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就在这一刻，我仿佛站在生与死的门槛上，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理解，身体向前冲着死亡，而头却回望，朝着生活的方向，我就要迈开的腿迟疑地抬起……将要去哪儿？去哪儿都无所谓。因为，这个将要迈步前行的人已经不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
——凯尔泰斯·伊姆莱
一、一个自由了的失落者
《另一个人》出版于1997年，是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1992年出版的第一部日记体小说《船夫日记》的姊妹篇，内容取材于作者在90年代前五年所写的日记，是对自己身份认知的思想轨迹的系统描记，是对自己创作灵感的精确捕捉，对奥斯维辛后的世界进行了反思和预言。《船夫日记》第一篇记于1961年，最后一篇是1991年；《另一个人》所写的是1991到1995年发生的事，而《另一个人》的出版意味着作家的创作迈进了哲思的新阶段。
“三年了，自《英国旗》后，我没有写出任何叙事性的作品。看来，与灵魂深处的游历相比，近来我更乐于去奥地利和瑞士的湖畔旅游……”凯尔泰斯说。《另一个人》，正是作家在东欧剧变后的最初五年里马不停蹄的游历途中写成的。如果说，凯尔泰斯在《命运无常》、《为了未诞生孩子的祈祷》、《惨败》等作品里一次次地验证并宣布了一个个体的命运丧失与肉体死亡的话，那么他在《另一个人》中则作为一位“我”的合著者通过省思而宣布重生。书的副题“变形者札记”已向读者暗示了主题。
20世纪80年代末，欧洲政局发生巨变，随着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匈牙利也于1989年像捷克、波兰等中东欧大多数国家一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了政治、经济体制变革，向西方向世界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国门；一夜之间，一党执政变成了多党议会，公有制经济再难遏止私有制的蚕食，计划经济更像海边的沙堡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得踪迹全无，好莱坞娱乐片、斯蒂芬·金恐怖小说、肯德基和麦当劳更将人们的日常生活渲染得如一片眼花缭乱的焰火，每时每刻的兴奋伴着不知不觉的堕落……虽然匈牙利的变革避免了罗马尼亚那样的血腥，也没有后南斯拉夫的战火，但人们还是在从天而降的自由面前突然激动、紧张得茫然无措。这场变革，使每个人的面孔和心灵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形，也成为凯尔泰斯创作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和中东欧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面对时代巨变，凯尔泰斯也经过了一个兴奋、憧憬、困惑、失落和省思的过程；只不过对于凯尔泰斯来说，每一寸思考，都沿着他从奥斯维辛幸存的轨迹；每一个判断，都怀着对恐怖记忆的心悸。这场变革并没有使作家大喜过望，他更像一只被在笼中关久了的狼，在一声“自由了”的嚎叫之后，却不知道该去何处？
我为什么会如此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失落？显然，因为我是一个失落者。
和《船夫日记》一样，《另一个人》也是通过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对人类、社会、民族、自我的最透彻的剖析和最大胆的表述。“我们不要忘记，奥斯维辛根本不是由于‘奥斯维辛的过去’而被废除的，而是因为军事格局的转变；奥斯维辛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们并未因谴责了奥斯维辛而得以生存。然而，我们却经历了以那些意识形态为治国之本的帝国。”现在，意识形态统治的帝国解体了，随之建立的是物欲享受统治的帝国，自由始终是牺牲品，思想继续在流亡中。
1994年夏天，凯尔泰斯在从奥地利回家的途中，去邵普隆寻找他父亲五十年前被押送到奥地利境内集中营途中曾被关押过的石矿监狱，那里曾关押过上万犹太人。在采石场，他看到“一张演出海报上登着轻歌剧的广告”和几辆“来自布尔根兰州的旅游大客车，游客们正趟着干燥的尘烟一步一滑地朝岩洞剧院入口方向艰难地走去”。凯尔泰斯像一名警察询问这里有没有关于大屠杀的纪念牌。对方怔了一下问是什么时候的屠杀，发生在1956年还是之前或之后？当凯尔泰斯说出“1945年”时，警察完全愣住了，“从他的表情看上去，我们好像是在寻找古波斯人的遗迹。我们走进那片绝无人迹的石头荒野，就在这时，伴着巨大的喧哗，歌剧的序曲在剧院的岩洞里响起。”
尽管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还立着“永远不能忘记”的石碑，但人类仍旧如此健忘。
匈牙利著名作家、曾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艾斯特哈兹·彼特在谈《另一个人》时说：“我很久没有读到这样令人激动的文字了。这部书的新意和精神上的刺激，蕴涵在艺术家的勇敢之中。凯尔泰斯正是凭借着这一种勇敢环视今日的世界，并且列出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他不恪守任何东西，既非在家的痛苦，也非所得的知识，他什么也没有，假如他真有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无所有。”
法国作家莫洛亚(André Maurois)曾在《拜伦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唯有拜伦，曾是拜伦的诱惑者；唯有拜伦，会严惩拜伦身上的拜伦；唯有拜伦——拜伦的摧毁者，将是未来世界的拜伦。”凯尔泰斯正是通过自己半个多世纪的磨难、思考与写作，像拜伦一样地走过这样一条通过自我否定而重生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