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国家教育委员会成立,柳斌担任教委副主任,教育系统语言文字方面工作由他分管。1986年,教委和语委一起,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柳斌代表教委讲话。从此,柳斌就很关注全国的语言文字工作。那时,语委还由社科院代管,后来机构改革,语委由社科院划出直属国务院,后又并到教委,从1989年开始,柳斌兼语委主任,仲哲明任常务副主任,和原来语委的曹先擢、傅永和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
全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会议,1956年曾经召开过一次,那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新中国成立以后就语言文字工作召开全国的会议是第一次,周恩来总理做了关于文字改革工作的报告。
柳斌说,现在讲改革开放,总结我们国家的工作经验,首先语言文字的改革就是重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各个方面。文字改革委员会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新中国一成立就开始搞文字改革,文字的改革比经济的改革还早。而且,文字改革这项工作很不容易、很难、非常的难。如果不是毛主席、周总理当时的中央领导下决心,恐怕中国的文字改革很难取得成果,根本不要希望能出现汉字简化这样重大改革,现在就很难把意见统一起来。那时毛主席有崇高的威望,当时还有一批文化人,首先是吴玉章,毛主席的老师徐特立,还有胡乔木他们,都和毛主席看法一致,要改革、简化汉字。新中国成立后,没有走汉字拼音化道路,文字改革确定的任务是简化汉字,制定汉字简化方案,召集很多专家,反复征求社会各界、各方面意见,在1956年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上,确定了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的方案。为了很好地推广普通话,与此同时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通过拼音可以准确推行汉字发音规范。这几项工作,既有深远意义,又是工作量非常巨大的工程。1956年公布汉字简化方案,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汉语拼音方案,把推广普通话作为文字改革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基本政策框架是50年代定下来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汉字的乱简化,造成在简化方案之外又有一大批简化字。“文革”中又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就搞乱了,违背了汉字自身造字构词规律,造成语言文字的混乱。1986年时“文革”已结束,各条战线正在进行拨乱反正,所以召开了那次会议,是中国人民语言文字生活中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主要精神确定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为语言文字信息化打好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那次会议就是要推动这几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柳斌思想上非常明确,国家语委的工作任务,就是做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为什么要提规范化、标准化,因为社会上到处是错别字,错别字离奇,荒唐之极,不制止怎么行;另外,就是繁体字回潮。
搞规范化、标准化,这里面有斗争,有规范化、非规范化的斗争,还有规范化、反规范化的斗争,标准化也是这样。国家语委和有关方面制定了许多标准,这些标准如果不执行就会乱,语言文字无小事,因为天天出报纸、出书,天天发文件,语言文字不规范、不标准,会造成语言文字的混乱,会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往各个方面。有一年高考,因为一条成语中的一个字,某词典注音不规范,影响到了升学,有家长打官司,就找到教委解决。这就是不规范引起的问题(因为国家《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已规范,但词典未遵守)。国家语委在这个背景下,当时确实把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作为非常重要的任务,而且要落实这些工作,要排除很多阻力,排除很多干扰。
比如有两个出版物用繁体字,一个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个是《中华英才》杂志。国家语委给他们打电话,约他们谈话不管用。后来柳斌还给许多领导,包括总理都汇报过,但没人去处理。柳斌说有一次他偶然碰到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朱穆之,谈到语委的工作不好做,《人民日报》海外版还用繁体字,没有道理。朱穆之问柳斌:为什么没道理？柳斌说:《人民日报》海外版,是我们自己掏钱订送给留学生,而我们的留学生在国内从小是学简化字,到国外去读海外版,他们反映有很多字不认识。吕叔湘等几位先生也专门向中央反映过此事。朱穆之一听觉得有道理,没再说什么,但没过一两个月,《人民日报》海外版改用简化字了。柳斌心里想,真是找对人了。他有了经验,有一次在会上碰见中组部副部长王照华,他就说,现在全国统一使用简化字,这个工作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取得很好成效,但只有《中华英才》还在使用繁体字。我就问他《中华英才》到底在海外发行多少,如果只是很少部分,为什么要用繁体字。王照华也觉得有道理,海外订《中华英才》很少,他就直接找到《中华英才》编辑部把繁体字改过来了。
柳斌说,这都是要一件事一件事去抓、去解决,很不容易。规范化要从哪里做起？国家语委归纳了几条战线:第一条战线是大众传媒,普通话、规范字,先从宣传口做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主流报纸杂志,统统按规范化要求去做,实行简化字,语委每年选几个省市去查,做检查评估。第二条战线是教育,规范化工作从中小学做起,基础打好,要把中小学生讲普通话、写规范字工作做好,又要从师范院校做起。第三条战线是教科书,把中小学教材编写好,在小学推广注音识字,解决早期思维训练问题。第四条战线就是要编写规范字典、词典,解决工具书问题,因为工具书是可以落实到教师、学生的桌子上,公布一个标准只能停留在办公室里,落实不到实处。总之,从各个方面考虑如何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采取了一些措施,有的单位不愿意改,顶牛的也有。实际工作中有很多对抗,西单饭店中的“单”字用了繁体字,北京市语委就非让他们改掉,人家是书法家作品,不好改。于是后来又明确一条,书法作品例外。书法是艺术,艺术提倡有个性,有特色。周总理文字改革的报告,就讲了书法作为艺术,不要求都写简化字。后来语委想了个办法,可以在不认识的书法标牌之外,再立一个简化字的,这样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此外还有体育大赛等各种赛事,要求打出的标语要规范。还有就是不能用英语拼写中国地名,中国地名只能用汉语拼音标注。
有位领导也提出恢复繁体字,有一次找到当时国家语委主任陈原和国家教委分管语言文字工作的柳斌,问他们:你们对繁体字怎么看？陈原和柳斌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位中央领导就说你们研究一下,中小学课本的简化字什么时候能改成繁体字。陈原一看这么大的官,就说:“好!好!我们回去研究。”然后这位领导问柳斌的意见,柳斌就说:这个问题可能没有那么简单,需要研究论证,这是重大问题。这位领导就让他们回去研究。过了几天就打电话来问:你们研究得怎么样？柳斌就说:这是重大问题,因为实行简化字,公布汉字简化方案,而且要求教材、所有出版物都统一使用简化字,这是国务院规定的,如果领导要求中小学教材都改用繁体字,请由国务院给国家教委下通知。此后就再没有下文了。
原来一直有人反对简化字,全国政协几届会议上都有人联名提出恢复繁体字,反对简化字。有一年文艺界歌星十几人联名搞提案,要恢复繁体字,其实他们并不懂,就是背后有人利用他们。柳斌对一位歌星说,要写繁体字的话,你这个姓你就不会写了,忧郁、餐厅、医疗,都是常用字,你们这些歌唱家能写出几个词来。还有“丰饶”,周总理1956年作报告的时候就讲,当老师告诉小学生,丰收的“丰”字,今后写三横一竖时,小学生们欢呼万岁。简化字方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的识字教育、基础教育,没有简化汉字,这么大规模的普及教育谈何容易。以前有几个能读老书的人,那个时候的文化只垄断在少数人手中,现在完全走向大众,简化字是适应了广大群众利益,很多人看不到这点,只看自己兴趣爱好,那怎么行。
实行汉字标准化、规范化是有充分理由的,柳斌写过一篇文章,说汉字简化是历史的进步。有人要提倡繁体字,有的专家就问,恢复繁体字,要恢复到哪一种字,因为繁体字之前还有繁体字,要恢复繁体字难道要回到甲骨文,回到甲骨文你还认识吗？象形文字,最原始的东西它是画图,形象,由形象到抽象,由复杂到简单,这是人类智慧的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由原来具象表达,变成符号表达,这是飞跃的进步。汉字简化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由象形、甲骨文到篆书、到隶书、到楷书,书法家们演变到行、草,这是一种进步。因为汉字简化把文化只有少数人才能掌握的工具,变成了大众工具,而且由于汉字简化的推广,得以普及教育,得以用9年时间普及义务教育。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大幅提高,适应了国家发展对劳动力素质的需求。如果恢复繁体字,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
当李行健提出,要编一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柳斌当即表示非常支持;事情定下来,要成立一个编委会,柳斌立即表示同意。他认为,编规范词典的事,实际上不是一个词典的事情,这是一个历史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一项任务。不要小看工具书,人家遇到了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时,能够最先找到的就是经常接触的工具书。所以一本词典的作用有时会影响一代人、几代人,编好一本词典,这是一项重大建设,应该作为语委五年规划的重要项目。
李行健明白,要想做好一件事情,领导的支持是很重要的。国家语委党组对编写规范词典的工作很重视,抱有很大的期望。成立编委会后,有了具体的领导,能够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