将教权置于王权之上，忽必烈表示不能接受。忽必烈认为，我们是大汗、诸王，怎能受他的法旨誓约约束？怎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向别人下拜呢？
察必王妃将忽必烈的意思转告了八思巴，并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法师只负责与佛法有关之事，要求信众不违反法旨。“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镇伏，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命。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要讲论及请求”。
忽必烈、八思巴接受了这个折中的方法。1253年新年，八思巴在军中为忽必烈夫妇举行了密宗喜金刚灌顶仪式，在25名信众的陪同下，忽必烈夫妇受吉祥喜金刚灌顶三次，尊八思巴为上师，从此确立了处理王权与教权的基本原则。这件事“对后来元朝的宗教政策和对藏族地区的政策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师，对八思巴执弟子之礼，可以说是后来元朝以西藏佛教（喇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滥觞”。从整个蒙古汗国和以后的元朝看，实行的是尊儒崇佛的制度，实行政教分离；但在吐蕃地区虽然实行与内地基本类似的郡县制度，由朝廷“设官分职”，但吐蕃事务却“领之于帝师”，“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这实际上是实行政教合一的制度。它对西藏的稳定、祖国的统一起到过积极作用，但其中自然也存在不少弊端。
忽必烈灌顶受戒，这在蒙、藏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自此之后，双方结成了“施主与福田”、上师与弟子的关系，八思巴自然同意协助忽必烈通过吐蕃地区。他一边派人作向导，一边写信给吐蕃各地的领主大德，希望他们为忽必烈南征大理做贡献。作为忽必烈宗教方面的上师，八思巴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或影响了蒙古的王权。后来，忽必烈确实兑现了“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不下诏命”的许诺。也可以说八思巴在争取蒙古王室保护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胜利直接影响了有元一代的宗教政策，是元朝奉西藏佛教为国教、设立帝师制度的开端。同时，忽必烈成为萨迦派的施主，也为西藏地区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起了重大作用。
三、三路征大理
对于已经征服了欧亚大陆若干个国家的蒙古骑兵来说，大理的人马可真是不堪一击。但从六盘山前往大理，只能通过宋军守卫的四川地区和藏族聚居区，经过雪山草地，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其自然条件的艰难险阻则远远超过了战场上的敌人。据史料记载，蒙古军队“经吐蕃曼陀，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前行者雪深三尺，后至及丈，峻阪踏冰为梯，卫士多徒行，有远逾千里外者”。如何战胜自然界带来的困难成为对忽必烈南下进攻大理的一个严峻考验。
宪宗三年（1253）九月，忽必烈经过忒剌（今甘肃迭部县与四川交界处的达拉沟）到达松潘，在这里召开南征大理的军事会议。其军事由大将兀良合台负责节制，忽必烈居上统辖，正如《史集》所说：“当蒙哥合罕派遣自己的兄弟忽必烈合罕率领十万军队到合剌章国（指大理国）之时，那支军队的统帅即为兀良合台。”会议决定把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从松潘经过理塘、稻城、中甸一带，自川西进入云南境内，逼近大理之丽江。忽必烈自率中军经大雪山，横渡大渡河，沿路招降当地部落，进入南宋境内之黎州、雅安地区，目标是大理，涉金沙江，然后由丽江石头关南进。木哥、塔察儿、阿必失哈诸王等则率东路军由忒剌南出羊膊岭，进入黄胜关，取道川西北草地，经章腊营进入松潘、茂州，至纳西族地，然后进入黎州地区。东路军跋涉三千里，于十二月涉大渡河南下，跟随中路军后续前进。在吐蕃僧俗百姓的支持下，忽必烈的三路人马战胜艰难险阻，通过了雪域高原，但部队减员十分严重，如汉军将领董文炳“率义士四十六骑从行，人马道死殆尽。及至吐蕃，止两人能从，两人者挟文炳徒行，踯躅道路，取死马肉续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但蒙军将士一直没有停止前进，在吐蕃向导的带领下翻过雪山草地，横渡大渡河，进入大理境内。
最先赶到金沙江畔的是西路军的兀良合台，他派人说服了金沙江畔的摩些部酋长塔里马，塔里马率部迎降。兀良合台兵进至长江第一湾——即今日的丽江县石鼓一带。这里是白族聚居区，酋长阿塔剌依山枕江，修建了一座城堡，人称“半空和寨”。此寨背后即是崇山峻岭，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万丈深谷下就是水流湍急的金沙江。易守难攻，万夫莫开。塔里马派人前往半空和寨劝降，阿塔剌将劝降的人杀掉，投入金沙江中。
兀良合台领着儿子阿术认真地观察地形，发现山寨中有一条羊肠小路，从山顶一直通到金沙江边。又见几位妇女，身背水桶，前往金沙江背水。阿术指着山上小路说：半空和寨修建在山腰，上边一定没有水。那条羊肠小路正是他们的汲水之路，我们只要截断那条小路，山寨就会不攻自破！
父子二人回到大帐，马上调集火炮，专门瞄准那条汲水小路轰击，寨里的人们无法汲水，很快就乱了营。寨主只好派出他的儿子阿成组成一支敢死队冒死夺炮。兀良合台早就料到阿塔剌会有此举，让阿术暗中埋伏，阿成大败而回，蒙古军趁机追赶，一直追到寨门，破门而入，半空和寨被攻破。兀良合台指挥蒙古大军渡过金沙江，进入丽江地区。
忽必烈接到兀良合台的报告十分高兴，将辎重留在满陀城，全军迅速轻装前进。第二天便自富林渡口横渡大渡河。过了大渡河后，大军沿着安宁河谷南进，只在两山之中的狭谷里就走了二千多里。沿途山路崎岖，悬崖绝壁不断，有的时候道路狭窄，只能一个人牵着战马通过，甚至有的地方只能攀岩而进。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大军在这里完全不得施展。不少将士因保护忽必烈及其他谋士坠崖身亡。
苦难还没有到尽头。十一月，中路军抵达金沙江边。忽必烈让一部分将士宰杀牛羊，用牛羊皮制成革囊；让另一部分将士砍竹子杉木做筏子，横渡金沙江，不少将士因驾驭不灵，被浊浪吞食了生命。忽必烈、察必望着在江水中沉浮的尸体，不禁流下了热泪。
前面就是著名的雪山了。这座山十分难于通过，故而大理人没有设防。翻过这座雪山便可进入丽江北胜府。忽必烈征求了谋士们的意见，大家认为还是翻越雪山好。虽然道路难走，却可以避免与敌人接触，能够保存实力。据《郑鼎传》记载，汉将郑鼎从征大理，“抵雪山，山径盘曲，舍骑徒步，尝背负宪宗（世祖）以行”。忽必烈患有脚病，经常要由人背着前进，郑鼎是背负忽必烈的主要将领。蒙军上下一心，克服险阻，翻越大雪山进入丽江地区。当地守军以为他们是从天而降，蛮主高俊率部迎降。
当晚，忽必烈、察必王妃在北胜府宴请群臣、宾客。席间姚枢讲了一个宋太祖进军南方的故事，据记载：“公为陈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无效潘美伐蜀嗜杀，及克金陵，未尝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归。”意思是说，宋太祖赵匡胤曾派潘美进攻后蜀，军队进展神速，很快就打垮了后蜀军，但潘美的军队不守纪律，任意杀掠，引起当地人民纷纷反抗，宋太祖用了几个月时间才将四川地区稳定下来。后来，宋太祖派曹彬平定南唐，告诫曹彬不要效法潘美，不嗜杀人，严格纪律。曹彬攻克南唐首都金陵后，未尝杀一人，市不易肆，俘虏了南唐后主。
同时，徐世隆等人也曾以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观念来打动忽必烈，根据史料记载：“上方治兵征云南，因问：‘此行如何？’公对曰：‘昔梁襄王问孟子：天下乌乎定？’曰：‘定于一。’襄王曰：‘谁能一之？’孟子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蕞尔之西南夷乎？”孟子曾经说过，不嗜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忽必烈说：“诚如威卿言，吾事济矣！”
第二天早晨，部队准备出发了，忽必烈跨上战马，回头对姚枢、刘秉忠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姚枢高兴地说：“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国之福也！”
忽必烈的三路兵马在金沙江东岸会师了，三路大军一齐向大理城逼近。十二月初，忽必烈的中路军包围大理城。大理依傍洱海，背靠苍山，城池牢固。但当时大理国已经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末代国王段兴智为人善良但却懦弱无能，大权旁落，朝廷大权完全把持在权臣高祥、高和两兄弟手里，各个部族领主纷纷拥兵自重，相互征伐，大理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忽必烈先礼后兵，派出玉律述、王君侯及王鉴三个使者进城劝段兴智投降，“许不杀掠”。当权派高祥、高和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自以为天下无敌，不顾大理国主及众臣的反对，竟然在一怒之下杀死了忽必烈的三位特使，并且“悬尸于树”。
忽必烈下令攻打鹤庆、剑川诸部，由上关逼近大理城。十二月十三日，三路大军会合，国王段兴智和权臣高祥、高和兄弟背城出战，却抵挡不住蒙古军队的进攻。十五日，大理城被攻破。段兴智弃城逃往善阐（今昆明），高祥逃亡到姚安，不久被蒙古军队擒杀。城内百姓打开城门，忽必烈率军入城，却不见三个特使下落，断言“城破而我使不出，计必死矣”。姚枢进城后，学习西汉萧何，收集大理典章图籍，恰巧发现了玉律述等三位特使的尸体。忽必烈十分震怒，下令屠城。姚枢、刘秉忠、张文谦等出来谏阻，于是，忽必烈“饬公（姚枢）尽裂橐帛为识，书‘止杀’之令，分号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军士无一人敢取一钱直者”。也就是说，忽必烈从失态中清醒过来，命令姚枢裂帛为旗，大书“止杀”二字，传示城内街头巷尾。大理城秩序井然。
《史集》记载，蒙古军队征服大理付出了很大代价，“那个国家离合罕驻地很远，约有一年的途程，那里的气候又极恶劣、潮湿，因此全军都生了病”。“那十万军队回来的，还不到二万”。战马也损失了四十万匹。但是，对大理的征服使蒙古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并且将云南首次纳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更加主要的是忽必烈从中锻炼了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并在蒙古帝国内赢得了声誉，获得了争夺汗权的政治资本。
四、蒙古政权对云南地区的进一步征服与管理
宪宗四年（1254）春天，忽必烈让兀良合台戍守大理，命刘时中为宣抚使，经略大理，他自己则与察必王妃及诸将、谋士班师北还，回到六盘山军营避暑消夏。
这年秋天，兀良合台大将进攻善阐，经过七天的猛攻，善阐城破，段兴智被俘虏。兀良合台把段兴智送到大汗蒙哥处，段兴智与其叔父信苴福参见蒙哥大汗，段兴智“献地图，请悉平诸部，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宪宗大喜，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命悉主诸蛮白爨等部，以信苴福主其军”。蒙哥汗使用怀柔政策，赐予他金符，并让其回国协助蒙古军队夺取大理五城、八府、四郡以及乌蛮、白蛮三十七部，在几年时间内征服了大理全境。蒙哥汗封段兴智为大理王，命他管理云南各部族。
云南师范大学杨德华、石坚军教授在《忽必烈与云南行省》一文中指出：“忽必烈时期，可谓云南历史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时期蒙元对云南的统治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253—1273年，是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在武力征服大理基础上设立万户府并委任宗王将帅对云南实行军政合一的军事统治时期，即宗王将帅军事统治时期；1274—1294年是在云南设立行省，实行行省官员与出镇宗王分权而治、王政与省政并行而存，并在原有统治基础之上开疆扩土将广大西南地区纳入中华版图、推行郡县制时期，即王政与省政并行而存时期。”
从1254年忽必烈班师，到1260年忽必烈继位蒙古帝国大汗，可以说是宗王将帅军事统治时期的初期阶段，当时确立了宗王出镇制度，但并非以忽必烈兄弟或近亲子侄出镇，而是以左手诸王（东道诸王）为主，“命九王以镇之”。兀良合台统率的军队继续征服未降地区，从而初步确定了元朝一代在云南的宗王出镇制度。宗王出镇制度来源于蒙古古老的部落军事民主制和成吉思汗实行的“领地分封制”。忽必烈将这种制度融合为一种宗王出镇制度，在云南地区对付那些“叛服不常”的部落，曾经起到过“久安而长治”的效果。但其中也存在着宗王之间、宗王与行省之间乃至宗王与朝廷的矛盾，于是也曾经导致过战乱与其他矛盾冲突。
五、萨迦派佛教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据陈庆英先生考证，忽必烈率军南征大理时，八思巴离开忽必烈的军营前往凉州。他先为萨迦班智达的灵塔举行了开光仪式，接着就动身回西藏，想根据萨迦四祖的遗愿从伍由巴受比丘戒。后来听说伍由巴大师已经去世，于是他中途返回，于1254年与回军六盘山的忽必烈相会。
当时，蒙哥大汗在吐蕃清查户口和划分兄弟诸王封地的工作已经完成，萨迦派被划分给阔端的后裔掌管，其势力与影响明显低于属蒙哥掌管的止贡派和属于旭烈兀掌管的帕竹派。多年来，白教黑帽派（噶玛噶举派）的首领噶玛拔希一直与八思巴代表的萨迦派争夺对蒙古汗廷的影响，蒙哥大汗曾经以噶玛拔希为汗廷的国师，不久又宣召噶玛拔希与帕竹派的首领前往和林，而没有宣召八思巴。陈庆英先生分析说，可能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八思巴才“重新回到忽必烈的身边，决心利用与忽必烈已经建立的关系，等待时机，改变萨迦派面临的被动局面”。
于是忽必烈立即以亲王的身份赐给八思巴一份诏书，这是萨迦派从蒙古汗王那里得到的第一份诏书，故而对此十分珍视，一直供奉在萨迦寺中。其中说：本王与察必王妃已经皈依喇嘛教，尊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上师，双方已经结成上师与施主的关系。“故此，特赐给八思巴此项褒护藏地方三宝之所依处及僧迦不受侵害之诏书，作为对教法的奉献”。同时公开宣布除原来的赏赐外，虎年赏赐八思巴白银56大锭，茶叶200包，锦缎110匹，献给上师八思巴珍珠镶嵌的袈裟，以及佛塔等。随后又以亲王和施主的身份，告诫“汝僧人们不可争官位”，“亦不可因有了圣旨欺凌他人”。并公开宣布，免除僧人们的兵差税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佛祖释迦牟尼的规矩，讲经、问法、学经、修行，“敬奉上天，为吾祁祷”。“汝等当依教法而行，为吾告天祝寿，汝等之施主由吾任之”。这相当于忽必烈亲王的一份宣言书，它对于提高萨迦派的地位发挥了重大作用。
忽必烈还从大理国带回一枚佛牙舍利，八思巴专门写了一篇《释迦法王功德赞颂及祁愿文》，认为这颗佛牙舍利是“因忽必烈虔信之法力，为调伏众生降临世间”，“像太阳照亮东胜神洲，又将南赡部洲全部照亮。佛牙舍利从云南来此方，我向这众生明灯顶礼”。这实际上是通过宣扬佛祖的功德，进一步扩大萨迦派和忽必烈亲王的影响，希望佛教理论能与“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亲王结合起来，既希望忽必烈亲王能够成就宏图大业，也希望萨迦派的教义不断发扬光大。
第四节 修建开平城
帐居野处是草原人的习惯，建筑城郭宫殿是中原人的传统。自从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来，名为“开府”，其实也就是多立了几个帐篷而已，十余年来，夏季在金莲川或六盘山；冬季为了避寒趋暖，要迁到抚州或奉圣州。长期生活在汉地的文臣武将很难适应这种“逐水草而居”、帐居野处的游牧生活。郝经曾经写过《开平新宫五十韵》，充分表达了他对修建开平城的喜悦心情，其中说：“欲成仁义俗，先定帝王都”，“建瓴增壮观，定鼎见规模”。虞集在《上都留守贺惠愍公庙碑》中则充分肯定了修建开平城的作用与意义：“世祖皇帝在潜邸，建牙纛庐帐于滦河之上，始作城郭宫室，以谨朝聘、出政令、来远迩、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欲成仁义俗，先定帝王都”，它说明汉族大臣将建城定都视为建立仁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希望忽必烈尽快放弃草原游牧的习掼，建立—座“谨朝聘、出政今、来远迩、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的城郭。他们认为王爷开府需要有个像样的府邸，帝王君临天下则需要建造一座城市。它说明，建城开府是关系金莲川幕府前途的一件大事，于是忽必烈“命僧子聪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经营宫室”。参照各国都城的样子，修建一座新城。
子聪和尚与谢仲温等一起经过勘察，认为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岗是一块风水宝地。它北依南屏山，南临金莲川，东西都是辽阔的草原，地势平坦，气候温和，宜于建城。这里位于蒙古草原南缘，是草原、大漠与华夏平原的连接处，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既便于忽必烈会朝展亲，奉贡述职，便于与和林汗廷的联系，也有利于与燕、赵、中原的来往，正好符合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民事的需要。忽必烈下令任命谢仲温为工部提领，“董其役”，具体负责修城的技术工作，并授权说：“汝但执梃，虽百千人，宁不惧汝也！”你可手执杀威棒监督，即使有千百人，他们敢不服从命令吗！
金莲川工地号称龙岗，“最好的地点是开平府城旁草地中间的一个湖”，当地人称为龙池。要在此修筑宫殿，必须将湖水排干。此池面积虽然不大，但湖水很深，一时不能填平。谢仲温等人一起找子聪商讨对策，子聪说：此地既然名为龙池，当有龙神主管，我们是否可以向龙神借地呢？于是他们“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他们请示忽必烈，忽必烈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子聪和尚在谢仲温的协助下举行了借地仪式。据说“是夜二更，雷震，龙已飞上矣”。第二天即填平龙池，举行了修城奠基礼。有一位学者孔齐曾写下一首颂祭词，其中说：
圣祖初临建都城，
凤飞雷动蛰龙惊。
月生沧海千山白，
日出扶桑万国明。
新城建成后，有人提出，此城“龙岗蟠其阴，滦河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可以定名为“开平”。所谓“开平”者，其中暗含“开天下太平之世”的意思，忽必烈手下诸臣自然是希望忽必烈从此出发，开创出又一个太平盛世！
开平城由三重城墙围成，包括宫城、皇城、外城，有的学者称为内城、外城、外苑城。总体格局类似于唐长安城，但面积较小。贾洲杰、周清澍、周良霄、李逸友等先生曾对元上都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在1977年的《文物》上发表了贾洲杰先生署名的一篇论文《元上都调查报告》，其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开平府和元上都的城建规划及建筑布局，其中谈道：“外城在皇城西、北两面，其东、南两面修建城墙，与皇城东、南墙连接。城墙（不包括皇城部分）全用黄土版筑”，“每边长2200米”，“皇城在外城的东南角，方形，每边长1400米”。“城墙用黄土版筑，外用石块砌一层厚约70厘米的外皮”。“宫城在皇城中部偏北，东西长570米、南北长620米。城墙是黄土版筑，外表包砖”。“宫城四角建角楼”。当年马可波罗看到的是这座城市的表面，在其《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说：“外城由石头砌成，东西约4300尺，南北约4120尺”；“内城则用砖砌成，东西约1760尺，南北约1970尺”。“外城西北角的外侧有像是小河的护城河”，宽25米。
汉地的城市都是墙与门的世界，开平城也不例外，有人统计过开平城的城门与宫门相加不下二十余个，其中包括明德门、御天门、西华门、东华门、东门、西门、小东门、小西门、北门、复仁门、金马门、阊阖门、星拱门、云从门、日晶门、月华门、昭德门等。其中宫城“在东、南、西正中各设一门，南为御天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皇城南北墙各开一门，其南门即明德门。“东西墙各开二门，其南侧称东门、西门，北侧称小东门、小西门”。外城“南墙与西墙各开一门”，“北墙上开二门”，名称不详。我们知道，“明明德”是儒家圣人的理想，是《大学》篇的“三纲八目”之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刘秉忠师徒以此作为城门之名，自然是希望忽必烈将“明明德”当做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也可以说，此城的一宫一殿，一楼一阁，乃至每座城门、宫门，聪书记都费了一番思虑，不仅“明德门”寓意深远，其他如“御天门”、“复仁门”乃至“东华门”、“西华门”等也饱含着子聪等人的一片苦心！由明德门至宫城南门御德门是由南向北进入上都城的主要街道，元人有诗云：“明德城南万骑过，御天门下百官多。”又说：“御天门前闻诏书，驿马如飞到大都。”估计此门之名应为忽必烈即位后所改。
开平城以及以后元上都的街道规划和宫殿布局既有汉地城市的特色，也反映了部分草原文化的特点。其外城“北部主要是一片东西向的山冈，地势比较平坦，没有街道”，此乃元人所说的“北苑”，即皇家花园。“南部有两条东西向大街和一条南北向大街为主要通道”。此外，在城外西部还有“西内”，即离宫所在地，“还有举行‘诈马宴’的失剌斡耳朵，即皇帝举行御宴的地方，也叫棕毛殿，其规模庞大，可容纳几千人进宴”。皇城主要大街是连接明德门与御天门、东门与西门的十字大街。“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结合地物，长短适宜，布局十分得体”。“宫城两侧所有的东西街道都是相对的，北部没有东西直通的街道”。“宫城南为平坦的广场，内有通向三门的‘丁’字大街为主要通道，东南还有‘十’字形大街”。
开平城的主要宫殿集中在宫城，从开平府到元上都，前后建筑宫殿三十余处。其中包括大安阁、水晶殿、洪禧殿、睿思殿、仁寿阁、香殿、统天殿、奎章阁、宣文阁、隆德殿、玉德殿、崇寿殿等。《元史》卷184《崔敬传》记载说：“世祖以上都为清暑之地，车驾行幸，岁以为常，阁有大安，殿有鸿禧、睿思，所以保养圣躬，适起居之宜，存畏敬之心也。”这些宫殿的中心建筑为大安阁，但它却建于修建开平城的十年之后（1266），《元史》卷6《世祖本纪》说：至元三年十二月丁亥，“建大安阁于上都”。但虞集《跋大安阁图》却说：“世祖皇帝在藩，以开平为分地，即为城郭宫室。取故宋熙春阁材于汴，稍损益之，以为此阁，名曰大安。既登大宝，宫城之内，不作正衙，此阁岿然遂为正殿矣。”大安阁共有3层，高22丈2尺，周长46步，上层设释迦牟尼像；中层为王爷的更衣室，放置一个衣箱，供子孙瞻仰；下层为大殿，作为开会及议政之所。此阁的规制、材料，均以金朝开封的熙春阁为标准。金朝灭亡后，开封焚烧殆尽，唯独存有一个熙春阁，素以瑰伟特绝著称于世。忽必烈命令将熙春阁的建筑材料运至金莲川，用以修建了这座开平城的前殿，并仿金朝正殿“大安殿”取名为大安阁。
修建开平城，这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件大事，它不仅标志着蒙古族逐步从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化，而且使开平成为忽必烈统治汉地的政治中心，成为他夺取汗权、平定内乱乃至灭亡南宋的一个参谋本部。它对于元朝的建立、中国的统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五节 渡过“理算”难关
忽必烈大张旗鼓地施行汉法，在漠南汉地的权力和势力迅速膨胀。征服大理后，他回到金莲川，又令刘秉忠等营建宫殿城郭，以为驻节之所。蒙哥自谓“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对忽必烈的做法极为不满。
这一斗争于1257年春突然趋于激烈。主要是由于汗廷的保守派贵族向蒙哥告发了忽必烈及其幕府人员。据《元史·赵良弼传》记载：“阿蓝答儿当国，惮世祖英武，谗于宪宗。”阿蓝答儿是宪宗的亲信，曾任和林副留守，是保守派的中坚分子，他向元宪宗蒙哥进谗，揭发了忽必烈的所谓罪状：以汉法治汉地、营建城郭宫殿、“得中土人心”，“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等。蒙哥大汗感到问题严重，“遂以阿蓝答儿为陕西省左丞相，刘太平参知政事，钩校京兆钱谷”。他下令解除忽必烈的兵权，派遣其亲信大臣阿蓝答儿、刘太平等到邢州、河南、关中等地全面清算钱谷，“置局关中”等地，“以百四十二条推集经略宣抚官吏，下及征商无遗”。“钩校括索，不遗余力，又取诸路酷吏分领其事，复大开告讦，虐焰汹汹”。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清查和政治清洗活动。
第一，由大汗直接委任了负责清查的高级官员：左丞相和参知政事，说明是当时汗廷的一件大事；
第二，在清查地区设置了钩考局，颁布了清查条例《一百四十二条》，反映了其机构之完善、法网之严密；
第三，大兴告讦之风，尽量罗织罪名，目的是将对方置于死地；
第四，这次钩校表面上是检查京兆与河南等地的财赋，实际上是要否定忽必烈用汉人治汉地的成绩并彻底瓦解其势力。
清查的对象集中在忽必烈所设置的宣慰司、经略司、宣抚司等机构的大小官员，几乎忽必烈所有的藩府旧臣都被罗织在内。阿蓝答儿甚至扬言：“俟终局日，入此罪者，惟刘黑马、史天泽以闻，余悉诛之。”当众宣布，等钩考完毕时，除万户史天泽、刘黑马二人将报请大汗处置外，对其余的人都可以便宜处死。
史天泽、廉希宪等主要官员主动承担责任，史天泽说：“经略司我实主治，是非功罪，皆当问我。”廉希宪说：“关中宣抚一司，某当身任，佐属受成事而已。”史天泽等少数人虽然以勋旧之臣的名义得到宽容，但包括廉希宪、商挺、赵良弼等重要官员也都受到逼供迫害。“良弼力陈大义，词气恳款。二人卒不能诬”。他们企图逼赵良弼低头，诬蔑赵良弼贪污钱物，逼他退赔，以为这样赵良弼就会败下阵来。忽必烈及时替赵良弼交足钱物，这才使其放手作罢。
但对于一般官员，阿蓝答儿、刘太平进一步暴露了“性资恨愎”的本性，“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搜集群不逞辈，开导告讦，横生罗织，官吏望风畏遁，死于威恐者二十余人”。
在金莲川王府，忽必烈召集谋士们研究对策，包括子聪、郝经等几位谋士一时也拿不出好主意。忽必烈只好先派人到各地疏通关系，以便尽可能减轻当事人的压力与痛苦。忽必烈焦躁不安，坐卧不宁，竟然企图以兵相抗。老谋深算的姚枢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较，远将受祸。莫若尽王邸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他认为，作为皇弟，忽必烈很难与自己的皇兄争论此长彼短，而且大王多年远离汗廷，必然给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为今之计，不如尽将王府诸妃、郡主王子遣归汗廷，表示将长久留在大汗身边，并无谋叛之意。这样大汗的疑心自可消除，君臣、兄弟之间可望复好如初。忽必烈听后感到有些为难。姚枢说：除此之外，臣别无良策。子聪等人也同意这一做法，忽必烈这才勉强听从。
1257年，蒙哥为准备亲征南宋，渡过大沙漠，到达河西地区。忽必烈带着自己的家室军队一起入觐，兵强马壮，旗帜鲜明。蒙哥闻报大为吃惊，疑心更甚，“曰是心异矣，曰来诈也”。怀疑忽必烈另有阴谋，“诏许驰二日，乘传弃辎重先”。命忽必烈留下家属与辎重，只身前往拜见。兄弟二人相见，“天颜始霁”，蒙哥开始高兴了。宴会之时，忽必烈主动敬酒，连敬三杯。“帝泫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敕罢关西钩考，废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蒙哥解除了怀疑，不再对忽必烈进行追究，下令罢钩考局，停止对关中、邢州、河南等地的钩考，但同时也全部取消了忽必烈设置的安抚、宣抚、经略司诸机构。
忽必烈以汉法治汉地，本来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对于蒙古国政策的转变、政权的巩固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以蒙哥、阿蓝答儿为首的蒙古保守派贵族，却以“钩考”为名对忽必烈及其部下进行大规模清查，尽管由于姚枢献策，使忽必烈躲过了一场灾难，但那些被忽必烈治理得井然有序的地方，贵族豪强却开始“反攻倒算”了，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是忽必烈事业中一次重大的挫折。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57页。
- （元）脱脱等：《金史》卷24《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566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57页。
- 李治安：《元世祖忽必烈草原领地考》，朱耀廷主编：《元世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39页。
-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朱耀廷主编：《元世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45页。
- 徒单公履：《刘秉忠墓志铭》，《藏春诗集》卷6《附录》。
- 张文谦：《刘秉忠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7《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3687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7《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3687页。
- 顾嗣立：《元诗选·初集》乙集《刘秉忠》，中华书局，1985年，374页。
- 程钜夫：《雪楼集》卷6。
- 〔日〕箭内亘：《元世祖与唐太宗》，载《蒙古史研究》，979—989页，中译本94—103页（陈捷、陈清泉选译）。
-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内翰王文康公》，中华书局，1996年，238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7《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3691—3693页。
-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太保刘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13—114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7《刘秉忠传》，中华书局，1976年，3691—3693页。
- （明）郝经：《陵川集》卷首《国信使郝公行状》。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8《窦默传》，中华书局，1976年，3733页。
-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4《内翰董忠穆公》，中华书局，1985年，231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赵璧传》，中华书局，1976年，3747页。
- 萧启庆：《忽必烈“潜邸旧侣”考》，见朱耀廷主编：《元世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50—53页。
- 郝经：《郝文忠公集》卷32《立政议》，见《元文类》卷14。
- （明）宋濂等：《元史》卷126《廉希宪传》，中华书局，1976年，3085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19《霸突鲁传》，中华书局，1976年，294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60《王鹗传》，中华书局，1976年，3756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63《张德辉传》，中华书局，1976年，3823—3824页。
- 郝经：《陵川集》卷32《立政议》，见《元文类》卷14。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中华书局，1996年，252页。
- （元）许衡：《鲁斋遗书》卷2《语录下》，见《元文类》卷13。
- 《鲁斋遗书》卷7《时务五事》。
- 《鲁斋遗书》卷7《时务五事》。
- 《鲁斋遗书》卷7《时务五事》。
- 《郝文忠公集》卷32《立政议》，见《元文类》卷14。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57—58页。
- （明）刘秉忠：《藏春集》卷6《故光禄大夫太保刘公墓志》。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赵良弼》，中华书局，1976年，3743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0《尚书刘文献公》，中华书局，1996年，198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7《张文谦传》，中华书局，1976年，3695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中华书局，1996年，117—118页。
- （元）方克勤：《寓庵集》卷6《故宣差京兆府路田公墓志铭》。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商挺传》，中华书局，1976年，3738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王》，中华书局，1996年，125页。
- （元）姚燧：《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58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中华书局，1996年，118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46《杨惟中传》，中华书局，1976年，3467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丞相史忠武王》，中华书局，1996年，118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8《姚枢传》，中华书局，1976年，3715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61《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6年，1457页。
- 卢明辉：《浅论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见朱耀廷主编：《元世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164页。
-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35《胆巴传》。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 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1《拔思发帝师行状》。
-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180页。
- 蔡巴贡噶多吉：《红史》，民族出版社，1981年，48页。
- 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45页。
- 转引自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 转引自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 转引自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 转引自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 转引自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 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 （元）姚燧：《牧庵集》卷17《光禄大夫平章政事贺公神道碑》。
- （元）姚燧：《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2《太常徐公》，中华书局，1996年，250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8《姚枢传》，中华书局，1976年，3713页。
- （元）姚燧：《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 杨德华、石坚军：《忽必烈与云南行省》，见朱耀廷主编：《元世祖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232页。
- 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 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 陈庆英：《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 （元）郝经：《陵川集》卷14。
- （元）虞集：《上都留守贺惠愍公庙碑》，《道圆学古录》卷13。
- （明）宋濂等：《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6年，60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69《谢仲温传》，中华书局，1976年，3977页。
- （元）孔齐：《上都避暑》，《静斋至正直记》卷1。
- （元）孔齐：《上都避暑》，《静斋至正直记》卷1。
- （元）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
- （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0《中堂纪事》。
- 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元上都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52—62页。
- 转引自〔日〕石田干之助著，包国庆译：《关于元上都》，《元上都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6页。
- 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元上都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52—62页。
- （元）郑彦昭：《上都行幸词》，《永乐大典》卷7702。
- （元）胡助：《滦阳杂咏十首》，《纯白斋类稿》卷14。
- 贾洲杰：《元上都调查报告》，《元上都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3年，52—62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84《崔敬传》，中华书局，1976年。
- （明）宋濂等：《元史》卷6《世祖本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113页。
- （元）虞集：《跋大安阁图》，《道圆学古录》。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赵良弼传》，中华书局，1976年，3743页。
- （元）姚燧：《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6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赵良弼传》，中华书局，1976年，3743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8《姚枢传》，中华书局，1976年，3713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6页。
- （元）苏天爵：《元文类》卷58《中书右丞相史公神道碑》。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7《平章廉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126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9《赵良弼传》，中华书局，1976年，3743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1《枢密赵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228页。
- （明）宋濂等：《元史》卷158《姚枢传》，中华书局，1976年，3713页。
- （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8《左丞姚文献公》，中华书局，1996年，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