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939—998年），公元976—998年在位，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太祖讳改名光义，即位后改名炅。太祖赵匡胤胞弟，母为昭宪皇后杜氏。赵光义有着雄才大略，为打下赵氏江山立下巨大功劳。他登基后，继续推行统一全国的政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同时，也结束了中国长达二百五十年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在他手中，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统治体制,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繁荣，使赵氏家族维持了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为宋朝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赵光义因为急功近利，几次北伐攻辽都受挫，转而执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使宋朝形成了“积贫积弱”的局面，给宋代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1．烛影斧声中代侄继位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家族以“长子接班”这种家天下的继承模式，来防止家族其他人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嫡长子继承制，有利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有序和家族的统治延续。但皇权的至高无上和特殊的生活享受，却使不少野心家为这一制度添置了刀光剑影的背景。
公元939年十月七日，赵匡义出生于浚仪官舍。他自幼卓尔不群，生性好学，工文业、多艺能，深得长兄赵匡胤的喜爱。
当赵匡胤在后周功业显赫、地位日高时，比他小12岁的赵匡义，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赵匡义长期跟随赵匡胤南征北战，18岁时，他协助赵匡胤攻下了瓦桥关和瀛洲、莫州。22岁时，在“陈桥兵变”中，赵匡义为其兄代周自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赵匡义以赵匡胤胞弟的身份最适于出面沟通内外，结交军士，抚定众心。由于赵匡义充当了前台主角，才使得赵匡胤在代周自立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较为超脱的角色。赵匡胤当上皇帝后，为了避讳，赵匡义改名为赵光义，他的另一个弟弟赵匡美改名为赵廷美。
宋太祖赵匡胤对赵光义也十分器重，他刚登上皇帝宝座，就任命赵光义为殿前都虞侯、领睦州防御史。建隆元年（960年）五月，赵匡胤亲征泽、潞，讨伐李筠，让赵光义临时担任大内都点检，留守汴京。同年十月，赵匡胤南征据扬州反抗的李重进，任命赵光义为大内都部署，仍留守京师。建隆二年（961年）七月，赵光义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同平章事。
担任开封府尹，对于赵光义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作为国家都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开封府尹对国家军政要务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从建隆元年（960年）到开宝九年（976年），赵光义当了16年的开封府尹，锻炼了实际处理政务的才能。这16年来，赵光义利用开封府尹的地位，在开封府中广延豪俊，聚集了一批幕僚、军校，文武皆备。通过广置党羽，内外交通，赵光义在开封府时势力大盛，威望日高，羽翼渐丰，为他日后争夺帝位及治国安邦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二十日，赵氏基业的缔造者宋太祖赵匡胤突然驾崩。据宋仁宗嘉祐年间文人文莹的《续湘山野录》记载，十九日夜，赵匡胤命人召时任开封府尹的晋王赵光义入宫，赵光义入宫后，赵匡胤屏退左右侍卫，与赵光义酌酒对饮，商议国家大事。在烛影摇晃中，屋外宫人见赵光义时而避席，摆手后退，像是在躲避，又像是在谢绝什么，又见赵匡胤手持玉斧戳地，还大声喊道：“好做！好做！”两人饮酒至深夜，赵光义才从宫中出来。凌晨左右，赵匡胤就驾崩了。据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赵匡胤晏驾归西后，皇后派宦官王继恩速召赵匡胤长子赵德昭，王继恩认为“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就迎请了赵光义。
第二天，赵光义因“金匮之盟”在烛影斧声中即位。这种兄终弟及的皇位继承方式与传统的父子相传相比，可谓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赵光义即位后，首先要做的，就是采取措施来安抚人心，巩固地位。
赵光义任命其弟赵廷美为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后改封秦王，表明自己沿用赵匡胤时皇弟尹京的旧制；赵匡胤之子德昭为节度使，封武功郡王，与赵廷美一起位在宰相之上，赵匡胤次子德芳也封为节度使。赵匡胤和赵廷美的子女，与赵光义自己的子女一样均称为皇子皇女，赵匡胤的三个女儿还被封为国公主。赵匡胤的旧部薛居正、沈伦、卢多逊、曹彬和楚昭辅等人都加官晋爵，他们的儿孙也获得了大大小小的官位。而太祖在世时曾加以处罚或想要处罚的一些人，赵光义都予以赦免。
除此之外，赵光义更注重培养和提拔自己的亲信。其幕府成员如程羽、贾琰、陈从信、张平等人都陆续进入朝廷担任要职，慢慢替换了太祖朝的大臣。此外，赵光义还罢黜了一批元老宿将，如赵普、向拱、高怀德、冯继业和张美等，将他们调到京师附近做官，以便于控制。
赵光义改变太祖朝政局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增加科举的取士人数。他在位时期，第一次开科取士就比太祖时代最多的一次猛增了两倍多。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使不少有才华之人都有机会入仕，一旦被录取，士子们便能青云直上出任各种职务。因此，这些“天子门生”对太宗心存感激，心甘情愿地为新皇帝效力。这样，即使当时朝野内外对太宗的继位有诸多非议，太宗也能够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整个朝廷逐渐变成服从自己的机构，而“斧声烛影”和“金匮之盟”则成为后人永远猜不透、解不开的谜团。
2．守内虚外的统治策略
“兄终弟及”得来的权力有违“以子继父”的传统，赵光义想要靠政绩来证明自己足以担当起领导国家的重任。然而，他“守内虚外”的指导思想却使后来赵氏家族的统治陷入了困境之中。
“金匮之盟”是否真有其事暂且不论，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在正统的封建世袭制中并非名正言顺，在“烛影斧声”中继位的赵光义，内心总不踏实。他意识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就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
赵光义急于完成统一大业，这样，既能证明自己是太祖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也可以转移朝野的视线，不再对他继位的合法性说三道四。当时，南方还剩下割据福建漳泉的陈洪进和吴越国的钱俶，都是只待收拾的囊中之物；而北汉因有契丹的撑腰，仍然割据河东，这表明赵光义要想统一中原，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见政权初步稳固，便做出了攻打北汉的决定，希望通过攻灭北汉来实现赵匡胤不能完成的功业，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正月，他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分四路攻打太原城；同时，命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以阻击契丹援兵。
同年二月，赵光义御驾亲征，所遣兵马在十万以上。三月，郭进在石岭关（今山西太原北）南截击来援的辽军，辽军死伤严重，耶律斜轸的后续部队赶到，才遏住宋军的攻势，得以退兵。潘美则指挥宋朝大军围困太原城，昼夜攻打，矢石如雨。
四月，赵光义抵达太原城下，督诸将攻城越急，太原城几乎城无完堞，城头箭集如猬。城破在即，太宗传诏北汉主速降。刘继元见大势已去，亲信逃亡，只得出降。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彻底结束。
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献给了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宋朝建立后，迫切希望从辽朝手中收回幽燕这一战略要地。太祖时，大臣们曾想给他加尊号称“一统太平”，太祖却说：“幽燕未收，岂可称一统太平！”可见，太祖心中的“统一”是一定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为此，太祖还设置了封桩库，储存钱帛，想用积累的财富从辽朝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若此计不行，则用这些钱财招兵买马，武力收复失地。可惜，太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赵光义即位后一直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以期给自己的统治画上最完美最精彩的一笔。于是，赵光义乘着消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征讨辽朝。
此役开始虽有小胜，但在高梁河一战中宋朝军队却大败而回。赵光义本人也差点被辽军俘虏。
高梁河之战是赵光义转向“守内虚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此次战败，使宋初以来经过生聚教阅而日益精强的宋军元气大伤，而军中发生拥戴德昭之事，又使赵光义深为惧怕和担忧。战后，赵光义竟不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去整饬军纪，精加训练，而是全力关注内政，尤其是加强对皇族和军队的控制。此后，宋军对辽作战逐渐陷入被动。
高梁河之战后，为了报复南京（辽朝的南京即今北京）围城之役，当年九月与次年十月，辽军两次攻宋，双方互有胜败，谁都不敢说胜券稳操，因此曾一度休战。但赵光义似乎仍未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想法。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出于对内外形势的判断，赵光义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
先说对内。高梁河战败时，军中一时见赵光义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这令赵光义深感皇位未稳。于是，他转而关注内政。到雍熙初年，不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连居于准皇储地位的皇弟赵廷美也已贬死，赵光义最后一块心病已经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围城之役以来，七年的战略物资积聚，也足以对付一场大战。
再说对外。赵光义误信边将的报告，认为“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辽朝政局不稳，是天赐伐辽的良机。赵光义正想挽回高梁河惨败的面子，便同意出兵伐辽。不过，此次赵光义心有余悸，便坐守京师遥控指挥，令曹彬、李重进、潘美和杨业等兵分三路北伐，准备合围燕京。
但在此战中，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人马缺少合作，纷纷败退。杨业父子血战陈家谷，不屈身死，边境大震。
杨业本在北汉主刘崇麾下效力，颇受刘崇赏识，还被赐名刘继业。后来，北汉降宋，杨业亦归附，太宗便命杨业恢复其本名，并予以重用。
雍熙北伐之所以惨败，赵光义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与太祖赵匡胤相比，赵光义的武功征伐是远远不及的。太祖出身行伍，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而赵光义在继位前虽然立过战功，但并未经历过重大的战役，因而也就缺少许多实战经验。赵光义又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再加上秉承太祖削夺武将兵权的做法，每次出征前都制定了阵图（预先规定好战斗队形和防御部署的作战方案），让将领们依计行事，却完全不顾前线战场上需要将领发挥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实际情况，犯下了兵家大忌，严重束缚了将领们的手脚。此外，赵光义将北伐将士兵分三路，却又不能统一指挥，使之互相配合，使得三路兵马极易被辽军分割击溃。
雍熙北伐的惨败，对于赵光义乃至整个朝廷的影响非常巨大。一时间，朝廷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恐辽”情绪。之后，四川又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宋与西边党项族政权的战争也多有败绩。这些情形，使得太宗焦头烂额，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内外政策，施政策略上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渐地从积极应对外敌演变成为消极抵抗和守内虚外，这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给两宋时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端拱元年（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警报接连。但赵光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雍熙北伐后，对于与辽的关系，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防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性。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以图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张洎等人的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端拱二年（989年），赵光义声称“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确立了其后宋朝一以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因此，宋朝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西夏王朝奠基者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只命宋军在边境疏河道，建立军寨作屏障。若辽军入侵，不许出兵，除非不得已，只许沿城布阵，却不许离寨进攻。结果束缚了将士们的手脚，守边将领只好得过且过，“始受命则惟以攻坚陷阵为壮图，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赵光义也终于把一腔热血变成了安于现状的心安理得。
3．吸取教训，以文治国
唐末至宋初的朝代更迭，成于武将之手，也败于武将之手，致使每个家族的统治都不能长久。借鉴前车，“以文治国”也就成为了赵氏家族自始至终的统治策略，由此产生了繁荣昌盛的宋代文化。但由于赵氏政权过于偏“文”，以致武将不能护国，赵氏政权始终无法强于周边的其他政权。
赵光义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继位之初也曾重武，但在多次攻辽失败后，就失去了往日的锐气，转而重文。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已有法度作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则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已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太宗赵光义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都远远超过了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制度日趋严密、完整，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
赵光义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称为“三馆”，但由于不受重视，直到太祖时，三馆的物质条件仍然都很差。太宗不仅亲自为三馆选定新址，还亲自规划，定名为“崇文院”。新馆舍精美壮观，可与皇宫的建筑媲美。到太宗晚年，崇文院及秘阁的藏书已十分丰富。赵光义颇为自负地对大臣们说：“朕即位之后，多方收拾，抄写购求，今方乃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
在广泛搜求图书的同时，赵光义还先后组织一批文人编纂了几部大型类书。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刚刚即位几个月的赵光义就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等十多人编纂《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等书。这两部巨著与同时期的《文苑英华》，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极重要的价值。
赵光义执政较为勤谨。为了巩固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他亲自挑选人才，通过召见临问以观其才，优秀者予以提拔重用。他对近臣说：“朕每看见布衣缙绅中有才志受推戴的，就替他的父母高兴。”赵光义每天一早就到长春殿受朝，听完百官的政务汇报后，接着又到崇政殿去处理政事。有时为了处理政务，连午饭都耽误了。
赵光义不喜游猎。端拱元年（988年）九月，他对侍臣说：“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顺时行礼之外，更不于近甸游猎。”命人将五坊中所饲养的鹰犬，全数放生，并下诏令天下不要再来进献。淳化三年（992年）十月，佘御卿（佘太君的二哥）送来白花鹰，太宗让人把它放了，仍然下诏不许复献。
赵光义对宗教的态度基本上是宽容的。由于佛教在吴越、南唐、后蜀等南方割据小国中非常流行，故北宋开国后，为了争取南方各阶层的支持，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赵光义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因而有意提倡，太宗朝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处修建寺庙，并在首都开封设译经院释译佛经。北宋从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在益州雕印大藏经，到太宗时雕版完成，印行了中国第一部佛经总集。宋朝建国时，各地僧徒不过六万多人，至太宗时增加到24万人。不过，赵光义本人的态度则是重道教，轻佛教。
赵光义执政总的方针是宽松敦厚。但是，为了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定，他在刑狱方面也亲自处理了一些案件。他下令在禁中设立审刑院，各地上奏案件，先由审刑院交付大理寺，由刑部断复，再交审刑院详议裁决。审刑院不归宰相统领，直属于皇帝。赵光义还规定办案的三种时限：大案40天，中案30天，小案10天。不需追捕而容易处理的不能超过3天。并规定，囚犯如应讯问，则应当聚集官属一同参与，不能委托胥吏拷掠。
赵光义以唐五代以来宦官专权的情况为鉴，对宦官驾驭较严，不许他们干政。宦官王继恩曾作为剑南两川招安使，领兵平定王小波、李顺的起义，中书省建议让王继恩任宣徽使。赵光义不许。宰相力言王继恩立有大功，非宣徽使不足以赏酬。赵光义为此动怒，深责宰相，让别议官名，最后创了个宣政使的名目，授予王继恩。
赵光义任用的几位宰相也比较正直。寇准生性刚直，有一次向赵光义奏事，赵光义不高兴，站起身要走，寇准拉住赵光义的衣袖，让他再坐下，等到事情议决以后才罢休。赵光义感叹地说：“这人才是真宰相哩！”
4．贬抑祖系，确立宗嗣
皇权，代表着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力。历朝历代，围绕着皇权之争，父子之间、兄弟之间，上演了一出出你死我活的历史惨剧。
赵光义当上皇帝之后，用了很大一部分精力来确保皇位，防范变乱。一方面，防范武将专权；另一方面，则是防他的自家人。
在高梁河之战中，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从征幽州。当宋军溃败之际，赵光义与主力部队失散，军将们怀疑皇帝遇难，就商量着立德昭为皇帝，后来知道赵光义还活着，这事就作罢了。事情虽未成，却触犯了赵光义的忌讳。以往作战，回师后都要按功劳大小颁发奖赏，这次赵光义还京多日，也不见行太原战斗之赏。军中议论纷纷，诸将不免多怀怨望。德昭心直口快，恐怕军心浮动，就入见赵光义，请给军将叙功行赏。太宗大怒，吼道：“等你自己当了皇帝，再赏赐也不晚！”德昭非常惶恐，低头垂泪，默然出宫。回到家中，德昭便自杀身亡。太宗似有悔意，抚尸痛哭，追封德昭为魏王。
德昭自杀两年后，其弟弟——年仅23岁的赵德芳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太宗初即位时，赵廷美的儿子也和他两个哥哥的儿子一样称皇子，女儿称公主。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赵光义晋封赵廷美为齐王，后封秦王。赵廷美也和赵光义当年一样当了开封府尹并兼中书令，位在宰相上。
太祖的儿子德昭和德芳一死，秦王赵廷美的准皇储地位就成为太宗的最大心病。太平兴国六年九月，太宗早年的幕僚柴禹锡告发赵廷美“将有阴谋”。“将有”云云，即“莫须有”，也表明太宗将对赵廷美下手。但时距德芳之死仅隔半年，倘再兴大狱，太宗唯恐压不住阵脚，于是，他断然召见了赵普，借助于这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开国元勋。
赵普在太祖晚年被罢相出朝，以同平章事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只有使相的名义。太宗即位，对赵普宿恨未消，派与赵普有隙的高保寅出任其所属支郡怀州的知州。高保寅一上任就说赵普抑制他，要求罢节镇领其支郡。赵普见自己提出的“削夺其权”的方针被用来对付自己，便在太平兴国二年请求入京参加太祖入陵葬仪，太宗顺势罢其使相之职。其后，赵普虽以太子少保的荣衔留在京师奉朝请，但形同现代的高级寓公，备受太宗的冷落和宰相卢多逊的逼压，尝够了失去权势以后的世态炎凉。他深知再如此下去，恐怕连身家性命都岌岌可危。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赵普受到了太宗的召见。赵普当即表示“愿备枢轴，以察奸变”。赵普以他从政多年的经验，以及他对赵氏家族的了解，深知要使自己的命运出现转机，在政治上将他的老对头卢多逊整倒，就要为新皇帝赵光义献上一份厚礼，并且这份厚礼要足以使赵光义动心。
赵普于是重提“金匮之盟”，一下子就得到赵光义的欢心。赵光义还就今后皇位继承试探赵普，赵普就回答了一句：“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太宗连连颔首。于是，赵普重登相位，且位兼侍中，这是宋初德高望重的宰相的加衔。至此，太宗与赵普这对昔日的冤家捐弃前嫌，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赵普以“金匮之盟”重新换取了相位，其任相次日，秦王赵廷美就感到有压力，要求列班在赵普之下，虽然以其准皇储的地位是可以位居首相之上的。次年三月，太宗为晋王时的旧僚柴禹锡、杨守一等进宫，向太宗密奏，说廷美骄恣不法、谋以自立。赵廷美显然是太宗皇帝的心头大忌，同为皇弟，难保不会成为又一个“宋太宗”。这话正触动太宗的疑忌，于是召赵普密商。赵普与廷美本无宿怨，一来为报复卢多逊，二来为得太宗欢心，便称察卢多逊私下与秦王赵廷美相勾结。
太宗假意不忍心张扬其事，就罢去廷美开封府尹，将他调到洛阳任西京留守。与此同时，与廷美往来密切的一批文武臣僚都因“交通秦王”而遭贬官流放。
卢多逊被削夺一切官爵，连同家属流贬崖州，赵普终于出了口恶气。有关牵涉本案的属吏和证人都被斩首在都门之外，来个死无对证。赵廷美则被勒令归私第，他的儿女也不再称为皇子皇女，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彻底扫尽。
五月，继赵廷美出任开封府尹的李符迎合赵普的意思，上奏说赵廷美衔恨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太宗正中下怀，把赵廷美降为涪陵县公，房州安置，这是流放后周退位小皇帝的地方。赵廷美气郁成疾，日渐消瘦，不到一年就病逝于房州，年仅38岁。
太宗的长子元佐，为元德皇后所出，自幼聪慧，长得也像太宗，太宗一直很喜欢他。其叔父赵廷美触犯了太宗，元佐力为营救，再三请免其罪，屡受太宗的呵斥。后来听说赵廷美的死讯，元佐悲愤不已，酿成狂疾。雍熙二年（985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太宗兴致很好，召请诸王宴射苑中。由于元佐病还没痊愈，就没让他参加。元佐知道这事后，大为恼怒，索性在院内放起火来，殿阁亭台，蔓延烧去，一时间烟雾滚滚，火光冲天。太宗听说楚王宫中失火，猜想可能是元佐所纵，命押赴中书，派御史按问，元佐俱实以对。太宗怒不可遏，下令削去元佐的封号，废为庶人，并安置他前往均州。宰相宋琪率百官伏阙拜表，请太宗宽恕元佐病狂，仍留京师。太宗余怒未消，没有应许。宋琪等大臣再三奏请，太宗才下诏允许元佐继续留在京师。
至道元年（992年），立元侃为太子，改名恒。诏命颁下，太子行告庙礼，还宫路上，京师士民争相观看，齐声欢呼“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很不高兴，召寇准入见，对他说：“人心都归太子，欲置我何地也？”寇准拜贺道：“这正是社稷之福啊！”太宗这才转忧为喜。入宫，后嫔六宫都来庆贺，太宗颇觉兴奋，破例召寇准一起饮酒，直喝得大醉方罢。
至此，自太宗继位以来的皇位继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元侃即后来的真宗。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宋太宗赵光义驾崩，终年59岁。
赵光义的即位，是赵氏家族的一个转折点，也使整个朝代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赵光义时代，广揽人才，科举制度得到了充分发展，是宋朝重文倾向的重要表现，此后赵宋历代君主都继承了赵光义“昌文偃武”的思想。赵光义两次攻辽失败，遂对辽采取守势，宋王朝对外的软弱在此朝中已初露端倪。赵光义的去世，标志着宋朝开创局面的结束、守成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