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精微的母职”

履行“精微的母职”

20世纪30年代后期,处于事业辉煌时期的陈衡哲,突然辞去教职——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回家当一名全职妈妈,教育3个孩子,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这样的决定,出自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名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实在令人费解。那么,她为什么作出这个决定呢?

据说她的这个决定与胡适的女儿有关。1925年,胡适年仅5岁的爱女素斐不幸夭折。当时胡适忙于事业,而他的妻子江冬秀,成天流连于麻将桌边,对孩子的照顾不周。为了慰藉胡适夫妇,陈衡哲让自己的女儿认胡适做干爸。

经过此事,陈衡哲意识到母亲在一个家庭中的作用,母亲在教育子女上的责任。后来,在谈到自己当初的这个决定时,她回忆说:

我猛然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

乍一听,这话出自成功的新女性陈衡哲之口,让人感觉突然、不解。但如果联系她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也能理解她此番决定的顺理成章。

陈衡哲出身于旧式封建家庭,但她不想受此束缚,她敢于反抗,积极“造命”,创造了自己成功新女性的形象,为广大新女性学习与效仿。那么,她是不是就此与传统女性遵循的道德和生活方式说再见了呢?

事实证明,她没有。她虽是当时的知性“女强人”,但在她的内心,那颗温婉的女儿心未泯,那颗重视家庭及家庭教育的心仍在。因为她自己就深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感觉到其好处,这与她冲破自己的旧家庭并不矛盾。

20世纪30年代,为倡导女性解放,她曾写过一本小册子。但里面的观点,并没人们想象中那么偏激,相反,是温和的。她主张男女平等,女性应自主自立,但不能因此敌视男人,而因为不满就从家庭中叛逃的过激行为,是不可取的。为此,她打了个比方:

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

她提倡的妇女解放,是让妇女的社会价值得到重视,但不能丢掉家庭价值,最好是二者兼顾。但如果有矛盾时,女人还是应以实现家庭价值为主。妇女解放不是为了所谓的个人价值,不顾男人和家庭,去自求多福,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她认为女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与男人平等相处,给丈夫、子女、家庭乃至社会带来良好影响,形成多赢,是最好的。

在她的这些观点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女性对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保留和坚持。此时,陈衡哲已婚生子,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年轻气盛,自称不婚主义,充满理想主义的狂妄小女生,而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了。她认识到自己作为女人的魅力和作用,也认识到女人在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间的平衡之重要。她出身于有严格礼义的大家庭,从小受惠于家庭私塾教育,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更明白女人在家庭中的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生活中,她践行自己的这套理论。她自觉承担“重任”,是一个完全“主内”的妻子。甚至在家中很“独裁”、“专断”,而他的丈夫任鸿隽,也理解并成全她的老婆,乐得家中事不管,自己专心学问,甘心落下“惧内”的美名。

胡适遵从母命,娶了三从四德的江冬秀为妻,但这位妻子并不能尽心力履行母职,可能因为感觉胡适对自己的爱情不够,成天“垒长城”,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对子女的照顾自然疏忽了。不仅夭折了女儿,而且对幼子也照顾不周。

陈衡哲辞职后,退出社会舞台,全心相夫教子,把三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全部承担了下来。与江冬秀相比,喝过洋墨水、集作家与学者于一身的陈衡哲,才是真正的贤妻良母。

1937年抗战爆发后,47岁的陈衡哲与其他很多文化人一样,过起难民生活,“流离转徙”于香港及川滇两省。抗战胜利后,除偶尔发表些文章之外,只在1945年受美国国会图书馆之邀,去美国担任指导研究员一年半,其余时间都给了老公和孩子。

她退身家庭后,与胡适通信大大减少,仅有的几封,谈的也是家庭教育。

与她的“造命”理念一样,陈衡哲牺牲自己的事业,退身家庭后,最终换来可喜的成果:她的二女一子都很有出息,长女任以都为哈佛大学博士,任大学教授;次女任以书毕业于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为照顾双亲回国,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三子任以安获美国地理学博士,也在美国任大学教授。

一门五教授,真是书香满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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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8岁的陈衡哲与62岁的丈夫任鸿隽赴港,要去美国与子女们团圆。但很快又回到上海。任鸿隽北上出席了首届全国政协会议。这一突然转变,据说因为任鸿隽无法割舍他中国科学社的事业。

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鸿隽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市图书馆馆长等职,陈衡哲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生活相对安静。但据说在去世前的十余年中,他未能延续原有的事业,而是陆续将付出很多心血创办的中国科学社作了最后了结:《科学》停刊,《科学画报》移交,科学社生物研究所解散,所属印刷厂北迁中科院,仪器公司分别交给上海量具厂和工具厂,科学社所有的房屋、图书、设备、款项全部捐献国家。1960年,任鸿隽编完《科学》杂志l~36卷总目录后退休,次年冬因心力衰竭逝世。

1962年1月16日,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接到陈衡哲在美国的子女的书信,获悉任鸿隽病逝的消息,第二天夜里,他复长信,悲痛写道:

“政治上这么一分隔,老朋友之间,几十年居然不能通信。请转告你母亲,‘替她掉泪’。”信中最后说:“三个朋友之中,我最小,如今也老了。”

不到一个月,胡适即于2月24日突发心脏病去世。因亲友怕陈衡哲伤心而隐瞒,她很久之后才得知老友去世的消息。

丈夫突然离世,对陈衡哲打击很大。她写下一首悼亡词:

浪淘沙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词中带引号一句,是任鸿隽当年追求陈衡哲时对她的承诺。那个最疼爱她的人儿远去了,老友们都不在身边,只有小女相伴。后来,她的眼疾加重,视力衰退,多年不下楼。

十年动乱中,因一双儿女在海外,遭到抄家,陈衡哲的诗词稿丢失。1976年1月7日,陈衡哲因肺炎病逝于上海瑞金医院,享年86岁。当时,身边只有妹妹和女儿任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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