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翰林论“揣摩”

二、高翰林论“揣摩”

靠八股文起家的高翰林曾在“高谈龙虎榜”时得意扬扬地向“万中书”等人传授成功的秘诀。在他看来,“揣摩”二字,就是举业金针。“若是不知道揣摩,就是圣人也是不中的。”自负老子天下第一,开口便是“中了去”,这就是杜少卿所极为反感的“进士气”。

高翰林所说的“揣摩”,含义有二,我们分开来谈。

第一层含义是“讲求时尚”。科举考试中,试官的口味不同,录取的标准也就不同。晚明赵南星《笑赞》的一则笑话说:

宋欧阳修做考试官,得举子刘煇卷云:“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以朱笔横抹之,士人增作四句曰:“试官刷。”

赵南星由此引申道:

俗云,“文章中试官”,非虚言也。刘煇之卷,如遇爱者,即古今之奇作也。近时一贵人,批韩文云:“退之不甚读书,作文亦欠用心。”以其无轧茁语也。爱婴瘤者以细颈为丑,文章何常之有。

既然“文章中试官”,这就需要刺探大场主考官之所好,看准风向,否则只能是“不中的举业”。

“讲求时尚”,于是应试者不读经书或先辈之文,而只“读近科中式之文”,以致文格低落,世风日下。这一意义上的揣摩,一向为有识者所轻视。清人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九以鄙夷的口气提到当时流行的“揣摩秘本”:

有举子于丰宜门外租小庵过夏,地甚幽僻。一日,得揣摩秘本,于灯下手钞,闻窗外似窸窣有人,试问为谁。外应曰:“身是幽魂,沉滞于此,不闻书声者百余年矣。连日听君讽诵,枨触夙心,思一晤谈,以消郁结。与君气类,幸勿相惊。”……鬼乃探取所录书,才阅数行,遽掷之于地,奄然而灭。

纪昀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连夙嗜读书之鬼也厌恶揣摩秘本,足见它除了供人博取科名外,实在不值得过目。

“揣摩”的第二层含义是:悉意探求,以期合于本旨。亦即像戏曲演员一样,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无论喜怒哀乐,恩怨爱憎,一一设身处地,不以为戏而以为真,使人看了也觉得和真的一样。

八股文与揣摩之间的姻缘颇深。八股文始于北宋,但一般自出议论,南宋的杨万里开始注意代古人的语气,至明太祖朱元璋,则规定八股文必须“代圣贤立言”,即作者必须充当圣贤的代言人,所以通常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字眼领起。八股文古称“代言”,理由在此。

写八股文既然是“代圣贤立言”,也就需要揣摩孔子、孟子等人的情事,要善于体会,妙于想象,这便与戏曲相通了。晚明倪元璐《孟子若桃花剧序》指出,在各种文体中,经史与诗歌属于一类,元曲与八股文属于一类。元曲与八股文的相通之处是“皆以我慧发他灵、以人言代鬼语”,也就是都以第一人称口吻代替别人说话,表达别人的思想和感情。不同之处仅在于戏曲多代普通人立言,八股文则是代圣贤立言。清人袁枚《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亦云:

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摹口吻为工,如作王孙贾,便极言媚灶之妙;作淳于髡、微生亩,便极诋孔孟之非。犹之优人,忽而胡妲,忽而苍鹘,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此其体之所以卑也。

明清两代流传过不少传奇剧有益于举业的佳话。据晚明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条记载,黄君辅致力于举业,拜汤显祖为师。每次君辅拿自己的八股文向汤求教,汤都扔到地上,很不满意。一次,汤直率地批评黄笔无锋刃,墨无烟云,砚无波涛,纸无香泽;这四友不灵,即使再用功也无益。君辅流泪求教。汤才劝他烧掉所作的八股文,澄怀荡胸,看他创作的戏曲。君辅连声答应,于是汤授给他《牡丹亭》。此后,君辅发奋练笔,很快写出数篇,呈给汤看。汤高兴地称赞他锋刃已具,烟云已生,波涛荡漾,香泽滋润,以往的臭恶一变而为芳鲜。黄赶紧去参加乡试,果然中举,人称吉州名士。

贺贻孙,字子翼,号水田居士,江西永新人。明末诸生。与汤显祖的次子太耆、三子开远、四子开先,同为复社成员。他的记载是可信的。汤显祖,字义仍,既是明代万历时期著名的戏曲家、诗人,也是独树一帜的八股名家。晚明汤宾尹《睡庵稿》称赞他的科举之文,“如霞宫丹篆,自是人间异书”。,“制义以来,能创为奇者,汤义仍一人而已”。他教人从戏曲悟八股门径,这是内行的指点。

高翰林以为揣摩是举业的金针,从技术的观点看,吴敬梓恐怕也并不打算予以否定。但作家显然别有会心。他从举业与戏曲的相通处,感到“高贵”的八股行家不过近于“贱行”的戏曲演员,于是他构想出高翰林的一种“风流”性情:格外喜欢梨园中的演员钱麻子的谈吐;聚会时如果没有钱麻子,他便感到“满座欠雅”。高老先生何以喜欢钱麻子?个中原因,大概即在于钱麻子擅长揣摩,能够说出投高老先生所好的话;并且会下棋,会唱曲,还会假作斯文地扮出一副士大夫模样,鲍文卿就亲眼看见钱麻子“头戴高帽,身穿宝蓝缎直裰,脚下粉底皂靴”,独自坐在茶馆里吃茶,俨然是“一位翰林、科、道老爷”。在高翰林眼里,这不是有趣得紧吗?

吴敬梓的用意还有一层。在小说家看来,士大夫阶层负有独立思考和移风易俗的责任,其表率作用是异常重要的。高翰林身居高位,理当维护社会的尊卑等级,如《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卧闲草堂评语所说:“优伶贱辈,不敢等于士大夫,分宜尔也。”然而,高翰林辈自诩“风流”,歌酒场中,往往拉此辈同起同坐,以为雅趣。其结果,“礼”被破坏,“优伶贱辈”甚至敢于轻视贫寒的读书人。钱麻子意态不凡地宣称:“南京这些乡绅人家寿诞或是喜事,我们只拿一副蜡烛去,他就要留我们坐着一桌吃饭。凭他甚么大官,他也只坐在下面。若遇同席有几个学里酸子,我眼角里还不曾看见他哩!”社会风气败坏至此,以揣摩为看家本事的高翰林能辞其咎么?这些身居显位的读书人,不仅自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甚至成了庸俗风气的推波助澜者。

  1. 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8页。
  2. 王利器辑录:《历代笑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78页。
  3.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85页。
  4. 倪元璐:《孟子若桃花剧序》,见《媚幽阁文娱》,上海: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第61页。
  5. 袁枚:《小苍山房尺牍》,上海:世界书局,1937年,第128页。
  6. 汤宾尹:《睡庵稿·王观生近义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0页
  7. 汤宾尹:《睡庵稿·四奇稿序》,见《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3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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