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北京
城市意味着记忆、成长、开始、结束，或重新开始，总之城市是时间的容器（乡村就不是，乡村是时间本身）。1957年一艘小火轮穿过白洋淀，经天津把我们一家从乡下带到北京。小火轮上坐着我城里人的父亲，乡下的母亲，大哥，二哥，姐姐。哥姐分别是十二岁，十岁，六岁。我没在那条船上，我还没出生。两年后，1959年，我出生了，带着出生前的记忆与北京开始了某种关系。一个人和一个城市很难说有一种确定的关系，唯有局部或者碎片或者某一个视角能相对地确定一下我们自己。
北京，那时从空中看就是一大片四合院，一望无际的灰色屋顶。屋顶空旷如波浪，上面通常是猫、鸽子的世界。通常猫看着鸽子飞，在角落或枯草中，一动不动。一般没什么办法，或者永远也没办法。但是看，永远看。偶尔，会有个小孩爬上屋顶，探头探脑，与猫、鸽子构成另一种空间关系。这更为罕见，你就是坐多少次飞机也未必能看见一次。那时飞机也少，看见的情况就更少。当然，现在飞机多了，但也基本上看不见北京了。
现在，无论何时一想起自己小时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顶上，对猫和鸽子视而不见，就觉得有一个梦始终没做完，就总想回到屋顶看看那一片遥远的北京。现在，我已经比北京老，我充满回忆。以前，我很少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我还记得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北京人是在中学历史课上，历史老师有一次讲“北京人”，我惊讶自己的老家竟然在周口店，稍后才知道此“北京人”非彼“北京人”，或者说简直毫无关系。尽管如此，两者的重合还是烙印在心里。我甚至觉得失踪的“北京人”头盖骨故事对我也有种莫名的影响。我不想夸大这种影响，但所有特殊事物都有投射功能，有时仅仅一个词都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另外，在北京这样的地方，经历的东西太多了，历史常常就在身边非常具体地展开，某种镜像、心理叠加对人的影响化为无形。夸大这种影响是形而上学，但完全无视也不符合实际。2010年我的西藏题材长篇小说《天·藏》问世，责任编辑王德领先生有一天对我说他在《天·藏》里读出了北京。我非常意外，两者毫无关系。我曾在西藏生活过几年，那是很年轻的二十郎当岁儿的时候，我记得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想竭力忘掉北京的。但真的忘掉了吗？我没问王德领从《天·藏》里读出了什么，不必问，一问就形而上学了。换句话说，有些东西是不能简单说出的，我与北京，或者北京与我，能简单说出吗？
我喜欢神秘、巨大而又敞开的事物，喜欢这类事物带给我的一种无法言说的感觉。去西藏之前我二十四岁，那是我青春年华中最迷惘的一段时光，记得我曾一个人去故宫，在红墙下散步，在斑驳的地上徘徊，在荒草中停留。我并不喜欢故宫，但喜欢故宫构成的纯粹的空间。一切都和历史无关，我不走进故宫的任何大殿，不想知道任何历史掌故包括传说，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和一种巨大的空间，和荒草，颓砖，天空……在台阶上，在门下，在黄昏的阴影中凝视远方。我蔑视历史，从不感觉在历史面前自己渺小，仅就抽象的空间而言，故宫这样的地方抽象未知的东西太多了，一如我那时青春的迷惘与神秘。后来，我的另一部书《沉默之门》中写到了故宫的外景与周边，写到那一年筒子河边的雪地上一个疯掉的诗人。这个诗人与一个有“九命而不死”的老人散步，两人相护搀扶，踱步。冬日的阳光在那年非常清冽、干净，好像是对血的一种自净行为。河岸空无一人，只有我的主人公挽着有“九命而不死”的老人走在风或雪后的阳光中。老馆长腰弯得厉害，但在深度的弯曲中却昂着头，目光直视，像一尊铜像。故宫筒子河畔始终没放置一些铜像，始终少了一些真正人文的东西。石狮子、铜狮子，固然是艺术，甚至也算人文，但究竟还是近似图腾，不如人。
我曾在南长街34号居住，这条街过了西华门是北长街，南北长街分布着中南海、故宫、中山公园、福佑寺，直至北海，街边有不少深灰色的深宅大院，一般只能看见里面的树和方形烟囱，却很少见到冒烟，好像空宅。同样也有不少普通居民小院，或三五户或七八户，街边有菜店、副食店、粮店、垃圾桶，包括修车铺。两所中学，北京六中，北京一六一中，如果算上长安街上的二十八中就是三所中学，它与北京六中事实上不过一墙之隔。另有南长街小学与北长街小学。这样密集的几所学校，一到下学，人流如潮，追跑打闹，大呼小叫，堪比赛事散场。不过尽管这么多人流，不一会儿这条街仍是北京最安静的街。夜晚，绿树红墙，华灯映照，仿佛久远的古代时光。我住的34号与中山公园仅一墙之隔，从后窗能看见筒子河、城墙、角楼。只是时光荏苒，这些年南长街面貌大变，街上的菜店、副食店、粮店、照相馆、修车铺，都失去踪影了。没有垃圾桶。空空荡荡，干干净净。没有下学的人流，学校都迁走了取消了，民间的院子所剩无几，大多都经过了深度改造，变成很新的灰色深宅，烟囱还是见方的，墙体簇新，完全没了时间含量。除了新就是新，新得不可思议，甚至恐怖。都拆了，换了新的，却几乎无人。
一切我都接受。经历得太多了。在北京还有什么没经历过的？因此一切也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有人不喜欢北京的新潮建筑“鸟巢”“巨蛋”“大裤衩”，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甚至莫如说喜欢。我说过我喜欢巨大的事物，喜欢超现实的东西，故宫在“巨大”这一点上在全世界也是超一流的、超想象的。北京的新潮建筑至少在“超想象”上继承了北京的传统，如果说以前的“巨大”有着严整性、确定性，如故宫、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那么以“鸟巢”“巨蛋”“大裤衩”为代表的新兴建筑又增加了北京的不确定性、不可把握性、怪诞性，它们昭示了北京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甚至是世界之外的。对，世界之外。我不知这些新的不确定性的巨大建筑再加上古老的确定性的建筑，对后世北京人有何种影响，反正北京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不可把握，越来越怪诞、立体却不透明。如果把北京比作一面历史与现代甚至后现代的镜子，那么在这面镜子中，我越来越看不清自己。
我无法说喜欢还是不喜欢这种看不清，这不是我能选择的，但是有一点我知道：比起那些一眼能看清自己的地方，比如风景地的海边、山中、河畔，我还是接受这个看不清自己的北京。
北京给予了我太多无形的东西，如果这不是一种天赐，也是一种宿命。无论什么，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都照单全收，一切都在我的写作范围之内。我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我比北京老，我为写作而来。当然，我早晚会住到海边的：一个人和大海，和一面澄澈的镜子。那时在镜子里再看一个更加超现实的北京，而这个北京已经与我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