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的主旨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一个战时的领袖，是一个深度分裂的人：一方面，他讲原则，有理想，有信念，有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他又是讲求强权政治的，谨慎、狭隘，注重可以把握的短期目标，在一个情绪易变、命途多舛的世界里，他在意的总是保护他的权力和威望。这种双重性不仅分裂着罗斯福，也分裂着他的顾问们，把亨利·史汀生和那些自觉地为他们事业的“正义性”而工作的人同那些效仿古代君主行为的人区别开。而且这也分裂着美国人民自己，他们摇摆在一个时代的福音教派的理想主义情绪、唯情主义以及乌托邦，和另一个时代的民族自尊、自卫以及谨言慎行的古老传统之间。
这种先驱与君主之间的双重性并非界限分明；以罗斯福的复杂心性，或者美国人思想意识的模糊和政治的多变看，没有什么会是纯粹的。这也不是了解罗斯福这位战时领袖唯一的关键。在他战时执政中还贯穿着一些副题。
副题之一就是冷战之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俄国和西方敌对当然是多方面的，深深地植根于俄国、欧洲和美国历史中。我曾经总结过，导致冷战决定性的转变是在二战期间，就在英国、美国和苏联的关系表面上几乎令人欢欣鼓舞之时——的确，有些方面也确实令人欢欣鼓舞。
另一个副题是总统制的转变。这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罗斯福的第三任上，而不是在早年的新政时期；它打下了现代总统制的基础。法院维持了总统对自由的限制，比如对日裔美国人。国会在一些小问题上态度不友好而且吹毛求疵，但是在大问题上一般都勉强同意了。在战争压力下，总统的工作班子人员增加，总统新闻办公室作用扩大了；整个机构的人员也因为战争更新了。
第三个副题是美国社会的改变。战争逼得社会不得不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生活的影响深入骨髓。白人和黑人的大量移民，国内外兴起一种新的战争文化，新兴而又不祥的战争工业的建立，特别是原子工业和电子工业——这些和其他发展一起，在美国社会内部掀起了一场革命。
但说到底还是要回到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战争策略和美国人民情绪与实践的分裂上，因为这种分裂说明了战争中所有的次要问题。因为罗斯福的行为，他既是一个千方百计要以美国人最小的生命代价赢得军事胜利的军人，又是一个千方百计要为全世界各族人民实现四大自由的思想家，因此他的宏图大略充满了矛盾，使美国与俄国和与亚洲的关系受到负面影响。这也部分地是因为他把白宫经营得像一个个人机构，其后的首席执行官都得处理这样一个尖锐的问题：白宫如何能掌握波托马克河两岸崛起的庞大官僚机构。部分是因为战时联邦的权力，特别是在诸如种族关系这样的问题上，不能引导似乎是战争释放出的飞速发展的社会和经济潮流，并使它们同失控的关键的民生部门相平衡。
然而，这些都不需要降低罗斯福其人的境界。他捡起伍德罗·威尔逊失败的旗帜，提出新的象征和纲领以实现旧的和平和民主的理想，用剑和笔克敌制胜；最后，为建立一个崇尚自由的世界堡垒，他鞠躬尽瘁而死。今天，他值得重新唤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那些拒绝过去的君主之道而要求将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建立在爱和信任的理想基础之上的人们。他确实无论从象征的意义还是从调侃的意义上，都是一个自由的战士。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