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定朝廷局势
康熙早已站在殿前，一见鳌拜走来，便威武地喝道：“把鳌拜拿下！”
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响，两边拥出一大群少年侍卫，一齐扑向鳌拜，有的抱腰，有的扯腿，有的拧胳膊，霎时间扭打成一团。
鳌拜原是个武将，力大无比，又有武艺，但是毕竟年纪大了，手脚已不灵便，同时寡不敌众，不一会儿就被众少年掀翻在地，捆缚起来，关进大牢。
康熙立即下令，命众亲王和大臣调查和议定鳌拜的罪行。众亲王和大臣见十四岁的皇上这么坚决果断，而且不动声色就拔掉了这个天大的祸根，自然不敢怠慢，只用十天工夫便把鳌拜专横乱政的三十条大罪调查清楚，奏请皇上将他处死。
少年荣登皇位
顺治十一年，也就是165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爱新觉罗·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他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玄烨的生母是佟妃。佟妃的祖先佟养真本来是辽东的汉人，后来随兄弟佟养性投靠了努尔哈赤，被列入汉军，并受命管理汉军事务。后来佟养真战死，由他的儿子佟图赖承袭了职位，最后官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太子太保。有了这样的身份，佟妃才得以被选入宫中，并于一年后生下了玄烨。
由此可知，玄烨并非一个纯粹的女真人后代，他的身上，至少流淌着三个优秀民族——满族、汉族、蒙古族的血液。尽管其母系已经加入了八旗，也算是满族人，但从血统上看，他的汉族血统也是永远抹杀不了的。
尽管母亲的地位没有使玄烨在众皇子中占据优势，但天资聪颖的他得到了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宠爱，这个人就是孝庄太后。在玄烨出生之前，有一次，佟妃到慈宁宫向孝庄太后请安，孝庄太后知道她怀有身孕，就对近侍说：“我早先身怀福临时，左右之人即曾看见我衣服大襟有龙盘旋，赤光灿烂，后来果然诞生圣子，统一寰区。如今佟妃也有这种祥征，异日生子，必膺大福。”
这个说法很快在宫里传开了，据说玄烨出生时，整个皇宫上空都飘着异香，好久都不见散去，又有五色光气充溢在宫内，就像太阳光一样明亮。当时，宫人以及内侍看到之后，都大声称：“这真是奇瑞之兆。”
不过，佟妃没能得到顺治的宠爱，玄烨也并没有因此受到父亲的特别关照。和其他的皇子一样，他刚一出生，就被抱出宫交给乳母喂养。后来，因为玄烨没有出过痘，乳母受命带着他到紫禁城西的一座偏宅居住，这里后来被改称为福佑寺。
玄烨生下来就很惹人喜爱，据《清实录》记载：
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循齐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
这段话的意思是：玄烨长得仪表堂堂，精神焕发，两只眼睛就像太阳一像明亮，鼻子就像高山一样挺拔，声音洪亮。等长大几岁以后，举止端庄严肃，志向远大，气量宽宏。
本来老人就喜爱孩子，孝庄太后得到这么一个可爱的孙子，自然是当作心肝宝贝。从她对玄烨的一些特殊关照的态度来看，她确实认为这个孩子将来是个当皇帝的材料，因此才会给予他最大的关怀。
孝庄太后不但对这个孙子的饮食起居时时过问，更是按照帝王的标准严格要求教导：“不管是吃饭、坐立、行走、说话，你都要按规矩来。就算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不能放纵自己，如果让我知道你有不合规矩的地方，我就要责罚你了。”而后，孝庄太后语重心长地告诉玄烨，“不要怪奶奶狠心，我这样做，是为了使你将来能成就大业。”
自五岁开始，玄烨正式上学读书。孝庄太后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特地派了自己最贴心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苏麻喇姑聪明乖巧，知书达理，并精通满语，有她手把手地教导，玄烨进步更快了。对祖母的教诲，玄烨后来回忆说：
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朕自八岁世祖皇帝殡天，十岁慈和皇太后崩逝，藐兹冲龄，音容记忆不真，未获尽孝，至今犹憾。藉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
清朝的皇子教育，在所有朝代中是最为严格的。五更时分，天还没有亮，皇子们就要到上书房学习。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不但要读书，还要学习满族的“根本”——骑射。当时，清朝的皇帝各个都拥有一身的好武艺，完全是得益于这种自幼的严格训练。
在这种严格的教育下，玄烨的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他天生聪慧，加上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很快就在众皇子中脱颖而出。《清实录》记载，他读书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从五岁以后，好学不倦，从早上到半夜都手不释卷。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他几乎都有涉猎，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儒家经典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是他学习的对象。他还给自己规定：每一段、每一篇，都要朗诵一百二十遍，然后背诵一百二十遍，直到滚瓜烂熟、融会贯通。
所以史书说他：“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也正因为如此，他渐渐地从书中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世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又说，“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
玄烨终生保持着读书不倦的习惯，从而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素质较高的帝王之一。孝庄太后还经常给玄烨讲述祖先创业的历史，激励年幼的玄烨很早就树立了作为一个明君治国安民的远大志向。《清史稿》记载：
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讳玄烨，世祖章皇帝第三子也。母孝康章皇后。顺治十一年三月戊申，帝生于景仁宫。天表奇伟，隆准龙颜，举止端肃。六龄时，尝偕世祖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问安宫中，世祖各问其志，皇二子以愿为贤王对，帝奏云：“待长而效法皇父。”世祖皇帝遂属意焉。
这段话讲了玄烨少年时的一个故事：玄烨六岁那年的一天，他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起去给父皇顺治帝请安。顺治把他们搂在怀里，问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做什么样的人。
那时常宁刚三岁，还不懂事，默然不知所云。而福全回答说：“愿意做一个贤王。”
而玄烨则答：“长大了，我一切都跟着父皇学习，效法您的治国之道。”一个仅仅六岁的孩童，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令顺治十分惊异。
两年后，顺治帝因患天花病重，临终前遗命玄烨即位，这与顺治帝看中了玄烨的非凡志向有很大关系。当然，更主要的是玄烨深受孝庄太后的宠爱，加上他已经出过了天花，有免疫力。结合多种因素，玄烨就以清王朝的第四位也是最杰出的一位帝王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顺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正月初九，玄烨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亲自主持下即位。八岁的玄烨穿上了孝服，到顺治帝灵前敬读告文，接受诏命，然后换上礼服，到皇太后宫中行礼，亲御太和殿，升上宝座，接受百官的朝贺，正式登基。之后，玄烨颁诏大赦，定顺治帝谥号曰章皇帝，庙号世祖，改第二年为康熙元年。
“康熙”是安定太平的意思，这个年号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希望巩固统治的意愿，也反映了各族人民渴望和平富足的心声。事实证明，玄烨的统治无愧于这两个字，他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父皇的去世，使康熙和他的祖母、生母痛苦万分，这无疑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灵打击和精神创伤。本来幼年丧父已经很不幸了，谁知父亲刚去世两年，玄烨又“痛丧母亲”。两年之间，父母双亡，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实在可怜，从此玄烨彻底成了一个孤儿。缺少了父母之爱的玄烨比他人更早地成熟，他对抚养他的乳母也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康熙晚年回忆说：
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对没有得到父母的爱还是很伤感的。抚养玄烨最久的乳母，就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先祖曹玺之妻孙氏。孙氏不但如生母一样照顾他，还充当了他的启蒙老师。玄烨对这位乳母也特别尊敬，即位后，特地封曹玺为江宁织造，封孙氏为一品诰命夫人。而曹家也是汉军，属于内务府包衣旗人，表面上是奴仆，实际上是心腹。
玄烨有汉族的血统，又从汉人乳母那里接受了最早的启蒙教育，这对他后来重视汉族优秀文化，实行开明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皇帝八岁登基，十六岁亲政，在位六十一年。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他不但是数百位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也是其中最有成就者之一。他在位期间，真正巩固了清朝全国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粉碎了各种分裂活动，抵抗外敌入侵，发展社会经济，繁荣科技文化。
建立在政坛上的婚姻
顺治帝临终时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大臣辅政，他们为了表示同心协力辅佐幼主，还在顺治帝的灵位前立下重誓，表示：竭尽忠诚，同生共死，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唯以忠心，仰报先皇大恩。可是，时间不长，他们四个人就出现了分歧。
四位辅臣中，索尼是正黄旗人，遏必隆和鳌拜是镶黄旗人，苏克萨哈为正白旗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两黄旗与两白旗之间，一直存在着对立情绪。因此，隶属于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和鳌拜，与苏克萨哈貌合神离，关系并不融洽。
索尼历事太祖、太宗、世祖，是前三朝的元老，在四人当中资历最深，居于首位，但他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在朝廷中发挥的作用已大打折扣，受到很大的限制。
鳌拜年富力强，虽然排在末位，却是一个很有权力欲又十分能干的人。遏必隆与鳌拜同旗，他对鳌拜毕恭毕敬，事事都顺从鳌拜。这样一来，不愿完全附和鳌拜的苏克萨哈就处于被孤立的境地，尽管他已经与鳌拜结为儿女亲家，但二人之间的矛盾却日趋尖锐。
与四位辅臣联盟不断瓦解相伴随，辅政体制的弊端，也逐渐地暴露出来。由于玄烨年幼，孝庄太皇太后虽然是大政方针的最后决断者，但辅臣有权直接处理一切政务，有权在题奏本章上面标写处理意见，甚至代替皇帝写朱批。而对此清朝又没有一定的监督机制进行约束，所以辅臣们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鳌拜的专权行径，逐渐构成对皇权的潜在威胁，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婚对少年天子康熙帝来说，其意义就非同寻常了：一方面表明他已经成年，另一方面表明他可以决策国家的大事了，辅政大臣应该开始把权力移交给皇帝了。而且这时的康熙帝已经今非昔比，有了管理国家的能力，再加上孝庄太皇太后的辅佐，就更是如虎添翼。出于这样的考虑，孝庄太皇太后急于让幼孙尽早举行大婚典礼，以便从根本上遏制鳌拜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而皇后的人选，孝庄太皇太后已经心中有数。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负责主持后宫，其位置至关重要，谁当上了皇后，就意味着谁取得了除皇帝以外的最高权力和地位。因此，有条件的权臣亲贵们，莫不望眼欲穿，莫不竭尽全力为自家女儿谋取这一荣誉而奔走。
当时康熙帝后位的竞争，主要是在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与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之间进行。四位辅臣中的索尼，希望立自己的孙女为皇后，鳌拜、遏必隆以及苏克萨哈则为另一派，他们坚决主张立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为皇后。
对此，在宫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孝庄太皇太后权衡利弊，毅然决定立赫舍里氏为后，同时将钮祜禄氏也纳入宫中，这一方面可以防止代表镶黄旗的鳌拜集团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也可以拉拢正黄旗老臣索尼及其家族，分化两黄旗，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
孝庄太皇太后的决定引起遏必隆与鳌拜的不满，他们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入宫，加以阻挠，并在私下里大发牢骚，表示不满，但已无济于事。
康熙四年，也就是1665年，农历九月初八，遵照祖母慈旨，康熙帝与赫舍里氏在紫禁城的坤宁宫内举行了大婚典礼。坤宁宫，是清代皇帝举行大婚典礼的地方，顺治帝福临的大婚典礼，就曾在这里举行。
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平民百姓结婚还要举行一个结婚仪式，作为封建皇帝，其大婚的仪式就更要举行，而且要办得隆重，显示出皇家的气派。所以，大婚前夕，礼部做了周密的安排。
对于举行合卺礼的地点，他们奏报孝庄太皇太后说，坤宁宫七间，“北座向南，本年均吉。即隔首间、次间，于五间之中间合卺吉”。孝庄太皇太后阅后下达懿旨：“中间合卺，因与神幔甚近，首间、次间虽然间隔，尚是中宫之正间内北炕，吉。两旁间既非正间，均不可用。”于是，康熙帝同皇后便在祖母精心选定的房间内举行了合卺礼。
康熙帝大婚，标志着他已经长大成人，再也不是一个没有发言权的幼童，而是一位即将亲政、总揽朝纲的年轻皇帝了。不久，他便开始直接处理政务，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与满汉大臣之间的联系，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
设下巧计除掉鳌拜
康熙登基时，不过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即使他后来亲政的时候也只有十六岁。因此，康熙的成长和争取最高权力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他的第一个强大对手，就是四大辅臣之一，有满洲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
顺治帝临终前，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定了四名亲信大臣辅助嗣君，这四人分别是：正黄旗，内大臣索尼；正白旗，苏克萨哈；镶黄旗，遏必隆、鳌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多尔衮专权跋扈、侵凌皇权的现象。
满族宗室贵族还保留着很大的特权，特别是皇帝年幼的时候，国家政务都是由宗室诸王摄理。但是宗室诸王摄政权力过大，容易擅权越位，威胁统治秩序。顺治帝亲身领受过多尔衮的教训，因此临终时留下了自己最为亲信而又非宗室的大臣，既能辅佐幼主，又不会有篡夺之祸。
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做法同样有危险，如果不是孝庄太皇太后的果决和康熙的聪敏，清王朝仍旧无法避免一场残酷的内讧。四大臣中，索尼、遏必隆、鳌拜，原来是清太宗皇太极旧部，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备受信任。皇太极死后，他们忠心为主，一致拥立皇子福临即位，粉碎了多尔衮和多铎兄弟夺权的图谋，给予了孝庄太后最大的支持。
顺治初年，他们因为不肯追随多尔衮而多次遭受打击，直到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才得以复职。他们是经过多年考验的股肱之臣，因此，他们得到顺治帝和孝庄太后的信任而迅速升迁。
索尼被晋升为一等伯，任内大臣，总管内务府；遏必隆袭封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晋为二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而另外一位，则是原属多尔衮心腹的苏克萨哈。但在多尔衮死后，他率先揭发多尔衮的问题，因此得到了顺治帝和孝庄太后的信任，被提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正白旗直属皇帝以后，苏克萨哈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这样一来，苏克萨哈同样是皇帝的心腹。
不过，任命他为辅政大臣，还有权力制衡的考虑。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的代表，如果辅政大臣中没有正白旗的人，对于稳定大局是不利的。但由于苏克萨哈的特殊身份，以及多尔衮时代留下的正白旗和两黄旗的积怨，也给后来埋下了祸根。
辅政初期，四大臣还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几年都相安无事。越到后来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其祸首就是鳌拜。鳌拜是满洲镶黄旗人，姓瓜尔佳氏。他的叔叔费英东是最早追随努尔哈赤起兵的人之一，被列入开国五大臣。鳌拜自幼弓马娴熟，长大后，跟随皇太极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崇德二年，也就是1637年，鳌拜参加皮岛战役。皮岛守备森严，清军久攻不下，鳌拜请求自己担任先锋，发誓说：“不得此岛，誓不回来见皇上。”于是，他驾船横渡海峡，直冲敌阵，大叫着奋力冲杀，一鼓作气，登上城墙，打败敌兵，攻克了皮岛。皇太极对他更加欣赏，封他三等男爵，赐号“巴图鲁”，就是“勇士”的意思。
在清军争夺东北和入关的多次大战中，鳌拜都立有大功。崇德六年的松锦会战中，他用大清最不擅长的步兵战败了明军的步军营，取得首功。明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来援，鳌拜率先冲锋陷阵，连打了五次胜仗。明军溃败，鳌拜奉命追杀，又获全胜。
崇德八年，也就是1643年，鳌拜随阿巴泰征明，入长城，围北京，攻略至山东兖州、临清而返。
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清兵入关，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勠力，晋一等子”，随亲王阿济格征湖北，打败李自成起义军，又随豪格攻入四川，大败张献忠部，“斩献忠于阵”。他生性勇猛，作战奋不顾身，被称为“第一巴图鲁”。
皇太极在位时，对鳌拜非常喜欢，引为心腹，而鳌拜对他也忠心耿耿。皇太极死后，在由谁继位的问题上，索尼和鳌拜等正黄旗、镶黄旗将领坚决维护皇太极一系的地位，顶住了多尔衮兄弟的威压，最终推举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这样一来，他就又拥戴有功，深受顺治帝和孝庄太后的信任。因此，顺治帝病逝，他才会被任命为四辅臣之一。
但是，由于鳌拜好勇斗狠，为人专横，便被排到了四人中最末一位。四大辅臣中，索尼的资格最老，威信最高，因此位于四辅臣之首，但年纪老迈。苏克萨哈才干超群，位列第二。遏必隆是开国五大臣额亦都之后，屡立战功，与鳌拜交好，同为镶黄旗。
鳌拜名列第四，但为人最为强悍，他见苏克萨哈爵秩虽然低，班次竟居第二，仅次于索尼，一旦索尼死了，苏克萨哈有可能依次递补，代替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鳌拜对此耿耿于怀，两人遇事争吵不休，积怨成仇。鳌拜便利用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三旗内部挑起争端，借以打击苏克萨哈。
鳌拜首先翻起了旧账，他重新挑起多年前圈占北京附近田地时，多尔衮利用权势造成的黄白旗之间的矛盾，要求重新圈换土地。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多尔衮时代受到压迫的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就连索尼和遏必隆也随声附和。鳌拜见有机可乘，便唆使两黄旗的旗人向户部呈文，要求把遵化、迁安等地的正白旗屯庄改拨镶黄旗。
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圈地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康熙三年朝廷已经下令禁止圈地，因此便奏请朝廷，驳回了鳌拜等人的换地之议。
苏纳海本身就是正白旗人，他的奏疏引起了鳌拜的愤怒。他发动党羽，采取各种办法诬陷苏纳海和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等反对换地的官员，将三人逮捕治罪。年仅十三岁的康熙没有应允，鳌拜竟然假传圣旨，捏造苏纳海三人“迁延藐旨”“妄行具奏”等罪名，把三人处以绞刑。
这个举动震惊了朝野，弄得百官人心惶惶，人们都看到了鳌拜的专权跋扈，因此纷纷要求皇帝亲政。在百官的推动下，索尼等在康熙六年，也就是1667年，农历三月，奏请皇上亲政。六月，索尼去世。七月初七，康熙亲政。
到了这时，鳌拜本应该见好就收，但他自恃功高，加上索尼已死，无人能控制他，他根本就不把十四岁的皇帝放在眼里，反而有恃无恐，妄图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权，成为真正的宰相。
苏克萨哈则是个明白人，他见皇帝已经亲政，便不愿与鳌拜同流合污，坚决抵制鳌拜的卑劣行径。鳌拜对他更加痛恨，必欲置之于死地。他见鳌拜的权势很大，自己无法与之抗争，便打算退出权力中心。在康熙亲政的第六天，他就以身有重病为由，上书要求去守先皇帝的陵寝。他希望以自己隐退的举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一并辞职交权。
而鳌拜早就想对苏克萨哈下手，在康熙虽然亲政但还没有掌握大权的时候，他决定借此除掉苏克萨哈。他抓住苏克萨哈在要求去盛京守先帝陵寝上疏中“如线余生得以生全”这句话，大做文章，以皇帝的口吻指责说：“……苏克萨哈奏请守陵，说‘如线余生得以生全’，不知道受了什么人的逼迫，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这让我很不解。
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
七月十七日，鳌拜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二十四款大罪，议定之后向皇帝奏报，称苏克萨哈存有异心，大逆不道，应将他与他的长子、内大臣查克旦都五马分尸，其余子孙，无论已到年龄未到年龄，都一律斩首。
康熙坚决不同意鳌拜的意见，但是鳌拜连日强奏，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最后康熙只把对苏克萨哈从分解肢体的酷刑改为绞刑，其他都按其原议行刑。康熙刚亲政就被鳌拜来了一个下马威，他对这个权臣的跋扈也看得更清楚了。但羽翼未丰，暂时还无法用强，他不得不隐忍待机。
鳌拜则认为康熙软弱可欺，于是更加得意忘形，越来越肆无忌惮，他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把自己的儿子和亲信安插在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重要位置上。
辅国公班布尔善死心塌地地依附鳌拜，结党营私，利用权力擅改票签，决定拟罪、免罪，处心积虑地配合鳌拜杀害苏克萨哈。由于帮助鳌拜排除异己有功，他被鳌拜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秘书院大学士。
正白旗副都统玛迩赛更是个谄媚小人，深得鳌拜信任，被提拔为工部尚书。户部尚书苏纳海被冤杀后，鳌拜企图把自己的党羽打入户部，控制中央财政，便不顾其他人反对，援引顺治年间曾设两位满洲尚书的旧例，迫使康熙同意将玛迩赛补为户部尚书，又任命其兼任正白旗蒙古都统。
玛迩赛经常和另一位户部尚书王弘祚发生冲突，班布尔善就借户部的一次过失，将王弘祚革职。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正月，玛迩赛病死，鳌拜又逼迫康熙予以封谥，康熙没有同意，鳌拜竟将他擅自谥为“忠敏”。
鳌拜的亲友更是各个手握重权。他的弟弟穆里玛担任满洲都统，康熙二年，也就是1663年，被授为靖西将军，因为镇压起义军李来亨部有功，升为阿思哈尼哈番。他的另一个弟弟巴哈，顺治时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其子讷尔都娶顺治之女为妻，被封和硕额附。鳌拜的儿子那摩佛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后袭封二等公，加太子少师衔。可以说鳌拜满门显贵。
经过长期的勾结，鳌拜排除异己，发展自己的势力，已经结成了以自己为核心，以穆里玛、塞木特纳莫、班布尔善、玛迩赛、阿思哈、噶褚哈为骨干的朋党集团。他们互相勾结，操纵朝政。他们凡事在家与亲信议定后，才奏报施行，甚至经康熙批准的奏稿，也要带回家去另议，商量对策，再作处理，根本是目无朝廷。
一面培植死党，一面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很多官员因为违背其意愿，被鳌拜处死。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无人敢说“不”字，鳌拜已经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对于不附从的官员，鳌拜无不加害。
费扬古是重要的开国功臣，一直与鳌拜不合，他的儿子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四人一同在御前值勤，对鳌拜并不敬畏。鳌拜为此怀恨在心，伺机加害。
康熙三年，也就是1664年，农历四月，倭赫等在景山、瀛台值勤，私骑御马，又用御弓射鹿。鳌拜得知后，立刻以此为借口将四人处死。并且还诬蔑费扬古对皇上心怀怨望，就将他连同其子尼堪、萨哈连一同处以绞刑，幼子色黑流放宁古塔，还没收了其全部家产，给了穆里玛。
鳌拜专横跋扈，朝野有目共睹，康熙更是十分反感。但他还是个少年，无威无势，心里恼怒，也无可奈何，只有隐忍下来。鳌拜总认为康熙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仍旧恣意妄为，大臣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这样一来，鳌拜就成了康熙执掌朝政的第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因为鳌拜不是一个人，而是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集团，不将其除掉，最高权力就会旁落，甚至有江山易主的危险。除掉他，对于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可以说一点儿胜券都没有。这个时候轻举妄动，只能带来祸患。
康熙稳重的性格帮助了他。他没有急于争权，而是尽量控制自己，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有时为了迷惑敌人，他故意顺从鳌拜，给他造成柔弱无能的印象。这样一来，鳌拜更不把他放在心上，始终认为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孩子而已。
实际上，康熙早已在暗中开始准备了。他知道，要当成真正的皇帝，必须除掉鳌拜，除掉鳌拜，必须一次成功，要稳、准、狠，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他不动声色，让鳌拜放松警惕。
康熙考虑到鳌拜是顺治的重要大臣，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网罗亲信，宫廷内外多置耳目，公开缉拿他的话，可能会激起事端。因而首先应当寻找有利的时机，选择适当的方式，这样才能增加胜券。
为了迷惑鳌拜，康熙下令封赏辅臣，把遏必隆、鳌拜等所有二等公，授为一等公，鳌拜的二等公爵位，由他的儿子那摩佛承袭。康熙七年，也就是1668年，康熙又加封鳌拜为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封太子少师。
有一次，鳌拜大闹金銮殿后，谎说自己有病，一直不上朝。康熙明知鳌拜有病是假的，但为了稳住鳌拜，还是决定亲自登门去看望他。
一天，康熙带着几名侍卫来到鳌拜家里。在封建社会，皇上到大臣住处对该大臣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鳌拜见康熙不但不怪罪自己，还亲自前来看望，心中也有点儿不安。但他又想到，康熙这人年纪虽不大，心机却不少，他的到来，不可不防。
鳌拜一边想着点子，一边在床上欠了欠身说：“我重病在身，不能迎接皇上，望皇上恕罪。”
康熙道：“你辅政多年，也很费心思，积劳成疾，希望你多多保重。”
君臣二人有不同的心思，没有多少话好说。康熙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准备起身回宫，忽然看见鳌拜一只手伸到枕头下，脸色有了变化。康熙有了警觉，刚要说话，就见一名御前侍卫急忙走到鳌拜床前，猛一下揭开铺席，一把明晃晃的腰刀呈现在康熙面前。
康熙见到这种情况，吃了一惊。鳌拜脸色蜡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康熙镇静了一下，笑着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刀不离身，身不离刀，是咱们满洲人的习惯嘛。”康熙的几句话使气氛缓和了下来。
过了不久，康熙亲自颁布圣旨，封鳌拜为“一等公”。这使鳌拜更加骄傲。他想，孩子毕竟是孩子，总还是怕我。鳌拜哪里知道，康熙正在制订秘密除掉他的计划呢。
回到宫中，康熙就以下棋为名，经常召索额图进宫。索额图是四辅臣之一索尼的儿子，从小与康熙在一起游玩，身体强壮，很有谋略。后来鳌拜专横，侮辱了索尼很多次，因此索额图早就怀恨在心，经常流露出对鳌拜的不满。康熙要除鳌拜，首先想到了他。
这天，索额图又来到皇宫，康熙笑吟吟地迎接他。不一会儿，侍从太监搬来凳子和小案子，案面上摆着一副象棋。他们分上下坐定，跳马飞象，拼杀起来。
棋艺高超的康熙，今天不知怎么了，特别性急，车马炮长驱直入，逼近对方将城。而索额图却十分谨慎，步步为营。康熙几次要提车“将军”，都被索额图的过河卒子解了围，使康熙不得不转攻为守，康熙称赞他说：“好棋！好棋！”
索额图谦逊地说：“奴才棋艺低劣，只好以卒顶车。”
康熙微笑道：“过河卒子能吃车马炮，不可小看。”
“奴才正是这个意思。”
康熙眼睛一亮，点头道：“与我的心意一样。”于是，君臣二人暂时停止了比赛，商量起了对付鳌拜的办法。
第二天，康熙从各王府挑选了几十名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亲王子弟，在一起练习摔跤格斗。鳌拜看见，以为是年轻的皇上贪玩，非常高兴。过了些时候，这班小孩的拳术已练得非常熟练，和康熙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一天，康熙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问：“鳌拜是武将出身，武艺高强。我和你们都是十多岁的少年，你们是怕我呢，还是怕鳌拜？”
少年们齐声答道：“鳌拜有什么可怕，我们只怕皇上。皇上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康熙见除掉鳌拜的时机成熟，很高兴，心里说：鳌拜马上就要成为阶下囚了。
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农历五月十六日，鳌拜进宫奏事，皇上正在观看少年侍卫练武，只见千来个人正在捉对儿演习，皇帝还在场外指指点点。康熙看见鳌拜来了，故意站起身走进场去，笑着夸奖这个勇敢，奚落那个功夫不到家。等到鳌拜走近他，他摆摆手说：“今天玩得痛快！有事先不要说，等我……”
鳌拜连忙说：“皇上，外廷有要事奏告。皇上下次再玩吧。”
康熙这才恋恋不舍地和鳌拜进殿去了。后来鳌拜看见皇帝玩的次数多了，以为皇帝年少好玩，也就不放在心上，反而暗暗高兴，觉得自己更有机会独断专行了。
采取行动之前，康熙不露声色地以各种名义将鳌拜亲信派往外地，削弱他的力量，避免发生不测。一切准备就绪，胜券在握，康熙决定行动。这天，康熙借着一件紧急公事，召鳌拜单独进宫。鳌拜一点儿也不防备，骑着马就大摇大摆地进宫来了。
康熙早已站在殿前，一见鳌拜走来，便威武地喝道：“把鳌拜拿下！”
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响，两边拥出一大群少年侍卫，一齐扑向鳌拜，有的抱腰，有的扯腿，有的拧胳膊，霎时间扭打成一团。
鳌拜原是个武将，力大无比，又有武艺，但是毕竟年纪大了，手脚已不灵便，同时寡不敌众，不一会儿就被众少年掀翻在地，捆缚起来，关进大牢。
康熙立即下令，命众亲王和大臣调查和议定鳌拜的罪行。众亲王和大臣见十四岁的皇上这么坚决果断，而且不动声色就拔掉了这个天大的祸根，自然不敢怠慢，只用十天工夫便把鳌拜专横乱政的三十条大罪调查清楚，奏请皇上将他处死。
康熙考虑鳌拜过去有功，免了他的死罪，把他革职，长期拘禁。
逮捕鳌拜后，康熙没有忘乎所以。他马上进行了清剿鳌拜党羽的行动，将其一网打尽。但在处理鳌拜一伙时，他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为朝廷的大局着想，有力有度，既清除了鳌拜的势力，又没有影响大局的稳定。
辅政大臣遏必隆不但没有起到辅政的作用，反而处处顺服鳌拜，这次也被拿问。经过审讯，也以“不行纠核”“藐视皇上”获罪，共二十一条罪行。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康熙予以宽大处理，只革去了他太师及公爵的封号。
鳌拜党羽众多，如果斩尽杀绝，势必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动荡。康熙将首恶与胁从者分别对待，对于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泰璧图等核心成员，非杀不可的，都下令处死；对于那些谄附而无大恶的多数党羽，如苏尔马、巴哈等人，都予以从轻处置，从宽免死。这样一来，既惩戒了奸党，也分化、瓦解了鳌拜集团的势力，完满地保证了大局的稳定。
年仅十六岁的康熙凭着他过人的聪敏、沉着、果敢和智慧，在最高权力顶峰的博弈中，施展了非凡的政治谋略，不但干净漂亮地清除了鳌拜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彻底清除了反对势力，而且稳定了大局，真是难能可贵。
削夺八旗诸王权力
康熙亲政之初，借鉴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统治初期，加强了自己掌握权力的力度，严格控制官僚系统。当时，康熙面临的主要是满洲贵族势力的阻碍。毕竟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在最初的几十年间，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君主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康熙通晓中国历史，他知道，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强盛的时期，往往就是君主能操控全局的时期。这些英明的君主，善于集权，也善于用权，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因此而富强。反言之，当权臣当道，官僚体制腐败的时候，君主的实际权力被分散，被他人滥用，结果自然是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王朝趋于没落。
在康熙初政时，中央对康熙决策制约最大的，就是八旗诸王以及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所创的亲信重臣与宗室贵族共议政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指定五位大臣，理政听讼，处理有关政务，被称为“议政五大臣”，此外还有十位大臣佐理国事。
随着诸子逐渐长大，也陆续成为专主一旗或专主若干牛录的贝勒、台吉，这些王子贝勒开始和五大臣共议国政。后金政权建立，形成了四大贝勒议政的制度，五大臣也渐被八大臣所代替。
天命七年，也就是1622年，努尔哈赤明确下令八位皇子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第二年，又设八位大臣为副，筹划军事方案，审议军事得失，就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制度。
这八大贝勒和八位大臣，在很多事情上有决定权，不仅可以监督皇帝，甚至可以决定废立。但对于其中的个人，又有制衡作用，有效地防止了个人擅权和分裂行为发生。
皇太极即位，开始有计划地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他采用明朝制度，陆续设立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及内三院等机构，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一些职权。
多尔衮摄政时，大权独揽，排斥、削夺诸王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也被架空。顺治亲政后，为了共同对付多尔衮，又恢复了诸王的权势，增加了议政王贝勒大臣的人数，如顺治八年至十二年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三十多人。其权力也得到很大扩张，甚至敢直接否定皇帝旨意。史书称之为“国议”，记载说：
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六部事，俱议政王口定。
这个时候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达到了顶峰。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权势超过了议政诸王。辅臣甚至能决定诸王升迁和继承，所以诸王贝勒都唯命是从，有人甚至依附了鳌拜。鳌拜专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控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实现的。康熙六年，也就是1667年，鳌拜就是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处死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尽管康熙强烈反对也无可奈何。
康熙深知这里面的厉害，于是在铲除鳌拜集团之后，就开始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他通过设立南书房、内阁等机构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权，另外就是削减人数，削弱其实力。
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农历八月，康熙就下令：
诸王贝勒之长史、闲散议政大臣，俱著停其议政权。以后凡会议时，诸王贝勒大臣，务须慎密，勿致泄漏。
此后又逐步地裁减议政王贝勒。
康熙十一年，也就是1672年，参加议政的宗室诸王有和硕康亲王杰书、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和硕安亲王岳乐、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温郡王孟峨、掌宗人府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察尼、多罗贝勒董额、多罗贝勒尚善等人。
十二月，康熙先后批准了和硕裕亲王福全、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温郡王孟峨辞去议政职务，解除了他们的议政之权。其他的议政王贝勒也纷纷疏辞，但康熙为了保持稳定，没有批准。
第二年发生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的“三藩之乱”，八名诸王、贝勒被派出领军，议政的人数减少，于是康熙再次命和硕裕亲王福全、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参与议政。
平定叛乱实际上是一次对领军将领的真实考验。很多王、贝勒养尊处优，缺乏指挥才干，陆续受到惩处。康熙认为，其中只有少数人尽心王事，建功立业，大多数表现都不好，于是，命议政王大臣等举太祖、太宗军法，陆续“严行议罪”。
自康熙十六年也就是1677年农历二月，至康熙二十一年也就是1682年农历十二月，八名出征的王、贝勒中，有五名被削爵、罢议政、解宗人府职。这对满洲贵族是一次较大打击。
康熙二十年，也就是1681年，农历八月，康熙又下令罢免了和硕庄亲王博果铎的议政权力。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农历五月，因安亲王岳乐隐瞒一外蒙古喇嘛，经宗人府等衙门议奏，革去其议政及掌宗人府事。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1690年，农历十一月，因在乌兰布通之战的失误，罢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和恭亲王常宁的议政职权。
这样一来，原有议政宗室王、贝勒中只剩下了康亲王杰书一人。而杰书于康熙三十六年，也就是1679年死后，至康熙朝终，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议政王。所以以后只有议政大臣会议，而不再提议政王。
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议政大臣会议的转变，也是康熙削夺特权、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转变。不只是人数和身份的变化，其议政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议政大臣人数，由康熙根据需要，加以增减，大体限制在六部及理藩院满尚书、都察院满左都御史、领侍卫内大臣及八旗满洲都统的范围之内。议政程序，一般由皇帝决定该议之事，满大学士于议政大臣会议传达谕旨，令其议奏。议复返回后，大学士于皇帝御乾清门听政时，面奏请旨，由皇帝最后裁决。这样，康熙严格控制了会议的内容，使之成为自己掌握下的一个普通议政机构。
与此同时，康熙在其他方面也开始削弱诸王的特权。由于诸王都是八旗的旗主，有一定的实力。康熙既要维护八旗的战斗力，又要强化自己的直接控制，主要目标就放在了皇帝不能直接掌控的下五旗上。主要措施有：
一、严禁诸王府利用特权垄断贸易。
八旗内部有浓厚的主奴关系，很多旗下奴仆经常打着主人的旗号，或受主人指使，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对这种情况，康熙采取严厉控制，他下令：凡有此类事件发生，“在原犯事处立斩示众，该管官革职”，宗室公以上、王以下家人，则分别罚银七百两至一万两不等，交宗人府从重议处，其家务官都要革职；如果地方文武官不行查拿，也一律革职。
二、严禁诸王及旗下大臣勒索官员及干预地方事务。
满族内主奴关系往往是终身的，即使朝廷任命旗下的人为高官，其对原来的旗主，仍然是奴仆。为了防止诸王、旗主用这种关系控制地方，扩张权势，康熙下令要“严拿具奏，将主使之人究出，从重治罪”。
康熙十九年，也就是1680年，农历十月，他下令吏、兵、刑三部会同都察院会议制定《旗下人出境干求处分则例》，规定：“旗人私往外省地方，借端挟诈，嘱托行私，犯扰小民等弊者，系平民，枷号三月，鞭一百；系官，革职，鞭一百，不准折赎。失察之佐领罚俸三月，骁骑校罚俸六月。其差遣家仆之人系闲人鞭一百，系官革职。差去之仆，枷号一月，鞭一百。”
三、议处犯罪诸王，削爵。
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很多亲王、贝勒表现不佳，有的观望逗留，不思进取，有的干预公事，挟制地方官，只顾收取贿赂，还有人沿途大肆骚扰搜刮百姓。
康熙对此大为不满，借机削权。八位领军亲王、贝勒中，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五人被削爵，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被罚俸一年，只有安亲王岳乐、信郡王鄂札因为指挥有方立下战功而受到奖赏。
四、重新制定宗室王公袭爵法。
清初为了优宠功臣，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年至十五，一概予以封爵。后来康熙发现，随着国家渐趋安定，那些袭爵的人根本没有临阵经验，更谈不上立功，轻轻松松就当上了王或者贝勒，养成了骄纵习气。
康熙认为这种做法不但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反而对于培养新的人才不利。他曾对岳乐说：“我看这些人当中绝少成才者……他们之所以能做上高官，不过是继承祖父、父亲的爵位，有一个立过战功的吗？在我们前辈中见过这样的吗？”
在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1688年，农历二月，康熙命议政王、贝勒大臣等确议改革办法，最后制定了新的袭爵制度：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年至二十，看他们文才、骑射出色的，列名引见，请旨授封。惟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有去世的，只批准一子袭爵，不用等到二十岁。
通过这个制度，康熙取消了宗室王公原有袭爵特权，将决定其袭封的权力收归自己手中。
五、扶植兄弟、皇子，分其权势。
相比于其他诸王、大臣，兄弟和皇子同皇帝的关系自然要亲近得多，也可信任得多。为了进一步平抑诸王特权，康熙改变“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惯例，委任皇亲出征，如康熙二十九年、三十年征噶尔丹，都是以皇兄、皇弟、皇子为帅，借此排斥了开国诸王子孙独揽用兵之权的传统。
到了晚年，康熙更是直接任命皇子管理旗务。康熙五十七年，也就是1718年，农历十月，康熙指责各旗都统、副都统，有的出身微贱，当官后只顾享受，旷废公务，因而指定皇七子淳郡王胤祐办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子敦郡王胤（礻我）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二子贝子胤祹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
康熙此举大大削弱了旗主王、贝勒的权力，加强了皇室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枝叶过于茂盛，必然威胁到主干，清初的几次大动荡，都与此有关。对此，康熙看得很清楚，他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早夜焦劳，而心血因之日耗也。”
康熙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能受权于君主，而不能威胁皇权。这是保证天下安定，避免内部争权夺利的一个大前提。
通过一系列措施，康熙削夺了八旗诸王的权力，实现了天下大权统于一身的君主专制，使得清朝的统治自他之后，皇权得到了真正的巩固。
坚韧勤奋地自学
康熙十年，也就是1671年，内阁满汉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等部院官员齐集太和殿，康熙帝首次经筵大典在这里举行。
殿中已设下御前书案和讲官的讲台，当精心遴选的十余名满汉经筵讲官向皇帝行完一跪三叩头礼后，由讲官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进讲《大学》中的一章和《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两句后，然后赐宴群臣，仪式便算结束。自四月十日始日讲开始，从此康熙帝的学习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担任康熙帝经筵及日讲讲官的官员是从内阁大学士、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翰林院官员中挑选的。这些官员都通晓儒家经典和历代史事，都把造就一代贤君明主当作崇高的目标和荣耀，不仅尽心尽力，讲解明白晓畅，条理清晰，而且十分注重引导康熙帝以古来的著名贤君为榜样，作育君德；并注意结合为政的实际，以古喻今，提高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和水平。这种学习对康熙帝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激发了他充实自己的强烈渴望，他不仅要求讲官打破隔日一讲的旧制，且经常要求在经筵不开的假期也能进讲。
康熙十二年二月，也就是1673年3月，他对讲官们说：“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下令改变传统的办法，从此讲官每天都要上课，使“日讲”真正名副其实。
从那以后，一些惯例一再被打破，不分寒暑，不论忙闲，也不管是否举行经筵开学，凡有时间都要上课。甚至他到外地巡视也要带着讲官，随时进讲。康熙帝倾心向学，刻苦努力的精神不仅令讲官们非常感动，甚至惊叹，认为是古今帝王中无可匹敌。在康熙帝以后执政的数十年中，除了因重大斋戒典礼节庆、巡幸出征等事偶有暂停外，他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进行着自己的学习。
他像一个历尽艰辛，终于寻找到了热望已久的宝藏的开发者，怀着激动的心情不遗余力地在千古智慧的宝库中搜求。这个长年驰骋在马背上，在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上一代代锤炼出的民族的后代，已将祖先吃苦耐劳、坚韧勤奋的精神凝入他安邦定国的实践中来。
从那以后，或在乾清宫，或在弘德殿，或在懋勤殿，康熙帝与日讲官员度过了一个个晨昏寒暑。常常是每天天还没有完全亮，康熙帝便召集群臣奏报政务，处理当天的国事。因此或在听政之前，或在听政之后开始当天的日讲。
朝臣与讲官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春夏天看东方日出，秋冬日随夜幕隐退，星稀殿角，露湿庭阶。康熙帝精神振奋，不惮劳苦听政听讲，从无厌倦之态。
康熙十四年四月，也就是1675年5月，他对讲官们说：“日讲原期有益身心，加进学问。今止讲官进讲，朕不复讲，则但循旧例，渐至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自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仍复讲，如此互相讨论，方可有裨实学。”
其实在此之前的讲学过程中，康熙帝早已不是仅只被动地听讲，而是经常与讲官反复研讨、辨析，经常阐发自己的学习体会和思想。当时南方吴三桂等“三藩”已发动叛乱，战火燃及半个中国，康熙帝要处理的问题实在太多，便将固定的日讲时间改为“乘间进讲”，并从这时开始他每次都复述讲官所讲解的知识。
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1677年，他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和理解能力，又把每次进讲改为由他自己先讲，然后由讲官复讲。由被动地接受到讨论式的学习逐渐过渡到自学加辅导，明显地看出康熙帝的进步迅速，而这不过只有短短的六年时间！
此间康熙帝还经常半夜起身，甚至通宵达旦披衣苦读。几年中，已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尚书》《易经》《诗经》等儒家经典和《资治通鉴》等史书反复研读一遍。
康熙帝读书的自觉性和动力来源他对儒家典籍有益身心、有资治道的深刻认识。他二十岁时，一次与讲官们的对话就已经表现很清楚了。他说：“学问之道，在于实心研索，使视为故事，讲毕即置之度外，是徒务虚名，于身心何益？朕于诸臣进讲后，每再三细绎，即心有所得。尤必考证于人，务求道理明彻乃止。至德政之暇，无间寒暑，惟有读书作字而已。”
他所谓作字，是指书法。康熙帝自小便养成了爱好书法的习惯，非常喜欢董其昌的行书，后又对米芾字产生了兴趣，临摹习仿，写得一手遒劲有力、飘逸舒展的好字。说完上面的话后，康熙帝随手写了一行字，给讲官们传看。
接着说：“人君之学不在此，朕非专攻书法，但暇时游情翰墨耳。”随后他对讲官熊赐履说，“朕观尔等所撰讲章，较张居正《直解》更为切要。”
熊赐履当即回答说：“臣等章句小儒，不过敷陈文义。至于明理会心，见诸日用，则在皇上自得之也。”
康熙帝对此颇为赞同，便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见解说：“讲明道理，乃为学切要功夫。修己治人，方有主宰。若未明理，一切事务，于何取则？”且说，“学问之道，毕竟以正心为本。”
熊赐履见康熙帝有如此深刻的领悟，不由得称赞说：“圣谕及此，得千古圣学心传矣。”
康熙帝说：“人心至灵，出入无乡，一刻不亲书册，此心未免旁骛。朕在宫中手不释卷，正为此也。”
随后康熙帝潜心写下了《读书贵有恒论》一文，勉励自己不自欺，切戒始勤而终惰，不能坚持长久。其中有言：“人之为学，非好之笃嗜之深，其势必不能以持久！”准备“无论细旃广厦，讽咏古训，日与讲臣共之。即至銮车帐殿之间，罔废图史，寻味讨论，弗敢畏其艰深而阻焉，弗敢骛于外物而迁焉，盖初终如一日也”。
康熙帝确实是在用这些认识鞭策着自己，他也是这样做的。他是一个帝王，知道自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用不着与自己的臣民在文化上一较高低。
他对自己约束和激励并不完全出自兴趣和天性。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统治者，更清楚知道自己是一个被一个文化发达的大汉民族视为野蛮的“异族”的统治者，他的谦虚好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
他要用自己行为和实际能力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个皇帝，还是一个称职的皇帝，是一个超越前代诸多帝王的皇帝。
假如说几十万的满族与几千万的汉民族在打天下、治天下的冲突中所需要的不仅是战争，同时也是竞争的话，康熙帝的祖先和前辈们已然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当他成长为一个举国瞩目的君主后所面临的问题已别无选择，只有治天下这唯一的任务，他要完成的只有获取人心，取得全国人民的认同。尽管他不能想象自己可以与围绕在身边那些饱学诗书、满腹经纶的汉臣的“学问”相比，但却可以通过接受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满足他们的愿望，换取他们的信任，赢得他们的敬服。后来的事实表明，康熙帝的成功恰在于此。
康熙帝通过长期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和在为政的具体实践中的应用，深深感受到儒家思想对其安邦定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已远远超出以其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的工具意义。
经过明末以来半个世纪的战乱和激烈的阶级矛盾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人们望治心切，使儒家思想的中庸倾向、阶级调和致治以礼的内涵在缓和矛盾、恢复秩序、制定政策等方面不仅有了理论根据，而且也正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
正是依照儒家经典的精神主旨和社会的实际形势，康熙帝迅速扭转了四辅臣严苛残酷的政风，逐渐转向追求德治，崇尚宽仁，而这也成为他一生治国理政的基本调子。尽管他在晚年将此经验教条化，为政失之宽纵，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但清王朝能在严重的战乱和尖锐的对立中走出困境，应该说仍只能归功康熙帝的这一明智抉择。
康熙十六年五月一天，儒臣进讲完毕，康熙帝对他们说：“卿等每日起早进讲，皆天德、王道，修、齐、治、平之理。朕孜孜向学，无非欲讲明义理，以资治道。朕虽不明，虚心倾听，寻绎玩味，甚有启沃之益。虽为学不在多言，务期躬行实践，非徒为口耳之资。然学问无穷，义理必须阐发。卿等以后进讲，凡有所见，直陈无隐，以副朕孜孜向学之意。”
其实类似的话在他一生中说过无数次。之所以如此，已经明显地反映出他对宋明以来诸儒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所持的保留态度。尽管他一再倡导理学，但他似乎已感觉到那种对理、气、心、性的繁冗解释和攻讦驳辩不仅难以分清高下，即使被尊为所谓纯儒的一些人多也只限于侈谈。他反复强调学问要有资治道，“务期躬行实践”。
他在与臣下谈到“理学”时说：“日用常行，无非此理。自有理学名目，而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矣。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悖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
康熙帝最需要的是治国的经验和实际的效果。终其一生，他倡导理学，也出了一些所谓“理学名臣”，可在他眼中，并没有几个人是值得肯定的。他晚年时曾说：“理学之书，为立身根本，不可不学，不可不行。朕尝潜心玩味，若以理学自任，必致执滞己见，所累者多。宋、明季世人好讲理学，有流入于刑名者，有流入于佛老者。昔熊赐履自谓得道统之传，其殁未久，即有人从而议其后矣。今又有自谓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凡人读书，宜身体力行，空言无益也。”
从这既倡导又厌恶的情绪中，康熙帝表现出他完全是一个实用主义政治家而非理论家，尽管他对理学理论有很精深的研究。在康熙帝所读过的无数典籍中，历代史籍几乎都有所涉猎，并作了很多批注。他非常注重研究历代王朝兴盛衰亡的经验和教训，从帝王品德好尚到君臣关系，从整肃朝政到吏治安民，从发展经济到固舆安边都能引起他的高度重视。
比如，他对汉武帝、唐太宗等君主的治绩多有赞誉，但对汉武帝信神仙方术，唐太宗以疑杀人却不以为然，认为“惑己甚矣”；对汉文帝的善政，宋太祖微服了解吏治民情都深深敬服。
对许多帝王的品格治迹都有很中肯明智的看法，当他读了魏征上唐太宗《十思疏》后，不无感慨地评道：“人莫不慎于创业，怠于守成，故善始者未必善终。惟朝乾夕惕，不敢少自暇逸，乃可臻于上理。”
他对冯道历官几个朝代仍扬扬自得地自称为“长乐老人”嗤之以鼻，说他“四维不张，于兹为甚”。但却对冯道向唐明宗所说的“历险则谨而无失，平路则逸而颠蹶”的话大为赞赏，总结说：“粤稽史册，国家当蒙庥袭庆之后，率以丰亨豫大弛其兢业之心，渐致废坠者往往有之，所以古者圣贤每于持盈保泰之际三致意焉。
冯道以明宗喜有年而设譬以对，犹得古人遗意。虽道之生平不足比数，而其言固可采也。”
这种不因人废言、清醒知警的态度，在康熙帝读史书时是一念常存的。
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很注重历代兴亡的教训，自汉代以后的宦官、外戚之祸，亲王、权臣、武臣擅政都引起他的警觉，并在制度建设上予以充分的研究。尤其明朝亡国的教训，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经常与臣下们谈论，总是感慨不已。他深知：人主以一人临御天下，自身的修养深系天下安危。
他以历史的经验告诫自己，为政不能怠惰，不能感情用事，要善于了解情况，听取臣下的意见。尽管一人高高在上，可以为所欲为，但偏激致误、纵欲亡身乃至于亡国，历史都提供了无数的先例。
事实证明，康熙帝从一个深宫诞育的皇子成长为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得益于读书学习的“作育之功”甚多。也正是他深受数千年中原王朝治国经验的熏陶，在他手中，清廷终于从马上打天下的赳赳武夫姿态改变了形象，开始了以文治天下的辉煌历程。
随着治国经验的增长和对文化典籍领悟能力的提高，康熙帝逐渐感到烦琐仪式的日讲不如自学来得实惠、自由。况且固定的学习程式和讲解，既耽误时间又妨碍处理政务。但他很尊重自己的那些师傅，很羡慕他们的学问，不愿与他们分开。
在康熙二十五年，也就是1686年，他宣布停止日讲之前，便已在九年前设立了南书房。从那时起，甚至可能更早，在乾清门内西侧，面对乾清宫的那几间低矮的小房，已成了皇帝和他的文学侍从也就是词臣们经常研讨学问、谈文论政的永久场所。
他保持十五年的“业余学校”生涯尽管已经毕业，可在他的寝宫中却常常是烛光伴随他的刻苦攻读，有时直亮到天明。读书已成为他皇帝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他的晚年仍坚持不懈。因此，他区别于以往帝王的一个重要成就不仅在于他有突出的文治武功，他还给后人留下一百数十万字的著述。
励精图治，察吏安民；选贤任能，优礼良臣；安边恤刑，武功文治；轻徭薄赋，赈灾蠲免，事无巨细，凡有益治国安邦均挂怀在心。在他心中展开的是一幅国家安泰、物阜民丰的宏图。
在他龙飞凤舞、笔力遒劲的文字中，透射出充分的安然和自信；而在他留下的一千多首诗和数十篇文赋中虽常有忧国忧民的思绪萦绕心头，可胸怀广阔的浪漫主义情操却时时扬溢，慨叹边塞的辽远苍凉、瀚海无垠，寄志于大河奔流、山河壮阔，关情于草木鸣蝉、风雨明月。其诗作中，“既有金戈铁马之声，又有流风回雪之态”。
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后代，虽然仍牢记祖辈不忘骑射的遗训却已是深谙治国之道并且满腹诗书。他虽然不乏祖辈坚忍雄健的马背雄风和叱咤风云的气度，但却已更具有远迈先祖的文化素养和治理新世界的广阔胸怀。祖先创业的那片黑土地上留下的只是令他追想的一连串神奇故事，可当他父亲走进山海关的大门时，历史便注定了他要有一个更博大的胸怀来面对这个广阔辽远的国度和生于斯、长于斯的似曾相识的世界。
他睁开双眼，惊异地关注着每一丝新奇，贪婪地吸吮着中国文化中的营养，以至于令深恨“夷族入寇”、很难放弃“华夷之辨”传统观念的汉族士大夫也睁大了惊奇的双眼，感到非同寻常。
康熙帝正是以这种突破祖辈狭隘换以宽容博大、兼容并蓄的全新姿态确立了自己“明君”形象，终于使清王朝在国人心中赢得了“正统”认可。康熙帝还做了三件意味深长的事：宣《圣谕十六条》、中西历法之争和御门听政。雍正帝在雍正九年，也就是1731年，农历十二月二十日，为圣祖仁皇帝实录所作的序文中称：“纲举目张，庶司各修其职。”意即纲举目张，才能治国安邦。所谓纲，就是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八个大字。
敬天法祖是形式，勤政爱民是内容，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所谓目，就是为纲服务的具体施政方针和各项政策，既有综合全局的总政策，又有各个不同时期的个别政策，即目中有目。那么，什么是康熙朝勤政爱民的总政策呢？
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农历十月九日，即康熙亲政后第三年，他曾发布《圣谕十六条》，代表他勤政总策略，并一生为之遵行，孜孜不倦。《圣谕十六条》，即究竟如何训练、启发、劝导以及怎样责成内外文武各主管部门官员们督促率先举行等事情，礼部须详查典制，议定后报朝廷。
十六条的中心思想是重视思想文化教育，教育上去，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此，康熙曾说过：政治所先，在崇文教。储养之源，由于学校。重农桑以足衣食，意即是物质建设。隆学校以端士习，是精神建设。二者相结合，如此，则纲举目张，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康熙做了六十一年的太平天子，与此不无关系。
采取御门听政制度
康熙初年，由顺治遗留下来的“四辅臣体制”大大削弱了皇权，这对康熙履行自己的职责，亲掌朝政非常不利。为了尽快投身于国家事务之中，年仅十四岁的康熙，在亲政之初就采取御门听政的方式，实现总揽朝政的目的。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能够履行帝王权力的皇帝很少。而且历史上经常发生宰相擅权、母后专政、外戚篡夺、宦官横行、大臣结党等威胁统治秩序的情况。
而清朝则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与皇帝亲自行使国家大权，不轻易假手于人有很大关系。清初，国家的体制还带有很浓厚的贵族制色彩，满洲贵族特别是宗室贵族在一些国家大事上有很大的决策权。经过皇太极、顺治二朝，“四大贝勒体制”和“议政王大臣会议体制”受到了制约，皇权日渐加强。
但是康熙还是感觉到“四辅臣体制”使自己不能自行其是，处处受到约束，于是便采取“御门听政”的制度。所谓御门听政，就是皇帝亲自到一定场所，听取各部门大臣奏报情况，提出建议，与大学士、学士们一起讨论，呈上折本，发布谕旨，对重要国事作出决定等活动。
由于最初康熙御门听政的地点是离他住处最近的乾清门，因此才被称为“御门听政”。每月除了初五、十五、二十五的“常朝”在太和殿外，其余时间都在乾清门。后来根据具体情况和季节变化，也经常在乾清宫东暖阁、懋勤殿、瀛台、勤政殿、畅春园澹宁居、南苑东宫前殿等地举行听政。御门听政时间一般都安排在早晨，因此又称为“早朝”。
康熙勤勉为政，无论盛暑严寒，他都坚持亲临听政，几乎是六十一年如一日，从不中辍。康熙听政不是图形式，走过场，其认真的程度，就连大臣们都想象不到。对于各部送上来的奏章，他一定要亲自御览。
起初，很多官员认为皇帝肯定不会字字细读，书写经常疏忽。但康熙连错字都能发现，并加以改正，翻译得不通顺的，他也亲自加以删改，令大臣们感到汗颜。
军务紧急的时候，每天奏章有三四百件之多，通常情况下，也有四五十件，不论多少，康熙都要亲自批览。因为亲自动手，他才能洞察其中的弊端，随时加以纠正，这对于扭转一些不良风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通过御门亲政，康熙抵制了鳌拜等权臣专断朝政的图谋，为铲除鳌拜创造了条件。鳌拜为了扩张权力，垄断了朝廷大政的处理，他甚至将奏疏带回家中，任意更改，并且结党营私，阻塞皇帝和臣下沟通的渠道。但康熙通过亲自听政，突破了鳌拜的封锁，和大臣们广泛接触，共商国是，对鳌拜等擅权自专的行为，也能及时发现和制止。
有一次，鳌拜擅自更改已经发抄的红本，被大学士冯溥弹劾，康熙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了他，鳌拜心虽不甘，但在朝堂之上，也不敢公然对抗皇帝，而康熙也通过这些行动，逐渐树立起自己的权威。
可以说，此时御门听政是康熙亲掌国政的演习，也是为铲除鳌拜进行的铺垫。两年以后，康熙不动声色，举手之间就除去了这个经营多年的庞大集团，如果没有御门听政所做的准备，是不可想象的。此后，康熙正式亲自掌理国家大权，他不但没有因为鳌拜的覆亡而掉以轻心，放松听政，反而更加重视。
“三藩之乱”的时候，国事繁多而重大，军情紧急，康熙通过御门听政，充分汲取朝廷大臣的智慧，迅速而果决地处理一系列的事务。重任在肩，他不敢有丝毫放松，每天天还没有亮就起床，天刚蒙蒙亮就开始听政，用他自己的话说，“惟恐有怠政务，孜孜不倦”。
当然，康熙也对各部官员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下诏：“令部院官员分班启奏，偷情安逸，甚属不合。以后满汉大小官员，除有事故外，凡遇启奏事宜，都要一同启奏，我可以鉴其贤否；那些没有启奏事情的各衙门官员，也要每日黎明，齐集午门前，等到别人启奏之后同时散去。都察院堂官及科道官员，没有启奏事宜，也必须每日黎明齐集午门，查满汉部员、官员有怠情规避者，即行题参。”
官员们为了避免耽误早朝，往往在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点着灯笼上朝。在皇帝的带动下，官员们也都养成了未明即起的习惯，整个朝廷呈现出一种勤勉高效的氛围。
平定“三藩”之后，紧急政务相对减少，但是康熙仍然坚持御门听政，只是对时间作了调整。在京期间，康熙御门听政坚持不辍，外出巡幸，也坚持处理政务，因此热河避暑山庄和各处行宫，也都成了他召见臣下处理政务的场所。每逢康熙离开京城，各部院便将奏章集中送至内阁，由内阁派人专程转送。
康熙如果住在南苑，就一天汇送一次或隔日汇送一次；如果远行外地，就每三日送一次。每天清晨，各部院尚书、侍郎就要赶到听政的地方，将本部日常事务上奏给康熙。有些问题康熙当时就作出决定，命令有关部门贯彻执行。遇到重要问题，康熙要当面询问详情，征求各方意见，然后仔细调查，最后作决定。
从亲政之日起，除了生病，三大节，重要祭祀之日以及宫中遭遇丧葬等变故，康熙不得不暂停御门听政外，到他去世前五十多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坚持听政。因此，虽然御门听政并非康熙独创的理政形式，但在中国历史上，像他这样将御门听政定为常制，注重实效，数十年坚持不辍的皇帝，绝无仅有。
康熙利用御门听政，解决了大量的实际问题，大大地提高了国家的管理质量和行政效率。康熙四十五年，也就是1706年，农历四月十二日，大学士会同户部奏上有关“钱价太贱，需要平抑”之事，康熙当即作出和粜收买，严厉惩处贩钱抬价者。
同年十月，为拿获贩卖大钱人犯一事，刑部侍郎鲁瑚与九门提督发生争执，在康熙听政时面奏请旨。康熙让二人充分述说理由后，严厉批评刑部悖谬，下令交给都察院处理。许多重要、机密的事，各部还要具本奏上，面奏完毕，由大学士商同处理。
在听政的过程中，康熙尽量发挥大臣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畅所欲言，甚至鼓励互相争论。经过争论，有时康熙发觉自己的意见也并不完全正确，就虚心接受，改变自己的决定，采纳臣下的意见。
有一次，九卿会议提出请皇上亲临河上，指授方略的要求，康熙开始断然拒绝，并且声明：“我屡次巡察途经河道，对治河工程非常清楚，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去过，但从地图上也早已十分熟悉，随时可以定夺。我几次南巡，发现走小路十分扰民，所以没必要亲自前往。”
但是九卿一再坚持，申明利弊，说皇帝不亲临指示，就不敢动工，工程也不能圆满完成。康熙经过通盘考虑，终于同意亲自前往检视。
这场争论整整进行了一年。九卿有的面奏，有的递折，都直陈己见，大大提高了中枢决策的准确程度，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对于自己的正确意见，康熙还是勇于坚持的，这也是加强权威的一种体现。
康熙四十五年，也就是1706年，为治理黄、淮，在分工、筹款、官吏管理等诸方面，康熙与九卿存在很多分歧，并在御门听政时进行了多次争论。
九卿们提出：“河务重大，需要耗费巨额资金，应该设立民间捐资的条例。”
康熙不同意，反复劝谕，说现在国库里银钱十分充足，如果不充足，怎么能减免各省应纳的钱粮呢？康熙还批评九卿不熟悉河务，指出：“我去年视察高家堰，见堤坝再不预先修治，一定会出大问题，就命令张鹏翮开工修治。但张鹏翮却坚持说根本不会有事，一直拖着不办。现在修河，应当以高家堰工程为重，如果高家堰溃决，那么黄河也难保。”
康熙仔细耐心地分析利弊，终于说服了九卿，使得自己的意见得以顺利贯彻执行。对许多朝中大事，康熙都亲自过问。大学士请旨的，康熙每一件都要亲自定夺，甚至一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事情，他也要关注。
有一次，大学士明珠捧折面奏请示户部奏销前一年湖南钱粮。康熙就问：“所奏钱粮数目是不是确切？”
明珠回答说：“我核对过，是相符的。”
康熙仍不放心地问：“户部钱粮浩繁，很容易蒙混，经常在销算当中出问题，你们要传我的话，要户部务必严加清查，排除弊病隐患。如果不改，一定严加查办！”经过康熙亲自安排落实，解决了许多问题。
康熙二十五年，也就是1686年，农历七月的一天，康熙处理翰林官外转的奏章，询问大学士的意见，明珠奏报说，可以依吏部所议。
康熙听后很是不满，他批评道：“这是你们顾及情面，现在的翰林官，有的不善书法，不能写文章，不能读断史书，只知饮酒下棋，这样的人一旦重用，使无才之人反受宠幸，怎么去教育后人？一定要降谪一两个人来警诫他们。”
于是，康熙当即指示大学士、学士带着谕旨到翰林院、吏部去质询。当天晚上，大学士们就回来汇报了吏部与翰林院的疏误之处，加以改正。
通过这些做法，不但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而且也掌握了各地、各部门的薄弱之处，对加强皇权，防止权臣擅政现象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御门听政时，康熙不只处理日常事务，而且还借机考察官员，整顿吏治，并通过这种方式增进官员们同自己的感情联系。
康熙首先将官员是否认真按时启奏视为勤勉与否、贤良与否的重要标准。因而对朝奏时偷情安逸的官吏严加训斥，对启奏诸臣，他也时时要求他们要注意民生疾苦。他曾多次告诫身边的官员，作为一方大吏，所奏必须与国计民生相关。
康熙二十二年，也就是1683年，农历二月初六，江西布政使石琳上奏本省要政时，多举琐碎事情，康熙严厉批评说：“你身为地方大吏，应举有关民生利弊以及应该革除的大事奏告，怎能用这种琐事来搪塞呢？”
对官员们的升转任命，康熙很注意听取大学士们的意见。每当吏部或九卿推荐官吏，康熙总是让大学士们充分发表意见，以决定取舍。有时一时无法议定，便下令有关部院或九卿再作商议。
有一年，户部侍郎、贵州按察使、浙江按察使、山东布政使等都出现缺员，吏部报上拟升转名单，康熙并未指点，而是下令：“着以开列人员问九卿，各举所知。”
对吏部所开山东等九省学政名单，康熙对学士们说：“直隶地区，我已点过；江南等地学臣紧要，这本折子里开列的人员我不大认识，请向九卿去问询。”但是，对各部部议及大学士们票签的错误，康熙却丝毫不加迁就。
康熙曾经问大学士马齐：“前代君王不接见诸臣，所以诸臣也见不到君王，君臣之间怎样通气呢？”
马齐回答说：“明代皇帝向来无接见诸臣之例，即使接见，也不许说话。”
康熙慨叹道：“为人君者若不面见诸臣，怎么能处理政务呢？”
为了增进君臣之间的感情交流，康熙对各级官员，处处表示关心。他认为只有君臣经常在一起商讨国是，才能上通下达，共同筹划，避免前明君臣相隔、依赖宦官而至亡国的局面再度重演。
康熙经常通过询问官员的家境来联络感情。出于对他的感戴之情，不少臣下对工作尽职尽责，甚至敢于与他争论。他对这种大臣总是十分赞许。
康熙对大臣们说：“你们都是议政大臣，应该各抒己见，直言不讳，即使有小差错，我难道还会因议政而加罪于你们吗？”因此，康熙在位期间，君臣关系一直非常融洽。各级官员普遍任劳任怨，对康熙也倍加爱戴。
康熙生病期间，暂停御门听政，但是各部院官员仍然全部赶到左门请安，使康熙十分感动，他动情地说：“君臣谊均一体，分势虽悬，而情意不隔。”
通过御门听政，康熙对大臣们的“感情投资”得到了回报，大大增强了官员们的向心力，从而极大地强化了他的权力，使得他的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御门听政作为康熙长期坚持的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对于清朝政局的健康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充分利用御门听政，使朝廷上下协调一致，克服困难，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对手。
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八年中，诸多情况下，都是康熙利用御门听政及时地作出各种决定，并贯彻执行，从而取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之后，康熙又抓住有利时机，在御门听政时授任姚启圣为福建总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终于顺利收复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开设读书处南书房
康熙帝曾于内廷设立南书房。此制源于清初。清初从太祖努尔哈赤创业时起，以至诸王、贝勒，皆有书房，内设秀才若干，协助自己读书，兼管文墨。皇太极即位后，将书房改称文馆，命儒臣入直，成为国家正式机构。
所谓文馆仍是书房，只是汉文译法不同，将“书”改译成“文”，将“房”改译成“馆”，文馆比书房听起来更文雅一点。为什么国家正式机构仍称书房呢？原来书房系后金汗的私属机构，仍称其旧名，即意味保留了该机构的私属性质，以防止诸王专权。
当时八旗诸王、贝勒兼管六部，唯有文馆和都察院不许兼管。天聪十年，也就是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同时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翰林国史院、内翰林秘书院、内翰林弘文院，仍是属于皇帝的内廷机构。
皇太极时期的书房、文馆、内三院，都是抵制诸王、加强皇权的有力武器。清入关后，顺治帝为加强自己的权力，亦欲重建内廷书房。顺治十七年六月，顺治帝命于景运门内建造直房，选翰林院官员分三班值宿，以备“不时召见顾问”。此即内廷书房之雏型。
康熙初年，内三院逐渐成为辅政大臣结党营私、侵犯皇权的工具。因此，康熙剪除鳌拜之后，马上废除内三院，重建内阁和翰林院，并选择翰林入直内廷，设立南书房。
南书房位于乾清宫斜对面，偏西向北，实即乾清门之右阶下。乾清宫之西庑向东者为懋勤殿，殿南为批本处，“又南西出者为月华门，门之南为奏事房。转南向北者为南书房”。据说这里是康熙日日读书处所。
也许康熙即帝位之前，顺治帝曾命他在此课读，但即帝位之后则以设备较好的懋勤殿为书房，而将原书房改成“内廷词臣直庐”。或因其位于皇帝新书房——懋勤殿之南，所以又有人称南书房。
南书房设立时间，一般都说在康熙十六年，实际比这要早，大约在康熙十年前后。最早入直者为沈荃和励杜讷二人。沈荃是江南华亭人，顺治九年，也就是1652年，高中进士，授编修，后转外吏，历任大梁道副使、直隶通蓟道等职，康熙九年，也就是1670年，又坐事遭贬，降为浙江宁波同知，可谓坎坷多难。谁知否极泰来，时来运转。
原来沈荃自幼酷爱书法，与明代大书法家董其昌同乡，素学其字体，颇有几分相似。正巧这时康熙帝正在寻求善书之人，欲学名家书法，得知沈荃之名，便不等他上任，特旨召对，“命作各体书”。一看果然不错，“诏以原品内用。十年，授侍讲，直南书房”。
后来，康熙对诸子讲述自己的学习经历，说：“及至十七八……更耽好笔墨，有翰林沈荃素学明时董其昌字体，曾教我书法。”康熙帝十七八岁，即康熙九年、十年，与沈荃内用、入直时间完全相符。
励杜讷，直隶静海诸生，亦以善书受知。他于康熙二年应选参与缮写《世祖实录》。
康熙帝访求善书之人，杜讷亦被推荐内用。康熙十一年书成叙劳，授福建福宁州州同，“命留直南书房，食六品俸”。他于康熙二十九年迁侍讲，改任外廷官光禄寺少聊。康熙四十二年，擢刑部侍郎，去世。
康熙四十四年初，当时康熙帝五次南巡，驻跸静海县，降谕褒奖励杜讷说：“原任刑部右侍郎励杜讷，向在南书房，效力二十余年，为人敬慎，积有勤劳”，虽然品级不及予谥之例，特赐谥号文恪。他于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在南书房“效力二十余年”，说明早在康熙十年前，他已经参与南书房的活动。
与以上二人几乎同时入直南书房的，还有经筵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高士奇后来在一份奏疏中列举“前入直诸臣”，其中即提到熊赐履之名。康熙帝对他极为信任，频繁召对，所谈内容极为广泛，凡国计民生、用人行政、弭盗治河、诸子百家，无不论及。
虽未见起草制诰的记载，但咨询、顾问的作用非常明显。
可见，南书房从其设立的初期阶段，实际上已经发挥国家中枢机构的作用。然而，康熙十三年，沈荃外擢国子监祭酒。康熙十四年，熊赐履升为内阁学士，并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康熙十五年，他因事夺官，侨居江宁。至此，南书房只剩励杜讷一人，亟待补充。
早在康熙十二年春，他曾想增加南书房入直人员，并赐第内廷。他在御经筵时对学士们说：“朕欲得文学侍从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经史讲诵是职，给内庐居之，不令外事。”但是，不知何故，此事当时没能实现，可能未选准人才，故拖延下来。
康熙十六年，平叛战争已度过最艰难的时期，进入决战胜负的关键时刻，此时康熙学问日益长进，所以急需补充水平更高、才品兼优的儒臣入直南书房，并赐第内廷，以备随时咨询、应对。
康熙帝乃于十二月二十日御门听政时，对大学士勒德洪、明珠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博学善书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但伊等各供其职，若令仍住城外，则不时宣召，难以即至。着于城内拨给房屋，停其升转，在内侍从几年之后，酌量优用。再如高士奇等善书者，亦着选择一二人，同伊等在内侍从。尔衙门满汉大臣会议具奏。”
内阁大学士李霨、杜立德、冯溥等遵旨会同翰林院掌院学士，选送张英等翰林五员具奏。康熙经过将近一个月酝酿，至十月十八日，选定侍讲学士张英在内供奉，食正四品俸。书写之事，只令高士奇在内供奉，加内阁中书衔，食正六品俸。并传谕二人：“在内供奉，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得干预外事。”
这时入直南书房的有张英、高士奇、励杜讷三人，均于皇城之内赐第。张英、高士奇赐居西安门内，励杜讷赐第厚载门。汉官赐第皇城之内自此始。此后赐第皇城者还有康熙二十年入直南书房的朱彝尊，赐宅在景山北黄瓦门东南。
自从张英、高士奇入直起，南书房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入直南书房的内廷翰林，不仅辅导皇帝读书写字、提升学业、时备顾问，还代拟谕旨、编辑典籍，使得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发挥了极为重大作用。
张英，字敦复，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康熙十二年七月，以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在皇帝身边工作；入直南书房后，成了皇帝的亲密顾问。他每天“辰而入，终戌而退”，即从早七时到晚九时都在南书房工作。史载：“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皇帝称赞他“供奉内廷，日侍左右，恪恭匪懈，勤慎可嘉”。
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最初因为家贫，徒步来京，乡试落第，觅馆为生，卖文自给，并书写春联、扇面，遍赠朝贵悍仆。后被大学士吏部尚书明珠发现，荐于内廷，授詹事府录事。皇帝一见甚为满意，特旨选入南书房，从事“书写密谕及编辑讲章、诗文”等事，甚至也参与起草诏书，自称：“有时召余至内殿草制，或月上乃归。”
至于励杜讷是否参与草制，未见明确记载。但礼亲王代善的后代昭则认为几乎所有词臣都参与这一工作。他写道：“本朝自仁庙建立南书房于乾清门右阶下，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康熙中谕旨，皆其拟进。”这里当然也会包括励杜讷。
然而南书房并不撰拟一般性质诏旨，而只起草“特颁”之诏旨。它与内阁、议政处关系是：“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林视草”，完全类似现代的机要秘书处。
继张英、高士奇之后，康熙帝于十七年闰三月二十八日又“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王士祯入侍内廷”。此后至康熙二十七年之前，陆续入直的还有张玉书、孙在丰、朱彝尊、徐乾学、王鸿绪、陈元龙、戴梓等人。
其中关于著名诗人王士祯入直南书房，还有一段小插曲。王士祯原为户部郎中，由于张英等人的推荐，从部曹改为词臣。张英盛赞士祯诗名，康熙亦大略知道情况，因召入懋勤殿，出题面试，令其赋诗。士祯诗思本迟滞，加以部曹小臣，乍者见天颜，战栗不已，竟不能成一字。
张英万分焦急忙代作诗草，撮为墨丸，私置案侧，使士祯得以完卷。康熙帝见此光景，装作不知，边看卷，边笑问张英：“人言王某诗为丰神妙悟，何以整洁殊似卿笔？”
张英掩饰说：“王某诗人之笔，定当胜臣多许。”皇帝亦未加深究，改王士祯为翰林侍讲，迁侍读，并入直南书房，“因之得置高位”。有清一代从部曹改词臣者共六人，唯有王士祯得以入直南书房，由此可见康熙对儒臣的信任和优容。
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乱之后，南书房的主要工作转入以修书为主。如浙江秀水布衣朱彝尊，博学鸿词科中试，授检讨，于康熙二十年充任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其主要任务仍是讲读和修书，不经常直接参与政事，故其诗云：“讲直华光殿，居移履道坊。……承恩还自哂，报国只文章。”
江南昆山人徐乾学，于康熙二十四年入直南书房之后，擢内阁学士，充《大清会典》《一统治》副总裁，教习庶吉士，与学士张英日侍左右，“凡著作之任，皆以属之”。至康熙三十三年，也就是1694年，农历五月，实行翰澹诸臣普遍轮流入直南书房之制。
康熙帝谕令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张英说：“翰林系文学亲近之臣，向因日讲，时时进见，可以察其言语举止。近日进见稀少，讲官侍班不过顷刻，岂能深悉？著将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官员，每日轮四员入直南书房，朕不时咨询，可以知其人之能否，以备擢用。”
凡入直者，不论官职高低，亦不管原来是否为翰林院官员，均授以翰林职衔，称南书房翰林。如内阁中书高士奇、食原品州同俸励杜讷，入直数年之后，至康熙十九年五月，分别授为侍讲和编修。王士祯则于入直之前改侍讲、迁侍读。浙江钱人戴梓以军功入见，也是试“春日早朝”诗，授侍讲之后，“与高士奇同直南书房”。
此后入直者“特赐进士”之例甚多，如史载“高邮贾国维，以工书侍内廷食俸，圣祖常以内翰林呼之，举顺天乡试，以冒籍被劾，蒙恩赐复会试，落第，又特赐进士，一体殿试，遂以第三人及第”；无锡杜云川，以诸生迎圣祖驾于惠山，献词，蒙召见御舟，后被召至京入直南书房，命纂修《历代诗余》《词谱》，参加康熙五十年乡试及次年会试，“钦赐进士”。白衣入直者唯桐城方苞一人。
方苞以《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因其文才素著，康熙帝于五十二年宥其罪，出狱隶汉军，试过文才之后，“命以白衣入直南书房”，但不久又“移蒙养斋，编校乐律”。
清朝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复职制，唯有南书房基本都是汉人。康熙后期始有个别满人入直，如三十三年佟国纲次子法海中进士，改庶吉士，“命在南书房行走”。不仅人数微乎其微，且不占重要地位。
康熙与入直诸臣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讨论时政，无异同堂师友，感情极为融洽。他还向沈荃学习书法，沈亦悉心指教，“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康熙不仅不恼，反“深喜其忠益”。
直到沈荃离开南书房几年以后，康熙仍然经常将其召入内殿，优礼有加，并将临摹字体赐之，以求指正。其后沈荃子宗敬，以编修入直，康熙命作大小行楷，犹忆及往事，使内侍传谕李光地说：“朕初学书，宗敬之父荃实侍，屡指陈得实，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勤也。”
康熙帝喜欢高士奇才智敏捷，“好学能文”，吟诗、书画，无所不能，凡出巡、狩猎必令同亲近侍卫并马扈从。高士奇也确能领会意图，处事应对使皇帝满意。
有一天皇帝狩猎时，因马蹶险些坠地，心中有些不高兴。高士奇听到后，便故意把自己弄得满身污泥，“趋于侍侧”。康熙很奇怪，问他何以弄得这般模样。士奇谎答：“臣适落马坠积潴中，衣未及浣也。”
康熙听后大笑说，你们南人竟至如此懦弱，“适朕马屡蹶，竟未坠骑也”。与之相比，自己仍不失为勇武之君，不快之感，顿然消失。
康熙帝于二十三年九月第一次南巡，一路由高士奇扈从陪伴，登攀泰山，观阅河工，考察风土人情，游览名胜古迹。二十四日，乘沙船至京口，次早登金山，游龙祥寺，登高远眺，纵目千里，“题江天一览四字，并赋二诗”。
据说康熙游至龙祥寺，寺僧求赐额，正考虑未定，士奇送上一纸，上书“江天一览”四字，康熙一见，正合心意，即蘸墨书写，由于是触景生情之作，笔锋犹为刚劲有力。晚上登舟扬帆，顺风飞进，一昼夜行三百六十里达苏州。
康熙游狮子林，见设计奇妙，非寻常蹊径，连称“真有趣”。后赐额也是采纳士奇建议，去“有”字，书“真趣”。皇帝每天由士奇扈从游览，晚上亦由士奇陪同读书，简直达到时刻不可分离的程度。
据康熙亲笔所书《南巡笔记》记载：“夜坐舟中与侍臣高士奇探论古今兴废之迹，或读《尚书》《左传》及先秦两汉文数篇，或谈《周易》，或赋一诗，每至漏下三十刻不倦，日以为常。”
第二次南巡是康熙二十八年正月，时士奇已因张行贿案牵连被解任。康熙仍令扈从，并直达士奇原籍杭州，亲临其家西溪山庄，御书“竹窗”榜额赐之。游灵隐寺，寺僧跪求赐额。康熙提笔写字，因误将“靈”的雨字头写得过大，其下实在难以对仗。
正踌躇间，高士奇于手掌上写“雲林”二字，在假装磨墨时，边磨边侧着手给皇帝瞄。康熙帝心领神会，赶紧在雨字头下面弯了两下，写下了“雲林禅寺”四字。灵隐寺就这样变成“雲林寺”了。
康熙帝对入直者，以师友之情，备加信任，不次擢用。张英入直不满三年，即被指名提升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事；康熙三十八年，即致仕前两年，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经筵讲官，仍“总督南书房”。康熙称赞他“始终敬慎，有古大臣风”。
康熙四十年张英致仕后，康熙南巡仍一再召见，询问地方吏治。自张英之后，桐城张氏日益显赫，“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子孙五人入直南书房。其子廷玉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事务，进三等伯，死后配享太庙。
励杜讷以诸生受知，入直后加封博学宏词科，授编修，迁侍讲，转外吏后历任光禄寺少卿、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刑部侍郎等职。自他发迹，“子孙继起，四世皆入翰林”，三世入直南书房。其他入直者，亦有不少人成为达官显贵。如陈廷敬、张玉书官至尚书、大学士，王士祯、徐乾学官至刑部尚书，王鸿绪官至左都御史，叶方蔼官至刑部侍郎，孙在丰官至工部侍郎等等。
入直诸臣如有过失，康熙亦尽量加以保全。特别是大学士熊赐履，他于康熙十五年因票拟错误欲诿咎另一大学士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革职”，侨居江宁。康熙帝念及他的才能及其对自己事业的杰出贡献，第一次南巡至江宁，曾亲切召见，御书“经义斋”匾额以赐。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复起礼部尚书，仍直经筵，后调吏部。
康熙三十四年，其弟熊赐瓒以奏对欺饰下狱，御史借机疏劾吏部选官以意高下，尚书熊赐履窃道学虚名，负恩溺职，请予严惩。都察院议欲降三级调用。康熙不仅不问，并赦其弟赐瓒，更于康熙三十八年授熊赐履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充《圣训》《实录》《方略》《明史》等大型丛书总裁官。
康熙四十二年，熊赐履以年老乞休，温旨许解机务，仍食俸，留京备顾问，“以示优眷”。康熙四十八年，去世，命礼部遣官视丧，赐银千两，赠太子太保，谥曰“文端”。康熙五十一年，犹忆及熊赐履讲幄、辅弼之功，命吏部擢用其子，下令说：“原任大学士熊赐履，夙学老成，历任多年。朕初立讲官，熊赐履早夜惟勤，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讲论，务得至理而后已。且品行清正，学问优长，身殁以后，朕屡加赐恤，至今犹轸于怀。原任大学士张英、张玉书，朕因眷念旧劳，擢用其子，熊赐履之子自应一例推恩，著调取来京，酌量录用，以示不忘耆旧之意。”后因其子年幼，“命俟年壮录用”。
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1688年，法司逮问湖广巡抚张痠，审问其贪污行贿事，供词涉及工部尚书陈廷敬、刑部尚书徐乾学、左都御史王鸿绪、少詹事高士奇。康熙帝闻报降谕，戒勿株连，仅依法处置张痠等审实人犯，其他“置弗问”。四人感到无颜出入禁廷，分别疏请致仕。
康熙见他（陈廷敬）留任有困难，便“准以原官解任”，但仍领修书事，“其修书总裁等项，著照旧管理”。并且，不到两年，又于康熙二十九年二月重新起用陈廷敬为左都御史，七月，迁工部尚书，此后，历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至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以耳病休致之后，到第二年，复召入直办事，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卒于京师。康熙命皇三子率侍卫大臣奠酒，并御制挽诗，加祭一次，谥曰“文贞”。
高士奇等解职之后，也都保留修书副总裁、总裁等头衔，照常出入禁廷。然而御史等仍攻击不止。次年九月，左都御史郭诱再次专疏劾奏高士奇、王鸿绪等“植党营私”“奸贪坏法”等罪状，“仰请皇上立赐罢谴，明正典刑”；御史许三礼连疏劾奏徐乾学与高士奇子女姻亲相为表里，通过科举而“招摇纳贿”诸弊，并引“五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之谣以证。
康熙对高士奇等人贪墨之事早有所闻，尝对近侍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因极力保全，不欲细究，故接到劾疏之后，仅令高士奇、王鸿绪等人“休致回籍”。
康熙对徐乾学更为优容，尽管许三礼列举一系列贪赃枉法事实，人赃俱在，仍不处理，仅以给假省墓名义回籍。徐乾学等回籍之后，地方官员仍复吹求不已。江苏巡抚郑端，根据加派获罪嘉定知县闻在上招供，尝以银分馈徐乾学子徐树敏及王鸿绪，便上疏劾乾学纵子行诈，鸿绪竟染赃银，有玷大臣名节，“乞敕部严议”。
康熙览奏，降谕制止说：“朕崇尚德教，蠲涤烦苛。凡大小臣工，咸思恩礼下逮，曲全始终；即因事放归，仍令各安田里。近见诸臣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相寻，牵连报复；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已，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朕总揽万机，已三十年，此等情态，知之甚悉。媢嫉倾轧之害，历代皆有，而明季为甚。公家之事，置若罔闻，而分树党援，飞诬排陷，迄无虚日。朕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内外大小诸臣，宜各端心术，尽蠲私忿，共矢公忠。倘仍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朋党之罪。”
这时，鸿绪等已被逮捕，等待审讯，因诏书下达而获释。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谕大学士等，举长于文章文学超卓者，王熙、张玉书等荐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命来京师修书。乾学已卒，遗书以所篡《一统志》进，诏复故官。
鸿绪至京，授工部尚书，充经筵讲官。康熙四十七年，因保举皇子胤禩为太子，均遭切责，以原品休致，但仍“原衔食俸”，在家修《明史》列传部分，共二百零八卷。康熙五十四年，复召来京师修书，充《省方盛典》总裁官。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卒于京。
高士奇回到北京，仍留在南书房。康熙三十六年，允其归家养母，特授詹事府詹事。后擢为礼部侍郎，以母老未就。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南巡，士奇迎驾淮安，陪同至杭州，及回銮，复从至京师，屡入对，赐予优渥。遣归，卒于家。士奇等人因入直书房，与皇帝建立深厚友谊，虽得罪，仍受到保护和任用。
康熙曾向侍臣讲，厚待士奇等人是由于他们对他治学有很大的帮助，说道：“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