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楷第先生印象记
程毅中
我上了燕京大学国文系之后，就听说孙楷第先生是研究小说、戏曲的专家。在迎新会上孙先生是不会参加的。后来跟高班同学徐保釐、周绍昌上孙先生家去拜见，他们两位是去上戏曲史课，我就在旁坐着听了一课，见到他拿着元人杂剧的书指点着讲解，觉得大学教授这样在家里给两个学生对坐着讲课，真是新鲜。
再后，1952年春，孙先生的研究生周汝昌应聘提前去华西大学教书了，他的同屋许政扬也是孙先生的研究生，屋里就空出一个床位。我那时和外系的同学同屋，就请求搬到许政扬学长的房间去。这样，我有机会接受许大学长的随时指教，同时也间接知道了一些孙先生的学术特点。许政扬学长的毕业论文是《元曲释词》，我读到了部分初稿，非常钦佩。这种从语言训诂入手研究小说戏曲的方法，给我很深的影响，后来也学着许大学长校注宋元话本，可以说就传承自孙先生当年研治训诂的传统。
1962年，孙先生的《沧州集》稿子由文学研究所交到中华书局，正好分配给我审读。我写了审读报告，经组长审批后，派我去北大镜春园孙先生家面谈。孙先生很热情，谈得非常融洽，我们的意见大多能够接受。不过我对他的《三言二拍源流考》提出了本事来源的几条补证，因为在1931年《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之后，又有不少新的发现。旧作还有几卷没有本事来源，最好补充进去。他表示：别人的发现没有公开发表，他不便采纳。我知道老先生的性格耿直狷介，他在写《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时曾与写《唐代俗讲考》的向达先生交流过一些意见，曾在文中郑重说明：“向君长厚君子，其平日为文，于师友片长，未尝有掩复兼并之事。”在《三言二拍源流考》前也说明曾采取马廉先生的意见，“不得掠美”。我想，有些书面材料口说不明，不如写出来供他参考，如果他同意的话，不妨采用。可是我年轻浮躁，把补证写成了读书笔记的形式，寄给他请教。心想孙先生如能采纳，在前言后记里提上一笔责任编辑的话，将是我的荣幸。我并不知道那些书证孙先生已写进《小说旁证》一书了，但书尚未出，而他在1958年1月写的《沧州集》序言里已提到此书。那时我只看到已发表的八条《小说旁证》，不知道他对“三言二拍”本事另有考证，就信口开河，不料引起孙先生的误会，以为我要抢先对他旧作进行批评了。他很不高兴，把材料退回我，并向所长何其芳同志发表了一些微词。何其芳同志就告诉了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同志。金总编虽未严厉批评我，只告诫我千万不要冒犯老先生。我非常悔疚，不知道怎样跟他解释。然而孙先生还是很宽厚的，在其《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中写上了：“近友人程君告余，解放后新印的《远山堂曲品》有陈龙光《西游》。余因程君言复阅《远山堂曲品》，知陈龙光《西游》确是传奇。”（《沧州集》第394页）竟称我为友人，可见孙先生的风格。
《沧州集》初稿选了六十篇文章，到1964年发稿时文化部已受到“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的批判，中华书局编辑部经过复审，在反对“繁琐考证”的浪潮下，决定在《沧州集》中删去十五篇不太重要的考证文章。那时我更不敢去和孙先生商谈了，组长派了同事罗锡厚同志去联系，说明情况，孙先生为了能早日出书，慨然同意删去“不必再印的十几篇”，可是序言的日期还是保留着1958年。为了保留历史的本来面目，我还可以说明一事，书中《评余冠英乐府诗选注》一文的初稿，最初发表于1954年7月18日《光明日报》，用的是宋毓珂的名字。宋毓珂是学语言学的研究生，曾帮助孙先生找过一些资料，孙先生就把署名让给了他，可见孙先生对后学晚辈的大力扶植。后来孙先生又大加修改，并说明情况，收入于《沧州集》。
《沧州集》出版于1965年12月，那时“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已经燃起了，中华书局的命运也岌岌可危。编辑部对《沧州集》再次进行审查，虽然没有大问题，但还是不敢发行，压在仓库里直到打倒“四人帮”才正式发行。1978年我承乏主持文学编辑室的工作后，按新恢复的稿费制度补发了《沧州集》的稿费（稿费制度在“文革”中作为资产阶级法权曾被取消）。又请同事黄克同志去拜望孙先生，商谈续编《沧州后集》的问题。黄克是许政扬先生的研究生，正是孙先生的再传弟子，两人谈得很投机，合作得非常顺利。黄克帮孙先生找资料，抄稿子，觅得十二篇旧作，连同删去的十五篇文章，共二十七篇，编为《沧州后集》，于1985年8月出版。同时还帮着整理了《小说旁证》的一些资料，后来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出，因为他们早有预约的。黄克还为孙先生录制了一份自述生平的录音，后来整理成《建立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孙楷第先生晚年“自述”及其他》，发表于《文学遗产》2008年第4期。这是一份珍贵的文献史料。黄克作为孙先生的再传弟子，确是尽了心力了。孙先生辞世后，中华书局继续出《孙楷第文集》，与孙家亲属保持着合作关系，也是黄克在中华工作时留下的业绩。不幸的是，黄克同志不久前竟病逝了，我得耗后仓促写了一副挽联：“菊部世家，优游文史攻元曲；沧州助手，整合篇章证稗官。”下一句就是指他成了孙先生的一位助手。顺便在这里表达一点悼念之情。
孙先生的论著，确是中国小说史学的开山之作。三种书目都是我案头常备的书，《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中对“诗文小说”的一段评论，更给我很大启示。我多次用以论述这一类明代的古体小说，觉得“诗文小说”的名称，比“文言小说”“中篇传奇”更能突显这类作品的特色。孙先生对文言小说的论述不多，但《戏曲小说书录解题》第一卷就讲了文言小说，有不少重要的资料。如他见到的《湖海奇闻集》和《古艳异编》，现在已失踪了，只能在《解题》里找到一些信息。《小说旁证》里考证故事源流时也引到不少文言小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这方面似乎研究者注意得还不够，因此我还要推荐一下。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