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秋天，初嫁汤家的乐黛云，随着夫家从北大的沙滩红楼搬到了西郊燕京大学。在那里，乐黛云迎来了初降人间的女儿汤丹和儿子汤双，但却送走了家中的母亲。
1957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夜之间，一个又红又专的学术新星，竟变成了众矢之的的极右派。虽然第二个孩子刚刚才满月，然而作为母亲的她，却无奈从床上被拉起来批斗，遣送到门头沟农村进行劳改。整整3年，只有在放羊的大爷把从松鼠洞中掏出的核桃和家中交定额剩下的几枚鸡蛋塞到她手中时，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才默默地淌下几滴泪水。她何曾料到，自此以后的20年，运动、批判、监督、劳动，厄运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文革”劫难，一时间更使她家破人散。乐黛云已故的公公，北京大学前副校长汤用彤先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她的丈夫，中国哲学史专家汤一介也被打成“小邓拓”，而她本人则作为二类劳改队员，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无论是欢喜还是困厄，在乐黛云脑海中，怀念并给予她力量和信念的，依然是她和家人在燕南园的日月星辰。
1．燕南旧事
在儿子汤双眼中，燕南园为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童年记忆，里面的草木墙垣、人情故事，都历历在目。他还清晰地记得，他的家就住在燕南园东南角的58号，“我们的西邻是冯友兰先生家，北面对着周培源先生家，东北角则是冯定先生家的院子。”当时北大知名的学者教授都云集于斯，燕南园也成为了当时北京学界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线。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的4月，乐黛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气吹拂下，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计划创办一份学术刊物。但是出乎乐黛云意料之外的是，当她拜访恩师王瑶先生，并向他告知自己办刊的想法时，却遭到了先生的坚决反对。经过他的分析，乐黛云顿时如梦方醒，然而却为时已晚。这份“同仁刊物”《当代英雄》在政治的暴风骤雨中，被扼杀于摇篮之中，甚至还没来得及出版面世，就被定位为反动同人刊物。乐黛云以及同为王瑶先生学生的裴家麟，甚至被贬斥为极右派。
令乐黛云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帽子一戴就是整整五年。而这都缘于倔强的山城女子坚决不“认罪”的态度。对于坚持无罪可认的乐黛云来说，她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然而，在艰难的岁月里，做一个躬耕牧猪的右派，乐观向上的乐黛云，偶尔也能自得其乐。
乐黛云在儿子满月第二天就被勒令搬出燕南园，发配到北京远郊的门头沟修水库、垒猪圈、牧猪，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右派生涯。三年的青春岁月，正是一个学人在学术上奠定坚实基础，开始有所建树的黄金岁月；可是乐黛云那双本该秉执教鞭的手，只能去提起放猪的牧鞭；她那本该在中国最高学府中肩负学术重担的肩膀，却只配去将那些修水库、垒猪圈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扛下山来……一千多个日夜，她只能在艰辛的苦工与蔑视的目光里度过，在看不见尽头的焦灼和对家人无尽的牵念里撑捱。她每天“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幸得被监管的右派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因而得以住到一户老贫农的家里。而这户农家的老两口，正如同承载我们的大地一样，宽广、厚实、纯朴、善良，给予她无私的呵护与关爱，这才帮助她度过了饥饿困窘的年代。
刚到乡下的艰难时光，是文学帮助她度过的。在北大做学生时，她读过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革命者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贞以及愿为人类献身的精神，让年轻的乐黛云大为感动。而如今，当她身处逆境，几乎难以自拔之际，伏契克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的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伏契克面对死亡的乐观主义感染了乐黛云，凭借一个异国革命者的精神力量，她战胜了曾经的艰难困苦。
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对于乐黛云而言，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意义，那便是它成为了她和汤一介爱情燃起炽烈之火焰的契机和桥梁。回想当年，乐黛云将这本书推荐给汤一介，不仅燃起了两人共同的生命理想，而且也铸成了彼此之间的爱情。在还书的时候，汤一介将自己的示爱宣言，夹在了这本书里。“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朴素简单而又炽热非常的话，如一股暖流，注入乐黛云年轻浪漫的内心。两人也因此喜结连理，于1952年步入婚姻的殿堂：
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在1952年9月结了婚。婚礼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都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更愿意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但并不是，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而这个乐黛云亲切地称为汤老先生的家，随即就迁入了新校舍的燕南园。此时，乐黛云已是儿女双全。
然而，正如乐黛云所说到的，当时是一个革命当道的非常时期，革命可以促成很多事情，也可以令无数的人陷入困顿。很快，乐黛云被打入右派，不得不离开念兹在兹的燕南园。在下乡接受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乐黛云内心无处不在的是痛苦和寂寥。通过思绪的调整和艰辛的劳动，劳累和饥饿得以缓解，然而更难耐的还是寂寞。
这时候，又是文学拯救了她。秋末冬初，乐黛云将分派给她放养的小猪赶进山里。她独自立在核桃林外，霜天凛冽，冻云不飞，四下里看不见一个人，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她感到沉闷，仿佛透不过气来。百无聊赖中她抬眼去看天上的云片，“那些破絮一样的云，如同一帖膏药，糊在我这寂寞的心上。”啊，这是谁写的句子？她想起来了，是与丈夫在同一系里执教的季羡林先生写下的文字！从前她很喜欢读季先生的散文，而这个比喻就出自他的散文《寂寞》。现在那些灰暗的云，不也仿佛将她那颗无可凭依的心，糊得一丝气儿都不透吗？她想起先生笔下的那棵美丽的树：春天，它曾嵌着一颗颗火星似的红花，辉耀着，像火焰；夏天，它曾织着一丛丛茂密的绿，在雨里凝成浓翠，在毒阳下闪着金光；然而在这严酷的冬天，它却只剩下刺向灰暗天空的、丫杈着的、光秃秃的枯枝了……乐黛云回过头来，眼前出现的正是那一片掉光了树叶的核桃树，是那些横斜在空中的光秃秃的枯枝。她想起自己年轻的生命，刚刚开始的人生，所受到的摧残，与这树的经历多么相似，难道自己真的就要被这样的岁月消耗殆尽了吗？并不然！“它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自己的中心，外面披上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切盼着春的来临。”哦，“切盼着春的来临”，她吟哦着这个句子，心渐渐地暖和过来。雪莱不是说过吗？“严冬既然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是的，要像这树一般，忍受着，把生命力蕴蓄在心中。她虽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也用不着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她虽然失去了很多，但家还存在，丈夫、儿女和亲人们还在等待着她归去，她要好好地活着。她虽然已被打入另册，炽烈光明的心却是管束不住的。她的内心开始变得安然自在、波澜不惊，“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2．躲进小楼
1962年，乐黛云奉命返回北京大学，恢复公职，职务是资料员。据说作此安排是为了避免乐黛云再向纯洁的学生“放毒”，让她不能重返讲台，而只负责为上课的教员预备材料，注释古诗。这对乐黛云来说，倒真是因祸得福，她可以躲在资料室里，逃过别人的冷眼。再者，她通过注释古诗对照各种版本求得确解，不但古汉语功底得到了夯实，而且在中国古典诗词里享受了至美至纯的意境熏陶，反而对外在的纷纷扰扰淡泊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