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回归长沙发奋求学
如果说俞大光与先祖们生活过的绍兴错失机缘是一种遗憾的话，那么，他终于没有再让这种遗憾发生在长沙。这座同样在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版图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在青少年时期求学成长的俞大光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迹。有了个人的好学向上，再加上勤勉而又多才多艺的兄长的督导和周围同龄人上进努力的氛围的激励，这一切使得俞大光在求学的道路上始终保持着积极进取的心态，为他未来人生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故乡本土
从沦陷日寇的东北，回到湘江之畔的长沙，俞大光与母亲和哥哥一起回到了祖辈生活过的地方，重新过上了安定平静的生活。
对于自幼生长在东北的俞大光来说，这还是一座陌生的城市。
长沙，大约从7000年前开始形成村落，约24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在此建城，之后城址一直未变，2000多年前的道路甚至与今天所在位置的街巷依然重合，故此，长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在同一地址建城的城市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长沙曾有过“善化”“临湘”“潭州”等名称。唐宋和明清时期的长沙，其经济和文化为其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
长沙又称“楚汉名城”，马王堆汉墓和走马楼简牍等重要文物的出土反映其深厚的楚文化以及湖湘文化底蕴，位于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已成为湖南文化教育的象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长沙教育、科技、经济、文化格外星光耀眼。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化名人叠代辈出，涌现出曾国蕃、左宗棠、陈宝箴、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蔡和森等风云人物，三湘大地孕育出众多英雄豪杰，文人志士，这也同时给长沙留下丰富的史学内涵。数不胜数的历史文化名人，在长沙留下了众多的历史文化遗迹。
俞氏家族在长沙因与晚清政坛几位重臣的特殊姻亲关系，而使整个家族的政治地位达到空前隆盛的地步，同时，也相继涌现出几位颇具影响的杰出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沙可谓是俞氏家族的福地。
俞大光的祖父正是得益于家族的繁盛，才拥有了那块田产。而在当年的乱世之中，也就愈发显现出这块田产的重要价值。位于长沙市湘江之西西乡小龚家湾的这块田地的面积共有12担。
长沙市当时的城区主要分布在湘江以东，从俞大光家租住的地方去一次小龚家湾来回要过两次江，路途大概有14华里
。搬回长沙后，他们偶尔到那里去一次。俞大光至今还留有的印象就是往返所乘坐的交通工具是雇用当地老百姓抬的滑竿。
迁居到长沙后，俞家在市区北门孙家桥租到住房。俞大光的父亲将家庭生活安置妥当后，就启程赴天津北宁铁路局供职，职位是经他原来的上司周达夫介绍的。在长沙，俞大光与母亲、哥哥以及一位保姆共4个人生活在一处租来的房子里。他的父亲只是在逢年过节时才偶尔回家一趟。
平时，家里每月能够收到父亲寄来的60元法币，其中有14元用于房租，余下的则用来保证几口人的吃穿用项。如果一切正常，这笔费用基本上可以维持全家人的日常生活，但是，一旦碰到一些意外情况，就必须要依靠田产的地租收入。
回到长沙后的俞大光兄弟两个都面临转学问题。由于已停学两月，而且长沙市的学校都是从秋季算是新学年开始，与沈阳市的学校从春季开始不同，为此兄弟俩只能延误半年。
1932年2月，他们两人分别通过插班考试入学。俞大猷插入到私立明德中学高中第四班读二年级二期；俞大光则插入市立第十一小学读五年级二期。虽然已经在沈阳上完了五年级上半学年的功课，进入十一小学后他不得不重复学习在沈阳学过的部分功课。这两所学校离住处孙家桥都很近，步行10分钟就能到达。
位于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俞大光在沈阳是从五年级开始学习英语，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已经基本掌握了26个英文字母。而长沙则是从初中才开始学习英语，在这方面，他无疑要显出一定的优势来。
退学之痛
俞大光的哥哥俞大猷在沈阳时就读的是辽宁省立第一高中，成绩一直非常出色。为什么到长沙后却要插班到一所私立中学呢？原来这所明德中学成立于1903年，是闻名全市甚至全省的好学校，校长胡元倓倡导“磨血育人”的办学理念，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敢为人先，培育出了大批栋梁之材，学校也拥有众多的优秀教师和齐全的教学设备。
作为湖南的一所著名学府，明德中学至今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风雨历程。解放后曾改为长沙市第三中学，从男校改为男女合校；但1983年又改回原名明德中学，只是仍属省管而已。这所中学在它上百年的发展史上，先后培养出了艾国祥、丁夏畦、肖纪美、刘经南等多位两院院士。
1933年6月，俞大猷在明德中学毕业后，曾拟去北平投考名牌大学，但不幸因病中途折返，只得改考省内学府湖南大学并被录取。9月入校，校长为胡庶华，他读土木工程系。他在明德中学一年半的求学历史，已给学校留下了记录：在该校百年校庆时出版的校友录里，已载入了他的姓名和所在的班级和毕业年代。
俞大光受哥哥的影响，小学毕业时也报考了明德中学，并顺利地被这所学校录取。然而，令人倍感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他与这所学校的缘分却只维持了一年。
聪敏好学的哥哥无疑成了俞大光最好的榜样和老师。事实上，他也一直在家里担当着老师的角色在督促着俞大光认真学习。也许是某种天意，俞大光在个人偏好上，更加喜欢数学，尤其对做数学习题兴趣浓厚，相反，对古文方面的知识却不太感兴趣。
这种偏好其实也正是俞大光逻辑思维能力较强的优秀才智的表现，并没有影响到他其他功课的学习。根据俞大光的回忆和当年的学习成绩，可以知道他在明德中学的总体学习成绩是基本合乎学校要求的，并不是说学不会或是表现不好。但是，由于意外等原因，在学校严格的规定面前，他却只能另选别的学校。
事情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一年级期末考试时，因为平时对古文不太感兴趣，没有好好下功夫，他的国文课考试成绩没有及格。当时长沙的初中有一门课叫童子军，在小小的年岁就开始接受军事教育。这门课不仅有笔试，还有操练方面的考试内容。平素身体单薄的俞大光，对这门课因缺乏兴趣而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考试同样没有及格。
如果说上述两门课不及格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数学课考试成绩不合格就实在有些冤枉了。在他最拿手的数学课考试时，考试的具体时间没有变，但日期却提前了，学校在布告栏贴出了通告，可是，俞大光却没有注意到。最终，他因错过了考试时间而被按缺考处理。
俞大光的父亲俞明涣1932年时拍摄的照片
根据明德中学当年的校规，一个学生如果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其中只有一门主科不及格时，可以给一次补考机会，但如果有两门主科不及格，就失去了补考的资格，只能按退学处理。
就这样，在明德中学上了一年后，俞大光因为有三门功课不及格而无法继续在这所学校读书。此时，已经考入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的俞大猷住宿在学校里，只是在周日才回家。俞大光被明德中学退学处理在当年这个家庭无疑是一件大事。
哥哥和母亲的批评自然在所难免，而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在俞大光幼小的心灵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他还因为年幼而缺乏自制力，会因为玩耍而耽误学习的话，那么，在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他开始明白了发奋图强的道理，对自己的要求严格起来，全身心投入到了学习之中。
在一个人漫长的一生中，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种种磨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磨难出现在青少年时期未必就是坏事，相反，它更容易激发出一个人拼搏向上的志向。因为考试成绩不合格而被明德中学退学的人生遭遇，成为了推动俞大光积极上进的一个重要的人生契机。
转读复初
从明德中学出来后，到哪里上学成为俞大光面临的一大难题。
在这个重要关口，被俞大光叫作九舅的胡翼如帮了大忙。他过去曾有一段时间帮俞家管理田产收租事宜，这时已成为长沙一所私立中学的校长，学校的名字叫长沙私立复初中学。相对来说，虽然学校名气远没有明德中学大，但学校的各项设施和师资力量都还过得去，运转也比较正常。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像俞大光这种被明德中学退学处理的学生，如果要继续上学，接收的学校都会要求他从一年级重新读。俞大光的母亲并不想让孩子重读，认为这样做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财。俞大光自己也不愿意。有了胡九舅的帮助，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俞大光顺利进入复初中学插班跟着二年级的同学一起学习。
复初中学规模不大，但学校分为相距不远的两处地方，分别称作本校和分校。俞大光先在分校上了半年，以后则在本校度过。这所学校与明德中学的校址离俞大光家都很近，步行不超过10分钟的路程，上下学非常方便。
说到转学带来的变化，唯一让俞大光感到不太适应的是在明德中学读书时中午可以在学校食堂吃上一顿热乎的饭菜，而复初中学没有这个条件，他中午只能回家解决午饭的问题。可是，一方面家里开饭的时间晚，另一方面学校中午休息的时间又短，俞大光往往只能回家吃些面点凑合一下。
复初中学的各项基础设施基本完备，与硬件设施相比，更值得称道的是软件，那就是学校有一批极具责任心的教师，这一点给俞大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复初中学的读书生活中，数学老师易文林和理化老师赵东樵给俞大光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易文林老师性格直爽，俞大光刚转学到复初中学时，易老师正因病休假，但一回到学校就给学生补课，课讲得非常好，对学生责任心极强。俞大光对数学的浓厚兴趣与易文林老师的引导有直接关系。理化老师赵东樵对学生也非常有责任心，他还专门编了《理化问题详解》，教给学生解题方法，这个题解对学生升学考试帮助很大。两位老师喜欢与学生打交道，凡是有问题问到，他们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除了良师，还有益友。在复初中学读书时，同班同学胡孔燊一直是俞大光学习的榜样。胡孔燊非常喜欢看课外书，尤其偏好数学几何。胡孔燊对几何的痴迷程度和对难题求解的乐趣也激发起俞大光的兴趣。俞大光跟随这个比他大几岁的同学钻图书馆，暗地里比谁做的难题多。老师课堂上没讲过的内容，他俩也主动找来做，解决一道难题就像是攻克一个碉堡。
作为在复初中学读书生活的见证，俞大光至今还保存着当年书法极其工整的几何习题本。上面打满了老师批改的红勾，这份作业成为了他当年在明德受挫后转到新的学校奋发上进的有力证明。
尽管当时时局比较乱，但是，当年对中小学生的教育管理还是比较严格的。初中会考是由湖南省统一组织，不合格的会被刷掉，学生要想毕业，必须会考及格，不及格就不发毕业证。俞大光在初中毕业会考中取得了甲等成绩。
从明德到复初中学的这段转学经历，使俞大光明白了不少人生道理。他说，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与自己的自觉性有直接关系，他本人因为受到明德中学退学的打击，常常记在心里。知耻近乎勇，他自己想要学到本事，想学得好一些，也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在两所学校的硬件设施比较上来说，复初中学比明德中学条件差不少，但俞大光自己比在明德中学学习时努力多了，所以初中毕业不仅及格，而且是甲等。
在这所学校的学习过程中，俞大光依然对理工类科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大量做练习题打下了坚实的数学知识基础，这成为他以后无论是从事高等教育还是核武器研制事业的宝贵财富。
作为俞大光的兄长和老师，俞大猷在弟弟的学习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他曾经教俞大光读古书、练书法，讲解过四书中的《孟子》和《论语》，还讲解过《东莱博议》中的一些文章，要求弟弟理解后读诵。书法方面则从临帖到独立书写，包括小楷和大楷，写好后他都给予评阅。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俞大光逐步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除节日外，平时在家一般要安排两小时用于学习，在完成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之外，主要就是读古书和练书法，有时也写些记事短文或书信。
从明德中学被退学，到进入复初中学读书，正值花样年华从稚气少年向青年成长的俞大光没有被人生中的挫折和意外所吓阻。在经受了退学的打击和家人的批评后，他迅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并立志要通过学习和掌握知识来报效国家，成就一番宏伟的事业。
花样年华
从沈阳回到长沙后，俞大光与母亲、哥哥共同生活在一起。祖父辈均在长沙生活的俞家的亲朋故旧也基本生活在这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步结识了一些亲戚，这其中往来最密切的是俞大光的远房姨表亲姓韩的一家人。
俞大光的远房姨母名叫章冠秋，排行老三，比俞大光母亲要小两岁。俞大光称她三姨，是一位家庭妇女，不过，她粗通文墨，能读信函书报。她比丈夫韩次谦小12岁，是填房，韩前妻无后。
这位三姨一生共生育了11个子女。按长幼排名为奉仪（女，后改名淑仪）、承权（聋哑）、承楣、玛丽（女，后改名蔓力）、承荣、熙慧（女）、承梁（后改名枫）、颖娟（女）、承樾；另有二人夭折。俞大光这位三姨已故的大姐有一个名叫劳永寿的女儿也常到她家。
俞家租住的房子离韩家很近。俞大光兄弟俩因为与韩家子女们年龄相近，彼此间又很合得来，经常在一起玩耍，两家的关系因而更加亲近。有一次，俞大光的母亲回常德娘家探亲，一走就是三个月，索性让他们兄弟二人寄住在韩家。
图中左起：俞大光、俞大猷、三姨、韩玛丽、劳永寿、韩颖娟
在他们这批年轻人中，俞大光的哥哥属于年龄较长者。当时，他已经考入了湖南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尽管他学的是工科，但是，天资聪慧的他在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多有涉猎，知识面非常宽广。加上他为人谦和，热心助人，大家都非常喜欢和他交往，慢慢地，他就成了这批年轻人团结的核心。
为了更好地激发这个家庭中年轻人的学习积极性，俞大猷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提倡成立一个家庭性质的活动社团。这个想法立即得到这批年轻人的响应。经过大家的充分讨论，后来这个活动社团定名为“寒假读书会”，春季开学后又改名为“励学会”，意在鼓励大家努力学习。
“励学会”以两家住宅为活动地点，以砥励学行为根本宗旨，吸收自愿参加的两家青少年和经常来往的青少年作为基本成员。虽然这是一个松散组织，但也要写自愿申请书参加，并且还像模像样地选举成立了干事会。俞大猷顺理成章地被选为干事会主席，组织领导全会活动。
在长沙读书时俞大光一家三口的合影
俞大光也是“励学会”的成员。他满腔热情地响应和支持哥哥的每一项动议，全身心地投入期间，力争把交给自己的任务完成好。在俞大猷的带领下，这个有十多位成员组成的小小的家庭社团相继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在当时那个年代，对于经济上相对都不是很宽裕的俞韩两家来说，书籍可以说还是稀缺物品。为了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图书资源，他们通过收集并登记会员们手里可供流通的书籍，进行分类编号，指定专人分工管理，在制定好借阅规则后，创办起“励学会”的小型图书馆。大家通过这种方式，自行解决了图书短缺问题。
作为一个家庭社团，原本可以不必考虑刊物出版问题。但是，俞大猷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提高大家动手能力的锻炼机会，于是，决定编辑一份名为《励学》的半月刊。刊物由会员供稿，可以是专门撰写的稿件，也可以是学校作业的文章，誊写清楚后编排装订成册就算出刊，不印刷，仅供成员借阅。
既然命名为“励学会”，组织各种比赛，想方设法促进大家学业的进步与提高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由此，他们根据会员在校年级的不同进行分组，分别组织国文、数学与书法等各种考试和比赛。命题、阅卷与评分全由俞大猷一人包揽，结果公开，不设奖罚，但是却起到了极为有效的督促与激励作用。
除了开展上述几项活动，“励学会”还举办过一次自编自导自演的讽刺独幕话剧。剧本讲述的是一个文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商人相互认识并会合在一起所发生的故事。然而，对于当年几乎还没有什么社会知识的这些孩子们来说，因为互不理解，相互间没有共同语言，在表演时出现了冷场的尴尬局面。这些当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在俞大光的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记忆。
青年时代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具活力和朝气的时期，充满着对人生未来的种种美好憧憬和向往。在“励学会”中的这些人生经历，不仅使他学到了新知识，不断地充实和提高了自己，也使他在与同伴的相处中，学到了别人身上的优点和长处，获得了与人相处的经验，收获了珍贵的友情，成为他青春少年时期的宝贵财富。
俞韩两家之间的非同寻常的亲近关系以及“励学会”的存在，使俞家两兄弟与韩家的十多个孩子间保持了长久的密切往来，建立起纯洁美好的友情。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俞家两兄弟与韩家两姐妹逐渐产生了爱情，确立起恋人关系，最终走到了一起，成为了亲朋好友间争相传颂的一段佳话。
除了学习，对于像俞大光他们这些大都还只有十多岁的孩子们来说，游戏玩耍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他们这群人中年龄最长的是俞大猷，大家白天虽然都各自上学，但寒暑假和节假日常常相聚，非节假日的晚间有时也在一起。在家教中他担任着老师的角色，但在文体活动中，他则担任队长，并别出心裁地引入了许多新的游戏项目。
棋牌类游戏是活动项目品种最多的。在棋类项目中，有围棋、象棋、军棋、动物棋、五子棋等；牌类则有扑克牌、骨牌、长沙纸牌等，每种项目又有多种不同的玩法。对于当时都还在学校读书的俞大光他们来说，不可能全部拿钱去购买这些游艺玩具，这样却反而激发出他们的创造力，决心自己动手来制造。
即便是在过去了70多年之后，俞大光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动手制作玩具的往事。他回忆说，制造象棋相对简便，剪块马粪纸用红蓝墨水写上字就可以了。制作军棋稍为难一些，但是，这也并不能难住他们，反而给他们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经过努力，他们想出了用绘图纸剪成长矩形再对中折叠、然后在一面写字的办法。
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生命中最富创造力的生命阶段，可以说处处闪现着创造的活力。在棋类项目的游戏中，有时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玩法，便标新立异创建出新项目。俞大猷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常识，曾经设计出一种大明军棋，对弈双方共有海陆空400个棋子，远远超出市面上出售的海陆空战棋双方共70子的数目。他设计好后，让大伙来制作，并教大家玩法。
牌类游戏，在当时的长沙有不同的品种，许多被用于赌博。骨牌用于赌博时被称为牌九，是当时最常见的牌类游戏。俞大光他们也经常玩，传统玩法是比牌的大小，他们将之称为“一翻两瞪眼”，觉得实在是有些太简单，就玩如接龙、天九、搬家、抢开等更加复杂一些的玩法。扑克的玩法种类更多，他们曾将4人玩的500分游戏拓展并改革成为5人找朋友的新玩法，因为新奇而受到大家的喜爱。后来，俞大光喜欢上了打桥牌，逐渐上路后成为终身不变的爱好。
为了强身健体，俞大光和大家在一起玩耍时，也想方设法地开展一些体育活动。虽然家庭小范围里开展会有难度，但是，在这些充满活力的青少年眼里，任何困难都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他们将方桌拼到一起，自己缝制好球网，做成了简易的乒乓球台；用圆形钱币和鸡毛再加上废旧布条做成了毽子；此外，最简单的活动是比赛跳远和跳高。通过这些活动，使大家的身体得到了锻炼。
对于当时正在上中学的俞大光来说，要想到市区的名胜古迹去游览并不是随意就能实现的愿望。他在沈阳读小学期间，根本没有机会出去参观游览，沈阳的故宫就从未涉足过。但是，对于已经读了大学的哥哥来说，这就不再是不可企及的梦想。在他的带领下，俞大光才有了外出游览参观的机会。
这种外出游览参观往往四五个人相伴而行，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并不宽裕，这种机会不是太多，地域也仅限于市区和近郊。“为了训练我的作文写作能力，哥哥要求我在每次出去游览参观后，写上一篇游记文章。”俞大光回忆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每次出去时，我身上常会带着小笔记本，把自己所见所闻或是有所感触的想法随时记录下来。这个习惯后来给我带来不少的好处。”
位于长沙市区的岳麓山成为了他们出去游玩的目的地，在游览完了岳麓书院，到达半山腰的爱晚亭休息时，俞大光在小本子上记下了亭柱上那副充满才情的对联：“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这些外出游览活动，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使俞大光感到自己的青少年时光是那么的美好，成为一生中最为珍贵的生命记忆。无论在任何时候回忆起那段时光，他仿佛总是能够看到自己当年与哥哥、与同伴们一起玩耍时那张充满着幸福的笑脸。
青少年时期那些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不只是让俞大光感受到生命的幸福与美好，同时，也给了他更多的人生感悟。
在回忆起这段人生岁月时，他深有感触。他认为，一个人出生后在初期的成长中，看到五彩缤纷的世界上那各种各样的现象，总是希望去理解它，由此而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了求知欲就会提出疑问，去亲身实践体验；看到一些有趣的玩法也总想参与一试。在这种情况下，寓教于乐就是对此因势利导，使青少年走上正路，树立一些牢固的认知和改造世界的观念。当青少年成长并树立了自己的理想后，这些观念就会成为实现理想的重要基础。
求学高工
在复初中学，俞大光顺利地度过两年的学习时光。这两年里，他在哥哥的督促下，努力在学习上下功夫，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36年，在长沙市的初中毕业会考中，他取得甲等成绩。当他把成绩书拿回家里时，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高兴。
结束了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俞大光遇到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选择难题：究竟该选择哪所学校？对于这个问题，他已有的人生经验无疑是难以找到答案的。这个时候，他只能依靠母亲和哥哥来定夺，给出最终的答案。
在当年那个时代，俞大光的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儿子能够通过读书学习，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本着这种朴素的愿望，她倾向于俞大光选择上技工类学校，这样就能够尽早参加工作，挣来工资，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
哥哥俞大猷这时已经在湖南大学读到了三年级，他天赋甚高，主攻建筑，理化天文多有猎渉，兼有文史、书法、绘画、诗词、镌刻等多种爱好。对于同胞弟弟的人生未来，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同时，他也发现了弟弟在理工科方面所表现出的不同凡响的才具。他觉得可以同时报考普通高中和高工职校。
就在这年7月，经过反复比较和选择，俞大光同时报考了长沙私立广益中学高中部和湖南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简称湖南高工）的电机科。湖南高工是一所中专学历的职业学校，学制为三年。因为是省立学校，很多项目都是公费，可以节省不少学费，当时是大家争相报考的热门学校，竞争非常激烈。
因为考试成绩优异，俞大光被两所学校同时录取。其实，按照俞大光的资质和禀赋，像哥哥那样读完高中再考大学未尝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但是，这时候俞家的经济状况已经不太宽裕，家里又有着一个大学生，对于放在眼前的这个更加经济节省的读书机会，俞大光的母亲还是认为不容错过。
1936年9月，15岁的俞大光在完成了三年初中学业后，首次步入湖南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的校园，成为了这所学校一年级的新生。按照学校的要求，所有学生要在校内住宿，便于集中管理。对于一直在自己家里住宿的俞大光来说，这是一个与同学接近的机会，内心里充满了新奇感。从进入校园的第一天起，他就盼望着能在这里学到更多的知识，结交更多的朋友。
俞大光报考的是湖南高工的电机科，他所在的班级共有32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每个学生都难保自己的家庭命运不会遭遇大的人生变故，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想要正常坚持完成学业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俞大光所在的班级到最后毕业时，只剩下15名同学。
作为一所工科学校，老师对他们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数学这门基础学科极为重视，要求低年级学生每学期必须做够1100道数学题。这些题目可以由老师指定，也可以由学生自选，但是，自选时不能只选容易的题目。要完成这项任务，学生就必须付出大量的时间，相对应的，教数学的老师也都非常辛苦。
数学分为代数、几何和三角，由不同的老师教授。国文课要求学生要能够写出通俗易懂的文章。英语课相对说来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这3门主课再加上物理学和电磁学（为拓宽和加深而从物理课分出）就是俞大光进入学校后第一学期要学习的主要科目内容。
虽然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爆发了“七七事变”，开始全民抗战，但是，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当局对于学校的管理还是相对正规和严格的。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国民党政府教育管理部门要求高中学校实施集中军训的措施。这项新规当时主要针对的是普通高中的学生，军训的时间为一个学期。
作为中职类学校的湖南高工，当时并没有被列入强制要求进行军训的学校名单中，对这项新规可执行也可不执行。俞大光本来非常希望能够继续在校园里求知学习。然而，由于学校某些激进派的人士非要表现出对政府政策的积极支持，学校最终还是决定用第二个学期的时间集中学生参加军训。
俞大光和同学们一起被集中到一个较大的训练场，那里建立了一个团部，学生们被按照营、连、排、班的单位编制进行分配。一个连队的学生集中在一起生活，不允许自由离队，完全按照军事化管理，要求极其严格。就在此军训期间，和俞大光关系很好的一个同学因请假外出，归队时遇意外而稍有差池，竟被以违反纪律为名而被开除了学籍，这让他觉得学校的做法太不近人情而感到非常惋惜。
家庭变故
1931年的初冬，10岁的俞大光跟随家人由沈阳长途跋涉迁回长沙生活，自此，在他记忆中所留下的生活场景便是每天由母亲带着他们两兄弟和保姆生活在一起，而父亲则完全淡出了他们的生活。一般来说，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才偶尔会出现在家人的面前。
俞大光的母亲是旧社会普通的家庭妇女。回到长沙后，因为她身体不是很好，家里雇请了保姆承担家务，照顾一家人的饮食起居。这样一来，她就有了大量空闲的时间。
俞大光1937年初在湖南高工参加军训时拍摄
在与亲戚朋友来往相处的过程中，她逐步学会并喜欢上了打牌赌博这种消遣娱乐方式，把大量的时间消耗在打牌上。可是，她的牌技却并没有随着打牌时间的增多相应提高，最终只能是输多赢少，拉下了不小的亏空，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
俞大光的父亲俞明涣在送他们母子三人回到长沙，安顿好他们的生活后，便独自一人北上天津，通过朋友介绍，在北宁铁路局当上了一位科长。为排遣长期与家人分离所形成的孤独感，他在工作之余也经常出入于牌场，并在那里结识了一位比他小30多岁又没有什么文化的年轻女子。
尽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男人纳妾是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出于基本的道德良知，他开始的时候还能够约束自己没有与那位名叫张海霞的女子有过多的来往。
然而，随着时间的延长，他最终还是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大约在1934年，俞明涣正式将张海霞纳为小妾，此后不久，张海霞生下了女儿俞大祯。对于这一切，远在长沙的家人全然不知。
两年后，就是在俞大光考上湖南高工那年，俞明涣的工作再次发生变动。给他介绍过工作，同时又是他在天津工作单位上司的周从政转职到河南汝南专员公署，他就追随周前往河南。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就在这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改变了他的命运。
由于政治上的变革，导致了周的倒台，作为周的部属，他自然难逃被解职的命运，从此失去了工作。
失业后的俞明涣处于极其困难的境遇之中，一方面是失去了收入来源难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又因为娶妾隐瞒家人而心理上感到内疚，觉得没有脸面返回故乡。
出生于1883年的俞明涣这时已经是50多岁的老人，在外乡漂泊工作了多年之后，他也想要叶落归根。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长沙那份地产能够成为他养老的依靠。经过反复考虑权衡，他再也顾不上颜面上的难堪，选择了南下。
1937年初，在事先函告之后，俞明涣带着妾室张海霞和女儿俞大祯回到长沙。张海霞的出现无疑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而首当其冲受到打击，心理和情感受到创伤也最重的就是俞大光的母亲章锦娟。她很难在短时间内从感情上接受丈夫瞒着自己娶回家里的这个女人。面对这样的打击，原本就身体染有陈疾的她抑郁终日，旧病复发，当年6月12日在家中病逝。
母亲去世时，俞大光正在军营里接受军训。甫一接到噩耗，他立即就向管理人员请假，要求回家奔丧。按照当时的纪律规定，本来是不会批准他请假的，不过，考虑到情况的特殊性，还是给了他几天假期。
俞大光自幼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虽然母亲无法给他多少文化知识方面的帮助，但是，在情感上她一直是疼爱这个小儿子的，母子间的亲情永远无法割舍。
母亲的去世不惟给俞大光带来了深深的伤痛，也从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俞明涣内心深藏的愧疚感。面对结发妻子的离去，他也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告家人在外娶妾的荒唐。在为原配妻子撰写的挽联中，他用文字表达了自己的这种自责之情：“千错万错我的错都是一时错可不提了，良缘美缘今生缘愿结再生缘试问如何？”
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俞明涣决定要不遗余力地操办好结发妻子的后事。他参照当地风俗习惯中的普通人家的最高标准为妻子送行，花费甚巨，不仅用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大笔的债务。原本就没有了工薪收入，这时又添了小妾张海霞生的儿子俞大恒，再加上由于俞大光的母亲不善操持家务而拉下的亏空，经济上的重负几乎就要将俞明涣压垮。
俞大光母亲的棺木在家停放月余后，由他的父亲和哥哥一起运往西乡小龚家湾安葬。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俞明涣被迫卖出5担田产，以缓解沉重的债务压力，维持全家人的日常用度。
就在俞大光的父亲为妻子操办后事期间，“七七事变”爆发，长达8年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由此打响。战争开始后，由于战场形势对中方不利，不到一年，国内物价暴涨，寻常百姓的生活愈加艰难。这时，长沙城区开始不断遭受敌机空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为了避难，同时也为了节省生活开支，俞明涣决定全家迁往西乡小龚家湾自家原来的平房里。
乡野学堂
家庭的意外变故再加上时局的变化，使俞大光的求学生活在经济上面临更大的困难。然而，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当初读湖南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正是得益于这所学校的公办性质，并且许多方面不用学生花钱，俞大光才能在家里遇到危机时仍然可以坚持下去而不致使学业中断。
从1936年考进湖南高工后的第一天起，俞大光一直在学习上表现得极为勤奋和投入，他深知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来之不易。学校第一个学期还比较正规，第二个学期被用到了军训上，从第三个学期开始，侵华日军的战火就开始烧到了学校所在的长沙，学生们的学习生活因此而受到影响。
每当凄厉的防空警报声骤然响起时，不管是在干什么都要立即停下来，全校的老师和学生蜂拥而出，到防空洞里或去郊外躲避敌机的空袭。那令人恐惧的警报声，还有防空洞里那污浊的空气，都在俞大光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是多么希望当时的中国能够有强大的军队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啊。
为了应对日益混乱的局面，保护师生员工的安全，学校里建起了防空掩体。可是，战争的形势却变得越来越糟糕，随着一个又一个城市被日军攻陷，战场不断向南方推进。
1938年初，传来了日军要攻打武汉的消息，一旦武汉失守，那么日军接下来的攻打目标肯定就是长沙。
越来越紧张的形势，日益频繁的敌机袭扰，使得整个城市人心惶惶。因为要跑空袭警报，学生的教学生活一次次被打乱，几乎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学校领导做出决定，在1938年春迁往长沙西南的湘乡县永丰镇（今归湖南省双峰县管辖）。
颇为巧合的是，俞大光的四姑母俞质兰家就在这个县的蒋市，距离学校选择的永丰镇有25千米的路程。尽管俞大光已经在湖南高工独自住宿有一年多的时间，经受了独立生活的锻炼，但是，这毕竟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父亲俞明涣决定亲自护送他前往。他们先到了俞大光的四姑母家，稍事休息后，再雇人挑上行李把俞大光送到了学校。
自幼在城市环境里生活长大的俞大光，这是第一次体验在贫瘠的乡野间求学。从长沙迁到永丰镇的湖南高工把学校安在了镇郊的两个祠堂里，规模大一些的名叫“王朗和堂”，主要用于教学和学生住宿，另一个小一些的名叫“东庆堂”，主要作为老师和员工们生活住宿的地方。
作为一所为躲避战乱而不得不搬迁到乡下的临时性学校，条件的简陋是可以想见的。生活和学习条件的艰苦倒没有让俞大光感到有什么不能忍受的，但让他最感遗憾的是，学校里实习和实验的条件，比起在长沙时差得太多了。
这所工科职校原来在长沙时有大量的教学实验设备，搬迁时限于条件无法全部带走，加上临时校舍面积狭小，只能安置一小部分。再加上永丰镇没有通电，实习实验用电只能依赖学校里一台小功率的柴油发电机提供。教室和自习室在一起共用，夜晚是用煤气灯照明。尽管条件简陋，但基本的教学工作还能正常进行。在几位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实验也能安排做上一部分。
俞大光所在的电机科重点要培养的是学生在电工设备的运行和修造方面的动手能力。由于专业面宽，学生们不但要学电机、发电厂、无线电、电报、电话等方面的知识，还要学习电力照明等内容，由于实验设备的局限，越到后来实验越难做，数量也越来越少。
乡间艰苦的生活和简陋的学习条件丝毫没有影响俞大光学习知识的热情，而他当时在学校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做实验。无线电收音机在那时还是非常稀缺的东西，一般的人家也没有钱添置这样的物件，可以说是标准的奢侈品。
负责无线电实验教学的老师利用搬迁和收集来的一些元器件，组织学生自行组合成3～4人小组，在他的指导下进行设计、加工、装配、调试，成功地做出了无线电广播收音机，可以收听广播节目，这使俞大光感受到了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动手制作电器产品获得成功的喜悦和成就感，心里非常高兴。
因为在实验中的突出表现和对无线电知识的痴迷，俞大光与班上另外几个同学受到了实习老师的宠爱。为了鼓励他们的学习热情，老师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正当要求。于是，早在学习无线电课程之前，俞大光他们从老师那里要到一些材料，按照电铃原理制作出简易的蜂鸣器，用来练习收发电码。
从蜂鸣器到无线电收音机，俞大光又一次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成功做出可用机器的特殊经历，不仅锻炼了他的动手能力，更使他认识到学习知识后所呈现出的价值和力量，并且亲身感受到了学习所带来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淹没和掩埋了许多往事，然而，即使是到了人生暮年，俞大光仍然清晰地记得他们在乡间祠堂里制作蜂鸣器和收音机时的那份专注与投入，还有成功时的喜悦与欢欣。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中永难忘怀的美好记忆。
在乡下求学的这段时间里，另有一件令俞大光印象深刻的事情，那就是帮助老师抄写教材。湖南高工搬迁到乡下，教材成了大问题，难以买到合适的教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就想了一个办法，当时学校老师中不少是日本等国外留学归来的，学校发动老师们把一些资料翻译成汉语写成讲义，再发动书写好的学生誊写，石印出来发给学生，就当作讲义课本了。
俞大光书写很好，小楷工整，一报名就被挑选上了，一张16开纸双面，写一张学校给一毛钱。俞大光誊写过《电磁学》《直流电机》《交流电机》讲义，当时挣了50多块银元。据俞大光回忆，其实写讲义的过程是一个提前预习的过程，一边写一边可以学习，一本《电磁学》写完了，讲义内容印象就深刻了。写讲义的过程成了知识学习的过程。
北方多年的战乱为相对安定的长沙等南方地区吸引人才创造了条件。在湖南高工这所学校里就有相当一批老师是曾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其中大部分是去日本留学过，有几位教师毕业于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具有相当深厚的学术功底。
那时国内还没有相对规范的翻译，俞大光清楚地记得，老师给他们讲专业课时所用的名词大都是从日本借用的，如电阻当时被译为抵抗，同步发电机被译为同期发电机。正是得益于这些老师专业而严格的要求，俞大光打下了扎实的知识根基。
在高工读书期间，有两位老师在俞大光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知识面广博的数学老师彭舜根，什么课都能教，高等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讲课思维清楚，对学生热心，俞大光和同学们经常到彭老师家问问题，老师也会不厌其烦地解答疑惑。另外一个老师叫龙郁文，他讲课很有特点，启发式，很多时候都在给学生提问题，引发学生思考。遇到疑难问题他会很有技巧地解答，让人一下子豁然开朗。
纷飞的战火，动荡的时局，在那种乱世之下，想要保全生命已经成为人们最大的人生奢望。这种动荡复杂的社会局面，势必会对教师队伍的稳定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随着教师数量的减少，留下来的老师每个人不得不兼任更多的教学任务。
在战争这种大背景下，学生们的命运也同样受到影响。俞大光所在的电机科当年考上的学生共有32人，加上上一年级休学的2名学生，总共是34人，而坚持到最后毕业的只有15个学生。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抗战爆发后，有一部分人不想读书，选择了别的道路，有的参军抗战，有的去了解放区，也有参加工作的；二是家庭在沦陷区，无法继续上学；三是由于个人身体不好。
不管是留下继续读书，还是选择离开，在这段艰难岁月里结下的深厚同学情谊却是牢记在每个同学的心间。在俞大光的协助下，他的同班好友李振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不同渠道想方设法与这批同学中的大多数人取得了联系。
因为他们电机科当时的班被称为电九班，他就和李振等一起编写发行了一些有关电九老同学联谊的内部资料：如《电九老年同学录》《电九通讯》和《电九简讯》等，直到毕业70周年为止，作为同学间相互传递信息的一个媒介平台。
乱世漂萍
就在俞大光在永丰镇的祠堂里安心读书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虽然中国军民共同对抗侵华日军，然而，战场形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却在不断趋于恶化。随着上海、南京的相继失陷，侵华日军加快了南侵的步伐。
当国民党政府组织的武汉保卫战宣告失败，武汉、广州相继落入侵华日军之手后，万般无奈的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南下，居然又一次采取了类似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阻敌前进的愚蠢举动，在1938年11月12日，纵火焚烧长沙城，以执行焦土阻敌政策。当俞大光在永丰学校课堂上听到老师宣布这一消息时，他随学校从年初搬到这里求学还不满一年的时间。
长沙大火的消息闹得全校师生人心惶惶，正常的教学活动已难以维持。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日军将会很快攻打下长沙，而一旦长沙陷落，日军接下来肯定会进攻邵阳。而永丰镇一方面是长沙到邵阳的必经之地，另一方面又离公路太近，万一日军攻打邵阳，学校安全没有保证。
为了保障全校师生员工的安全，学校领导想要寻找新的安全些的地方安家。俞大光班里一个叫王铭的学生家在湘乡，他的父亲有些门路，学校想通过他找一个更偏僻更安全的地方。俞大光不知道家里人这时候的情况究竟如何，也没有办法和家人取得联系。在这种时候，他所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学校了。
俞大光平时与王铭的关系很要好。因为自己的身体条件不是太好，担心大家一起急速转移时会掉队，他决定和另一同学粟翼宇与王铭一起去探路，寻找学校搬家的地方。他们赶到王铭家后住了一晚，把学校面临的处境和学校领导的想法跟王铭的父亲都讲了，三人准备次日一早就出发为学校探访新校舍完成学校交给的任务。
然而，未等他们出发，形势再次发生了变化。学校发来急电，告知的信息是，日军暂时没有表现出立即南打的态势，学校暂不考虑搬迁。但是，因为之前派他们三人去找新地方的消息已经散布出去，并已宣布学校停课，何时何地复课要另候通知，许多学生又急着想知道家里的消息，就已离开了学校。俞大光赶回学校时，发现同学们已经散去，学是没法再上了。
既不知道家里人的消息，又没有办法继续上学，俞大光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回四姑母家。当他走进姑母家的大门时，惊喜地发现父亲和家里人竟都在这里。原来，长沙大火后，为躲避战乱，父亲带着全家人到这里避难来了。这意外的重逢，使一家人百感交集。
同在四姑母家避难的，还有韩家一家人。俞大光的哥哥已于1937年从湖南大学毕业，于第二年进入湖南安化县烟溪镇的第11兵工厂从事基建工程管理工作。这时，他已与韩家的韩玛丽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正在筹备婚事。韩颖娟是玛丽的妹妹，她比俞大光小7岁，后来，这两位青梅竹马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
在蒋市四姑母家，俞大光呆了差不多一个月时间。能够与家人和韩家姐妹在一起，当然是让他非常高兴的事。但是，由于在四姑母家的人太多，住不下，必须要另外找地方。后来，韩家姐妹中一位姐姐的公公在与湘乡相邻的安化县，靠着这层关系，一部分人（包括韩家的人和胡翼如舅舅，俞大光也随同前往）转移到他那里继续避难。
就在这段躲避战乱的时间里，俞大光接到学校的通知，说是学校将于次年3月开学。转过年后，俞大光就又回到王朗和堂，上完了最后半年学，于1939年7月正式从湖南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毕业。
俞大光在湖南高工电九班毕业时全班与老师们的合影
对于在湖南高工的这段求学经历，俞大光一直非常珍惜。虽然由于军训和战乱，他在这三年里大概只有一半左右的时间真正用于学习，但是，在这所学校他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数学根基，锻炼和提高了动手能力，而且，切实体验到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
战争的来临，打乱了国家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每个人的生活也因此而受到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正应了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毕业就是失业。俞大光所在班最终毕业的有15人，其中有八九个人毕业后报名考进了当时交通部办的一个技术人员训练所，经培训后给安排了工作岗位。有的人通过亲戚或熟人的推荐找了临时工作。
俞大光毕业后正赶上哥哥与韩玛丽要举行婚礼。他先赶到四姑母家与从长沙赶过来的父亲汇合，准备按照计划一同前往安化县烟溪镇的第11兵工厂。参加完哥哥的婚礼后，也正好可以让他帮忙给介绍工作。
从湘乡蒋市到安化的烟溪镇地图直线距离并没有多远，但是，由于陆路交通不方便，他们当时选择了去永丰乘长途汽车去邵阳，转坐小木船走水路前往。因为乘坐的是一条小木船，沿途滩多路险，只有非逆风时才能行走，结果，他们整整走了8天时间才到。
参加完长子的婚礼，俞明涣赶回长沙。俞大光留在了哥哥俞大猷厂里。关于俞大光求职一事父亲与哥哥商量过好几次，哥哥在厂里人缘关系不错，经过努力，哥哥帮俞大光在第一兵工厂所属动力厂谋得了一个职位，当了动力厂一名助理技术员（名义为“缮写”），主要从事一些工具材料管理工作。
俞大光说，缮写就是刚进厂的学徒待遇最低的职务名称。刚进厂的待遇也分几种情况，一种是不加班每天工作8小时，另一种就是稍加一点班的叫一工半，实际一天工作十来个小时。一工半的工资可以增加50％。湖南高工毕业的俞大光刚刚18岁，年轻人多干点也好，反正没多少事。厂里征求俞大光的意见时，他同意干一工半。
动力厂离俞大光哥哥住的地方挺远，走路要40多分钟，上下班来回不很方便。坚持了一阵子，俞大光决定中午在厂里吃饭，厂里可以定饭送到办公室，后来又去厂里找了一个住的地方，这样一来，吃住问题就都在厂里解决了。
由于在湖南高工学习期间，一方面学校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俞大光个人学习勤奋，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进厂后开始被分配在电器修理部，感觉跟自己高工学习的东西有些联系，但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后来俞大光又被厂里调到了机械修理部。
俞大光对于机械修理只有一点很基础的知识，原来学的东西还是用不上。机械修理部是一个精加工车间，有热加工、锻造等工艺，实际是一个机加工维修车间。一般技术上的事情由专门的技术员周克歧来解决，俞大光在车间只能干些杂活，周技术员叫干什么就干什么。
俞大光干得最多的工作是抄写东西，这个干起来虽然容易，但学非所用，别的又干不了。时间呆得长了，难免感觉无聊，本来他对小说不感兴趣，为了消磨时间还是找点小说来看看。有时候干脆到别的车间看工人生产加工，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对于刚刚18岁的俞大光来说，这份没有丝毫创造性的工作很难激发起他的热情。他自己觉得所学的那些知识，在这里也基本无法派上什么用场。工作三个月后，兵工厂接连遭到日军飞机两次轰炸，受到一些破坏，因为担心以后会有更严重的空袭，这家从河南巩县因战事南迁来此的兵工厂不得不考虑再次迁厂事宜。
1940年初，兵工厂被批准搬迁到重庆远郊的铜罐驿镇，要求采取新址边建厂、原址不停产、分批先后搬迁的办法从速完成。俞大光作为第二批转移的人员、设备于5月底抵达目的地，可是，由于厂房未完工，生产设备不配套，一时间无法开工，生产难以恢复，他也只能一天天在空闲中打发时间。
- 1华里＝0.5千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