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

论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

贺伟[1]

【内容提要】 宋本《陶渊明集》收录有《四时》《蜡日》,以及《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三诗,关于这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学界颇有不同意见。在对以往研究成果梳理、借鉴和反思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四时》为陶渊明摘录顾恺之《神情诗》中的某些语句,重新组织编排后的面貌,带有某种二次创作的性质;唐宋典籍引用此诗时,要么将其视为顾恺之所作,要么题作陶渊明,没有统一的标准,这是由其特殊的文本生产机制造成的。《蜡日》主旨比较明确,主要写蜡祭这天与亲友的燕饮之乐,蜡日与亲友集会燕饮是六朝社会的习俗,同题诗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常见,没有什么政治影射;诗末二联暗用桓温、孟嘉关于“酒有何好”“酒中趣”的讨论,借以表达与友人蜡日酣饮、飘飘然忘乎所以的乐趣,主旨跟《饮酒》其十四一致。《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为咏物之作,主要写对松树的咏赞之情,不是齐、梁时期盛行的娈童之作,也没有“早年自况”“期望后生”“养生”“游仙”等思想。

【关键词】 陶渊明 《四时》 《蜡日》 《杂诗》

在现存魏晋作家别集中,《陶渊明集》最接近原始面貌,也最为流传有序。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唐代之前就已至少存在四种陶集,即六卷并序目本、八卷无序本、萧统本、阳休之本[2],它们均属于抄本陶集,没有流传下来。到了宋代,由于印刷术的普及,社会上盛行藏书刻书的风气,刻书事业获得长足发展。宋代又是陶渊明接受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期,宋人追求平淡诗风,对陶诗非常推崇,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刻本陶集大量涌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现存的宋刻本《陶渊明集》收录诗作120余篇[3],其中包括《四时》《蜡日》,以及《杂诗》其十二“袅袅松标崖”三篇。关于这三首陶诗篇目的主旨及真伪问题,自宋代以来,学者们就争论不休,至今仍没有定论。

一 《四时》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一作寒)松。(《四时》)

关于此诗作者问题,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陶渊明作。宋代汤汉把《联句》《问来使》等疑非陶作的篇目从正集中剔除,附存于卷末,而《四时》保存于正集内,可见他认为此篇是陶作。宋人郭祥正《青山集》卷三○有《广陶渊明〈四时〉诗》一首,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有“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渊明诗,绝句之祖,一句一绝也”[4]之语。清人温汝能《陶诗汇评》:“古人诗句,多有同时而后人误入者,亦有此诗而彼摘用者。惟此四句,酷类陶体,非靖节无此超警之作。陈(倩父)评谓其辞春夏而居秋冬,当求之比体,则断为陶作而非顾作,似无疑义。置之靖节集中,谁曰不宜?”[5]他们都赞同《四时》作者是陶渊明。

2.顾恺之作。宋刻递修本、曾集本此诗题下有注语曰:“此顾凯之《神情诗》[6],《类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艺文类聚》卷三引此四句,同样题作“晋顾凯之《神情诗》”。《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引《许彦周诗话》云:“‘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此顾长康诗误编入彭泽集中。”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例言”:“陶集窜入他人之诗,如《四时》诗‘春水满四泽’四句,乃是晋顾凯之《神情诗》。”[7]

3.汉代无名氏作。《北堂书钞》卷一五○引古诗曰:“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8]《北堂书钞》在引录时,凡称为“古诗”者,例指古诗十九首中的篇目或汉代诗作,据此“春水满四泽”似为两汉佚名作品。

4.南北朝人作。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附录《考余一》:“《四时》一首,亦辑在陶集中,而非陶作。……按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之诗作,多见于南北两朝之际,亦一时风尚,此首并非陶作,误入陶集耳。”[9]

还有一些学者持谨慎态度,暂时存疑,不下论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四《陶诗汇注》提要云:“《四时》一章,但据许顗《彦周诗话》,定为顾恺之诗。而恺之诗于古书别无所见,似尚当存疑,未可遽删也。”[10]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艺文类聚》卷三只存此四句,题作《神情诗》,且注明为‘摘句’。此诗题下小注,未知何人所加,所谓‘此顾凯之《神情诗》’,亦只可聊备一说,未必可信。兹据各宋本,仍存此诗于卷三末。至于是否渊明所作,姑且存疑。”[11]

上文就学界关于《四时》作者问题的争论,择要做了梳理介绍。下面对上引几种代表性观点逐一进行分析。

《四时》为陶渊明所作的观点,有版本依据,现存几种宋本陶集均收录此诗,北宋治平三年(1066)思悦编订陶集时很可能也录有此诗[12],这说明至迟在宋初,陶集中已载有《四时》。从措辞上看,此诗多有与陶诗语词相合者,尤其是“泽”“云”“月”“松”等意象,在陶集中频频出现,即便是伪作,在文本上也没有明显缺陷。

《四时》为汉佚名作品或顾恺之所作的观点,都有文献依据。如果仅从成书时间来看,《北堂书钞》为虞世南任隋秘书郎时编,早于《艺文类聚》。但今存《北堂书钞》文本并非原来旧本,有不少残缺脱误之处,而《艺文类聚》较接近原貌。这就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寻求其他相关佐证。从诗作内容观之,此诗写一年四季的自然风景。汉代五言诗整体数量本就偏少,以自然山水为主要题材的诗作更是迄今未见,而东晋诗歌中自然山水的描写已较为常见,从诗史背景考虑,此诗产生于东晋的可能性更大。再就创作主体来说,顾恺之是著名画家,爱游山玩水,善于捕捉自然景物之美,《世说新语·言语第二》:“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13]这种纵情山水的经历,加上自身的文学艺术素养,使顾恺之有写作山水诗的能力、动机和素材。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辑录顾恺之佚句“丽春绝众卉”[14]一则,亦是写春天的自然风光,与《四时》中自然景物的描写一致。因此,《四时》为顾恺之所作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为汉人所作。

桥川时雄认为《四时》系南北朝人作,理由是“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之诗作,多见于南北两朝之际,亦一时风尚”,他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而是根据诗歌发展史做出的一种推断。其说可取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四时》形式上的两个特点: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笔者发现具备这两个形式特征,且与“四时”主题接近的诗作只有两首[15],它们分别是王微的《四气》和宋孝武帝刘骏的《四时》,此二诗全文依次为:

衡若首春华,梧楸当夏翳。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16]

堇茹供春膳,粟浆充夏餐。瓟酱调秋菜,白醝解冬寒[17]

刘骏的诗作题目虽为“四时”,诗中也依次有春、夏、秋、冬四字,但主要写膳食,而不是自然风景,与陶集中的《四时》内容差异明显。相较之下,王微的诗作写“春华”“夏翳”“秋风”“冬雪”,跟《四时》主题颇为相近。

诚如桥川时雄所言,现存的这种“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的诗作,比较盛行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在此之前尚未见有人写作。但王微生活的时代与陶渊明相距不远[18],既然他已写有《四气》,就不能排除在他之前的陶渊明或顾恺之有创作《四时》的可能性。这是因为一种文学体裁,从最初产生到被模仿接受,再到被广泛运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总需要一个时间的积累过程,有时这一过程很短暂,而有时却相当漫长。

综上,《四时》的作者,除汉人所作不能成立外,顾恺之、陶渊明、南朝人皆可备一说。如果从成书时间来看,当以《类文》《艺文类聚》所载的顾恺之为准,题作《神情诗》;如果从诗歌发展史和《四时》本身的形式特点来看,南朝人创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从现存的宋本陶集和诗中的词语意象来看,也不能断然否定其必非陶渊明作品。这三种观点看似相互冲突,但转换一下思路,也许可以将之贯通起来。

《艺文类聚》引用《四时》时,文末注有“摘句”二字,此二字颇应注意。魏晋南北朝时,“摘句”一词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贵族讲经活动中的一种行为,由相关人员负责摘录主讲者精彩的言语议论。《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孝武将讲《孝经》,谢公兄弟与诸人私庭讲习”,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宁康三年九月九日,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吏部尚书陆纳、兼侍中卞耽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袁宏兼执经,中书郎车胤、丹阳尹王混摘句。”[19]二是摘录诗文中的警句,加以吟咏赏玩。《南史》卷七二《丘灵鞠传》:“宋孝武殷贵妃亡,灵鞠献挽歌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20]此处《艺文类聚》注语中的“摘句”,显指后者。

宋刻递修本陶集《四时》诗题下有无名氏注曰:“此顾凯之《神情诗》,《类文》有全篇。然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21]《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类文》三百七十七卷,庾自直撰”,《宋史·艺文志》著录为三百六十二卷,可见《类文》在宋时尚有流传,宋人还能读到其大体完备的文本原貌。庾自直为颍川人,历仕陈、隋,生平事迹见《北史》卷八三《文苑传》。如果陶集“《类文》有全编”“顾诗首尾不类,独此警绝”的注语不误,“春水满四泽”应为顾恺之《神情诗》的语句,且篇幅原本不止四句。[22]

或许出于对“春水满四泽”四句的喜爱,陶渊明把它们从顾恺之原来的诗作中单独摘出,重新加以组织编排,并改题为“四时”,于是就变成了今天所见到的《四时》文本面貌。到了南朝,由于对文学新变的自觉追求和诗歌形式的强烈兴趣[23],这种“以数命题,每句对述一事”的新奇形式受到时人青睐,士人开始大量写作“四时”“四色”“四气”等“四体诗”[24],诗歌体制也逐渐固定下来(五言四句,每句写一事)。需要说明的是,与后来王微、范云等人创作“四气”“四色”诗不同,陶渊明只是从前人(顾恺之)诗作中摘出四句,重新编排,这种行为虽然带有某种二次创作的特点,但并不具备完全的独创性,也因此唐、宋典籍引用此诗时,要么将其视为顾恺之作,要么题作陶渊明,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这是由《四时》特殊的文本生产机制造成的。

宋刻递修本《四时》,诗末引录宋人刘斯立语云:“当是凯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唯此警绝,居然可知。或虽顾作,渊明摘出四句,可谓善择。”[25]说顾恺之根据陶渊明《四时》足成全篇,显然有待商榷[26],至于说“虽顾作,渊明摘出四句,可谓善择”,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二 《蜡日》

风雪送余运,无妨时已和。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一作葩)。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未能(一作知)明多少,章山有奇歌。(《蜡日》)

此诗写作时间,逯钦立、袁行霈、龚斌均阙而不言,王瑶将其系于南北朝宋永初三年(422):“‘蜡’为年终祭名,这诗当为岁暮时所作。诗中有‘章山有奇歌’句,《山海经》说‘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奇歌’当为神仙所唱。则本诗与《读山海经》应为同年作;但《读山海经》作于孟夏,此诗则作于岁暮。今依之同系于宋武帝永初三年。”[27]他断定《读山海经》写于永初三年的依据是:“发端一首写隐居读书的乐趣,以下即分咏二书中所载的奇异事物,最后一首则以论史为结,说明‘帝者慎用才’的意思,盖慨叹于晋室的灭亡;因知十三首是一时所作。其中第十一《巨猾肆威暴》一首,显然是为刘裕弑逆而作。……诗中开首就说‘孟夏草木长’,则本诗当为零陵王被害的次年,宋武帝永初三年(四二二)所作。”[28]

与王瑶不同,逯钦立把《读山海经》系于晋安帝义熙四年(408),龚斌系之于义熙三年(407)。袁行霈系之于义熙二年(406),理由是:“‘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与《归园田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之生活相近。从‘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看来,显然是闲居躬耕时所作,而且生活尚有余裕。”[29]逯、龚、袁三人的系年虽有差异,但基本接近,都认为是陶渊明辞官彭泽、归隐田园不久后作。《读山海经》其一整首诗洋溢着读书的乐趣,诗人心情怡然自得,说明当时生活较为充裕,这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非常接近。陶渊明晚年生活状况恶化,很多时候无酒可饮,甚至乞食度日,《读山海经》不应写于晚年。

《蜡日》诗文本有两处值得注意:一是“梅柳夹门植”,二是“章山有奇歌”。

1.“梅柳夹门植”一句,是陶集中唯一一处提及“梅”的。遍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陶渊明之前,汉、魏诗歌中基本不见有用“梅”者,即便两晋,除《子夜歌》《西洲曲》等民歌外,文人诗作中也很少使用“梅”意象。到了刘宋,鲍照诗较多使用“梅”,有名作《梅花落》,但整体上看,写梅的诗篇在宋、齐时数量仍不多。直到萧梁时,“梅”作为典型的文学意象,才广泛进入时人创作当中。而“梅柳”作为一词连用,是唐以后才出现的情况。

假如《蜡日》确为陶诗,根据“梅柳夹门植,一条有佳花”,可知陶渊明居所的门前,左右两边栽种有梅和柳。按照逯钦立等人的意见,《读山海经》写于辞官彭泽、归隐田园后不久,再结合王瑶认为的《蜡日》诗“与《读山海经》应为同年作”,它们描写的居住环境应当一致。《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和郭主簿》其一“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陶渊明居处的自然环境为:榆柳栽在屋后,桃李种在堂前,林木绕屋而植,而不是“梅柳夹门植”。由此可见,《蜡日》与《读山海经》《归园田居》《和郭主簿》并非作于一时,它们关于居住环境的描写,存在明显出入。

2.“章山有奇歌”一句,历来难解。[30]明人黄文焕析义《陶元亮诗》:“章山,一在建昌府城东北,一在临江。”[31]逯钦立曰:“章山,鄣山,即石门山。《水经注》二十九‘庐山之北,有石门水,其下入江南陵,即彭蠡泽西天子鄣也’。庐山诸道人《游石门山诗序》‘石门在精舍南十余里,一名鄣山’。”[32]袁行霈先引《山海经·中山经》“鲜山又东三十里,曰章山,其阳多金,其阴多美石。皋水出焉,东流注于澧水,其中多脆石”,进而又说“末二句费解,姑存疑可也”。[33]不管“章山”指“石门山”还是“鲜山”,以上学者均没有讲通“有奇歌”三字何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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