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功名与学问
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论为主体部分，它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准。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而是测试他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丰富的常识、健全的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而科举考试以经学、诗文、策问为主体部分，已足以满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虽然明清时代进士的总量不大，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但是，实际参加过科举考试的人数却远大于进士、举人和生员的总和，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正是由此得到了提高。
这里必须留意的是，基本的文化素养并不等于高深的学问，也不等于过人的才情，更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凡是中了进士的，就一定是优秀的学者，或卓越的文人，而没考中的则一定学问不好。只是，这样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对于功名的崇拜心理，而在民间广泛流行，这就有了加以矫正的必要。《儒林外史》对于学问与功名关系的考察，就这一点而言，确有其现实的针对性。
《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有一个鄙薄功令文字的笑话。纪昀以光为喻，认为“学如郑、孔，文如屈、宋、班、马者”，其光“上烛霄汉，与星月争辉。次者数丈，次者数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惟功令文字只是团团黑烟。且看笑话中“老学究”与“鬼”的一段问答。学究问：“我读书一生，睡中光芒当几许？”鬼迟疑了好长时间，回答道：“昨过君塾，君方昼寝。见君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密雾中。实未见光芒，不敢妄语。”所谓郑、孔，指汉代的经学大师郑玄和孔安国；所谓高头讲章，指“四书”“五经”讲义；所谓墨卷，指科举考试中考中的原卷；所谓策略，又叫策论，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体。纪昀的意思是：用于求取功名的八股文、策论之类，只是“黑烟”，其中没有真学问；只有郑玄、孔安国等人与功名无关的汉学，才“字字皆吐光芒”，是真学问。
一心只求功名的人没有学问，这不只是纪昀的看法，明清两代的许多人都持这种见解。比如，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曾在《日知录》卷十六中慨叹：“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此法不变，则人材日至于消耗，中国日至于衰弱，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所谓“十八房”，指的是刻板流行的进士考卷。清代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二引有他同时代人徐灵胎的一首《刺时文》：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的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说那些只读八股文、只考八股文的人，连“三通”“四史”这样的史部典籍都没有翻过，连汉高祖、唐太宗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嬉笑怒骂，可谓淋漓尽致。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写范进不知道苏轼是何许人，马二先生不知道李清照是何许人，张静斋胡诌刘基“是洪武三年开科的进士”，用意亦同于徐灵胎。写“讲功名”的人没有学问，尤具表现力的是第四十九回。这回的回目是“翰林高谈龙虎榜”。高翰林唯一精通的大概只有八股。如同“文以载道”“诗言志”“词缘情”一样，八股文也有自己的基本文体规范，即“代圣贤立言”。“代圣贤立言”，在写作上的限制是：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这种限制本来只是针对八股文的，可读书甚少的高翰林却以为适用于别的所有的文体，于是，他拿这做标准，对庄绍光提出批评：
敝处这里有一位庄先生，他是朝廷征召过的，而今在家闭门注《易》。前日有个朋友和他会席，听见他说：“马纯上知进而不知退，直是一条小小的亢龙。”无论那马先生不可比作亢龙，只把一个现活着的秀才拿来解圣人的经，这也就可笑之极了！
“现活着的”自然是秦汉以后的人了，其事自然是秦汉以后的事了，故高翰林振振有词地说庄绍光“可笑”。殊不知“可笑”的正是他本人。“代圣贤立言”，并不是说谈论当下的人不能借用经书的文字。吴敬梓不想认真反驳，只让武书跟高翰林开了个玩笑：“要说活着的人就引用不得，当初文王、周公为什么就引用微子、箕子？后来孔子为什么就引用颜子？那时这些人也都是活的。”弄得高翰林颇为狼狈，当下便承认自己学力浅陋。吴敬梓用这个情节表达了和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科举·立品》一样的意思：科举考试得中与否，与应试者的学问不相干；不是中进士、登高科者，就有学问。
讲功名的人没有学问，讲学问的人又得不到功名，这矛盾该如何处理？
迟衡山的意见是：“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若是两样都要讲，弄到后来，一样也做不成。”迟衡山给我们的印象很迂，这段议论却不失为一种见解。
清代一些学者又有另一种看法。邵长蘅《赠王子重先生序》提出：“成进士始可以为学。”这见地相当通达，因为，在成进士前，倘若沉潜于“经史子集、兵农礼乐、天文律历象数诸书”，绝对没有精力写好八股文；但如果成进士后，还抱住八股文不放，那就只能是高翰林似的俗儒。《红楼梦》第八十一回，贾代儒教训宝玉说：诗词一道，不是学不得，但要在发达以后。所谓发达以后再学诗词，即意在将人生分为举业和学问两个阶段、两个侧面。举业是进身之道，学问是终身之事；以举业为终身的学问，失之于陋；以学问为进身的举业，失之于迂。不陋不迂，因时制宜，这种人生安排才是恰当的。
读到这里，也许读者会忍不住插入一个问题：既然大家看不起举业，干吗不取消科举制度，改用别的取士方式？
明清时代实行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其合理性至少有三点(我们讨论学问与功名的矛盾，也正是以承认其合理性为前提的)：
一、科举制度比历史上的九品中正制等有较多的合理性，舍此还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拔人才的途径。清乾隆年间的大学士鄂尔泰指出：用八股文取士，自明迄今，近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又守之不变的原因，在于变了以后没有良法以善其后。这话说得很是通达。
二、取消八股文，考别的文体和内容，也会有流弊，其至流弊更大。唐代的进士考试以诗赋为主，北宋的王安石曾批评道：“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根据王安石的建议，宋神宗年间的进士科以儒家的经典《易》《诗》《书》《周礼》《礼记》《论语》《孟子》为主要考试内容，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则被规定为对经典的权威性的解释。王氏的目的，是要甄拔实用的人才，但事与愿违，应试者却“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这使王安石大为沮丧，感慨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由此一例，不难看出，“官学功令，争为禽犊；士风流弊，必至于斯。即使尽舍《四书》朱注，而代以汉儒之今古文经训，甚至定商鞅、韩非之书，或马迁班固之史、若屈原杜甫之诗骚，为程文取士之本，亦终沦为富贵本子、试场题目、利禄之具而已，‘欲尊而反卑之’矣”。所有的考试文体，都避免不了伴随着考试而来的弊端，即使是八股文，也避免不了。但作为考试文体，八股文仍有其不可抹杀的优势。
三、以考试的方式甄拔人才，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否则，考生与考官都将无所适从。所以，尽管清代一些著名学者如纪昀对朱熹的《四书》集注颇有非议，却不赞成在科举考试中脱离朱注而杂采汉学。据清代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十一记载，有个叫王惕甫的考生，在嘉庆丙午科的考试中，采用汉人的注而不用朱熹的集注，目的是投考官纪昀之所好；结果，尽管他文章写得很好，还是被纪昀刷掉了。盖纪昀虽在学术上偏爱汉学，不满宋学，但他认为，个人在学术上的独立见解不能影响考试标准的统一性。考试必须有标准答案，而学术研究却鼓励独立见解。
面对学问与功名的矛盾，迟衡山主张“讲学问”的与“讲功名”的各行其是，井水不犯河水，以为两者不可兼得；贾代儒则提倡前期攻八股文以求功名，后期读诗古文以求学问，鱼与熊掌，一人兼得。谁的说法更切实可行呢？
- 余秋雨《十万进士》，载《收获》1994年第4期。
-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页。
-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8页。
-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69页。
- 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11—412页。
- 邵长蘅：《邵子湘全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82页。
- 脱脱：《宋史》“选举制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17—3618页。
-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