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老崇文十春秋——杂忆文史研究馆工作感怀
国务院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聘任我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在萧乾馆长和启功副馆长（后任馆长）的领导之下，负责日常馆务工作。
对于这项聘任，我毫无思想准备。长期以来，我所从事的是党群工作和文秘工作，不知文史研究馆为何而设，受聘时已五十七岁，接近退休年限，想从头学起似乎也来不及。说老实话，我接受这个聘任，开始是很勉强的，打算干两年就告老还乡，谁知干起来却一发不可收拾，越干越有兴趣，越干越加投入，越干越加热爱这项工作，不觉之中竟干了十个年头，年近古稀，才获告退离职。十年来，尽我所能为这一项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中获得了不少的乐趣与收益。
入馆伊始 究其性质
干任何工作首先都要弄清其性质，探索其内在规律。我接受文史研究馆的工作，就首先从此入手，经过阅读文献，拜访求教，实地观察，业务实践，获得了一个初步的概括的认识。
文史研究馆是一个崇高的荣誉机构，是在建国之初由毛主席倡导而设立的，其性质是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事业单位，其宗旨是敬老崇文，其目的是团结和安置文化界学术界的名流耆宿，使之颐养天年，服务社会。在建国之初、财力有限、百废待兴之时，党和政府拨出专款设立机构，奉养一批文化名人、社会贤达，确是一项颇得人心的善举，很受社会各方人士赞扬欢迎，誉称文史研究馆为现代翰林院。
再看历任馆长，不是文史泰斗，就是国学大师，个个如雷贯耳。首任馆长为毛泽东的恩师、文字学家符定一先生，继任馆长是著名的爱国人士章士钊先生。以后各任馆长分别是社会活动家杨东莼先生，著名文学家叶圣陶先生，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萧乾先生，著名教授、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历年聘任的馆员都是文化名人，特别建馆之初聘任的各位，个个都是顶尖级的人物。如副馆长之中有著名学者书法家叶恭绰先生，诗人柳亚子先生，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等人；馆员有画家齐白石先生，画家陈半丁先生，前清翰林陈云诰先生，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康有为之女公子康同璧女士，辛亥革命老人孙墨佛先生，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古建筑学家朱启钤先生，抗日初期坚决抵抗的河北宛平县长王冷斋先生，倾其所有将稀世珍品捐献国家的书画鉴藏家张伯驹先生，人称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翁偶虹先生，等等，真是人文荟萃，名流云集。
像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居然跑到这样一个文人堆内来了，还真有点诚惶诚恐，有点畏惧，有点担忧，但也有点兴奋和激动。心想，既来之，则干之，管它三七二十一，反正已无退路，不妨拿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来，试试看，看看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拜师求教 以诚取信
我到文史馆，第一个与之打交道的就是馆长萧乾先生。
萧乾先生是一位非常执著非常敬业的老先生，很想干一番事业。他不甘心文史馆长期处于“高级养老院”的状况，很想借助文史馆的文史实力，做出成绩，服务社会，扩大影响。他的著名说法是“脚踏车理论”——只要不倒下就努力地向前蹬去。当年与他共事的、我的前任副馆长吴空同志，是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社会阅历丰富、出身名门望族的老同志，与萧馆长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做了不少事情。比如说萧馆长倡导的，吴空同志经办的，上海文史馆承办的，联合全国32个文史馆历时五年编纂而成的大型《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就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文史系统工程。正在萧馆长兴致很高，对助手十分满意的情况下，吴空同志到点了，要离休了。冷不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国务院把我派到文史馆来，这是萧馆长始料不及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萧馆长在1957年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领教过某些党务人员的品格，听说王某人还是个不小的党委书记，心中就凉了半截，害怕和抵触情绪油然而生。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会面，双方都有点紧张和提防，场面是相当尴尬的。然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后，我一方面虚心向萧馆长求教学习，一方面配合他努力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办好了几件他想办的事情，比如争取到上海文史馆的合作，创办了《世纪》杂志；动员馆员捐献书画作品，筹集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文史基金；在财政部建立文史馆事业经费户头，解决了文史馆的活动经费问题，等等。俗话说，日久而见人心。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协调，萧馆长逐渐改变了对我的观感，从切身接触中感受到此党委书记非彼党务干部也。觉得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是个办实事的人，从而有了亲近感，这可从萧馆长的赠书题签的演变之中略见端倪。萧馆长著作等身，每出新书，必赠一册，开始都是官话十足的“楚光同志指正”，慢慢就改为十分亲切的“楚光老兄雅正”、“楚光老友惠存”之类的题签，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文人自有文人的秉性，启功先生自然另有一番景象。
萧乾先生，启功先生，两位都是德高望重的名人。但是，二位的性格各异，对文史馆的态度也迥然不同。两位馆长，两种风格，一个执著，一个潇洒；一个严谨，一个幽默；一个不懈追求，一个“无为而治”。启功先生平时不大过问馆务琐事，但对文史馆的工作十分热心，非常支持，凡是馆内有求于他的赋诗题字之类的事，他是有求必应；各项活动，有请必到。但是，启功先生是一位颇有性格之士，凡是他认准了该办的事，一概应允，十分慷慨；凡是他认为不该办的事，不管是谁，概莫为动。所幸，我与启功先生算是有缘，办事得到他的鼎力相助，私交也逐步得以加深。好在我这个人也尚知深浅，从来不向启功先生提出什么个人非分之求，除了馆务活动之需以外，至今我尚未求得启功先生的墨宝，想起来确有点遗憾，但也深感我们是君子之交重于德。再者我与启功先生除了是工作上的搭档，也算是忘年之交。启功先生崇尚神交，见了好友，无话不谈，而且，广征博引，谈古论今，市井俚语，妙趣横生。每次到他府上，除了办事，就是神侃，没有两三个小时，你就不要打算出门。他老人家的知识之渊博，记忆之良好，令我钦佩不已，与他老人家相交十载，真是获益匪浅。
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后十年，结识了萧乾、启功两位大师，真是三生有幸。我在他们两位的支持与指点下，真是如鱼得水，游得顺畅，游得欢心，不知不觉，一个门外汉，竟也逐渐入门，为文史馆的兴旺发达略尽了绵薄之力。
初出茅庐 奠定基础
我于1991年8月初到职视事。
当年西北各省（区）文史馆协议于8月底在甘肃敦煌召开协作会议，函请中央文史馆派员参加，并建议在会上发表讲话。此时，中央馆正为筹备9月到香港办画展，忙得不亦乐乎，谁也顾不上这件事情，于是就把此项差事交给我这个刚刚上任的新手。当时我是两眼一摸黑，什么情况也不熟悉，要撰写讲稿更像“狗咬刺猬”一般，无从下手。情急之下，只好求人捉刀，指定准备与我同赴西北的一位工作人员收集资料写出初稿。这位同志确实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一周拿出成品。我看过之后，感到素材十分翔实，但提炼不够，深度较差，如是就将此稿送交当时的文史处处长和尚未卸任的副馆长过目，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看后，只字未动，原件退回。万般无奈，我只好带上此稿踏上了去西北的路程。到达敦煌，白天参加会议，夜晚撰写讲稿，在原稿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梳理、分析、概括，拿出了一个新的讲稿，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发言。发言从论证西北地区开展文史研究工作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入手，充分肯定他们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就，进而全面阐述文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最后就今后工作提出若干建议，条理比较分明，未讲什么外行话，讲完后获得掌声。这次会议名曰西北地区会议，但由于敦煌古城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全国32个文史馆都有人参加，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大家都在拭目以待，看看中央文史研究馆新来的这位副馆长是“何路神仙”。我上任伊始，以这种方式与大家见面，就等于交了一份尚称合格的考卷，为今后加强与各馆的联系获得了一张通行的入场券。
精心策划 难免一失
我入馆承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馆庆40周年的庆典活动。
为了办好这件大事，我不敢掉以轻心。订好筹办计划，逐项核查落实，紧赶慢赶，忙乎了一个多月，总算筹备就绪。临开会之前还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深入动员，详细分工，各就各位，热忱以待，在我以为万无一失的心态下，活动如期开始了。
馆庆40周年大庆于1991年10月8日假首都大酒店宴会厅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田纪云、陈慕华、杨成武莅临指导，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参事室的负责人到会祝贺，全体馆员与各界来宾共襄盛会。会议由启功先生主持，萧乾馆长讲话，馆员代表和来宾代表致辞，中央歌舞团的演员们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会议开得欢声笑语，隆重热烈，眼看就要画上圆满的句号。正在此时，统战部参加会议的同志急匆匆跑来找我，询问原计划统战部蒋民宽副部长的讲话怎么没有列入议程？经此一问，我大惊失色，怎么忙昏了头，竟把统战部领导人讲话这样一件大事忘得一干二净，这如何是好？当时急得我抓耳挠腮，无计可施，只能连声检讨和赔罪。事后我除了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自我批评，采取补救措施，以书面讲话的形式将讲稿刊载在《馆讯》之上以外，还专门向蒋民宽同志作出书面检查。民宽同志表示，小事一桩，不必检讨。尔后相见，还是和以往一样的亲切和谦和，毫无不悦之意。蒋部长的这种宽大为怀的仁者风范，确实令我感动不已。
画展纪念 主席冥寿
1993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为了缅怀毛主席对文史馆的关怀与爱护，全体馆员一致赞同举办诗书画展览，抒发怀念之情，纪念一代伟人。大家兴致所至，挥毫泼墨，创作了不少优秀诗书画作品，加之清理出珍藏的已故馆员的传世之作，共二百余幅，题名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中央文史研究馆诗书画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厅公开展览一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统战部长王兆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文化部长刘忠德，广电部长艾知生，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毛主席的亲属出席了开幕式；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胡锦涛、赛福鼎以及各部门的负责人罗干、伍绍祖、袁木、王梦奎等四百多位领导同志参观了专场展出；还邀请到二十多个国家的大使、文化参赞及夫人参观了展览，各国朋友盛赞中国艺术作品之精美，普遍反映这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各界观众更是络绎不绝，好评如潮；海内外新闻界朋友连续作了大量的报道，展出大获成功。如此盛况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少有的，两位老馆长和各位馆员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这也是我入馆以来办得还算圆满的一件大事，内心也充满喜悦。
这次展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运作。经当时参事室办公室主任陈鹤良同志牵线搭桥，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出资协同办理，我馆则以书画作品作为回报，双方共创双赢。我馆除以此款支付展出费用外，还获得不菲的经济收益，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在我馆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四五盛典 再创辉煌
转眼之间，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又该考虑建馆45周年应如何庆典？
经过酝酿策划，考虑到改革开放已近十年时间，全国各省、自治区、市的31个文史馆的馆务活动都有很大的发展，大家都希望借中央文史研究馆45周年馆庆之际，利用这个平台，全面向社会展示全国各馆文史研究和书画创作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以扩大影响，提高文史馆的社会知名度，为此，各馆共同商定届时在北京举办《全国文史研究馆成果展览》。此议既定，各馆的参与积极性甚为高涨，群策群力，策划、创作和征集参展作品。
各馆通力合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周密准备与精心制作，一台大型的文史展览筹备就绪了。这台展览共有各馆的书画精品三百余幅；文史著作一千余种；反映各馆的馆务活动的大型图片二百六十余幅，丰富多彩，异彩纷呈，全面展示了全国各馆的两千余位文史馆员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此展规模之大，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开创了全国文史馆历史之先河。
这台为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45周年，名为《全国文史研究馆成果展览》的大型展览，于1996年9月20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了。参加开幕式的有国务委员陈俊生、统战部长王兆国、文化部长刘忠德以及中央馆和31个地方馆的馆长、馆员代表、各界人士共三千余人，展厅爆满，场面壮观。展览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宣传部长丁关根、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王光英、王丙乾以及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先后都来参观了展览，并给予较好的评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文史馆的工作十分关怀，胡锦涛同志态度谦和，看的认真，对每个馆的作品都仔细观看，还不时地进行询问。好多馆员老先生都想与锦涛同志合影留念，他都欣然应允，使老先生们大受感动。参观的群众亦是络绎不绝，称赞参观此展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享受，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藏龙卧虎、名流如潮的文化单位，大大提高了文史馆的社会知名度。
最令大家兴奋的是，9月24日，李鹏总理在副总理李岚清、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统战部长王兆国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会见了中央馆的全体馆员和各地参展代表，他表示希望各位老先生多多保重身体，量力而行，更好地把精神财富传授给广大青少年，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李鹏同志考虑得特别周到，在合影留念之前，他想到老先生们大多年迈体弱，不便于采用常规的办法，让大家登上高层的摄影架站着照相，这样既不安全，也显得不够尊重，因此特别关照工作人员，改为由他分批与代表们一起坐着合影。他含笑端坐，热忱以待，先后分七批与各省、自治区、市的代表摄影留念。老先生们受此殊荣，个个感动不已。
为了祝贺展览的圆满成功，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邀请各地的参展代表共赴招待国务院参事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中秋招待会。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到会祝贺，大家欢歌笑语，共度良宵。
为了扩大影响，借助媒体的宣传工作也做得比较好。会前约请《人民日报》发表了萧乾馆长题为《盛世重耆旧 文史资研讨》的纪念中央文史馆成立45周年的文章。展览期间，联系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含海外版）、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二十多家新闻媒体连续发了不少消息，选登了一批优秀的书画作品。中央电视台及有关电视台也对此次活动作了多次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在展出期间几乎天天有文史馆的新闻。一时间，文史馆的新闻高潮迭起，有人戏称此时竟成了文史馆的新闻周。
为了保存资料，我们还将展览期间的各项活动的全过程录制下来，迅速编辑成一部题为《盛世重文史》的录像带，分送给31个文史馆及有关单位。展览期间，除参展人员外，各馆还组织了七百多位馆员及工作人员晋京观摩学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大家都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这次活动，大获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条，国务院参事室党组的关心与支持。中央文史馆与国务院参事室是合署办公，共用一套工作班子，共同在党组的领导下工作，参事室主任、党组书记常捷同志为人忠厚，工作放手，对文史馆的工作全力支持；参事室副主任、党组成员王海容同志，更是尽其所能，全力以赴，东奔西走，“烧香拜佛”，充分运用她的社会资源，为展览筹措资金，邀请要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鼎力支持。第二条，全体人员，团结奋斗。参事室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不多，个个都称得上是精兵强将多面手，三十多人，分工协作，日夜奋战，把这项大型活动的展品征集、场馆设计、展品装饰、会场布置、迎送接待、组织报道等全部事务都承担下来了，而且办得井井有条，毫厘不乱，为各馆参展人员所称赞。
走出国门 历尽艰辛
经过几番亮相，文史研究馆在国人心目中，是声誉日高了。然而，馆员先生们还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扩大影响。这种事涉及方方面面，环节繁多，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关键是缺乏经费。几经周折，我找到昔日好友、时任我驻新加坡使馆文化参赞赖祖金先生，经他全力推荐，新加坡三余画廊愿意合作，协助我馆到该国去举办书画展览。后又经海容同志多方寻觅，找到浙江中大集团，他们愿意出资协助。如此一来，有人出资，有人接待，我馆有高水平的书画作品，新加坡又是华人占大多数的友好邻邦，素有欣赏收藏中国书画的习惯，办好展览应当说不成问题。然而，各方答应合作，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回报的。经过多次协商，准备销售部分作品，以收抵支，三方三、三、四分成，以此条件达成协议。后来才明白，这个办法有很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