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好大喜功 真宗赵恒

赵恒(968—1022年),公元998—1022年在位,原名德昌,后改名元侃;淳化五年(995年),被立为皇太子,改名恒。太宗赵光义第三子,母为元德皇后李氏。

真宗即位之初,勤于政事。在其统治时期,既有名将李沆与寇准相佐,也有“鹤相”丁谓与“五鬼”乱政,但宋朝的政治制度却日趋完备,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然而,与久经沙场的太祖、太宗不同,从小生活在深宫中的赵恒性格较为懦弱,缺乏开拓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他看来,守成是最好的选择。公元1004年,宋辽签订令宋朝备感屈辱的澶渊之盟后,真宗无心朝政,而是致力于封祀之事,粉饰太平,广建宫观,劳民伤财,使得赵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日趋严重。

1.勤修内政再现太平盛世

一个家族能否发展及延续,关键在于领导者的谋略和才能。赵恒即位初期勤修内政,使宋朝出现了后世所称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这在赵氏家族的统治时期,是很少有的盛世景象。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朝的政治出现了一点波折:北方的辽国、西边的西夏国时常骚扰宋朝边境,而国内又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太宗年事已高,事情处理起来有些力不从心了。因此,大臣上书要求立太子,太宗均以种种理由搪塞。淳化二年(991年),宋沆、冯拯等五人联名上书再次请求立太子,惹得太宗大发脾气,将这五人一一贬职。从此,朝廷再没有大臣敢提此事了。

其实,宋太宗并不是反对立太子,只是在人选上一直拿不定主意。太宗一共有九个儿子。大儿子元佐非常聪明,但是由于赵廷美被贬一事受了刺激,精神失常。二儿子元僖姿貌雄毅,深受太宗喜爱,被封为广平郡王,后来又被改封为陈王。在哥哥元佐染病被禁之后,他受到太宗的器重,被任命为开封府尹,进封许王,加官中书令。照这个趋势发展,有可能被立为太子。不幸的是,淳化三年(992年),元僖突然得病死去,年仅27岁。元僖的死,使太宗意识到应该加快立太子的节奏,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淳化五年(994年)九月,太宗立三子元侃为开封府尹,并晋升为寿王,正式立为太子。

赵恒的表现确实不错,被封为开封府尹之后,他兢兢业业,秉公办事,几年来京城平安无事。他奉命视察京畿的民田,认为农民负担过重,于是实行减负措施,收拢了不少民心。赵恒被册封为皇太子之后,京城内外的平民百姓非常高兴,在他拜庙的时候夹道欢迎,称赞他是“真社稷之主”。太宗任命李至、李沆二人为东宫长官,对太子赵恒加以辅佐。

至道三年(997年),赵恒即位,时年30岁。

宋真宗赵恒即位时,曾下诏说:“先朝庶政,尽有成规,务在遵行,不敢失坠。宜拔茂异之才,开谏诤之路。”表明了他锐意改革、励志图强的决心。

公元998年正月,宋真宗改元咸平,正式启动改革之路。他着手整顿吏政,解决机构臃肿、贪污腐败、官吏冗滥、选举作弊等突出问题。他规定外任官职田制度,不同的官职给以不同数量的田地作为俸给补贴,提倡廉政。然后裁撤重叠、臃肿的官僚机构,以提高办事效率。又严格官吏的举荐、任用、迁转、考核制度。规定被举荐者三任而有政绩,才能作为善举而议奖赏。被举者若犯贪赃罪等,举荐者亦连坐。赵恒还命宰臣誊录内外官员历任功过,编册进呈,以备委任官员时参考。赵恒还亲自考核京官,开创了宋代京官磨勘(唐宋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引对的先例。

为了广泛选择、培养优秀人才,赵恒把改革科举制和发展学校教育摆在了重要位置。曾在《劝学文》中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样极端的利禄观作为劝学手段,使众多的读书人趋于科场。在学校教育方面,自宋初以来,官学甚少,以书院为主要教学形式的私学逐渐兴盛起来。对此类书院,赵恒也给予了支持。

赵恒在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富强之道。他在即位当年的五月下诏说:“国家大事,足食为先。”以国家未有九年之蓄为忧,令两府大臣讲求丰盈之术。他还对侍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诏三司每逢岁稔之年,要增广市籴以实仓廪。重申转运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劝课农桑。

咸平二年(999年),赵恒命度支郎中裴庄等官员分赴江南、两浙等地,发官廪赈恤受灾饥民,蠲除田赋。诏令有司减罢各种无名力役,暂缓土木营建,以休养民力;又令陕西沿边地区广兴屯田,把士卒戍边和耕种结合起来;还诏令全国,凡民户有能力开荒,准许无田税农户请佃荒田垦种,五年后定纳赋税。为了使民户有能力进行生产,又推广“预买绢”法,即在每年春季民力乏绝时,官府借贷给农户安排生产、生活,等到秋收后,再以绢输官偿债。

赵恒本人也以勤政为要。他制订的工作日程表是:每天清早在前殿接见请对官员,听闻奏事;早饭后处理各司奏事,批阅奏章;下午看书学习,安排各项例常活动;晚上则多召儒臣进讲,询访为政得失、探讨经史等。他还以刑狱直接关系到国治民安为由,编集《新定编敕》856条,镂版颁行,与律令格式、刑统并行。

赵恒还下诏对皇亲国戚以及宦官进行严格约束。他的姑母秦国长公主为其子王世隆求官正刺史,赵恒婉辞拒绝,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他的妹妹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赵白化求升秩,也被他拒绝。驸马都尉石保吉家中发生家仆偷盗一事,石保吉面请赵恒,乞加重罪,又欲在自己家中设刑问罪,赵恒以国家自有常法,不允,命交有司处决。

赵恒在即位之初的几年中,广开言路,锐意兴革,勤政治国,他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为后世所称道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2.澶渊之盟:以屈辱换和平

当统治家族利益受到外权入侵时,是投降,还是抵抗,一切都掌握在统治者手中,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着统治家族的生死存亡。“澶渊之盟”无疑是个耻辱,它不是不战而败,而是战胜而败。赵恒的懦弱,为下一个“澶渊之盟”埋下了伏笔。

宋辽战争长达25年,其目的在于争夺燕云十六州。对于辽国来说,燕云十六州是一个先进的农业区,手工业和文化活动也比辽国本部地区发达。辽朝统治者对该地区非常重视,他们把燕云十六州中的幽州升为南京,改皇都为上京,把原先的南京(辽阳)改为东京,以大国的姿态屹立于宋朝的北方。而对于宋朝来说,燕云十六州是北方的一个屏障,是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燕云十六州的得失,关系一代江山的安危。从宋太祖时期,宋朝就开始了与辽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战争,赵匡胤逝世后,赵光义继位,继续对辽作战。但是,979年高梁河一战,宋军大败。于是,赵光义采取守势,维持了几年的相对安宁局面。

公元982年,辽国帝位更迭,幼主年纪尚幼,其母萧太后当政,宠臣韩德让掌握了朝廷大权。宋太宗认为辽朝“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便于公元986年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分东、西、中三路出兵。但由于东路军受阻,宋军败退。两次伐辽失败,迫使宋太宗重新考虑其内外政策的调整。到宋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朝对辽由攻转守,放弃了以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打算,只是在北部边境设置重兵严防,以此与辽朝相对峙。在宋朝采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了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伐辽失利的冬天,萧太后利用宋军溃散、士气低落的时机,率大军南下、长驱直入,攻陷了深州、祁州、易州,辽兵大肆纵火杀掠,然后满载金帛等战利品北还。此后,辽国利用其骑兵优势,不时骚扰宋朝的边区。

公元997年,赵恒即位,年号咸平。赵恒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注意改善同邻邦的关系,希望能够保持太平的局面,但是却未能如愿。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辽国建立的契丹政权和西邻西夏建立的党项政权。咸平二年(999年),辽军再次南下,宋军驻守定州,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正月,辽兵打到瀛洲,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

公元1004年,辽军又一次大举南侵,朝中大臣在如何对付辽朝进攻的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分歧。副宰相王若钦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南京。宰相寇准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文臣武将只有团结一心,共同抵抗,才能扭转战局,若弃城南逃,辽军乘虚长驱直入,宋朝也就危在旦夕了。在寇准的坚持下,真宗赵恒只好硬着头皮御驾亲征,率军北上澶州。赵恒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备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赵恒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

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辽军的南侵,原本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现在,萧太后眼看英勇的宋军团团围住了澶州,一时无法对付,就派人前往宋营提出罢战议和。这正合赵恒夙愿,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于是,他当即回书表示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臣韩杞面见赵恒,提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赵恒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嘱咐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曹利用问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赵恒不假思索地说道:“若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后在寇准的坚持下,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这就是史上所谓的“澶渊之盟”。

党项政权见契丹与宋罢战言和,也遣使入宋,奉表称臣。赵恒对党项主赵德明厚加赏赐。景德三年(1006年)十月,授赵德明为定难节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又先后开放设置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延州(今陕西延安市)等榷场(辽、宋时期在接界点各自设置的互市市场),与之开展贸易。此后,每逢岁旦圣节,赵德明都遣使前往宋朝,贡献不绝。赵恒对赵德明也不断封官加爵,厚予赏赐。

“澶渊之盟”对于辽国来说,是一个外交的胜利。它不仅使辽兵得以安然从险境中脱身,还获得了难以通过武力获得的赔款和物品。但是,对于宋朝来说则是一个屈辱妥协的和约,它是宋朝推行守内虚外政策的副产品,每年对辽的贡赋,使宋朝财政上受到极大的影响。不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澶渊之盟”的订立,结束了宋辽之间连续数十年的战争,此后的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状态。双方不仅边境地区得以发展生产,而且还可以通过“榷场”进行经济交流和商业活动,因而对南北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赵恒以巨大的代价,换取了与契丹、党项的和好关系,使宋朝的西部和北部边防暂时平安无事。

3.粉饰太平,抑直任佞

从古至今,有哪个领导者愿意在史书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呢?可是,宋真宗好大喜功,“抑直任佞”的策略使赵氏家族的统治逐渐衰微下去了。

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后,赵恒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进取精神也日渐泯灭,每年向辽国纳贡以求苟安,施政思想也日益保守,并且迷恋上了佛道。

公元1005年,赵恒听信谗言,把善于阿谀奉承的主和派王钦若召回京城,给以资政殿大学士的宠遇。王钦若伺机进谗赵恒,说寇准主张皇上亲征,是拿皇上作“孤注”,而“孤注一掷”是皇帝的奇耻大辱。赵恒本来就不喜欢寇准的耿直,听了王钦若的话后,便以寇准“过求虚誉,无大臣礼”为借口,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位,贬其为陕州知府。提升参知政事王旦为相,王钦若则知枢密院事。

王钦若是个十分懂得迎合主子的小人,他看准了赵恒讨厌战争而又好大喜功的心理,就向真宗提出了“封禅泰山”的建议。他向真宗建议道:“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宋真宗听信了他的话,立刻下旨昭示天下。不久,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将祥瑞之物进献给皇帝。著名的“天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初三,宰相王旦率群臣入宫早朝。当诸臣奏事完毕时,皇城司来人报说,在宫城左承天门南角,发现像书卷一样的黄帛两丈多,黄帛上面隐约有字。赵恒认为这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于是,君臣亲临现场,焚香望拜,取回“天书”,由知枢密院陈尧叟启读。“天书”大意是说,赵恒能以至孝至德诏承先业,治理天下,今后更应清静简俭,善始善终,永葆宋祚。读毕,赵恒再拜,接过“天书”,藏于金匮。而后改元为大中祥符,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并且派遣使者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京艺寺庙以及各地宫观。各位臣子也纷纷上表称贺。

其后,“天书”不断出现,赵恒忙忙碌碌地东封西祀,做出了令世人嗤笑的“泰山封禅”之事。他又于大中祥符四年,再次封禅泰山。大中祥符七年还到南边驾临亳州。沿途所费估计不下数十万钱帛,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更加沉重的赋税负担,宋朝积贫积弱的形势更加严重了。赵恒将忠臣的进谏当作耳旁风,丝毫不予理会,彻底放弃他自己即位之初的进取心。

赵恒崇奉祥瑞,沉湎于封祀,朝内一班大臣也屈奉迎合,希求加官晋爵,以固权位。首倡祥瑞封祀之说的王钦若竭尽精思,挟符瑞以邀恩宠。赵恒本来打算任用王钦若为宰相,但却遭到王旦的坚决反对,赵恒便打消了此念头。直到天禧元年(1017年)王旦死后,王钦若才爬上宰相的宝座。

自大中祥符元年起,赵恒自导自演的神道设教的闹剧,真可谓一年一个样,他已经完全沉浸其间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真宗颁诏来年改元天禧,以示敬天,祈求吉祥。他以绍继祖业、谨守圣训为理由,大力标榜礼乐并举、儒术化成,思想上尊奉孔孟、提倡佛道,经济上倡导经史学术,政治上持盈守成,其统治措施日益保守。

这一时期,京城和地方上建成了一大批官办宫观,朝廷就任命相应官员去负责管理。与此同时,真宗又设立了一种与宫观相关的荣誉性的虚衔,可以多领一份俸禄而不必赴任视事,这种官往往以提举某某宫观而命名。宫观官在真宗以后,成为官僚队伍中一个特殊的系列,一方面说明了宋朝政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冗官和冗费的严重程度。

与此同时,在大中祥符五年“圣祖”降临以后,真宗命王钦若、曹谷和张君房整理新道藏。四年后,新道藏基本修成,命名为《宝文统录》;天禧三年(1019年),经增补共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抄录了七藏,真宗重新命名为《大宋天宫宝藏》,此书在道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然而此时的朝廷政局却已混乱不堪。于是,在被罢相十三年后,寇准再次被真宗诏回朝廷任宰相。赵恒以丁谓为参知政事,丁谓善于揣摩人意,靠着对赵恒的逢迎青云直上。寇准一直厌恶其人,丁谓也对寇准衔恨在心。丁谓、曹利用等也因此串联一起,合谋伺机排挤寇准。

天禧二年(1018年)三月,又有人奏报“天书”降于乾佑山中,赴京城恭献。赵恒仍崇信不疑,备列仪仗,亲到琼林苑,奉接“天书”入宫,并大赦天下,普度道释童行,广建道场祭天祀地。

这年八月,赵恒立皇子赵祯为皇太子。从此他援引每三、五单日监轩听政的旧制,对诸臣所奏军国大政敷衍应付,其余的时间就躲在皇宫深处,沉溺于炼丹这样的迷信活动。真宗患中风后,宋朝政局更加混乱,皇后刘氏渐渐专权于政。她的哥哥仗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引起了很大的民愤。寇准铁面无私,毅然判处了刘皇后的哥哥死刑,为老百姓除了大害。刘皇后因此视寇准为眼中钉、肉中刺,她与身边的近臣丁谓一起,内外勾结,在真宗面前谗言挑拨。

此时的赵恒老病昏聩,不仅健忘,而且言语错乱。丁谓趁机专权,并与刘皇后合谋,再次罢免了寇准相位。寇准被贬为相州刺史。相州离京城不很远,刘皇后害怕寇准会东山再起,在真宗去世后,她便将寇准一贬再贬,从河南相州的刺史贬为湖南道州的司马,再贬到广东雷州的司户参军,流放到远离朝廷的荒野之地。雷州生活艰难,气候恶劣,年老的寇准身体很快垮下来,到雷州的第二年秋天便在忧郁中病逝,享年63岁。

赵恒的亲信宦官周怀政曾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奉赵恒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废刘皇后,但被人告发,周怀政被杀。丁谓借此大兴冤狱,排除异己,凡不阿附之人,即被指斥为“寇党”,轻者贬官,重者流放。

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赵恒的病情更加严重,不得不命皇太子监国,刘皇后与太子同莅国政。

公元1022年1月,改元乾兴。赵恒在东华门看灯,回去后即卧床不起,二月十日在延庆殿去世,终年55岁,葬于定陵,所获天书也都随葬入陵,结束了长达十五年的天书闹剧。

这场天书闹剧对真宗朝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大中祥符以后,赵恒一再热衷“祥瑞”粉饰太平,对朝政兴革却无所用心,听任王钦若和丁谓等“五鬼”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赵恒晚年更是神魂颠倒,甚至满口胡话,在宗教迷信的长期暗示作用下,进入了迷狂状态,朝政大事多由皇后刘氏决断。

真宗赵恒前期,以勤政治国、广开言路、锐意革兴的措施,使宋代朝廷政治清明,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出现了“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自从他勉强打退萧太后带领的契丹兵的大举进攻,屈辱地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后,他的进取精神就日渐泯灭,宋朝的国势也逐渐衰微下去了。由于他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太祖太宗的积蓄挥霍殆尽,给赵氏后人留下了一个空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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