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与也是园《古今杂剧》的学术因缘
——以近年所见孙氏书札及校补本为新史料
潘建国
内容提要：1938年5至6月，也是园《古今杂剧》在上海被发现及购藏，远在北平的孙楷第闻讯于1939年8月3日赴沪，阅曲于商务印书馆，前后月余，抄录资料，审读校记，参与商务印书馆编印《孤本元明杂剧》选目诸事宜。返京后，乃以一年多时间撰写二十万言《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初刊于1940年12月。书以郑振铎1939年11月刊出之《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为学术基础和参照，讹误处考辨纠正，简略处深化细化，未及处开掘拓展，遂成为一部研究《古今杂剧》的学术力作，并赶在商务出版《孤本元明杂剧》之前，为其确定编次、撰写提要提供了学术支持。是书刊行后，孙楷第精益求精，复时加删润修订，并于1953年由上杂出版社推出修订版。其后，孙楷第仍亲笔校补不辍，形成“校补甲本”“校补乙本”。若细加检阅，可知其修订校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文字删润、史料增补以及学术观点之局部更新。可以说，孙楷第后半生与《古今杂剧》存有特殊之关系，其间因缘遇合，若即若离，令人唏嘘感念不已。
关键词：《古今杂剧》 脉望馆 也是园 孙楷第 郑振铎 元明戏曲
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下文简称《古今杂剧》）是20世纪戏曲文献最为重要的一次发现。发现者郑振铎曾惊喜地宣称，“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1]，洵非过誉。这批珍贵文献的发现、购买以及借给商务印书馆选印《孤本元明杂剧》的过程，本就富有传奇性，而一切又发生在抗战爆发、民族危难之际，更增添了一层可歌可泣的悲壮色彩。关于此，前人已颇有考述[2]，近期《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的编印出版[3]，复令更多当年的细节浮现于今日读者面前，可知其时此书周围活跃着诸多学者、图书馆员、古籍收藏家、出版家及古书商的身影。若以学术贡献而论，最值得关注者，则莫如郑振铎、王季烈及孙楷第。本文拟利用近年新见书札及校补本史料，探考孙楷第与《古今杂剧》之间的学术因缘始末[4]。
一 赴沪阅曲及参与《孤本元明杂剧》选目审读
孙楷第最初得知《古今杂剧》的信息，乃源自其任职的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字守和）。1939年7月25日，他在写给张元济的信札中说：“前累接守和先生书，悉也是园旧藏曲本由公选定付印，以校酬（雠）需时，杀青有待，总可成功云云。”[5]实际上，早在1938年5月，郑振铎发现《古今杂剧》下落之初，便数度函电袁同礼，鼓动北平图书馆购买。袁起初态度积极，后因书贾将书价抬至万金，他只能表示“望洋兴叹”[6]。幸好，郑振铎通过卢前（字冀野）成功游说国民政府教育部以九千金购下此书，而且，经袁守和的游说，教育部同意在借给商务印书馆选印出版后，全部原书由驻沪代表（即郑振铎）“监交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兜兜转转，此书所有权最终仍归属北平图书馆，可算是一个意外之喜。至于袁守和屡屡致函孙楷第通报《古今杂剧》的信息，可能是因为孙楷第此时正对元明戏曲深感兴趣，作为《古今杂剧》的收藏单位，北平图书馆需要了解和研究此书的版本情况及学术价值，而孙楷第无疑就是馆内的最佳人选。孙楷第在7月25日的信中告诉张元济：“本月梢、下月初或南行一游，届时便诣崇阶修谒”，预告了自己准备赴沪阅曲的计划。
孙楷第抵沪的时间，大概在1939年8月3日[7]。动身之前，傅增湘[8]分别于1939年7月26日、28日两次致函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予以绍介：“兹有门人孙子书（楷第）及馆员赵斐云来沪，欲刊教育部所购之元人曲抄刻各种”，“兹孙、赵二君来申，祈拨冗赐以颜色为幸”。[9]有了傅增湘推荐，再加上袁同礼和北平图书馆的这层关系，孙楷第在沪期间，甚得张元济关照，查阅《古今杂剧》自然也是一路顺利。9月7日，孙楷第离沪回京，在沪时间共计36天。[10]回到北平后，他还请傅增湘致函张元济，转达谢忱。[11]那么，孙楷第寓沪期间究竟完成了哪些与《古今杂剧》有关的工作呢？
在展开论述之前，不妨先来梳理一下截至1939年8月初，《古今杂剧》购买、商议出版、签订契约、书籍移交、启动整理的情况[12]。为便于观察，兹以时间为序罗列于下：
1938年
6月4日，郑振铎与古董商孙伯渊签订购买契约，支付千元定金。
6月18日，郑振铎取回六十四册《古今杂剧》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