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局代理书记
七大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
——引自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从1941年开始，华北敌后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
1942年9月，邓小平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
1943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在河北省涉县温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主持这次会议，并就5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作了报告。
这时的邓小平，经过5年抗日烽火的锤炼，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政权、经济、群众工作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政治和思想理论方面逐步走向成熟。
5年来，作为一二九师的政委，邓小平除了配合师长刘伯承抓军队建设外，还十分注重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他先后撰写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报告》等文章。这些文章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1943年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报告，邓小平较早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高度赞扬了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1941年7月，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邓小平当选为参议员。图为邓小平在八路军一二九师选举参议员大会上讲话
邓小平关心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图为1942年1月他出席晋冀鲁豫边区文化工作者座谈会并发表讲话
抗日战争时期是邓小平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主要阶段。图为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邓小平的部分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战场画报》及邓小平为《战场画报》的题词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面对根据地的困难局面，邓小平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一文，号召根据地军民以武装斗争为核心，正视困难，克服右倾情绪，展开全面的对敌斗争，反击日军的“扫荡”和“蚕食”
1944年年底，邓小平在山西黎城举行的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
邓小平的女儿邓林和儿子邓朴方都出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图为1945年邓小平和才两岁的邓朴方在冶陶
卓琳与女儿邓林在一起
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在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同年10月10日，邓小平与八路军总部全体人员在左权将军墓前合影。高台站立者前排左三为邓小平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北方局与太行分局合并，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师部合并。北方局直接领导晋冀鲁豫区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党委。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一二九师部队和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彭德怀、刘伯承等一批高级干部和将领在党中央的安排下陆续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准备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小平接替彭德怀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
39岁的邓小平，在艰苦的条件下独立担负起领导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的全面工作。
他本着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敌进我退的方针，积极主动地开展游击战争，指挥部队粉碎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并领导全区进行建党、建军、建政活动，进行整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交付的各项任务。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这次大会制定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路线。大会通过的新党章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1943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这个报告刊登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1943年3月15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15期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太行山主持工作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会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委员。不久，毛泽东给邓小平专门发来一封电报，要他赶赴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6月29日，邓小平离开太行赴延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历时八年的全面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宣告结束。至此，邓小平和刘伯承率部开创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块根据地已基本上连成一片，成为拥有2400万人口、30万军队的全国最大的解放区。
是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
战胜灾荒
据当时担任一二九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的张廷发回忆：
我在一二九师司令部工作的1942年和1943年，正是太行地区最艰苦的两年，既有敌人的严密封锁和频繁“扫荡”，又有连年的灾荒。为了战胜和减轻天灾人祸的危害，我亲眼看到刘邓首长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动大家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敌人来了，亲自指挥与敌人作战，敌人一走，就组织机关部队参加生产。我们作战科就利用战斗和工作空隙，种了一块西红柿地，收获了不少西红柿。邓政委见了，夸我们会打仗，也会种地。我们不仅吃自己种的西红柿，实在没有东西可吃时，连西红柿秧上的叶子也吃了。邓政委与群众同甘共苦，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他办公室里有一台土造的纺车，自己学纺线。他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同士兵一样。1943年8月，太行地区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飞蝗一来，遮天蔽日，一落地就撒满沟沟垄垄，一夜之间，把玉米、谷子等庄稼和柳树叶子吃得精光。当时没有农药，邓政委就发动大家用手打，硬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把蝗虫治住。
我还记得和小平同志、李达同志参加“太行区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的事。那是1944年11月21日，在山西黎城开会，到会的杀敌英雄120人，劳动英雄206人。会前，小平同志曾急电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详细报告生产和度荒展览会情况。毛泽东同志回电认为报告“很好”，遂将报告批转给延安的各位领导传阅，并转发各战略区。这一天，我和李达同志陪同小平、滕代远等同志一起来到会场并登上主席台，我和李达、戎伍胜同志主持会议并作报告。会上我们请小平同志讲话。他面带笑容，声音洪亮，充满感情地说：“我们同华北、华中、华南等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样，干出了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过去两年的大旱灾、大水灾和大蝗灾，这些人们所想象不到的困难都被我们战胜了。”他在讲话中赞扬了部队的生产自给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号召大家：“今后要把毛主席指示我们的敌后三大任务（战争、生产、教育）做得更好，使我们的仗打得更多，生产得更多，战争与生产更好地结合起来，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战争。”小平同志的讲话富有感染力，不时地激起大家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