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国外

我们在1912年来到中国。先在湖北汉阳进行了短期的学习，接着在南京学习了一年汉语，然后我就被派到浙江湖州去建立一所学校。布道所的计划是在每个主站设立一所大学预科学校。这些学校将为基督教的医院、学校和教会培养信徒和职员，并以基督教的名义为崭新的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每所学校也都是一个活跃的福音传教机构。

1916年，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乔治（George）诞生了，紧随其后的是玛莎（Martha）、马乔里（Marjorie）、达德利（Dudley）和埃莉诺（Eleanor），埃莉诺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中国名字“阿妮”。

中国的生活条件使抚养孩子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请保姆或佣人是一件好坏掺半的事。诚然，她会洗涤、熨烫、缝补、清洁，但却不会训练孩子们遵守任何规矩，这导致孩子们很快成了顽皮的小暴君。更可怕的是，孩子们会用对待保姆的方式统治着整个家庭。每当吃饭的时候，孩子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而保姆对此更是千依百顺。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卫生状况也是越来越糟糕。孩子们通过与保姆及其他佣人的交流，初步了解了生活的所有本来面目，并且熟练掌握了甚至中国上流社会都很少使用的词汇。但那些在农村成长的中国作家，似乎颇为自己懂得这些词汇而感到自豪。后来，我夫人只好尽可能多地选择亲自照顾我们的孩子。

葛烈腾夫妇（约20世纪30年代）

要让孩子们远离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几乎一直在接触这些传染病。医院的记录和检查显示，在中国寻找没有疾病的佣人是极其困难的，人们不知道要对病人进行隔离或者检疫。事实上，一个人的病情越重，到他房间里探望的人就越多，并且毫不考虑传染性。学校里的孩子对我们的孩子总是很感兴趣，他们不断地赠送在运河里浸泡过的甘蔗，并且用脏手去皮，还在卫生最差的条件下做糖果和点心。

葛烈腾夫人和孩子（20世纪30年代）

孩子们很早就喜欢上了中国菜，我们大约每周在家里吃两次，但是很快就发现这远远不够。有一天，厨师走进来，尴尬而激动地对我说：“您能告诉孩子们不要吃我的饭菜吗？我在厨房里给你们准备晚饭的时候，学校的雇工帮我把饭菜带到房间里，但我还没来得及吃，孩子们就先一步进去把它吃光了。”要想完全体会到中国菜的真正味道，就要使用碗、筷子，并且遵照中国的习惯——在中国的餐桌礼仪中，食物被洒在桌子上，父母不会加以制止和干涉。

在湖州，人们必须依靠运河获取大量水源——这一直是危险的源头。我存有一张拍摄于轮船码头的照片。照片里，一个女人正在洗鱼，旁边放着一篮大米和一篮婴儿的衣服，与此同时，运河的另一边，一个男人正在清洗马桶，而另一个人正从运河里打水作为厨房用水。

这意味着，中国人习以为常的疾病——痢疾、疟疾、多种肠道寄生虫、钩虫和一些皮肤病等儿童疾病——外国家庭却对此没有足够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所幸我们拥有最好的医疗护理，按年结算，我们的钱总算是花得其所。

卫生设备的缺乏和随处可见的不卫生导致了身体上的疾病。中国厨师总是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或者他们的先辈，从来没有用过哪怕是最简陋的家务设施。因此，在他们看来，虽然他们的筷子时常浸在水里，时擦时不擦，很难保持干净，但是也没必要用外国的打蛋器来替代。为什么洗碗盆不能用来洗衣服和脚呢？毕竟，洗碗盆也是盆。有一天，我的厨师把一枚银币掉进了蓄水池里，那是我们唯一的水源，而且蓄水池并不大。他很自然地脱去衣服，跳进了水里。为什么不呢？反正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水烧开。当他随意从扫帚上撅一根稻草插进面包查看面包是否做好时，要知道，把面包倒在炉子前的地板上要比放在桌子上方便得多了。

所有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在上街贩卖之前都不断地用运河里的水冲洗，而那些水满是污水、粪便和各种各样的垃圾。

在中国，牛、猪和羊很少死于疾病。当它们大限将至时，就会被迅速地宰杀，肉用来出售，但是，却没有任何现代的卫生部门发挥监督作用。我们很少知道肉类供应的来源。

十年前，中国人开始了一场运动——为每个人提供两双筷子，一双用来从公共的碗里夹菜，另一双用来自己吃饭。在杭州，这种清洁卫生的筷子被称为“卫生筷”。但它们总是被混在一起，很快，第二双就不用了，现在人们很少见到它们了。我曾在一个宴会上与三名传染病人一起吃饭，我们在同一个盘子里夹菜，再把筷子放进嘴里。你不愿意这样做？也许的确不愿意，但如果你仍然想留在中国工作的话，你就得这么做。

我们与佣人们有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那就是把准备食物的工作从浴室和厕所分离开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赢过。在他们的认知和操作中，从没有过这种分离。

尽管我们接种了所有已知疫苗，并且做足了其他的预防措施，但是对尚未开发出疫苗的热带病，西方人还是毫无抵抗力。随着疾病的侵袭，健康在不断消耗着。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接触传染源。几年前，在城市公共卫生部门发展之前，一个天花病人在我们大门旁边的一堆稻草上躺了六个星期，并且拒绝搬走。有时我在想，这些稻草是否还会用来包裹那些将要运到美国的瓷器。

在杭州，这座城市的粪便仍然被敞篷船运走，这些船似乎经常充满着蛆虫。在接种疫苗之前，痢疾是全年都会爆发的疾病，霍乱坑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我曾经协助过利奇（C.D.Leach）医生给一个人的手臂静脉注射两升生理盐水。他们事先在房子的灰泥墙上凿开了一个洞，让病人的手臂可以伸到房子外面，因为那里更卫生。

霍乱在人们康复后依然能造成令人震惊的影响。在得了霍乱六个月后，我发现无论是我的意识还是我的身体都无法正常工作了。我能清晰地记得大部分事情，但在某些事情上，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在写作或交谈时，我遗漏了我想表达的一些重要部分，因此我的表达不仅很难被理解，而且非常不连贯。我的头连续疼了一年，所以我养成了用一只手捏住脖子后面的习惯。

在杭州，每年有十到二十名蕙兰中学的学生死于伤寒，但是校长和校医都坚持认为不能义务接种伤寒疫苗。

疟疾，一旦被感染，就被认为是不可根治的，而且在远东地区生活的人很大一部分迟早会染上疟疾。一旦它被诊断出来，除了现代的“阿的平”和“扑疟喹啉”，奎宁仍然是治疗该病的主要备选药物。美国的医生似乎发现诊断非常困难，他们显然是在寻找“病菌”，如果没有找到，就无法诊断。在中国的一些医院里，即使没有发现“病菌”，医生也十有八九会在处方里开出奎宁。

我曾经在美国一个最大的疗养院里待了六个星期，想弄清楚我到底是怎么了。医生为我的每一个器官都做了检查，报告显示，除了一个，其他都是阴性的。我有头皮屑。我极不满意，于是找到了一个“老中医”，他马上给我开了一疗程的奎宁，这让我几乎聋了、哑了、瞎了一个星期，但是却完全解决了我遇到的麻烦。

湖州的医学和公共卫生工作还处于令人沮丧的初始阶段。虽然这座城市有一所很好的外国医院，但人们还是不习惯。当地的“医生”聚集在城墙边，或在许多拱桥的高处。在这里，我曾经看到一个小腿溃烂的男人如何接受治疗。“医生”用三根10英寸的针从不同的方向刺穿他的小腿，这些针都集中在他体内的病灶那里。他们再把鸦片固定在针的另一端的根部并灼烧，再把针头拔出来。这样的治疗方式，也许暂时是有好处的。

省教育当局曾拨款给女子师范学校，以应对恶性疟疾的严重流行。集体宿舍四周是宽阔的走廊，但显然没有足够的钱来完成整个工作，因为通常这些“油水”都会经过层层盘剥。最后，只有走廊的下半部分是完工的，上半部分的4英尺空无一物——整个工程完全无用。

在南京语言学校，我们学会了官话，但是，湖州话却是另外一种晦涩难懂的方言。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代词非常相似，甚至连一个本地人都要用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来分清“ngb”为“我”，而指着对面叫“nb”，意思是“你”。我的老师经常说，虽然湖州西门和湖州东门相隔只有两英里半，但是二者的口音却千差万别。更为糟糕的是，学校的孩子来自于十几个不同的方言区，所以，尽管只说一种普通的方言是必要的，但当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男孩使用方言时，校长必须能听懂一二。他们与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的语言差别很大。例如，“水”这个词读音繁多，shui，sui，shuai，sai和si。所有的变体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s”或“sh”的发音。

1923年5月，我被教会推选为蕙兰中学的校长，这是一个由四百个男生组成的大学预科学校，位于省会城市杭州。

杭州号称古老的“人间天堂”和近代中国的“模范城市”，尽管如此，我们离开湖州的时候并不是很高兴。有得必有失，得失利弊，似乎是钱币上密不可分的两面。这在一开始就得到了证实。船开动不久，我的德国牧羊犬生了五只漂亮的幼崽，这是意外之得；同时，我必须支付给船夫五块钱，用以清洁那因小狗出生而被弄脏了的船只，这是意外之失。在中国的船上，东西的诞生常被视为一件不祥的事情。

1911年建成的学堂监督及美籍教师住宅（20世纪20年代）

杭州蕙兰中学及附属蕙兰小学的校门（1935年）

杭二中藏资料图片（20世纪30年代）

我们在杭州的家是一个很大的砖结构的房子，楼下有四个大房间，楼上门厅的两边各有两个房间，共有四个大卧室和两个小浴室。东、南的长廊大得足以容纳两个秋千，我们不在时，就吸引了成群外面的孩子⁽¹⁾。刷地板和木制品都是用的深红色的宁波清漆，漆光闪亮，超乎想象。墙壁则涂有奶油色的平漆。这所房子原本矗立在蕙兰校园的一角，但随着校舍的扩建，房子逐渐处于中心位置，其三面都有学校建筑，周围的树木也愈加葱茏。这片土地地势低洼，在炎热的雨季里，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要浸泡在6英寸的水里，因此不可能养出鲜花、灌木或蔬菜。后来我把它垫高了1英尺，这样，在雨水肆虐的时候，院子俨然就成了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岛屿。数月的雨水侵蚀，使得水汽在屋中冰冷的砖墙上汇聚，滴落，然后汇成水流滴下，弄得油漆斑驳，泥灰脱落。

十年来，一个城市垃圾场毗邻我们的校园，大水过后，整个校园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浮渣。但这并不是玫瑰的灰烬。最终我们买下了垃圾场，填满了它，并在其上建了一座新校舍。⁽²⁾

我们的浴室起初空无一物，没有安装任何管道。

我们的家一边是校园，另一边距离20英尺的地方是一排中国贫民住宅，那里似乎经常有人过世。居民们笃信佛教，所以几乎整晚都能听到为死者进行的超度仪式，按照中国人的发音，听起来那就是“a-gin ling，gung-lung，-bang”。有铙钹和鼓的声音，还有一支笛子独奏，反反复复，奇奇怪怪，演绎成一个“完美的大灾难”，只听得清部分连贯的尖叫、哀号和颤抖的噪音。过了几年我们就习以为常了。

由于院子高出了大水水位，我开始把它建设成花园，因为这是我在非狩猎季节里的主要爱好。一个叫莫法（Mo-fah）的老黄包车夫，在把孩子们拉到他们的学校后，就会花整天的时间侍弄花草。他和我们一样喜欢这个花园。有一年，他养了四百多株盆栽菊花，每株有五到十五根梗，每根梗有一朵大花。就在同一年，他还养了八十棵一品红，其中有些花的直径长达12英寸。

葛烈腾夫人在花前留影（约20世纪30年代）

大多数的春季一年生植物都是在秋天种植，次年3月开始开花。炎热的夏季，太阳炙烤着一切，花园基本处于休眠状态。即使是在6月盛放的大丽花，也不得不被砍倒在地。9月微凉，植物开始生长，秋天的小花探出了头。从10月中旬到12月底，整个花园花团锦簇、一片绚烂。一品红从我们的小玻璃屋中搬出来，照亮了每一个房间，这种芬芳可以延续到2月。彼时，水仙、风信子、郁金香和其他的球茎在室内生长，3月盛开的茉莉和连翘昭示着春天的来临。我们在杭州的生活花香萦绕。

我发现，一个传教士除了宗教以外还传播其他东西。有一年，我从俄勒冈州的波特兰买了一打新品种的大丽花。6月，鲜花竞放，立即就成了我的新宠。当我过完暑假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已经芳迹难寻，原来它们已经“腐烂”在夏天的雨季中。那年秋天的某一天，我有幸拜访了杭州的市长，在等待他的时候，惊喜地发现他也“买了”一打不同品种的大丽花。他有一个尽心尽责的园丁，能力超群，绝不同于那些简单侍弄花草的园丁。我们可以和他交换植株，这样，我们不仅有十几种老品种，而且还找到了所有新品种——这是一种友好的安排。

一个人必须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即使不遵守，至少也要避免违反。初来杭州的几个星期，就有一个习俗让我印象深刻。我和厨子一起检查账目，他读道：“红烛和香，五毛钱。公鸡，一块五。”

“红烛和香是干什么用的？”我问。

他应该知道我从来没有买过这种东西。但在接下来的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替我买了。为了星期天的晚餐，他买了一只公鸡，但是它飞到了我们邻居的屋顶上。在杭州，有一只公鸡在你的屋顶上是很不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你的房子将在六个月内化为灰烬。邻居们抓住了公鸡，直到我买了蜡烛和香来祭拜火神，保护他们的房子免遭火灾，他们才把公鸡还给了厨子。

“好吧，”我对厨子说，“我们这次就把它记下来，但请不要让另一只公鸡再飞上屋顶，因为我不会为任何人祭拜火神。你不知道，让传教士买蜡烛和香，是多么尴尬。”

三个星期后，厨师面带羞愧地承认，另一只公鸡又飞到邻居的屋顶上。邻居们抓住了它，这次要求两块钱的蜡烛和香。

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首先要学会的是“甜蜜的理性”。他们欣赏和回报礼貌和慷慨，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对任何讲道理的尝试都做出积极的反应。

我在邻居们住的那条满是垃圾的小巷子里四处闲逛，他们住在一层有瓦屋顶的小棚屋，同时也是能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事情的地方。在巷子的尽头，一群市井妇女一边朝着屋顶大声地说话，一边打着手势。其中一个人抓住了那只已经被判为“纵火犯”的公鸡，夹在了腋下。在这条铺着石板的窄巷子里，每一个门口都有忙碌的母亲们，她们手里一刻不停地转动着棉纺锤体或丝轮，带着赞许的目光望着外面喧闹的人群，而那些目光明亮的孩子们则从她们的裤腿中间往外张望。

“怎么了，大娘？”我微笑着问道，她迅速地把公鸡藏到背后。“我希望我的公鸡没有伤害你。作为一个好邻居，我是来和你商量的。”在中国，人们信奉“万事好商量”。

她面色严肃。这件事对她来说太严重了，然而我的态度显然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当她回答我的时候，声音并没有高一两度。

“老外先生，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公鸡飞到屋顶上会走霉运的。房子烧毁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唯一能阻止它的方法就是祭拜火神，点上蜡烛和香，把公鸡血洒在屋顶上。更何况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所以要花更多钱。我想我们得卖了公鸡换钱。”接着她再次把公鸡挪开，好让我更明白她的意思。

“嗯，好吧，”我说，“我不知道。在中国这是真的吗？”

“是的，千真万确！”她信誓旦旦地对我说，“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人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否则他就会遭殃。”

“这很有趣，”我回答说，“在我的国家，根本不是这样的。当然，百里不同俗。在我们国家，如果有一只公鸡飞上了屋顶，我们要做的就是追赶它，直到抓住它，因为它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人的事情。如果邻居先抓到了它，就会交还给主人。”

“你的房子不会烧毁吗？”她问道。

“当然不会，”我说，“我可以证明给你看。现在，我是个外国人，所以这只属于我的鸡，也是一只外国鸡。如果你能按照我们的外国习俗把它还给我，你的房子也绝对不会有任何变化。”

“好吧，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她问那些正在挤过来的妇女们，她们正围成一圈，想看看这位老妇人在与外国人的较量中会怎样。“听着，”她对她们说，“如果这是一只中国公鸡，我们的房子会在六个月内全部烧光。但是，因为这是一只美国公鸡，所以什么都不会发生。洋鬼子是这么说的。”然后她，转身对我说，“老外先生，拿起你的公鸡。从此之后，我们中国人应该养外国公鸡了。”

我们越快地了解我们新家乡的风土人情，我们就应该过得更好。

传教生活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儿童的教育，但在这方面，在杭州的我们比大多数人更幸运，因为这里有一所美国学校。大约有二十个小学学龄的美国孩子，这些孩子的妈妈们每天两位轮流在学校里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从美国雇了一位老师。他们教授包括汉语在内的常规课程，享受美国学校的假期，并实行美国学校的习惯。

在杭州的第一年，我们雇佣了莫法用人力车拉乔治去上学，随后，每一个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都会加入到莫法的人力车队伍中，直到他终于在同一辆车上拉上了四个人。

莫法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老了，跑不快了，但我们不需要速度。他出过天花，满脸麻子。还生过一种头皮疾病，导致头发脱落，斑点密布，条纹横生。一只眼睛斜视得厉害，以至于我们很难分辨他到底在看哪里。仅有的一颗牙齿像一根发黄的小钉子，挂在嘴唇前将近四分之三英寸的地方。多年来，这颗牙齿依然坚挺，不曾磨损。莫法非常喜欢那颗牙，甚至引以为豪。是否当身体的其他部件逐个抛弃他的时候，只有它依然坚定地陪伴着他，始终如一？

黄包车夫大多是“像老莫法这样的人”（约20世纪30年代）

所有人都饶有兴致地目送这四个去上学的外国孩子，并且乐此不疲。外国服装一直是引发人们兴趣、猜测和好奇的源泉，虽然他们的目的非常友好，但是却可能令人不安。人们常常跑到人力车旁边，拉起女孩的裙子，看看她们是否在里面穿裤子，而这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很多时候，老莫法就像一个老顽童一样。他会一把抢过小孩头上的帽子，然后娴熟地模仿各种小动物来逗孩子们。他不仅可以扮猴子，还可以学小狗，甚至是乌龟的样子，让我们不禁怀疑莫法的祖先到底是什么。

大街上的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称呼我们的孩子为“洋鬼子”或是“小洋鬼子”。我被叫作“洋鬼子先生”，但我夫人的称呼“洋鬼婆儿”就不那么优雅了。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好玩。

莫法会一个了不起的戏法，我们经常请他向客人们表演，之所以这样，不是因为戏法了不起，而是因为莫法在表演时发自内心的快乐。他拿出两根三到四英尺长的绳子，手腕一转，使它们在相反的圆圈中旋转，一个顺时针，一个逆时针，并且毫不费力地让它们连续旋转。这是一个很好的戏法，而他的微笑则是表演中更棒的部分。

莫法每天载着四个孩子在去学校的路上艰难前行。有一天，莫法显示了他真正的价值。那一次，他刚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街道不过8英尺宽。一辆汽车突然从小巷里冲出来。如果他突然转身，那么，沉重的人力车肯定会翻倒，孩子们就会被甩到机动车道上。于是，他跨进车里，紧靠在把手上拼尽全力抵住车，阻止了人力车的前进。他的身子向前冲了出去，车把手也断了一截，孩子们则向后翻了个底朝天倒成一堆，但毫发无伤。我们把莫法送到医院，他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第一天，我去看望他，感谢他所做的一切，问他感觉如何。他疼得涨红的脸上现出苦笑，努力把胳膊举到眼前，用一根手指推开上嘴唇。“葛烈腾先生，”他说，“其余的都不坏，但是看看那颗牙。它曾是一颗多么完美的牙啊。”他的那颗钉子一样的牙齿有一半已经缺损了。现在，当我的孩子们谈论一个“了不起的家伙”时，他们指的是像老莫法这样的人。

(1)　据《杭州第二中学校志》记载，1909年9月，慕珥正式担任蕙兰学堂第三任监督。1911年，慕氏住宅落成。“宅周花木扶疏，绿荫满地”，成为校内一处“胜景”。以后即成为历任美籍校长及美籍教员的住宅。

(2)　据《杭州第二中学校志》记载，1912年之后，蕙兰“广购校外隙地，填塞卑湿”，辟为大操场地基……校长住宅逐渐居于校园中心。并于1935年，在校长住宅的南面“买下了垃圾场”，建成了蕙兰小学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