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小说的语言策略——以Looking Backward的四个汉译文本为中心

文学研究（第1卷·1）徐兴无，王彬彬编

武春野

内容提要：晚清来华传教士将政治小说传入中国，其参与实际政治问题的讨论、强烈的入世精神、变革意识，完全不同于此前抒怀式的中国文学，更是改变了文学向来是“小道”和“消遣”的命运，为文学接下来占领文化领域的制高点，做了重要的铺垫。美国人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乌托邦小说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最早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以文言译出，在晚清文化政治运动中影响广泛，此后迭经翻译，直至20世纪60年代尚有新译本。各译本选择了不同文体和语言风格，其翻译策略可以见出晚清以来书面语言的变迁、小说在社会改革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小说读者群的变化。

关键词：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政治小说；乌托邦；翻译

在传统的文学史论述中，1898年梁启超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随后创作《新中国未来记》（1902），一般被认为是政治小说的发端。其实，早在1891年，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就翻译了美国人爱德华·贝拉米于1888年出版的乌托邦小说《回头看纪略》（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并连载于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案头读物《万国公报》上。此文一经刊登便长期受到关注，梁启超也是此小说的最初读者。《回头看纪略》诞生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剑雄《新少年》（1907）、碧荷馆主人《新纪元》（1908）、陆士谔《新中国》（1910）等一大批政治小说出现在近代文坛上。

费正清说：“康有为、谭嗣同和早期的梁启超都有关于未来世界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即在那样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篱将被打破，人类将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这些幻想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不无渊源，但其论点却从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充实。”是完全符合事实的。

从1891年到1904年，十多年间，西方传教士、晚清白话文运动提倡者等近代变革中重要团体的代表人物，均参与了对Looking Backward的翻译，由于各自身份、对文学的看法以及政治诉求的差异，使得几个文本间有着很大的出入。从十年间多个翻译文本的变迁，翻译者的变化、读者范围的扩展，以及在其影响下近代小说创作的变化等，可以管窥到近代小说变革过程中一些被文学史常识所忽视的内容，包括被遮蔽的创作群体、文学工具如何被认识、白话文体的演变、古今中外文学审美因子如何在近代小说中被调适，等等。

《回头看纪略》：文言传体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就曾谈到——“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自泰西始，是没有问题的，但泰西的政治小说如何影响到中国，哪些人群对此作了贡献，其过程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尚需解决。

Edward Bellamy，于1888年在美国出版小说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小说描述了患有失眠症的青年韦斯特在1887年被催眠后，一觉睡到2000年，此时美国已经大不同于一百年前了：国家以人民的需求为根本取消了私有制，组织严密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得生产力快速提高，人民均受到高质量的教育，不但享受着富裕的物质生活，更可以享受到崇高的精神生活，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工具一应俱废，美国变成了一个人人平等、幸福安宁的理想社会。就在韦斯特沉静在对理想社会的喜悦中时，猛然发现自己仍然身在1887年的美国，2000年的理想社会只是一场黄粱美梦。Looking Backward面世后，给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声誉，文本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介绍到英语以外的国家。在中国，译稿登在1891年12月到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上，注明“津析来稿”，中文名为《回头看纪略》，共28章（删去了原文最后一章），约八千字，显是缩写本。当时《万国公报》的管理者和主编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根据其后出版的署名译者“李提摩太”的单行本译文，可知《回头看纪略》上署名的“津析”就是主编李提摩太本人。中国文学作品中与这个乌托邦的故事接近的有一类幻想类作品，源头是《桃花源记》，后来的有《枕中记》《游仙窟》《仙游记》《莽墟赋》等，直到清代集大成的《聊斋志异》。但这类作品都不涉及具体社会体制问题的探讨，语及政治处，多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笔带过，与《回头看纪略》这样的政治乌托邦小说，反复讨论社会制度，差距不小。

《回头看纪略》初登《万国公报》，开篇介绍此文说：

美国现出一书回头看名儒毕拉宓君著也所论皆美国后百年变化诸事西国诸儒因其书多叙养民新法一如传体故均喜阅而读之业已刊印数十万部行于世今译是书不能全叙聊译大略于左（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传”这种文字，在中国文学中，是指与历史事实有关的文字，或为严格意义的史传，或为加入文学成分的史传文学。译者指出原文“一如传体”，已经点明了其文学性。引文中还称作者为“儒”，这与耻于在作品上署真名的中国传统小说作者更是形成巨大反差。

对小说的态度差异与传教士的政治观念有关，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在1895年第77期《万国公报》上发表《求著时新小说启》征稿，云：“窃以感动人心变易风俗莫如小说推行广速传之不久辄能家喻户晓气习不难为之一变。”1896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翻译了日本驻美大使森有礼的《文学兴国策》，1897年此书的序文登在第88期的《万国公报》上，提倡普及人文教育，文学兴国。翻译《回头看纪略》正是传教士们文学兴国主张的先声。

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贝拉米的小说，可能是因为小说中“乌托邦”式的新政符合《万国公报》介绍新知的办刊宗旨。《万国公报》是广学会的机关报，在广学会拟定的《万国公报》发行计划中，拟覆盖的读者群是：县级和县级以上的主要文官为2289人，营级和营级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视学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学堂教习约2000人，驻派各个省级的高级候补官员及协助其工作的人员等2000人，文人中以百分之五计算考取进士至秀才的30000人，经过挑选的官吏及其家人4000人，共计44036人。虽然在实际发行中并没有完全实现拟定的计划，但在创办者的雄心之下，《万国公报》确实影响到了晚清权力和文化精英阶层。1896年第93册的《万国公报》上，对其自家销量有这样的记录：“京师及各直省，阀阅高门，清华别业，案头多置此一编，其销流之广，则更远至海外之美、澳二洲。”《万国公报》是总理衙门经常订阅的，醇亲王生前也经常阅读，“高级官吏们也经常就刊物所讨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说，1883年“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梁启超《西学书目表》重点介绍《万国公报》：“癸未、甲申间，西人教会始创《万国公报》，后因事中止，至己丑后复开至今，亦每月一本，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者必读焉。”可见当时此刊对当时一批重要人物的影响。

《万国公报》的读者群，使得译者有信心，《回头看纪略》定能引起中国精英的重视。既然读者是掌握社会变动方向的中上层士大夫，文言是这个阶层中被认可的书面语，所以此书虽是小说，译者却并没有采用当时流行小说常用的白话文体。这个文本的翻译在今天看来连忠实的标准都没有达到。考虑到历史隔膜、文化差异，当时的中国人对美国社会生活完全陌生，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了许多关于美国历史知识、社会制度的一般知识。原小说的叙事策略、语言特点、场景描述等，也因为要符合中国人的习惯而被改写。

在《万国公报》刊毕，1898年，Looking Backward以《百年一觉》之名，由广学会出版，此次译者署名为李提摩太，28章，此版本正文内容与《回头看纪略》内容完全一致。只是加了句读和篇章名，例如前4章的章名分别为“工争价值”、“延医人蛰”、“一睡百年”、“始通姓名”，都是章节内容的概括。虽仍旧是“译大略”，译者却不命名为“百年一觉纪略”，而是用“百年一觉”，看起来更有故事性。译者的这些修改，使得《百年一觉》从形式上接近了当时流行的章回小说。

采用单本发行后，《百年一觉》的影响开始显现。光绪皇帝在1898年订购的129种西书中即有此书。能够出现在光绪帝的案头，至少说明荐书的大臣看重这本书。在戊戌变法的几个精神领袖中，谭嗣同所著的《仁学》（1896）、康有为所著《大同书》（1902）和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1902），都可以发现该书的影响。因为写作了《大同书》，康有为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乌托邦作者。康有为说：“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书影子。”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他主张变法，主要是受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著作的影响。梁启超说《百年一觉》，“亦小说家言，悬揣地球百年以后之情形，中颇有与《礼运》大同之意相合者，可谓奇闻矣”。此书对维新派思想的影响可谓显著。

康有为、梁启超这样政治上主张维新的人士，往往身上有东西两种文明因子共存，他们一面接受西洋思想，欣赏西洋文学，一面又非常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并试图调和两者。这种调适并不如今天想象的那样艰难。反应在他们著作上，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为例，其中国式的故事和来自《百年一觉》的全新的未来完成时的叙事就巧妙地融为一体了。

但《百年一觉》毕竟只是一个缩写本，其28章仅仅是对每一个章内容做了一个概括介绍，每章的篇幅大约相当于原著的二十分之一。这样大幅度的缩写，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保留住原著的文学特点，这包括语言风格、叙述视角、情节错综曲折的安排、环境、人物性格的塑造，等等。

《百年一觉》：白话演义

1898年，晚清白话文运动先驱裘廷梁也翻译了该小说，刊载于他本人主编的《中国官音白话报》第7期至第10期，译本保留了李提摩太《百年一觉》的小说译名。裘廷梁，字葆良，别字可桴，江苏无锡人。1889年裘廷梁在《苏报》上撰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这篇两千多字的论文，被公认为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第一声呼号，裘廷梁因此被视作晚清白话文运动第一人。他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说：

二千年来，海内重望，耗精敝神，穷岁月为之不知止，自今视之，廑廑足自娱，益天下盖寡。呜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话而废文言，则吾黄人聪明才力无他途以夺之，必且务为有用之学，何至暗汶如斯矣？

……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裘廷梁认为文言太耗费精神，占据了太多时间，使得人们无暇学习其他更为实用的知识。

戊戌前，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主旨，行销万余份，风靡海内，它从创刊号开始直到停刊，始终在连载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受《时务报》启发，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报刊也都刊载小说，吸引读者。如《农学报》连载“朱树人译述”的《穑者传》，《求是报》连载陈季同翻译的《卓舒及马格利小说》。《中国官音白话报》连载《百年一觉》与《穑者传》，都是变法风气下的产物。

裘廷梁的译文是对李提摩太译本的再加工，并非直接译自英文原文，秉承他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译文采用了白话文。在正文前，裘廷梁附有一个说明，其中把李提摩太的译文称为“议论”，他自己则旨在将《百年一觉》改编为“演义”。演义是中国旧长篇小说的一种，由讲史话本发展而来，根据史传敷演成文。裘的体裁意识可见一斑。

《百年一觉》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中只连载了一千多字就戛然而止了，原因未得知。在此将其改写与李提摩太的译文做一个对比：

有一种风气把这一国当中的人分成四种一种是有钱的一种是穷的一种是聪明的一种是笨的其实也只两种聪明的就会赚钱不会赚钱的就算他笨当时候弄钱的法子或者买股份或者做生意及到有了钱就把自己的身份看得极尊重凡是那用气力的事就一点也不动手一天到晚只在家里享福所有一切事情都雇了穷人去替他做他把穷人就看得如猪狗一样呼来喝去全没些儿爱惜瓜肠反觉得世上穷富的位分是应该这样的不知老天生出人来都是一般样儿看待穷的富的有什么分别呢（裘廷梁改写）

美俗人分四等曰贫富智愚但富者致富之法或卖股份或作生意既富之后终身不自操作而安享其富且自视尊重如神而使贫者出力勤劳一如牲畜以为世事贫富之分势所宜尔而智愚之判亦恍若天渊矣岂知上帝生人本为一体贫者富者皆胞与也何至富者自高位置而于贫者毫无顾惜岂所谓大同之世哉（李提摩太译）

李提摩太的译本是传统文言文，用词典雅如“富者”、“贫者”、“牲畜”、“智”、“愚”，使用典故“大同之世”。裘廷梁的译本是白话文，用词偏俗，如“有钱的”、“穷的”、“猪狗”、“聪明”、“笨”，也不用典。裘廷梁的译本消除了基督教的影子，把“上帝生人”改成“老天生出人来”。这种改写颇可见当时的风气：虽然裘不接受基督教，可是传教士介绍的文学却可以为我所用。

《回头看》：章回体“政治小说”

裘廷梁的改写只有一千多字，其目的在辅助变法维新，《中国官音白话报》发行范围有限，康、谭、梁诸人看到的是李提摩太原译版本，也只发行了两千册，读者为高层士大夫们，一般读者难得目睹。在当时的书商看来，这显然忽略了中国众多的文学爱好者，诚为可惜。不久，看到商机的出版商于1904年开始在《绣像小说》上连载这个小说，名为《回头看》。

商务印书馆把《绣像小说》发行至全国各地，乃至日本和新加坡，使之成为晚清最为市场化也是最畅销的刊物。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刘鹗的《老残游记》都是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后才出单行本的。在《绣像小说》上出现的《回头看》是一个全新译本，由中国旧派小说家操刀翻译，显示了与此前传教士、维新派完全不同的目的和旨趣。

《绣像小说》版显示美国“威士”原著，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译。编译所成立于1902年，与印刷所共同分担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由张元济任所长，在具体翻译事情上聘用的是有西方教育背景的人，其中伍光建的白话翻译小说在同仁中独树一帜。伍光建，广东新会人，出身寒微，十五岁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留学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五年后毕业回国，回国后补学中国典籍。但与有同样经历、以文言译书著称的严复不一样，伍光建的译文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白话文。根据其子伍蠡甫的回忆，伍光建在“光绪三十年（1904）”进入商务印书馆，《回头看》的翻译可能就有伍光建的参与。

商务印书馆一向重视介绍西方文化，加之创办者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鲍咸亨、高凤池等都是基督徒，选择传教士翻译过的小说Looking Backword是不难理解的。值得重视的是首次注明《回头看》为“政治小说”，这个命名应该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的注意力转向政治小说，1902年他在《清议报》创刊号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阐述小说与维新变法之间的关系：

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岂不然哉！今特采外国名儒所撰述，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次第译之，附于报末，爱国之士，或庶览焉。

《绣像小说》创刊号附有《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说明了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是“化民”，具体言之，是为“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积弊之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戊戌前后，梁启超声名大噪，对读书人影响甚巨。在“国家之危险”时，借助“小说”而“化民”，这个说法与梁启超的说法何其相似乃尔。选择这个文本符合当时期刊的读者期待，一方面幻想性文学是旧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说唱，一直有新作品流传，那么读者对国外的此类小说感兴趣是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当时社会环境对新知非常渴望，旧章回也需要推陈出新。

《绣像小说》是办给普通民众看的，由于其肩负“化民”重任，更是要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积弊沉重的“齐民”看懂，与《万国公报》比，读者群有显著差异。《绣像小说》还是一本有着浓重商业色彩的刊物，吸引更多的读者购买也是它要考虑的。在《万国公报》上刊登的文言译本《回头看纪略》，并不适用于《绣像小说》，《绣像小说》选择用白话文翻译，且要突显文本的文学性，才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晚清最早提到翻译标准的是严复，严复翻译《天演论》时说译事重在“信达雅”，但早已经有研究者指出，他的译文对原著多有删改重写，固然达而且雅，信则未必。翻译真正强调忠实于原著，是后来的事情。《绣像小说》中刊登的翻译作品大多都是经过译者改写加工的，并不完全忠实于原作，《回头看》也不例外。茅盾在刚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时，高级编译孙毓修就对他说“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作，只要中文好，就付印”。

为了符合中国旧小说读者的阅读习惯和趣味，《回头看》的译者有意沟通中西两个读本，使其中的区别尽可能减少，为了满足读者对小说趣味性的追求，译者在某些地方不惜通过歪曲原文的风格来获得成功。例如：

在《回头看》第二章中有段纪念南北战争的描写，其文如下：

那年五月三十日。刚遇着是美国的节日。这班南北两军大战未死的军士。都披红挂绿。用了鼓乐。到前经战死的军士们坟墓上致祭。仿佛和赛会一般。这也不必细述。

对照英文原文，可知《回头看》的翻译删去了原文中对南北战争纪念日的描写。这是因为中国没有这类战争纪念日，译者需要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他采用中国已有的事物来改写陌生的事物，把美国的战争纪念日描写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节日——人们“披红挂绿”、“仿佛和赛会一般”。所谓“披红挂绿、仿佛和赛会一般”其实与原文的意思和气氛并不符合。原文说纪念活动“very solemn and touching”——庄严感人，这与披红挂绿喜气洋洋的“赛会”气氛相去甚远。若忠实原文为翻译的第一要义，相信当时的译者绝不会这么处理。但《回头看》的首要宗旨，显然是要贴近中国读者的理解习惯。热闹的“赛会”常常是中国故事发生的场景。这样的描述是中国读者习以为常的。末了又加上中国章回小说的套语“这也不必细述”云云，更是磨平了中西文本的差异。

尽量减少异域感，把外国人变为中国人，让他们口中讲出的语言符合中国人的身份也是翻译的一个策略，这里仅举一例言之：《回头看》第四回（“睹新城枨触旧怀废实币争求虚誉”）中，对男女主人公威士先生和李小姐的描写，与《红楼梦》第三十四回（“情中情因情感妹妹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中宝玉被父亲暴打，正昏沉中，黛玉去看他的一段情节描写非常接近。

《回头看》第四回：

那时候倘没有人来救。必定要成疯病了。抬头一看。不提防面前站着一人。正是那李小姐。满面带着忧容。仿佛替我忧戚一般。

李小姐道。威士先生。这是什么缘故。我在这里半天。看你走进来的时候。那一副神情。又见你嚎咷大哭。我便不能再冷眼了。你刚才到那里去。可有什么为难之处。要我助你一臂之力么。说着伸出手来。我便很很的揪住了他。好像那掉在水里的。揪住了篙子一般。那时得了依傍。心才放定。见那李小姐也是泪汪汪的。我便像遇见了我的亲人。叹了口气。说道。你定是上帝派来救我的。倘再不来。我定要疯了。

《红楼梦》第三十四回：

这里宝玉昏昏沉沉，只见蒋玉菡走进来了，诉说忠顺府拿他之事；一时又见金钏儿进来，哭说为他投井之情。宝玉半梦半醒，刚要诉说前情，忽又觉有人推他，恍恍惚惚听得悲切之声。宝玉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却是黛玉。犹恐是梦，忙又将身子欠起来，向脸上细细一认，只见他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不是黛玉却是那个？宝玉还欲看时，怎奈下半截疼痛难禁，支持不住，便“嗳哟”一声仍旧倒下，叹了口气说道：“你又做什么来了？太阳才落那地上还是怪热的，倘或又受了暑，怎么好呢？我虽然捱了打，却也不很觉疼痛。这个样儿是装出来哄他们，好在外头布散给老爷听。其实是假的，你别信真了。”

此时黛玉虽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这等无声之泣，气噎喉堵，更觉厉害。听了宝玉这些话，心中提起万句言词，要说时却不能说得半句。半天，方抽抽噎噎的道：“你可都改了罢！”宝玉听说，便长叹一声道：“你放心。别说这样话。我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

比较1963年商务的新译本《回顾》中相关内容，新译本的异域感就非常明显，一看行文对话，便知文中的两个人一定不是中国人。

我开始感到，要是再没有人来给我帮助，我就快发狂了。正在这时候，果然有人来了。我听见衣裙移动的窸窣声，便抬起头来。伊蒂丝·利特正站在我面前，俊俏的脸上充满深切的同情。

“呀，怎么啦，韦斯特先生？”她说。“刚才你走进来，我正在这儿。看样子，你非常痛苦，所以一听到你喊叫，我再也忍不住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刚才到哪里去啦？有事只管说吧！”

她在说话的时候，大概随着一个同情的手势，不由自主地伸出了双手。不管是什么缘故，我握住她的双手，而且由于一种本能的冲动，紧紧地把她的手捏住不放，正如一个落水的人在最危急的关头，本能地紧紧抓住一根放下来的救生绳一样。我抬头看到她那充满同情的面庞，以及流露着怜惜之情的润湿的眼睛，我的心神就镇定下来了。当她的手指轻轻按住我的手时，我深深感到人类亲切的同情，因而也得到了所需要的鼓舞。它像某种万灵的药酒一样，镇静了我的神经，也减轻了我的痛苦。

《回头看》的译者把中国章回体的文学特点与原小说的文学性杂糅在一起，如设置了章节回目，开篇结尾的套路，人物名根据音译改写为中国人的姓名、外国事物套用中国事物的翻译，等等，使得这个译本接近中国人的创作。在情节进展、人物心理描写上，《回头看》又尽量保留了原文的内容。由这个译本我们得以初识原文本的文学成就、叙述的策略、细节的描写、环境风物的介绍等，文学性在这个文本中得到了体现。这种兼容中西的翻译策略，是近代翻译小说中的主流。

连载在《绣像小说》上的《回头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5年出版单行本，1913年12月再版，1914年4月出了第三版。此译本接近中国传统小说读者的审美习惯，却又有新质。独特的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在中国章回体非常罕见。这个文本在传统小说作者那里，引起了巨大反响。吴克岐一语道破吴趼人《新石头记》（1908）就是从这个译本脱胎而出：“余按是书从译本回头看等书脱胎与红楼无涉作者为卖文家欲其书出版风行故红楼之名以取悦于流俗。”

《回顾》：欧化白话文

196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译出Looking Backwar，名为《回顾：公元2000—1887》。这个版本所用语言为现代白话文，翻译上尽量忠实于原文本，此版本流行至今。

前三个版本的改写策略在1963年的译本中是完全看不到的。译者和读者都已经越来越习惯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样式的文字和文学表达——一种欧化色彩非常明显的白话文体。

Looking Backward原书前言部分，作者清楚说明了此书书名的意义：

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享受到如此简单而又合理的一种社会制度所带来的幸福，这种制度似乎只是人类健全的理智获得胜利的结果。当然，要使那些并非专门研究历史的人能够理解不到百年就臻于完善的现有社会组织，那确是很困难的……在我看来，要使人们敢于展望人类未来一千年的发展，除了“回顾”过去一百年来的进步以外，别无其他更可靠的根据了。

前言作者自署“波士顿，肖穆特学院历史学系，公元2000年12月26日”，显为虚拟，但旨在表明了此小说的叙述旨趣，是以书中故事反映百年前美国社会史。历史学家云云，不过假借一般人对此职业身份的心理期待，进一步强化书中所述故事的“真实感”。前言最后一段：“作者盼望本书能侥幸在题材方面引起读者发生兴越，从而宽容其创作方面的缺陷。作者本人抱着这种愿望站到一边，且让朱利安·韦斯特先生来现身说法吧。”连接起了作者与其小说的主人公，使叙述人由历史学家身份的作者过渡到小说主人公韦斯特先生，叙事视角也由第三者全能叙事转为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小说情节由此开始。

这段视角转化的文字，以及精巧复杂的叙事技巧，对西方读者来说可能是原书中最有趣的地方之一，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李提摩太和裘廷梁急于向中国人传递的是贝拉米的政治乌托邦观念，这类让读者身临其境的文学手法，在译者看来，大概类似言不及义的虚文，一删了之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中国章回体小说常有话本痕迹，叙事常常在全知全能的说书人视角和小说角色的限制视角之间转换，而且视角转换的频率和速度，比Looking Backward要经常得多。Looking Backward的问题是只有这个虚拟的“2000年的作者前言”是全知的作者视角，而从第一章到文末，都是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前几个版本的译者都删掉这一段，大概是因为这不合中国的惯例。

直到《回顾》这个版本，Looking Backward的中译本才算第一次以全璧示人。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新文化引进，中国的小说体例、叙事方式和语体已经足够欧化，在欧风美雨熏陶之下的读者，对Looking Backward中不多的一点叙事花招，早已经心知肚明（恐怕对李提摩太、裘廷梁等人的译笔，反而不甚了了了），译者才得以忠实于原著了。

到《回顾》这个文本产生的20世纪60年代，Looking Backward中的政治乌托邦因素还能够唤起沉浸在革命激情中的中国读者的某种共鸣。1965年1月9日，也即这个译本面世两年后，斯诺重访中国，再次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问斯诺，美国有没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斯诺后来回忆说：

我问他，他年轻的时候是否听说过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的理论》。毛说他没有见过这本书，如果他曾被译成中文的话。我提到了另一本书爱德华·贝拉米的《回顾》，那是一本对对19世纪美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产生过极大影响的著作，它的预言性写法令人在今天读来仍然饶有意趣。我还提到了当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保罗·斯维济（Paul Sweezy）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毛说，很遗憾，这几本书他都没有读过。

在1965年山雨欲来的政治气氛中，斯诺向毛泽东问及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写成的时间细节，顺带谈及他的读书经历。他希望知道毛泽东是否读过《回顾》一书，绝非心血来潮，而是清楚地知道此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层相通。毛泽东不止一次谈到过康有为的《大同书》，以及梁启超对他的影响，尽管他并没有读过《回顾》，但Looking Backward的中文译本是一条隐伏的历史线索，在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思想史上，这条线索从来没有中断过。

“文革”结束之后，这种政治因素不再被强调。《回顾》变成了一本普通的文艺作品，略带幻想气息而枯燥的美国小说，对其文学价值的评价逐步下降。乌托邦式革命远离中国后，这个文本丧失了绝大部分激动人心的魅力。

Looking Backward作为一个非常特殊的文本，其汉译文本的翻译策略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其中涉及文言到白话的变迁、现代白话文的形成、欧化小说的产生，乃至小说在社会改革中扮演的角色变化，以及小说读者从士大夫到市民的转移，等等，这些近代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学领域的巨变，在Looking Backward的四个汉译文本中，都留下了深刻鲜明的历史和语言线索。

作者简介：武春野，博士，助理研究员，就职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研究兴趣为语言改革与社会思潮、中国语言政策史、中国近代书面语的变迁。本研究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一般科研项目资助、2014年第一批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经费资助。
拉丁文Utopia的译音，即“乌有之乡”。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英国浸理会教士，在华四十五年，传教、办学、办报，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与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梁启超、康有为、孙中山等关系密切，甚至有机会晋谒光绪皇帝。可以说是直接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变革。
《万国公报》前身是1868年9月5日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每周一期，林乐知创办《教会新报》的目的是宣传基督教，使“外教人亦可看此新报，见其真据，必肯相信进教”。至1874年9月5日改名为《万国公报》，林乐知说改名 “既可以邀王公巨卿之赏识，并可以入名门闺秀之清鉴，且可以助大商富贾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农工之取资。益人实非浅鲜，岂徒新报云尔哉”。
袁进教授认为，“传教士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政治小说’的模本。1891年底至1892年4月，上海《万国公报》连载《回头看纪略》，它是美国贝拉米于1888年刚刚出版的乌托邦小说《回顾》的节译本。1894年广学会又出版了《回顾》节译单行本。易名《百年一觉》。也许是考虑到中国当时鄙视小说的社会风气。它在发表出版时并未注明是‘小说’。它立即在先进士大夫中引起震动。”［见陈伯海主编《近400年中国文学思潮史》（第三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40页。］
［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32、633页。
《同文书会年报》（第四号），转引自《出版史料》1988年3、4期合刊。
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6页。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1页。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56页。
萧公权语，见［美］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汪荣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9页。
吴熙钊、邓中友点校：《康南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吴熙钊、邓中友点校：《康南海先生口说》，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西学书目表》，中华书局1902年版。
如小说第八章，原著写男主角伟斯德初次细想自己置身的新社会与往日巨大的差异，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甚至是心灰意冷，此时女主角仪狄适时出现，劝慰伟斯德，并初次表达了对伟斯德的同情爱怜。本章通过对话、人物举止以及内心描写塑造两个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沟通，至《万国公报》的译本，只有第三者叙述视角的介绍，不足一百字，简单交代事情的发生，没有对话，也没有心理描写。
《中国官音白话报》即《无锡白话报》，由裘廷梁与其侄女裘毓芳于1898年5月在无锡创办，五日刊，第5期（1898年6月）更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前后历时四个多月，是一份与百日维新相始终的报纸。该报创办目的是为了宣传维新变法，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一文的开头部分就明确提出：“无论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起。故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
转引自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下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60—362页。
《绣像小说》是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半月刊，主编李伯元，1903年5月27日创刊于上海，1906年4月停刊，共出刊72期。是晚清国内创办的第一份小说杂志，所载小说大多为章回体。
鲁迅主张“硬译”和“直译”并为此与梁实秋论战，虽然最后话头扯到别处去了，但他们的翻译主张不合，说明直到20世纪30年代，信达雅的取舍仍是一个大问题，连鲁氏与梁氏这样著名的译者，也不免于分歧。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和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见《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0页。
贝拉米原文，此段位于第二章开篇，如下： The thirtieth day of Mary，1887，fell on a Monday．It was one of the annual holidays of the nation in the latter thir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being set under the name of Decoration Day，for doing honor to the memory of the soldiers of the North who took part in the war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union of the States．The survivors of the war，escorted by military and civic processions and bands of music，were wont on this occasion to visit the cemeteries and lay wreaths of flowers upon the graves of their dead comrades，the ceremony being a very solemn and touching one. 1963年商务版《回顾》这部分的译文如下： 1887年5月30日，正好是星期一。这是十九世纪后三十年中一个全国性的纪念日，定名为“阵亡将士纪念日”，以纪念那些为了维护美国统一，在南北战争中牺牲的北方将士。在战争中幸免于难的人们，每逢这个纪念日，在乐队和文武官员行列陪送下，到他们阵亡了的战友们的墓地去献花圈，表示悼念，仪式十分隆重动人。
［美］爱德华·贝拉米：《回顾：公元2000—1887》，林天斗、张自谋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美］爱德华·贝拉米：《回顾：公元2000—1887》，林天斗、张自谋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63—64页。
吴克岐辑：《仟玉楼丛书提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美］爱德华·贝拉米：《回顾：公元2000—1887》，林天斗、张自谋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页。
［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贺和风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