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未经的年代 ——张悦然《茧》

用自己的方式,讲述未经的年代
——张悦然《茧》


很久没有长篇问世的张悦然,最近推出了《茧》。《收获》主编程永新的一句评语,点出了张悦然此次的突破,当然“突破”在某些时刻暗指着过去的遗憾:“青年作家不仅挑战自己,更挑战历史和记忆。这部《茧》一定会改变人们对八零后作家的整体印象。”

对于写作群体进行代际化的划分,得出的特点常常会以丧失个体丰富性为代价。张悦然既往的创作具有着“80后”作家惯有的“内向性”,但她的“内向性”又有着属己的特征——虽然也执着于个体的世界,却并不依托于切实的经历或是经验,用她的话来说:“与现实关联很小,就像我自己搭建的一个空中花园,很美,很梦幻。”而当她开始放宽视野,将取景器面向已成云烟的历史时,却反而开始接地气——试图写一段带着体温的往事。

《茧》讲述了两个生于1980年代的年轻人李佳栖和程恭,冥冥之中产生了交集,之后却意外地发现两人的祖辈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恩怨纠缠。双方的爷爷,一个是功成名就的院士,一个是人事不省的植物人,二人的命运交错,却暗藏着一个惊天的真相……于是,两个年轻人追寻着前人的足迹,试图靠近真相,但最终的命运还是逃不开先人遗留下来的罪与爱的影响。《茧》的写法很特别,李佳栖和程恭分别以叙述者的身份,交替出现,只是在各自的叙述中还预设了一个诉说对象——“你”,这意味着,程恭和李佳栖又交替着作为对方的聆听者出现。他们诉说着各自的经历,与对方相关的,或是无关的。就在这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交互的叙述回合中,他们二人与家人复杂的纠葛以及前辈的恩怨开始慢慢显出轮廓,而恩怨的背景年代——“文革”时代的气息也就此氤氲开来。

这种偏于书信体的文体,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这是张悦然靠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的特有方式——第一人称,让我们有直接代入感:在不同的章节中,“我”有时是程恭,有时是李佳栖。我们会自动地随着章节的演进,站在程恭或是李佳栖的角度,感同身受于他们各自的情感和体验。这种交错的认同感,在最后二人命运的秘密浮出水面时,将小说的内在冲突推向了极致。并且,第一人称的叙述,看似是真实的代言,却同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我”只能知道部分的事实、视线必然是受限的。但这正有利于小说人物探寻真相时的抽丝剥茧。而同时伴随出现的第二人称“你”,又将我们推远,我们刚刚认同过的对象,此刻已经变换为听众的位置,这种拉近后的推远,有效地营造了小说的“饥饿感”——让读者不自禁地要接洽起许多细节,并且,将其间的缝隙填满。张悦然曾经谈到,她在这样一个虚构的故事中,融入了许多真实的个人经验和童年记忆,小说中的许多地标都有原型,甚至故事中的重要情节——“钉子事件”也是她听来的故事。虽然整个故事是想象出来的,但张悦然要探究的是落在现世尘埃里的情感挣扎。现实的细节,以及我们一开始在书中捕捉到的少年的朦胧情怀、成长的琐事和烦恼,都是张悦然熟悉并且自信的切口,她选择了一个自己亲近的角度,轻轻地但是自信地靠近那个已经被无数人描述过的年代,去触碰一个更宽阔的题材和世界,她够机智也够从容。

或者,更深一层说,张悦然的重心并不在于描绘那个历史年代,在这个虚构的故事中,她聚焦的是人性真实的弱点和困境,那段历史(除了“文革”,《茧》还触碰了后来的改革开放、经济热潮等)是被裹挟进来的背景——张悦然尝试要在特殊的背景中触碰人性的维度,历史便这样不请自来了。当然,用想象的方式体验历史,其局限性几乎是肯定的,但是与历史相关的小说的要义,也许并不在于是否能真的“还原”。我喜欢张悦然笔下那些过去的年代,仅仅是因为面对这些,她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方式——说到底,对于写作者而言,小说就是一个容器,永远无法脱离如何安放自己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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