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幼年时期

被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

——约翰·卫斯理

我相信我就是在那一刻醒来的，他们以为我会哭，可当时我没哭，虽然之后我哭了。那时的情形历历在目，宛如昨日。我看到房子亮堂堂的，就喊叫仆人帮我起床。无人应答，于是我把头伸出窗帘往外看，看到房顶有几道火光。我下了床跑到门口，就不能再往前了。这个房间之外的其他地方都已被火焰吞没。我爬到窗边的一个柜子上，院子里有个人看见了我，就提议跑去取梯子。另一个人说：“没时间了，我们要想别的办法。这样吧，我扶墙站稳，找个轻瘦一点的人让他站在我的肩膀上。”于是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搭成人梯，刚把我从窗口抱了出去，整个房顶就塌了下来。幸亏是向里坍塌，否则我们会瞬间被压成碎片。

这是约翰·卫斯理对1709年发生在埃普沃思教区住宅区那场著名火灾的描述，他形容自己是“被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四十年以后的1749年，他在日记里再度回忆这次事故：“大约十一点钟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画面，四十年前这一天的十一点，我被从火焰中救出。于是我停下手头的事情，简短地向大家叙述了那一次神的奇妙作为。于是我们大声赞美和感谢我们的主，在祂面前无比欢喜快乐。”

大火是在半夜燃起的，起因可能是在约翰·卫斯理的父亲塞缪尔·卫斯理的教区里，有人对他怀恨在心而纵火。当时苏珊娜怀孕已经八个月，连衣服都来不及穿好就跑出失火区域。她又三次跑回着火的房子里，确认她的孩子全部得救。小查理能被救全因用人反应迅速，把他抱了出来。但五岁大的约翰（昵称杰克）被火困在房间里了。塞缪尔几次试图爬上着火的楼梯去救他，但每次都被熊熊燃烧的火焰逼退，他只得跪地祷告将小杰克的灵魂交托给神。最终杰克并没有在火中丧生。

虽然大火带来了滚滚热浪，但卫斯理全家人衣冠不整地站在教区住宅区的院子里，冷得瑟瑟发抖，眼见他们的家在火中化为灰烬。苏珊娜回忆说：“从起火到屋子倒塌时间非常短，多亏万能的神怜悯，显现神迹，保护了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尽管他们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但她说：“祂已把我八个孩子救了出来，屋子烧就烧了吧！我已经足够富有了。”塞缪尔回应苏珊娜说：“当可怜的杰克被救出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我亲吻了他两三次……我希望我太太能康复并且保住腹中胎儿，神还会给赐我第十九个孩子。她两腿被烧伤，但很快便会康复。”

1709年的大火不是教区住宅区的第一次火灾，1702年一场大火曾烧毁了四分之三的建筑物。对于那场大火的损失，塞缪尔同样表现出了他的镇定。他给教长夏普写信说：“我太太、孩子和书籍都被救出来了……有神的帮助，我会继续收到什一奉献。等有了足够的钱，我会重建房屋，以所剩的物资将我的家人安顿下来，我的损失并不太大。”

一向缺乏耐心的塞缪尔在第二次火灾之后马上开始了重建，但之后十三年过去了，房子还没建成，而他靠借贷来购置新家具和衣裳的欠款也没有还清。塞缪尔一直住在伦敦——他决意留在那里以便能专注于当时圣公会内部的辩论——这导致他不能从自己教区中获得个人收益，家庭于是陷入了贫困。他的一个女儿回忆过去的辛酸时说：“有整整七个冬天，我的父亲都待在伦敦，我们在家，贫困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教区收入很多，我们却得不到任何帮补或赊借。”约翰和查理的姐姐艾米丽形容他们家“对必需品的缺乏到了让人耻笑的地步”。

塞缪尔在伦敦期间，他曾经雇用一位助理牧师来履行牧师的职责。但结果证明那位助理牧师既无力又无能。后来苏珊娜介入，每星期天的晚上邀请信徒到教堂区集会祷告、读经和讨论。这些服侍广受欢迎，跟随她的人数甚至比跟随助理牧师的人还要多。但是，她组织这样的聚会违反了圣公会的规定。塞缪尔非常反对妻子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是对妻子的成功心生嫉妒，另一方面则是为别人的讥讽所懊恼。但苏珊娜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你觉得应该解散这个聚会，不要告诉我是你要我这么做，因为这样不能令我信服，你的指令要有明确且充分的规定为依据，否则明明有机会行善却不去行，我无法摆脱内心的负罪感和自责。”约翰对母亲的评价是“她并不像父亲那样在意旁人的感受，但她为他们所做的比他还要多十倍”。

苏珊娜曾指望家庭能从她富有的兄弟塞缪尔·安内斯利那里得到一些财务上的帮补。当时塞缪尔·安内斯利刚从东印度公司的职位上卸任，即将返回英格兰。苏珊娜和查理到伦敦去迎接她兄弟搭乘的轮船。但是轮船停靠以后，塞缪尔却没上岸，此后也再无音讯，人们猜想他有可能是被谋杀了。这事对于查理尚未婚嫁的姐姐们是个残酷的打击，从今以后，她们能收到嫁妆的希望破灭了，而嫁妆能吸引男士前来向她们求婚。

塞缪尔自小便被培养成为一个非国教派的人，他的祖父，巴塞洛缪·韦斯特利[2]曾是多塞特郡查矛斯的教区长，后来因不服从国教而被辞退。塞缪尔的父亲，老约翰·韦斯特利，曾经是国教中的一位牧师，后来重蹈覆辙，1662年因拒绝服从《单一法令》而被辞退。该法令规定全国所有教会必须接受新颁布的《公祷书》。在持续数年的贫困与迫害后，塞缪尔的父亲老约翰死于1678年，时年四十二岁。

年幼的塞缪尔上过几所非国教派学校，后来为了能进入牛津大学读书，他弃离了先辈的宗教派系而加入国教。一开始，他作为工读生进入埃克塞特学院，这是大学本科的最低阶层，是要为富裕学生服务的。

在一个冬日清晨，塞缪尔早早去公园散步。他的口袋里只有八个法寻（相当于两个旧便士），为自己可能会被牛津开除而忧虑。走在公园里，他听到有孩子在哭泣，随后便看见一个八岁左右男孩在篱笆下，衣服已经被冻结在地上。塞缪尔揉搓孩子的手脚帮助他恢复血液循环，然后了解到这孩子的双亲已经去世，他和妹妹只能靠乞讨来的食物度日。塞缪尔心生怜悯，把他自己仅有的八个法寻给了男孩并把他带回牛津买面包。回学校的路上，塞缪尔得知他母亲寄给他一大块芝士，他的亲戚送给他两个半先令[3]，而他的导师随后会帮他支付学校的相关费用。

苏珊娜出生于1669年，同样来自非国教家庭。她的父亲，塞缪尔·安内斯利博士原是一位被按立的牧师，1662年因为拒绝遵行《单一法令》而被迫离开他的教区。不过，他的财富使他免于遭受像其他非国教神职人员那样贫困潦倒的境遇，而且他还有能力给很多同他一样被辞退的牧师提供生活所需的财务帮助。因仰慕他的虔诚和操守，塞缪尔·安内斯利的一个学生，著名作家丹尼尔·笛福形容：“在他身上找不出任何吝啬或卑鄙的痕迹。”

塞缪尔·卫斯理遇到美丽且博学的苏珊娜（那时人们都叫她苏琪）时，她还只有十三岁。六年后的1688年，他们结婚了。他们的婚礼恰逢1688—1689年的光荣革命爆发之际，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被罢黜，他的女儿——信奉新教的玛丽和她荷兰裔丈夫奥兰治的威廉三世执政。苏珊娜成长于非国教派环境中，但后来接受了英国国教，很可能是受了她丈夫的影响。

1689年2月塞缪尔被按立成为伦敦的牧师。他第一个职分是阿尔德斯盖特的圣博尔托尔夫的助理牧师，这个职位的年薪有二十八英镑。收入太过微薄，他实在做不到量入为出，于是他接受了驻爱尔兰海皇家海军舰的随军牧师职位，年收入七十英镑。舰上的条件非常恶劣，六个月以后塞缪尔便辞职了。他抱怨说：“我真的无法适应，差点饿死或中毒身亡……我们舰上既没有鱼，也没有牛油，牛肉是臭不可闻的。”他辞职以后，1690年苏珊娜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小塞缪尔。历经了几次牧师职位任命后，他努力通过自由写作获得稿酬，作为对牧师微薄收入的补贴。他的固定工作是埃普沃思圣安德鲁教堂的助理牧师。这里是一个小农场的教区，位于沼泽众多的林肯郡阿克斯霍姆岛，年薪能达到一百五十至二百英镑。

塞缪尔和苏珊娜的性格差异很大，他们长达四十六年的婚姻中通常都是关系比较紧张的，争吵和僵持司空见惯，当他们对政事持不同意见时，或是面对塞缪尔没完没了的债务的时候，争执尤为激烈。关于这些，约翰在晚年时悲伤地写道：“如果我记录自己的人生，我当从出生前开始，仅仅为了追溯我父亲和母亲之间的不合。”苏珊娜这样描述她和丈夫的关系：“你的父亲和我很少想到一块儿去，这几乎是我们家庭的特色。”表面上，苏珊娜继续表现出对丈夫的尊重，称呼他为“先生”或“我的主人”，但内心却非常讨厌他的专横和跋扈。

玛丽女王去世以后，她的丈夫成为威廉三世，但苏珊娜认为罢黜詹姆斯二世并不对，新国王无权接受王位。1702年初，有一次塞缪尔为威廉三世祷告，苏珊娜拒绝说“阿门”，二人的分歧升级到了顶点。塞缪尔问她为何不说“阿门”，苏珊娜回答：“因为我不接受奥兰治王储做国王。”塞缪尔听了非常生气，宣称：“你和我必须分开，因为如果我们各自跟随不同的国王，我们必须分床而眠。”苏珊娜回忆这个事件：

当时我有点吃惊，不太记得我是怎样回答的，但随后的事情我记得一清二楚。他马上跪下，诅咒说，除非我求神并求他赦免我拒绝为威廉三世国王的祷告说“阿门”的罪，否则他再触碰我，或与我同卧一床，愿神的复仇降临在他和他的子孙头上。

他们之间的僵持持续到1702年3月威廉三世去世，斯图亚特家族的安妮女王继位。塞缪尔可能正是以此为由离开家庭去参加英国国教在伦敦的聚会，投身于聚会上关于教会的角色和组织结构等问题的激烈辩论中。但据苏珊娜说，塞缪尔“遇到一位牧师，他把他的意图跟那位牧师进行了沟通……后来那位牧师成功说服他回来了”。碰巧的是，1702年，埃普沃思教区着火，原因可能是有信徒心存不满而纵火，但塞缪尔和苏珊娜都相信这是“上帝之手”所为。1703年6月17日，约翰·卫斯理出生了。

上：约翰·卫斯理和查理·卫斯理的父亲塞缪尔·卫斯理

下：埃普沃斯的教区长住所

塞缪尔是个学者，也是个多产的作家。除了许多短篇著作，他还撰写了《耶稣的一生》和《旧约新约的历史》，还有拉丁语长篇巨著《〈约伯记〉解析论文》，英国作家亚历山大·蒲柏称塞缪尔为“名副其实的博学之士”。

塞缪尔勇敢、有怜悯之心、自律，却也相当顽固、思想狭隘。他极不善理财，一生为债务所累。他在林肯郡的一次竞选中反对辉格党候选人，后者的朋友要求他偿还三十英镑的债款，他无力偿付，就被捕并被投入了林肯城堡里的债务人监狱。塞缪尔的勇气和斯多葛主义精神帮助他忍耐了极大的耻辱和恶劣的监狱条件。苏珊娜把自己的金戒指都寄给他，让他变卖了好打点关系，以便能在监狱里能得到稍好的待遇，但他立即归还给苏珊娜。他在监狱里待了三个月，后来朋友和支持者们筹集到足够赔偿款，他才得以释放。1705年在监狱期间，他写信给约克的教区长约翰·夏普说：

在这里并不会使我与善行隔绝……相反，我在这儿能做的比在原来的地方甚至还要多些。在监狱里我有时间每天上午和下午发声祷告，每周一次的布道，我安排在周日下午，因为这个时间没有牧师来布道。我正在尽快与我的狱友兄弟们熟络起来，我要趁下一次邮差给伦敦的基督知识宣传社寄信时，请他们给我寄些书来好发放给狱友们阅读。

被释放以后塞缪尔回到埃普沃思，回到那些心怀敌意、阴沉冷漠的教区居民当中。他却若无其事地跟约克的教区长说：“我大部分朋友都建议我能离开就离开埃普沃思。坦白说我心里没动过这个念头，因为在这里我仍可以行良善之事，而且，因敌人猛烈发火就弃职逃跑实在像胆小鬼。他们虽然能伤我皮表，但我相信不会伤我性命。”

查理·卫斯理生于1707年12月18日，根据约翰·怀特海德医生回忆，他“出生时看上去毫无生机，像是死了一样。他既不哭也不睁眼，被包裹在软羊毛布里，一直等到理应自然生产的时间到了才睁开眼睛，开始啼哭”。若没有苏珊娜坚持不懈的悉心照料，小查理必定无法存活。查理的早产很有可能是后来他健康问题的根源。

约翰和查理成长在一个日常会唱赞美诗、背诵祷告词和朗读圣经章节的家庭环境中，宗教信仰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表面遵行的行为准则。苏珊娜告诉她的一个女儿说：“单单靠死记硬背这些东西，或每天早晚读一些祷告文不能把你带入天堂。你必须深刻理解你所说出来的话，并把你所理解的变成实际的行为。”对此有人曾评论说：“你能从埃普沃思教区的家庭中发现循道宗真正的源头。”

苏珊娜个人世界的全部都被孩子们占满了，甚至连塞缪尔也不得不承认她是“最佳母亲”。她教育孩子们如果哭，要“轻轻地哭”，万一被塞缪尔听到，就会被狠狠教训，因他最恨被“那可恶的哭声”所打扰。孩子刚学会讲话她便教他们背诵主祷文；她教育孩子不折不扣地遵行大人嘱咐，做某件事情之前要先得到许可。卫斯理家的孩子相互称呼必须加“弟兄”或“姐妹”为前缀。不许大声嚷嚷、粗鲁无礼；不许在两顿正餐之间吃零食；不许和别家的孩子混在一起；不许未获得主人许可借用他人之物；撒谎、偷窃和在教堂里玩耍会被严惩；每天必须雷打不动地集中学习六个小时。苏珊娜坚持一个观点：

个人意志是所有罪和痛苦的根源，所以放任和体恤它必定把人推向可怜悲惨的无宗教信仰境地，阻止和抑制它却能把人带到未来充满喜乐和敬虔的人生……宗教信仰无非是遵照神的旨意去更新和拯救灵魂。为父母者的放任则是为撒旦做工，会使人信仰沦丧，拯救无门。

和卫斯理家所有其他孩子一样，杰克和查理直到五岁才开始学习阅读，所以他们的记忆力是从听故事、尤其是听圣经故事得到训练和加强的。五岁生日一过，约翰就开始学习字母，并开始阅读《创世记》第一节。两天以后他便能自己阅读，而查理则是生日当天就能够自己阅读了。苏珊娜在一周里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单独教导一个孩子：查理的这段特殊时间是周六，约翰的在周四。这样一对一的课程对于约翰非常重要，他在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时，给母亲写信说：“如果现在您每周四晚能给我一点点时间，像以前您用另一种方式和我一起度过的周四晚上一样，肯定对纠正我的心思意念大有帮助，正如当时的教导对我判断力的形成大有益处一样。”

苏珊娜成功的关键之一是她那惊人的耐心。有一次，塞缪尔听说他的太太就同一件事跟同一个孩子反复讲过整整二十遍，这令他很诧异，问她为什么。她回答：“如果我满足于讲十九遍而停止，我会前功尽弃，因为真正起作用的是第二十遍。”她还说：“几乎没有人为了孩子灵魂得拯救，把一生中最好的二十年完全地投入在孩子身上，即便有，也非常少。而这却是我人生的主要目的，虽然我做得并不熟练。”

孩子们的日常并不单单只有埋头学习。苏珊娜从来不吝啬及时给他们表扬或鼓励，也从不缺乏温情和风趣。约翰十七岁时回忆说：“我的母亲请一位舞蹈大师来家里，当她的面教我们所有人许多跳舞的技巧。”有一次小塞缪尔写信给她，称呼她“夫人”，她回复说：“萨米——我不喜欢距离和虚礼，世上没有别的称呼能比母亲更饱含爱和温情。”

1714年的1月，十岁的约翰离开埃普沃思，去位于伦敦的查特豪斯学校读书。蒙塞缪尔过去的资助人——白金汉公爵的推荐，学校录取了他并免去所有费用。约翰的学校礼服套装包含一件白领的黑色无袖短上衣、及膝马裤、黑色长外套和一顶帽子。

在冰冷的宿舍里，学生两人一床。楼下七十英尺长的大厅，或称文学院里，有欧洲最精美的镶嵌天花板，各班级会集中端坐在这里诵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作品。按父亲指示，约翰每日早餐前要绕着那个叫作“绿地”的学校活动区跑三圈。男孩们早上五点起床，早餐要到八点才提供。早餐供应有面包、奶酪和啤酒（啤酒比茶还要便宜，买一磅茶的钱可以买三百五十罐啤酒）。晚餐供应一样的食物，午餐更丰盛些，不过大孩子常会偷吃小孩子午餐里的肉。约翰后来谈到过，因大孩子会抢走小孩子午餐里的肉，他主要是靠吃面包充饥。他把自己个头较矮归咎于此，虽然事实上卫斯理家族人人都身材比较矮小。

不过后来，他又把自己身体健康也归功于在校期间简朴的饮食。“我很难相信自己已经踏入六十八岁了。神的做工真是奇妙无比。祂的保护从孩童开始，从十岁到十三四岁，我只有面包可吃，且不足以饱腹。我相信这对我并无损失，而是为我长久的健康打下了坚实基础。”

追忆童年，约翰·卫斯理觉得他在十岁的时候童真尚存，“学校无比严格，老师孜孜不倦，教育我们若‘凡事顺服，完全遵行神的诫命’便可得拯救的真理”。约翰相信，经常去教会，加上早晚祷告和研读圣经，将为他赢得永生的拯救。但他承认当他离开家，离开了母亲在精神上的严厉规范，他松懈了许多：“外在的限制被解除，我比以前疏忽了许多，甚至疏忽了表面的义务，因此几乎总在为外在的罪内疚。这些罪我尚能省察，但是在世人的眼里却不算是什么可耻的。”

1716年他的兄长小塞缪尔与“古怪的”乌尔苏拉·贝利结婚，查理进入威斯敏斯特学校读书，学费由小塞缪尔支付，直到查理当选为御前学者，学费就由学校支付了。查理说在他长兄妻子的面前总是很小心，担心她会对自己很严厉，约翰却告诉他的母亲：“她对我非常客气。”在查理上大学之前，兄长小塞缪尔履行了代理父亲的职责，他无疑按着英国国教的标准影响着查理世界观的形成，以至于查理深爱依照国教的方式敬拜神。

在威斯敏斯特，查理被要求在早晨五点十五分起床，跪地背诵晨祷文，参加六点钟的拉丁文祷告之前洗冷水澡。祷告之后接着学习拉丁语和希腊文，直到八点钟吃早餐。餐后继续学习，除去中午和晚餐时各休息一次，一直学习到晚上八点上床睡觉。

四年以后，约翰被提名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1720年6月24日，十七岁生日刚过一周，他就以平民身份进入基督堂学院，年薪二十磅，按季度支付。塞缪尔对儿子的成功感到非常欣慰。1726年，查理也进入了约翰的学校——牛津大学的基督堂学院就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