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华文学研究之昨天、今天与明天——以台湾文学研究为重点
曹惠民
内容提要：本文重提被尘封近70年的范泉开始关注、评论台湾文学的史实，由此原点出发，以台湾文学研究为重点，回顾、检讨1979—2013年的35年间，大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进程，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启动经由延展、深入，成绩斐然，不足明显，反思其间的经验、得失，提出个人对未来大陆世华文学研究进路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台湾文学研究；范泉；进程；得失
中国文学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兴起，又使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新纪元，大陆与海峡对岸的台湾（当然也包括香港、澳门），都在这条新路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出现了成批优秀作家和大量的杰出作品，对于1917年以来新文学在大陆的传播、评论、研究，也随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由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而形成的两岸之间的对峙、分断与隔绝，使得1949—1978年的30年间，大陆不见一部台湾现代新文学作品的出版和传播，对于台湾文学的评论研究更是一片空白。今日回首，实在令人扼腕。
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最早是由台湾文学研究肇其始，须话说从头。
一、昨天——从胡风和范泉说起
在1949年前的大陆，对于台湾文学关注垂青的有识之士也不是没有。大名鼎鼎的胡风（1902—1985）和不为人熟知的范泉（1916—2000）就是不能不提的标志性人物。
胡风的文学成就，在此不必赘述，与本论题有关的是，早在1936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胡风就从日文译编出版了《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书。
需要稍加介绍的是范泉。范泉，原名徐炜，江苏金山（今属上海市）人。193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上海《中美日报》副刊主编等职。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发配至青海劳改。70年代末被平反，任青海师院中文系教授，1986年从青海调回上海，担任上海书店总编辑。三四十年代起至逝世，他出版了小说集、散文集、论著、译著等三十多种，是一位卓然有成的作家、翻译家。1996年，范泉主编的二千万字、三十分册的皇皇巨著《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版，1997年10月获国家图书奖一等奖，被誉为现代中国十大编辑家之一。
范泉曾在1946—1947年间于上海和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评论台湾文学的文章11篇。1946年1月刊发于上海《新文学》杂志创刊号上的长篇论文《论台湾文学》，是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的开山之作，在当时的文坛，堪称凤毛麟角空谷足音，作者范泉也因此被公认为大陆文学界最早对台湾文学作出认真研究的开山。
范泉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发表的系列论文，有几点值得注意：
1．这批论文中最早问世的一篇是1946年1月发表的，这个时间点有其特殊性：1945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投降，仅仅过了三个多月，范泉就用不长的时间写出了这篇长文，应当说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显然已关注—阅读—思考台湾文学有一段时日了，才能厚积薄发进行写作（他在《记台湾的愤怒》一文中说，“我曾经搜罗了50种以上的论述台湾以及台湾文艺作品”）。如果从1936年胡风为当时的《世界知识》杂志开始译介日文书写的台湾小说算起，台湾文学进入大陆读者和学界的视野，到1946年范泉进行台湾文学评论，也才十一二年。胡风译介日文书写的台湾小说，第一篇就是杨逵的《送报夫》，还有一篇是“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牛车》，加上作为此书附录的杨华的《薄命》（原载于1935年3月出版的《台湾文艺》第2卷第3号，中文书写），都被胡风收入他所译编的《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一书（此书除收录三篇台湾小说外，另收录了三位朝鲜作家的四篇作品，包括张赫宙的《山灵》、《上坟去的男子》、李北鸣的《初阵》和郑遇尚的《声》）。朝鲜、台湾，当时被视为“弱小民族”，又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于台湾文学，胡风译介在前，范泉评研在后，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何认知东亚殖民地文学。
在《山灵》的“序”中，胡风所说的一番沉痛中不乏睿智的话，至今仍值得所有关注、研究台湾文学的人铭记：
几年以来，我们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前面，现在且已到了彻底地实行“保障东洋和平”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我把“外国”底故事读成了自己们的事情，这原由我想读者诸君一定体会得到。转载了来并不是因为看中了作品本身，为的是使中国读者看一看这不能发育完全的或者说被压萎了形态的语言文字，得到一个触目惊心的机会。
2．《论台湾文学》一文，一方面明确批评日人岛田谨二氏20世纪40年代初在《台湾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中对台湾文学历史分期的三分法（1895—1905，1905—1930，1931—1941），是“不适当的”，是“令人不能满意的”，原因乃在于岛田氏的观察是站在日本的立场，凸现在台日人的创作，而“把本岛人的文艺作品置于附录的地位”。在范泉看来，“本岛作家的努力，而且也唯有这样的努力，才能创造真正的、有生命力的、足以代表台湾本身的、具有台湾性格的台湾文学”；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支持中国学者亚夫氏的四期说（“1924年以前的未开拓期”，“1924—1933年文学运动的酝酿期”，“1933—1937年文学的本格化时期”，“1937年中日事变发生以来内台文化统一战线的形成期”）。很显然，范泉对于台湾文学本身及其历史发展是有他鲜明的中国立场的，同时也分明彰显了他的台湾情怀，表现出过人的胆识。
3．系列论文既有对台湾文学的宏观评论，也有对作家个体的具体评点，在研究方法上两者结合，给读者诸多启迪。范泉除了在《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里读过杨逵的《送报夫》，在台湾光复后杨逵“自台湾寄给”他的书中，他又得以更多地了解了杨逵，说他是个“能运用多种多样艺术形式的”、“真正的台湾本岛作家”。范泉最早阅读杨云萍是在西川满编的那册台湾文学集里，还翻译过杨云萍的一首诗，在评价杨云萍时，指出他“兼有杨逵的丰厚的光彩和龙瑛宗的静谧的抑郁”，话虽不多，却把三人的风格神韵概括得十分准确，显示了一个杰出的编辑不凡的识力。
4．范泉不但关注小说，也关注鲜有人研究的戏剧，以使不同样式的文艺活动在台湾更有影响力。其实光复以后，大陆有不少戏剧工作者随剧团赴台演出，一时蔚成风潮，但研究者寡，范泉写《台湾戏剧小记》一文，可谓用心良苦。他明确指出，台湾的戏剧起源于大陆，他高度肯定，“在台湾戏剧运动史上并不曾沾有一丝异族的污点！”
5．范泉对台湾文学的观察兼顾了几个方面——他还特别将台湾高山族的传说文学纳入观察的范围，眼光相当超前。范泉阅读了日本人的书中近200篇高山族传说，又从台湾人的口里亲耳听说了一些原始传说，加以“批判地整理”，亲自译介了15篇高山族的传说，合编为《神灯》一书。在作为《神灯》后记的《台湾高山族的传说文学》的这篇文章中，不但梳理了高山族人的一些奇异习俗，还意译了一段高山族人的恋歌，称赞它“是艺术发展到最高峰的情感的作品，是洋溢着生命的活力的”。他明示了他整理工作的八项原则，特别强调了以少年读者为对象，足证他对台湾文学的关注和介绍，是有着自觉的意识和崇高目的的。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范泉1946—1947年间发表的这些评论台湾文学的文章还引发了不久之后在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出现的有关如何建设台湾新文学的论争，1947年11月到1949年6月发生的这场论争，对日后台湾新文学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杨逵、欧阳明、赖明弘等论争的重要参与者都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范泉《论台湾文学》中的论述，特别是，他关于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的见解得到了台湾文学界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同与热烈响应，对这场论争“起到了定音定调的作用”。
这一时期，范泉还栽培提携了欧坦生这样的在台外省籍优秀青年作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在暨南大学福建建阳分校读过书的欧坦生，由该校的教务长许杰教授介绍，给当时主持在上海出版的著名刊物《文艺春秋》编务的范泉投稿，范泉帮助他连发了6篇小说（《沉醉》、《十八响》、《鹅仔》等），逐渐引起文坛瞩目，杨逵赞誉他“写出了真正的台湾文学作品”。在光复初期的台湾文坛，欧坦生是一个有着很好发展前景的作家。也正是通过这类工作，范泉为刚刚摆脱殖民地桎梏、处于历史过渡期的台湾文学做着实实在在的事。
当年的胡风正是出于前瞻的思考，提出“把‘外国’底故事读成了自己们的事情”的愿望，在范泉的践行中成了现实，从这一点看起来，在大陆全面铺开对台湾文学的研究30多年前的光复初期，范泉以其系列论文显示出的先知先觉的前瞻眼光和卓特识力，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实在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有力的传承发扬。
如果说，胡风是向大陆推介台湾文学的第一人，亦允称世界汉译日语台湾文学的第一人；那么，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说范泉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第一人”，他对台湾文学开创性的研究，也被台湾进步文学界誉为“台湾文学研究的一面旗帜”，确是实至名归。
台湾没有遗忘范泉，大陆更不应该遗忘范泉。历史的启示告诉所有后来者，谈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不能不从先驱者范泉说起。必须返回历史原点，让被尘封近70年的史实为更多人所知。
纵观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的发展历史——从40年代范泉的一帜独树，经过30多年的空白期，到80年代的百舸争流，又过了35年，看如今几近千帆竞发的热烈场景，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来，由研究“台湾香港文学”起步，中经“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过渡，至20世纪90年代前期竖起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大旗。时至今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绩有目共睹。之所以能臻于此境，35年来，几代学人、作家为此做出了长期的不懈努力。古人云：三十而立。已过而立之年的大陆台湾文学研究该是到了作个阶段性小结的时候了。经验需要总结，教训需要反思。作为一门学科，而且据说还成了一门“显学”，从学科边界与命名这种基础性的问题到研究格局的建构，研究场域的设定或延展，学术梯队的形成与后继者的培养以及研究与教学的交叉，传播与研究的互动，新局面的开拓，等等，都需要冷静客观理性地面对。
二、今天——从启动到深入的三个阶段
（一）“开放”、“解严”背景下的启动（1979—1990）
传播带动评介与研究：台湾文学进入大陆读者的视野，是从文学期刊开始的。最早公开发表台湾文学作品的刊物是《上海文学》。1979年3月，《上海文学》第3期刊发了聂华苓的短篇小说《爱国奖券——台湾轶事》。但《上海文学》的尝试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直到6月北京的《当代》第1期（创刊号）刊发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才真正引爆文坛。据刘登翰《走向学术语境》（《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中的统计，1979年大陆共有9家刊物发表了5位台湾作家的16篇小说（聂华苓7篇，白先勇3篇，於梨华、杨青矗、李黎各2篇）。
大陆学者接触台湾文学这一新领域进而展开研究，是与期刊刊载台湾文学作品几乎同时起步的。1979年《上海文学》第3期刊发聂华苓的短篇小说《爱国奖券——台湾轶事》时，便附有张葆莘的一篇《聂华苓二三事》，可谓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开端。1979年4月，曾敏之（1917—2015）在广州《花城》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港澳及东南亚汉语文学一瞥》的重要文章。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海内外最早明确提出、最早公开发表的提倡开展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文章。此后他又写了《新加坡海外汉语文学略影》一文，1980—1984年间，还以“海外文情”为总题（包括《台湾文艺界近事》、《流淌同样的血液》、《春风吹苏文苑》、《陈若曦黄春明谈对文学的新观感》等文），在北京《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广州《羊城晚报》等报刊发表评介台港海外汉语文学的系列文章，其开创性的贡献不可替代。
旅美作家、乡土作家、流行作家成三驾马车：初期的评论，作家作品论占绝大部分，主要涉及聂华苓、於梨华、李黎、姚一苇、杨直矗、杨逵、钟理和、白先勇、王拓、黄春明、宋泽莱等作家。其中，於梨华、聂华苓、李黎、白先勇是台湾旅美作家，其他作家除姚一苇外都是乡土作家。这一年仍是台湾旅美作家风头最健，这种情况大约和几位旅美作家早早“登陆”有关。1985年之后，港台通俗文学在大陆掀起热潮，这股热潮也反映在了文学研究之中。1986年琼瑶电视剧在大陆热播，引发“琼瑶热”，三毛、席慕蓉、高阳等其他流行文学的作家继起，在1987年形成台湾通俗文学的第一个研究热潮。
高校教学跟进学术研究：1981年开始，复旦大学的陆士清、北京大学的汪景寿、中山大学的封祖盛、暨南大学的许翼心等老师将《台湾文学》（或《港台文学》）课程引入大学课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招收台港文学方向的研究生。
专业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最早成立的是暨南大学中文系港台文学研究室，时在1980年4月。继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在厦门成立，后改台湾研究院，设文学研究所。1981年3月，中国当代文学学会港台文学研究会在广州成立，是大陆最早的全国性港台文学学会。
学术会议开辟新的平台：自1982年到1990年，大陆共举办与台湾文学相关的各类学术会议16次。其中1—4届全国性的会议尤为重要，大陆学者与台港地区的学者作家共聚一堂，相互交流探讨，对台湾文学研究大有促进。
文学史书写起步：纵观第一个十年的台湾文学研究，作家作品论占了大宗。个案研究虽然散杂，却也为之后台湾文学研究稳步展开打下基础，渐成系统。个案研究之后，是文学流派研究，文学流派研究之后，则是文学史的书写。
1986年，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合著的《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鹭江出版社，1986年）和王晋民的《台湾当代文学》（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二作，以文学史的视野观照台湾文学的意图十分明显，却都未直接打出文学史的旗号，可见作者的谨慎。1987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白少帆、王玉斌、张恒春、武治纯主编的《现代台湾文学史》，是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较完整叙述台湾文学概貌，并直接以“台湾文学史”为书名的史著。虽有某些不足，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代台湾文学史》毕竟弥补了当时台湾文学课程缺少文学史教材的缺憾，对台湾文学研究与教学都有促进之功。台湾学者吕正惠认为它是一部“称职的文学史”，当时的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中文系、联邦德国汉堡大学汉学系、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等曾使用此书作为教材。
这一阶段的台湾文学研究，除了学术本身的价值之外，还附带有政治意义。明显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是一个最初得益于政治，此后又局囿于政治的要求，并逐渐回到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的学术进程。研究者大都抱着通过文学增进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的目的，在论析作家创作特色时，强调他们的爱国、乡愁之心。与此相应的，批评标准趋向单一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也是社会历史批评一家独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他的理论方法也渐次被采纳。妨碍学术研究进步的是“单一”，而非某种具体的方法，其作为多元中的一元，未尝没有可取之处。
（二）学科建构推动下的延展（1991—2001）
学科意识普遍增强，研究生培养初见成效：资料统计显示，在本科开设相关的选修课已在20多个省份的高校全面铺开，在此基础上，研究生招生培养开始起步。自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1990年复旦大学与南京大学各有一位台湾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毕业，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南京大学各毕业一位台湾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截至2000年，大陆共有5位台湾文学方向博士研究生、11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分布在南京大学（3位博士、3位硕士）、复旦大学（5位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1位博士、1位硕士）、苏州大学（1位博士）、华东师范大学（1位硕士）、南京师范大学（1位硕士）。学科建制正渐趋成型、完整。
研究方法趋向多元化：1991年，文学史的书写由刘登翰等主编的闽版《台湾文学史》标示了新的高度，此后即从宏观的文学史书写转向微观的个案的深入研究，此一时段台湾文学研究呈现了宏观与微观研究齐头并进、研究方法多元化等特征。不断延展研究范围，力求走向深入，将台湾文学研究一步步推向前进。黎湘萍的《台湾的忧郁：论陈映真的写作与台湾的文学精神》、刘俊的《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可作代表。
专业期刊出版步入黄金时段：从80年代中期开始，大陆出现了以台港（后扩及海外）华文文学为主要关注的刊物，如福州的《台港文学选刊》、汕头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后定名为《华文文学》，转型为主要发表学术论文的纯学术刊物）。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的《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后改名为《世界华文文学》）、南京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后改名为《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或从丛刊变身为双月刊、月刊，或从内部出版成为正式出版的期刊，前者以全球视野发表各大洲华文作家的作品，超越了《台港文学选刊》主要侧重台港、兼及东南亚的规限，凸现其大格局，还组织了多个以国家或地区甚至作家个人为单元的专辑，影响很大，成为大陆学界华文文学研究重要的学术平台，多方呼应，各有侧重。可以说，90年代是华文文学期刊出版的黄金时段，可惜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商品大潮的冲击），这种局面未能持久地延续下去。2001年，北京的《世界华文文学》终刊，盛况不再。但学术会议更频繁地举行。
在这一阶段，台湾文学研究的热度褪去之后，进入研究的冷静期，纵横双向都有所提升。“作家作品研究全面深入地展开；思潮、流派、社团研究、研究之研究呈稳步增长之势；两岸文学比较研究、关于台湾文学的分期和文学史研究从无到有；综合研究、文类研究、8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研究成为‘热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究等有所进展，但仍然属于‘冷门’。”刘登翰的这一概括，准确勾勒出第二阶段10多年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基本走向。
（三）文化研究新视阈下的深入（2002—2013）
2002年5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在广州宣告成立。就台湾文学而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全国学会的成立，使20多年前起步的台湾文学研究从星散的个人行为经历了集群行为，再到有形的团队行为，形成了学术生产层面上的建制性的突破。学术界的世代交替呈现可喜景象，新一代学人博硕士群体的学术方阵俨然成型，学科体制意义上的认可与扶持力度正生发出新的驱动力。研究路向出现结构式调整：文化研究、地域研究、思潮研究、文体研究、史论书写成为侧重的面向；大幅度改变了前20年“乡土文学”和“流派文学”占主导的研究方向和“中间（50—70年代）大，两头（日据时期、80年代以后）小”的格局，研究范式大幅度转型，在文化研究带动下，全面更新，日益多元。
这一阶段的研究可归纳为三新：新视阈的开拓、新世代的崛起、新范式与新方法的普遍应用。
文化研究（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华人诗学的研究）成为一种风尚。一是由于饶芃子、刘登翰等学者的大力提倡，二也与发生于此时的“语种的华文文学”还是“文化的华文文学”的争论有关（汕头大学吴奕錡、彭志恒、赵顺宏、刘俊峰在2002年2月26日《文艺报》发文，对“语种的华文文学”提出质疑，引发热议）。学者们更推出了一批标示“文化”指向的著述，做出了文化研究的实绩。如刘登翰的《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文化亲缘与两岸关系》、汪毅夫的《闽台历史社会与民俗文化》、朱双一的《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台湾文学与中华地域文化》、喻大翔的《用生命拥抱文化——中华二十世纪学者散文的文化精神》、徐学的《当代台湾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等，直到2013年刘小新、朱立立的《两岸文学与文化论集》，2014年张羽、陈美霞合著的《镜像台湾——台湾文学的地景书写与文化认同研究》等。黄万华主编的2004年第十三届会议的文集也以《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为书名。
由上所述也不难看出，中华传统文化与台湾文学关系的研究是文化研究中的主要指向；而区域文化研究——特别是闽台区域文化的整体考察与比较研究也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研究面向，这些都开拓了台湾文学的研究空间，提升了台湾文学研究的学术品位。
与闽台文化的明显地域研究既相似又相异的，是跨区域（地域）文化的审视。“东亚视域”引进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中国社科院台港文学与文化研究室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2005年8月，该室的黎湘萍等人在北京策划主办了“东亚现代文学中的战争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又在庐山主办了“两岸学者论坛”，会议论文集也以“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为名。此外，曹惠民提出“地缘诗学”概念（《地缘诗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华文文学》2002年第1期；《从“空间离合”说起》，《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将“人地关系”作为其理念核心，也显示了探求新路的努力。刘俊提出了“跨区域华文文学”的概念，并相应地将自己的研究从白先勇研究向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扩展（《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花城出版社，2004年）。
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一步步走向深入，从肖成的《日据时期台湾社会图谱：1920—1945台湾小说研究》（2004年）、刘红林的《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风貌》（2005年）到计璧瑞的《被殖民者的精神印记：殖民时期台湾新文学论》（2010年），也更具理论思辨的色彩。一些长期被淹没轻忽的课题（包括史料）以及地处边缘的作家得到了占据学术制高点的研究。近代文学历来因史料缺乏，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中的冷门。福建的汪毅夫等一批学者（包括他们指导的研究生）近年来纷纷推出相关成果，改变了前20年台湾文学研究中某种失衡局面，而且在研究的整体规划上显示了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黄乃江关于诗钟的研究引人瞩目，几乎可称独步一时，此后，他又将研究范畴顺延至菽庄吟社，出版了《东南坛坫第一家——菽庄吟社研究》一书（武汉出版社，2011年）。陈茗博论对林树梅的研究，是与其硕士论文《近15年来金门原乡文学略论》有所关联的——林树梅亦是金门人氏，而从时间上看，博论的研究回溯到一百多年之前，也显示了他一种独特的研究路向。
而在台湾文学新现象的研究方面，一些学者也甚为关注。曹惠民的论文集《出走的夏娃——一位大陆学人的台湾文学观》（台北，秀威，2010年），收录了2000年以后他跟踪观察台湾文学新现象的系列论文，论及女性文学、“同志”文学与酷儿写作、原住民文学、自然写作、马华旅台作家群等，认为颠覆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的基本走向。朱双一对台湾网络文学的关注，王金城对于台湾新世代诗歌的研究等，都从不同角度开拓了研究视域，扩展了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版图。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福建师大、厦门大学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或文艺学等二级学科硕博士点内，陆续招收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方向的硕博士生。2003年，南京大学更自主设置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学科点（二级学科），也是至今大陆唯一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博士学位学科点。
两岸深度交流全方位展开：2004年后的几年间，曹惠民（苏州大学）、黎湘萍（中国社科院文研所）、朱双一（厦门大学）、赵稀方（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等大陆学者先后接受台湾东吴大学、“清华大学”、彰化师大、成功大学之聘，到台湾高校客座。在此期间，他们把“台湾文学研究”课程开进了台湾的大学课堂，开创了两岸交流的新模式，既让大陆学者能在台湾现场向台湾学子面对面地坦陈“一位大陆学人的台湾文学观”，也使大陆学者有了与台湾学者，特别是青年学生深入交流台湾文学研究心得的渠道。
这一阶段，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出现了世代更替的喜人局面，一大批学有专攻的博士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学术研究既向更大的界域延展，又不断向纵深推进，文化研究成果迭出，日据时期文学已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两岸和中外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研究水准在沉潜之后更有明显提升，显示出一定的深度、厚度、力度。
（四）研究群体的观察
对应于三个时段的是三代学人，在第一时段最活跃的是第一代学人，在第二时段，一、二两代学人并肩而行，在新世纪以后，第三代已经成为中坚力量，而前行代的学人虽有人还继续笔耕不辍，很多人已淡出学界，而第四代也开始出道。
大体上说来，最早开路、拓荒、奠基的那一批学者（他们中有已然仙逝的汪景寿、王晋民、黄重添、封祖盛、潘亚暾等以及现仍活跃于学界的饶芃子、陆士清、陈辽、刘登翰、陈公仲、古继堂、汤淑敏等），除了曾敏之是1910年代生人，大多出生于30年代，他们介入与台湾文学有关的专业工作，最早的从70年代末期开始，更多的则稍晚几年。在大学学习的阶段基本上是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完成的，50年代毕业走上社会，大多在高等学校或文学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研究活动，此种学经历使他们受正统意识形态——马列主义的影响熏陶较深。人到中年，适逢改革开放，他们以其经历养成的敏感，及时把握住机遇，因缘际会投身台湾文学的研究，大多开创意识与事业心较强，对待工作踏实负责，研究方法多采用社会历史批评，比较单一，其中的少数人在某些问题上、某些时候还难免僵化之嫌。
稍晚于前者的一批人，出生于40年代前期者，有的“文革”前夕从大学毕业，大多就在大学任教。出生于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前期者，改革开放伊始，他们或读本科，或成为研究生，又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期，或先或后介入台港文学研究，沐浴着开放时代的东风，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洗礼，较少思想框框。他们中有人自称是过渡人物，其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有古远清、曹惠民、黄万华、朱双一、汪毅夫、樊洛平、刘红林、章亚昕、徐学等。
再晚的一批绝大多数60年代出生，基本上都攻读过有关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方向的博士，接受过正规的专业学术训练（不像他们的老师辈，半路出家，40多岁才进了偶然闯入的房间），多是自主自觉的选择，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对西方文论相当熟悉，在学期间就有较多的机会出入于国际学术场合，工作后又有到国外境外的大学研究机构访学或客座的经历，眼界开阔见识也多，思维活跃，多具国际视野。他们中有黎湘萍、计璧瑞、方忠、刘俊、刘小新、朱立立、袁勇麟、赵小琪、白杨等。
197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学人可称为第四代了，他们全都拥有台湾文学（或港澳海外华文文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学位，他们的导师大多是第二三代学者，有的人甚至在本科阶段就已听过有关台港文学选修课，积累了较好的专业基础，他们的优势在于早早就定下了明确的研究方向。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8年至2013年，全国以台湾文学为选题获得硕士学位者至少已有410人；自1991年到2013年，全国以台湾文学为选题获得博士学位者已有90人——20余年间获得有关研究生学位者加起来已超过500之数，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在博士的培养方面，自1991年黎湘萍（中国社科院，导师唐弢、林非）、刘俊（南京大学，导师叶子铭、邹恬）最早以台湾文学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以来，到2013年的23年间，全国有19所大学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共20个机构的90篇以台湾文学为题的博士论文通过了答辩，90位作者被授予博士学位（校均授予4.45人），参与指导的导师有55位（人均指导1.6篇）。其中90年代获博士学位者仅5人，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却猛增到前一个10年的近12倍，达59人。仅此一个方面就不难看出，台湾文学的研究在大陆学界已呈现了怎样热烈的情形！
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新一代青年学人，尤其是其中一些佼佼者，2000年前后纷纷将博士论文修改充实后出版，在学界引起关注，他们的研究成果以新颖的选题、独到的角度和融合中西、打通传统与现代的多元的研究方法、扎实的学术功底显示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在这些博士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重岗、李娜、李晨，北京师范大学的沈庆利，首都师范大学的艾尤，中央民族大学的周翔，北京语言大学的赵冬梅，鲁东大学的张清芳，青岛科技大学的章妮，河南社会科学院的李孟舜，许昌学院的司方维，江苏师范大学的王志彬、吴鲲，中国矿业大学的朱云霞，南京晓庄学院的杨学民，复旦大学的梁燕丽、孙燕华，厦门大学的张羽，厦门理工学院的陈茗，福建师范大学的黄乃江、李铨林、隋欣卉、陈建芳，福建社会科学院的肖成、陈美霞，闽江学院的王金城、蔡江珍，武夷学院的廖斌，闽南师范大学的徐记阳、刘建华、向忆秋，广东工业大学的王文艳，惠州学院的颜敏，广西师范大学的陈祖君，澳门大学的肖宝凤……都各有专攻，值得注意。新一代学院派批评渐成生力军，值得期待。
他们与主要研究香港文学的王艳芳、计红芳、凌逾、任茹文、王瑞华等，研究澳门文学的吕志鹏、汪春、龙扬志等，研究海外华语文学（及汉学）的李凤亮、季进、朱崇科、朱文斌、蒲若茜、庄伟杰、高鸿、吴敏、戴瑶琴、宋晓英、李亚萍、朱巧云、陈玉珊、肖画、丰云等博士们，组成了新世纪大陆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生力军。
据不完全统计，35年间，大陆出版的台湾文学研究专著（含辞典等工具书）已有近410种（作者有100多位），500多位硕、博士，写出相关研究方向的学位论文超过500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仅1982—2012年30年间召开的17届全国乃至国际会议，就出版了17本论文集，这在全国的文学学科中也可能相当少见、难得），更达上万篇之数，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难怪连素以“苛评”著称的批评家孙绍振（1936—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也“不禁惊讶其规模之大和水准之高，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二三十年的时光没有白过，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草创时期，学科建构的定位似乎有了普遍的自觉”。这是一个公允的评价。
大陆华文文学研究从而显示了它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1）建构起大中华文学史的完整版图；（2）刺激台湾（港澳）的台湾（港澳）文学研究与建制化；（3）构成“台湾（港澳）学”研究的重要侧面；（4）促进世界华语文学研究与世界文学的互渗互动。
三、明天：对于进一步发展深化的设想
回眸来时路，三十五年不寻常。变，无疑是其间最基本的走向。从浅表的介绍、印象记到学科建制化、学院批评的展开，从散兵游勇的个人作为到集群式的重掌出击再到有组织的行为，从零打碎敲、“有什么材料写什么评论”、“拣到篮里便是菜”到有计划有布局的学科建设，从偶然的邂逅相遇到有学术意图的自觉选择，从半路出家仓促上阵到科班出身、训练有素、有备而来，从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到多元新方法的引进，从一步步走近台湾这陌生的天地到一头扎进“自己的天空”，从对立的偏见误解到相互包容密切沟通，从“统战”的质疑到承认“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比台湾的台湾文学研究起步还早”，从他人认为的“弱智学科”到实绩有目共睹……在变中求进，在进中求深求新，三十五年的奋进路确然是越走越宽广。“显学”抑或“边缘”？其实都无所谓，说“显学”，未免夸张，说“边缘”，应是实情。其间的得失短长，倒确实需要理性的总结，更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开拓新境。
展望前路，总的理念是：（1）以全面性的史料建设奠实研究基础；（2）促进学术本位的理念走向成熟；（3）力倡个性化的研究新范型与人才培养的新范式；（4）以整合研究、整体视野消解盲点与误区；（5）深化国际与两岸间的全方位学术交流。
接下去的研究、教学、对话该如何进行？必须认真思考，特别需要具有可行性、可操作性的学术设想。
为此，笔者不揣浅陋，略陈数端如下：
1．补强薄弱环节，以求深度与广度的结合。日据时期乃至更前期的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还十分薄弱，这一时期文学史料的挖掘，台湾学者自90年代以来已做了大量很有效的工作，并正式出版了不少成果（如《全台诗》等），现在两岸来往又非常方便，大陆需要尽快全方位引进，善加使用，以使整个台湾文学史研究达到全覆盖。对90年代以后台湾文学新人新作的研究，是另一短板，此一时段的创作积累了一些台湾过去几十年都未有的文学新经验，需要从多方面加以解读和研究。台湾文学在发展过程中，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但两岸学界对此的研究似乎都严重不足，必须加强研究力度，为此，需要有更多精通外文又有志于此的青年学人投入。
2．新编《台湾文学史》，为大《中华文学史》的编撰奠基。20多年前，大陆曾出现过一波《台湾文学史》书写的热潮，其普及作用或“启蒙”意义自然应给以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其实当时大陆尚未具备书写《台湾文学史》的必要条件，一是对台湾文学的很多史料并未充分掌握；二是在文学史观上还严重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三是研究团队本身对台湾文学的研究还刚起步不久，水准参差。
新编的《台湾文学史》应精要简约（30—35万字以内）；作者既要有理论修养以赋予新的文学史足够的高度，又应建构自己新颖切实的文学史观，还须吸纳近几十年两岸学界掌握的所有新旧史料和研究成果。学步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那样的架构笔力，或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序言》（1917—1927）那样的格局见识加以书写，以能外译为英文、日文等主要语种的《台湾文学史》为目标，以便向国际学术界推介大陆学界几十年来对于台湾文学研究的实绩，让外国学者了解大陆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所达到的高度。
一部真正好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研究史，不能仅仅是记事的史，更应该是见人的史，是有血有肉有魂有人的史，是还原历史现场的有细节有温度的史，而不是干巴巴的只有几根骨头几条筋的东西，只见政治正确、意识形态主导的东西，或者一味堆砌名词术语、玩弄概念游戏，或者云山雾罩、凌虚蹈空、大而无当的东西。我们反对“以论带史”，更拒绝“以论代史”，而戮力坚持“以史为基”，“论从史出”。钱锺书就不喜欢抽象空洞的文艺理论著作（遑论史著？），认为那里面装的好多是陈言加空话，他曾经在《读〈拉奥孔〉》一文中，尖锐地批评过这样一种学风：“眼里只有长篇大论，瞧不起片言只语甚至陶醉于数量，重视废话一吨，轻视微言一克，那是浅薄庸俗的看法——假使不是懒惰粗浮的借口。”他明确地主张：“正因为零星琐碎的东西易被忽视和遗忘，就愈需要收拾和爱惜；自发的简单见解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本。”
当年钱锺书殷殷期望能出现这样的“学士”：“拾穗糜遗，扫叶都尽，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
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编写一部整合两岸三地、兼容雅俗、摒除意识形态偏见的大《中华文学史》提上议事日程，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编写团队可集结两岸三地的学者（借鉴两岸合作编撰《中华大辞典》的模式）共襄盛举。
3．学术会议弃大取小。举办专题性的小型会议（议题设定为单个作家、作家群、流派、社团、期刊或其他特定对象），以能真正展开深入的讨论，尤其要鼓励、提倡不同学术见解的交流、争论，在切磋、驳诘中扎实推进台湾文学研究的深入。2014年11月底，笔者参加的福建师范大学和台湾东吴大学在福州合办的 “两岸三地林燿德著作文本研讨会”（与会者不超过40人），就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
4．编写、推广多样化的教材。据了解，“目前，全国已有70多所高等院校在本科开设‘台港文学’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课程”。教材需求迫切，但不必定于一尊，要鼓励多样化。以本科生为对象的教材（侧重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知识的传授）与以研究生为对象的教材（侧重文学史知识与学科理论的结合）应有所区别。教材既要及时反映台湾文学的进展，又要贴近大陆乃至两岸学界的研究前沿，不时更新充实。要有计划地在全国高校中进一步推广有关台湾文学（以及港澳、海外华语文学）课程的开设，举办有关的高级研修班，深入探讨课程设置和教材使用问题。特别注意加强内陆和西部偏远省区这方面研究与教学人才的培养，改变台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与教学长期以来由东南沿海省份与京、上、广支撑的不平衡局面。
5．研究生培养要提高质量，提高效率。要注意招收精通日语、英语的学子专攻台湾文学研究。研究生论坛应延续进行，研究生培养专题会议或研究生导师论坛也可开成两岸的或多边的。改变过去硕士生大多改行就业的状况，提高台湾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攻读台湾文学方向博士生的比例，使新生研究力量得到可持续发展。或可在硕博招生中适当注意连接性乃至有一定倾斜，各校在学科建制的“大盘”中适当考虑台湾（以及港澳海外华文）文学方向的研究生有一定占比，因为这类人才的培养关系到两岸文学的整合及整个中华大文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没有这样的大局观念或前瞻远见，我们将付出本可不必付出的代价。
6．开辟两岸合作、国际合作的新天地。为中青年学者创造“在地研究”（驻台、驻美、驻日）的机会，让他们有条件亲自搜罗史料，躬身田调，与台湾老、中、壮、青、新几代作家亲密接触、直接对话，为研究者与创作者之间的理解沟通架设桥樑。
7．以东亚视野、国际视野、全球视野研究台湾文学，以立于国际学术界前沿。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要与台湾地区的台湾文学研究，以及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美国的台湾文学研究形成同步对话关系，改变大陆学界对其知之甚少乃至某些方面滞后的状态。
8．进一步加大国家、部、省、厅、校各级科研基金、项目规划基金对台湾（以及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以切实措施鼓励中青年学人以台湾（以及港澳海外华文）文学为研究方向，使大陆的台湾（以及港澳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后继有人甚至后来居上。
新的挑战正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故步自封，更不能无所作为。愿两岸台湾文学研究者协同一心，共创台湾文学研究新的明天！
- 作者简介：曹惠民，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4ZDB080）阶段性成果。
- 胡风：《山灵·序》，见胡风译：《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
- 范泉：《遥念台湾》，人间出版社2000年版，第69—71 页。
- 范泉：《遥念台湾》，人间出版社2000年版，第55 页。
- 可参见曹惠民：《“桥”与“路”——“1947—1949台湾新文学思潮论议”略评三则》，《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2期。
- 陈映真：《范泉和建设台湾新文学论争》，《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4期。
- 刘登翰：《走向学术语境——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3期。
- 各校培养数量的具体情况是：福建师范大学15人、苏州大学10人、南京大学9人、厦门大学9人、复旦大学7人、山东大学7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6人、华东师范大学6人、北京大学4人、暨南大学4人、北京师范大学2人、中央民族大学2人、浙江大学1人、武汉大学1人、四川大学1人、吉林大学1人、华中师范大学1人、上海大学1人、山东师范大学1人、扬州大学1人。
- 孙绍振：《刘登翰〈海峡文化论集〉序》，引自刘登翰《海峡文化论集》，江苏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 钱锺书：《旧文四篇·读〈拉奥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7页。
- 钱锺书：《旧文四篇·读〈拉奥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6页。
- 钱锺书：《管锥编》（第三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54页。
- 饶芃子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第二版），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