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份传教士的工作
我被指派到蕙兰中学是为了完成一项特殊的工作——为将学校和职员完全转变为由中国政府管理做一些相应的筹备工作。实际上，我的工作，就是尽我所能把该做的工作做得越快越好，越高效越好。
蕙兰中学在那个时候位于城市的心脏地区，占地面积有8英亩。正面朝街道的是8英尺高的铁栅栏和3英尺高的红砖柱子，而不是常规的带瓦顶的捣泥墙。有两个门卫负责核查进进出出的学生，拦住不受欢迎的访客，导引可以进入的来访者，呼叫人力黄包车，接听电话，传话跑腿以及严厉地惩罚迟到和无故缺勤的学生，以示对他们的特殊“照顾”。
我发现，中国的副校长——徐钺先生是一位对这所学校鞠躬尽瘁的人。(1)他从不会别有用心，也没有自私的野心。在过去我们一起工作的二十年里，我从来没有发现他会站在问题错误的一方，虽然有时候他会说服我，让我认识到自己是错误的。我们工作中相处和谐，作为校长，我有任何的成功都会与他平等分享。
蕙兰中学第一位华人校长徐钺
蕙兰中学是模仿美国东部的佩蒂中学（Peddie School）、布莱尔学院（Blair Academy）以及劳伦斯维尔中学（Lawrenceville）的预科学校建设的。它招收的学生大部分是社区里高阶层的学生，学生们需要遵循一种有别于中国官办学校的纪律和培养方式，并且强调发展男孩的坚强品质。
蕙兰中学的动植物实验室。每张桌上都有显微镜，几人合用一台（1916年）
蕙兰中学学生在做物理实验，这在当时非常先进（1916年）
蕙兰中学的化学实验室（1935年）
除了把外语从法语或德语换成了英语之外，其他的课程设置也与美国的预科学校完全一样，并且都通过中国老师用中文进行，通常每位老师较多地使用自己的方言，也会用一些官话，以使自己的教学可以让最多的学生理解（后来，新的官方语言开始被采用，并且作为专用的教学媒介。在整个中国，所有的学校都使用统一的语言进行教学，这是当时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事了）。
大多数的课程都是通过老师讲课的方式进行的。偶尔，老师会派某个学生到黑板上演示。考试则为老师评估学生对已有的知识掌握提供了平台——如果他关注的话。蕙兰中学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好的物理学的实验设备，以及少量的化学和生物学的设备，这些设备可以让老师更好地教授这些课程，并且可以安排学生到指定实验室进行实践，这在中国的学校当中是非常独特的创新。
在其他一些课程上的教学还有需要提高的空间。有一次，我到一节由一位中国老师授课的英语课上去视察，这位老师大声朗读了课文三遍，每个单词拼写了三遍，然后又把每个单词写到黑板上，但是都没有激发起学生的一点儿积极性。
一个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受雇于一所跟我们学校同等级的省级中学教英语，但是没过多久，他就到我这来找工作，他说他宁可放弃教书也不在那个学校待了。原来，他开始上课时，都会先给学生分配任务去准备，没过几天，他就被叫到校长室并被明确告知：他没有理解他的职责。“你的任务，”这位校长说，“不是让孩子们去准备而且让他们自己去学习。你应该做的是去教他们，那才是你的工作。”
那件事的第二天，他让一个男孩朗读了一部分课文，所有的学生都带着惊讶和惊恐盯着他。果然，他再一次被叫到校长面前：“你昨天在课堂上真的让一个孩子站起来朗读课文了？”
“是的，校长，我是这么做了。”
“看来，”校长说道，“你仍然不知道如何在这里教课啊，你不能让学生们去背诵。你有五十分钟的时间在课堂上教授他们。这才是你的任务，并且也是你能做的全部。请务必不要再有这种分配的任务或者背诵的任务了。”
在蕙兰，我们至少比上面的学校走得要更深远一些。
我发现老师们几乎没什么职业精神，但尽管他们有种种缺点，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是有着一支很不错的职员队伍。他们身上具有组成一个良好团队所需要的素养，更可贵的是他们都很努力。
体育部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组织体格测试，但是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学校的医生只能开处方，但是既没有相应的隔离措施，也没有可以接种的疫苗。
虽然我被告知，这在中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接种天花疫苗还是被当作我们蕙兰中学入学条件的一部分。有六个男孩选择了离开学校而不是服从接种疫苗的规定。他们担心他们的手臂会“腐烂”——本地的中医治疗后的确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然而，仅仅五年后，当一种叫脑炎的传染病在这座城市暴发的时候，学生们却威胁说，如果学校不能马上向他们提供这种可疑的未经证实的接种疫苗，他们就要罢课。
天花的确暴发了，我一个人在一天内就为二百零六名男孩接种。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体育部主任一边帮我清洗手臂一边强调说，他要赶紧回家，并且接下来的几天可能不会在学校，因为他要一整夜陪在他女儿身边，她也得了天花。
“她现在正处于关键暴发期，大多数时间都需要我来照顾。”他告诉我说。
他已经照顾了将近四百个男孩，其中很少有已经接种过疫苗的，但是他义无反顾，从来没为自己的安全考虑过。
房屋和设备跟专业的教师储备一样紧缺，但其实我们不可能比中国其他大部分的学校更差。政府官员们几乎都把他们的儿子们送到我们学校，就像跟其他所有教派的基督教团体一样。下一个街区的一所私立学校校长把他四个儿子都送到我们学校，直到他们毕业。而来自县城的男孩们则围满了我们整个秋季考场。
我们这么受欢迎也有其他原因。蕙兰有一个很好的名声就是对纪律的严格执行，这也正是中国父母所希望和推崇的，但是在中国的学校却无法实施。中国的老师，如果想要好好保住自己的老师职位，就不敢去实施惩罚这个权利，因为惩罚对于孩子和他的父亲来说都意味着丢脸，他们谁都没法接受这个事实。惩罚的结果，要么孩子离开学校，这是很糟糕的；要么这位冒犯家长的老师被解雇，这就更糟糕了。但是，在蕙兰，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家长的地位或权力而解雇老师。
我们相信，学校有义务、有责任做好学生理想教育和道德品质的塑造以及所有学科的教学。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私人机构，我们有能力去将这种信念付诸行动。因此，很多非基督信徒的父母也开始尝试让他们的孩子成为基督信徒。
有一次，一位老人来到我们教会在上海的一个办公室，并在桌上放了一张四万美金的支票。“我年纪太大了，”他解释道，“已经没法再去改变我的宗教信仰。这会颠覆我的整个人生。但是，我想要我家乡小镇的每个男孩和女孩成为基督信徒。我想让他们在你们的教会学校里接受训练和教育。请接受这些钱，先从办一所男孩的教会学校开始。当你们做好了这些之后，我会再为女孩子们建另外一所学校。”他的确也是这么做的。这位来自定海的刘先生（Mr.O.S.Liu of Ting Hai）花了十五年时间完成了两所学校的赞助支持。
隶属于美北浸礼会的美国浸礼会外国传道会，承担了蕙兰学校中一个家庭和一位女性工人的薪水，并且每年向蕙兰拨款以弥补学费收入的不足。学费是高的，但是只要学业准备和道德品格符合入学资格，没有哪个男孩会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拒绝，我们的预算包括了类似这样的费用。
我们以满足人们的求学需求为最高使命，而其他很多学校却无法做到这一点。衡量一所学校对于社会的价值和贡献，不能只看它的硬件设备，更重要的是学校的精神和理念。
(1) 据《杭州第二中学校志》记载，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浙江省收回外国教会的办学权，规定校长改由华人担任。差会移交校产于华人，所组之浙沪浸礼议会，延揽教育名流，设立董事会；美籍校长葛烈腾辞职，董事会即聘徐钺继任。徐钺（佐青）先生遂成为蕙兰中学的第一位华人校长。徐钺校长编制学校组织大纲，订定各股细则，并设立校务会议制度，议决学校大政，“自是行政系统，条理初具”。徐钺校长治校，“望之可畏，近之可亲”，深受学生崇敬。他“常亲自查寝室、查厕所、查饭厅，倘发觉有违规吵闹或嗅到一丝香烟味，例必查究到底，务获‘正犯’而后已”。当时，全校“毫无烟味（教职员也都不吸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