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云激荡的明初词坛

元明易代之际，天下扰攘，风云激荡。在蒙元统治之下近一个世纪的士大夫，尽管无法预料世事的变迁，但动乱本身就是对现存秩序的破坏，也是对锢闭心态的一种冲击。面临出与处、兼济与独善的抉择，各人自会有不同的想法，但由剧变而带来的兴奋、悸动、呻吟、呐喊，无不带有生命情感的张力。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词作为一种个人性极强的抒情载体，也比社会稳定时期带有更深广的社会内涵与更强烈的个性色彩，这就是明初词坛得放异彩的历史机缘。

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与其子成祖朱棣视文人若寇仇的霸悍作风，以及肆无忌惮的血腥屠戮，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出身微贱，又当过三年游方僧的朱元璋，似乎对那些拥有文化知识的士大夫带有本能的仇视心态。这一点与他所努力仿效的汉高祖刘邦有点相似，却比刘邦表现得更为病态也更为忮刻。他也知道安天下离不开文人，所以列入士子诵习条令的明太祖《大诰》第10条规定：“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至抄札。”^[1]这就是说，士大夫们在过去历朝历代一向拥有的选择隐逸的权利，在明代是不存在的。所以像高启那样给官不做亦即给面子不要的文人，朱元璋心里是老大不高兴的。开国之初，朱元璋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思路，对文人采取两种手段进行高压制控：一方面是大杀旧文人以示威严，另一方面是培养能绝对服从的新一代的奴化文人。关于前者，一个铁的事实是，明初著名文人，几乎无一能得善终。号为开国元勋的刘基于洪武八年（1375）因胡惟庸构陷忧愤而死（一说系被毒死）。“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一贯谨言慎行，却因长孙牵涉胡惟庸一案，于流放途中病死于夔州。才华翩翩的“吴中四杰”，并不因游离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之外而得逍遥。洪武七年（1374），高启因其为苏州知府魏观作《上梁文》而被腰斩，杨基入明后曾三受贬谪，最后一次谪为输作，卒于工所。徐贲于洪武十三年（1380）在河南布政使任上，坐王师过豫时犒劳不时，下狱而死。张羽于洪武十八年（1385）坐事谪岭南，中途召还，知不能免，投江自尽。其他文人，如凌云翰入明后以荐授成都府学教授，坐贡举乏人，谪南荒以卒。以《白燕》诗知名的袁凯，洪武间官御史，因事为太祖所恶，遂伪作疯癫罢归。韩守益因直言敢谏，累犯帝旨，敕令力士以铁锤扑击几死……。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文人待遇最优厚的莫过于宋代，而遭际最为惨酷的则莫过于明代。这一点，不仅明代的王世贞有“胜国时（指元朝）法网宽大”的感慨^[2]，连由明入清的遗民文人也不得不承认，太祖、成祖时屠戮过甚而斫伤文脉，甚至成为满清王朝谕令汉族士大夫归顺的重要口实。

朱元璋更致力于“养成”文人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奴化品格。汉高祖刘邦对文人是“俳优畜之”，而朱元璋视文人不过宦竖而已。有一件事不妨拈连，洪武二年（1369）八月，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规定“此辈所事，不过洒扫、给使令而已”。“自今内臣不得知书识字”^[3]。而文人不过是知书识字，以文字事上，为润色鸿业等“洒扫”之事耳。为了培养文人的奴化品格，朱元璋甚至不恤向圣贤经典开刀。因为《孟子》中有“君视臣若草芥，则臣视君若寇仇” 等语，朱元璋大为不满，乃下令罢孟子配享孔庙。科举考试虽然规定以“四书”命题，但往往《论语》2道，《中庸》1道，亦有《中庸》2道者，但无《孟子》^[4]。后来虽复孟子配享，但又下令文臣刘三吾删去《孟子》一书85条。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诸如此类有损君主绝对权威的民本观点，皆被删削^[5]。如此专制到连儒家经典都不能相容，这在历代帝王中也是罕见的。

朱元璋父子的专制独裁，使经过了多年战乱的刀光剑影之后的明初政坛与文坛，仍然弥漫着令人颤栗的血腥气味。它一方面对明初文人的身心构成直接的戗害，使许多卓有才华的文人或死于非命，或噤若寒蝉。而且这种文化劫难不是一时的，它对于文化命脉与根基的重创，要到永乐后期，到下一代文人成长起来之后才见“成效”。政治或经济对于文学的影响往往要慢一拍，过去一些文学史总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同步共振的反应，其思路是不可取的。本书第2章中所论及的“台阁体”诗词，就是这种文化重创之后遗留的病态文化现象。而后来文学的啴缓庸沓，也一直要到左派王学作为逆端形成气候之后才有所改变。

本章所论述的主要是那些由元入明的词人。这其间既包括涉足明初政坛的重要文人刘基、杨基、高启等人，也包括谢应芳、倪瓒、邵亨贞那些隐居不仕的遗民词人。而在明初从政的文人中，除了远离政治而得享高寿的瞿佑一直活到永乐之后，大多数词人在洪武年间就死于非命了。就在明朝开国的那一年（1368），元代最后一个大词人张翥去世。张翥词导源于姜白石，论者称其直接宋人步武，堪为元代词宗，喜作极端之论的陈廷焯甚至说：“元代作者，惟仲举一人耳。”^[6]朱元璋于是年正月宣布建国，张翥于三月辞世，这或者标志着一代元词的大幕垂落。这一年，刘基58岁，杨基37岁，高启33岁，瞿佑22岁。其他如张肯、刘炳等人，虽然生年未详，其时也大都接近中年。其创作功力与风格均已成熟或接近成熟。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生在元末长于动乱的文人都不是明王朝培养起来的，但正是这一批人，构成了明初词坛的主力阵容。易代之际的战乱与苦难，遭逢桑海的痛苦阅历，在某种意义上玉成了这一代词人，使他们的词冲破了剪红刻翠的传统模式，而渗入了深广的社会内涵。而且乱世之“乱”，也意味着王纲解纽与一统局面的打破，朱明王朝“合天下之不一”的努力在这一代人身上还不能完全奏效，所以在他们词中时而可见瑰异多姿的个性风采。另外，由于去宋元较近，得闻前辈绪论，词学传统薪火相传，他们的词在音律与作法上较少疵病。由于这些原因，在明代前后近三百年的词史上，明初的数十年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重要阶段，并且成为评价后来明词的一个高标准参照系。

第一节 由元入明的遗民词人：谢应芳、倪瓒、邵亨贞、陶宗仪、王逢

一般来说，“遗民”概念常和“华夷之辨”有着潜在的联系，所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往往是“宋遗民”、“明遗民”，而很少提到或听到“元遗民”的说法。然而如果破除成见，逼近历史细节来看，元遗民事实上是存在的。胡适在其《建国与专制》一文中提出，中国的民族观念往往以汉族为中心：“我们读宋明两朝的遗民的文献，虽然好像都不脱忠于一个朝代的见解，其实朝代与君主都不过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具体的象征。不然，何以蒙古失国后无人编纂元遗民录？何以满清失国后一班遗老只成社会上的笑柄而已？”^[7]这或许也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忽略。因为在民国之初，汪精卫（兆铭）之兄汪兆镛就曾编过《元广东遗民录》二卷；张其淦既编有《明代千遗民诗咏》，亦有《元八百遗民诗咏》；陈遹声编有《宋遗民元遗民明遗民诗选》。这几位都是逊清遗老，而这几部著作都是有意泯除民族之异而突出其遗民身份的。就当代学者而言，著名文学史家龚鹏程曾“拟编”一本《偏统文学史》，基本思路就是要“颠覆现有文学史的论述成规，来寻找新的论述脉络”，而其中有一节就叫“元遗民文学”^[8]。龚鹏程先生能够注意到“元遗民文学”，自是具眼，而这种研究论述仍只能入“偏统文学史”，也表明在正统的即传统的文学史观中，所谓“元遗民文学”尚未得到认同或进入学术视野。

在这一节里，我们想把那些由元入明的遗民词人，如谢应芳、倪瓒、邵亨贞、陶宗仪、王逢等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来作整体观照。这些人过去一直被视为元代文学家，而与他们基本同时代的宋濂、刘基等人，因为入明后为达官显宦，则历来被视为明人而毫无争议。对于身处易代之际的文人来说，以“不仕”或“不试”（不出仕、不应科举）为出处标准来判断其朝代归属，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我们并不想改变谢应芳等人的朝代归属，但把他们入明之后的词作列入明词史的考察范围，亦是同样的顺理成章。这个遗民词人群体中有很多人，与本章其他各节所论述的明代词人相比，在入明之后活了更长的时间，或写了更多更好的词作。高启入明后活了六年便死于非命，刘基入明后活了八年，杨基活得稍长一点，超过了十年。而谢应芳、邵亨贞、梁寅等人，入明后还有二、三十年的创作时间。而且，他们有不少词作可以明确系年，足证它们是入明之后的作品。如果把这些写于洪武年间（1368—1398）乃至更后的词作随其主人一概划入元代词史范围，至少对于明初词坛的整体观照而言是不完整的。所以我们主张把论人与论词区别对待。把谢应芳诸人视为元代词人，并不影响我们把其入明之后的词作列入明词史的考察范围。

事实上，明清以来的一些史学、文学文献的处理方式，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借鉴。现代史学家朱师辙就曾经说过：“《明词史·儒林传》之范祖幹、叶景翰、何寿朋、汪师道、谢应芳、汪克宽、梁寅、赵汸、陈谟，《文苑传》之杨维桢、钱惟善、胡翰、苏伯衡、戴良、王逢、丁鹤年，皆元遗民也，何尝以入《明史》为不安？”^[9]又如钱谦益《列朝诗集》之“甲前集”所收的“席帽山人王逢”、“九灵山人戴良”、“铁崖先生杨维桢”、“黄鹤山樵王蒙”、“云林先生倪瓒”等等，当然也都是元遗民诗人。在《王逢小传》的最后，钱谦益有一段话，实际如同“甲前集”所收元遗民诗人之序引。其文曰：“呜呼！皋羽之于宋也，原吉之于元也，其为遗民一也。然老于有明之世二十余年矣，不可谓非明世之逸民也。故列诸甲集之前编，而戴良、丁鹤年之流，以类附焉。”^[10]钱谦益毕竟老于文字，他只更动了一个字，就把元之“遗民”与明之“逸民”统一起来了。《列朝诗集》的这种体例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于甲、乙、丙、丁四编之前列“前编”，以收明遗民诗人，应该是受钱谦益的影响。邓之诚先生《初编序》云：“沧桑诸老，若概以清人目之，彼不任受也。然入清已三四十年，其诗皆作于清时，今采清事，自不能以其明人也而屏之，因别为前编以示微意。”^[11]既然这样一些重要著述的体例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本书在考察明初词坛时不去刻意回避谢应芳、邵亨贞等遗民词人，亦可谓顺理成章之举了。

研治元遗民文学，常常会遇到一种对于阅读期待的挑战。当明王朝开国时，上距南宋之灭亡不及百年，我们总会想当然地认为，元朝国祚既短，又是少数民族主政，故由元入明，正可谓久假当还，文人们应该在感情上更容易归顺，即使称不得翘首期盼，至少也应是顺其自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以研治元诗史著称的杨镰先生曾这样写道：“有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在元明之间，至少在旨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叛乱’一开始，在江南区域，诗人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倾向于异族建立的元朝。”^[12]其实，如果抛开“夷夏之大防”的传统观念，这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每当易代之际，文人们总是以忠于故国旧君为价值取向的，何独一到元明易代就让人觉得奇怪了呢？而且，江南文人，尤其是苏州、松江、杭州一带的文人，与其说是倾向于元朝故国，毋宁说是对新建立的明王朝怀有戒心。因为这一带原为张士诚故地，不管诸文士是否曾为张士诚所用，至少他们在朱元璋那儿是不受待见的。高启、杨基等“吴中四杰”入明后叠遭迫害，实与此背景相关。而谢应芳、倪瓒、邵亨贞等人对于明王朝的疏离心态，亦是特定环境有以致之的。

谢应芳（1296—1392），字子兰，号龟巢，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平生潜心性理之学，亦工诗文。元至正间荐授三衢书院山长，不赴。元末兵起，避地苏州、松江等地。明洪武十三年（1380）归隐常州芳茂山。有《归巢稿》20卷，词存集中，《彊村丛书》辑为《龟巢词》1卷，补遗1卷。《全金元词》存其词65首，《全明词》同。先来看其洪武九年（1376）所作《水调歌头·中秋言怀》一首：

战骨缟如雪，月色惨中秋。照我三千白发，都是乱离愁。犹喜淞江西畔，张绪门前杨柳，堪系钓鱼舟。有酒适清兴，何用上南楼。 擐金甲，驰铁马，任封侯。青鞋布袜，且将吾道付沧洲。老桂吹香未了，明月明年重看，此曲为谁讴。长揖二三子，烦为觅菟裘。

这首词本无系年，但谢应芳于洪武十三年（1380）有同调词“牙齿豁来久”一阕，词前小序云：“洪武九年秋，余卜居千墩，尝作《水调歌》。今也人事乖违，欲还故土，故复和前韵，以述其情，并以留别吴下诸友，时十三年六月初也。”从小序所说与用韵情况可知，以上所录之词为洪武九年中秋卜居千墩时所作。那时大明王朝已经开国九年，而八十一岁的老词人尚且有家难归，故开国承平气象尚未梦见。这首词延续了《龟巢词》中厌弃战乱的主题，而难得的是境界阔大，气韵沉雄，词人年过八十而毫无衰惫之气，词风与刘基《写情集》相似，称得上是明初词坛的精品。

在新旧鼎革背景下，谢应芳《忆王孙·和熊元修苏州感兴》二首亦颇耐人品味：

铜驼泪湿翠苔茵。落地花如堕玉人。可是东君不惜春。问花神。海变桑田几度新。

齐云一炬起红烟。顷刻烟销事已迁。折戟沉沙月烂船。问祈连。安得河清亿万年。

熊元修名进德，字元修，上饶（今属江西）人。据谢应芳《龟巢稿》各卷中酬唱篇什可知，他是与谢应芳往来唱酬较多的诗友。《元诗选》癸集、《元诗纪事》卷24皆录其《西湖竹枝词 》2首，极有风致。《忆王孙·苏州感兴》为熊进德原唱，谢应芳词为和韵之作。谢应芳另有《满庭芳·熊元修席上次韵》，可知熊进德亦能词，然而《全金元词》、《全明词 》均未见其作。

这两首词从字面来看，曰铜驼，曰海变桑田，似乎也是感慨王朝的兴替。但题目是“苏州感兴”，不是“洛阳怀古”，所以铜驼也好，“落地花如堕玉人”隐指石崇爱姬绿珠也好，皆是借喻。第2首“齐云一炬”云云，足证这两首词不是为元明代兴而作，而是因张士诚的覆亡生发感慨。朱无璋攻灭张士诚，事在元至正二十七年丁未（1367）。据《明史纪事本末》卷四载，张士诚有齐云楼，及败，乃驱其群妾侍女登楼，令养子辰保纵火焚之。张士诚被明军擒获，不久被杀。作为一个割据一方的霸主，张士诚从至正十五年（1355）进占苏州，称吴王，至1367年兵败被杀，前后十二年。让吴中一带文人亲身经历了一个小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兴衰过程。谢应芳与马玉麟、陈基等人不同，他没有入张士诚幕府，谈不上故主之谊，但他对张士诚的覆亡不无同情与悲悯。然而不管成王败寇，元末长达二十年的战乱毕竟结束了，所以第二首词还是以海晏河清的祈望作结，这也反映了久困战乱的民众的心声。

倪瓒（1301—1374），字元镇，无锡（今属江苏）人。工诗善画。元至正间弃家隐居五湖三泖间，张士诚召之不出。晚岁黄冠野服，混迹编氓。有《清阁全集》20卷，《全金元词》存其词17首。其中《人月圆》一首，虽无明确系年，但据词意可知，当作于易代之后。其词曰：

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 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倪云林有传世画作《竹石图》，画于洪武元年春，落款作“戊申岁三月”云云。明代吴宽跋云：“此《竹石图》作于乱定之后，题曰戊申三月，则国朝建元洪武之岁，而云林惟书甲子，其意欲效陶靖节耶？”^[13]这是颇能窥见倪云林心事的看法。查倪氏所作书画，凡在元时所作多署年号，而入明之后的作品往往仅用干支纪年。另外可为印证的有倪氏所撰《谢仲野诗序》，其末云：“己酉春，（仲野）携所赋诗百首，示余于空谷无足音之地，余为讽诵永日，饭瓦釜之粥糜，曝茅檐之初日，怡然不知有甲兵之尘，形骸之累也。余疑仲野为有道者非欤？其得于义熙者多矣。”^[14]己酉为明洪武二年（1369），而义熙是东晋安帝的年号。《宋书·隐逸传》说陶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由此可见，吴宽的判断是对的。倪云林入明后不书洪武年号而但书甲子，确实是在效法陶渊明。综合这些因素来看，说这首《人月圆》写于易代之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这首词和金代词人吴激的同调名篇有相似之处，即其多用前人成句。清人许昂霄《词综偶评》指出，此词上片脱胎于唐人窦巩《南游感兴》：“伤心欲问前朝事，惟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而倪云林剪裁用之，妙在熔铸变化如己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风流悲壮，南宋诸巨手为之亦无以过。词岂以时代限耶。”^[15]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则以此词下片与李煜《浪淘沙》“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相比，谓其“同一不堪回首”。^[16]总起来看，这首词篇幅简短而气象阔大，语句清简而富于表现力，这也是后来的明词所难以企及的。

和其他遗民词人一样，伤逝感旧也是倪瓒词的基本主题之一。如《太常引·伤逝》：

门前杨柳密藏鸦。春事到桐花。敲火试新茶。想月佩、云衣故家。 苔生雨馆，尘凝锦瑟，寂寞听鸣蛙。芳草际天涯。蝶栩栩、春晖梦华。

又《江城子·感旧》：

窗前翠影湿芭蕉。雨潇潇。思无聊。梦入故园山水碧迢迢。依旧当年行乐地，香径杳，绿苔绕。 沉香火底坐吹箫。忆妖娆。想风标。同步芙蓉花畔赤栏桥。渔唱一声惊梦觉，无觅处，不堪招。

这两首词 ，一题“伤逝”，一题“感旧”，其实意趣相通。《太常引》说月佩云衣，说锦瑟，都在暗示逝者是一位美丽的女性；而《江城子》一篇“忆妖娆，想风标”，感念的当然也是一位女子。这位女子可能是词人当初爱恋过的人，同时也是他梦魂萦绕的美好往昔的象征物。倪瓒词多写梦，17首词中“梦”字凡八见。其他几例如《清平乐·在荆溪作》：“望断溪流东北注，梦逐孤云归去”；《柳梢青·赠妓小琼英》：“黛浅含颦，香残栖梦”；《南乡子·东林桥雨蓬梦归》：“蓬上雨潺潺，蓬底幽人梦故山”；《江城子》：“亲旧登高前日梦，松菊径，也应荒”，都写得极富情韵。倪瓒的词又喜欢用追忆的手法，无论是听雨打芭蕉，还是“寂寞听鸣蛙”，都会勾起他对往昔的怀念。《江城子》词末尾“渔唱一声惊梦觉”，极富于表现力。宋代陈与义《临江仙》词曰：“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陆游《初秋骤凉》诗云：“沧波万倾江湖晚，渔唱一声天地秋”，都是对渔唱诗意的发掘与表现。倪瓒显然于此别具会心，所以不仅在《人月圆》词中有“惊回一枕当年梦，渔唱起南津”的名句，此处又变化而用之。仿佛这一声渔唱，有如深山古寺的暮鼓晨钟，不仅惊醒了残梦，也点醒了人生，见得往日的繁华旖旎，同归于空幻寂灭。所以这两首词，一以蝶梦春晖作结，一以渔唱惊梦收尾，皆有点参禅悟道的意味。

邵亨贞（1309—1401），字复孺，号清溪，祖籍淳安（今属浙江），至元间其祖父弃官迁华亭（今上海松江），遂为华亭人。曾官松江府学训导，有《野处集》4卷、《蚁术诗选》8卷、《蚁术词选》4卷。《全金元词》存其词143首。在洪武年间的元遗民词人中，邵亨贞不仅存词数最多，词的成就也比较高。吴梅《词学通论》称其“合白石、玉田之长，寄烟柳斜阳之感”^[17]，是非常准确的评价。其入明后的词作往往用干支纪年，排比来看，可以充分揭示邵亨贞的遗民心态。

先来看邵氏洪武元年（1368）正月写下的《水龙吟·戊申灯夕，云间城中作》：

兵余重见元宵，浅寒收雨东风起。城门傍晚，金吾传令、遍张灯市。报道而已，依然放夜，纵人游戏。望愔愔巷陌，星球散乱，经行处、无歌吹。 太守传呼迢递。漫留连、通宵沉醉。香车宝马，火蛾面茧，是谁能记。犹有儿童，等闲来问，承平遗事。奈无情野老，闻灯懒看，闭门寻睡。

这是大明王朝开国后的第一个元宵节，可是在邵亨贞这位遗民词人的笔下，却是一种凄凉萧瑟气象。虽然有“金吾传令”，“纵人游戏”，可是战乱之后的松江城内，散乱的星球更反衬出光景之悲凉。下片暗转，用往日承平时代的元宵景象与眼下荒寒光景形成对照，是即所谓“两两相形”的写法。从“太守传呼”，到“火蛾面茧”，都是过去的“梦华录”，然后用“是谁能记”括住，接下来又借儿童来问“承平遗事”进一步点醒。歇拍处“奈无情野老”云云，正见出词人眷恋往昔之多情，以及对于新政权的不感兴趣。

再来看其洪武二年所作《满江红》。小序云：“己酉九日，雨中家居，忆夏士安、颐贞、蒙亨叔侄，唐元望、元泰、元弘昆季六人，皆常年同萸菊者，一载之间，惧罹患难，各天一方，信笔纪怀，有不胜情者矣。”其词云：

风雨重阳，凭谁问、故人消息。记当日、承平节序，佩环宾席。处处相逢开口笑，年年不负登山屐。是几番、扶醉插黄花，乌巾侧。 诗酒会，成陈迹。山水趣，今谁识。奈无情世故，转头今昔。冰雪关河劳梦寐，芝兰玉树埋荆棘。对西风、愁杀白头人，长相忆。

按：己酉为明洪武二年（1369）。夏士安、颐贞、蒙亨诸人，据何庆先《夏文彦与元代松江的夏氏义门》一文^[18]，夏士安应该就是《图绘宝鉴》作者夏文彦（字士良）的弟弟夏文德（字士安），而夏颐贞则是文彦之兄文举（字士贤）的儿子，蒙亨是颐贞的兄弟辈，其兄弟均以卦名取名。松江夏氏在元代后期为东南望族。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13有《知止堂记》，曰：“云间老人夏谦斋氏……名燕处斋之堂曰知止。……老人去世已五十年，兵燹来，堂毁去。其四叶孙颐贞犹能力护赵文敏所书之额，登于北山新堂，不忘先也。贞力学有仕才，丁时艰而不仕，知进退出处者也。”然而这样的江南望族，正是朱元璋新政权重点打击的对象。查《明通鉴》诸史书，于洪武初年之记载，往往多征伐事。至于夏士安叔侄与唐元望兄弟在洪武二年遭遇何种患难，则不得而知。但联系洪武初年东南文人遭际，可以想象他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毁于人祸。此六人中有流落他乡者，故曰“天各一方”；有盛年而逝者，故曰“芝兰玉树埋荆棘”。在诗人笔下，重九是一个重要而富于诗意的节日。邵亨贞《蚁术词选》中屡屡及之。如乙巳重九有《摸鱼子》，小序云：“甲辰（1364）季秋，与夏颐贞同在吴门，屡有登山之兴，久雨不果。重阳日，友人罗仲达以节物为具，同席数人，意颇欢适。乙巳（1365）九日，在九山之东泗水上，酒阑散步，夕阳依依，冈峦在望，兴怀往事，不能无述。未知明年又在何处，驹隙如驰，行乐能几，所谓难逢开口笑也。”又次年即丙午（1366）重阳前二日，邵亨贞有《满江红》，中云“乱世可堪逢节序，身闲犹有余风度。”这些都是所谓“常年同萸菊者”注脚。如今改朝换代，又是重九，岂料当时诗酒聚会者多罹患难，或登鬼箓，或流落异乡，这自然会让老迈的词人触景伤情。本来已入大明新朝，而词人仍在追忆“当日承平节序”，这是对故人故国的追思，当然也显示了对新朝的疏离与否定。

再来看洪武三年冬所作《渡江云》。词前小序云：“庚戌腊月九日，与邾仲义同往江阴。是夕泊舟无锡之高桥。乱后荒寒，茅草弭望，朔吹乍静，山气乍昏复明。起与仲义登桥纵目，霜月遍野，情怀恍然。口占纪行，求仲义印可。”其词曰：

朔风吹破帽，江空岁晚，客路正冰霜。暮鸦归未了，指点旗亭，弭棹宿河梁。荒烟乱草，试小立、目送斜阳。寻旧游、恍然如梦，展转意难忘。 堪伤。山阳夜笛，水面琵琶，记当年曾赏。嗟老来、风埃憔悴，身世微茫。今宵到此知何处，对冷月、清兴犹狂。愁未了，一声渔笛沧浪。

按庚戌为明洪武三年（1370），邾仲义即邵亨贞的密友邾经（字仲义）。这首词无论是小序还是词本身，都逼近白石风味，吴梅所谓“合白石、玉田之长，寄烟柳斜阳之感”，此词可为显例。朔风冰霜，江空岁晚，刻意营造清空荒寒的意境，也揭示了词人冷漠的心态。使词人感伤的不仅是往昔美好时光的一去不返，还有入明后挚友的不幸遭际。“山阳夜笛”用向秀《思旧赋》典故，把现实之惨酷处理到幕后去了。联系前一首词的内容，可以约略揣想这些吴地文人入明后的不幸遭际。也许，只有到这一辈充满疏离心态的遗民逝去，到明王朝培养的一班御用文人成长起来，那种歌功颂德的台阁体才能形成气候。

再来看洪武五年所写的两首《虞美人》。词前小序云：“壬子岁元夕，与邾仲义同客横泖，义约予偕作词，纪节序。予应之曰：‘古人有观灯之乐，故形之咏歌，今何所见而为之乎？’义曰：‘姑写即景可也。’夜枕不寐，遂成韵语。时予有子夏之戚，每无欢声，诘朝相见，而义词竟不成云。”其词云：

客窗深闭逢三五。不恨无歌舞。天时人事总悽然。只有隔窗明月似当年。 老夫分外情怀恶。无意寻行乐。眼前触景是愁端。留得岁寒生计在蒲团。

无情世事催人老。不觉风光好。江南无处不萧条。何处笙歌灯火做元宵。 承平父老头颅改。就里襟怀在。相逢不忍更论心。只向路旁握手共沉吟。

按壬子岁即洪武五年（1372），横泖即松江。子夏之戚，犹言殇子之痛。邵氏之所以“分外情怀恶”，殇子之痛当然是重要原因。但作为大背景的则是入明以后的种种严酷现实。大明王朝开国已经五年，可是词人看到的不是百废俱兴的欣欣向荣，而是“江南无处不萧条”。末二句“相逢不忍更论心，只向路旁握手共沉吟”，似乎反映了明初文网高张的政治环境。谈迁《国榷》卷5于“太祖洪武六年”记事按语曰：“闻国初严驭，夜无群饮，村无宵行，凡饮会口语细故辄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余人，诚使人凛凛，言之至今心悸也。”^[19]谈迁是浙江海宁人，其说虽未可尽信，但以之与邵亨贞词对读，两者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和邵亨贞此词意趣相通的是另一位遗民词人舒的一首元夕词 。舒（1304—1377），字道原，号贞素，又或题华阳逸者，绩溪（今属安徽）人。后至元三年（1337）辟贵池教谕，秩满调丹徒。至正十年（1350）转台州路儒学正，道阻不赴，归隐山中。朱元璋军定徽州，交章礼聘，以疾辞。晚年筑草庐为读书之所，名曰贞素斋，以明自守之志。洪武十年（1377）卒，年74。著有《贞素斋集》8卷，词存集中。《彊村丛书》辑为《贞素斋诗余》1卷，凡22首。《全金元词》删去其中曲调《折桂令》、《朝天子》共3首，实存19首。舒有一首《虞美人》，词题为《闻邑云台烟火花灯，老倦不复往观》。其词曰：

纷纷儿女看灯去。千点摇红树。翠鳌山倚紫云堆。记得年时老子也曾来。 硫硝结缚通仙技。光焰千般异。今年老子懒来看。手弄梅花和月倚阑干。

这里所记的不知是哪一年的元宵节，想来应是在入明之后，故从其词中情调来看，与邵亨贞词作非常相似。舒也是邵亨贞词中所说的“承平父老”一辈人，虽然其词中所写的元宵灯火比邵氏笔下要热闹得多，但彼比相同的是冷淡的心情。一个是“无意寻行乐”，一个是“老子懒来看”；一个说“只有隔窗明月似当年”，一个说“记得年时老子也曾来”，都显示了遗老的今昔之感以及对于新政权的疏离心态。而且一首词中两度以老子自称，也显示了一种老气横秋、高老生硬、白眼箕踞的老顽形象。

再来看邵氏洪武六年所作《江城子》。词前小序云：“癸丑岁季夏下濣，信步至渔溪渔氏庄，暑雨初霁，夕照穿林，与吴野舟坐绿树间。适行囊中有松雪翁所书《江城子》，逸态飞越，不忍释手，因依调口占，以寄清兴。古人云：人生百年间，大要行乐耳。卒章以此意为消忧之勉云。”其词如下：

疏云过雨漏斜阳。树荫凉。晚风香。野老柴门，深隐水云乡。林下草堂尘不到，亲枕簟，懒衣裳。 故人重见几星霜。鬓苍苍。视茫茫。把酒歔欷，唯有叹兴亡。须信百年俱是梦，天地阔，且徜徉。

癸丑岁为明洪武六年（1373），邵亨贞是年已65岁。吴野舟其人未详，邵亨贞《蚁术诗选》中有《次韵吴野舟见寄》诗，可以想见他是邵亨贞的朋友，野舟当为其字。二老相对“叹兴亡”，可以想见吴野舟也是一位遗民。松雪翁即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其《松雪斋集》中有《江城子·赋水仙》一首，但与邵氏所作用韵不同。想来赵孟所书《江城子》或非己作。邵亨贞入明后，其亲友或被杀或被贬，屡受打击。所以尽管他在元代并未出仕，入明后仍有沉落之感。“把酒歔欷，唯有叹兴亡”一句，道出遗民心态。其《江城梅花引》词小序云“陆壶天、钱素庵二老相会，皆有感怀承平故家之作”，可见遗民相会，感怀承平与慨叹兴亡都是不可避免的话题。

陶宗仪（约1316—1403后），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今属浙江）人，寓居松江。少试有司，一不中即弃去。务古学，无所不窥。出游浙东、西，师事张翥、李孝光、杜本。元季寓松江，著书授徒，累辞辟举。筑室曰“南村草堂”，因以为号。广搜古籍，尤多精抄本。王蒙为作《南村草堂图》。洪武初累征不就，王逢为作《濯足小像辞》，宋濂为作《送陶九成辞官归华亭序》。晚年应聘为教官。永乐三年（1403）犹存。著有《辍耕录》30卷，《南村诗集》4卷，诗词合集《沧浪棹歌》1卷，其中存词6首。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辑为《南村诗余》1卷。兹选录其《念奴娇·九日有感，次友人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