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8月 11日希特勒印象
在慕尼黑见到了弗兰肯贝格（Frankenberg），我们谈起了罗姆暴动的事。罗姆死的时候很勇敢，在对监狱的咖啡质量提出一番抱怨之后，他像一个战士那样慷慨赴死了。戈培尔（Goebbels，纳粹的教育与宣传部部长）和他手下那帮人散布的那个版本说罗姆躲在床下，这只不过是他们的另一个谎言而已，这是恶毒的、怯懦的，因为死人是无法站出来反驳他们的诽谤的。他们在撒谎方面颇有天分。总有一天他们会受报应的，谁也跑不了。
威利·施密德（Willi Schmid）也在罗姆暴动中被杀了，他是《慕尼黑日报》的音乐批评家——你可以说，他是因为疏忽而被杀的，因为杀手不幸认错了人。似乎纳粹是在电话簿里找他们想找的施密德，他们在误杀了一串“施密德”后，才杀死他们真正想杀的那个施密德。这就是他们常说的“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72岁高龄的古斯塔夫·冯·卡尔（Gustav von Kahr）也被杀了，不是被枪毙的，而是被党卫军队员在马里昂巴德旅馆的院子里踩死了。
罗姆暴动这件事，非常奇怪，其意义也深远得难以预测；一旦真相有机会披露出来，肯定能让大家感到战栗……我听说希特勒本人在巴特威斯浴场发动了印第安人式的奇袭，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政敌，而且其中有一个对手还进行反击。那人被气得大喊大叫，挥舞着手枪，沿着楼梯往楼下追希特勒，希特勒最后跑到地下室，躲到一扇铁门后面才幸免于难。我们这个新政权曾经有过如此悲剧的开始，真让人感到亲切，日后肯定有“好结果”！
我正在写一本有关16世纪再洗礼派教徒在明斯特（Munster）建立一座城市国家的书。同时，我也阅读了一些与我同时代的人对“天国”的描述，这些人的描述让我感到震惊。在所有方面，甚至于极其荒谬的细节方面，那个城市国家与现在的“天国”都很相似，以致让我感觉建设城市国家是我们持之以恒的目标。与现代德国一样，明斯特城市国家把自己与文明世界隔离开来；像纳粹德国一样，它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里是极为成功的，似乎战无不胜。然后，突然有一天，出乎意料地，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就能让它崩溃……
就我们而言，那贫民窟里生出来的私生子，却变成了先知，他的反对派被瓦解了，世界对我们既惊奇又不解。在我们中（最近在贝希特斯加登发生了一件事，疯狂的妇女抓起那位漂亮的流浪汉脚下的沙土，吞下肚里），过度狂躁的妇女、教师、叛变的牧师、社会渣滓、外来人口竟然变成了这个政权的主要支持者。我不得不删除一些类比，否则我会变得更加危险。在明斯特，被一层薄薄的意识形态佐料覆盖着的是邪恶、虐待狂、不可理喻的权力欲，无论是谁，只要不接受新的教条，马上就会被处死。希特勒在罗姆暴动中扮演官方刽子手的角色，就如同明斯特的博克尔松一样（Bockelson，明斯特城市国家的国王，实行共妻制度，他一人就娶了15位妻子。他子1536年1月26日被处死，尸体放于笼中示众）。与我们一样，博克尔松颁布了苛刻的法律，用以控制可怜的平民，但他和追随者们却不必遵守。博克尔松周围都是保镖，没有任何刺客能接近他。与我们一样，明斯特的街上有群众大会，人们必须“自发地做贡献”，反对的人就会被放逐。与我们一样，明斯特的群众被灌输了毒品：举办民间节日，建造毫无用途的建筑物，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街上的群众有时间去思考。
跟纳粹的所作所为一样，明斯特派遣自己的“第五纵队”和说客去周围的国家搞破坏。事实上，明斯特主管宣传的杜森施努尔（Dusentschnur）走路就跟戈培尔一样地拐，历史是个笑话，花费了四百年的时间才培养出两个一模一样的的人：许多与我一样熟悉我们“撒谎部长”诡辩能力的人，都劝我不要把这点写进我的书里。于是，在中世纪和现代世界之间出现了一个强盗国家，他们用谎言作为建国的基础，威胁所有的现实秩序——我指的是德皇、贵族以及各种早就建立好的关系。设计这个国家的人是一群具有疯狂权力欲的暴徒。还有几个类似的例子有待观察。在1534年围攻明斯特的战役中，人们被迫吞自己的大便、吃自家的孩子。这样的事有可能再次发生。希特勒和他周围那些马屁精将不可避免地遇到相同的结局，就跟明斯特的博克尔松和克尼佩尔多林（Knipperdolling）一样。于是，在我们的大教堂上，哥特式的怪兽猥亵的后背伸到空中，这怪兽长着鹰钩鼻和有爪子的脚，代表着所有的丑恶；还有举着鞭子抽打基督的家伙，为的是维持法律，这不可避免地让人感到可怜……
现在假定所有这些隐藏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的东西，在清除疮疖的脓血时喷发出来会怎样？假定这底层世界里的东西被撒旦释放而喷发出来，那潘多拉盒子里的恶毒的精灵逃逸出来又将怎样？这难道不正是明斯特所发生的事吗？实际上，明斯特人在事发前和事发后都是很保守的。这是不是能解释德国目前发生的所有情况？从希特勒的统治开始的那一天起，不仅天气变得恶劣，夏天大雨不断，庄稼被毁，奇怪的爬行动物折磨着这个古老的地球，而且一些诸如你我、对错、好坏、上帝魔鬼这样重要的概念都出现了混淆，这是一场与明斯特的变故非常类似的严酷的、巨大得难以估量的宇宙大动乱，但平时守秩序、勤恳劳动、热爱美好生活的德国人，竟然接受了眼前的这一切。
我最近恰巧去了一趟明斯特，参加了官方举办的一次庆祝活动，如今这类活动天天都有。庆祝活动中，有吹大喇叭的，也有敲大鼓的。平时我都是住在火车站旁边的旅馆里，但这次那里没有空房间了，于是我在老城区找到一处可以睡觉的地方，对面就是一所学校，一队希特勒青年团员正好住在里面。
我看到他们中有个男孩子，放下背包，走近空旷的教室。他在教室里四处张望，最后看到了讲台背后墙上挂着的耶稣受难像。这时，我看到他稚嫩的脸因气愤而变了形。他上前把这个德意志大教堂和巴赫《马太受难曲》供奉着的神圣标志从墙上扯下来，扔到了窗户外面去了……
他嘴中还大声叫喊道：“滚吧，你这肮脏的犹太人！”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我听说了多起孩子在政治上谴责父母，并用斧子砍父母的事件。我不相信这些孩子天生邪恶：就拿昨天破坏耶稣像的孩子来说，昨天他可能还着迷于杜松树的神话传说或忠实的海因里希的故事，但到了今天，出于对他的那位蛊惑人心的主人的忠诚和担心，他竟然有了一副铁石心肠。
我沉陷在这个深渊中已经快五年的时间了。在这42个月中，我满腔仇恨，睡觉前内心里充满了仇恨，睡醒了心里仍然是仇恨。我感到自己是被一群歹毒的猴子包围的囚徒，这种感觉让我窒息。我绞尽脑汁也无法解答一个永恒的困惑，这个民族在几年前还专横地守护着自己的权利，可现在却能糊里糊涂地追随那个昨天的流浪汉，而且是不知羞耻地追随。
我最近见到了希特勒，地点是在泽布鲁克（Seebruck），他坐在一辆有装甲保护的轿车上悄悄地缓慢驶过，轿车的前面有骑摩托车的武装保镖提供进一步的保护：他脸上的肉像果冻，脸色是矿渣灰色，圆面孔长着一对忧郁的黑眼睛，就像两粒葡萄干一样。他的这张悲伤的、无聊的、跟偷来一样的脸庞，如果放在30年前最黑暗的威廉皇帝时代，根本无法当官。如果这张脸坐在大臣的椅子上，开口发布命令，不仅首相府里的高官不会听他的，就是看门人和清洁女工也不会听他的！
如今怎样？我听说希特勒最近否决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德国陆军司令官凯特尔（Keitel）提交的，但希特勒不满意，于是就把一个铜花瓶向将军的头部砸了过去。这难道不是一个落入令人感到耻辱的污水坑里的民族会做的事吗？“他们只能那样做，因为这是上帝的意志。”这是我在明斯特16世纪编年史中看到的。
我既不是个超自然主义者，也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我虽然有许多预感，但仍然是时代的小人物，但我坚信我看到的东西。然而，我心里有一个可怕的困惑，我不断回顾我所看到的，但结论都是一样的：
我所看到那个由一群马穆鲁克（Mameluke，1250—1517年间统治埃及的军事阶层，原为土耳其奴隶，1811年该阶层被摧毁）守护着的人，跟撒旦一样的，有人形，但不是人。
他是个鬼怪故事中的人物。
我见过他几次——但不是参加他召开的会议。第一次是在1920年，地点在我朋友克莱门斯·冯·弗兰肯斯坦（Clemens von Franckenstein）的家里，他的家后来成为伦巴赫别墅。根据男管家的说法，来的人中有一个人强行到处乱闯，闹了足有一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希特勒。希特勒设法获得了一份邀请函，他假装对舞台设计感兴趣（克莱门斯是大戏院的总监）。希特勒很可能觉得舞台设计跟他的从前的职业室内装修是差不多的。
这是他第一次进这栋房子，他背着吉他，带着一顶邋遢的宽边帽子，手拿着马鞭。他身旁还有一只牧羊犬。从戏剧效果看，在冰冷的大理石墙壁和哥白林挂毯的映衬下，他就像一个牛仔，穿着皮马裤，带着马刺，坐在巴洛克式的祭坛的台阶上，旁边站着一匹小马。他坐着，好像是个服务生领班——那时他比较瘦，饥肠辘辘的样子——看到一位真男爵在面前，他似乎很有兴趣，但显得拘谨；有敬畏感，只敢把半个屁股坐在椅子上，但他的腰是直立的；无论主人怎样优雅地嘲笑他，他似乎并不介意，却像一只狗在啃生肉一样，贪婪地侧耳倾听着每个字。
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他滔滔不绝地说开。他在说教。他对我们讲话就像一个军队里的牧师一样。我们一点都没有反驳他，甚至连一点不同意见都没有，但他对我们却怒吼起来。仆人以为我们受到了攻击，赶紧进来保护我们。
他走了后，我们默默地坐着，感到很困惑，一点都不高兴。大家的情绪是沮丧的，就好像乘坐火车时包厢里坐着一个神经病人一样。我们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最后，克莱门斯站了起来，把一扇巨大的窗户打开，让温暖的春风吹进屋里。并不是我们这位严厉的客人身上不干净，让屋里充满了异味。实际上，巴伐利亚乡下的房子里总是有异味。那股春风，实际上是赶走人们心中的压迫感。不是屋里的那个人身上肮脏让人们有压迫感，而是某种其他的东西：一头怪物携带的那种肮脏的本性。
我经常去慕尼黑军械库骑马，然后去罗温布劳凯乐吃饭：在那里，我第二次见到了希特勒。他这时不再担心会有谁来打扰他，所以没有像他在弗兰肯斯坦家那样连续地用马鞭抽打他的靴子。我一眼就看出他上次那种紧张情绪没有了，这使得他立即便能开始长篇的讲演。我骑马已经很累了，所以饿得想立即独自大吃一顿。然而，他却把他的那本政治书的所有陈词滥调都浇到我的头上。他把自己的教条和盘托出，我在这里就不累述了，未来的读者肯定会感谢我为你们节约了时间。这是因为这个小男人的狡诈本性，德国外交政策变成了一系列的合法行窃和一系列有领导的盗用、伪造、违约，而所有这一些都是为了让教师、官僚、速记员满意，这些人构成了这个政体的真正支持者和堡垒。在这些人眼里，这个小男人成了真正的“成吉思汗式”的政治家。
当他激昂地说话的时候，一律油乎乎的头发会垂落在他的脸上，看上去就跟骗子一样。我感觉他在本质是愚蠢的，与他的亲信巴本的愚蠢是一样的——这就如同在买卖马匹时使用政治手腕一样愚蠢。
但这不是我对希特勒的全部印象，他还给我留下过更深刻的印象。每当我想起这次见面，我都感到越发回味无穷，他是在我吃香肠这道菜和小牛排这道菜之间停止了布道，离开了我，他走的时候那副样子就像一个服务员拿了小费一样，而且跟他与兴登堡握手的照片里的样子是一样的——就跟服务员领班手抓着小费一样。
第三次见到希特勒是在法庭上，罪名是在一次政治集会上制造混乱：那时他的名声已经超出了慕尼黑的范围……我看到他走进旅馆，此时他是个名人了。在法庭上，他似乎在向一名负责审讯但级别很低的官员求情：那副样子就像入狱过几次的人一样。另有一次，他估计自己会被赶出旅馆，于是随着一名背影僵硬的看门人一起去找旅馆经理要求赊欠。
自从第一次见到他之后，他在20年的时间里飞黄腾达了，但我对他的印象却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事实上，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他丝毫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没有快乐可言，他恨自己。他的投机主义、他渴望成名的巨大野心、心比天高的虚荣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掩盖内心因巨大的精神创伤而产生的痛苦。
还有一些细节可以披露。厄纳·汉夫施滕格尔（Erna Hanfstaengl）比我更了解希特勒，她说希特勒越来越怕鬼魂。她认为他是害怕被他谋杀的那些人的鬼魂，所以他不敢在一个地方住很长时间……与此很类似的还有一件事，希特勒每天晚上都要去他的私人电影室，要一部接着一部看6部电影……
这可能是真的。这些事加起来印证了我对希特勒的判断。我甚至认为不应该从道德角度去评判他——他连“大罪犯”的称号都不配。除了在报纸上，如果德国政府再建立起一个大广播电台，宣布他是最大的艺术家，设法满足他的无止境的虚荣，我相信他会变成一个无害的追梦者，根本不会想到要去放火烧毁整个世界。
不，我不认为他是个波吉亚式的人物（Borgia，曾经担任过瓦伦西亚大主教和枢机主教，是个令人恐惧的野心家、阴谋家，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以他为原型写下传世名作《君主论》）。我认为希特勒是一个具有乱七八糟欲望但又受到压制的窝囊废，被历史所愚弄，被给予了像希腊民主领袖克里昂（Cleon，早年反对伯利克里受挫，伯利克里死后，他掌了大权，竭力纠集古希腊城邦反对斯巴达，却以失败告终）一样的权力，在一段时间里让他掌控一下社会这台巨大的机器。我认为这个可怜的魔鬼，来自史特林柏（Strindberg，1849—1912，瑞典作家）笔下的肮脏地狱，他与历史上的博克尔松一样，趁着民族的脓肿爆裂之际，代表着大众被禁锢着的黑暗欲望——他就像明斯特的前辈一样，是从德国神鬼故事中跑出来的人物。
后来，我有一次近距离见到了希特勒，时间是在1932年秋天，当时德国已经陷入狂热之中。我和弗里德里希·冯·慕克（Friedrich von Mucke）一起在慕尼黑的巴伐利亚饭店吃饭，这时希特勒走来进来，他走过餐厅，坐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就他一个人，没像往常那样带着保镖。这位德国的大人物，坐在那里……他感到我们正在用挑剔的眼光观察他，他感到不舒服。他的脸色阴沉，就好像一个小官僚走进了一处他不该进的地方，但既然进来了，他就要获得公正的服务，他“要得到那些绅士们得到的服务……”
他坐在那里，样子像是个新涌现出来的成吉思汗，或是个滴酒不沾的亚历山大，或是个没有女人陪伴的拿破仑，或是个雕像般的俾斯麦。如果他吃一顿俾斯麦的早餐的话，他肯定要在床上躺四周的时间……
我是开车去镇子上的，因为在1932年9月的时候大街上已经安静得不太安全了。我身上有一只装着子弹的左轮枪。在那间几乎是空荡荡的餐厅里，我本可以轻松地射杀希特勒。如果能预见到他未来会发挥丑恶的作用，让我们受难那么多年，我肯定会二话不说就杀死他。但我认定他是个喜剧人物，所以没有开枪。
但我其实帮不了太多的忙：我们的最高殉难委员会已经做出了决定。如果希特勒在那个时刻乘坐火车，火车将会被出轨。当他死期到的时候，在任何地方的所有方向都会有取他性命的行动，甚至是他意想不到的地方。有许多要刺杀他的谣言。已经有许多企图失败了，而且未来还会有失败。这些年来上帝似乎睡着了（这是一片魔鬼猖獗的土地）。俄罗斯有一句格言：
如果上帝愿意，扫帚也能当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