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越国时期的岭南文学
南越国是岭南历史上一个特殊阶段。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五路进攻百越。公元前214年，秦军在岭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随即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开创了中原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置郡县先例。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席卷中原，南海尉赵佗乘机闭关自守，建立了南越国。南越国后来虽然表示臣服汉朝，实际仍然保持着独立。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军攻破南越国都城番禺。至此，传了五代九十三年的南越国终于灭亡了。自秦置三郡至南越国灭亡，通晓汉字的官吏在岭南任职，政府文书的来往和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使岭南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一节 秦王朝对岭南的开拓
春秋战国时期，包括今广东、广西的岭南地区虽然已同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但尚未正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岭南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始自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随即挥师南下。广西越人虽然利用当地地形顽强抵抗，屡创秦军，但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灵渠凿通后，秦军终于征服了广西越人，在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设立了南海、桂林、象郡。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将全国分为36郡。当时秦朝的南部疆域，尚未超越自西向东横亘于今湖南、江西两省的南岭山脉和自北而南纵贯今江西东部和福建西部的武夷山脉之外。这两条山脉形成一个自然屏障，使长期居住在今两广和福建地区的百越民族，在秦统一六国后依然保持独立。关于秦朝用兵广西的时间，学者说法不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三郡，此时用兵当已结束。又据《淮南子·人间训》，秦军进入广西后“三年不解甲弛弩”，由用兵结束之年（公元前214年）上推三年，为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又《淮南子·人间训》：“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死者相望。”因此，秦朝用兵广西的时间，最迟在公元前218年，或者更早。
在南岭山脉一线上，自西向东分布着越城岭、萌渚岭、部龙岭、骑田岭、大庾岭，这就是历史地理上著名的“五岭”。南岭山脉一线，自云南云岭逶迤直达东海，其间大小山岭不计其数，史书为何单举越城、萌渚、部龙、骑田、大庾之名？宋人周去非《岭南代答》卷一谓：“自秦世有五岭之说，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可见，五岭之名当与秦军的进军路线有关。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五路进攻百越：“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淮南子·人间训》）“塞镡城之岭”，一军翻越的是五岭中的越城岭；“守九疑之塞”，一军经过的是部龙岭和萌渚岭；“守南野之界”，一军逾越的是大庾岭。这三军都位于南岭一线。唯独“处番禺之都”和“结余干之水”，二军位置存在疑问。当时秦军尚未越过南岭，番禺（今广州）只是秦军进攻的目标而不是出发点。分析起来，“处番禺之都”一军的位置，应当处在通往番禺的要道上，岑仲勉先生认为当是五岭中的骑田岭，说可信。“结余干之水”一军，通常认为在江西省上饶一带，这里为武夷山脉北端，信江北流汇入鄱阳湖。信江，古称余干水，在其下游今有余干县。这一军的目标是掠取今福建和浙江南部。由此可见，《淮南子》一书所指的五军攻“百越”，进入两广的秦军实际只有四路。这四路大军越过南岭诸隘口，在越城岭上留下严关和秦城遗址，在部龙岭上有湟溪关，在骑田岭上有阳山关，在大庾岭上有横浦关，唯独萌堵岭上缺秦城和秦关。或者萌渚、部龙临近，并与早已著名的九嶷山相距不远，因而总称为“守九嶷之塞”。
攻取百越的五路秦军，进展各不相同。大约东进攻取闽粤一军（即“结余干之水”军）很快取得胜利，在福建境内设立了闽中郡；而翻越南岭攻取两广的四路大军，则遇到了当地越人的顽强抵抗，战争持续数年之久。越人采取游击战术，利用高山密林，时而分散，时而集中，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在秦军士卒劳倦、粮食乏绝之时，趁机发起猛烈夜袭，“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人间训》）。为了解决转运军饷困难，秦始皇命史禄开凿灵渠，公元前217年开始修造，历时三年而成。依靠灵渠运输的便利，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增兵五岭，命任嚣、赵佗“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征服了岭南越人，秦朝攻略岭南的战争宣告结束。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在岭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随即设置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这是中原王朝在岭南地区设置郡县的开始。
南海郡的郡治设于番禺（今广州市），范围包括除今湛江以外的广东省及广西的梧州、苍梧、贺州、富川等市、县。桂林郡包括今广西北起兴安、南抵扶绥和右江一线，东起郁林、西抵河池一线，郡治设在布山。布山所在地，一说在今贵港市，一说在桂平市。据目前考古材料看，贵港市郊已发现几百座西汉时期的墓葬，说明这里至少从汉初起就一直是广西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贵港市郊的罗泊湾发现的一个汉初南越国时期的大型木椁墓中，出土了若干件上面带有“布山”字样的器物。布山之名首见于《汉书·地理志》，为汉武帝平南越时所置。但根据罗泊湾木椁墓的年代，可知汉武帝所置布山乃沿袭南越国的旧县而来。又据《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两粤传》，南越国时有桂林郡监，可知南越国沿袭秦时桂林郡未改，则南越国时的布山亦很可能是沿用秦时旧称而来。目前贵港市附近尚未发现秦代墓葬，究其原因在于，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郡到秦亡（公元前207年），时仅七年，墓葬少见不足为奇。而在桂平附近，既无秦墓出土，也未见汉墓发现。因此，说秦代桂林郡的郡治在今贵港市是很有道理的。有关秦代象郡地理位置的记载，首见于《汉书·地理志》，该志所载西汉各郡、县情况，在“汉日南郡”下注云：“故秦象郡，元鼎六年开，更名。”据此可知，汉日南郡原是秦象郡的属地，汉武帝时才改名日南郡。后人对班固的注解作了补充，如唐人杜佑《通典》说：“今招义、南潘、普宁、陵水、南昌、定川、宁越、安南、武峨、忻城、九真、福禄、文阳、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乐、海康、温水、汤泉等郡是。”按照杜佑的划定，秦象郡大致包括了汉代日南、九真、交趾、合浦四郡及郁林郡的部分地方，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越南中部、北部地区和广东的湛江地区、广西的钦州地区。杜佑以后，我国历代学者大都沿袭这种说法。
第二节 秦朝“以吏为师”对岭南文学的影响
秦始皇设置三郡使汉字直接在岭南成为通行文字，通晓汉字的官吏在岭南任职，政府文书的来往和大量北方移民的迁入，使岭南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此，尽管秦朝在岭南的统治不过数年，但在岭南文学发展史上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为了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任用武吏严施法治，禁止异端学说，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儒生进行严厉镇压，采取从肉体上消灭的极端办法，“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焚毁古书，消灭历史文化，而且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同时统一田畴、车涂、衣冠建制；简省史籀大篆为小篆，又作便于狱务、更趋简化旳隶书，“罢其不与秦文同者”，使文字得到统一；此外，法令、历法，等等，也得到了统一。在秦代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多形式的学校教育制度，而是实行吏师制度。
所谓“吏师制度”，就是“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秦朝培养官吏的一种教育制度。秦朝吏师制度是周代“官师合一”、“政教合一”官学制度的延续。《周礼·地官》说：“乡大夫之职，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释篇》中也说：“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战国时期，法家从封建专制主义出发，也主张官师合一和政教合一。建议国家控制教育、统一教育思想，使培养出来的人的思想“必合法令”。商鞅说：“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所以定名分也。”商鞅在这里表述了法令、官吏、师授三位一体的意见。韩非进一步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秦始皇行吏师制是为了别黑白而定一尊于法治，禁止知识分子私自讲学议政，禁止异端学说。李斯指责“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因此，李斯主张禁私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这一建议，为了巩固专制统治，下令“统制思想”、灭绝“异己”，执行“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的政策。秦代官学被称为“学室”，一般设于郡县。秦代“学室”的学生称为“弟子”。“学室”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明习法令。秦代十分强调法治，早在商鞅变法时就主张国家应该“辄使学读法令所谓，为之程式，使日数而知法令之所谓。不中程，为法令之罪之”（《商君书·定分》）。秦统一六国后，更强调明法，秦简《语书》载南郡守腾“修法律令、田令及为间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岠）于罪”。二是学写字，书写姓名，识名物。由此可见，吏师制度是秦代培养低级官吏的一种教育制度，其宗旨是为秦王朝培养一尊于法的合格人才，它钳制了思想，扼杀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但对于统一文字和文字的普及和推广却起到了重要作用。
秦代的选官制度是多元的，其中两种入仕途径值得注意：一是通法入仕。根据秦法吏制规定，凡通晓法令者，可以直接被任命为法官、法吏。《商君书·定法》：“为法令置官吏，朴足以知法令之谓者，为天下正，则奏天子。天子则各主法令之。皆降受命，发官。”史载秦始皇“专任狱吏”（《史记·秦始皇本纪》），“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汉书·食货志》）。宋人王应麟《玉海》卷177也说：“秦贵法吏。”《史记·蒙恬列传》：“赵髙者，诸赵疏远之属也。……秦王闻高彊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二是考试取吏。这是通过某种测试的方法，选拔吏员。对象来源大致有二：一是地方基层闲散人员，如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史记·高祖本纪》）。曹参为沛县狱吏，也是由此入选。二是十七岁以上的“学室”毕业的“弟子”，《汉书·艺文志》称为“学僮”，“太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吏，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汉书·艺文志》。所说虽是萧何所草的《尉律》，但基本上是秦法。《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纪》载，秦始皇三年（公元前244年），“喜揄史”。该年喜十九岁，被进用为史，与《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的规定相吻合。这两条入仕途径都涉及选官对象的文化素质，即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尤其强调对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等书写文体的掌握，因为这关系到选官今后的业务素质。
秦代对官吏的考核主要有两种：一是上级对主管部门管理的考核，谓之“官计”。二是中央对郡县地方官德考核，谓之“上计”。考核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本地区的户口、垦田、赋税收入、刑狱、灾变以及徭役征派等情况。上计时，各级地方机构及相关经济部门的“上计吏”不仅要带计簿，而且将有关的物或人一并送到京师。各级政府机关的文书来往非常频繁。2002年6月3日，在湖南龙山里耶古城址一号井开始发现有文字的简，随后出土大量简牍，总数估计竟达36000支左右。
从已清理的一部分简牍可以看出，里耶秦简主要是行政文书。从文书的稿本而言，里耶简既有正本，也有副本，还有抄本。由此可见当时文字的使用多么繁重。秦朝是汉字演变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由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统一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小篆比起前朝文字，在线条、结构、字形等方面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仍未完全摆脱象形的意味，书写速度较慢。当时官狱繁多，军事、官府文件、公文往来频繁，经常需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社会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社会下层中广泛流行。卫恒《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文字的实用功能不但促使了文字的简化，也使文字在各级官吏中得到更为广泛的普及。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五路进攻百越。屠睢战没后，秦始皇复增兵五岭，命任嚣、赵佗“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史记·秦始皇本纪》说：“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谪）遣戍。”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适（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史记·南越列传》称：“秦时己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攻略岭南，前后用兵达五六十万以上。除阵亡、病死及以后返回中原者，其余大部分留驻岭南，镇守郡治、关隘等政治中心和军事要地。秦军用兵岭南，军队之中，军队和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之间必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文书的使用必不可少，文书往来也一定非常频繁。军队中有大量官吏，他们不但通晓秦朝法律，也能够熟练运用文字。据里耶秦简可知，当时官府文书和过去所见秦法律文书一样，有固定成熟的格式，语言简练不繁。娴熟地运用文字是文学创作的基础，掠取岭南的秦军中的一些人具备了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
第三节 南越官吏对文字的娴熟应用
在进攻百越的秦军中有三个人最为著名，他们是屠睢、任嚣和赵佗。屠睢在进攻岭南的途中战死，没能够进入广西，也没有只言片语流传后世。任嚣和赵佗征服了岭南越人，人生的最后阶段都在岭南度过。在岭南文学史上，任嚣和赵佗可谓开拓者。
任嚣是中原人，与赵佗略定岭南后担任南海尉。由于岭南地位特殊，任嚣节制岭南三郡，集岭南军政大权于一身。他颇有政治头脑，注重恩威并施，笼络人心。既依靠南下的中原人，发挥他们的力量，照顾他们的自身利益，因而得到他们的拥护和辅佐，又注意“和辑粤众”，安抚越族，因而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社会比较安定。任嚣也没有任何作品流传于世，但他与赵佗的一番谈话却展示了一个政治家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至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召龙川令赵佗语曰：“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史记·南越列传》）
任嚣首先对中原发生的动乱迅速作出判断，“秦为无道”、“未知所安”，所以现在既不能回师中原，也不宜割据岭南，而是静观时变。“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这是任嚣面对复杂局势作出的明智决定。对岭南的未来，任嚣作出了长远安排，“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首先要保证岭南的稳定，这是任嚣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一系列身后人事安排的初衷。任嚣是非常持重的，“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他慎重地选择了赵佗。为了使赵佗顺利接替南海尉，据《史记·南越列传》载任嚣特意“被佗书”，即“被之以书”，按《索隐》引服虔的说法，是“嚣诈诏书，使（赵佗）为南海尉”。由此可见，任嚣在继任人选的安排上颇费了一番心思。
《与赵佗语》分析问题切中肯綮，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先分析中原局势，次提出岭南对策，再以情动人，拉近与赵佗的关系。《与赵佗语》虽然可能经过司马迁的整理和加工，但总体上反映了任嚣的指导思想和人格魅力。语言要言不烦，明白晓畅，尤其是“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一语，不仅使读者感受到任嚣的老成持重，也赋予了任嚣长者的宽宏和气度，读来非常亲切。作为高级将领任嚣自然娴熟于文字的运用，此段文字即使由任嚣自撰，亦未必逊色于太史公。据《史记》和汉服虔记载，任嚣死前曾“矫诏”使赵佗为南海尉，可惜任嚣所作《矫诏书》史书未载，但《与赵佗语》仍然令后人对任嚣的文学才能尝脔知味。
赵佗（公元前236年—公元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人，旧属赵国地。秦灭赵时，赵佗还是个童年或少年。秦始皇统一岭南时，赵佗便置身行伍，戎马交南，为秦定边守土立下了汗马功劳。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军在岭南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之后，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任龙川令，深得任嚣信任，常招赵佗商议机要。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发动农民起义，席卷中原，使秦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任嚣临终前面授机宜，分析当时的形势，给赵佗定计，封锁五岭关隘，聚兵待变。任嚣一死，赵佗便正式以南海尉的名义，坐镇番禺（今广州市），移檄横浦、阳山、惶溪的守关将士：“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史记·南越王尉佗传》《汉书·两粤传》）切断关内外通。赵佗利用手中掌握的南海尉的权柄，通过法治去刑杀秦朝在岭南所置的其他将吏，委派亲信接管那里的权力。赵佗在秦灭六国的烽火中长大，比较容易接受和适应全国政治风云的变换，因此在中原起义军“诛暴秦”的风暴中应付自如。秦朝灭亡后，刘邦、项羽接着开始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赵佗没有卷入楚汉战争，而是派兵攻占象郡和桂林郡。公元前205年，他自立南越武王，在岭南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政权。
赵佗本是汉人，由秦朝戍越将吏成为南越王，他自己以“蛮夷大长”自居，采取“和辑汉越”的政策，对当地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南越各部原来互不相属，“越俗好相攻击”（《史记·南越列传》），“越人相攻击，固其常。”（《史记·东越列传》）秦朝依靠军事力量，名义上把他们置于岭南郡县长吏的统领之下，实际上却难以驾驭他们。在南越各部居住的地区，仍然是用他们的统领管理其部。这样，他们的首领很容易利用秦亡后的形势，再萌互相攻掠的旧态。由于赵佗称王，就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纷争局面的出现，成为维系南越各部相安的力量。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在中原建立了汉朝。汉承秦制，继续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诛灭异姓王、分封同姓王时，还保留了一个异姓的长沙吴芮，对于岭南的赵佗只好听之任之，允许他自王内属。公元前191年陆贾出使南越，劝说赵佗归汉，册封赵佗为南越王。但赵佗久居南越，衣容仪表也从越，弃冠带，束魋结，箕踞召见陆贾，听了陆贾分析利害，才赶紧起坐，并问陆贾：“我孰与皇帝贤？”陆贾将刘邦从沛县起兵到统一全国的事迹渲染一番，又把南越比做汉朝一郡，告诫赵佗不要妄自尊大，赵佗不以为然地大笑：“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从中可见赵佗豪爽的性格。赵佗应该说是极为明智的，他乐意接受汉皇帝封赐的南越王号和王印，“与剖符通使，和辑百越”。赵佗喜欢陆贾，留住陆贾几个月，经常邀陆贾畅谈共饮，从陆贾那里听到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事情，深叹“越中无足与语，至生为，令我日闻所不闻”。陆贾离开时，特赠价值千金的囊装的珠宝，其他礼物价值也不下千金。陆贾使越，恢复了中原王朝与岭南越族的领属关系，是当时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
吕后执政后，抛弃了刘邦“和辑百越”的政策，转而采取“别异蛮夷”的做法。公元前184年，下令对南越禁运，不准把铁器、农具和母畜输往南越，激起了南越地区人民的反抗。次年春，赵佗利用越族反对汉朝的情绪，自尊为南越武帝，发兵攻占长沙王国边县。吕后震怒，削去南越名籍，中断与使往来，并且兴师讨伐。但因为南方天气暑湿，汉兵染疫，在阳山关北受阻。吕后不久死去，汉朝只好单独罢兵。而南越赵氏政权却达到鼎盛时期，东西万余里，带甲百余万，赵佗“乘黄屋、左纛，称制”，按照皇帝制度行使权力，与汉朝分庭抗礼。
汉文帝即位后，为了弥合与南越的关系，派人到真定修治和祭祀赵佗的祖坟，求访和存问赵佗的近亲，分别给予尊官和厚赐。公元前179年，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并带去文帝给赵佗的诏书和礼物，希望和赵佗“分弃前患”，重新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赵佗也改变了与汉朝分庭抗礼的态度，下令取消帝制，复原南越王号，对汉朝“愿奉明诏，长为藩臣，奉贡职”。终孝景帝之世，赵佗守约不移，“称臣，使人朝请”。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4年）卒，寿年百岁。
和任嚣相比，赵佗作品传世相对较多。早在为秦戍守南越之际，赵佗就曾上书秦始皇，“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王列传》）。《上始皇帝书》原文不传。
中原陈胜吴广起义后，根据任嚣规划，赵佗疾移檄横浦、阳山、惶溪守关将吏：
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
（《史记·南越王尉佗传》《汉书·两粤传》）
吕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
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
（《史记·南越王尉佗传》《汉书·两粤传》）
汉文帝时，赵佗下令国中：
吾闻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世。皇帝，贤天子也，自今以后，去帝制黄屋左纛。
（《史记·南越王尉佗传》，又见《汉书·两粤传》，“以后”作“以来”。）
并上书文帝：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故粤吏也，高皇帝幸赐臣佗玺，以为南越王，使为外臣，时内贡职。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馋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越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牲，毋予牝。老夫处辟，马、牛、羊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窃疑长沙王馋臣，故敢发兵以伐其边。且南方卑湿，蛮夷中西有西瓯，其中半羸，南面称王；东有闽越，其众数千人，亦称王；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窃帝号，聊以自娱。老夫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然北面而臣事汉，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橐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汉书·两粤传》，又《史记·南越王尉佗传》载此书，仅九十二字。）
据《上文帝书》可知，赵佗仅在吕后执政时期最少有三次上书朝廷，这三次上书今不传。赵佗作品主要是疏牍文。受秦朝法令严谨文风的影响，赵佗的《移檄告横浦、阳山、煌溪关》《下令国中》主题明确，要言不烦，语气峻急，显示了秦代将吏娴熟文书的基本素质。他的《上文帝书》则曲尽委婉，首先剖白自己“妄窃帝号”的苦衷，然后表白自己一心事汉的忠心，最后以贡献南越珍物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忠心。奏疏讲究“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首。强志足以成务，博见足以穷理，酌古御今，治繁总要，此其体也”（刘勰《文心雕龙·奏启》）。《上文帝书》有叙有述，颂功德，斥奸佞，表忠心，剀切明白，晓畅通达。语言以少总多，要言不烦，易见易晓。文中赵佗自称“老夫”，谦谨中不失尊严。行文中既时时紧扣归附汉廷这一中心，同时又不经意带出自己“身定百邑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之威，柔中带刚，进退有度。其中“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看似闲言，却又为整篇奏疏平添了感情色彩。《汉书·文帝纪》言汉文帝“专务以德化民”，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赵佗言自己“抱孙”，实想动之以情，获得文帝的“哀怜”。《上文帝书》的叙述颇具条理，文辞简约精当，辨析疏通，讲究策略，以情动人，更为这篇奏疏增加了文学意味。屈大均盛赞赵佗文章：“南越文章，以尉陀为始。所上汉文帝书，辞甚醇雅。”
赵佗建立南越政权的初期是以“中国人相辅”，“以其党为假守”，完全依靠中原汉人来进行统治。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长期下去就会与越人首领发生利害冲突，这对南越政权无疑是一种潜在威胁。赵佗很清楚这种局势，所以在稳定自己根基以后，便注意吸收当地有威望的越人首领到南越王国的中央来，参加政权管理。吕嘉是“越人之雄”（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七），颇得岭南越人的信赖，赵佗就任用他为南越王国的丞相，直接参与处理王国大事。吕嘉之弟也被封为将军，吕嘉宗族中“为长吏者七十余人”（《史记·南越列传》）。此外，南越王室吸收了许多其他越人在军队或政权中担任官职，例如郑严、田甲、何遣、都稽（一作孙都）、桂林监居翁、瓯雒佐将黄同、膫侯毕取、揭阳县令史定等人，都是见于《史记》或《汉书》中的担任南越国官职的越人，未见于史书的还不知有多少。作为秦军将吏，赵佗虽然思想通达，但在很多治国理念上沿袭了秦帝国。如在职官制度上，可以考见的南越国官职名称丞相、中尉、御史，军队中的将、左将、校尉，地方官员的侯、王、假守、郡监、啬夫等官员，都见于秦朝官职。秦代教育以吏为师，选官重视实际能力，要求官吏通晓法律，能够熟练运用文字。南越国选官因循秦代做法，所以和赵佗一样，越王国的官吏大多重视文字的实际功用。我们从赵佗之孙赵胡和南越国丞相吕嘉留下的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南越国文学的这一特点。
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国势有所增强的闽粤国发兵越过南越和闽越边界的蒲葵关，攻打南越国。刚刚即位的南越国第二代南越王赵胡上书汉武帝：“两粤俱为藩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东粤擅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史记·南越王尉佗传》《汉书·两粤传》）这篇奏疏很短，缺少当时内地一般奏疏铺张渲染、渐趋骈偶的特色，但却具有秦代法律文书的要言不烦、严整精当的特点。
赵胡死后，其子婴齐继位。婴齐死，其子赵兴继位。婴齐曾在长安宿卫，娶邯郸樛氏女为妻，生下赵兴。赵兴继立，汉史前来宣谕，赵兴和樛氏盛情款待，并致书汉武帝，“请内比诸侯，三岁以朝，除边关”。汉武帝批准赵兴的请求，命汉使留下，借以镇抚南越。吕嘉是南越三代丞相，极力反对和汉朝通好，乘赵兴准备入朝放松戒备的时机，发动了叛乱，尽杀赵兴、樛氏和汉使，另立婴齐长子的越人妻子所生的赵建德为南越王，并下令国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国人也。又与使者乱，专欲内属，尽持先王宝器，入献天子以自媚，多从人行至长安，虏卖以为僮仆。取自脱一时之利，无顾赵氏社稷为万世虑计之意。”（《史记·南越王尉佗传》《汉书·两粤传》）虽然吕嘉的叛乱违背了南越大多数人的意愿，破坏了南越与汉朝建立已久的良好关系，叛乱不得人心，但就《下令国中》的行文来说，叙述剀切，晓畅通达，将自己立意反叛的理由讲得很充分，理直气壮，气盛言宜。赵佗因循秦代“以吏为师”和选官制度，使得南越国流传至今的文字大都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虽然缺乏文学意味，但其对文字的娴熟应用却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节 汉廷针对赵佗的诏书与说辞
秦始皇设置三郡，岭南正式成为中国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岭南与中原文书来往频繁。南越国时期，一些颇具文学才华的汉使频繁出使岭南，中央政府也多次以诏书形式与南越国进行沟通协商。中原送达岭南的文书和诏书是研究岭南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岭南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出使南越的文学家更为岭南文学添上了华美的一章。
汉高祖刘邦定鼎中原后，一时无力南顾，对赵佗割据政权，只好采取以绥抚为主的政策，正式下诏，册封赵佗为南越王，其诏书曰：
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
（《汉书·高帝纪》下）
唐代诗人章碣有《焚书坑》一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对于儒家经典《诗》《书》，刘邦、项羽的确不屑去读。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说称《诗》《书》，刘邦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史记·陆贾列传》）刘邦不喜欢读书人，曾经当众拿下儒生的儒冠，往里面撒尿。项羽少时，叔父项梁教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去。对叔父说：“书，足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梁教以兵法，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但刘邦、项羽都并非目不识丁。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洒水亭长”（《史记·高祖本纪》）。按照秦代选官的条件，想步入仕途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至少要熟谙法律和文字的运用。项梁教项羽学书识字，目的也是试图将项羽培养成一个秦代官吏。刘邦、项羽都曾有孤篇横绝的诗歌传世。公元前195年，刘邦平黥布还过沛县，召集故人饮酒，踌躇满志，亲自击筑为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前两句诗气魄豪壮，雄迈飞扬，充分表现出一代英雄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气概。后一句诗表达了刘邦要巩固他的统治，急需招揽人才的心情。据《史记》记载，刘邦唱此歌时，“泣下数行”，可见他情绪十分激动。项羽垓下被围，穷途末路，慨然为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整首歌词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以短短的四句，表现出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真可说是个奇迹。刘邦、项羽流传后世的文学作品虽然很少，就文学才能来说，绝非仅仅是“书，足以记姓名而已”。
《立赵佗为南粤王诏》属于文书一类，是刘邦认真分析天下形势后作出的理性判断，文体的实用功能决定了这篇诏书不可能具有为文设情的特点，但就文章的简洁明晰、要言不烦来说，却沿袭了秦代律令颇具条理、文辞简约、严整精当的一贯风格。其实，刘邦这一诏书在写作时也是颇费心思的。在立赵佗为南越王之前，诏书先历数赵佗的功绩，“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刘邦俨然以皇帝自居，然考虑到封赵佗为南越王实属迫不得已，诏书虽然采取了固定的成熟的格式，但对赵佗功绩的历数，却带有安抚的性质。可见，《立赵佗为南粤王诏》尽管是篇诏书，行文严整反映了刘邦训练有素的秦吏素质，但也在严肃的行文背后展示了刘邦的文学才能。
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刘邦使陆贾赍诏书赐赵佗印，正式册封赵佗为南越王。
陆贾是西汉初期唯一跟随高祖平定天下而有文章传世的人，也是汉代在贾谊、晁错之前出现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出身平民，以客从髙祖定天下，官至太中大夫，一生跨战国、秦、汉三代，仕高、惠、文三帝，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于一身，在汉初的布衣将相格局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对汉初政治、思想、文学的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其文名在后世广为流传，并且数与著名文学家为后人相提并论。东汉王充《论衡·书解》曰：“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扬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又《论衡·超奇》云：“若夫陆贾、董仲舒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于外，然而浅露易见，观读之者犹曰传记。”班固《答宾戏》亦云：“近者陆子优游，《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辨章旧闻；扬雄覃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娑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德，烈炳乎后人，斯非亚与！”
陆贾的生卒年月史籍所载不详，今人考证约生于楚考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240年），卒于汉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70年）。陆贾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到汉文帝初期。陆贾曾师事浮丘伯，习《诗》《书》《春秋三传》等儒家经典，为荀卿的二传弟子，年轻时就有较高的经学素养。《盐铁论·毁学》云：“李斯与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即浮邱伯。《汉书·楚元王传》亦称“（元王）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同受《诗》于伏邱伯。伯者，孙卿门人也。”陆贾在《新语·资质》中赞曰：“鲍丘之德行，非不高于李斯、赵高也，然伏隐于蒿庐之下，而不禄于世，利口之臣害之也。”鲍丘即包邱子。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认为：“（陆）贾著《新语》在申公卒业之前，伏邱尚未甚老，贾之年辈当亦与相上下，而贾极口称之，形于奏进之篇。其意盖欲以此当荐书，则其学出于伏邱伯，尤有明证。”盖荀卿适楚，因家兰陵。陆贾，楚人也，与浮丘伯同时相善，因而闻风相悦，私淑相闻，这是意料中事。《新语》一书中有不少可与《荀子》印证之处。陆贾早年的这些学术积淀为其以后在汉初思想学术方面作出杰出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群雄蜂起抗秦之时，陆贾以“客”的身份追随刘邦逐鹿中原，平定天下。他学识渊博，长于谋略，善于外交，娴于辞令，居高祖左右，常以说客身份出使诸侯，功绩卓著。史载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为了先于项羽入主关中，“使郦生、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汉军突然偷袭，大破武关。陆贾也在刘邦义军中崭露头角，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高帝四年（公元前203年），楚汉相争时期，陆贾游说项羽，请其释放被扣为人质的刘邦之父太公和吕后，未果。（《汉书·高帝纪》）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陆贾出使南越：
陆贾至，赵佗魋结箕踞见贾。陆贾说赵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诸侯豪桀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籍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矣，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诸侯，遂诛项羽。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也闻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君王先人冢墓，夷种宗族，使一偏将将十万众临越，即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于是佗乃蹶然起坐，谢贾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因问贾曰：“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贾曰：“王似贤也。”复问：“我孰与皇帝贤？”贾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千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如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乃大说贾，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闻所不闻。”赐贾橐中装直千金，它送亦千金。
（《汉书·陆贾传》）
《史记·陆贾列传》说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说称《诗》《书》，刘邦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马上反驳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虽然不高兴，但脸上有惭色，于是让陆贾条奏秦亡原因，“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以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汉书·陆贾传》）关于《新语》一书，司马迁评价说：“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史记·陆贾列传》）对于陆贾的辩才，后人往往不吝美词。扬雄《法言·渊骞》曰：“言辞，娄敬、陆贾。”《汉书·刑法志》则曰：“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又《汉书·陆贾传赞》云：“陆贾位止大夫，致仕诸吕，不受忧责，从容平、勃之间，附会将相以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元人胡助《陆贾赞》则谓：“乃公天下，马上得之，每奏《新语》，辄为解颐。纵横余风，游说奇术，臣服尉佗，交欢平、勃。”诸家之评非为虚语。
刘邦击败项羽以后，派陆贾前去封赵佗为南越王，希望赵佗臣服于汉朝，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应该看到，陆贾代表刘邦，挟战胜项羽之威而来，赵佗明显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对抗汉朝兵威，但在心理上，对于是否应该爽快地臣服汉朝，应该还是比较复杂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在高后等朝的表现看出）。秦失天下，群雄竞逐，按当时的身价、地位来看，刘邦可能还远远不如他赵佗。现在汉朝与南越并没有在军事上较量过，仅仅凭借一纸诏书、一个使者就想让我俯首称臣，未免太过美好了吧？出于这种心理，赵佗决定先给使者一个下马威，打压一下他的气势，看看朝廷使者的才能，以便做出下一步的决定。“贾至，尉佗魋结箕踞见贾”，这就是说赵佗一点礼节都不讲，既不整理仪容，也不正坐待客，不过是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这种姿态对于陆贾当然是个很严峻的考验。显然，如果赵佗不肯接受汉朝的赐封，很可能马上就是双方兵戎相见的局面，这样一来，身为使者的他就算不被砍头，言语羞辱甚至皮肉之苦恐怕是在所难免了。念虽及此，陆贾表面却丝毫不动声色，反而是严词厉色地指出了汉朝与南越实力上的强弱悬殊，一下子就揭开了尉佗色厉内荏的面具，迫使赵佗改颜谢罪。占尽上风之后，当赵佗问及他与萧何、曹参、韩信等人谁更高明时，陆贾适时适当地回答：“王似贤也。”既小小地满足了赵佗的虚荣之心，又没有留下日后给萧、曹、韩等人心生不快的话柄。区区四个字，充分展现了陆贾的玲珑心窍和言辞艺术。赵佗得陇望蜀，接着拿自己和刘邦进行比较，陆贾自然知道这时丝毫含糊不得，一来他深知自己在南越的言论很显然会马上传到刘邦耳中，二来他看出赵佗已经决心归汉，于是他在言辞上丝毫不给赵佗面子，先是大大地吹捧了刘邦一番，末尾一句“王何乃比于汉！”赵佗归汉主意既然已经下定，当然也没有必要再去与刘邦争什么口舌上的高低，一笑解嘲以后，对陆贾十分欣赏，“留与饮数月”，赏赐千金，宾主尽欢而去。陆贾不辱使命，“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汉书·陆贾传》）。差使办得如此圆满，同时让两个枭雄尉佗、刘邦满心欢畅，充分展现了陆贾的胆识与智慧。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战国至西汉辞赋，在屈原赋之属后面赫然列有陆贾赋之属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其中，陆贾赋三篇置于汉赋起首，俨然为后来者之初祖。陆氏三赋今虽亡佚，但其导先路之功不言自明。《文心雕龙·诠赋》曰：“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又《文心雕龙·才略》云：“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进《新语》，其辩之富矣。”由此可以推断，陆贾赋应以说辞为宗，与纵横家之言颇为相似。《汉书·扬雄传》载《解嘲》曰：“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矩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又《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载扬雄之言云：“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扬雄赋是列于陆贾赋之属的，陆赋虽佚，然由雄赋特点可推知，陆赋语言亦极尽丽靡之词。作为汉初一位“首发奇采”的作家，陆贾既擅长撰赋，那么他在创作其他文体的作品时，自然而然会将辞赋的创作技巧移植过去，从而使得他种文体呈现出浓郁的赋化气息。即以《新语》来说，其赋化倾向就表现得极其显著。如《资质》论及人之遇与不遇的问题，文章以“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起始，开宗明义，说明德才兼备之人必须遇到明主才能施展其不凡才华，否则恐将埋没一生。继以楩柟、豫章等树木的不同境遇作比，由物及人，大肆铺陈藻采，铺张扬厉，寓意精深。其文云：“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立则为大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万事之用，浮于山水之流，出于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达于京师之下，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色，精悍直理，密致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湿不能伤，在高柔软，入地坚强，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刻画而文章成，上为帝王之御物，下则赐公卿，庶贱而得以备器械；闭绝以关梁，及溢于山阪之阻，隔于九阬之隄，仆于嵬崔之山，顿于冥冥之溪，树蒙茏蔓延而无间，石崔鬼崭岩而不开，广者无舟车之通，狭者无步担之蹊，商贾所不至，工匠所不窥，知者所不见，见者所不知，功弃而德亡，腐朽而枯伤，转于百仞之壑，惕然而独僵，当斯之时，不如道傍之枯杨。”作者以名木喻贤才，一显一隐，两种不同境况导致完全不同的结局，言近旨远，发人深思。此节文字藻采富丽，声韵调谐，颇见作者雕饰之功。从句式来看，有对偶句，有排比句，长短相间，不拘一格，文气畅通，气势充溢，如水之浩荡，急流直下，有战国纵横家之遗风。今人姜书阁评价说：“陆贾《新语》，实全用骈用韵，无异于赋，……也有敷衍铺陈，引喻譬况，富丽浩荡之章。”《新语》气势浩荡之文风无疑与陆贾长于辩辞相表里。因为在陆贾看来，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弊病甚大。“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陆贾《新语·无为》）故而在言辞上陆贾颇具战国策士之风。此一特点不但体现在他的《新语》一书中，对于我们理解陆贾出使南越的说辞亦具有帮助。
赵佗称藩，南北商货往来频繁，对于社会安定、物资交流和民族融和都大有益处。不料吕后专政后对南越实行禁运，特别不准运送铁器，这直接关系到南越的经济命脉，于是赵佗再绝汉廷，更自上尊号为南越武帝，出兵攻略长沙，与汉朝分庭抗礼，吕后派兵镇压却不得要领。经诸吕之乱，文帝即位后需要一个安定局面以恢复国力，不宜对南越用兵，而需遣使斡旋。丞相陈平向文帝推荐陆贾，公元前179年再次出使南越。此时按其生于公元前240年的说法，陆贾已是六十高龄，仍不顾山川险阻，欣然赴命。这次出使，虽然史籍未载其具体说辞，但从赵佗上书谢罪，愿长为藩臣，并对陆贾顿首而谢，约略可见陆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痛陈利害给赵佗心理上带来了相当的震慑。陆贾再一次凭借自己出色的外交才华、独特的个人魅力，免除了一场生灵涂炭的祸乱。所凭虽是辩才，但却决非一般摇唇鼓舌以博取功名之徒所可比拟，虽然无武，却胜似用武。
陆贾出使南越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对后世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仇巨川《羊城古钞》引《广州记》“南越王赵佗以陆大夫有威仪文采，为越之华，故即江浒作楼以居之。或曰：一名越华馆，佗筑之以送陆贾”《與地纪胜》。亦记载陆贾当年出使南越曾游历某处，泛舟赋诗，后人为陆贾立庙祭祀云云，盖陆贾以九能之士，出使诸侯，完成一统，功在国家，人民怀之，多传颂其事迹，故其地多留有陆氏胜迹。
陆贾有《南越行记》一书，今佚。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引其佚文：“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指耶悉若、茉莉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又卷下引《南越行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噉，不得持下。”观其文，事丰奇伟，属辞膏腴，吉光片羽，足见陆贾运笔之功。历史上的岭南，素来被中原人视为畏途，被当作是毒气熏蒸、荒草没径的荒蛮的“化外之地”，是“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回”（李德裕），“飞蛇晴挂树，毒雾昼沉山”（孙一元），“百越炎蒸地，千山虎豹群”（潘思）的恐怖之野。赵佗见到陆贾那么欣喜，赵佗之所以愿意归附汉朝，和中原人对岭南生存环境的感受不无关系。陆贾的《南越行记》佚文不多，但从嵇含所引佚文“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可知陆贾并非客观地记载岭南风物，而是饱含感情的文学作品。陆贾两次出使南越，不但不辱使命，也为岭南文学添上了华美的一章。
汉文帝为了修复和南越国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为赵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其次召赵佗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在解决了赵佗后顾之忧后，公元前179年派陆贾出使南越，带了大量礼物，并赐赵佗书曰：
皇帝谨问南粤王，甚苦心劳意。朕，高皇帝侧室之子，弃外奉北藩於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日进不衰，以故悖暴乎治。诸吕为变故乱法，不能独制，乃取它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吏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当其时，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长沙土也。”朕不能擅变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领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贾驰谕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为寇灾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娱忧，存问邻国。
（《汉书·两粤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两汉诏令提要》卷五十五评说历代诏令时指出：“诏令之美，无过汉唐。”汉代诏令又以汉文帝所作首屈一指，林纾在《春觉斋论文》中指出：“汉诏最渊雅，而文帝诏令尤为高。”由此可见，汉文帝诏令的艺术水平是极其高超的。
诏令这一文体是实用性很强的公文文体。它是皇帝发布给臣下的谕示，也是公布政策政令的工具，有广而告知的意味。虽然“诏令”本身不具文学感性色彩，但文帝的《赐南粤王赵佗书》字里行间却处处闪现着感情的美丽光华。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中指出“夫情动而言行”。《神思》篇又云：“辞以情发。”感情色彩的丰富与真挚动人，是《赐南粤王赵佗书》具有文学性的关键原因。李贽在《藏书》卷三《明圣继统》中称赞汉文帝的诏令说：“历代诏令多文饰，惟孝文诏书，字字出肺肠，读之令深快。”《赐南粤王赵佗书》由于是以情为文，笔端流淌着充沛而深沉的感情，故而成为古代诏令中不可多得的佳作。
《赐南粤王赵佗书》首先使人感到一种悲天悯人之情。汉文帝是一代仁君，他在位时，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多次下诏减轻刑法，并采取了许多轻徭薄役、与民休息的措施。文帝这些作为，不仅为巩固统治地位，更基于对天下黎民百姓的体恤之情。《赐南粤王赵佗书》中写道：“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也。”战事发生，牵动文帝忧虑之心的不是利益的得失，而是士卒将吏的生死，失去丈夫的无助妻子，失去父亲的可怜小孩，失去儿子的年迈父母。百姓的生命与幸福在文帝心中是比利益重要千百倍的事情。诏令接着写出自己感受，“不忍为”三字，充分展现了一代帝王的仁爱之心，对百姓生活疾苦的牵肠挂肚。为了以情动人，文帝常常在诏令中表达自己的身世之叹。如公元前179年，陈平、周勃等迎立代王刘恒，代王曰：“奉髙帝宗庙，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称。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弗敢当。”文帝二年十一月，日食，文帝诏曰：“朕闻之，天生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见于天，灾孰大焉！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予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公元前157年，文帝崩，其《遗诏》云：“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余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朕之不明与嘉之，其奚哀念之有！”文帝以一种反省自责的态度抒发了身世之叹和恤民之情。和其他诏令一样，《赐南粤王赵书》也充斥着文帝悲天悯人之情与省己抒怀之情，感情醇厚和强烈。《赐南粤王赵佗书》一开始也讲自己的身世，说自己“壅蔽朴愚”，“不得不立”，为了弥补吕后的政策过失，特意遣使存问赵佗昆弟，修治真定赵佗先人旧冢，表达“通使如故”的良好愿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曾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时乎言，莫切与声，莫深乎义”。《赐南粤王赵佗书》写得声情并茂，义重如山，情理结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文帝之前，将感情如此之多之浓地融入“诏令”文体之中的，尚不多见。
较之先秦，汉初诏令已经做到体式完整，条贯清晰。汉文帝的诏令结构形式更是达到了精美的程度。《赐南粤王赵佗书》先存问南越王，讲自己身世，表明吕后先前执行的政策与己无关，为下文更改政策埋下伏笔；接着写自己即位后所作的一系列修复两国关系的举措，释放汉廷的善意；接着又讲两国交恶对双方带来的危害，同时以高皇帝刘邦为挡箭牌，以“朕不能擅变”为由，拒绝了裁撤长沙王的过分要求；由于“两帝并立”，以至“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委婉地批评了赵佗南越称帝的危害性，希望赵佗取消帝号，以便“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将诏书的最终目的和盘托出。后面的礼物单，一方面表达了对赵佗的敬意，也是感情笼络的一部分。就《赐南粤王赵佗书》全文来说，真正做到了恩威并施，成为陆贾说服赵佗的指导思想。从整个行文的技巧来说，章法比较灵活。文帝在表达思想观点时，没有单调死板地平铺直叙，也没有用干巴巴的直白的训诫说教，而是像拉家常一样，讲自己以代王践帝位，心怀惶恐；讲自己已遣使存问赵佗昆弟，修治真定赵佗先人旧冢等等良苦用心；讲战争对两国和百姓的危害，希望“通史如故”的愿望。这些看似随意道来，却是经过精心剪裁，体现了情理结合的美学要求。
《赐南粤王赵佗书》观点很鲜明坚决，但语气却委婉得体，尽力照顾到赵佗的尊严。汉初黄老思想盛极一时，章太炎先生说：“学黄老之精髓，唯文帝一人耳。”老子讲守弱贵柔，知雄守雌，“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第七十八章）。受此思想影响，汉文帝养成了内敛的个性，在语言的运用上则是柔中带刚，质朴平实。和高祖刘邦相比，文帝诏令缺乏阔大不羁的气魄；和汉武帝相比，文帝诏令也没有雄健恣肆的个性。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甚至指出，两汉多庸主的现象和文帝诏令形式的家风有关。但文帝诏令虽然缺少绚烂的华彩，却亲切有味，娓娓动听。《汉书·景帝纪》：“汉言文景，美矣。”文帝诏令的语言严谨准确，典雅平实，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力，反映出汉文帝对语言的熟练掌握和运用自如。
第五节 汉武帝出兵闽粤之争
赵佗以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卒，嗣立的诸王也都继续守约归附汉朝。承袭赵佗王位的是赵胡，是赵佗的孙子。赵胡继位的第三年，闽粤王郢举兵攻略南越边邑。赵胡不愿两越兵戎相见，上书请求汉廷调停：“两粤俱为藩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东粤擅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汉武帝十分称许赵胡的气量，“于是天子多南粤义，守职约”（《汉书，两粤传》）。遣两将军兴兵诛闽粤，同时派庄助“谕意风指于南越”，以示嘉勉。
严助（？—公元前122年）为西汉会稽郡吴县人，严忌之子，也有人说他是严忌的族子。严忌是著名的辞赋作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以文才和善辩闻名于时。刘濞称吴王，招收四方游士，严忌与当时名士邹阳、枚乘等应召，为刘濞门客。后刘濞图谋反叛，他与枚乘等上书谏阻，刘濞不听，即离开吴，投梁孝王，颇得孝王厚遇。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反叛，兵败伏诛。严忌脱离较早，未罹灾祸，可见其才识过人。人称“严夫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夫子赋二十四篇”，今仅存《哀时命》一篇，见王逸编《楚辞章句》。汉武帝登基之初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招纳贤良文学之士，“前清河太傅辕固、楚相冯唐、故城阳中尉邓先、公孙弘、吴人严助皆以贤良征”（宋王益之《西汉年纪》卷十）。会稽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严助脱颖而出，为中大夫。严助是有史以来吴人举贤良的第一人，与当时很多著名文人并列其间，为江南文人赢得巨大声誉。《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武帝与东方朔的对话：“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严助和大儒董仲舒并列，足见其地位。汉武帝称严助“溢于文辞”，《汉书·艺文志》诸子类著录“庄助四篇”，诗赋类著录“《严助赋》三十五篇”。尽管前后名称不同，但都是同一个人，从其作品数量来说可算作一位多产作家。严助另外一个特点是“辩知闳达”。严助学苏秦纵横之法，对此汉武帝站在儒家思想立场上曾给予批评。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闻问，武帝赐书曰：“制诏会稽太守：君厌承明之庐，劳侍从之事，怀故土，出为郡吏。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间者，阔焉久不闻问，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汉书·严助传》）《汉书·严助传》载：“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事。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宰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与达成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绌。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唯助与寿王见任用，而助最先进。”《汉书·公孙弘赞》称武帝时得人，亦谓“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和一般舌辩之士的游谈无根不同，严助因为善谈并能切中肯綮而被汉武帝重用。
严助力主拓宽疆域，曾多次与主张放弃边郡的权贵田蚡、刘安等人据理力争。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粤举兵围攻东瓯，东瓯告急于汉。当时汉武帝年未二十，询问太尉田蚡，田蚡建议放弃不管，“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严助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并认为：“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想？又何以子万国乎？”武帝深叹：“太尉不足与计。”遂听从严助之计，“以节发兵会稽”，而会稽郡守竟然不发一兵。庄助当即斩杀司马，“遂发兵浮海救东瓯”（事见《汉书·严助传》）。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粤复兴兵击南越，南越王赵胡上书以闻，汉武帝遣将将兵诛闽粤，同时派庄助“谕意风指于南越”，南越王胡顿首曰：“天子乃兴兵诛闽越，死亡以报德。”并决定遣太子赵婴齐“入宿卫”，即到长安作人质，以表忠心。他自己甚至和庄助说：“国信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装入见天子。”由于考虑到安全问题，赵胡听从了大臣建议，“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粤。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怵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归，亡国之势也”。改变了入朝觐见汉武帝的决定。但无论如何，严助使越不辱使命，加强了岭南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作出了贡献。
就在严助使越的时候，淮南王刘安针对汉武帝发兵闽粤的军事行动上书曰：
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为藩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鬻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括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前时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灾气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鼂不及夕，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水，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启之，不足以偿所亡。
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陛下若欲来内，处之中国，使重臣临存，施德垂赏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归圣德。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藩臣，世共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纴，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
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戍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执事之颜行，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闻之，农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臣安幸得为陛下守藩，以身为障蔽，人臣之任也。边境有警，爱身之死而不毕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
严可均《全汉文》卷十二题为《上书谏伐南越》，后人多题为《谏伐南越书》。据史书记载，此文为淮南王刘安针对汉武帝发兵闽粤的军事行动所写的上书，应该题为《上书谏伐闽越》，曹道衡、刘跃进先生《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编第三节题即题为《谏伐闽越书》，这应该是最为确切的篇名。
刘安（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22年），汉高祖刘邦之孙。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袭封为淮南王，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涉嫌谋反被迫自杀，为王43年，其间经历文、景、武三朝。刘安学识渊博，在音乐、诗歌、辞赋等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以及学术研究方面成绩都相当突出。《汉书》本传记载，“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抚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古代典籍从《别录》《汉书》到《四库全书总目》，官私书目著录的刘安及宾客的著述，以及后人伪托的作品，其书目共计49种。除去同书异名15种和后人伪托的11种，比较可信的著述约22种。刘安爱好屈原作品，武帝“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所作《离骚传》部分窜入《史记·屈原列传》：“《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悼污泥之中，蝉脱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曒然泥而不滓者也。推其志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给予屈原和《离骚》很高的评价。刘安是汉武帝时期最具有文才和学识的诸侯王。《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可惜今已不传。署名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收入王逸编的《楚辞章句》，描写山中幽深险阻，有猿貁虎豹，不可久留。语言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是汉代优秀的骚体赋。刘安也是当时最具有影响力的区域文化集团的领袖，在他的周围聚集了大批文人，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了《鸿烈》（后称该书为《淮南鸿烈》或《淮南子》）一书，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轴，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学、哲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农业水利、医学养生等多个领域，是汉代道家学说最重要的一部代表作。该书包罗万象，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
高诱《淮南子注·叙》这样评价《淮南子》：“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言其细叶，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环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高诱《淮南子注·叙》）。《淮南子》虽然由刘安门客集体完成，但却集中阐释了刘安的哲学思想和审美取向，体现了刘安作品总的特点。因此，高诱对《淮南子》的评价，完全可以用来评价《谏伐闽越书》。
首先，《谏伐闽越书》奉老子学说为圭臬，从“至道无为”的自然法则出发，对用兵闽粤的军事行动进行攻击。刘安站在道家处静守弱的立场，提倡“安民”、“足用”，认为只要百姓衣食住行得到满足，天下自然会“同怀其德”。《淮南子·主术训》云：“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俭则民不怨”。刘安认为，方今天下太平，“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一旦用兵，必然“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纴，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他引用老子之言“师之所处，荆棘生之”，军旅之后必有凶年。鼓吹“玩心神明，秉执圣道，负黼依，冯玉几，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只要“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闽粤自然向化，“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不劳大动干戈。在这里，刘安吸收了儒家“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思想，希望汉武帝能够以德安民。
刘安反对兴兵伐闽粤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视之若易，行之甚难”。越人“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岭南地形复杂，“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贸然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南方暑湿，所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即使进入岭南，“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倦，食粮乏绝”。公元前218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领50万大军，分五路进攻百越。翻越南岭攻取两广的大军遇到了当地越人的顽强抵抗，战争持续数年之久。越人采取游击战术，利用高山密林，时而分散，时而集中，飘忽不定，出没无常。在秦军士卒劳倦、粮食乏绝之时，趁机发起猛烈夜袭，“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淮南子·人间训》）。刘安在《谏伐闽越书》中举尉屠睢被越人击破事，起到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警诫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刘安认为屠睢伐越，旷日持久，“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在刘安看来，屠睢伐越简直是秦朝爆发农民起义的导火索。秦并六国，所向披靡，锐不可当，在秦始皇努力经营下，在几十年时间内终于荡平六合，四海为家。但秦王朝仅仅存在了十多年时间，在陈胜、吴广首难的农民起义中瞬间便土崩瓦解。这个历史教训是很沉痛的。因此，汉初统治者非常注意总结秦亡的原因。高祖刘邦时便让陆贾条奏秦亡原因，“贾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称其书曰《新语》”。贾谊的《过秦论》上、中、下三篇，以犀利的笔锋、激切的言辞、强烈的感情，通过铺张渲染的手法，深入探讨了秦朝迅速灭亡的原因，成为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之作。刘安以秦代伐越事与汉武帝出兵闽粤作对比，其用意是很深远的。
刘安谏阻伐闽粤的理由是很冠冕堂皇的。他认为“越，方外之地，劗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将岭南看作“不居之地，不牧之民”，因此“不足以烦中国也”。至于闽粤兴兵击南越，“自汉初定以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我们将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粤围攻东瓯，东瓯告急于汉，田蚡建议放弃不管，“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刘安谏阻伐闽粤的理由与田蚡的看法在这方面出奇地相似。问题是，当时汉武帝明确表示“太尉不足与计”。时隔三年，同样在伐闽粤的问题上，刘安再次重弹田蚡老调，究竟是为什么？淮南王国初封之时，与诸越交界。汉文帝时，南海地区百姓来投奔者，一般安置在江淮之间。刘安的父亲刘长对“诸从蛮夷来归者”，不按汉法安置，当时已因安置不善以致“南海民处庐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击之”。南海王织“上书献璧皇帝”，刘长纵容下属焚其书，截留不报。景帝时，刘安之弟庐江王刘赐频与南越遣使往来以自重，刘安本人阴谋响应吴王刘濞未得逞。公元前138年，闽越侵犯东瓯，汉武帝令严助率会稽郡兵往讨，没有动用淮南军队，究其原因就在于淮南王国一直不愿见到岭南诸越归附汉朝。因此，这次汉武帝拟再次征讨闽越，刘安冒着触犯武帝的危险上书极力反对。这次汉武帝又没有动用淮南兵力，而是令王恢出豫章郡、韩安国出会稽郡往讨。刘安是汉武帝的叔叔，比汉武帝年长二十三岁，武帝时为二十二岁。刘安曾听信田蚡“方今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的细言，有取代武帝之志。汉武帝年轻，好艺文，对“辩博善为文辞”的叔父刘安“甚尊重之”，在一定程度上膨胀了刘安自大心理。此时的武帝虽然坚持自己意见，派王恢、韩安国往讨闽粤，但并未洞悉刘安包藏的祸心，而是诚心诚意给淮南王刘安写了一封回信：
皇帝问淮南王，使中大夫玉上书言事，闻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兴夜寐，明不能烛，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灾害众。夫以眇眇之身，托于王侯之上，内有饥寒之民，南夷相攘，使边骚然不安，联甚惧焉。今王深惟重虑，明太平以弼朕失，称三代至盛，际天接地，人迹所及，咸尽宾服，藐然甚惭。嘉王之意，靡有所终，使中大夫助谕朕意，告王越事。
（《汉书·严助传》，又见《文馆词林》六百六十二）
汉武帝在《答淮南王安谏伐越诏》中首先反思自己的过失，将“比年凶灾”、南夷骚然统统归咎于自己，对刘安谏阻伐越的动机不但没察觉，反而感谢刘安对自己的辅弼之功。这次伐闽粤本来是正确的决策，汉兵未逾南岭，闽粤王弟馀善便杀郢而降。严助出使南越也获得极大成功，南越王赵胡对中央政府感激不尽，“天子乃幸兴兵诛闽粤，死无以报”。但年轻的汉武帝在叔父的指责下却不敢居功，反而特意派严助谕意淮南王刘安，“嘉王之意，靡有所终，使中大夫助谕朕意，告王越事”：
今者大王以发屯临越事上书，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居远，事薄遽，不与王同其计。朝有阙政，遗王之忧，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仰治。今闽越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阴计奇策，入燔寻阳楼船，欲招会稽之地，以践勾践之迹。今者，边又言闽王率两国击南越，陛下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使人谕告之曰：“天下安宁，各继世抚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贪据百越之利，或于逆顺，不奉明诏，则会稽、豫章必有长患。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殒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南越王甚嘉被惠泽，蒙休德，愿革心易行，身从使者入谢。有狗马之病，不能胜服，故遣太子婴齐入侍；病有瘳，愿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闽王以八月举兵于冶南，士卒甚倦，三王之众，相与攻之，因其弱弟馀善，以成其谋（诛）。至今国空虚，遣使者上符节，请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明诏。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事效见前，故使臣助来谕王意。
（《汉书·严助传》）
此时的严助在政治上显然比汉武帝成熟。《谕意淮南王》虽然是代表武帝的意见，但和武帝的《答淮南王安谏伐越诏》相比，显然增添了不少严助自己的意见。首先，严助将出兵闽粤的深远意义讲得很清楚。严助认为，“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乱，非兵，未之闻也”。直接驳斥了刘安“兵者凶事”的观点。其次，武帝出兵闽粤，乃是“为万民安危久远之计”，不能视作穷兵黩武，“烦扰”、“多求”。反而是闽粤王“狼戾不仁，杀其骨肉，离其亲戚，所为甚多不义。又数举兵，侵陵百越，并兼邻国，以为暴强”，迫使武帝不得不出兵，而出兵闽粤恰恰是武帝安民德民的表现。最后，和汉武帝不一样，对于出兵闽粤的辉煌战果，庄助丝毫不加隐瞒，而是竭力展示，“此一举，不挫一兵之锋，不用一卒之死，而闽王伏辜，南越被泽，威震暴王，义存危国，此则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也”。严助用事实证明，刘安谏阻出兵闽粤如果不是目光短浅，就一定是包藏祸心。严助目光如炬，几乎洞穿了刘安内心的一切，刘安吓得赶紧谢罪：“虽汤伐桀，文王伐崇，诚不过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诛，使使者临诏安以所不闻，诚不胜厚幸。”
但严助和汉武帝对待刘安的态度却在后来发生了变化。作为当事人来讲，刘安主要和汉武帝存在利益之争。刘安和汉武帝刘彻都是刘邦的后代，争夺帝位在严助看来是刘氏皇族的家务事，严助只是一个局外人。后来严助和武帝关系有些疏远，做了会稽太守，数年不与武帝“闻问”，以至武帝赐书诏问。汉武帝推崇儒家，而严助学苏秦纵横术，甚为武帝厌憎，在诏问中甚至明确批评：“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严助只好违心上书：“《春秋》天王出居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陛下不忍加诛，愿奉三年计最。”正是由于在思想上存在距离，严助虽然在谕意淮南王时尽了臣子之责，但最终和刘安“相结而还”。作为辞赋作家，严助对刘安的文学才能还是非常欣赏的。后淮南王来朝，厚赂结交严助，交私议论。及刘安谋反事发，严助受到牵连，又受张汤排陷，终遭杀害。和严助相反，武帝年轻时曾非常尊重叔父刘安，但随着年龄增长和政治上逐渐成熟，削藩成为他首要考虑的事情，淮南王刘安成为他实现中央集权的主要障碍，最终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借谋反罪名除掉了刘安。
围绕着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粤兴兵击南越一事，庄助、刘安、汉武帝都有文章传世。就文体上来讲，《谏伐闽越书》《答淮南王安谏伐越诏》《谕意淮南王》都属于公文诏令。汉初统治者惩于秦政苟暴和秦汉之际行政松弛，亟须一种既强化法制又以德安民的统一平和的文化思想，黄老之学以其内严外宽的优势取得了这地位。任继愈《中国哲学史》提到：“黄老哲学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存在。到了汉初才得到广泛的传播。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独尊儒术’，这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黄老思想占统治地位。”受时代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影响，汉初的公文创作也刻上了黄老之学的印记。刘大櫆《论文偶记》云：“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汉初文章风格之简，关键在于意真，并与黄老之学有着亲缘关系。在老子哲学思想中，多次出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人生要求和审美见解。其以“赤子”之心反对声色之炫，而倡扬真诚、简朴、淡远的本色美，是汉初公文尚简求真的思想源头之一。作为与老学相配而又有区别的黄学，其人生观同以贵柔守雌、崇尚俭朴为宗旨。因此，汉初黄老之学思想本质是崇尚真朴、反对华藻。反映到公文创作思想中，则构成“质美”特色。如汉武帝的《答淮南王安谏伐越诏》，作为皇室下行公文，基本上继承了高祖刘邦以来的朴实文风。当时的汉武帝还很年轻，还没有完全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执政理念，受当时黄老思想和“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政策的影响，必然部分沿袭汉初公文的创作风格，运笔简明扼要，绝弃浮文。三言两语，语意明了，并不铺排夸饰。汉初的上行文中的章、奏、表、议，也同样体现出尚俭的文风。刘安《谏伐闽越书》开篇揭示大义：“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认为发兵闽粤需要重其事。继而层层铺叙，段段精炼，阐述出兵闽粤不得不慎重的理由。最后讲自己身为藩臣，“以身为障蔽，人臣之任也。边境有警，爱身之死而不毕其愚，非忠臣也”。虽别有企图，但以情动人，颇具慧心。行文中颇多排偶句调，散句中间杂韵语，音节和谐流畅。虽有纵横气势，然其论事却能于骋词中得“昭晰”之义。文洁而体清，无句不简，显出辞赋家之文的神采隽气。然观其基本格调，还是不出汉初同一文化氛围之尚简思想。与淮南王刘安的《谏伐闽越书》相比，严助的《谕意淮南王》稍逊一丝文采，却多了一份深刻，在口舌之辩上明显稍胜一筹。
第六节 被南越攻杀的汉朝使者——终军
在南越一直有一股反对通好汉朝的势力，严助使越，南越王赵胡本答应装束入见天子，其大臣谏曰：“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粤。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怵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归，亡国之势也。”于是赵胡称病，仅使儿子婴齐入见宿卫。在反对越汉通好的势力中，越人贵族吕嘉是其中的代表。吕嘉是南越国德高望重的丞相，相三王，宗族为达官贵人者达七十余人，男尽娶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并且与苍梧王过从甚密，可以说权倾朝野。《汉书·南越传》称：“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而且王之上书，数谏止王。赵胡不能入见天子，大约也是受到吕嘉的阻挠。
赵胡死后，其子婴齐由长安返回继立为南越王。婴齐在长安宿卫时，娶邯郸樛氏为妻，生子赵兴。婴齐死，赵兴继立，樛氏为王太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使前来宣谕，赵兴、樛氏盛情款待，并就汉使致书汉武帝，“请内比诸侯，三岁以朝，除边关”。汉武帝批准赵兴的请求，命令汉使留下，借以镇抚南越。赵兴和樛氏积极配合汉使的行动，想依靠汉使的势力，压服反对通好汉朝的势力。赵兴和樛氏准备治装入朝，戒备放松，吕嘉趁机叛乱，尽杀赵兴、樛氏和汉使，另立婴齐长子的越人妻子所生的赵建德为南越王。在被攻杀的汉使中，有著名的文人终军。
终军（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12年），字子云，济南人。《汉书·终军传》称其少好学，以辩搏能属文闻于郡中。年十八，选为博士弟子。太守闻其有异才，召终军，甚奇之，与交结。军揖别太守，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出关，关吏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后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终军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文，拜谒者给事中。选为博士弟子、揖别太守、过关弃繻、至京上书言事、武帝奇其文、拜谒者给事中，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其十八岁这一年。自十八岁荣登仕途，致使越惨遭杀害，终军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载入史册的还有以下数事：
一、从武帝幸雍祠五畤，以对有关白麟、奇木之问，令武帝异而改元，时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十月。《汉书·终军传》称：“（终军）从上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一角而五蹄。时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辄复合于木上。上异此二物，博谋群臣。军上对曰：……对奏，上甚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汉书·武帝纪》则云：“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应劭注曰：“获白麟，因改元曰元狩也。”是知终军对问当在此时，时年十九。
二、行郡国，建节东出关，还奏事，武帝甚悦。《汉书·终军传》云：“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军行郡国，所见便宜以闻，还奏事，上甚说。”终军十八岁为谒者，二十二岁迁谏大夫，东出关、行郡国乃在为谒者的四年之内，确年难详。
三、以对诏问匈奴事，令武帝称奇，擢为谏大夫，时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书·终军传》云：“当发使使匈奴，军自请曰：‘军无横草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驽下不习金革之事，今闻将遣匈奴使者，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于单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于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窃不胜愤懑。’诏问画吉凶之状，上奇军对，擢为谏大夫。”终军此次毛遂自荐，虽未成行，但令武帝赏识了他堪为使臣的才略，为其后来出使南越准备了条件，时年二十二岁。
四、议博士徐偃矫制令胶东、鲁国鼓铸盐铁罪，时在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汉书·终军传》云：“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风俗。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还，奏事，徙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劾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偃以为《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专之可也。汤以致其法，不能绌其义。有诏下军问状，军诘偃曰：……偃穷绌，服罪当死。军奏：‘偃矫制专行，非奉使体，请下御史征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诘，有诏示御史大夫。”终军利口善辩，令徐偃服罪。传云此事在“元鼎中”，《汉书·武帝纪》谓“（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故终军议徐偃罪当在元鼎元年，时年二十五。
五、请缨使南越，说越王举国内属，留镇抚之，时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书·终军传》云：“南越与汉和亲，乃遣军使南越，说其王，欲令入朝，比内诸侯。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军遂往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天子大说，赐南越大臣印绶，一用汉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同镇）抚之。”《汉书·南越传》则谓“元鼎四年，汉使安国少季谕王、王太后入朝，令辩士谏大夫终军等宣其辞”，终军此年出使南粤，并且留在南粤未归，时年二十八。翌年吕嘉起兵造反，遂将终军杀害。《汉书·武帝纪》载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王相吕嘉反，杀汉使者及其王、王太后”。《汉书·终军传》云：“军死时年二十余，故世谓之‘终童’。”所谓“二十余”，准确地说终年二十九岁。
《白麟奇木对》为终军精心撰写的奏对：
臣闻《诗》颂君德，《乐》舞后功，异经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窜屏葭苇，与鸟鱼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临境，而东瓯内附，闽王伏辜，南越赖救。北胡随畜荐居，禽兽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摄。大将军秉钺，单于奔幕；票骑抗族，昆邪右衽。是泽南洽而威北畅也。若罚不阿近，举不遗远，设官俟贤，县赏待功，能者进以保禄，罢者退而劳力，刑于宇内矣。履众美而不足，怀圣明而不专，建三宫之文质，章厥职之所宜，封禅之君无闻焉。
夫天命初定，万事草创，及臻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必待明圣润色，祖业传于无穷。故周至成王，然后制定，而休征之应见。陛下盛日月之光，垂圣思于勒成，专神明之敬，奉燔瘗于郊宫，献享之精交神，积和之气塞明，而异兽来获，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济，白鱼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见于神祇，而获兽以馈，此天之所以示飨，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时令日，改定告元，苴以白茅于江淮，发嘉号于营丘，以应缉熙，使著事者有纪焉。
盖六鴺退飞，逆也；白鱼登舟，顺也。夫明暗之征，上乱飞鸟，下动渊鱼，各以类推。今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支内附，示无外也。若此之应，殆将有解编发、削左祍、袭冠带、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俟之耳。
（《汉书·终军传》）
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国力得到极大发展。尤其在汉武帝时期，汉朝像一个刚进入成熟期的壮年，充满了朝气。在这个时代，社会的发展和繁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汉帝国疆域不断扩大，与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活动极为活跃，这种情形改变了以往中国人狭小的地理和天下观念，使他们把眼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同时，这种情况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树立并提高了汉人对自己王朝的自豪感。所有这一切事实，使得武帝时期的文人大多具有少壮精神，他们对未来充满期望和热情，积极谋求建功立业，并将这些精神和气质带入文学创作中去。汉武帝时，“瓯内附，闽王伏辜，南越赖救”。在抗击匈奴方面，卫青、霍去病驰骋疆场，取得赫赫战功，“单于奔幕”、“昆邪右衽”，诚如终军所谓“泽南洽而威北畅也”。在汉庭内部，“罚不阿近，举不遗远，设官俟贤，县赏待功，能者进以保禄，罢者退而劳力，刑于宇内”，政治清明，人人乐业，自然成为宇内典范。终军相信天人感应，“明暗之征，上乱飞鸟，下动渊鱼，各以类推”。“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献享之精交神，积和之气塞明”，白麟、奇木辐辏，宜矣。班固《西都赋序》云：“至于武宣之世，乃祟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足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后，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国家兴旺，经济繁荣，人心思治，终军在《白麟奇木对》中表现出的充足的信心和政治热情，表现了汉武时期的时代精神，不完全是歌功颂德的献谀之作。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和参与下，汉代辞赋成为润色鸿业、歌颂升平的主要工具。受辞赋影响，承战国纵横余风，汉武帝时期的散文大都具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终军的《白麟奇木对》引经据典，注重章法、句型，尤其表判断的“也”字句式，“盖六鶄退飞，逆也；白鱼登舟，顺也。夫明暗之征，上乱飞鸟，下动渊鱼，各以类推。今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支内附，示无外也”云云，语气肯定，使人不可置疑，为文章增添了不少气势。语言多铺排藻饰，声韵对偶的运用，使得行文流畅，势如连珠。形容夸饰，辗转反复，文辞富丽，虽不免情少辞多的通病，但作为奏对之文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对奏，上甚异之，由是改元为元狩”。
终军熟读儒家经书，并且能够熟练应用到吏事中去。博士徐偃在胶东、鲁国矫制鼓铸盐铁，有名酷吏张汤弹劾徐偃，徐偃以《春秋》大义为自己辩解，张汤竟然理屈词穷。有诏下终军问状，终军诘徐偃曰：
古者诸侯国异俗分，百里不通，时有聘会之事，安危之势，呼吸成变，故有不受辞造命颛己之宜；今天下为一，万里同风，故《春秋》“王者无外”。偃巡封域之中，称以出疆，何也？且盐铁，郡有馀臧，正二国废，国家不足以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万民为辞，何也？
又诘曰：
胶东南近琅琊，北接北海，鲁国西枕泰山，东有东海，受其盐铁。偃度四郡口数田地，率其用器食盐，不足以并给二郡邪？将势宜有馀，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矫制而鼓铸者，欲及春耕种赡民器也。今鲁国之鼓，当先具其备，至秋乃能举火。此言与实反者非？偃己前三奏，无诏，不惟所为不许，而直矫作威福，以从民望，干名采誉，此明圣所必加诛也。“枉尺直寻”，孟子称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为之邪？将幸诛不加，欲以采名也？
徐偃习《春秋》，以《春秋》之义为自己的专擅威福辩驳。终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称《春秋》，言《孟子》，反复推论究诘。徐偃认为自己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目的是出于安社稷、存万民。按照《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专之可也”。但终军认为，《春秋》上说“王者无外”，徐偃巡封域之中，怎能说是“出疆”呢？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和安全，故徐偃先前三奏朝廷均无回复，说明朝廷是坚决反对藩国鼓铸盐铁的。但徐偃一意孤行，竟然“矫诏”，假托圣旨，事后反而以《春秋》自解，避重就轻，沽名钓誉。当时汉武帝正想尽办法削弱藩国的势力，徐偃反其道而行之，自然罪不可绾。终军利用自己的辩博才能，针对徐偃的辩解，引《春秋》《孟子》和调查情况逐一反诘，使徐偃专擅威福、邀誉采名之心昭然。当然终军并没有明确指出问题的实质，那就是使藩国鼓铸盐铁便是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违背了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意愿。但在藩国还事实上存在的时候，这种问题的实质只能隐藏在言语的背后，是不便公开揭开的。终军很好地理解了汉武帝的政治意图，不但击中了徐偃辩解的要害，“偃穷诎，服罪当死”。还巧妙地避免了点破汉武帝不便言明的政治意图。对于终军的辩博才能，武帝非常欣赏，“上善其诘，有诏示御史大夫”。
《汉书·武帝纪》载霍去病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大破匈奴、封狼居胥事，《汉书·匈奴传》载此役时云“单于用赵信计，遣使好辞请和亲。天子下其议，或言和亲，或言遂臣之”，《资治通鉴》卷二十系此事于元狩四年，终军请使匈奴当在此年：
军无横草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前行。驽下不习金革之事，今闻将遣匈奴使者，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於单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于外官，不足以亢一方之任，窃不胜愤懑。
《自请使匈奴》虽短，但感情饱满，语词迫切。“军无横草之功，得列宿卫，食禄五年。”表达了对汉武帝知遇之恩的感激。因为感激汉武帝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所以希望为国效力，“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臣宜被坚执锐，当矢石，启先行”，用简洁有力的句子表达了建功立业的雄心。但当时不是用兵之时，而是需要有胆有识之士出使匈奴，所以终军以“不习金革之事”，反衬自己语言辩博的才能，“臣愿尽精厉气，奉佐明使，画吉凶于单于之前”。终军年少，“孤于外官”，怕因此成为“不足以充一方之任”的理由，因此特意点出，并用“窃不胜愤懑缨”一句加以强调。正是这种“不胜愤懑”的心情，使得《自请使匈奴》饱含激情和活力，显示出作家强烈的个性色彩。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与汉和亲，终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自请使南越》仅存此句，但却豪壮乐观，慷慨有侠气，从中却可见出终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迫切心情。
就作品的感动人心来说，《自请使匈奴》和《自请使南越》最能代表作者的个性，也最为后人所称引。
终军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终军》八篇”。《全汉文》据《汉书·终军传》录《白麟奇木对》《奉诏诘徐偃矫制状》《自请使匈奴》《自请使南越》四篇。据《汉书·终军传》记载，终军十八岁时曾至长安上书言事，并因此官拜谒者给事中；元狩四年自请使匈奴时，汉武帝曾诏问画吉凶状，“上奇军对，擢为谏大夫”。元鼎四年使越时，曾“说越王，越王听许，请举国内属”。说辞今亦不存。
终军在南越的活动，史载比较模糊。吕嘉攻杀赵兴、樛后和汉使之前，赵兴曾为吕嘉设了一次鸿门宴，“酒行，太后谓嘉：‘南越内属，国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发”。由于失去了这次机会，数月后，武帝遣韩千秋和樛乐将兵入越境，吕嘉乃反，攻杀汉使。在汉朝使团中，主要有三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安国少季负责“谕王、王太后入朝”，终军以辩士身份“宣其辞”，勇士魏臣辅其决。在樛后设的鸿门宴中，从“使者狐疑相杖”，即汉使狐疑不决相互观望，推测终军很可能也在场。汉使的怯敌令武帝非常恼怒，“天子闻之，罪使者怯无决”。终军终究是辩博能属文的秀士，当决不决，有负武帝期望。他自己说“不习金革之事”，似乎不是自谦之词。
- 张春龙、龙京沙：《湘西里耶秦简复活秦国历史》，《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9期。
- 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0页。
-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8页。
- 王利器先生考陆贾书可以印证《荀子》处甚详；参见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页。
- 姜书阁：《骈文史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4～145页。
- 漆子扬：《刘安及宾客著述考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1期。
- 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