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小学那些苦读的时光
在后母入门一个多月后，1920年春，萧红当时9岁，进入呼兰县南关女校读书。这个学校当时在县署前街路南，规模很小，只有十数间校舍，五位教师，两个班的学生。正值民国初年，当局没有兴办教育，呼兰河与其他县城一样，教育水平不高，师资不足，生源也杂乱。学生有小到七八岁的，大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有的甚至已成家了。
萧红在后来回忆道：“提到同伴学生给家里写信，有的寻问自己儿子的病情如何了。还有的人已经是一家之主，写信问地租和粮食买卖如何。”现在看来，这样的情形是没办法想象的，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新式教育冲击着传统迷信，民主和科学之风已吹进呼兰城，萧红正是在这样的大变革时期，领受时代的洗礼。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萧红已经在初级小学读了四年半。1924年暑假，她考入高小。到了冬天，学校改名“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此时，萧红已经是十三岁的少年，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在爷爷身旁打闹嬉戏的小女孩了。据当年的同学傅秀兰回忆：“她已经是稍高个子，白净的圆脸上闪着秀气聪明的大眼睛，穿着蓝上衣、黑布裙子、白袜子、黑布鞋的学生装。”萧红俨然已经是一个秀气、知性，青春活泼的少女。诚然，她长大了，有了所追求的东西，有了所向往的东西。
在家里，萧红的处境越发艰难，她学会了克制自己，不再任性撒娇。她已经从在祖父怀里撒娇的小女孩，成长为自觉钻入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图画、英文、日文的文化世界里寻求知识的女学生。她喜欢探寻新鲜的事物，对所有的知识与科学，都充满了好奇感。自然的奥秘、社会的奥秘，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七大洲四大洋一一都要摄入她的眼中，汇入脑海。她对“秀才不出门，便闻天下事”有了深切的体会。小小年纪，萧红就对知识表现出深深的渴求，这一点是弥足珍贵的。
就这样，“书”成了萧红最亲近的伙伴。除了课堂上的功课外，她又把家里藏书一本本翻出来阅读，只要是闲暇的时候，她就会静下来看书，再也不把七大姑八大姨“八百年前的老货”扒出来引以为乐了。据弟弟张秀珂回忆：“家里后窗下花丛中搭了一个小棚，是姐姐乘凉、学习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这里读书。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疲倦的。有时到了吃饭的时间，她还不回屋来，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欢在书中夹花叶，常常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姐姐还很喜欢画画，画小房、小鸟给爷爷看，还说长大要当画家。”
年少时，萧红除了受到祖父的疼爱和启蒙，还有一个让她崇拜、并给了她很深影响的人物，那就是大伯父，也就是继父张廷举的亲大哥。他是一个嗓音宏亮、性格暴烈的人，但是为人磊落、待人热心，这与张廷举的文质彬彬却又近于冷漠的举止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正是因为大伯父的热烈与真诚，让同样性格开朗热情的萧红愿意与之相处，并听他说一些动人的故事。
在《镀金的学说》一文中，萧红提及当时大伯“话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在那个家里，大伯父是一个难得的疼爱她的人。上学期间，大伯父总爱给萧红讲一些有趣的故事，也给她买很多小人书。入高小后，他开始给她讲古文。在萧红十四岁那年，大伯父给她讲到一篇吊古战场的祭文，战争的疾苦，将士的血泪染红了荒凉的大漠，遍地的白骨诉说着战乱的凄苦，寒风刺骨，士兵悲壮的痛哭……听到这里，萧红也跟着悲恸地痛哭起来。她后来回忆说：“从那时起，我深深感到战争的痛苦与残忍。”这篇文章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日后多次在文章和信中提及。
事实上，萧红非常爱听伯父讲故事，不仅生动有趣，里面还有很多做人的道理，成为她人生的启蒙。在伯父讲故事时，有时会把族中上学的男孩子都招来听讲。每每讲完后，他一定要补上一句：“别看你们是男孩子，荣华（萧红乳名）比你们全强，真聪明。”他逢人就夸萧红“好记力，心机灵快”。
萧红在爷爷的庇佑与呵护下长大成人，她已经从后花园里游戏的孩童蜕变成妙龄的少女了。1925年，她正式就读呼兰县立第一女子学校高小毕业班。
终于迎来了毕业典礼。主席台上，女校长的话刚刚结束，萧红就走上台，代表毕业班的同学发表演讲。她手持讲稿，落落大方地走上主席台，向台下师生们鞠了两个躬，然后开始发言。她这样说道：“……同学们，我们是幸运的一代，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全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同学们，我们要做新时代的新女性，要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也要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思想，继续求学。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促进新时代发展的有生力量！”
这就是萧红的小学苦读时光，一个风华绝代的才女，走过的路注定是不平凡的。面对国耻，她毅然走上前，用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国家与民族尊严。她敢爱敢恨，她满腔报国之志，她用实际行动证明：巾帼不让须眉。此时，她正值青春年少，却早已有了理想与追求，坚定地迈着脚步，去探索她所向往的世界。
萧红渐渐长大，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她走出了自家的后花园，不再是那个绕在爷爷膝下打闹嬉戏的孩童。她走入学校，开始与书籍为伴。在书中，她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暗暗在心中立下坚定的理想。少年当自强，她逐渐关心国家大事与民族危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