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个在家乡感到无家可归的陌生人
如果说《船夫日记》记录的是作者在一个无窗的囚牢里的孤独冥想的话，那么在《另一个人》中的凯尔泰斯则变成了一个张开臂膀拥抱世界的漫游者。自由，为他在结满血痂的肌肤上开了一扇窗，他不但看到了世界，而且拖着病弱的躯体还从这扇窗子爬了出去。但是，就在貌似轻松的旅途中，那些挥之不散的恐怖阴影，又使他对自己的“身份”与“存在”进行了更深刻的质疑。
他用狐疑的眼神审视这个变化中的世界，在“寒冷的多瑙河畔”，看到“黄昏初始的天光，将青苹果一样酸涩的颜色倾洒在佩斯一侧的、在神气十足的谎言中变得破旧斑驳了的宫殿上”。随后，他再将这种狐疑磨成一柄利剑，深深刺到自己的心底：“我自己需要重新诞生，变形——究竟要变成谁、要变成什么？”
作家借用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质疑自己：“我是知道，还是只是相信自己叫做‘凯尔泰斯·伊姆莱’呢？”“当我听到有人叫我‘凯尔泰斯·伊姆莱’的时候，当我看到有人写下‘凯尔泰斯·伊姆莱’这个名字的时候，简直是要我将自己从一个宁静的、隐姓埋名的藏身所里拽出来。然而，我永远不能将自己与这个名字相对应。”
从自己的名字开始，作家对自己进行了否定。他始终痛恨自己的名字，因为“早在童年时代，这个名字就饱含了太多的屈辱”，因为，这个名字与奥斯维辛不可分割。2002年晚秋，就在要动身赴斯德哥尔摩领奖之前，凯尔泰斯收到了一个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少年凯尔泰斯曾被关在那里)博物馆寄来的一个棕色邮包，里边装着博物馆馆长的一封贺笺和一份“1945年2月18日集中营囚犯每日报道的复印件”。在“损耗”一栏里记录着第64921号犯人的死讯：凯尔泰斯·伊姆莱……犹太人……已死亡。
“简单地说，我曾经死过，因此才活了下来。”就这样，作者通过对自己曾经存在的否定，证明了自己真实的存在，证明了自己是：从一个孩子的死亡中诞生。
“我们不能在自己当过奴隶的地方体验自由。我们必须离开这里，必须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我做不到。”这句话准确表达了作者与跟自己命运相系的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少年时代，他被自己弱智的祖国送进了纳粹集中营；青年时代，他被专制的祖国剥夺了个人命运；壮年时代，他屡经退稿，即使出版的作品也无人问津；老年时代，虽幸遇改革，但当他作为“匈牙利作家”被邀请到德国讲学时，祖国的官方却表示他不能代表他的国家……但是，即使这样，1945他被美军从集中营中救出后，并没像许多难友那样移居西方，而义无返顾地回到了曾将自己送入地狱的祖国寻找双亲；1956年匈牙利爆发了反苏的人民革命，就在苏军坦克扼杀了“哪怕只是一个自由的闪念”时，他没有跟随流亡大军投奔“自由世界”，而是决心留在这里“以最近的距离观察这部残暴的独裁机器到底是怎样运转的”；1989年后，匈牙利经历了“令人惊诧的败落和自杀偏执的转变”，但他还是没有离开，在一次次去西方讲学之后，总是怀着惊悸回到已被上帝遗忘了的家乡，因为他想通过“这种陌生的语言——我的母语来理解那些凶手”。凯尔泰斯对家乡的感情是复杂的，他记恨它，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家乡却感到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没有抛弃它，因为这毕竟是他的家乡。
事实上，凯尔泰斯是一个永远的流亡者，他在精神流亡的途中，通过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否定，证明了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存在。“我是独裁者无可救药的孩子，打在我身上的烙印就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就是我在这块土地上、在人群中得到的几乎无法解释、同时又是最真实的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