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秋天，初嫁汤家的乐黛云，随着夫家从北大的沙滩红楼搬到了西郊燕京大学。在那里，乐黛云迎来了初降人间的女儿汤丹和儿子汤双，但却送走了家中的母亲。
1957年，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一夜之间，一个又红又专的学术新星，竟变成了众矢之的的极右派。虽然第二个孩子刚刚才满月，然而作为母亲的她，却无奈从床上被拉起来批斗，遣送到门头沟农村进行劳改。整整3年，只有在放羊的大爷把从松鼠洞中掏出的核桃和家中交定额剩下的几枚鸡蛋塞到她手中时，这位意志坚强的女人才默默地淌下几滴泪水。她何曾料到，自此以后的20年，运动、批判、监督、劳动，厄运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文革”劫难，一时间更使她家破人散。乐黛云已故的公公，北京大学前副校长汤用彤先生，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她的丈夫，中国哲学史专家汤一介也被打成“小邓拓”，而她本人则作为二类劳改队员，被遣送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无论是欢喜还是困厄，在乐黛云脑海中，怀念并给予她力量和信念的，依然是她和家人在燕南园的日月星辰。
1．燕南旧事
在儿子汤双眼中，燕南园为他留下了毕生难忘的童年记忆，里面的草木墙垣、人情故事，都历历在目。他还清晰地记得，他的家就住在燕南园东南角的58号，“我们的西邻是冯友兰先生家，北面对着周培源先生家，东北角则是冯定先生家的院子。”当时北大知名的学者教授都云集于斯，燕南园也成为了当时北京学界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线。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的4月，乐黛云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风气吹拂下，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计划创办一份学术刊物。但是出乎乐黛云意料之外的是，当她拜访恩师王瑶先生，并向他告知自己办刊的想法时，却遭到了先生的坚决反对。经过他的分析，乐黛云顿时如梦方醒，然而却为时已晚。这份“同仁刊物”《当代英雄》在政治的暴风骤雨中，被扼杀于摇篮之中，甚至还没来得及出版面世，就被定位为反动同人刊物。乐黛云以及同为王瑶先生学生的裴家麟，甚至被贬斥为极右派。
令乐黛云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帽子一戴就是整整五年。而这都缘于倔强的山城女子坚决不“认罪”的态度。对于坚持无罪可认的乐黛云来说，她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然而，在艰难的岁月里，做一个躬耕牧猪的右派，乐观向上的乐黛云，偶尔也能自得其乐。
乐黛云在儿子满月第二天就被勒令搬出燕南园，发配到北京远郊的门头沟修水库、垒猪圈、牧猪，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右派生涯。三年的青春岁月，正是一个学人在学术上奠定坚实基础，开始有所建树的黄金岁月；可是乐黛云那双本该秉执教鞭的手，只能去提起放猪的牧鞭；她那本该在中国最高学府中肩负学术重担的肩膀，却只配去将那些修水库、垒猪圈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扛下山来……一千多个日夜，她只能在艰辛的苦工与蔑视的目光里度过，在看不见尽头的焦灼和对家人无尽的牵念里撑捱。她每天“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幸得被监管的右派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因而得以住到一户老贫农的家里。而这户农家的老两口，正如同承载我们的大地一样，宽广、厚实、纯朴、善良，给予她无私的呵护与关爱，这才帮助她度过了饥饿困窘的年代。
刚到乡下的艰难时光，是文学帮助她度过的。在北大做学生时，她读过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其中所体现出来的革命者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贞以及愿为人类献身的精神，让年轻的乐黛云大为感动。而如今，当她身处逆境，几乎难以自拔之际，伏契克的话又在她耳边响起：“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的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伏契克面对死亡的乐观主义感染了乐黛云，凭借一个异国革命者的精神力量，她战胜了曾经的艰难困苦。
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对于乐黛云而言，还有一层更为重要的意义，那便是它成为了她和汤一介爱情燃起炽烈之火焰的契机和桥梁。回想当年，乐黛云将这本书推荐给汤一介，不仅燃起了两人共同的生命理想，而且也铸成了彼此之间的爱情。在还书的时候，汤一介将自己的示爱宣言，夹在了这本书里。“我想，就让我们走到一起吧，那是两支烈焰的汇聚！”朴素简单而又炽热非常的话，如一股暖流，注入乐黛云年轻浪漫的内心。两人也因此喜结连理，于1952年步入婚姻的殿堂：
我进入了汤用彤先生的家，嫁给了他的长子汤一介，他1951年刚从北大哲学系毕业。我们的婚礼很特别，即便是在50年代初期，恐怕也不多见。当时，我希望我的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的婚礼，于是，赶在1952年9月结了婚。婚礼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汤家。按照我们的策划，婚礼只准备了喜糖、花生、瓜子和茶水。那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的天井能容纳数十人。晚上8点，我的同班同学、共青团团委会的战友们和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都来了，气氛热闹活跃，如我所想。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婚礼，没有任何礼仪，连向父母行礼都免了，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汤老先生和我未来的婆母坐在北屋的走廊上，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嬉闹。后来大家起哄，让我发表结婚演说。我也没什么“新娘的羞怯”，高高兴兴地发表了一通讲话。我至今还记得大概的意思是说，我更愿意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但并不是，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高高兴兴地鼓掌，表示认同。
而这个乐黛云亲切地称为汤老先生的家，随即就迁入了新校舍的燕南园。此时，乐黛云已是儿女双全。
然而，正如乐黛云所说到的，当时是一个革命当道的非常时期，革命可以促成很多事情，也可以令无数的人陷入困顿。很快，乐黛云被打入右派，不得不离开念兹在兹的燕南园。在下乡接受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乐黛云内心无处不在的是痛苦和寂寥。通过思绪的调整和艰辛的劳动，劳累和饥饿得以缓解，然而更难耐的还是寂寞。
这时候，又是文学拯救了她。秋末冬初，乐黛云将分派给她放养的小猪赶进山里。她独自立在核桃林外，霜天凛冽，冻云不飞，四下里看不见一个人，只有死一般的沉寂。她感到沉闷，仿佛透不过气来。百无聊赖中她抬眼去看天上的云片，“那些破絮一样的云，如同一帖膏药，糊在我这寂寞的心上。”啊，这是谁写的句子？她想起来了，是与丈夫在同一系里执教的季羡林先生写下的文字！从前她很喜欢读季先生的散文，而这个比喻就出自他的散文《寂寞》。现在那些灰暗的云，不也仿佛将她那颗无可凭依的心，糊得一丝气儿都不透吗？她想起先生笔下的那棵美丽的树：春天，它曾嵌着一颗颗火星似的红花，辉耀着，像火焰；夏天，它曾织着一丛丛茂密的绿，在雨里凝成浓翠，在毒阳下闪着金光；然而在这严酷的冬天，它却只剩下刺向灰暗天空的、丫杈着的、光秃秃的枯枝了……乐黛云回过头来，眼前出现的正是那一片掉光了树叶的核桃树，是那些横斜在空中的光秃秃的枯枝。她想起自己年轻的生命，刚刚开始的人生，所受到的摧残，与这树的经历多么相似，难道自己真的就要被这样的岁月消耗殆尽了吗？并不然！“它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自己的中心，外面披上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切盼着春的来临。”哦，“切盼着春的来临”，她吟哦着这个句子，心渐渐地暖和过来。雪莱不是说过吗？“严冬既然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是的，要像这树一般，忍受着，把生命力蕴蓄在心中。她虽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也用不着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她虽然失去了很多，但家还存在，丈夫、儿女和亲人们还在等待着她归去，她要好好地活着。她虽然已被打入另册，炽烈光明的心却是管束不住的。她的内心开始变得安然自在、波澜不惊，“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2．躲进小楼
1962年，乐黛云奉命返回北京大学，恢复公职，职务是资料员。据说作此安排是为了避免乐黛云再向纯洁的学生“放毒”，让她不能重返讲台，而只负责为上课的教员预备材料，注释古诗。这对乐黛云来说，倒真是因祸得福，她可以躲在资料室里，逃过别人的冷眼。再者，她通过注释古诗对照各种版本求得确解，不但古汉语功底得到了夯实，而且在中国古典诗词里享受了至美至纯的意境熏陶，反而对外在的纷纷扰扰淡泊了许多。
作为精神骄子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不仅身体备受摧残，而且一场场的斗争，使他们黑色而坚硬的思想，被抛弃于荒幻之漠。不少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肉体与精神的搏斗。但在乐黛云看来，文学的光芒和力量，形成了光滑的、透明的和通气的港湾，置身其间仍可以享有其温和的阳光、如画的原野和清爽的夏风。
在乐黛云心中，那时的自己，只有在文字的浸润中，才不会由于荒谬的日益明晰或变幻无穷而成为种种人性泯灭的帮凶。文学是不避讳胁迫和死亡的，苦难是穿梭于现实世界的风，可以轻描淡写地吹或肆无忌惮地刮，可以游走于街头里巷，也可以袭卷每一个人内在的灵魂，但人们却全然不至于停止忙碌的生活，甚至于不得已而背负着苦难和愧疚前行。荒谬和死亡是逐浪连迭的海潮，生长于生命之滨，对人的意志防线进行不懈的冲击，但归根结底，文学还是能温暖人的身骨。人们不能被苦难淹没其中，成为荒谬的祭品，而是要祭起勇毅的精神，拨开云霾，重见天日。
在三年多的苦难日子里，乐黛云似乎感觉到了她至爱的鲁迅先生在《自嘲》里的境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乐黛云沉浸在家庭的温暖和工作的自在环境之中自得其乐，在与文字精灵的朝夕相处中，资料室变得别有洞天。然而世上哪有小楼可躲。在政治风云突变的时代，享受书桌前的静谧常常显得遥不可及，一切都有可能戛然而止。
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梦想破灭，不但在转瞬之间“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而且其中的折辱受屈已非常人能够忍受，如被抄家、每天在烈日下劳改挨斗。正如冯友兰先生后来回忆的：“他们把我置于高台批斗，群情激昂，但是我却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然而乐黛云却仍怀抱理想，觉得中国经历了这次“革命”之后，即将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尽管在苦难伊始之际，乐黛云就被认定是“翻天右派”，丈夫汤一介是“走资派黑帮”。
3．湖畔人家
困厄与苦难的疾风暴雨终于告一段落。1969年春，中央军委的第一号令下达，北大两千余名教职工一齐奔赴江西南昌百里开外的鲤鱼洲，走毛主席号召的光辉“五七”道路，建起北大鲤鱼洲分校。鲤鱼洲是鄱阳湖畔围湖造田而成的一大片沼泽地。由于钉螺丛生，吸血虫横行，农民早已遗弃了这片土地。乐黛云与丈夫汤一介带着10岁的儿子，与北大其他教职工一道，来到了这片荒凉的土地，极目所见只有先遣部队匆忙搭建的几座孤零零的大草棚，突兀的屹立在荒原中心。为了一日三餐，尽管北大教职工们早已习惯了酱油汤加糙米饭，后勤人员还是不得不划着小木船到鄱阳湖彼岸去采购粮食。就在他们到来的前几天，两艘小船遇到风浪，五位员工不幸遇难。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北大鲤鱼洲分校的职工们发扬人海战术，打响了消灭钉螺的歼灭战，战胜了吸血虫，在鲤鱼洲安营扎寨。乐黛云与同事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一排排砖房和茅草房，开垦出百余亩水稻田，创设了自己的砖瓦场（虽然只能用双脚在满是冰茬的水中代替牲口搅拌黄泥），拥有了自己的汽船码头、抽水机、食堂、菜地，还养了很多猪和鸡。当他们吃到自己亲手种出的新大米和碧绿的新鲜蔬菜时，内心的喜悦真是无与伦比。然而快乐之中也有阴影：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数十米，人们在下面仰望湖上的点点白帆，就像白天鹅在蓝田上飞翔。比喻虽然美妙，但是谁都知道，万一围湖大堤，哪怕是裂一个小缝儿，几千员工的命运就是“人或为鱼鳖”了！因此，防汛时，在大雨滂沱中，人人都是整夜瞪直双眼，紧盯着大堤的每一寸土地。
乐黛云与丈夫汤一介就这样带着儿子，在这个因吸血虫肆虐而被农民遗弃的土地上生活了近三年。他们虽然分住在不同的连队，但两周一次的假期总可以让一家沿着湖滨散步，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后来几个连队还联合开辟了家属房，拉家带口的“五七战士”可以排队轮换到这间特殊的家属房中住一个星期。乐黛云一家三口就曾在这样的家属房中住过一个多星期。一家三口近在咫尺，三年来只有这么一次重新团聚，像是久别重逢，说不出有多快乐！太阳还是每天照样升起，生活还得这样继续。因为有过去劳动的基础，鲤鱼洲的劳作倒是很容易上手，而且很快乐黛云就获得了“插秧先锋”、“制砖能手”之类的称号。如果没有什么急行军、紧急集合、“深挖细找阶级敌人”之类的干扰，日子倒也还平静，比起以往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乐黛云和丈夫总算松了一口气。既然前途渺茫难以猜测，人们倒也不再多想。于是，乐黛云又做起了归隐田园的好梦，幻想有一间自己的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前院养鸡，后院养鸭，自得其乐。
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刚过去，新的“革命任务”下达了！总管全国教育科研的实权人物，8341部队负责北大、清华两校的军宣队头领迟群突然驾临鲤鱼洲，召集全体教职员工训话，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鲤鱼洲草棚大学，先办文史哲三个系。学校学生从江南各省工农兵青年中推荐选拔，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这样的草棚大学，一无高楼大厦，二无“不实用”的图书文献，三无固定教学计划，它的本质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一种“新型大学”，乐黛云和北大的同事一头雾水，不知从何入手是好。
然而，干革命就要雷厉风行，迟群宣布草棚大学暑假后立即开办，三个系各有七八名教师被指定为“五同教员”，即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思想、同教育革命。乐黛云与丈夫汤一介名列其中，并受命立即脱产筹备。在会上大家都表示热烈拥护，私下却不免内心忐忑，不知道应该教什么，也不知道是否应该如领导所要求的，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再教育”。
开学第一天，乐黛云和女医生乔静被指派和军宣队、工宣队的几位年轻领导一起，半夜出发到南昌近郊的滁差（距南昌和鲤鱼洲各五十余里），去迎接工农兵学员。清晨六点多钟，乐黛云和百余名工农兵学员在滁差胜利会师。队伍略事休息便重新整队，迈着雄健的步伐，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向鲤鱼洲进发。却没有想到，沿途各村镇干部群众都敲锣打鼓，摆出桌案，递茶送水，鞭炮齐鸣，欢送自己的亲人上大学。到了鲤鱼洲，全体北大人夹道欢迎，红旗招展，把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迎进了草棚大学。
乐黛云本来以为这一次会因此安顿在鲤鱼洲过一辈子，田园归隐梦就这样无心插柳般实现了。然而1972年的一天，上级一声令下，突然决定全部“鲤鱼洲居民”立即返校。不知为何而来，亦不知为何而去。大家在惊怔之后立刻开始了撤离前夕的欢乐盛宴，匆匆忙忙杀了所有的鸡，开了“百鸡宴”，又宰了好几头猪，好好庆祝了一番。无奈，乐黛云与大部队只好舍弃好不容易买来的抽水机、发动机及各种新农具，还有亲手修建的茅草屋。当乐黛云站在缓缓而行的大卡车上时，放眼鲤鱼洲，不禁悲从中来，因为这片土地上埋葬着十余位一起奋斗的同伴，他们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