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伊戈尔远征记》
《伊戈尔远征记》是耸立于俄国文学源头的一座丰碑，是俄国古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它与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一起被并称为欧洲中古的“四大英雄史诗”。
相对于其他三部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发现较晚，它并不是从中古一直流传下来的，而是在18世纪末才被偶然发现。当时，莫斯科的收藏家穆辛－普希金在斯巴斯－雅罗斯拉夫尔修道院一位祭司处发现了一批16世纪的古代文献，其中就有一份《伊戈尔远征记》的抄本，1796年，这份抄本的抄本被呈献给叶卡捷琳娜二世，1800年，抄本被公开发表。可是，那份抄本的原件却在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中被焚毁了。偶然的发现过程，抄本原件的缺失，以及这部史诗在其创作年代的俄国文学史中的鹤立鸡群等，使得有人对这部史诗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关于《伊戈尔远征记》之真伪的争论也从它被发现时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绝大多数俄国学者和文化人还是对这部史诗的历史真实性持完全肯定的态度的，在这方面，普希金的意见很有说服力：作品所使用的语言是任何一位18世纪或更晚的作者所无法创造出来的；作品中那种荡气回肠的史诗气魄、厚重的“古文献精神”、丰富而深刻的抒情诗意等，更是18世纪的俄国文学中所没有的。
《伊戈尔远征记》以俄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为描写对象：12世纪末，基辅罗斯出现封建割据局面，众多公国各自为政，因而遭到了南部游牧民族更多的侵袭。公元1184年，基辅大公率军征讨南方的波洛夫人（又译波洛伏齐人）获得胜利，次年，没能参加此次征讨的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基大公伊戈尔与兄弟子侄一起擅自发兵，攻打波洛夫人，结果惨遭失败。《伊戈尔远征记》再现的，就是罗斯历史上的这一悲剧事件。
全诗除序曲外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序曲是史诗作者对“古代的夜莺”、伟大的歌手鲍扬的致词，同时也阐明了他写作史诗的动机和目的。正是因为诗中提到了鲍扬，再结合诗中写到的史实，研究者得以将史诗的写作时间确定在1185—1200年之间。至于史诗的作者到底是什么人，众说纷纭，虽然有史家如雷巴科夫等指出，其作者可能就是基辅的大贵族彼得·鲍里斯拉维奇，但这一说法至少还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同。
第一部分写伊戈尔的出征：尽管在出征前目睹了日蚀的凶兆，伊戈尔仍坚决发兵。有趣的是，据史家考证，俄国历史上的确发生过这次日蚀，时间在1185年5月1日下午3点25分，日蚀实际上发生在伊戈尔出征之后，但作者为了体现伊戈尔的决心和勇敢，同时也是为了加强诗中的悲剧意味，有意将日蚀的发生安排到了伊戈尔出征之前。顶着凶兆出征的伊戈尔，在与敌人的相遇中初战告捷，缴获甚丰，可次日早晨却遭到强大敌人的围攻，残酷的战斗持续了两日，伊戈尔全军覆灭，他和自己的兄弟、儿子和侄子都被波洛夫人俘虏。第二部分写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含泪的金言”。在基辅罗斯的历史上，斯维雅托斯拉夫并不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大公，但史诗作者却将他塑造成一个罗斯团结的象征。在伊戈尔战败前夜，他做了一个“迷离的梦”，在获悉伊戈尔战败的消息之后，他噙着泪水，向整个罗斯道出了“金言”。他责备伊戈尔等为了个人的荣光擅自发兵，同时也谴责了众大公的见死不救以及诸侯们的内讧，“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们的内讧，暴力/才从波洛夫人的国土上袭来”！大公进而号召俄罗斯人在异族的威胁面前统一起来，为国雪耻。史诗的这个中心部分，既可以说是基辅大公的“金言”，也可以说是史诗作者自己的“金言”（在诗中，大公之言和作者的抒情插笔之间的界限也很不清晰），是作者通过这部史诗最想告诉给世人的话。
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哭诉（法沃尔斯基为《伊戈尔远征记》所作插图）
第三部分写伊戈尔的妻子在雅罗斯拉夫娜在普季夫尔城头的“哭诉”。这是全诗最优美的段落，体现了书面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完美结合，雅罗斯拉夫娜也被视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她在城头上哭诉：“光明的、闪亮的太阳啊！/你在爱抚所有的人，/可你为何要把那滚烫的光芒/投射在我夫君的武士们身上？/要在那干涸的原野里，/用干渴扭弯他们的弓，/用忧伤塞满他们的箭囊？”在雅罗斯拉夫娜之哭诉的感召下，伊戈尔终于逃出敌营，回到了罗斯，罗斯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草木鸟兽，都在热情地迎接伊戈尔的归来。这个明朗的结局冲淡了全诗的悲剧氛围，也在诗中强烈的政论激情中注入了抒情的韵味。
《伊戈尔远征记》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珍品，由于在这部史诗前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没有一部可以与其相提并论的杰作，它对于俄国文化所具有的意义就越发显得突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