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研究俄国文学已近卅载，在感受其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时常觉察到她的神秘莫测，在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至少有这么几个颇费思量的历史之“谜”：

首先，在世界民族文学之林中，俄国文学相对而言是一位迟到者，其历史不过千年，然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它却后来居上，向世界贡献了大批的名家和名著，从而成为人类文学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一个文明发端较晚、文化传统并不十分深厚的民族，何以突然以文字和文学见长？俄国文学在史诗《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沉寂了许多个世纪，直到彼得改革后才开始亦步亦趋地模仿法、德、英、意等国的文学，可她为何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之后就突然腾飞，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主流文学之一？俄国文学迅速崛起的内在逻辑性、亦即其原因和动力究竟何在呢？

其次，俄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有目共睹的“文学中心主义”现象，在俄国社会，至少是从普希金开始，作家从来就不仅仅是作家，而是集哲学家、政论家、思想家，甚至社会活动家等于一身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每个时代都会出现一位作为社会精神领袖、被视为民族良心的大作家；文学也不仅仅是文学，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启蒙手段、思想武器和意识形态载体。与“文学政治化”相伴生的，也时常有某种有趣的“政治文学化”表现，如叶卡捷琳娜、托洛茨基、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涉足”文学。俄国文学对戏剧、音乐、绘画、电影、舞蹈等领域的渗透和影响如此巨大，使得这些艺术门类往往沦为文学的跟班和侍女。这种“文学中心主义”的起源和意义何在？该如何理解它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未来命运呢？

第三，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学呈现出某种爆炸式、跳跃式的发展态势，而始终不是一个循序渐进、平铺直叙的过程。普希金去世时，果戈理曾预言这样的天才要过两百年才能再出一个，不承想，在普希金之后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天才”却成群地诞生，构成世界文学星空的一个璀璨星团，形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的第三高峰。托尔斯泰之后，俄国作家再次求学于法国象征主义等西欧现代文学流派，但在极短的时间里，他们便以“白银时代”的辉煌震撼了世界，他们为所谓的世纪末情绪寻找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在寻神的同时“创作生活”，将宗教存在主义的求真与社会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相调和，对整个20世纪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十月革命后的“新”文学如今虽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它毕竟产生出了高尔基、肖洛霍夫这样的大师。20世纪中期开始，在一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遭到普遍质疑之后，根基深厚的“主流”文学，暗渡陈仓的“地下”文学和后现代文学，昂扬激越的持不同政见文学，花开墙外的侨民文学，众多的“次文学”既相互角力又相互补充，共同组成20世纪俄国文学的合唱队，并推出了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这样的新经典。俄国文学这一次次气势磅礴的爆发，其核心驱动力大致是什么？这几个辉煌文学时代各自的特性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最后，俄国文学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与权力、与政治的游戏之中，其幸运与不幸相互交织的悲喜剧也由此而来。从普希金的“诗人与沙皇”、“诗人和群氓”的对立，到布罗茨基的“诗与政治”、“个性与集体”的冲突，俄国文学始终体现出一种难以遏止的个性追求，一种强烈的知识分子情愫。俄国教会大分裂后，俄国文学中就开始有了所谓的“异教色彩”和“分裂派传统”；在俄国首倡讽刺文学的叶卡捷琳娜女皇，最终却不能容忍文学对她的讽刺；普希金与宫廷若即若离、对峙多于合作的微妙关系，后来成了19世纪大多数俄国作家推崇或心仪的姿态；在整个20世纪，革命和保守，正统和边缘，官方和地下，颂歌和异议，境内和境外，“我们的成就”和“古拉格群岛”等等，这些对立的统一始终贯穿在俄国文学之中。纵观俄国文学的历史，可以发现，文学和政治关系紧张的时候，往往也是俄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候，而来自官方的压力却总是会导致文学的强力反弹。该如何认识俄国文学在塑造俄国知识分子性格方面所起的作用，反过来，俄国知识分子的在野立场又对俄国文学的性质和风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与政治和权力的博弈或调情，对于俄国文学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是喜还是忧呢？

或许，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相互关联的，它们纠缠起来，会合成一个更大、更复杂的谜。面对这样的问题，一本十来万字的小书，即便附有众多或旁证、或补充、或直观诠释的插图，也自然无法给出圆满的答案或谜底。笔者在此想做的，仅仅是给出一个关于俄国文学千年历史的简明索引和图示，以使更多的读者对俄国文学产生兴趣，并进而诱惑更多的人来加入我们关于俄国文学的猜谜游戏。

刘文飞

2009-3-11

于美国密歇根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