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老崇文十春秋——杂忆文史研究馆工作感怀
国务院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聘任我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在萧乾馆长和启功副馆长（后任馆长）的领导之下，负责日常馆务工作。
对于这项聘任，我毫无思想准备。长期以来，我所从事的是党群工作和文秘工作，不知文史研究馆为何而设，受聘时已五十七岁，接近退休年限，想从头学起似乎也来不及。说老实话，我接受这个聘任，开始是很勉强的，打算干两年就告老还乡，谁知干起来却一发不可收拾，越干越有兴趣，越干越加投入，越干越加热爱这项工作，不觉之中竟干了十个年头，年近古稀，才获告退离职。十年来，尽我所能为这一项事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从中获得了不少的乐趣与收益。
入馆伊始 究其性质
干任何工作首先都要弄清其性质，探索其内在规律。我接受文史研究馆的工作，就首先从此入手，经过阅读文献，拜访求教，实地观察，业务实践，获得了一个初步的概括的认识。
文史研究馆是一个崇高的荣誉机构，是在建国之初由毛主席倡导而设立的，其性质是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文史事业单位，其宗旨是敬老崇文，其目的是团结和安置文化界学术界的名流耆宿，使之颐养天年，服务社会。在建国之初、财力有限、百废待兴之时，党和政府拨出专款设立机构，奉养一批文化名人、社会贤达，确是一项颇得人心的善举，很受社会各方人士赞扬欢迎，誉称文史研究馆为现代翰林院。
再看历任馆长，不是文史泰斗，就是国学大师，个个如雷贯耳。首任馆长为毛泽东的恩师、文字学家符定一先生，继任馆长是著名的爱国人士章士钊先生。以后各任馆长分别是社会活动家杨东莼先生，著名文学家叶圣陶先生，著名作家、记者、翻译家萧乾先生，著名教授、书法大师启功先生。历年聘任的馆员都是文化名人，特别建馆之初聘任的各位，个个都是顶尖级的人物。如副馆长之中有著名学者书法家叶恭绰先生，诗人柳亚子先生，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等人；馆员有画家齐白石先生，画家陈半丁先生，前清翰林陈云诰先生，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康有为之女公子康同璧女士，辛亥革命老人孙墨佛先生，北洋政府代国务总理、古建筑学家朱启钤先生，抗日初期坚决抵抗的河北宛平县长王冷斋先生，倾其所有将稀世珍品捐献国家的书画鉴藏家张伯驹先生，人称中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大师翁偶虹先生，等等，真是人文荟萃，名流云集。
像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辈，居然跑到这样一个文人堆内来了，还真有点诚惶诚恐，有点畏惧，有点担忧，但也有点兴奋和激动。心想，既来之，则干之，管它三七二十一，反正已无退路，不妨拿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来，试试看，看看究竟能不能够把这件事情办好！
拜师求教 以诚取信
我到文史馆，第一个与之打交道的就是馆长萧乾先生。
萧乾先生是一位非常执著非常敬业的老先生，很想干一番事业。他不甘心文史馆长期处于“高级养老院”的状况，很想借助文史馆的文史实力，做出成绩，服务社会，扩大影响。他的著名说法是“脚踏车理论”——只要不倒下就努力地向前蹬去。当年与他共事的、我的前任副馆长吴空同志，是一位文学功底深厚、社会阅历丰富、出身名门望族的老同志，与萧馆长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做了不少事情。比如说萧馆长倡导的，吴空同志经办的，上海文史馆承办的，联合全国32个文史馆历时五年编纂而成的大型《新编文史笔记丛书》，就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文史系统工程。正在萧馆长兴致很高，对助手十分满意的情况下，吴空同志到点了，要离休了。冷不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国务院把我派到文史馆来，这是萧馆长始料不及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萧馆长在1957年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领教过某些党务人员的品格，听说王某人还是个不小的党委书记，心中就凉了半截，害怕和抵触情绪油然而生。在这种状态下，我们的会面，双方都有点紧张和提防，场面是相当尴尬的。然而，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后，我一方面虚心向萧馆长求教学习，一方面配合他努力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办好了几件他想办的事情，比如争取到上海文史馆的合作，创办了《世纪》杂志；动员馆员捐献书画作品，筹集到一笔数目不小的文史基金；在财政部建立文史馆事业经费户头，解决了文史馆的活动经费问题，等等。俗话说，日久而见人心。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协调，萧馆长逐渐改变了对我的观感，从切身接触中感受到此党委书记非彼党务干部也。觉得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是个办实事的人，从而有了亲近感，这可从萧馆长的赠书题签的演变之中略见端倪。萧馆长著作等身，每出新书，必赠一册，开始都是官话十足的“楚光同志指正”，慢慢就改为十分亲切的“楚光老兄雅正”、“楚光老友惠存”之类的题签，令我感到十分欣慰。
文人自有文人的秉性，启功先生自然另有一番景象。
萧乾先生，启功先生，两位都是德高望重的名人。但是，二位的性格各异，对文史馆的态度也迥然不同。两位馆长，两种风格，一个执著，一个潇洒；一个严谨，一个幽默；一个不懈追求，一个“无为而治”。启功先生平时不大过问馆务琐事，但对文史馆的工作十分热心，非常支持，凡是馆内有求于他的赋诗题字之类的事，他是有求必应；各项活动，有请必到。但是，启功先生是一位颇有性格之士，凡是他认准了该办的事，一概应允，十分慷慨；凡是他认为不该办的事，不管是谁，概莫为动。所幸，我与启功先生算是有缘，办事得到他的鼎力相助，私交也逐步得以加深。好在我这个人也尚知深浅，从来不向启功先生提出什么个人非分之求，除了馆务活动之需以外，至今我尚未求得启功先生的墨宝，想起来确有点遗憾，但也深感我们是君子之交重于德。再者我与启功先生除了是工作上的搭档，也算是忘年之交。启功先生崇尚神交，见了好友，无话不谈，而且，广征博引，谈古论今，市井俚语，妙趣横生。每次到他府上，除了办事，就是神侃，没有两三个小时，你就不要打算出门。他老人家的知识之渊博，记忆之良好，令我钦佩不已，与他老人家相交十载，真是获益匪浅。
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后十年，结识了萧乾、启功两位大师，真是三生有幸。我在他们两位的支持与指点下，真是如鱼得水，游得顺畅，游得欢心，不知不觉，一个门外汉，竟也逐渐入门，为文史馆的兴旺发达略尽了绵薄之力。
初出茅庐 奠定基础
我于1991年8月初到职视事。
当年西北各省（区）文史馆协议于8月底在甘肃敦煌召开协作会议，函请中央文史馆派员参加，并建议在会上发表讲话。此时，中央馆正为筹备9月到香港办画展，忙得不亦乐乎，谁也顾不上这件事情，于是就把此项差事交给我这个刚刚上任的新手。当时我是两眼一摸黑，什么情况也不熟悉，要撰写讲稿更像“狗咬刺猬”一般，无从下手。情急之下，只好求人捉刀，指定准备与我同赴西北的一位工作人员收集资料写出初稿。这位同志确实认真负责，埋头苦干一周拿出成品。我看过之后，感到素材十分翔实，但提炼不够，深度较差，如是就将此稿送交当时的文史处处长和尚未卸任的副馆长过目，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看后，只字未动，原件退回。万般无奈，我只好带上此稿踏上了去西北的路程。到达敦煌，白天参加会议，夜晚撰写讲稿，在原稿的基础上，重新加以梳理、分析、概括，拿出了一个新的讲稿，在会议最后一天作了发言。发言从论证西北地区开展文史研究工作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入手，充分肯定他们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就，进而全面阐述文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最后就今后工作提出若干建议，条理比较分明，未讲什么外行话，讲完后获得掌声。这次会议名曰西北地区会议，但由于敦煌古城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全国32个文史馆都有人参加，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大家都在拭目以待，看看中央文史研究馆新来的这位副馆长是“何路神仙”。我上任伊始，以这种方式与大家见面，就等于交了一份尚称合格的考卷，为今后加强与各馆的联系获得了一张通行的入场券。
精心策划 难免一失
我入馆承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馆庆40周年的庆典活动。
为了办好这件大事，我不敢掉以轻心。订好筹办计划，逐项核查落实，紧赶慢赶，忙乎了一个多月，总算筹备就绪。临开会之前还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深入动员，详细分工，各就各位，热忱以待，在我以为万无一失的心态下，活动如期开始了。
馆庆40周年大庆于1991年10月8日假首都大酒店宴会厅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田纪云、陈慕华、杨成武莅临指导，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参事室的负责人到会祝贺，全体馆员与各界来宾共襄盛会。会议由启功先生主持，萧乾馆长讲话，馆员代表和来宾代表致辞，中央歌舞团的演员们还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会议开得欢声笑语，隆重热烈，眼看就要画上圆满的句号。正在此时，统战部参加会议的同志急匆匆跑来找我，询问原计划统战部蒋民宽副部长的讲话怎么没有列入议程？经此一问，我大惊失色，怎么忙昏了头，竟把统战部领导人讲话这样一件大事忘得一干二净，这如何是好？当时急得我抓耳挠腮，无计可施，只能连声检讨和赔罪。事后我除了在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作自我批评，采取补救措施，以书面讲话的形式将讲稿刊载在《馆讯》之上以外，还专门向蒋民宽同志作出书面检查。民宽同志表示，小事一桩，不必检讨。尔后相见，还是和以往一样的亲切和谦和，毫无不悦之意。蒋部长的这种宽大为怀的仁者风范，确实令我感动不已。
画展纪念 主席冥寿
1993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00周年，为了缅怀毛主席对文史馆的关怀与爱护，全体馆员一致赞同举办诗书画展览，抒发怀念之情，纪念一代伟人。大家兴致所至，挥毫泼墨，创作了不少优秀诗书画作品，加之清理出珍藏的已故馆员的传世之作，共二百余幅，题名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中央文史研究馆诗书画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厅公开展览一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统战部长王兆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文化部长刘忠德，广电部长艾知生，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毛主席的亲属出席了开幕式；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胡锦涛、赛福鼎以及各部门的负责人罗干、伍绍祖、袁木、王梦奎等四百多位领导同志参观了专场展出；还邀请到二十多个国家的大使、文化参赞及夫人参观了展览，各国朋友盛赞中国艺术作品之精美，普遍反映这是一次难得的艺术享受；各界观众更是络绎不绝，好评如潮；海内外新闻界朋友连续作了大量的报道，展出大获成功。如此盛况在中央文史研究馆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少有的，两位老馆长和各位馆员都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这也是我入馆以来办得还算圆满的一件大事，内心也充满喜悦。
这次展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运作。经当时参事室办公室主任陈鹤良同志牵线搭桥，由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出资协同办理，我馆则以书画作品作为回报，双方共创双赢。我馆除以此款支付展出费用外，还获得不菲的经济收益，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这在我馆的历史上也是一个创举。
四五盛典 再创辉煌
转眼之间，五年的时间过去了，又该考虑建馆45周年应如何庆典？
经过酝酿策划，考虑到改革开放已近十年时间，全国各省、自治区、市的31个文史馆的馆务活动都有很大的发展，大家都希望借中央文史研究馆45周年馆庆之际，利用这个平台，全面向社会展示全国各馆文史研究和书画创作所获得的丰硕成果，以扩大影响，提高文史馆的社会知名度，为此，各馆共同商定届时在北京举办《全国文史研究馆成果展览》。此议既定，各馆的参与积极性甚为高涨，群策群力，策划、创作和征集参展作品。
各馆通力合作，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周密准备与精心制作，一台大型的文史展览筹备就绪了。这台展览共有各馆的书画精品三百余幅；文史著作一千余种；反映各馆的馆务活动的大型图片二百六十余幅，丰富多彩，异彩纷呈，全面展示了全国各馆的两千余位文史馆员辛勤耕耘的丰硕成果。此展规模之大，质量之高，内容之丰富，开创了全国文史馆历史之先河。
这台为纪念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45周年，名为《全国文史研究馆成果展览》的大型展览，于1996年9月20日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了。参加开幕式的有国务委员陈俊生、统战部长王兆国、文化部长刘忠德以及中央馆和31个地方馆的馆长、馆员代表、各界人士共三千余人，展厅爆满，场面壮观。展览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宣传部长丁关根、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倪志福、王光英、王丙乾以及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先后都来参观了展览，并给予较好的评价。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文史馆的工作十分关怀，胡锦涛同志态度谦和，看的认真，对每个馆的作品都仔细观看，还不时地进行询问。好多馆员老先生都想与锦涛同志合影留念，他都欣然应允，使老先生们大受感动。参观的群众亦是络绎不绝，称赞参观此展是一次高水平的艺术享受，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藏龙卧虎、名流如潮的文化单位，大大提高了文史馆的社会知名度。
最令大家兴奋的是，9月24日，李鹏总理在副总理李岚清、国务院秘书长罗干、统战部长王兆国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在中南海紫光阁亲切会见了中央馆的全体馆员和各地参展代表，他表示希望各位老先生多多保重身体，量力而行，更好地把精神财富传授给广大青少年，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李鹏同志考虑得特别周到，在合影留念之前，他想到老先生们大多年迈体弱，不便于采用常规的办法，让大家登上高层的摄影架站着照相，这样既不安全，也显得不够尊重，因此特别关照工作人员，改为由他分批与代表们一起坐着合影。他含笑端坐，热忱以待，先后分七批与各省、自治区、市的代表摄影留念。老先生们受此殊荣，个个感动不已。
为了祝贺展览的圆满成功，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邀请各地的参展代表共赴招待国务院参事及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中秋招待会。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到会祝贺，大家欢歌笑语，共度良宵。
为了扩大影响，借助媒体的宣传工作也做得比较好。会前约请《人民日报》发表了萧乾馆长题为《盛世重耆旧 文史资研讨》的纪念中央文史馆成立45周年的文章。展览期间，联系到新华社、《人民日报》（含海外版）、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等二十多家新闻媒体连续发了不少消息，选登了一批优秀的书画作品。中央电视台及有关电视台也对此次活动作了多次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在展出期间几乎天天有文史馆的新闻。一时间，文史馆的新闻高潮迭起，有人戏称此时竟成了文史馆的新闻周。
为了保存资料，我们还将展览期间的各项活动的全过程录制下来，迅速编辑成一部题为《盛世重文史》的录像带，分送给31个文史馆及有关单位。展览期间，除参展人员外，各馆还组织了七百多位馆员及工作人员晋京观摩学习，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大家都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
这次活动，大获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条，国务院参事室党组的关心与支持。中央文史馆与国务院参事室是合署办公，共用一套工作班子，共同在党组的领导下工作，参事室主任、党组书记常捷同志为人忠厚，工作放手，对文史馆的工作全力支持；参事室副主任、党组成员王海容同志，更是尽其所能，全力以赴，东奔西走，“烧香拜佛”，充分运用她的社会资源，为展览筹措资金，邀请要人，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鼎力支持。第二条，全体人员，团结奋斗。参事室文史馆的工作人员不多，个个都称得上是精兵强将多面手，三十多人，分工协作，日夜奋战，把这项大型活动的展品征集、场馆设计、展品装饰、会场布置、迎送接待、组织报道等全部事务都承担下来了，而且办得井井有条，毫厘不乱，为各馆参展人员所称赞。
走出国门 历尽艰辛
经过几番亮相，文史研究馆在国人心目中，是声誉日高了。然而，馆员先生们还有更高的期待，希望走出国门，面向世界，扩大影响。这种事涉及方方面面，环节繁多，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关键是缺乏经费。几经周折，我找到昔日好友、时任我驻新加坡使馆文化参赞赖祖金先生，经他全力推荐，新加坡三余画廊愿意合作，协助我馆到该国去举办书画展览。后又经海容同志多方寻觅，找到浙江中大集团，他们愿意出资协助。如此一来，有人出资，有人接待，我馆有高水平的书画作品，新加坡又是华人占大多数的友好邻邦，素有欣赏收藏中国书画的习惯，办好展览应当说不成问题。然而，各方答应合作，不是无条件的，而是要回报的。经过多次协商，准备销售部分作品，以收抵支，三方三、三、四分成，以此条件达成协议。后来才明白，这个办法有很大风险。
协议既定，经过一番准备，以启功先生为团长，有画家秦岭云、许麟庐、刘继瑛、林锴四位先生参加，由我协助启功先生工作的中央文史研究馆代表团，带着一百余幅书画作品起程赴新了。《中央文史研究馆名家书画作品展览》如期于1997年3月26日在新加坡历史悠久影响很大的中华总商会展厅开幕了。参观展览的朋友颇为踊跃，闭幕那天，暴雨倾盆，还有不少观众冒雨前来参观，一致反映在新加坡难得见到如此众多的中华民族的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此次出行，虽是民间活动，但是由于启功先生在新加坡知名度高，因此，接待规格十分隆重。新加坡原新闻及艺术部长、艺术总会会长何家良先生，新加坡书法协会会长陈声桂先生，我驻新大使傅学章同志，及各界人士数百人出席了画展开幕式。现任新闻及艺术部长杨荣文先生、人民协会理事长李宗严先生分别会见了启功先生和代表团成员。为庆祝书画展的举行，新加坡书法协会在该会优雅整洁的庭院中召开了有一百二十余人参加的招待会；我驻新大使馆也假座著名的五星级文华大酒楼举行了有八十多人参加的招待酒会。两次聚会，名流云集，畅叙友谊，充分体现了新中两国文化人的深情厚谊。
新方的新闻媒体对此项活动也颇为关注。三大华文报纸——《新明日报》、《联合早报》、《新加坡新闻》以及英文版《海峡时报》都发了预报消息。展出期间，更是竞相采访，各报发表了多篇专访人物报道及书画作品选刊，图文并茂，洋洋大观，达到了预期的宣传效果。
此次出访和展出，前台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十分风光，后台却是捉襟见肘，麻烦多多。要命的是销售情况不妙，作者定价过高，购者望而生畏；询问者众，成交者少。见此情况，三余画廊不客气地表示，不管销售状况如何，他们的分成一分钱不能少，否则扣画；中大集团的参展人员见势不妙，托辞要务在身，提前回国，溜之大吉。眼见十天展期将到，如此状况怎样收场？我这个承办者是心焦如焚，一筹莫展。在此关键时刻，救我者，两位也。一位是尊敬的启功先生。当时有人提出愿以高价请启功先生按选购者提供的内容当场挥毫，这近乎是一种无理之举，对书法大师来说是无此先例的，然而，为了集体的荣誉，启功先生不计个人身价，欣然命笔，当场书写，创收了一笔款项。一位是热心的赖祖金参赞，关键时刻，全力相救。他运用自己在新加坡的社会影响，多方游说，争取到新加坡佛教协会等单位认购了一批字画，获得相当于二十余万元人民币的收益。这两笔得来不易之款，帮我解了燃眉之急，不仅清算了两家应得之款，还小有盈余带回国内，圆满地了结了这桩公案。
尊重馆员 以诚交友
馆员是文史馆的主体，敬老崇文的宗旨应落实到每位馆员的身上。
身为馆内主持日常事务的人员，我的职责是：创造条件，便于老先生们颐养天年；提供方便，支持他们的文史和艺术创作；关心照料，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沟通联络，为他们参加有益的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提供方便，以有利于老先生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基于以上认知，我本着诚心诚意向他们学习，诚心诚意与他们交朋友的态度，经常走访他们的家庭，基本上做到新聘入馆必到，逢年过节必到，生日寿辰必到，生病住院必到，家有难解之患必到。十年来走访馆员坚持不懈，家家户户都成了熟门熟路，经常陪同他们外出采风写生，共同生活交游，天长日久，与各位馆员建立了亲密的友情。
有故事两则颇为耐人寻味。
1995年夏天，我陪同馆员秦岭云夫妇、侯及名夫妇、田世光父子、林锴父子及刘继瑛女士等一行十人，赴广西采风写生。由于广西馆的精心安排和热情接待，加之南国风光清秀如画，桂林山水美甲天下，大家心情十分愉快，一路谈笑风生。谁知就在采风即将结束，在从北海返回南宁的路途之中出了大事。那天车行到中途，突遇倾盆大雨，道路泥泞难行，一辆带拖斗的大货车可能刹车失灵，好像醉汉一般，左摇右晃地从下坡路上向我们乘坐的中巴冲来，我们的司机见势不妙，急忙将车停到路边，以求避其冲撞。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大车转弯企图回避，拖斗却撞到中巴身上，把挡风玻璃撞得粉碎，窗前仪表全部报废，方向盘挤到驾驶员座椅的背上，司机十分机灵，瞬时跳出座位，侥幸捡了一条性命，全车的人都被撞倒，我也撞得趴在地下。好在我尚能保持清醒与镇静，立即从地上爬起，迅速察看遇险状况。经一一查看，虽有几位轻伤，但无人伤筋动骨，我就放心多了。当时，一边迅速将大家转移到附近的收费站休息；一边电告自治区政府，呼吁请求援助。自治区政府闻讯，立即派出办公厅主任前来料理善后，并带来一辆中巴，将我们接回南宁。在路上，我不时给大家说说笑话，意在稳定各位受惊吓的情绪；到达南宁，恭请各位洗漱完毕，安排一席晚宴，为大家敬酒压惊，直到大家转惊为安，情绪稳定之后，我才回房休息。在洗澡之时，才发现膝盖上撞出一个鸡蛋般大的血泡，这时才有疼痛的感觉。大难不死，我和几位老先生结成了患难之交。
1999年初夏，我陪同十多位馆员赴云南昆明参加《人与自然——全国文史研究馆书画精品联展》，省政府对我们一行十分关照，派出加长红旗轿车一辆供我使用，另派中巴一辆供大家乘坐。如在其他部门，我作为单位首长，关上车门，扬长而去，也不为过。但是，我想到这是文史馆，处处应当注意敬老尊贤，如是，恭恭敬敬地把年长的许麟庐夫妇和刘继瑛女士请上红旗轿车，安排他们在后排就座，我则坐到前排副驾驶的座位上，还笑曰为他们护驾保镖，逗得各位开怀大笑。此一举措，不仅乘坐者坐在车上感觉得到尊重，其他各位也觉得馆长此举颇得人心。
从这件事中我悟出了一个谁围着谁转的道理。后来，内蒙古有位新上任的馆长到北京来“取经”，求教如何当好馆长？此公当过“县太爷”，是从省级厅长位置上转到文史馆岗位上来的，颇有首长风范。我即为他讲了上述故事，而且，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在其他部门当首长，理所当然的，大家都得围着你打转转，可是，到了文史馆，情况就不一样了，馆员都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我们必须围着他们打转转，为他们服务，才能获得认同，取得威信，这就是领导艺术的辩证法。听我一席话，这位馆长似有所悟，以后再见面，他说老兄的这个办法还真有点灵。
我在文史馆服务十载，受到各位老先生的普遍欢迎，其中特别是热心正直的秦岭云先生、忠厚老成的孙天牧先生，豪爽幽默的许麟庐先生、大气自信的卢光照先生、直言不讳的尚爱松先生、勇于创新的杨庭萱先生、孜孜以求的戴巍光先生、学识渊博的吴小如先生、严谨治学的程毅中先生、学贯中西的陈尧光先生、后起之秀的杨天石先生、诗书画印皆佳的林锴先生，我和他们各位的交情似乎更深一些。这些老朋友，有的已驾鹤西去，多数都还依然健在；我离岗数载，大家见面的机会不多，但还是经常怀念他们，偶尔有机会参加馆内活动，大家相见，分外亲切，有的老先生拉着我的手不放，念念有词地说：老馆长来了！老馆长来了！其实，以年岁论，我是晚辈；以学识论，我是后生；受此尊称，受此厚爱，真愧不敢当，心中有几许愧疚，也有几许欣慰。
研讨馆务 探寻规律
既要轰轰烈烈，更要扎扎实实。
大家都说，文史馆的生命在于活动。活动能调动积极性，活动能推动文史和书画创作，活动能引起社会关注，然而，活动的基础是要靠扎扎实实的工作。各馆领导都很重视总结交流工作经验，探寻工作规律，每年都轮流召开地区性的工作研讨会，而且，希望中央馆能够挑头，把召开全国文史馆工作会议的责任承担下来。但是，考虑到地方馆都是各省市党委和政府领导，与中央馆没有隶属关系，因此，我们一直没有出面召集全国性的会议。
时至1998年，在各馆的强烈要求下，在重庆市党政领导大力支持下，经过反复商讨，找到了一个灵活变通的办法，即由中央馆出面，由重庆馆承办，准备召开一次非正式的全国文史馆工作交流会。经过近一年的准备，这个工作交流会于当年的10月22日，在重庆大会堂召开，全国32个文史馆的馆长、馆员及工作人员106人参加会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领导同志到会指导。中央馆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建馆以来近五十年的工作，拿出了一个题为《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更加努力地把文史研究馆的工作推向新世纪》的文稿，由我在会上宣读。有23个馆向会议提交了书面发言，有12个馆的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会议历时五天，经过深入研讨，对党和政府设置文史馆的意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对文史馆的性质和宗旨加深了理解；对文史馆工作的特点作了分析研究；对文史馆在新世纪的工作任务进行了规划与展望；对上述几个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大家一致认为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努力把握好文史馆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增强光荣感与使命感，把文史馆的工作提高到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新水平。会议开得比较圆满，鼓了劲，加了油，大家兴致很高，劲头很足，决心回去把工作做好。
这次会议是文史馆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成功的全国性的工作交流会，大家认为开得很好，希望以后能每年举行一次。并且，建议采用申办制的办法，由各地方馆自愿申请承办，有申办者则开，无申办者则停。当场云南馆即表示愿意申办1999年度的会议，欢迎大家来年到四季如春的昆明去作客，赢得一片掌声。事后云南馆及时向省政府提出了申请，争取到会议经费，拟订出会议方案，可以说是诸事齐备，只等分晓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好事多磨，掣肘难免，好端端的一桩善事，竟然胎死腹中，不幸流产了。
一言九鼎 新馆落成
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伊始，即由周恩来总理选定，在北海静心斋落户。这个坐落在北海公园内的园中之园，是清代乾隆爷的御用花园，亭台楼阁，假山回廊，清净幽雅，品位很高，按说把人们戏称为现代翰林院的文史馆安置在这个环境优美的皇家庭院之中，是十分得体的。然而，此院也有不足之处，院内九曲十八弯，路回廊转，行走困难，并不适宜老年人活动。但是，好事也难求全，文史馆在此处一住就是三十多年，转眼到了改革开放时代，群众思想解放，强烈要求把文史馆迁出北海公园，还人民大众一个休闲游览的佳境。国务院倾听群众呼声，从善如流，决定把文史馆迁出北海，并且选定坐落在天安门东侧东交民巷之中的原荷兰大使馆馆址为新馆舍。这是一处花园洋房，有西式楼房两座，其中办公楼早已分给另一重要单位使用，分给文史馆的是原大使官邸，不太适合办公之用，并与参事室合署办公，显得十分拥挤，而且，年久失修，比较破旧。因此，历任参事室和文史馆的领导，都有心扩建办公用房，改善办公条件，但是苦于难以筹措到基建费用，只能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
时至1997年，机会终于来了！
此时已由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徐志坚接任参事室主任、党组书记。徐在任副秘书长期间，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利国伟、董事梁
锯、何善衡、何添等四位爱国实业家表示可各出资一亿港元，作为内地有成就的科技工作者的奖励基金。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指定徐志坚同志统筹安排此事，在香港注册设立“何梁何利基金会”，每年开展奖励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此期间，朱副总理还指示徐要想办法适当酬谢四位先生，徐志坚曾设想选送几件文物，可是，文物这东西国家管得很严，品位高的不能出境，品位低了，拿不出手，感到很不好办。徐志坚同志到参事室工作后，发现文史馆有多位书画大师，就考虑请他们创作一批高水平的书画精品赠送四位银行家。此法既有品位，也比较得体，经请示朱副总理，同意照此办理。
方案确定后，徐志坚同志指定由我负责落实。我即邀请启功、秦岭云、卢光照、许麟庐、刘继瑛、杨庭萱、林锴等七位书画家合作一幅丈二大画，同时，还请他们各位创作一至两幅书画精品。各位大师不辱使命，精心创作，按时完成承诺。佳作既出，加以典雅之装裱，选定吉日悬挂在钓鱼台国宾馆养源斋大堂之中，恭请朱镕基同志前往审查。朱副总理看后非常满意，和夫人一起在这接待外国元首的地方宴请七位作者，以表感谢，参事室的领导同志和我在座作陪。宴会气氛活跃，轻松愉快，朱副总理十分关心参事室和文史馆的事情，问长问短，表示如有难处可以相告，我朱某人一定尽力相助。此时画家秦岭云先生发言了，他说党和国家对我们这些老人照顾得非常周到，个人生活没有任何困难，只是文史馆办公条件太差，有时承接任务创作大画，连个作画的地方都没有，实在困难。听至此处，朱副总理即问徐志坚同志有何考虑？徐就顺势汇报了基建的打算和经费的困难。镕基同志即表示，这件事我赞助，我支持。一句话为参事室、文史馆扩建工程开了绿灯，大家都感到意外惊喜。
绿灯既打开，办事则畅通；机不可以失，失之不再来。在徐志坚同志的领导下，参事室党组立即行动，王海容同志分工报批项目，筹措经费，同时调来精兵强将，成立基建班子，选定设计方案，经过一年多的精心施工，于1999年在院内东南角建起了一座有画室、有展厅、有图书资料室、有多功能厅的设备先进、功能齐全的拥有三千多平方米面积的四层西式小楼。此楼建成，又将原大使官邸推倒，按原貌翻建，优化内部布局，更新全部设备，其面积也由原来的一千多平方米扩展到二千多平方米。有了这两座现代化的小楼，参事室和文史馆的办公条件大为改观。在我们扩建的时候，同院的另一单位也翻修了原来的办公楼，并在院内西南角新建了一座楼房。同时，两家协同行动，统一规划，在庭院内重新进行了绿化和美化。现在，四座小楼各处一角，掩映在绿树丛中，交相辉映，确是城市中心的一个闹中取静、环境优美、设备现代、办公条件良好的高雅院落。大家看到在朱镕基同志的关怀之下文史馆能有这样一处精美馆舍，无不感到欣慰和高兴。
雅文四卷 礼献五旬
文史研究馆既是文史研究之所，理应有文史著作面世。
就各位馆长馆员来讲，不少人学富五斗，著作等身，不乏文史佳作，然而，文史馆从未征集编纂汇合成册出版面世，此乃憾事也。为了弥补此一不足，我们于1998年开始，着手收集整理历任馆长和各位馆员的学术专著。历时一年，收集到有代表性的作品68篇，计54万余字，将其汇集成册，命名为《崇文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选》，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此书面世，反映良好，有的同行赞扬《崇文集》是部难得的好书，是文史领域的经典之作，所选作品，作者著名，文章精彩，时间跨度大，涉及学科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之前，聘有馆长、馆员237位。其中有前清翰林、进士、举人，有在文学、艺术、历史、文化、教育、传统医学等方面卓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他们大都出生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历尽坎坷，饱经沧桑，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对社会作出过积极的贡献。至20世纪末，他们多已作古，只有少数，欣逢盛世，尚在人间。为这些饱学之士、文史精英立传，是一件留传后世的德行，也是文史馆应尽之职责。为此，在萧乾馆长的倡导下，我们安排专人负责，花费数年光阴，为每位馆员建立小传，汇集成册，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为名，先于1996年建馆45周年之际，在内部印行，后又充实史料，订正史实，增加每位馆员的肖像小照，于建馆50周年前夕，交中华书局公开出版发行，受到亲属的欢迎，读者的赞扬。
文人书画，源远流长，素为国人所珍爱，广为民间所收藏。中央文史馆前后有不少书画大家入馆，创作有不少传世之作，“文革”期间毁坏流失不在少数，但也抢救珍藏了一些。改革开放以后，在世的各位书画大家，有感于欣逢盛世，又创作出一批新的杰出之作。将这些稀世珍品，选印成册，既是各位馆员的殷切的期望，也可为后人留下艺术作品以资欣赏。为此，我们借建馆50周年之际，精选建馆以来各位馆长、馆员的二百余幅书画作品，集珍为册，请馆长启功题字命名为《砚海联珠》，交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印制成精美画册，公开发行。此书画集面世，甚受欢迎，索求者络绎不绝。
中央文史馆五十年的历程，与人民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既有建馆之初的兴旺昌盛，也有中间的坎坷蹉跎，更有后来的复兴辉煌。把建馆五十年来风风雨雨的路程笔录下来，也是一套宝贵的文史典籍，既可以此怀念故人，也可以此激励今人，更可以此留传后人。为此，我们在50周年之际，编辑出版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务活动录》，以编年体格式，把文史馆五十年来所经所历如实记载下来，以备存史资文，这也是馆务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项文字工程。
雅文四卷，文、史、画、传，一应俱全，奉献给馆庆50周年，这是最好最美的献礼，饱含着全体馆员和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大家都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作，其中最令我敬佩的有两位先生功不可没。一位是已经离休继而返聘的参事室原办公室主任吴志希同志，他不顾年老体弱，顶烈日，抗寒风，不畏寒暑，数年如一日地跑图书馆，蹲档案馆，查寻资料，收集文献，然后细心梳理，详为编辑，为四本雅文的出版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一位是中华书局原副总编辑、馆员程毅中先生，他承担了四部书籍全部文稿的校对审核工作，夜以继日，耕耘数载，以他的渊博的学识和负责的精神，做了许多核实修正和修辞润色的工作，保证了四卷雅文的出版质量。
尾 声
十载寒暑，弹指挥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既有成功之喜悦，也有失误之痛楚；既有鼓励之兴奋，也有掣肘之隐痛，酸甜苦辣，尽在心中，俱往矣，皆成历史。近来闲来无事，偶尔心血来潮，强烈的心理冲动，愿将十年往事记载下来，以立此为照，了却心愿。兴趣所至，信手录下，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我坚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定比一代强，新世纪的文史研究馆定会更加灿烂辉煌。
注：此文原载于《世纪》杂志2006年第一期，编者作了较多的删节，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53辑于2009年始全文刊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