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创造的不仅仅是一个新闻集团，他秉承着家族遗志，构建了一个传媒帝国。无限的征战，无限的扩张，使得默多克被世人瞩目，万人景仰。但这并非是他一个人的功劳，在他背后，站着一群人，他的帝国功臣和他的家族。
第五章 谈笑间，第一个胜利
任何没有一定科学基本知识的人都无法进行业务操作。语言很有用，虽然英语正变得日渐国际化。旅行也很重要——你必须拥有一种全球观念。
——鲁伯特·默多克
大卫战胜歌利亚
长久以来，歌利亚作为西方传说中的最著名的巨人之一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圣经》记载，这位腓力士将军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不过，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大卫却用投石机打中了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最终，大卫统一了以色列，成为著名的大卫王。默多克人生的第一个胜利堪比大卫战胜歌利亚。默多克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摇摇欲坠的《新闻报》战胜了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广告商报》。
1953年9月，年仅22岁的鲁伯特回到阿德莱德，继承了父亲的财产。对于周游世界一圈的默多克莱来说，回到阿德莱德就“像走进了一片荒野”。
20世纪50年代的阿德莱德仍然很保守。长期以来，长老会一直统治着阿德莱德。事实上，阿德莱德的居民喜欢把它们同其他的澳大利亚人区别开来。或者说，阿德莱德是一座比较排外的城市。这使得阿德莱德有点灰暗、单调。
但是，二战后的阿德莱德经济却在迅速地发展着。政府允许每年20万非官方的白人移民进入，去填补澳洲大陆巨大的空间，目标是到20世纪末使人口达到3000万。欧洲人来到这里，渴望在南部阳光下建立新的生活。阿德莱德工厂和郊区都有着迅猛的发展，兴高采烈的移民似乎压倒了阿德莱德的老居民，而且移民的数量还在上升。阿德莱德市区及其郊区的发展在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的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城市经济的发展，让传媒资讯有着强大的生存空间。在默多克来到阿德莱德时，这座城市已经拥有了多份报纸，默多克面临着竞争对手的高压挑战。此时，澳大利亚报纸仍被费尔法克斯和弗兰克·帕克两大家族垄断，费尔法克斯家族拥有悉尼《先驱晨报》和墨尔本先驱集团，而弗兰克·帕克出版《妇女周报》和小报式的悉尼《电讯报》。
不可否认的一点是，默多克虽然雄心勃勃，但此时他对报纸经营的了解仍然是一片空白。但庆幸的是，他的老朋友罗汉·里维特站在楼前热切欢迎了他。
1951年，凯恩爵士就把他请来，担任《新闻报》的主编。在刚刚接手新闻报时，里维特对此感到很欣喜，他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工作者。
但两年多来，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当时《新闻报》滞销，利润下降，里维特在这两年的困难时光里拼命工作，使报纸发行量上升到约7.5万份，这个发行量并没有达到里维特的期待，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及失落感包围着他。
默多克到来之时，凯恩爵士的影响力已经烟消云散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新闻报》。而此时，《新闻报》还得面对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广告商报》。
《广告商报》是一份比《新闻报》更强大的报纸，属于墨尔本先驱集团，墨尔本先驱集团不断对默多克家族施加的威胁多数来自劳埃德·杜马，他是所谓白色爵士之一。这些爵士们的财富和地位使他们对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府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作用。杜马是阿德莱德《广告商报》的董事长，他拥有《广告商报》45％的股份。
早在1953年初，鲁伯特·默多克还在牛津时，杜马爵士已经去拜访过默多克夫人。杜马说：“我们也害怕做这些，但我们董事会的成员坚持这样做，我们不得不创办另一个星期日新闻报，与阿德莱德《新闻报》的周末刊竞争。”
《广告商报》的这个威胁仍然存在，它比《新闻报》及其属下的《星期日邮报》的规模更大，并拥有一个更大的组织机构，更畅销。杜马的目标是使默多克家族出售《新闻报》及下属报纸，他向默多克夫人报价15万英镑购买这个公司。鲁伯特·默多克做出了直接的、人们可以想象的反应：“这使我很生气，我想他们正利用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在世时，他们肯定不敢这么做。让这个建议见鬼去吧，我们将进行决斗。”
默多克立即疯狂地投入了这场不发展就死亡的战斗，他要捍卫他的小王国。后来，他将此次人生的首次演出诙谐地称为大卫大战掌权的歌利亚巨人的故事：“他们生产出非常美观的大幅双面印刷品，极具新闻价值。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设备来进行生产，彩色印刷连环漫画等所有东西。我们忠心耿耿地保护这家小报：阿德莱德《星期日邮报》。”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默多克需要取得《新闻报》同仁的支持，特别是里维特。默多克写了一封信给里维特，这封信毫无疑问，具有很大的鼓动性。默多克在信中称，“我们必须迅速整顿我们的公司，你是否有让人乐观的广告合同？你认为报纸的价格是多少才比较有竞争力？如果杜马计划低价收购我们的报纸，我们必将失败。因为目前我们的经济情况很糟糕，短期内难以改变。我们将面临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将取得胜利。”
在默多克的授意下，里维特果断决定公布杜马爵士写给默多克夫人的带有威胁的信，并在《新闻报》上发表标语：“报纸的投标。”这封信像飓风一般在民众口头传播，杜马作为社会名流，受到了舆论的攻击，社会舆论开始对杜马不信任。杜马被迫还击，声称他仅仅是“出于好心”而告诉默多克夫人。鲁伯特·默多克与杜马爵士之间进行的这场斗争一时间难分难解，非常有趣。
新闻公司的《邮报》设计得非常漂亮，是双面印刷的大幅报纸，非常具有新闻价值。《星期日邮报》的主编罗恩·博兰是一个精于挖掘大众新闻的老手。对《广告商报》形成巨大的压力，他们在阿德莱德的报，业市场上采取各种手段，争夺有限的读者。默多克十分乐于这种竞争。
《星期日邮报》与《广告商报》的这场战争维持了两年多，十分激烈，这两份同为星期日的报纸，为了维系读者、抢占市场、提高销售量，大打价格战，两家报纸都不惜亏本经营，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让两份报纸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让默多克欣慰的是，虽然自己与竞争对手差距很大，但在这场战争中，他并没有落败。《广告商报》并没有如期打败《星期日邮报》。默多克说，有人通过阿德莱德当局提出各种不同、不直截了当的方法，建议妥协或合并，“我告诉他们见鬼去吧”！
最后使默多克非常满意的是，杜马爵士放弃了竞争。1955年，两家报纸达成了一份协议。面对默多克的坚韧，杜马爵士可以说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让步，两家星期日报纸进行合并，每个集团拥有新报纸50％的股份。对默多克来说，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妥协，他就此事进行自我辩解说，《广告商报》与其说是合并还不说是被迫消失。1955年12月，这两家周末报正式成为伙伴，双方各持一半股额，但新闻集团赢得了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
就是很久后谈论此事，默多克仍坚持说：“这是事实：他们退出报纸的经营业务，获取我们报纸50％的利益，而我们控制经营、印刷和发行报纸，并得到管理费。”
默多克坦言，这可以视为他在新闻生涯中的第一个胜利。
由默契到分歧
在默多克回到《新闻报》之前，他有着很多的传言，其中最大的传言就是关于他的赌博天性。人们普遍认为，默多克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是一个不能委以重任的人，他的老子凯恩爵士一生的心血，如果让默多克来继承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事实上，默多克却疯狂地投入了他的新闻事业中。在办公室、印刷车间，他的下属总是能看到他，这个个子不高还有点婴儿肥的老板，好像永远有用不完的精力，他总是穿梭在各个部门之间，每一个环节，他都希望自己能亲自过问。《新闻报》内部出版物登载了他本人的一张卷发和鼓着嘴唇的孩子气的照片，并坚称：“对工作的极大热情和轻松活泼的性格，使他很快就与办公室的人打成了一片。”
默多克对于报纸采编内容的关注，远远比不上他对报纸费用单的关注。他认为，《新闻报》还处于初始之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实现他的梦想，他希望用好每一分钱；他主管的领域是财政、广告、发行、工会和新厂，而把记者完全交给里维特管理，只是偶尔召见他们了解政界的情况。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在阿德莱德度过的那些岁月为他从事报业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里维特与默多克相识多年，有着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但是在工作上，他们的想法总是达不到一致。
这时的里维特正全力做好《新闻报》的主编。他是一个绅士一样的报人，总是干干净净、衣冠楚楚地上班，每一天他都会把胡子刮干净。
这与默多克的形象截然不同。默多克的西服上总是沾满油墨，而且，默多克总喜欢把西服随便一扔，而里维特则会把他的衣服谨慎地挂在衣帽架上。
里维特希望将《新闻报》办成像伦敦的《新闻纪事报》那样，成为有普遍教育意义的报纸。他总是一边吃早餐一边收听广播。当有一则信息让他欣喜时，他总会打上一个响指。于是，第二天的新闻头条便产生了。
里维特希望自己能成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每年他都会出一次国，通常去亚洲。同鲁伯特·默多克一样，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南澳大利亚。他相信，与北方诸国的良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虽然默多克和里维特都属于喜欢自行其是的人，但至少在起初，他们也能难得地配合默契。
尽管刚刚掌握父亲留下的这张小小的报纸，但默多克很快熟悉了《新闻报》这座白色小楼里的一切，并开始形成自己关于报纸经营的一些理念。他希望尽可能地低成本运作，在这方面，默多克可谓是狠下杀手。虽然他跟很多下属都打成一片，但这并不妨碍他辞掉一批人。最终，《新闻报》采编岗位剩下不足40人，这使得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记者编辑一个个苦不堪言。政治记者弗兰克·肖说，后来他和另一个记者可能一天要写20个故事，这样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有一种恐惧，他们总担心自己会累倒在工作岗位上。
除了削减本身的开支外，默多克也意识到，资金对一个企业的重要作用。从那个时候起，默多克就开始注意和联邦银行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最初，《新闻报》的合作银行是澳大利亚国家银行，但它同时也是墨尔本先驱报业集团以及《广告人》报的合作银行。默多克意识到，这种关系对自己很不利，他需要开拓新的资金合作伙伴。于是，在第一次向澳大利亚国家银行申请失败后，他乘机与悉尼的银行建立了合作关系。虽然对方实力不够强大，但是，悉尼的银行很坚定地支持默多克。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默多克还是没有改变他赌博的习惯。默多克住在市中心，经常去街上餐馆吃饭，这后来成为他终身不改的习惯。到了周末，他通常去逛赛马场。他喜欢去南威尔士州的布罗肯小山，因为沿南澳大利亚边界一带赌博是合法的。在那儿他喜欢玩扑克机，试试自己的运气。默多克对赌博的癖好给他的竞争对手们留下一种错觉，人们以为这个青年成不了大器，不必认真对待。
默多克总是不修边幅，他总是不打招呼来到里维特家里，而里维特总会发现，默多克的衣服上，总是不见了扣子。他喜欢晚会，创建了一个传统的喧闹的“纽约除夕”的晚会。这些晚会经常是在赌博游戏中结束，全城甚至全州都称他为“孩子出版商”。他喜欢美国豪华型小车，经常载着里维特家的孩子沿着城市疯驶并一路高声尖叫，来吓唬孩子们，而他自己则哈哈大笑。
里维特比默多克大足足14岁，这让里维特将默多克看作自己的弟弟一样。但慢慢地他发现，这小子很不简单。当时，阿德莱德州的州长是汤姆·普莱福德，这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官员，从二次大战时开始，他就使阿德莱德实现了工业化，并在市郊建起了卫星城。为了招揽投资商来南澳大利亚，他还建立了州建房信托基金，为日益壮大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大军提供住房。因此，在默多克和里维特眼里，每一个新的定居者都是一个潜在的报纸读者，《新闻报》不能反对普莱福德。但是，要让《新闻报》尽心尽意地支持普莱福德，默多克和里维特是坚决不答应的。
他们认为，虽然普莱福德很有才干，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成了阿德莱德实际上的独裁者。自1938年出任州总理以来，普氏逐渐将全州置于他牢牢的控制之下。至1954年，选举区域的规定使1张农村选票相当于3张城市选票。农村选票大都被普莱福德的自由乡村联盟党赢得，买《新闻报》的阿德莱德新移民在投票时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当政府的势力如此强大时，报纸很难对选举施加影响。这种局面是任何一个媒体大亨所无法容忍的，更何况是雄心勃勃的默多克。
于是，默多克与里维特需要与政界建立一种更为特殊的关系，这需要一个更合适的人。然而，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马上找人取代普莱福德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每一个自认为可以取而代之的人也觉得有必要先与新闻媒体搞好关系，尤其是与默多克和里维特交好。这些人必须需要媒体，需要默多克与里维特。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叫唐纳德·阿伦·邓斯坦的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唐纳德，阿伦·邓斯坦出身于一个斐济商人家庭，他在斐济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后来进了阿德莱德圣彼得学院就学。在阿德莱德大学获得法学学位后，邓斯坦又回到斐济做律师。然而没过多久，学生时养成的政治热情又使他重返南澳大利亚。1953年，邓斯坦在工党内获得一个边缘席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他在家中经常与这些人会面，并说服默多克和里维特去他家旁听他们的讨论。默多克和里维特似乎和邓斯坦很投缘，他们为邓斯坦开辟了一个每周刊登一次的专栏，让他陈述工党对时事的观点。当然，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扮演好“公正”的角色，为保持平衡，默多克又暗中授意报纸同时登载政府方面的供稿。
随着交往的增加，默多克、里维特和邓斯坦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他们都曾在新教私立学校读过书，都参与过学生政治活动，都对阿德莱德的政治环境感到“不舒服”。尽管如此，默多克和里维特还是摸不着邓斯坦的底。
工党分裂后，其原右翼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的民主工党的基础。默多克和里维特在《新闻报》约见了邓斯坦，说如果他参加这个新政党，他们愿意为他大力宣传。而邓斯坦却以职业政客的敏锐眼光，看出民主工党在南澳大利亚仍将是一个影响微弱的小党，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前途，便拒绝了默多克的建议。
这使得默多克很懊恼，他认为里维特与他花费大量时间干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生活秉性不同的两人，开始有了摩擦。1957年4月，默多克和里维特之间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默多克订购了一台可以印72版的大型印刷机。正在国外进行每年一度的旅行的里维特从印度发回电讯，供新机印刷的第一期报纸刊用。他回国后发现，默多克把体育版从背版调到了中间版页。里维特对默多克事先不打招呼就随便移动他的体育版而感到恼火，但默多克坚持认为，背版必须卖给广告商。里维特仍旧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主编。最后，体育版还是被夹在了报心里。此事虽小，但意义巨大，因为此时在默多克眼里，里维特已经不再是由凯恩·默多克委任的那个一贯正确的导师了，默多克要自己当家做主了。
进军电视界
经过默多克的一系列新措施，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新闻报》为其积累了足够的资金。也正因为这些资金的积累，默多克血液中的赌徒因子再度膨胀。他认为，阿德莱德的天空实在太小了，他需要呼吸更为广阔地方的空气。“不发展就是死亡”，这成为默多克的口头禅。
仿照费尔法克斯等几个澳大利亚报业家族的成功模式，默多克也希望建立自己的连锁式的报业帝国，一向胆大自负的他一连做出了几个引人争议的举动。他首先增加对墨尔本一家杂志的投资，直到完全拥有这家杂志，继而在董事会成员的一片反对声中买下《新观点杂志》。这是一家在墨尔本出版的妇女周刊。紧接着，他又收购了一个狭小而宁静的小城市泊斯的《星期日时报》。由于《星期日时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他的收购更是遭到了大家的激励反对。但默多克固执地认为，他会给自己带来利益。他说，我们必须购买首先出现的东西。
在这一系列交易过后，默多克的行程表上显得更加紧凑，原来就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几乎不见了踪影，他没完没了地奔波在各处，他不觉得累。这是一向视工作为生命的默多克所喜欢的工作方式，他会在每个星期五匆忙坐着颠簸的飞机飞越大陆赶到泊斯，然后再驱车直奔《星期日时报》办公室，从监督版面到内页的内容质量，到报纸的最后付印，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努力。他雷厉风行，工作中从来不夹杂私人感情。
他对于那些没有能力及前途的人，通通解聘，并不断从阿德莱德大本营引来文字编辑及评论员。很快，这份报纸变得极具轰动性，销售量大增。
收购后的成功让默多克欣喜，他一鼓作气，继续向前冲，并不断收购处于偏僻地区的小报。他认为，这是打造新闻帝国的必经之途。
但在这时候，收购报纸却不是默多克最关注的，他的兴趣绝大部分集中在电视广播上。作为一个新兴的媒体，电视台将产生的能量足以让默多克疯狂。
但是，默多克首先需要获得联邦政府分配的电视广播执照。对于年轻的默多克来说，这是最具吸引力的诱惑。在此之前，他买下阿德莱德SDN电台的少数股份。
电视才是默多克最钟情的。按照澳大利亚的广播电视申请法则，由于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人口较少，广告资助有限，每个城市可能只有一个商业频道。这样对默多克更有利，因为独家经营不仅利润丰厚，而且会在很多方面加强它对《广告商报》的地位，难怪默多克对此事非常重视。
如何才能获取电视营业许可证，成了默多克的当务之急。经过与同仁的商议，默多克先后两次出国考察，参观各国的电视台，寻找未来的节目提供者。在考察期间，他脑海中突然想到应该办一份电视节目周报。结果，模仿美国《电视指南》的《电视周报》应运而生，后来竟成为默多克在澳大利亚创办的赢利最多的出版刊物，被列入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成功的新闻出版物之一。
1957年9月，邮电总长宣布电视执照申请。默多克要开办商业频道的想法也逐渐为世人所知。他同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电子工业公司和费尔法克斯公司都谈过这件事。随着商谈的进行，一些公司向他提供了具体建议：广告报团建议同默多克合伙申请执照，被他拒绝：费尔法克斯愿意在他未来的公司持少数股额，他答复说现在不缺钱。他力争独立自主、单枪匹马地干，这就是默多克的风格和行为特点！
1957年1月至5月间，现存电视执照持有者连续召开两次会议。经过精心调查和准备之后，在阿德莱德地区举行的听证会上，默多克又从经济角度对开设一个商业频道的可取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观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合理，给广播管理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该委员会已获悉广播网的幕后活动，在其提交给政府的报告的附录中公布了现存执照持有者们讨价还价的情况。至此，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态度已很明朗：每个城市发一个执照，申请者不得与现存持照者发生所有权上的瓜葛，且不得参加广播网。
然而，随着选举年的到来，谋求连任的政府要寻求大报团的支持，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最后被搁置一旁，继而又提出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各发两个执照的建议。
1958年10月13日，广播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新建议。结果，阿德莱德广告报团资助的公司获得7频道，而9频道则由南方电视公司掌握，新闻公司握有其60％的股权。
默多克没有独立获得电视执照，这令他感到不满。于是，他在《新闻报》一则报道中引用反对党领袖阿瑟·卡尔韦尔的话作为反应，说广播管理委员会是“可怜的、没有脊梁骨的、毫无用处的工具”。这则报道还敦促取消这个委员会。两周后，默多克再次出国考察国外电视业。
辞掉老朋友
里维特此时仍然一直坚持他一贯的风格，对孟席斯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竞选运动开始后，《新闻报》又对联邦政府的其他政策表示不满。它在评论反对党领袖的竞选演说时说，他的主张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在评论孟席斯的施政纲领演讲时，既承认他的阅历和政绩，又对他拒绝考虑反对党的经济建议表示遗憾。到了选举日的前一天，默多克和里维特索性采取骑墙态度。《新闻报》的社论说，成千上万的人对现政府不满，但他们对唯一可能取而代之的人也同样感到恐惧。国内所有大报都支持现任政府，反对党取胜的希望渺茫。而《新闻报》竭力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胜利者，这充分表明，新崛起的默多克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进展，但在政治上还是一个新手。
对默多克来说，1959年中期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9频道不久将抢在其对手7频道前开办。对里维特来说，这一年他更是声名鹊起，因为他将卷入一场广受关注的官司，最终把默多克也扯了进去。
事情是这样的，鲁伯特·斯图尔特受雇于一个杂耍剧团，被指控于1958年年末在距阿德莱德800公里的塞杜纳强奸并杀害了一个9岁的小姑娘，现在正等待绞刑。斯图尔特是来自澳大利亚中部的阿龙塔人，他的英语很糟糕。对斯图尔特的指控令人毛骨悚然。《新闻报》和《广告商报》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一案件。
里维特的介入是在当年的7月24日，他认识了一个名叫托马斯·狄克逊的人，狄克逊是斯图尔特案的中心人物，他曾在阿龙塔人中当过传教士，懂得他们的语言。他是第一个去阿德莱德监狱，用阿龙塔语同斯图尔特交谈的人。
狄克逊说，斯图尔特被定罪的证据，来自于警方的一份关于斯图尔特的口述笔记，但狄克逊说，斯图尔特连英文都说不好，他认为那份供词不是斯图尔特提供的。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在得到这一最新证据后，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虽然没有推翻原判，但很重视斯特里罗的意见。结果，一份新的上诉经高等法院呈交给伦敦枢密院。
之后，狄克逊接到线报，说斯图尔特曾经待过的杂耍团在昆士兰北部，他决定启程前往，并找到杂耍团的老板，他们的宣誓声明几乎可以证明斯图尔特当时不在犯罪现场。
从这个时候起，新闻报道的角度就开始转变，从“一个杀人犯”的故事转变到了“一个来自阿德莱德的牧师”，好像狄克逊才是这次案件的主角。里维特开始操作这个极有新闻价值的题材，决定全程报道狄克逊旅行的情况：所有新证据在报告给枢密院后，首先由《新闻报》独家发表，里维持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这个案子。
在狄克逊找到杂耍团老板后，《新闻报》的头版头条登载了这么一个新闻：在“牧师说：斯氏有充足理由抗辩”的大字标题下，发表了杂耍老板夫妻的宣誓声明，并要求延缓执行死刑。这篇报道引发地震，当日下午，州总理普莱福德表示，州议会和最高行政会议将研究新证据。
对《新闻报》来说，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漂亮仗。看上去普莱福德好像还将被迫承认，在他这个本来是无可挑剔的州里，也可能发生审判不公案件，这也是对一贯独断的普莱福德的沉重打击，而这一打击是许多人，当然包括默多克和里维特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普莱福德最后还是没有承认失利。当晚，普莱福德宣布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人员组成。有关其职权的条款没有说明要复审那份所谓的供词，而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中有两名是正在处理斯图尔特案的法官。第二天，《新闻报》在头版的评论中要求扩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
评论旁的一幅漫画暗示普莱福德选错了人。阿德莱德的读者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这样咄咄逼人的笔锋了，舆论界立刻兴奋起来。
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这起案件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六七个警官因供词是否真实一事接受审查，州总理的判断也遭到攻击。从警方到政界人士，个个灰头土脸。而在舆论界，伦敦《新闻纪事报》称里维特是“南澳大利亚的左拉”。因为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他发表了斯特里罗给州首席检察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供词是伪造的。他本人还亲自赴昆士兰州，获取了两份支持斯图尔特不在现场这一抗辩的宣誓声明。
在强大的新闻舆论压力下，普莱福德再次作出让步，决定委员会将调查供词的背景。此后，当时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杰克·尚德专程从悉尼赶来充任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听证会开始不久，委员会便直接告诉尚德：动摇人们对判决的信心是他的任务，但他们没有重审此案的义务。委员会的这种态度激怒了尚德，使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听证会进行到第四天，委员会主席、南澳大利亚最高法官梅利斯·皮内尔打断了尚德对一个退休警官证人的诘问。尚德第二天上午在听证会上愤怒地指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他从未在诘问证人时被人打断过，因此他宣布退出听证会。对南澳大利亚人来说，德高望重的尚德退出听证会标志着州法律制度的威信的彻底衰落。
这一天《新闻报》的标题最为辛辣、激烈，其反响一直持续到1960年中期。委员会继续听取证词。一名资深的当地律师被选为斯图尔的第二个辩护律师，但不久后他也退出听证会。第三个律师从维多利亚赶来；这次是用公费支付其报酬的。至此，斯图尔特的死刑已减为无期徒刑。宣布减刑的那天上午，默多克也在法庭。至10月听取完诉状，委员会便宣布休会。《新闻报》与州总理之间的战火硝烟在盛夏的酷热中慢慢地散去。但是，普莱福德从此对里维特和默多克恨之入骨，因为正是他们让州政府名誉扫地。
斯图尔特案后，一场针对《新闻报》的官司看来在所难免。因为早在听证会初期，内皮尔就对《新闻报》表示反感，他说：“如果在听证会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哪些证人将说些什么，那我们办起事来就容易得多了。”这话似乎是指跟踪报道狄克逊旅行的几家报纸，但其实只有《新闻报》一家发社论要求进行调查。内皮尔后来说的一段话更加直言不讳：“让人来告诉我们到何处去寻找真理和正义，而不是由我们自己去发现，这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报道尚德退出听证会的那天，《新闻报》连续发出两条标语。第一条是：“尚德退场——说‘你们对斯氏不公平’。”后一条说：“委员会瓦解，尚德怒斥皮内尔。”那天先后印发的各版报纸均保持统一的标题：“尚德控诉内皮尔——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里维特一整天与默多克保持密切联系。第一条标语发出时默多克是知道的，而第二条是他自己起草的，“委员不胜其职”的标题也是他建议写出的。作为报纸主编，里维特后来接受了发表标语的法律责任。
普莱福德本人在议会谈到了报界关于“无辜者屈打成招”的指控。
他说，这对任何议会成员都是无法接受的。接着，他展示了《新闻报》的一条标语，并念出有关尚德退场的标题。他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这几个字是有史以来对本州法官的最严重的诽谤。在适当的时候，政府将采取行动。
这是明白无误的警告。《新闻报》随即发表题为《让我们澄清事实》的评论作为答复。评论承认，标题中引号内的引语并非尚德的原话，并为此表示遗憾。评论接着说，标语所言“尚德怒斥内皮尔”应为“尚德攻击内皮尔”。这个评论是默多克亲手起草的。但《新闻报》的麻烦还远未了结。皇家检察官说：“报纸试图参与审判，这是十分危险和恶劣的事情。”默多克和里维特的麻烦终于来了！
1960年1月19日，皇家检察官就有关尚德退席的报道对里维特和新闻集团提出指控：被告人发表了煽动性的诽谤文字，并且是在明知这种诽谤不属实的情况下发表的。每个被告均被指控犯有九大罪状，并被命令在1月25日前去见地方行政法官。
本来这场官司，经过多重努力，到后来只有一条了，由政府司法官员决定，是进行重新审判还是撤回起诉。6月初，诉讼正式中止，这场官司告一段落。但两天后，《新闻报》发表社论说：报社从未暗示皇家委员会的成员不具备裁断斯图尔特案的资格。并且，《新闻报》认为，在南澳大利亚法官匮乏的具体情况下，法官不得仲裁针对自己的申诉这一规则应该灵活执行。
这样的观点，无疑有点打自己的脸，成为一时笑柄。当时在悉尼的默多克大怒，他认为“都是里维特惹的祸”。这预示着，默多克与里维特分道扬镳的时候不远了。他认为，正是里维特太具有鲜明的新闻人特点，使得新闻集团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去应付这场旷日持久、令人疲惫的官司，当时正在悉尼打新闻战的默多克认为，他需要一个稳重的人，而不是一个经常有着新观点、创意十足的主编，他认为这样很可能在“后方着火”，会拖垮他的理想。他需要的是一个兢兢业业、任何时候都会让他放心的主编。
默多克知道，这时，必须跟老朋友说再见了，在社论发表后的第二天，里维特在办公室收到了默多克的信，信中的语气很生硬，要求他次日离开报社。里维特虽然早知道有此一天，但他还是觉得非常愤怒，他召集了下属，并阐述了自己的新闻理念，之后便离开了他曾经引为自豪的《新闻报》。
为交易成功跳舞
罗恩·博兰成为《新闻报》的主编，他是一个办事认真、更注重实际的人。在他的主持下，《新闻报》远离了倡导社会改革之路，进入了稳妥的发展时期，热衷于扩建自己王国的默多克此时已经厌倦了鼓吹式的报道，支票这时候比冲突更能引起他的兴趣，利益也比政治地位更能抓住他的注意力。他在扩建他的王国，他所需要的主编是稳妥可靠而不是才华横溢。
悉尼，这座美丽的城市，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繁荣发展的极好机会，经济发展迅速，逐渐成为英语国家的大都市之一。这个时候，在阿德莱德打拼几年的默多克，积累了不少资金，也有自己独到的经营理念。野心勃勃的默多克是不可能长期呆在阿德莱德这个小地方的，他需要更大的天空。于是，悉尼便成为他争霸全球传媒业的第二站。也就是在这个地方，默多克通过比别人更艰辛、更激烈的竞争取得了成功，磨炼了他驾驭市场的能力。他在大众传播市场上充分展现了他天才的一面。也是在这里，默多克塑造了自己，令整个世界得以了解和认识他。
在悉尼，他开始把出版公司的资金凑在一起。如果这家同时拥有新闻纸生产、报纸和书籍出版以及电视台的公司设在纽约，很早就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悉尼的新闻报业一直是报纸领域最残酷的战场之一。当默多克进入时，正值20世纪50年代末，它被三个集团所主宰。费尔法克斯和帕克家族仍然是两家最大的。第三家小得多的集团由诺顿家族控制，他们拥有《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半个世纪以来，这三家报业集团持续着或明或暗的斗争，但也相对平静地保持了平衡。
悉尼报业意识到，这里是任何一个想做大蛋糕的报业集团将垂涎的地方。当费尔法克斯得知诺顿家族有意停业改行时，他们毫无疑问地将其名下的《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买下，主要是为了使它们免于落入墨尔本论坛集团之手。该集团已经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者。
当然，默多克也一直在关注悉尼的市场，尽管他急于在悉尼谋取一席之地，但悉尼的媒体大亨对入侵者的高度警惕，让他不得不采取迂回接近的方式。他让朋友在悉尼的郊区购买了一个叫坎伯兰的报业公司。
几天后，默多克作为真正的主人出现，这让费尔法克斯及墨尔本先驱集团感到恐慌，他们特别担心默多克会利用此作为基地，大举进攻悉尼。
毕竟，一开始，默多克便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让他们无法小视这个年轻人。
在悉尼的第一仗很顺利，但这显然不是默多克的目标，他需要一份覆盖全悉尼的大报。在1960年，他成功了。
费尔法克斯常务董事在买下《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后，事情并没有按他规划的方向发展，他们面对竞争者《太阳报》的销量足足少了l万多份，而《星期日镜报》的发行量也急剧下滑，收购一年多来人不敷出。而此时，亨德森要将更多的钱投资到悉尼的“7频道”电视台，他急切地寻找解决之道。
他想，默多克曾对《每日镜报》和《星期日镜报》动过念头，为什么不把这个包袱甩给他呢？对默多克这个“孩子出版商”，亨德森似乎感到了一种慈父般的亲情，而不把他视为一种威胁，不像墨尔本论坛集团那样。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成员，曾经与凯恩爵士竞争过，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瓦维克·费尔法克斯爵士亲自建议亨德森，反对让默多克进入悉尼。
但最终，交易成功，费尔法克斯集团通过出售《镜报》给默多克，得到了大约50万英镑，但默多克知道这笔买卖很划算：“我不明白他们竟然会同意。”他后来回忆说，他支付了60万英镑，在此后6年时间里，他总共又支出了130万英镑。“他们几乎肯定我会发不出工资来，那样我就会破产。”但默多克知道他不会，按合同他得到了在悉尼、里斯班和墨尔本的印刷工厂。最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一份悉尼的周报和一份晚报，他决心使晚报成为澳大利亚卖得最好的晚报。据报，当文件最后签署时，他召集朋友们一同来庆祝胜利，他本人跳起了一段吉格舞，并四处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兴高采烈地向朋友们报告着胜利的消息。
鲁伯特·默多克
在费尔法克斯卖《镜报》以前，他与帕克合伙在郊区抵抗默多克的《坎波兰报》。他们利用《镜报》的休息时间，在坐落于基帕克斯大街《镜报》的办公楼里出版一份在郊区销售的报纸。现在，默多克在基帕克斯大街“跳舞”，他们不得不另找地方去印报纸，以同默多克竞争。他们偶然认识了一个很小的宗教印刷商——安格里安出版社。弗兰克·帕克的儿子克莱德出了一个不一般的价钱，要求买下它。随后，他得到了财产拥有人的授权，履行财产管理之责。
然而，安格里安出版社的一位名叫福兰西斯·詹姆斯的资深董事，是一位性格怪僻、令人难以捉摸的投机家。在战争期间他曾当过飞行员，而现在他只好用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充当办公室。他不想失去他的出版社，所以他要求默多克帮助他抵抗帕克。
当时，帕克和一帮家伙已经占据了那家出版社，而且换了锁。詹姆斯出门避开后，默多克纠集了《镜报》的摄影记者和体育记者们组成了一帮“流氓”。在深夜一点钟。他们包围了安格里安出版社，攻击帕克那帮人，并将他们赶出了那栋大楼。福兰西斯·詹姆斯对此感恩不尽。第二天，《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爵士之子卷入街头打斗》。“爵士”无疑指的是弗兰克·帕克爵士和凯恩·默多克爵士，“爵士之子”当然指的是克莱德和鲁伯特。这场争吵一直闹到了法庭上，最后默多克成了赢家。从此拉开了残酷竞争的序幕，即默多克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的竞争。“他们在悉尼的每一个郊区都针对我们办报纸。”“那是真正的血腥的战斗。但他们发现其代价比他们所想象的要高得多。不过，确实将我们也吓得不轻。”一年之后，他、帕克和费尔法克斯做了一项分割郊区报纸的交易，这一交易为默多克的《坎波兰报》留下一大批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这是另一个胜利。
发行依靠暴力与性
默多克对《每日镜报》的新战略非常简单，就是继续用传统的办法拉回读者。为此，他任命以善于提高报纸质量而闻名的伊恩·史密斯为报社主编，《每日镜报》原有的以“惊闻”吸引读者眼球的办法成了他所延续的办报之道。平日，在法庭内外追踪警察、侦探、寻觅“惊闻”线索为《每日镜报》记者们每天的工作，当然，这种举措效果不错，《每日镜报》的销售量迅速回升。而对于《星期日镜报》，当然，最初的时候，默多克也认为，《星期日镜报》应该提高档次和水准，面向具有较好鉴赏能力的读者。因此，默多克选择了享誉报界的讽刺作家，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西里尔·泊尔担任主编。但这个办一份阳春白雪式的《星期日镜报》的实验并没维持多久，泊尔强烈的讽刺风格让很多包括默多克在内的同事很不适应，报纸的销量出现下滑。
随着联邦政府实施的紧缩经济政策，1961年，镜报集团的亏损已经高达10万英镑，而《星期日镜报》的发行量也在不断下降。看着令人胆战心惊的亏损额还在不断加大，一向很少干预版面的默多克坐不住了，他建议用一些性感年轻的女子照片来活跃版面，这得到了波尔的鄙视，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散发者愤怒。老板与主编的矛盾不断扩大。不久，泊尔离开了报社，这份周末报纸重新回到了通俗风格。
“他只对发行感兴趣”，这几乎是默多克所有的员工对他的评价，不断地寻求新的促销方式是默多克一直以来所热衷的。在镜报系列报纸的经营中，他别出心裁地想出来连载小说的方法，紧紧吸引读者，这有力地保证了报纸的发行量。里斯·维斯特的《恶魔的辩解》是一部长篇大作，情节异常复杂。而镜报编辑的任务是将内容压缩，同时又尽量不失原书的特色，不影响内容，它们删减了有关宗教和一些深奥的内容，同时保留了那些有关色情和性的描写。默多克认为，就应该这么做。
对于下属来说，默多克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人，没人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所有的年轻记者都认为，有一个年轻的老板是一件可怕的事。”一位《镜报》编辑部的退休人员如是说，“他把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态度置于死地，他只关心他的利益，且不容别人有任何解释。”
默多克的个人偏见也同样体现在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中。他命令普通编辑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衬衫，尤其是毛绒绒的鞋。因为他认为只有“同性恋者”才穿这种鞋。他还不允许下属说脏话，哪怕是开玩笑。也不允许女职员穿裤子，只能穿裙子。
当《镜报》还是一份晚报时，每天上班很早，有人经常在办公室刮胡子，而这种行为在默多克看来简直难以容忍。在第一版付印、打捆、装车运往城市各处之后，是记者们放松的时间，开始给他们的作者或经纪人打电话，把某些报道闲聊、嘲弄一番，他们称之为“公账报销”。这些行为激怒了默多克，他认为这是那些靠耍笔头子混饭吃的拙劣文人们在敲诈他——就如同他们真的是这样似的。在一个早晨，他突然闯进编辑部，手里攥着一卷无聊的报道，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将它们撕成碎片。这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坚持了一、两周。当然，在多半时间里，默多克能以较好的心境来处理一切事务。每到星期五的晚上，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默多克总是参加到员工们打牌的行列中。
默多克一直认为，《镜报》的发行量一定会超过《太阳报》。但事实上，《星期日镜报》已经成了刺激、敏感和粗俗的代名词。悉尼的那些非常世故的读者们，经常为那些触目惊心的巨型标题所吃惊，如《丈夫的绊索——妻子的狂怒》、《网球明星使牧师们大为惊骇》、《13岁的女孩在距离家100码的地方被强奸》、《10岁少女遭一伙歹徒强奸》、《为什么我儿子是一个杀手——母亲的故事》、《洗澡女人被人盗走衣服》、《被禁性书籍，对某些人免费》、《鞭挞三名强奸犯，法官判决》、《巴士顶上赤裸身体，悉尼震惊》、《性手术获成功，法庭的判决》、《巡逻队再次罢工——妇女受攻击》，等等。
默多克并没有加强或改进此类新闻报道，这在悉尼是自然而然的。
此类新闻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史蒂夫·登莱维，就在默多克得到《镜报》以前，他正是这家报纸优秀的记者。他人长得很帅气，狂饮，嗜酒如命，好色。自恃有才，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史蒂夫·登莱维是虚夸的能手，擅长于虚张声势，天不怕地不怕。能把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编得有声有色、把乏味而沉闷的生活描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方面相对而言，他是属于在默多克底层经营的人。“疯狗与大亨”，他们两个经常被人这样称呼。
与默多克相同，登莱维的出身也是报业世家。登莱维的父亲以前是悉尼《太阳报》的摄影记者。在登莱维14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这家报社工作了，做了一名报童。他为了能够摆脱自己的父亲，在后来转到了《每日镜报》。在他16岁的时候，还曾挨过坏人的打。
因为《太阳报》与《每日镜报》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也致使邓氏父子打得不可开交。有一次，登莱维捅漏了一辆《太阳报》的汽车的轮胎，然后急忙带着稿子赶回了悉尼，而那个被扔在路边的《太阳报》的倒霉蛋正是他的父亲。当然，史蒂夫后来称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他父亲的车，但是他父亲却不这么认为。
为了复仇，老头子不得不等了三年。有一次，他们父子两人都到监狱去采访一个持刀杀人狂，那些年悉尼各报最热衷报道轰动一时的故事。为了追踪采访，登莱维冲进一所房子后面的一间小房里；而他的父亲则在他进去之后插上门，将他反锁在里面，大声喊道：“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太阳报》与《每日镜报》的编辑们都想尽办法互相“诋毁”对方的报道，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报道的不真实之处，嘲弄对方，蔑视、讽刺对方的海报和标题，以此来争取更多的读者。
《星期日镜报》比《每日镜报》要不安分得多。《每日镜报》尽管无情、残忍，但它主要是不遗余力地追逐政治和社会新闻。譬如，在20世纪60年代危机期间，它曾派出记者前往印度尼西亚，大版面报道美国和英国大选，派人随门泽斯首相出国访问。这份报纸努力模仿伦敦《每日镜报》的风格，清新、明快、敏捷、明智。默多克总是寻找各种办法来促进销售。
在19世纪末，悉尼的报纸盛行打嘴架、争吵。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旧的“粗暴、无赖”精神又回来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报纸率先组织了一种有奖竞赛活动，并为此提供了5000英镑的奖金；帕克家族又将赌注增加到l万英镑，这两家都在自己的电视台上推销他们的节目。默多克则将赌注再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英镑。随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这两家人合伙，提出了一项价值5万英镑的竞猜活动。奖品有汽车、游泳池、一片土地甚至于住房。这一竞争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粗野的。
但默多克的促销不仅仅是有奖促销，默多克把巴格拉姆·金从阿德莱德的南方电视台带了过来。在阿德莱德，金的外号是“促销王子”。金也把他的促销战略带到了《镜报》，祝贺它的25周年。一切东西都是银色的：银色的双层巴士、银色的罗尔斯·罗伊斯、银狐皮。“除默多克之外，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想法是很无聊的。”金说：“他上了一辆银色的巴士，向人群抛银色的气球。这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痞子”
随着美国军事、经济的发展，它对世界的影响力空前巨大，而默多克更是敏锐地捕捉到美国电视业的巨大威力。他意识到，自己要想进入电视领域，就必须打人美国。为此，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默多克便开始了自己定期访问美国的计划，尤其在他决定新闻集团必须进入电视界后。
相比美国，澳大利亚的电视行业落后很多，而小小的阿德莱德更是不值一提，虽然默多克在阿德莱德拥有的电视台已经给他挣了大钱。在开业的第二年，它的利润就相当于投入资金的40％。同澳大利亚其他地方一样，商业电视台简直就是“印钱的许可证”。
默多克希望有很多的许可证，随着在阿德莱德涉足电视业的告捷及成功进入悉尼报界，默多克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向悉尼电视界的进攻。
1962年，总共有九个人来申请悉尼新的电视经营许可证，但最后默多克输了，广播控制委员会将悉尼的经营许可证给了悉尼联合广播有限公司，这个被认为纯洁无瑕、有保守背景、与任何报纸没有关系的集团。
在墨尔本，只要是来自报纸的申请者都被简单地拒绝。新的许可证还给了安塞特运输工业公司，这家公司经营着两家国内航线。
但默多克没有放弃。相反，他又重施故技，试图以曲线的方式进入悉尼的电视业——从郊区开始。在那里，就像他的报纸一样，他去了南面60英里的一个叫“卧龙岗”的钢铁和煤矿小镇，买下了一家正深陷困境的电视台——“WIN4频道”。从理论上讲，悉尼南面整个地区都能够收到WIN4·但他们必须调整电视天线。这家电视台不得不屈服，因为无论是帕克还是费尔法克斯，都禁止他们的美国分销商把节目卖给这家电视台。默多克花了16万英镑买下了“卧龙岗”的32万股。
默多克知道，节目播送问题才是关键所在。于是，他有效地利用了他的美国电视界的关系网，他给他在纽约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朋友莱昂纳多·戈德森打电话，然后直接飞到那里。帕克认识到随后会发生什么事，也随着飞到了美国，但太晚了。当时，在澳大利亚电视公司中都是君子协定，没有一个公司每小时的节目付费超过6000美元。默多克告诉ABC公司，马上撕掉这项协定。
哈里·普莱特管理着ABC的全球运营，他告诉默多克，如果他这样做，他今后将再也不能在澳大利亚卖出一个节目。所以，默多克同意支付ABC在今后五年里生产或分销的任何东西共100万英镑。
于是，默多克得到了ABC的2500个小时的节目，包括一些非常成功的连续剧，如《科巴特》、《本·凯西》和《亡命徒》。但他也不得不留下一些残羹冷炙——“所有的垃圾废物我能卖给其他的人，”普莱特说。
他还不敢相信默多克不毁约，他坚持让默多克马上支付500万美元。
“他是个痞子，”普莱特后来说。默多克同意了。
回到悉尼后，默多克公开了他的挑战，声明他不再理会对他“卧龙岗”电视台的限制。《镜报》公开刊登广告，大肆宣传“4频道”。默多克告诉他自己的杂志《电视时代》：“在悉尼有两百万的电视观众可以收到4频道的节目，我们应当跟在他们的后面。”
挑战马上就获得了成功。弗兰克·帕克爵士选择了和解而不是战斗。
尽管他不喜欢默多克，但还是提出将他的“电视公司”股票的1/4转给默多克，包括董事会的两个席位。作为交换，默多克要将他新得到的美国节目与帕克分享。默多克放弃了这一机会，因为这些节目使他已经打破了费尔法克斯一帕克对悉尼电视业的垄断。这一插曲使他坚定地认识到，对于传媒业来说，电视节目，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软件”，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他一直在努力拼凑一个软件帝国，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欧洲和美国最大的公司进行竞争。
随着野心的增长，默多克现在聘用了一个金融顾问，这个人在他身边一直工作了几十年。默尔文·里克言语不多，文静得像个修女，长着一副稳重、诚实可靠的面孔。他非常精通业务，懂得如何来填充娱乐业那如同无底洞的胃口。他从澳大利亚最大的连锁电影院霍伊特公司跳槽，来到默多克这里。里克被聘为新闻公司的“大管家”，并很快就成为默多克的商业谋士和良师益友，而且一做就是二十多年。他提出的关键性的管理建议之一就是每周的“蓝皮书”。澳大利亚的大多数传媒公司都只有每月一次的报表制度，所以出现问题时，要在两个月后才能“定夺”。
而在新闻公司，从那时开始，公司的每个部门每周都必须把数字报给基帕克斯大街的总部，以便让里克和默多克可以马上发现究竟在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销售、成本、利润、发行量、广告。“关键的是，要能够读到并理解那些数字告诉了你什么。”里克说，“鲁伯特和我都能够。
鲁伯特非常喜欢它们，因为它们可以放在桌子上，当他有时间时就可以读一读，发现关键性的问题。”直到今天，这些每周报告仍然伴随着默多克，即使是在世界任何地方。
里克第二个主要的贡献是加强并形成了制度化。默多克与他的银行家们的之间的关系不错，尤其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对于新闻公司来说，其重要性日益提高。“我们同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一直信守诺言。
我们对他们从不隐瞒什么。”
默多克第一次对澳大利亚以外的世界采取的较为引入注目的行动，是在太平洋。1963年，他买下了香港一家杂志出版商亚洲杂志公司28％的股份。他只是稍加考虑就达成了这笔交易。
默多克的下一站是新西兰，一家加拿大的出版公司罗伊·汤姆逊公司正在寻求买惠灵顿主要报纸之一《自治报》。新西兰政府对于任何外国老板都非常谨慎。但1964年3月，默多克虎口夺牙，出乎意料，突然袭击，将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声望上都比他强大得多的汤姆逊集团击败。
向全国性日报进军
1964年7月14日夜，1虽然很疲惫但兴趣颇高的记者编辑们济济一堂，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着第一期的《澳大利亚人报》，这是刚刚从印刷机上出来的。这时，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栏外标题竟然将“7月15日”写成了“7月14日”，房间内原本高涨的热情顿时冷却下来，大家都有理无错地将目光投向屋内的一个核心人物，没有片刻迟疑，默多克果断地挥手，说“停机”。
虽然发生了这么一场意外，但这一天，仍然是默多克认为这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之一，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默多克亲手创办了一份报纸《澳大利亚人报》。这是一份大版面报纸，宣称其目的是“让全国了解堪培拉，让堪培拉了解全国”。《澳大利亚人报》同样也是这个大陆第一份全国性的日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同时也是一个象征，一个令人激动、鼓舞人心的举动。这份报纸还是一份严肃的报纸，用默多克的话说，就是“不那么大众化的”。它至今仍然保持着这种风格，而且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让默多克亏钱。这项充满勇气的事业使默多克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和爱戴，尤其是澳大利亚的记者们，尽管后来许多人又不喜欢他了。
虽然这份报纸在后来的岁月中不可避免地失去了它往日的尊严，默多克也在20多年中共赔了3000万英镑，但这份报纸凝集了默多克的爱憎喜怒及酸甜苦辣，他将振兴报业视为他人生中的一座丰碑。
堪培拉是一座专门为了政府而建立的小城镇，是一个美丽的首都，一块没有多少生活气息，也没有多少文化氛围的地方。在1927年以前，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一直是在墨尔本。到1964年时，某些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仍然在那里。在20世纪50年代末，在堪培拉的国会办公楼外面还时常可以看到成群的羊在吃草。但到60年代，这个城市发展得非常迅速——从二战结束时的1.5万人增加到8万多人。这个城市唯一的一份报纸是《堪培拉时代报》，是专门为绅士们办的内容乏味、令人昏昏欲睡的报纸，属于阿瑟·莎士比亚家族。《堪培拉时代报》的广告资源丰富，那份报纸简直就是一个小金矿。到50年代末，每年的税前利润超过8万英镑。
这吸引着另外一个人，叫肯·考利的印刷商。他与地产商皮德合伙创办了《澳北区居民报》，这份报纸很快就使得《堪培拉时报》相形见绌。
对于默多克来说，《堪培拉时代报》没有吸引力，而且一文不值。
他说，他父亲曾一直想把它买下来，并使它成为一份重要的甚至是全国性的报纸。但他知道莎士比亚家族是不会卖掉它的。
1964年年初，默多克悄悄地溜入了这个小城市，非常低调地买下了《澳北区居民报》，并在《堪培拉时代报》的邻街买下了一块地皮。当议会在那年2月开会时，阿瑟和默多克在一个酒会上见了面。莎士比亚问这个年轻人用他新买的那块地做什么。“让你破产！”默多克毫不犹豫地说。
莎士比亚不是个傻瓜，他已经与费尔法克斯集团的亨德森签了一项秘密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在莎士比亚退休或死亡的情况下，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公司准备在堪培拉出版一份新报纸的情况下，费尔法克斯集团可以买下《堪培拉时代报》。
受到默多克的威胁后，莎士比亚就提醒亨德森多加小心。
1964年5月1日，《堪培拉时代报》发表声明，它已经被费尔法克斯集团买下，而且这份报纸将发展成为一份全国性的日报。费尔法克斯马上开始将编辑和记者班子派到了堪培拉。“他们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将一份几乎全是广告的、低劣的小报，变成了一份看起来不错的大版面报纸。”默多克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当然也是对我们很不友好的欢迎。”
这只是轻描淡写。它可能对满怀雄心壮志的默多克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他的新报纸现在再也不能在堪培拉获得广告，而这是出版一份报纸所必需的。看来似乎是亨德森，这个出色的报人，给默多克上了一堂课，不仅学费高昂，而且饱含羞辱。默多克不会被打败、屈服。
他决定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争取时间，马上出版一份全国性的报纸，而不是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我们从来就没想过打退堂鼓。我们只是说，好，我们将不得不迎战。”
默多克挑选了马克斯·牛顿做总编。牛顿是佩思一家工厂工人的儿子，他曾是佩思现代中学的学生，在那里，他对性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他就性的问题给男孩子开讲座。在佩思的西澳大利亚大学卡莱尔学院学习期间，尽管酗酒，最终还是毕了业。在那里，他和一个叫诺曼·伯德雷斯的美国学生成了好朋友。诺曼后来做了美国著名杂志《记事》的编辑。
牛顿教伯德雷斯法语，而伯德雷斯教他“如何让一个人信任”。牛顿戒了酒。他是两个最先获得经济学奖的学生之一，并做了卡莱尔学院的客座研究员。
毕业后，牛顿始终没有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直到成为悉尼《论坛早报》的政治部记者，后来又于1964年初成为《金融评论》的编辑。他去见默多克。默多克提出让他当新报纸的主编。牛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当堪培拉的《时代报》和费尔法克斯集团宣布他们的联盟来对付默多克时，牛顿确信游戏开始了。但是，他后来在《澳大利亚人报》上写道：“在那几个可怕的日日夜夜里，当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艰难处境时，鲁伯特表现出了钢铁般的意志和赌徒似的不服输劲头。就是从那时开始，他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牛顿和鲁伯特一起到全国各地去拉广告，一起去联邦银行要求进一步的支持。终于，银行总裁瓦伦·麦克唐纳告诉他们：“你们可以得到钱，但你们必须不让整个集团亏损。”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使报纸出版了，而且销售到整个大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像许多报纸一样，最初几天的报纸也是乱糟糟的，很不成样子。这份报纸标有一个算卦用的天宫图，因为默多克对这些东西一直很着迷。他的生日是3月11日，是双鱼座，而对于双鱼座的人来说，首要问题是“步人你最有用的领域。你的正确选择将意味着你的成功”。默多克不仅创办了一份好报纸，而且也是澳大利亚的重要的报纸。
《澳大利亚人报》对于最初在这里工作的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项绝妙的事业。当他们开始工作时，编辑部办公室还没有盖好，办公桌上尽是被风刮进来的树叶。令人激动，振奋不已。默多克总是认真审阅报纸的每一个版面，似乎是他在用他的精力和勇气支撑着报纸。
为了保证每天将报纸发送到每个省的首府，报纸的字模，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技术之一，被空运到墨尔本和悉尼的印刷工厂。
任何一个堪培拉人都记得，196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因从伯雷湖（首都的一个人工湖）起的大雾，机场被持续关闭。默多克创建了一只小航空队，外号是“米老鼠航空队”，将字模运出去。他本人常常是亲自开车将他们送到机场，有时是穿着睡衣。飞机是发动着的，就等着“宝贝”一上机就起飞。许多次，默多克用甜言蜜语哄骗机场管理员以允许飞机起飞。“那不是大雾，”他向控制台和犹豫的飞行员保证，“只是一点水气。”飞行员们常常是着了魔似地起飞，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常常在着陆时“亲吻”地面。
“100次里我有99次是亲自到机场。”默多克说。但某些情况下是乘卡车，而报纸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能够到其他大城市的街上。这种办法持续了多年，直到澳大利亚全国铺上了电缆。这样，报纸的版面就可以通过传真了。在堪培拉经营这样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压力很大。发行量没有能够像所希望的那样上去。最初印刷25万份，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首都免费赠送的。到1964年11月，每天能够出售的报纸下降到了5万份。
亏损额在不停地增长——达到了每周4.5万澳元。默多克开始对他的主编产生怀疑了。牛顿绝顶聪明，非常出色，但他也有些古怪，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使销售额上去。默多克从来都不接受编辑的独立性，牛顿也越来越对所要求的报纸风格感到失望。
鲁伯特·默多克
“默多克和我之间渐渐出现裂痕。”牛顿后来说，“鲁伯特对他的事业越来越忧虑。”他们在政治上也同样有严重的分歧。在那个时候，默多克支持保护主义，但仍然有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他强烈反对在越南的战争，而我认为这对澳大利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牛顿说，“我记得我们都支持对海防港的轰炸。默多克被吓坏了，我不是说他胆小，他有过经验，痛恨流血。”
牛顿变得越来越消沉，默多克则越来越忧虑。新闻公司的生存依赖于悉尼《镜报》，这是维持《澳大利亚人报》的资金源泉，就如同后来伦敦的《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支持亏损的报纸一样。随着《澳大利亚人报》继续吞噬金钱。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法忍受了。1965年3月，牛顿辞职了，或者说是被迫辞职了。他很苦恼，但后来他说，默多克“非常爱护我。他解雇了我是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没用的人”。
默多克任命了一个新的主编，瓦尔特·科默尔，一个荷兰人，对于他来说，英语是第二语言。报纸的情况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默多克曾认真地考虑过关闭它。他的许多助手，包括在阿德莱德的比尔·戴维斯，也希望他关闭它，因为它在吃掉公司的其他部门。但最后，默多克担心这一失败对公司的影响太大，还是保留了下来。
1966年，他任命阿德里安·迪默尔作为副主编，并负责印刷报纸。
迪默尔的父亲西德尼于20世纪30年代初曾在凯恩爵士手下工作过，是墨尔本《先驱报》一位出色的编辑。阿德里安继承了他父亲在报业上的天分，将粗犷的风格与尖酸刻薄的笔调结合在一起。
到1967年，《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量已上升到约7.5万份，但这其中只有3800份是在堪培拉出售的。默多克决定将编辑班子的大多数成员转移到悉尼去。他们在基帕克斯大街的一家巧克力工厂落脚。在阿德里安的负责下，报纸有了点起色。瓦尔特·科默尔这时已经转到公司的商业方向去了，当时默多克刚刚进入采矿业。
默多克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是“一个理想的努力”。他希望《澳大利亚人报》能给他一个全国性论坛的席位，最终他得到了回报，《澳大利亚人报》对澳大利亚有重要的影响，试图攻克在许多方面主宰澳大利亚生活的“距离的暴政”。
默多克的表弟罗纳德·麦克唐纳是墨尔本《时代报》的主编，他与默多克很少来往。他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也给《时代报》带来了影响，它像一面镜子。与《时代报》相比，它在讨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时更有深度，更强调外国的新闻，在经济报道方面也好得多。”《澳大利亚人报》试图给澳大利亚一个大家庭的感觉。甚至于悉尼《论坛早报》，它最主要的对手之一，很快也承认，“《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是战后澳大利亚报业最引人注目的事情。它是一种力量，为开放澳大利亚社会，为1972年后澳大利亚的巨大变化准备了基石。”这个力量来自于默多克。
但是，报纸的，亏损仍然在继续，异常沮丧的默多克不止一次流露出卖掉报纸的念头。当然，卖掉报纸给别人意味着失败，这让默多克感到非常恐惧。最终，默多克还是坚持把报纸办了下去。
对默多克而言，《澳大利亚人报》是一次“理想主义者的尝试”，它带给默多克极高的社会地位，让他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被公认为澳大利亚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人物。
智慧锦言
“我们从来没想过失败，唯一的问题就是能有多成功。”默多克曾如是说。这个自信满满、野心勃勃的澳大利亚人就是凭着这种强大的勇气走到了今天，站上了传媒世界的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