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理论研究

跨文化理论研究

中国文化外译的译者主体应是国外汉学家

张西平

今天，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外译问题时，我们必须面对西方汉学家的翻译成果和翻译问题。但迄今为止，如何评价西方职业汉学家的中国典籍翻译工作，仍未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当然，对于学术课题，不同的认识是很自然的。面对这些争论和不同意见，笔者此处也提出一些看法，与诸君交换意见。

一、西方汉学的历史证明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典籍翻译史中的地位

西方专业汉学家在中国文化西传的历史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传播方面，西方专业汉学家占据着主导地位。没有这个群体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了解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今天在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中国典籍译本绝大多数是由汉学家这个群体翻译的。中国学者进入这个领域是在很晚的时候才开始的。

这里我们仅仅从西方汉学家对中国典籍翻译的数量上做一个初步的归纳和统计。

1.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中西方汉学家翻译统计

袁同礼的《西文汉学书目》是继考狄书目后最为全面的西方汉学书目，时间是1926年至1948年。这本书的详细介绍将在下一篇中展开，这里仅仅是从译者主体的角度对袁书中列举的外国和中国译者做一个初步的统计和研究。

关于儒家经典著作的翻译情况，笔者统计如下：

关于《易经》的翻译共有13部翻译著作，德文翻译和研究著作7部，英文翻译和研究著作4部，法文翻译与研究著作2部。《易经》的13部西方语言翻译和研究著作中，中国人的著作有4部，它们是：

（1）沈仲涛译：I CHING.The text of Yi king（and its appendixes）Chinese original，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Z.D.Sung，沈仲涛.Shanghai，China Modern Education Co.，1935.xvi，369，ii p.incl.diagrs.

（2）刘子华（Liu，Tzü -hua）：La cosmologie des Pa koua et I'astronomie modern.Situation embryonnaire du soleil et de la lune.Prévision d'une nouvelle planèvolution des mondes，Paris，Jouve，1940.

（3）沈仲涛著：The symbols of Yi king；or，The symbols of the Chinese logic of changes.Shanghai，China Modern Education Co.，1934.iii，［2］，viii，159 p.incl.diagrs.

（4）圆光：I ging：Praxis chinesischer Weissagung.Übersetzung besorgte Fritz Werie .München .O.W.Barth，1951.

这样我们看到在《易经》的翻译上中国学者的翻译和研究占到总数的30％。

关于《书经》的翻译和研究共有4部，全部为西方学者所著。

关于《诗经》的翻译和研究共有12部著作，只有一部中国学者的译著：Tchang，Tcheng-Ming，张正萌（Chang，chêng-ming）.Le parallelism dans les vers du Cheu king.Changhai .Impr.et librairie de T'ou-sè-wè，Zi-ka-wei；Paris，.P.Geuthner（1937）。中国学者占《诗经》翻译和研究总数的0.8％。

关于《礼记》、《春秋》、《左传》的翻译和研究共有9部，全部为西方汉学家所著。

关于《四书》的翻译和研究共113部，其中中国学者独立翻译和研究的有6部，它们是：

（1）《四书》Confuncian classics，Translated frm the Chunese texs，rectifi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 .by Cheng Lin，郑麐，（Shanghai，World Publishers，c1948）

（2）孔子的智慧；林语堂编译；CONFUCIUS.The wisdom of Confucius，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Lin Yutang，林语堂.New York，The Modern Library；London，H.Hamilton ［1938］ xvii，290 p.illus.（map）（The modern library of the world's best books）.

（3）孔子的智慧；林语堂编译、黄如珍注；CONFUCIUS.The wisdom of Confucius，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Lin Yutang；illustrated by Jeanyee，Wong，黄如珍.New York，Modern Library ［1943］ xvii，［1］，265，［1］ p.illus.（incl.map）col.Plates.（Illustrated modern library）.

（4）理雅各译本中的孔子哲学；黄如珍注；CONFUCIUS.The philosophy of Confuciusin the translation of James Legge.With illus.by Jeanyee Wong，黄如珍.Mount Vernon，N.Y.，Peter Pauper Press ［1953？］ 220 p.illus.

（5）大学和中庸；黄如珍译；The great learning and The mean-in-action；newly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wi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by E.R.Hughes.London，J.M.Dent ［1942］；New York，E.P.Dutton，1943.xii，176 p.

（6）论语，庞德译；Confucius：the great digest and Unwobbling pivot.Stone text from rubbings supplied by Willian Hawley；a note on the stone edition，by Achilles Fang（方志彤）。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by Ezra Poud.（New York，1951）

从中我们看到，这6部由中国学者参与的《四书》翻译中，其中一部是黄如珍对理雅各译本的注释，一部是方志彤的注释，庞德的翻译，这两部实际上只能算是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合作翻译。林语堂的两部实际上只能算成一部，由此，中国学者独立翻译的《四书》只有2部。

袁同礼《西方汉学书目》中中国典籍翻译译者统计表

2.《中国文献西译书目》西方汉学家翻译统计

王尔敏先生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是继袁同礼先生之后，中文学术界最早系统整理出版的中国典籍外译书目的著作。这本书的范围“以西方文字所翻译中国历代文献之书籍篇章为主。所涉年代自上古以迄现代，力求其全。无论大小雅俗，凡有知见，均必收录”。这个目录共收录译者1219名，已经查明的中国译者217人。这样，我们看到中国学者作为译者仅占译者总数的5.6％，而西方汉学家占译者总数的95.4％，在这个书目中西方专业汉学家的翻译数量占大多数。

我们从历史和语言两个角度说明，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中汉学家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近四百年来的不懈努力，特别是职业汉学家的努力，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已经被翻译成了各种西方语言，尽管这仅仅是袁同礼书目中的数字，这里列出数字在于说明：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西方汉学家，其中专业汉学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尽管中国学者作为译者主体登上中国典籍西译的历史舞台具有重要意义，但不能否认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主要是由西方汉学家翻译的。

二、从语言学和跨文化角度也可看出中国文化翻译的主体是汉学家

外语再好，好不过母语。从语言学来说，这是一个常识。所以，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仍是各国的汉学家。英国著名汉学家葛瑞汉说过：“在翻译上我们几乎不能放手给中国人，因为按照一般规律，翻译都是从外语译成母语，而不是从母语译成外语，这一规律很少例外。”一些中国学者对这样的观点不认可，其主要立论是从翻译的文化角度展开的。从文化学角度来看翻译的确有一定的意义，在译本的选择等问题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肯定是有差别的。外语语言能力上一定是汉学家胜于中国译者。从语言的角度，从母语的角度，由本民族学者从事“‘译入’的优势是明显的，第二语言的学习和掌握确实很难达到母语水平”，“译入的翻译，母语使用者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他最熟悉、最有发言权、也最理解语言中一些微妙之处”。如果展开视野，中国典籍的外译并非只是翻译成英文、法文等西方语言，同样要翻译成东欧的语言、非洲的语言、亚洲各国的语言，在这方面我们除了在西方语言的翻译上有成功的例子外，在其他语言的翻译上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因此，中国典籍的外译主力是各国的汉学家，这应该是一个常理，即便是在英语领域我们有了林语堂这样典型的成功例子，但仍然必须承认，中国典籍的英译的主力是西方汉学家，这是翻译的基本规律所决定的，也是语言之间的转换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

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认识正是通过他们的翻译，从伏尔泰到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从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到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他们都是通过汉学家的译著认识到东方文明的价值，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价值。我们应该对西方汉学家的努力与工作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应该对长期以来以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为其志业的西方汉学家致以敬意，西方汉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翻译和西传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分析后现代文化理论流行的缘由

王炎

记得在美国求学期间，很多大学的文学课表上排满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课程，如“身体、话语与权力”、“解构与文化符号”、“福柯与主体理论”、“后殖民、族群与性别”、“权力与霸权”、“空间政治”等等，可以拉一个长长的单子。学生们趋之若鹜，上理论课的教室常会高朋满座，一座难求。要想修后现代理论课程，特别是有名教授主讲，须尽早注册。学界各种学术会议也常冠以各种理论名头，什么“文化与政治”、“语言与权力”、“社会批评理论”，在当时都很时髦。参会者言必称“德里达”、“福柯”、“赛义德”，张口闭口“后殖民”、“晚期资本主义”、“空间”、“记忆”，如不懂这些术语，难免自惭形秽，深恐自己落伍。那时候正值世纪之交，理论如日中天，犹如一股强劲的热潮，涌动在美国大学校园之中。

后来又一次在美逗留，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这时发现美国校园的理论潮降温了。课程表上依然有不少理论名称，但主要是开给本科或研究生低年级（课程编号较低）的介绍性课程。学术会议和讲座仍然热闹非凡，但学者们不再频繁引用著名“后”理论家了，相反，有意无意回避提及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后现代术语似乎融化在问题里了，学者们也不再刻意搬弄理论话语了。具体问题反而越来越凸显出来，论文题目或会议主旨大多围绕研究对象，关注问题而不是概念先行。这次与美国学界的交往，我有一个突出印象，就是理论从前景转入背景，后现代思潮已经内化在学者思考之中。无论是后结构、后殖民、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或新历史主义，都已悄悄地进入学界的集体无意识之中。谁也无须再摆术语“龙门”，或吞剥、模仿拗口的理论词条，“后”理论已经成为常识。在学者讨论问题的思路中，不经意已透出方法的转向，而无须大声呼吁后现代的君临。

不到十年，我感到美国理论话语的微妙变化。有意思的是，与身在其中的美国学者交谈，他们反而感触不深。也许实为日濡月染的渐变，对他们来说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但我却想弄清个究竟，几十年的后现代洗礼，对美国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它给美国学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近十年的转变是否预示了“后”理论的前景？这对中国学界反思“后学”有什么借鉴？因参与一个社科项目，几年来整理了1980到2000年美国文学理论的大量文献，颇有些心得，便从主观视角出发，就管窥所及，回顾一下几十年来美国学界遭遇理论的历程。

一、传统文学批评

美国学院接受文学、文化批评理论明显晚于欧洲。事实上，研究与传播理论的学者大多有欧洲学术背景，要么是来美国的移民，要么到美国讲学。大约在1960年代末，美国学院才开始重视外国学术的引进，特别对欧洲大陆哲学思辨传统越来越感兴趣。于是，一种叫“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的新学科悄然兴起。

传统美国文学批评偏向于感悟式、实证性的文本注释，特别强调作者的语言天分与道德真诚，欣赏个人学养与文化底蕴，炫耀矫揉造作的盎格鲁—美国式“智性优雅”（intellectual gentility）。（De Man：6）在欧陆理论大举进入之前，艾略特（T.S Eliot）式的传统“新批评”（New Criticism）与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新保守主义，统治着美国文学批评界。（De Man：6）但如果说“新批评”时代，美国学界没有欧陆文学思潮的影响，也不准确。因为早在1950年代，德国语文学（philology）与历史主义（historicism）大师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和史皮策（Leo Spitzer），以及人文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库尔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等，都塑造着美国文学批评的生态。（De Man：6-7）究其缘由，这仍是一条人文批评的线索，其内在逻辑与美国新批评一脉相承，彼此呼应，相互印证。

分析后现代文化理论流行的缘由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二、理论转向

直到1960年代，美国批评界才出现所谓的“理论转向”，追根溯源，是因为欧陆学界出现语言学转向，各种新理论如结构主义、符号学、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女性研究、新历史和新马克思主义相继出现，改变了整个欧洲文学的方法。欧洲学者与美国学界交流频繁，启发后者从单一美学或历史学方法中跳出来，转向关注文本意义之外的领域：即经典文本的产生过程、读者接受过程，以及文本经典化之前的评价等。（De Man：7）美国学界开始意识到，纯粹的审美标准并非名著经典化的唯一尺度，审美与文本意义之间的关系，远比所谓“人类的永恒价值”要复杂得多。审美标准并不天然地内在于文本内容之中，毋宁说，审美乃是某一历史语境中文本意义所产生的效果。（De Man：7）当文学权威在把一文本经典化时，会有各种文化权力参与到文学评价的场域中，一部经典作品的诞生往往是权力博弈的结果。

除了这种社会学视角之外，语言学和文学元语言方法的引入，也改变了美国文学批评的图景。传统美国评论界分析文本时，强调从直觉、意识和经验出发，以内容逻辑的严密、意义明晰为判断标准，把审美视为不二法则。（De Man：8）当语言学方法进入美国批评视野之后，有些学者开始借鉴语言学的科学方法论，寻找文学评论的确定性。于是，一股文学实证的研究思潮出现了。更有学者借鉴索绪尔语言学的视角，思考语言的指涉性，或者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复杂关系。从此之后，每当分析一个文本时，语言学就成为一种自觉意识，批评家不再把语言仅仅当成给定的作者意图，而是一套符号与意义系统。语言系统给文本带来表面上的确定意义，传统直觉和体验式解读，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文学语言与功能性语言之间的藩篱被彻底打破了，文本经典化的神秘面纱也被无情地揭开。（De Man：8-9）

如果说美国文学在20世纪40和50年代只强调新批评式的文本细读，那么，自60年代起，学界就开始质疑阅读本身的问题了，特别是作者意图、人格化的“自我”等问题，尤为突出。（De Man：17）于是，“接受美学”（Rezeptionsästhetik）在美国批评界崭露头角，姚斯（H.R.Jauss）和沃尔夫冈·伊塞尔（Wolfgang Iser）等欧陆接受理论，占领了美国大学的一席之地。这种美学和语法研究，试图借传统解释学（hermeneutic）给美学批评招魂，通过改善批评手段让传统美学更加健全和缜密；但“接受理论”没能突破传统人文学，至多不过回避了新批评内在的困境而已，犹如鸵鸟藏头入沙，只不过悬置了美学批评存在的问题。（De Man：18）

三、后现代理论的兴起

还有另一条线索与“接受美学”同时进入美国学界，那就是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和性别研究等后现代理论。这一波浪潮来势凶猛，伴随19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和法国“五月风暴”，席卷美国大学校园。“后”理论矛头直指西方人文传统，要颠覆学术体制与权威话语。美国传统学院势力全力抵抗理论的入侵，反对放弃人文传统，坚持至高无上的美学理念，即超越历史的审美情趣与永恒的哲学价值。保守派往往指责理论派为好战的社会活动家，为文化的政治化提供武器。他们拒绝更新文学课程，压制学术体制改革的呼吁。但结果却适得其反，越抵制“后”理论，理论反而越火爆。各种理论显影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学院的全过程，挑战学术体制的基本构架，即学科设置与专业划分。还质疑学术评价的基本范式，冲击了维护体制的话语权威。

直到20世纪70与80年代之交，新、旧（或称左与右）两股学术势力的角逐渐渐尘埃落定，新派——后现代理论明显占了上风。美国学院权力开始与理论派磨合、“协商”（negotiate），最终妥协了，慢慢调整了自身的权力结构。理论造成的冲击、动荡也渐渐修复，人文学科以渐进的方式，接受了后现代所带来的变化，传统学术固有的吸纳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反而大大增强了。另外加上多元文化大潮的冲击，美国学术机构趋向于更宽容、柔性，越来越善于顺应历史的变革。（Zavarzadeh and Morton：38）从手头上整理的1980年到2000年美国批评理论的材料可以看出，这21年间，文学批评界各流派比肩接踵，彼此交错，相互推动，构成美国文学批评的洋洋大观。

比如在1980年尤金·H·福尔克（Eugene H.Falk）著书《罗曼·英迦登的诗学》（The Poetics of Roman Ingarden），这本批评专著仍尝试人文学的方法，以英迦登的美学解释学分析文本，想为美国文学批评寻找新出路。而西伊利诺伊大学英语系教授辛蒂·M·康格（Syndy M.Conger）和芝加哥大学教授W·J·T·米切尔（W.J.T.Mitchell）则在同一年出版了叙事学著作，在实证的路径上尝试突破传统美学，以结构主义方法为批评寻找科学的确定性。

次年，蒙大拿大学乌拉迪米尔·克里辛斯基（Wladimir Krysinski）教授从自身俄罗斯文学背景出发，出版了《符号学探索：现代小说论文集》（Approaches to Semiotics：Essays on the Modern Novel），提倡把俄国形式主义和符号学运用到分析文本。与此同时，耶鲁大学的勒内·韦勒克（Rene Wellek）教授却编写了一本《对文学的攻击以及其他论文》（The Attack on Literature and Other Essays），聚拢各家保守观点，一致声讨理论对文学的冲击，维护传统新批评的声誉，充当不合时宜的顽固派。不难看出，在1980年代初美国文学评论的舞台上，活跃着人文美学、符号学、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众声喧哗，此消彼长，并驱争先。

1987年，乔恩·斯特拉顿（Jon Stratton）撰写了《贞操文本：小说、性欲与意识形态》（The Virgin Text：Fiction，Sexuality，and Ideology），以女性主义视角，从政治意识形态入手，解构经典文本产生的背后，资本、欲望与异化所建构的虚伪现实。似乎是逆风而动，两年后普林斯顿大学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教授著书《反对解构》（Against Deconstruction），对流行的后结构主义大加鞭挞。与之呼应，弗吉尼亚大学彼得·贝克（Peter Baker）著书《解构与伦理转向》（Deconstruction and the Ethical Turn）（1996），质疑解构主义是否关怀伦理问题，激烈地批评“后”理论的虚无主义大行其道。

四、反思“后”理论

虽然还有韦勒克这样的保守力量，希望美国文学仍回到“新批评”的老路上去。但从1980年代之后，理论已牢牢控制了美国文学批评界，有识之士不会希望走回头路，但也要反思“后”理论盛行所遮蔽的问题。特别在199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渐渐萌生出“反概念化”（anti-conceptualism）的倾向，出现了所谓“反理论的理论”（anti-theory theory）。主要观点是，后现代理论的兴起，不过是学院内部为应对全球资本对学术体制的冲击所做出的姿态，不会去彻底清算知识生产的机制和体系，只不过有些小修小改而已。（Zavarzadeh & Morton：49）究其根源，“后”理论也需要现存体制为其传播、复制和推广提供渠道，同时，现存的权力安排和生存逻辑恰好为后现代理论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Zavarzadeh & Morton：38）

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马斯尤德·扎瓦扎德（Mas'ud Zavarzadeh）教授与唐纳德·莫顿（Donald Morton）合著一本《作为抵抗的理论：（后）结构主义之后的政治与文化》（Theory as Resistance：Politics and Culture after（Post）structuralism），观点很犀利，整体性地批判了“后”理论。他们指出，当代美国大学体制与一切资产阶级体制一样，都处于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之下，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加之学院私有化的大趋势，迫使大学越来越注重体制的灵活性与包容性，后现代的兴起，不过给学院提供了“损害控制”（damage control）机制。（Zavarzadeh and Morton：89）玄而又玄、不知所云的理论术语之所以备受学院青睐，与时髦理论既能宽容多元与差异性文化，又可以抵消对体制的彻底颠覆有关。（Zavarzadeh and Morton：89）扎瓦扎德与莫顿之所以如此尖锐地质疑理论，是因为他们眼中的美国大学，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构，两者同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不仅制造资本主义制度所需的意识形态，还塑造着维护资本运转的主体——大学生。

当回顾美国学院体制历史时，他们认为19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大学曾修改高雅的精英课程，降低格调去塑造实用型人才，以便适应工业化生产所必需的墨守成规的技术员或简单重复的劳动者。（Zavarzadeh & Morton：122）传统经典文本宣扬的个人自由，被高等教育降格到自由市场之内，变成个体挣脱经济与社会束缚，自由进行市场交易，但同时必须遵守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即公民道德与法律（或曰现存政治制度）。（Zavarzadeh & Morton：130）欧洲启蒙精神所伸张的批判意识，也被简约到个人经验层面，小心翼翼地回避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知识分子一般把“自我”（self）与“自由主体”（autonomous subject）奉为最高价值，但美国高等教育却把自由主体贬低为服务于资本积累的工具，既要参与创造资本需要的意识形态，还要确保掌权的资产阶级对真理话语有最终裁断权。（Zavarzadeh & Morton：130）

分析了美国现代知识生产的模式之后，扎瓦扎德与莫顿便把矛头指向后现代理论的产生机制，对美国学院体制的深层结构，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后现代资本主义，或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称的“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以跨国公司的多民族经济为特征，全球经济需要多元文化和不连续的主体。（Zavarzadeh & Morton：145）后现代理论家与保守人文学者论战中，都意识到了人文传统已无法适应晚期资本主义的需要，有必要解构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但其解构的实质不过是重新设置“自由主体”，而不是从根本上消解它。（Zavarzadeh & Morton：146-155）换用一句电脑术语，即后现代理论让资本主义“升级”了，具备更大的“兼容性”。为什么这么说呢？

五、后现代知识生产与资本全球化

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大企业越来越依赖跨国经营，国际资本把全球开发为“世界市场”，按效率原则重新配置各国能源、劳动力、加工和物流各环节。绵延的国际生产线，标识出高端知识经济与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张资本生态世界地图被重新勾勒出来。（哈特、奈格里：38）因此，国际资本需要“不可定义的主体”（indefinable subject），对劳动与阶级的传统划分——如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等，已被具有专业技能的“白领阶层”所取代。（米尔斯：31）新中产阶级不再以财产为界定，而必须依据掌握现代技术的程度，划分出高级白领和低收入人群；白领也不同于传统中产阶级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而是靠工资吃饭的雇佣劳动者，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差别不复存在。（米尔斯：78）因此，传统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需要调整，美国学院也重新反思了自由人文传统的有效性。因为全球资本需要不同族群的劳动力，更依赖专业技术知识，因此后现代话语必须消解新教男性白人的主体性，挑战经验和审美等自鸣得意的中产阶级趣味，提倡多元、差异、不确定性、断裂、延异等后现代理念，甚至宣布“人的死亡”、“经验之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都是在资本向世界各地高歌猛进的进军中，应运而生。开设理论与文化研究课程，或与保守势力论战，乃学院知识生产自我调整的步骤，目的是为了满足晚期资本主义超越传统西方市场的文化要求，经济全球化迫切需要知识体系的更新换代。

一般认为，“后”理论从根本上解构了人文传统中的“自我”，扎瓦扎德与莫顿却反驳说，理论术语含义的不确定性与炫奇惑人的游戏色彩，应和了晚期资本主义自我再生产的方式。（Zavarzadeh & Morton：156）眼花缭乱的“后”理论，因意义与能指间无限滑动，而没有确定性，所谓“真实”（real）更无所指向，意义游戏化，身份变动不居，从本质上说，后现代以多元主义掩盖自由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Zavarzadeh & Morton：171）它不仅提升了传统人文课程的包容性，使之更有能力吸纳后现代碎片式的话语，还利用知识界喜新好奇的心理，巧妙部署秘诀式的“后”概念，去肢解更直接、更有力的批判理论。如今，美国大学已经成功消化了“空间”、“身份”和“权力”等关键词，去化解更具有杀伤力的概念——如“整体性“、“意识形态”、“矛盾”和“批判”。这是一种学术策略，以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抵御激进的社会革命理论，以后现代渐进式改良，抵消威胁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Zavarzadeh & Morton：156）“后”理论把“宏大叙事”和“体系化分析”钉上原罪的耻辱柱，甚至牵强附会到极权政治上去，其目的是拒绝整体性地反思资本主义的全球渗透，回避体制性的全面批判。扎瓦扎德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学院保守势力与后现代的分野，不是原则性的，而是技术性的，双方都意识到急剧变革的时代里，西方知识体系必须做出调整，改革课程设置，扩大学生主体的多元性；所以，后现代只不过是虚假的进步，美国大学仍生产着维护晚期资本主义的驯服主体。（Zavarzadeh & Morton：166）

扎瓦扎德和莫顿的批评方式是唯物主义的，虽然非常有力、入木三分，但失之偏颇。他们把整个西方知识简约到生产与资本层面，忽略了文化与精神源远流长的传承。这种批判是单向度的，虽然填补了传统人文学所忽略的资本与消费批判，但矫枉过正。尽管言之凿凿，推理严密，却无视经济基础之上知识自身的历史线索，让人难以接受。难怪有批评者指责唯物主义方法极端、非理性和武断。可是，我们又不能不钦佩两位唯物主义批评家的胆识与犀利，他们置身于资本主义外部，以旁观者的冷眼观察美国学院的知识生产，从对象性的、不认同的立场，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的逻辑，这对于生活在西方学院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来说，实属难能可贵。他们扯下人文传统的一层面纱，把现代知识谱系中资本所扮演的角色给揭示出来，而不仅仅把知识理解为人类精神演进的崇高成就。我们不能回避现代社会最核心的问题——资本不仅决定着经济的发展，也还掌控着知识与精神产品的形式。扎瓦扎德和莫顿的洞见，给我们一个启示，现代与后现代知识之间不是断裂的，“后”理论也不是对现代知识的整体性批判。在现代知识身处危机时，“后”理论出面修修补补，控制损害。这给后现代与经典之争提供了崭新视角，也为中国学界翻译、介绍“后”理论提供了参照。

六、中国学界“后”理论的引进

反观中国学界对后现代的译介，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开始，“后学”渐成显学，基本上被视为“知识进化论”谱系上的最高阶段，是“现代之后”或“反现代的”。短短二十年间，后现代理论经典几乎全部被翻译成中文，还引进大量介绍性和研究性的二手著作。国内学者研究“后”理论的成果或学位论文数量惊人，与之相关的大众文化产品也蔚为壮观，连房地产开发商都不放过炒作后现代的机会。今天，如果哪位学者坦诚自己对“后学”不甚了了，就会被归入过时落伍行列。有意思的是，近来又有学者呼吁回归传统，重新细读现代经典文本，称欧美已经开始了经典回归。其实，将现代与后现代对立起来本身就很可疑。据我观察，美国学界一直经典与理论并存，无论是现代经典还是古代传统，从未被“后”理论取代过，所以无须回归。西方文学传统深深扎根于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的土壤之中，一次热闹的文化潮流，不大可能将千百年凝练的经典连根拔起。但是，中国的外国文学界就大不相同了，西方文学自20世纪初才被引入，尚未在本土文学土壤扎下根，一波强势的后现代潮流，足可以冲击之前介绍的经典，以新知识覆盖旧知识。

从这里我们看出外国文学界更深层的困境，无论是西方文学经典还是后现代理论，对于中国学界来说，都是无根的异质性知识。由于没有置身其中的生活体验，回应的也是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如何真切体会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内在的关联，成了问题。无论是欢迎“后学”，还是呼唤传统“回归”，中国学者的眼睛不过在盯着国外潮流，并未深入到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学术之间的内在关系之中，或者说，尚未建立明晰的研究主体性。如果没有自觉意识到主体性，研究难免“不及物”：要么问题意识是虚假的，要么是模仿的。如果反观西方学院中的外国学，会发现与我们的状态非常不同。以美国大学中的“中国学”为例，“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学科所观照的中国文学，虽然对象同是中国文学与文化，也借鉴国内中国文学研究的相关材料，但美国学者却不唯中国学界马首是瞻。他们有自己的方法和目标，成果卓著，观点独到，反过来影响中国学术的研究范式。为什么美国汉学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就呢？原因无非是他们清楚自己的研究宗旨，即从宏观上说，通过“他者”给西方文明提供反思和借鉴的镜子，在异质性文化里寻找不同的可能性和出路；从微观上讲，通过“国别研究”，了解对象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语言等各个方面情况，为与之交往、博弈提供参考。如果与中国大学的中文系比较硬件条件，那么美国汉学在语言上明显弱势，又缺乏直接的文化经验，不利之处非常明显。可是基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他们仍可以扬长避短，从自身出发，发展出独到的研究路径。

再回到理论引进，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后现代理论的出现都有明确的文化与社会依据。西方知识界为了解释自己的生活，或解决面临的困境，苦心孤诣书写理论，在幽暗中寻找答案，这绝不是智力游戏或者话语猜谜。如果举一个宽泛、肤浅的例子，我们一般说后现代对启蒙理性有所批判，是源于西方学界不满现代知识体系中理性的专制及工具理性拜物对人性的异化。他们追溯启蒙与资本生成的逻辑，剖析主导自己生活的话语权力，但欧洲启蒙理性是否在中国文化里扎根都成问题。虽然“五四”先贤倡导“德先生”、“赛先生”，但西方理性传统始终与中国人的生活若即若离。中华文明自身有一套文化逻辑，自成体系，渊源独特，蕴含不同的理性。在与西方遭遇时，中国传统与西方理性相互杂糅，但未必能彼此化合。当下国内时兴以“后”理论批判现代理性的暴政，但从未体验过理性的压迫与窒息，这未免造作矫情。其实，后现代与中国现实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才是真问题。仅从这一小处管窥，已见中国“后学”之一斑。作为有启示性的方法论，中国学人当然不应忽视后现代的存在，但如何寻找自己的视角与问题切入点，建立研究的主体性，才是中国学术的迫切问题。因此，梳理一下美国学院接受“后”理论的历程，权当一面镜子，也许能给理论研究一些启示。

英文文献

1.De Man，Paul.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 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2.Zavarzadeh，Mas'ud and Donald Morton.Theory as Resistance：Politics and Culture after（Post）structuralism，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4.

中文文献

1.［美］迈克尔·哈特、［意］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2.［美］米尔斯：《白领：美国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

姚斌

一、引言：关于理论的旅行

爱德华·萨义德曾这样描述“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y）：“观念和理论也会旅行——从此人到彼人，从此情境到彼情境，从此时代到彼时代。由于观念的旅行，……文化与智识愈益丰富。”

近30年前，美国汉学家柯文（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下简称《发现》）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国中心模式”，旨在推进美国中国学研究界由“在历史中发现中国”到“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范式转变。

“中国中心观”的核心理念是引入跨学科视角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推动对中国区域史和阶层史的研究。尽管“中国中心观”的提出主要体现的是美国学术界内部的话语演进，但因与“中国”相关，故而在我国学界也引起巨大反响。拥趸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有意思的是，国内学界对“中国中心观”的质疑和讨论使得一个产生于美国学界内部的学术话语飘洋过海进入中国的学术语境，而这一“理论旅行”的过程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对象。

二、“中国中心观”的名与实

《发现》一书英文版最早出版于1984年。1996年出版了英文第二版，加上了柯文写的新序。2010年本书再次重印，加上了作者的新引言。该书出版后在中国学研究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相继出版了全译本。1988年日本平凡社出版了日文版，1991年台湾稻香和联经出版社出版了两个不同的中文版，而韩国的Sansae出版社则在2003年出版了韩文版。

中国大陆最早的译本是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林同奇译本。据林的自述，他自1985年起就已开始着手翻译该书。中译本2002年再版，2005出版了增订本，增录两篇论文（“新序”和《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

在《发现》一书中，柯文对他提出的所谓“中国中心观”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解释。自二战以来，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学研究者将眼光投向近现代中国，在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形成了与欧洲传统汉学并驾齐驱的当代中国学研究。据柯文概括，早期的中国学研究形成了“冲击—回应”、“传统—现代”及“帝国主义”等三种研究模式。这三种模式的特点都是以西方为研究的重心，将西方视为能动的施力方，而将中国看作被动的受力方，导致的结果是从西方的角度解释中国的事件。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中西关系阻绝，研究者使用的绝大多数为西文资料有关。但柯文发现，进入1970年代以后，美国学界开始出现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趋向”（tendencies）。它们共同的特点是试图跳出西方中心的研究框架，而从中国内部寻找近现代中国事件的根源。正是基于对“西方中心”研究模式的理论批判，柯文提出了‘中国中心观’，用以概括197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新趋向。对此，柯文指出：“倘想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

“中国中心观”的英文为China-centered approach，而非Sinocentrism。与Sino-centrism不同，China-centered approach是柯文基于对美国学界研究传统的观察分析从中国外部作出的概括。他“心目中的读者主要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专家”。而“其目的一是想总结美国史家论述中国近百年历史的主要发展阶段；再则也想对这一发展提出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以便在同行中引起讨论，借以提高整个领域在进行研究时的自觉性”。

“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影响与接受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值得一提的是，“观”与“approach”并不完全对应。因为在中文里，“观”字常带有系统性和全面性的特征，如“世界观”、“人生观”等，而“approach”所体现的则是一种方法，或曰方法之一，并不一定具有“观”字所暗含的系统性。柯文指出：“‘中国中心观’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完整的严密的方法论体系，而是七十年代初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日益明显的趋势。”根据柯文自己的解释，China-centered approach更合适的译法可能是包含了中国研究中的各种“趋向”（tendencies）的“中国中心取向。”

在《发现》一书中，柯文将这些“趋向”的特征具体概括为四个方面，即：（1）内部视角。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区域化。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性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社会分层。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史）的撰写。（4）跨学科借鉴。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学科，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根据以上概括，柯文所谓的“中国中心观”，简而言之就是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界利用跨学科理论，从中国内部视角进行分区域和分阶层研究的一系列研究取向。

三、“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

由前述《发现》一书在中国及东亚地区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中国中心观”提出后不仅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造成了不小反响，而且也影响到日、韩学界。虽然“中国中心观”是柯文基于美国学术研究传统进行的概括，但它却和中国有割不断的关系。中国学界不可避免地要对它作出回应。从这些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中心观”既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好评，又常常遭到一些学者的批判。“中国中心观”具有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意识，但同时却并没有摆脱“中心论”的倾向，从一个中心跳到另一个中心，其本身就有难以调和的矛盾。因此，中国学者有关“中国中心论”的争议并不难理解。

《发现》的中文译者林同奇是较早对“中国中心观”作出回应的。他的回应主要体现在他为第一版中译本所作序言中。林同奇（1986；1989）对柯文的观点以赞扬为主。他认为“中国中心观”“体现了美国七十年代以来研究亚、非、中近东及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总趋势”，即力求摆脱“殖民地史”研究框架的努力。他同时赞扬，“中国中心观”具有持续有力的批判锋芒、独特的分析框架、动态观点和精细的历史描绘。而周广远（1988）则赞扬了“中国中心观”的客观性及其方法的启发性。王恩重（1990）也认为，虽然“中国中心观”与中国史学家有一些明显分歧，甚至有一些难为中国史学家接受的看法，它“对触发人们的思绪，促进学术探索，不为无助”。同样注意到“中国中心观”的理论与方法论贡献的还有汪熙（1993）对“移情”概念的推崇，侯且岸（1995）和陈君静（2002）对“中国中心观”对中国学研究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称赞。邹振环（1990）关注到“中国中心观”“灵活的、多层次的理论框架”，称赞它是“具有世界主义精神的历史观”。而许纪霖（1991）则认为，由于“中国中心观”的出现，“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便多了一种解读中国历史的方式，它可能有助于有关研究者较为客观地倾听来自中国文化本土的声音，洞悉历史深层蕴藏的真谛”。

以上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中国中心观”的推崇，尤其是对其理论和方法论创新的赞扬。从这一角度看，“中国中心观”的出现，尤其是柯文对这一取向的概括分析，对中国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传统产生了冲击。国内学界在赞叹之余，也出现了不少批判的声音。

对“中国中心观”的质疑，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方法论的质疑

尽管“中国中心观”的方法论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赞扬，但同时它也受到了一些批判。例如，译者林同奇（1986；1989）在表达对其理论框架赞赏的同时也指出，柯文“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未能根本解决如何对历史现实的主观与客观方面作出统一阐述的问题”；“‘中国中心观’始终未能消除人文主义和实证主义之间的矛盾”。此外，他还认为“移情”这一方法也有问题，因为“史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放弃自己独有的立场”。他的最后一点批判，也是其他一些中国学者批判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的常用口实，即：中国中心观“强调区分，忽视整合”。“中国中心观”所重视的分区域和分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有割裂中国的风险。以区域研究为例，如果仅从地理区划来看，中国的确可以清晰地分为这样或那样的“大区”，但自古以来，“中国”就并非是纯粹的地理区域概念，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其他各种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概念。对此，夏明方（2006）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中心观”的另外一个可能，即“夸大中国内部汉族与非汉族族群的差异性”，而这将“导致族群对立及国家认同之分裂”。近年来，顺着“中国中心观”的逻辑，一些美国学者提出要进一步深入中国内部，于是出现了“满清中心观”等各种“中心观”，形形色色的“中心观”，其细化的最终指向就会是对研究对象的割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2.中国大陆史学传统角度

“中国中心观”引入国内后，由于其“外部看中国”的异域特征，与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产生了矛盾。周广远（1988）担忧，在中国发现历史会“导致对1840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的否认，从而使中国半殖民地这一事实也变得无足轻重”。周广远的担忧基于中国大陆史学传统。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西方的舶来品，但在数十年间它与中国的政治、历史纠缠交织，已经形成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史学传统。在此传统中，中国的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以鸦片战争为其标志性事件。自那时起，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社会性质解释了1840年以来直到1949年中国的主要事件，中国革命史也是基于此谱写的。对此夏明方（2006）更加明确地评论道：“柯文企图荡平传统与近代鸿沟的根本的目的是有意无意地对实际发生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或者准确地说，是对中国革命之合法性的质疑。”由于“中国中心观”试图从中国内部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方向感，那么以推翻“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为主要目标之一的中国革命岂不是失却了很大的合法性？罗岗（2013）进一步引申了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在《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一文中，他追问道：“是从绵延不断的‘文化（传统）’和各显差异的‘地方’中寻找现代中国自身的‘剧情主线’，还是从追求突破的‘政治（革命）和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发现中国独特的‘历史线索’？”在他看来，革命具有“创造性破坏”和“创造性转化”的独特功能，理应成为近代中国史发展的主线索。

3.内外部因素结合

对于“中国中心观”由一个中心转向另一个中心的理论取向，有不少中国学者都提出了质疑，他们普遍认为，不能因为西方中心有弊端就简单地走向中国中心，因为任何形式的中心论都是值得怀疑的。

罗荣渠（1991）就指出，“西方中心”和“中国中心”都是片面的，应该考虑中国走向现代世界是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而汪熙（1993）也认为“内外因应该结合起来看”。陈君静（2002）指出“中国中心观”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如果仅从中国内部寻找历史事件的原因，就会“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在‘西力’巨大的冲击之下被迫转型的历史事实，并导致对外部势力在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所发生的毒害及其灾难，估计不足”。她也主张“史家把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是各种内外因素互动和‘合力’所推动的，从单向度研究改为多向度的综合研究”。与此类似，罗志田（2004）提出要借用李济，“异国眼光与本土眼光互补”。而王永平（2013）则试图为超越“中心论”指明方向。他指出：“欧洲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观”都是狭隘历史观，强调要树立全球史观。任何形式的中心论都可能导致眼光的偏狭和思维的陷阱。越来越多的研究说明，自近代以来，甚至明清之际以来，中国就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近数百年发生的中国事件必然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世界史的重大事件发展也必然对中国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造成，或是由于千里之遥的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贸易，或是万里之外的英格兰煤矿的发现与开掘，又或是由于更遥远的墨西哥白银的流入。这使得对近代中国的解释必须置于世界历史总体发展的框架中。

以上简要描述了中国学界对“中国中心观”的接受和回应。从中可以看出，多数学者对“中国中心观”都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而是在盛赞其启发意义的同时，从各个视角对其进行批判或反驳。一组发端于美国学术界的研究取向，由于柯文的概括而成为一种理论范式，不仅在美国学界引起了诸多议论，更在“旅行”到中国之后引发了国内学者的积极回应，甚至成就了中国学者相互之间理论探讨的一个热点话题。例如，杨念群（2003）就曾对中国学者对“中国中心观”的解读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中国学者没有读懂美国中国学内部范式转变的意义。”同时，他还指出“林同奇将柯文强调历史事件独特性的渊源概括为实用主义，显然将问题简单化了”。他还指出，“‘向中国内部寻求历史真相’变成了中国学者从‘革命史叙事’向‘现代化叙事’转换的托辞，殊不知柯文恰恰是具有反现代化倾向的。”他与他所评论的中国学者形成了一个互动的理论场，而在这一理论场中心的正是来自美国中国学界的一种学术取向。这或许就是“理论旅行”的意义和有趣之处吧！

四、理论继续旅行：柯文对中国学者的回应

“中国中心观”的理论旅行并不止于它在中国受到的赞扬和批判，也不止于国内学者由此而引发的互动，它其实还由于柯文加入有关“中国中心观”的讨论中而变得更为复杂有趣。如前所述，在“中国中心观”提出后，美国学者、中国学者和东亚学者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柯文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或批判，而柯文也很及时地对这些声音作出了回应。在回应过程中，柯文不仅回答了一些学者的质疑，而且进一步反思了“中国中心观”的优缺点，界定了它的适用范围。

例如，柯文（2002）对于“中国中心观”的适用性就作出了以下说明：“我现在很清楚地承认中国中心观不能在所有的课题上去应用，有些课题中国中心观还是比较合适，但也有一些不能说不重要的课题就不一定合适，要用其他的方法来研究（如非汉人群体、海外华人群体等）。”而对于有关“中国中心观”只重区分而忽视整合的质疑，柯文（2003）回应道：“中国中心取向的研究也在代际演进，新一代就注意到整合问题。”前面提到，不少中国学者指出，“中国中心观”仍然没有摆脱“中心论”非此即彼的倾向，不免偏颇。柯文对此的回应是他的《历史三调》（1997）及对义和团研究中“人类中心取向”的反思（2003；2005）。不过，即便是“人类中心”，也仍然会引起质疑，在充满反思和批判的当代理论视野中，“中心”一词本身可能就是触发质疑的扳手吧！

对于分析中国历史必须内外部因素相结合的观点，柯文也作出了回应。柯文（2005）指出，虽然“中国中心观”的核心特征是“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而不仅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者漠视外在的影响”。同时，柯文（2005）还回应了东亚学者的质疑，承认“中国中心的研究取向并不足以理解滨下武志所勾勒的亚洲区域系统”。由此可见，不仅具有“中国中心观”趋向的中国学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是不断变化的，而且柯文本人的观点也是动态的。他对本国、中国和东亚学者质疑的回应体现了学术研究理应具有的开放性和对话性。随着理论在不同学术传统之间的来回“旅行”，最终受益的是学术自身。

五、余论：对“中国中心观”的几点思考

对“中国中心观”的理论旅行之路的考察带来了几点思考，谨以此作为本文的余论：

1.揭示与遮蔽：学术范式转换及其意义

正如柯文自己所说：“选择什么事实，赋予这些事实以什么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和我们进行研究的前提假设是什么，而这些问题与假设则又反映了在某一特定时期我们心中最关切的事物是什么。”从“西方中心观”到“中国中心观”的转变过程并非柯文一人的理论思考，而是整个美国中国学界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思潮下出现的对此前研究范式的反拨。学术范式的转换往往同时意味着“揭示与遮蔽”，在揭示某些新的事实或意义的同时，也会压抑其他事实与意义。“西方中心观”揭示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却常常对中国社会自身的现实视而不见；而“中国中心观”试图揭示中国内在的发展动力与方向感，与此同时却很可能忽视了中国史作为世界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更为复杂的是，所谓的“发现”原本也暗含着一种权力关系。因此，上文所见到的中国学者对“中国中心观”的推崇或批判，主要是围绕它所揭示和遮蔽的东西而发的。

2.对话与创新：理论的旅行

本文从“中国中心观”在中国的接受与影响出发，探讨理论旅行对学术发展的价值。一种发端于美国学界内部的学术话语在万里之外的中国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甚至成为中国学界内部对话的由头。而“中国中心观”的提出者柯文则进一步回应了中国学界的质疑，促成了跨学术传统的互动。对话既是延续学术传统的基础，更是学术创新的动力。理论在不同学术场域中的旅行正是促使学术对话和创新的契机。不仅是“中国中心观”，即使像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理论，在当初传入中国时不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的“革命”？但正是那一种震动和论辩，才使得马克思主义最终与中国本土理论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理论的生命线在于旅行。

3.中心之为问题：如何超越“中心论”？

无论是“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性问题，即西方和中国的“不确定性”。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能对“西方”或“中国”作本质主义的解读。因为“西方”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中国”也是变动不居的。认识到这一点，所谓的“中心论”就站不住脚。从文中可以看出，“中国中心观”受到的重要质疑就是它试图用一种中心论去替代另一种中心论。有些学者甚至敏感地担忧，“中国中心论”有可能导致“中华文化优越论”，进而复活一个多世纪前的Sinocentrism。

我们注意到，即便是柯文提出的“人类中心取向”也仍然摆脱不了中心论所固有的范式性缺陷，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矫枉过正的渊薮。为此，我们不妨借用庞朴先生曾经提出的“一分为三”的思想。中庸有云“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其目的便在于避免走向极端。对待中国学研究也应避免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提倡中外联合研究，通过多视角的融合，最终超越各种形式的“中心论”！

参考文献

1.Edward W.Said，The World，the Text and the Critic，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2.Paul A.Cohen，China Unbound：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Routledge Curzon，2003.

3.Paul A.Cohen，History in three keys：The Boxers as Event，Experience and Myth，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7.

4.陈君静：《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史学月刊》2002年第3期。

5.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

6.柯文著，程美宝译：《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视角》，《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3年8月号。

7.林同奇，柯文新著：《在中国发现历史》评介，《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8.罗岗：《在中国，何处发现历史？》，《天涯》2013年第2期。

9.罗荣渠：《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0.罗志田：《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点反思》，《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1.庞朴：《浅说一分为三》，新华出版社，2004年。

12.汪熙：《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取向问题——外因、内因或内外因结合》，《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

13.王恩重：《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时代与思潮》1990年第2期。

14.王永平：《面对全球史的中国史研究》，《历史研究》2013年第1期。

15.许纪霖：《从本土探寻历史》，《读书》1991年第11期。

16.夏明方：《一部没有“近代”的中国近代史——从“柯文三论”看“中国中心观”的内在逻辑及其困境》，《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7.杨念群：《“后现代”思潮在中国——兼论其与20世纪90年代各种思潮的复杂关系》，《开放时代》2003年第3期。

18.周广远：《帝国主义入侵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对西方学者一些观点的评介》，《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19.周武、李德英、戴东阳：《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史林》2002年第4期。

20.邹振环：《全球意识的历史观》，《中国图书评论》1990年第3期。

从白晋与马若瑟师生关系看耶稣会索隐派在华之盛衰

李真

一、导言

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跋涉万里，入华传教。来华之后，利玛窦开始习汉语，着儒服，结交士大夫，以“文化适应”的策略和“合儒辟佛”的路线传播福音，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利玛窦去世以后，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继续坚持“适应”策略，通过中国文化与天主教的相通之处取信于清帝，并以天文学、数学等科技新知吸引华人入教，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态势。后来由于龙华民等人发起的“中国礼仪之争”，对祭孔、祭祖和天主之名称内涵三大问题的反复争论直接导致了传教士内部的分裂，加上部分中国人的反教活动，最终使天主教在华传播遭遇空前的挫折。

传教士来华后，在研读中国经典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圣经》无法解释的问题，比如中国的年代要上溯到诺亚洪水之前很久的时代等。在这种充满分歧的文化与信仰的夹缝中，被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部分法国耶稣会士采取了一种缩小儒耶差异，沟通中西文化的方法，逐步形成了一个小的学术团体——“中国索隐派”。他们选择了遵循利玛窦的“适应”路线，同时又努力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进行融合与衔接，试图在汉语语境中用索隐的方法探索犹太—基督教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寻找古代中国与基督教的某种神秘联系。他们认为中国人其实早就知晓了基督教的传统，只是需要有人揭示给他们；与一般性的传教工作相比，通过此种方法引领中国人了解他们古书中有关基督的奥义，能为改变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作出更为巨大的贡献。索隐法（Figurism）原出于拉丁文“Figura”，是希腊文“Typos”的翻译，意思是对《旧约》索隐式的注释方法，研究《旧约圣经》中具体事件蕴含的象征意义，并以此揭示其中暗藏的信仰秘密和教会发展的线索。这种方法原本属于圣经类型学（typology）的范畴，后来被法国耶稣会士扩展到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诠释和解读，在先秦儒家经典中寻找上帝的启示和奥迹，探讨犹太—基督教与中国历史、经典、语言及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耶稣会士“中国索隐派”的基本内涵。

“中国索隐派”研究的主题涉及面很广，几乎涵盖了基督教教义的主要方面，如诺亚是所有人（包括中国人）的共同祖先；大洪水后，诺亚的儿子闪迁徙到东方，带去了先知的知识，中国人即是他的后代；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伏羲是《圣经》里人类祖先以诺的中国称呼；中国典籍中的“圣”（圣人）指的就是犹太教里的弥赛亚，及基督教的耶稣基督。

据芬兰学者黄保罗总结，索隐派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编年史学，认为中国历史早期的某个阶段属于全人类，大洪水之前的中国历史如欧洲历史一样悠久，在宗教上拥有同等重要性，以此调和中国历史与《圣经》纪年之间的矛盾。

（二）汉字字形分析法，认为汉字六书中蕴含着上帝的启示，将很多汉字解释为与基督教相关的内容。

从白晋与马若瑟师生关系看耶稣会索隐派在华之盛衰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三）神话传说的类比，从中国神话中寻找与《圣经》的相通性。

（四）中国的经学，将《易经》视为中国文化的根源，认为其他典籍均为《易经》之发展，其中有关“圣人”的论述均指向弥赛亚基督。

“中国索隐派”的创始人是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主要成员包括傅圣泽（Jean François Foucquet，1665-1741）、马若瑟（Joseph-Henri-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郭中传（Jean-Alexis de Gollet，1666-1741）等人。马若瑟由白晋引领进入索隐神学研究，并成为这一理论的重要拥护者，但在两人多年的交往中并非一以贯之的和谐，也曾有过激烈的争执和决裂，师生二人的关系也贯穿着 “中国索隐派”在华形成、分裂的过程，对双方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白晋与马若瑟师生关系初探

（一）白晋生平

白晋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一批耶稣会士之一。1687年到达中国，被康熙皇帝留用宫廷。他精通数学和物理，到中国后迅速掌握了汉语和满语，曾与张诚一起为康熙皇帝教授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哲学和解剖学的课程，用满文编写过上述课程的教材，深得康熙的器重和厚待。

1693年，白晋作为康熙皇帝的特使，返回法国，觐见法王并转呈康熙的礼物。1698年，白晋返回中国，带回了法王的回礼，并招募了10位新的耶稣会士（傅圣泽、马若瑟是其中两位）来华。返回中国后，白晋被康熙指派给当时的皇太子胤礽担任其老师。雍正八年（1730）6月，白晋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白晋受康熙皇帝之命钻研《易经》，在中国礼仪之争中坚定地站在康熙帝一边。从1697年开始，白晋与德国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通信。他把自己关于《易经》研究的有关进展寄给了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支持他的看法并用自己“二进制”理论加以佐证，这极大地增强了白晋对索隐理论的信心。

白晋著述很多，如《几何原理》（满文汉文合编本）、《中国现任皇帝传》、《中国现状图解》、《古今敬天鉴》、《易经释义》、《中法小字汇》等等，但是由于其神学思想未被教会接受，因此除了康熙帝传记和《中国现状图解》在欧洲出版外，其关于索隐思想的主要著作都没有机会发表。

（二）马若瑟生平

马若瑟，1683年加入巴黎省耶稣会。1698年随白晋来华，后被派往江西传教，1724年受雍正禁教影响被流放广州，1736年9月7日或17日卒于澳门。

马若瑟精通汉语，汉学造诣深厚，一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语言与文字，著作等身。他将元杂剧《赵氏孤儿》译成法文，是将中国戏曲介绍到欧洲的第一人。同时，他用汉文进行文学创作，撰写的短篇小说《梦美土记》是天主教首部白话小说，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中西合璧之作。他的《儒交信》是目前已知第一部采用中国古典章回小说形式来介绍基督教思想的宣教作品。马若瑟晚年所撰《汉语札记》在西方人汉语研究历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奠基作用，该书首开分白话和文言讲述汉语语法的先河，最早尝试摆脱拉丁语法框架来描写和分析汉语语法规律。

马若瑟还用中文和西文撰写了多部索隐学方面的著作，如《天学总论》、《经传众说》、《经传议论》、《论象形文字字典》、《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易经理解》、《六书实义》、《儒教实义》等，但同白晋一样，没有一部在他生前获准公开发表。

（三）初识与来华

1681年，马若瑟、郭中传在巴黎见习修道院弗莱彻学院里学习，分别在其第二年和第一年的见习期。同年，傅圣泽进入耶稣会巴黎学院，白晋也进入第三年学习。1685年，包括白晋在内的五位“国王数学家”赴华时，马若瑟连同其他几位在他今后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同会修士们均生活在巴黎。虽然不知他们彼此相互之间当时是否有所接触，但白晋等人的赴华事业当对如马若瑟、傅圣泽、郭中传等后学深具示范作用。

1696年，马若瑟在弗莱彻学院的最后一年，遇到了后来成为研究同道的傅圣泽。当时，傅圣泽获得了去东方传教的批准，在等待去中国的通行证期间，被派往弗莱彻学院教授数学。他和马若瑟在这里共同生活了一年。

白晋于1693年作为康熙皇帝的特使返回欧洲，之后又奉法王路易十四之命，挑选了12名新的传教士赴中国传教，其中就有马若瑟。1698年3月7日，马若瑟及另外七人随同白晋，从法国的拉罗舍尔港搭乘安斐特利特号启程前往中国。傅圣泽与另外四位耶稣会士随一队前往东印度群岛的海军战舰同行。

在旅行途中，白晋开始向这些新人教授汉语和满语的简单发音技巧和声调，再加上一些基本的日常用语。在经历了漫长的八个月海上航行后，1698年10月24日，安斐特利特号终于抵达了澳门。前往迎接白晋的钦差颁布了康熙皇帝的圣旨，命新人中的五位在宫廷留任，其余诸人可以随意安排到各省传教。马若瑟并不在这五人之列。由于当时在外省传教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人手不够，遂向法国耶稣会士请求把马若瑟和卜纳爵两位神父派给他们，于是马若瑟被派往建昌，卜纳爵被派往汀州。

（四）师生关系的确立

1702年，白晋给德国学者莱布尼兹的信中提及想在中国建立一个“传教学院”的设想，计划选择六名具备杰出才能的传教士协助他一起研究中国古籍，目的之一是为其他传教士在使信众皈依时提供资料之便利，其二是帮助欧洲本土学者了解有关中国的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若瑟应该算作白晋的弟子，他的汉语启蒙来自白晋。在长达八个月的旅途中，白晋为随行新人讲述中国语言文字的方式一定感染了马若瑟，否则他不会在下船选定专业时就立志研究中国的文字和诗歌。也许白晋在招募这批新来的法国同道时已经着手物色合适的人选，马若瑟所立之宏伟志向自然打动了白晋，随即成了重点培养对象之一。

马若瑟自抵达中国起，除了基本的传教活动外，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中国语言文字的学习中，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典籍，从中汲取知识，收集研究所需素材。

从傅圣泽的一些手稿信件中可以得知，1703年开始马若瑟已经在为白晋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自这年起，白晋与马若瑟不断通信，他对汉字、《易经》的研究热情也影响着马若瑟，并且使马若瑟逐渐建立起这样一种信仰，即在中国的古籍中隐藏着耶稣基督的教义，需要通过重新注释为中国人揭示出两者的关系。1704年4月25日，白晋给马若瑟写信，谈到关于中国象形文字的一些研究。6月25日，马若瑟回信说自己作为初学者，尽管已研读了伏羲的六十四卦和文王周公的注解，但还是些皮毛之见。他表示支持白晋的观点，即中国人现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符号和伏羲时代所使用的不尽相同。同时也提醒白晋的观点与普遍流行的意见相左，通常大家都认为中国人现在使用的文字符号与上古时期是一致的。马若瑟提到了《说文》与《释名》两部著作在解释词源方面的权威性，认为应当更多地关注独体字，而不是合体字的研究。因为合体字的含义通常是通过构字的两到三个部件获知的。

白晋1704年10月28日致信耶稣会总会长，声明他需要至少六名传教士来协助自己共同完成翻译中国古籍和重释经典的工作，特申请获得建立一个传教学院的正式许可。由此可见，当时白晋很可能只有马若瑟一个弟子。可以明确的是，马若瑟在来华的最初几年里尚处于语言学习的阶段，汉语阅读与理解能力与已经在华近二十年的白晋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对白晋的研究还不能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从1703年到1708年的五年里，马若瑟连续给白晋写了36封书信，其中在1707年7月12日的信中，马若瑟称自己为白晋的“弟子”，在这些频繁的通信往来中，师生二人不断探讨与交流研读中国古籍的心得体会。

随着马若瑟汉语能力的提高，他对中国古籍的理解也逐渐加深，在接触白晋的索隐思想理论之前，他已经开始阅读《尚书》，并对书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们完美得不像是俗世中的人，而且还出现了一个类似“救世主”一样的角色，受世人敬仰和赞美。这一发现使他对索隐式注释的基本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1706年，马若瑟和赫苍璧完成了《古今敬天鉴》（De caelesti Sinensium veterum et modernorum）一书的拉丁文翻译，并将译稿寄给了在广州的白晋。通过这项工作，马若瑟更为深入地研究了白晋的理论。1707年10月25日在写给耶稣会巴黎誓愿修院的格里蒙神父（P.Grimond）的信中，马若瑟肯定了前辈利玛窦的方法，但认为做得还不够，他谈到自己和其他几位法国耶稣会士在白晋神父的指导下，有幸能够理解中国经典中汉字背后所隐含的神秘含义。信中用索隐的方法解析两个汉字后，马若瑟得出了中国人很早就有了对“上帝羔羊”的认知。从这封信中，可以推断出当时围绕在白晋周围的法国耶稣会士远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多得多，除了“直系弟子”马若瑟、郭中传外，还有傅圣泽、赫苍璧、沙守信（Émerric de Chavagnac，1670-1717）、卜文气（Louis Porquet，1671-1752）、顾铎泽等人在当时都或多或少地认同白晋的观点。马若瑟信中还提到由于康熙皇帝的宠信，使得白晋这个小圈子的形成意义非凡，但也强调皇帝年事已高，而皇子们对天主教并没有同样的热情，因此要利用皇帝目前的信任，加快建立“传教学院”来实现白晋的理想。

1707年，由于“南京禁令”，天主教在华传播遭受了严重的困难，很多传教士都放弃了希望。甚至白晋也一度心灰意冷：“整个教会都处在极度的绝望中，多罗主教喜欢这样做，他要求一切传教士遵守某些规则，这为教会带来了毁灭。”不过，白晋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是拯救中国教区颓势的唯一希望，只要他和弟子们能加快完善索隐思想及理论体系的步伐，还是有希望能在几年间改变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因此，白晋及其小团队觉得重任在肩，工作愈加紧迫，必须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完善索隐思想体系，也许他们是想和时间赛跑，只有尽快使中国人皈依，才能真正消除“南京禁令”带来的不利因素。白晋在这一年完成了那本关于“三位一体”奥秘的书，即《中国古籍中出现的三位一体的奥迹》（Essai sur le mystère de la Trinité tire des plus anciens liveres chinois）。年底，白晋和马若瑟、赫苍璧绘制了一张《易经》编码图，寄给了冯秉正。这张图表以莱布尼兹发现的二进制为依据，强调二进制对于科学理论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也吸收了莱布尼兹造化之象（imago creationis）的思想，为的是强调世间万物都是从“上主”和“无”中而来的。

受到老师精神的鼓舞，困境中的马若瑟也抱有一线希望，这一线希望就存在于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和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汉字中。在马若瑟看来，中国的古代经典比摩西五经还要早，如果有一天中国能皈依耶稣基督，那世界上没有哪个基督宗教国家能与之相比。由于远离宫廷事务，马若瑟比白晋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来投入研究，而且他得到了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宣教员的支持，这位助手不仅协助他处理日常教务，还帮他建起了一所相当可观的中文资料馆。这所资料馆逐渐扩展，声名鹊起，连不少中国学者都被吸引过来。这也给了他很多机会和本地学者讨论关于中国古籍的注释问题。通过与中国学者的研讨与交流，进一步加深了马若瑟对古代典籍的理解，也使他对中国古代诠释经典的方法更为熟悉。

（五）“中国索隐派”的形成

一直到1708年，马若瑟讨论索隐思想的主要对象还是老师白晋，1709年，他和索隐派的另一重要成员傅圣泽才开始通信，交流各自对于中国古籍的认识。马若瑟于8月7日和8月23日曾给傅圣泽去信两封，10月10日傅圣泽在临江给马若瑟回信。两人就屈原的作品是否是神秘主义，有关《易经》爻辞的阐释，以及《尚书》中提到的远古三皇进行了探讨。从这封信中，我们得知马若瑟已经完成了《孟子》的翻译，但是这部译作显然没有流传下来。傅圣泽在信里提到自己很想拜读马若瑟翻译的《孟子》，并希望马若瑟能写一个序言，帮助读者了解孟子与孔子的区别，以及孟子对孔子学说的正确继承。他希望马若瑟的译文能送给那些认为孟子是无神论者和邪恶之徒的法国耶稣会士阅读。

差不多在1707年底左右，以白晋为首的“中国索隐派”第一阶段的研究团队基本形成，这可以从傅圣泽抄录的一封白晋书信（1707年12月3日）中得到证明；此外明证之一还包括从1708到1710年间白晋与赫苍璧、冯秉正、马若瑟之间的频繁通信，这一系列信件记录了白晋在数学和古籍方面的最新发现。白晋在给弟子们的信中概括了自己的主要观点，即中国古代经典和其他文学作品中存在“古代先祖的神学”（Theologie der alten Patriarchen der Welt）；他对孔子的形象也颇有研究，认为其是“上主之子的纯正形象”。在这些通信中，耶稣会士们并没有署上各自的本名，而是采用了一些独特的代号来彼此称呼，如用“Sien Seng”表示白晋，“Long Tche”是马若瑟，“No Ke”是赫苍璧，“Kouei wen”代表冯秉正。当代学者保罗·鲁尔（Paul Rule）认为这些既不是姓也不是号，并非常见的中国人名字，看起来不伦不类，像是法国传教士出于安全考虑而使用的一种代号，为的是不引起本会上级和葡萄牙籍耶稣会士的注意，也可能是为应付“南京禁令”的一种谨慎行事。

在著名的“中国礼仪之争”中，白晋坚定地支持利玛窦路线，认为应当尊重中国的礼仪传统，“敬天”、“祭祖”和“祀孔”并不具有宗教性质。康熙皇帝对他的表现很满意，并在康熙五十年（1711）下令让白晋、傅圣泽等人开始研究《易经》，其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白晋的《易经》研究，给传教士树立榜样，让他们遵守利玛窦规矩，使其知道“欲议论中国道理，必须深通中国文理，读尽中国诗书，方可辩论”。“礼仪之争”和长达五年的《易经》研究对白晋的索隐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在中国孔子学说和古代典籍中包含着几乎所有的、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只要向中国人揭示这一点，他们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文化上就更容易接受基督教。

（六）内部分歧与研究转向

1713年11月15日，康熙皇帝最终答应了白晋的请求，将马若瑟和郭中传两位神父召回北京，协助他从事翻译工作。郭中传于1714年1月12日到达北京，3月11日马若瑟也来到北京。4月2日，他和郭中传接受了考核，当时负责西人事务的王道化给了他一份关于家庭事务的单子让他诵读，马若瑟表示看不懂，但声明自己读过的中文书籍都懂。由于考核成绩不佳，马若瑟与郭中传未被康熙皇帝接纳为欧洲书籍的中译员，又被调回了各自的传教点，此时距马若瑟进京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德国学者柯兰霓认为，这次变故可能与当时钦天监监正、耶稣会中国和日本地区监会铎纪理安（Bernard-Kilian Stumpf，1655-1720）神父有关，因为他一直反对白晋及其理论，当然也不乐见其研究队伍的壮大。由于白晋的力争，马若瑟最终还是被允许继续留在北京，但郭中传不得不在4月9日离开北京前往宁波。

从1711年到1716年间，白晋带领傅圣泽、马若瑟一起研究关于《易经》的一系列中文注释本。他们的方法大致是先收集所有符合索隐学体系的文本和注解，然后用索隐的方式进行阐释，最后将这些手稿集中在一起进行评述。在白晋一份手稿的扉页，有一段他手书的记录：“aux P.R.PP.Foucquet，de Premare，De Chavagnac de la Comp.e de Jesu.Le P.De Premare ne la pas veue.”可见，曾在马若瑟1707年信件中提及的赫苍璧和冯秉正两人姓名没有再出现了，代之以傅圣泽、沙守信的名字。可以说，“中国索隐派”第二阶段研究《易经》的团队，或者说所谓的“易经主义者”是以白晋、傅圣泽和马若瑟三人为核心的。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在马若瑟看来，白晋的性格过于自负，傅圣泽的思想又较激进，相对而言，马若瑟本人性格温和，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也带有这种特点，所秉持的是一种较为中庸的研究之道。白晋创立中国索隐学的理论基础是《易经》，因此他的研究紧扣《易经》展开，以卦、爻的符号象征意义为研究主旨；马若瑟虽也以《易经》为本，但更注重扩展至全部古代经典著作，从文本中寻求基督教之教义；傅圣泽倾向于从中国古史的纪年中寻求与《旧约》年代相一致的轨迹。因此，尽管师徒三人都是“中国索隐派”的核心人物，但我们可根据其各自研究的重心不同，姑且将白晋、马若瑟、傅圣泽三人索隐思想的特点分别称之为“《易经》索隐思想”、“经典索隐思想”和“古史索隐思想”。

马若瑟在北京的两年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第一他难以适应北京的气候；第二他与康熙皇帝并不投缘，个性也不太适合待在朝廷；第三后期他和白晋、傅圣泽的关系也日渐紧张和疏远。显然马若瑟在京城的两年极为痛苦，他想摆脱这种困境，也许离开京城返回教区是当时最好的选择。因此他向监会铎纪理安神父提出申请，要求重新回到原来的传教点。

在1716年2月的信件中，马若瑟曾这样写道：

我希望最终能在4月初得到允许离开这里。让我继续滞留在这里是如此残酷和不公，这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在这里所作的不过是为了取悦一个将所有时间都花在反复思索推敲一件事情的人身上。他的看法只是一些先入之见，一旦有人指责他的某一部著作，他就会发誓写出另一部一定无可挑剔的书来。如果他愿意这么做，就让他写出2000部这样的著作来好了。可是难道我来中国就是为了来见证这些无用功的吗？这无疑是虚度光阴的最可怕的事情……

由此可见马若瑟对打断自己原来进行的古籍研究，被迫以不适合自己的方式从事非己所愿的工作充满了怨气，这为之后他突如其来的叛离行为埋下了伏笔。

在北京期间，由于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白晋和马若瑟师生二人以前那种并肩战斗的亲密关系被破坏了，目前尚无进一步材料了解两人在宫廷里相处的细节情况，但是这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在一起工作的两年间可能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德国学者柯兰霓曾在《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一书中对白晋的性格进行过这样的描述：

那是一个安静随和的老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执著地从中国古籍中搜集材料来支持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坚信自己的研究会在主的眷顾下获得最终的成功。

然而在马若瑟的通信和手稿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白晋形象，自负、急躁、偏执且富有攻击力，在字里行间，他毫不掩饰对白晋自负性格的强烈不满：

如果我是他，我宁愿被看作一个狂人，甚至干脆做一个狂人，而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他是一个固执的、持有谬误观点的人，也是一个反对上级，一意孤行，认为无人能理解自己，诬枉别人而面不改色的人。他不应自负愚蠢地认为自己是唯一真正理解中国人的人，而同时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宣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他完全沉迷于自己的观点中，一旦人们不能和他一样认为《易经》是人类创作的最完美、最伟大、最令人增长知识、最神圣、最有益的著作时，他就会对别人的看法充耳不闻。他遭到的反对越多，他就越固执己见，因为他认为反对完全来自魔鬼的作祟……

此时，以纪理安、汤尚贤（Pierre-Vincent du Tartre，1669-1724）等人为首的部分法国耶稣会士和葡萄牙副会省的神父们在反对白晋的问题上联合起来，不仅集体给康熙皇帝上书驳斥其观点，试图引起皇帝对白晋的不满；还不断给罗马教廷写密信汇报与索隐派人士的争执，歪曲白晋的理论，诽谤他已经为《易经》而“疯狂”，批评他一意孤行采用寓意的方式来阐释欧洲和中国古代的经典，背离了天主教对儒家学说的传统解释。反对派的行动在1716年上半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双方针锋相对，互有攻守。

在“中国索隐派”这个小团队最困难的时候，马若瑟却突然做出了一件令其师友完全无法理解和接受的行为。1716年，由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8-1720）、汤尚贤起草的一份文件，上列了反对傅圣泽索隐主义思想的64个驳斥，马若瑟也支持他们的观点并签署了自己的名字。由于资料匮乏，我们无从推想当时马若瑟的复杂心理，也无法相信他会真的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推翻了自己坚持了十余年的理想。也许马若瑟只是急于逃离京城这个是非之地，认为白晋与反对派的争执是让自己尽快离开的一个绝好机会，因此不得已采用了这样一个公开背离自己团队的“变节”行动。

虽说马若瑟宣称放弃索隐理论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惨痛的。傅圣泽原来认为马若瑟是那个能挽中国传教区于即倒的唯一体系的捍卫者之一，未曾想他却突然倒戈相向。这种行为为傅圣泽不齿，指责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并称其为“叛徒”，因为抵抗不住来自那些“里昂省会士”的恭维与多种形式的压力。在老师白晋看来，马若瑟没能经受住考验，背叛了他们共同的信仰：

那些幼稚的赞许之辞（甚至我们的上级也会这样用）使马若瑟在当时产生了骄傲心理……他不能抵挡那些攻击他弱点的诘难，所以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倒戈相向。一夜之间就改弦更张，抛弃了十年或者十二年前他从伟大的伏羲那里继承的衣钵，当时他可是宣称自己是一个忠实的信徒的……现在他抬出了一个标准来反对伏羲，转而支持反对者们的理论，并开始认为伏羲是一个威胁宇宙的魔鬼……

马若瑟的短暂“变节”最终换回了离开京城的许可。经过纪理安和白晋的协商，1716年3月8日，由白晋向康熙皇帝递交了马若瑟恳请回到传教点的呈文，同时还有一份白晋自己作品的内容简介。康熙皇帝最终恩准了马若瑟的请求。于是在当年的8月左右，马若瑟从北京返回了江西，此后几乎没有再踏足京城。他当时的立场引起了这场辩战双方的误解，因为这两派都倾向于认为索隐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要么接受，要么反对，没有中间路线。因此马若瑟于1716年返回南方之举，在反索隐派的传教士看来是己方的一种胜利，而白晋和傅圣泽则认为是对共同信仰的一种背叛。

（七）和解

面对师友的指责，马若瑟在给傅圣泽的一封回信中袒露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自己仍然相信基督教的核心奥义能够在中国古籍和其他早期文本中发现，但反对的只是这样的理论，即“《易经》及类似的书籍，上帝仅将其揭示给大洪水以前时代的部分先祖们……事实上那只是我们自己的推测，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完全明了。这是整个事件的谜题，解决不了这一点，整个体系也将不复存在”。马若瑟认为如果这一点无法被证实，那么白晋和傅圣泽所做的全部推演最多也不过只是一种可能性，这样一来，这一体系就仅是天主教的一种护教论，毫无意义。也许这才是他当时公然宣称反对白晋和傅圣泽的原因所在。

事实上，马若瑟在内心深处更坚守一种温和的折中的索隐思想理论，既不像白晋那样完全沉浸在《易经》的预言体系中，也不像傅圣泽那样将所有古代中国的历史视为神话。因此，马若瑟并未如纪理安所期望的那样永久地叛离了“中国索隐派”，相反在返回江西之后，又开始继续对中国古籍进行索隐式研究。除了一些基本观点的相似外，马若瑟明显按照与白晋、傅圣泽迥然不同的思路来创建其理论基础。

在此期间，他陆续写作了几部重要的索隐学论文，包括《致布列加神父的论文》（Dissertation sur les letters et les livres de Chine，tire d'une letter au R.P.de Briga，Interprète da la Bande D'Isis，1721）、《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Selectae quaedeam vestigial praecipuorum religionis christinanae dogmatum ex antiques Sinarum libris eruta，1724）。从他的论著中可以看出其基本观点，他对礼仪之争不感兴趣，也从未写过中国上古三代不存在的文章；在谈到“天”和“上帝”时一再声明是自己个人的观点，目的是为了规避传信部的严厉审查；不认为中国古代皇家祭祀是以后稷或其他神的名义献给上帝的，而说成是献给“圣三一”的。对马若瑟而言，作为耶稣会阐释儒家学说的一种方法，“索隐理论”并不是要将之前的方法取而代之，而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补充，一种传播天主教的新武器，可以用来解决基督宗教遭遇中国文化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特别是涉及有关上帝的启示与中国传统古籍之间的关系。

1716年之后，随着索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若瑟也许又重新理解了白晋，或者换句话说他并不曾真正偏离过这个团体的终极理想。尽管彼此间的观点仍有分歧，但最后马若瑟和白晋、傅圣泽几人似乎和解了。1720年5月傅圣泽写给马若瑟的信中曾提到巴黎方面已经收到马若瑟一篇关于后稷诞生的索隐学论文，并使用了“忠实的友谊”一词来希望他们双方就此进一步交换意见。在9月的信中，傅圣泽还详细评论了马若瑟的作品《儒交信》。

1722年，只有白晋一人苦苦在京城支撑，傅圣泽已被调回罗马，马若瑟、郭中传等三两位最后的追随者，以及聂若翰（François-Jean Noëlas，1669-1724）、樊西元（Simon Bayard，1662-1725）等极少数持同情态度的中间派已都被流放广州。至此，白晋一手创立的“中国索隐派”团队遭到了最后的打击。

1730年，白晋去世后，马若瑟写作了一篇《中国的三部古代著作——〈三易〉》（De tribus antiques monumentis qui Sinic vocant San Y）的文献，它起初只是马若瑟在接到传信部令其返回欧洲后所写的申辩之信札，在文章中，他提到中国索隐派的理论是由白晋创立的，并对白晋的学说加以阐释：

那一年，1730年，尊敬的耶稣会士白晋神父已经在中国待了将近四十年，他因自己的博学精深而闻名于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那一年，他去世了，去天堂接受工作的荣光。在其著作中，他经常谈到中文和“三易”。他为自己和我们找到了一条可以向中国人展示天主教基本教义的美妙方法，那就是告诉他们这些教义很早就存在于他们自己的古籍之中。

信中马若瑟推翻了自己在1716年对白晋的那些负面评价，一再表明以白晋为首的中国索隐派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毫无荒谬之说，认为那些反对者们没有注意到白晋的观点与早期教会的神父们并没有不同，马若瑟指责攻击“中国索隐派”的所谓“敌人”们根本不屑于从事艰涩困难的古籍研究工作，又怎能对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指手画脚呢。

三、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中国索隐派”的主要成员白晋与马若瑟二人师生关系的变化，其实也贯穿了以《易经》等中国典籍为载体的索隐理论研究在来华传教士内部由盛而衰的过程。事实上，在教会内部势力的打压下，从傅圣泽返欧，白晋、马若瑟相继在华离世后，“中国索隐派”及其理论就在耶稣会销声匿迹了。

从根本上说，索隐派所做出的调和中西文化的努力必然会遭到来自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双重质疑与压力。在今天看来，以白晋、傅圣泽、马若瑟为代表的“中国索隐派”想要把在中国语言和书籍中所发现的奥秘传达给世人，找到一条汉语与信仰完美结合的道路，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并未在著名的“礼仪之争”中成功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其理论努力也最终被教会内部的反对力量压制。尽管如此，他们的探索和研究堪称中西初识之时，天主教为适应中国文化所做的一次最认真、最严肃的努力，但也是最悲壮的一次尝试。

Contact and Conflict

A Tentative Study of the Informational Field of Britain and China Prior to and During Macartney's Mission to China

Ye Xiangyang

（接触与冲突——马戛尔尼访华使团前后的中英信息场初探）

（叶向阳）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1792-1794）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 failure because all the requests，both those put forward in George III's letter to Qianlong and Macartney's six points in the name of the king，were rejected.Researchers，both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have sorted out quite a few reasons for the failure，namel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declining feudalism & small-scale peasant economy and the rising capitalism & industrial revolution，the controversy of the Kowtow issue，the stagnant Chinese Empire and the tributary system，etc.In spite of varieties of view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is problem，there is one consensus：It is China that should be blamed，for its lagging behind the world trend and its blind arrogance.We are not to challenge these perceptions，but we think that there are two other points needing serious consideration，i.e.the inferiority of China's，more specifically，Emperor Qianlong's knowledge about the Great Britain to Britain's and Lord Macartney's knowledge about China，and the unfaithfulness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key British documents to China and Qianlong conducted by the Jesuits then serving the Chinese Qing Court.The present paper starts with a description of Britain's prior knowledge and Lord Macartney's understanding of China because knowledge about the other country should be pu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ison.

Part One：The British's and Lord Macartney's prior knowledge about China

For British people，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China was no longer merely a subject for curious speculation.The British received much knowledge about China from the European continent，especially those sources of the Jesuit missionaries.The educated public in England showed special interest in such works as Le Comte's Nouveaux Memoirs sur l'Etat Present de la Chine（1696）（Englished in the following year，entitled 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Made in a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Du Halde's 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s，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1735）（Two English versions appeared consecutively soon after，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1736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Tartary，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 and Tibet：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ose Countries，1738-1741）and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1702-1776），all of which became the main sources of the later British writing about China.Besides，French，German works by such philosophers and free thinkers as Voltaire，Montesqieu，Rouseau，Leibnitz（all of whom based their works about China mainly on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Jesuits' accounts）were also translated for and welcomed by the British educated reading public.Jesuits' accounts varied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China，but the overall tendency was to present China in a favorable light.Gradually，in the continental Europe the conception of China as a country of romance，for which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was in some measure responsible，came to be displaced by the new conception of China as a country of wisdom and good government.And among the philosophers，Voltaire and Leibnitz lauded China and thought nearly everything Chinese praiseworthy，but Montesqieu and Rouseau emphasized the liabil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national character.

Before we come to the British travel books about China，two books and their compilers are worth mentioning.One is Principal Navigations，Voyages，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first appeared in 1589 and augmented in 1598-1600），compiled by Richard Hakluyt.He collected，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various extrac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empire.And it was followed by Samuel Purchas's Purchas his Pilgrimage（London，1613）.These two books are the earliest British attempt to compile and publish stories of travel and voyage about China（mainly written by their continental brothers）and were invaluable for the British reading public to know the earliest and most original information about China.

According to my research，prior to Lord Macartney's embassy，there were at least thirteen Englishmenwho had traveled to China and written their journals or travel accounts.（Considering the British merchants dispatched to Canton by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since 1635，there must be many more British men who had been to China as merchants.But most of them did not leave any written accounts about their trip or stay in China）Most of them were voyagers：Peter Mundy in 1637，William Dampier in 1683-1684，Lord George Anson in 1742，William Chambers in 1742，William Hickey in 1768 and John Meares in 1788-1789，whose impressions of China were invariably confined to Macao，Canton or other Chinese coastal areas.John Bell，who came in 1720，was the only person before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who penetrated the northern part of China and entered Peking.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thirteen，four published their travel books soon after，among which the latest to the time of the embassy is John Bell's Travels from St.Petersburg in Russia，to Various Parts of Asia（1762）.Most of these books are matter-of-fact accounts and descriptions of what they saw and heard in China.Lord Anson's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1748）stands out as the only British travel book published at this time which criticized China severely.

In the 18th century，original British books about China have increased dramatically，though they were still inferior in number to their Continental European counterparts，especially those produced in France.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es conducted by the late Chinese scholar Qian Zhongshu and Earl H.Pritchard，there are scores of monographs about China written by Englishmen appearing before the time of the embassy.These works，besides general surveys like those published in the previous century，touch on much wider and more specific topics.

British scholars and writ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ere abreast of the following Chinese fields and dealt them with special concern：gardening，national character，language，poetry，drama and novel（both translation ［adaption］ and research，e.g.Book of Odes，Chinese Orphanand Han Kiou Choang）.During this period，there appeared also in Great Britain quite a few fictions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s their protagonists，e.g.Lien Chi Altangi in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by Oliver Goldsmith，1760-1761）.Letters-writing by a Chinese philosopher stationed in London was a fa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There are at least 3 other works of this genre pub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e.g.，The Chinese Spy；Or，Emissary from the Court of Peking（by Ange Goudar，1765），The Pilgrim，or，A Picture of Life，in a Series of Letters Written by a Chinese Philosopher，to his Friend at Quang-Tong（by Charles Johnstone，1775）and A Chinese Fragment（by Ely Bates，1786）.

During this period，the British periodicals often carried essays concerning Chinese topics.Some of the works were serialized in the periodicals first before they were published in book form.For example，Goldsmith's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was carried originally in the Public Ledgerentitled “The Chinese Letters”in 1760-1761.Many Chinese tales（translation and pseudo-translation）were made public first in The Spectator，Rambler，Adventurer，World，Connoisseur，Mirror，Lounger，Gentleman's Magazine，Historical Chronicle，Critical Review，Monthly Review，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etc.Generally speaking，articles carried in these periodicals attacked the Chinoiseriethen rampant in the British society.

With the building of Chinese gardens，the increased importation of Chinese silks，chinaware，and Chinese lacquer and the use of te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daily life，a taste in England for Chinese articles had begun to be created，and the Chinese vogue（or borrowing a French word，Chinoiserie）is forming，though it was not as widespread and influential as in France.The impact of the China vogue in Britain upon the intellectuals was the fierce criticism from this circle as reflected in their periodical articles and works.In spite of this，the vogue of China has made contributions to the spread of Chinese knowledg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ain，especially among the popular masses.

To sum up，at the time of the embassy China was comparatively well known to Britain，at least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elite class.

However，British knowledge about China，as is reflected in the publications and social fad，is one thing；and how much Lord Macartney，as an individual and member of the nation，was abreast of the ideas of China，is another.This is no doubt.But it's also reasonable for us to believe that the former provides a sound basis for the latter.If we integrate Alain Peyrefitte's on-spot investigation with

J.L.Cranmer-Bying's researchof his library collections，the following books and periodicals related to China were within the ambassador's scope of attention.If we categorize them，Macartney's collections are of five kinds：

1.Jesuits' and French & German philosophers' works：Du Halde's History of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in Four volumes；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twenty-five-volume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sur les Egyptiens et les Chinois（by Cornelius de Pauw.Belin：Decker，1773）；Works of Voltaire，Leibnitz；

2.British travel books：Anson's Voyage round the World，Cook's Voyage 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3.British authors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Dr.Johnson，Boswell's Life of Samuel Johnson，Milton，Lock，Chesterfield，Hume，etc.；all of them have related China in their publications，and some of them have discussed China in great detail；

4.Various history books；

5.British periodicals：Gentleman's Magazine，etc.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of Qian Zhongshu，the periodical essays，generally speaking，only lightly ridiculed the vogue of the Chinese taste in England，but “the Gentleman's Magazineseriously carried the war as it were，into the enemy's camp and attacked China herself.Indeed，this magazine，……was on the whole very severe on Chinese character and civilization.”

The books and their authors listed above include both those who gave praise and those who criticized China and her civilization.Besides，according to Earl H.Pritchard，prior to Lord Macartney's departure to China，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one of the important patrons of the mission，had included in a packet for him — the “detailed extracts from the Company's China records ranging over the whole history of its relations with China.”It is therefore no exaggeration to call Lord Macartney，quoting Mr.Peyrefitte，“an expert on Orient”.

In spite of the attacks launched b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intellectuals against the “vulgar”Chinoiseriewhich “corrupted British taste”，Lord Macartney accepted it happily and “drank his Chinese tea in Chinese porcelain cups.His lacquered Chinese writing case had mother-of-pearl pictures of people in Chinese dress.”

In 1786，a verse written by Lord Macartney showcased the influence of the sinophilie and Chinoiserieupon him：

Whether I visit China's happy coast

Climb her fam'd wall，arts yet unrivalled boast

With wonder gaze on her shores and floods

Her cities，plains，her mountains rocks and woods.

Pass the north bounds and Tartar wilds explore

By ventrous Britons never trod before.

All the above suggest that Lord Macartney was a gentleman well-informed of the country he was going to explore and its sovereign and officials he is going to deal with seriously.We may say that the embassy presented an opportunity to test Lord Macartney's prior expectations and the contemporary British's accepted intelligence about China，because through the on-spot observation and direct contact the gap between theory（from books，Chinoiserieand hearsay）and reality would be narrowed or even crossed.And no doubt Macartney was well-prepared and confident.In this first high-level Anglo-China official contact，it was the Britain that took the initiative and played the role of the observer.Then how much did China，the observed，know about Great Britain by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Part Two：China and Emperor Qianlong's Prior Knowledge about Britain

In 1757，London witnessed the appearance of a letter by a Chinese philosopher：“A letter from Xo Ho，a Chinese philosopher at London，to his friend Lien Chi，at Peking”.Several years later，Public Ledger，a daily based in London，carried more letters by the same Chinese philosopher.This is Goldsmith's The Citizen of the World，which was published in 1762 as a book and has been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Chinese tales in English.They are，as being made clear by the critics，but fictional letters（inspired by Montesquieu's Lettres Persanes［1721］）as an effort to foster awareness of the unseemliness of European morals，no historical facts can yet prove that there did exist such a Chinese letter-writer who once toured Britain or any other parts of Europ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there did exist some Chinese who reached Europe in one way or another before the time of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Among them，at least two made their appearances in England eventually.

1687 witnessed the first notable Chinese traveler making his appearance in England.His name was Michel Shen Fo-Tsoung（沈福宗），a native of today's Nanjing，whom Father Philippe Couplet had brought to France in the same year.During his sojourn at Oxford，Shen became acquainted with Thomas Hyde，a noted Orientalist of the time.His earliest letter to Hyde was dated 25 January 1687，and the last，1 Februry 1688.Shen seemed to have met with a warm reception at Oxford.Researchers are not sure whether Shen spoke any English；but he knew Latin，and could enjoy the amenities of that great university.It is obvious that his conversation with Hyde and other dons of Oxford was carried on in Latin，and part of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Hyde and some fragments on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amusements，all written in Latin，are preserved in the works of Hyde，known as Syntagma.It is regrettable that most Shen's letters to Hyde concern such trifles together with some superficial discussions on the words and their ways in Chinese speech.

And then one hundred years later，roughly during the same time as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it happened that a Chinese entered the European continent and eventually reached Yingjili（England）（the approximate time span of his Western Journey is 1782-1796）.This Chinese man was called Xie Qinggao（谢清高，1765—1821），a Cantonese merchant，who was saved by a foreign ship and sailed to the West with it after his own was wrecked on the sea.He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extensively visited the countrie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and in 1820，Hailu（《海录》，A Record of Overseas Travel），was compiled（by Yang Bingnan）and published sometime later.For the first time，it provides first-hand information about British geography and customs，and more importantly，it tells that England was rich，good at navigation and commerce，had three Waifu（colonies，namely Bengal，Madras and Bombay）and was formidable in military power.We have to admit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quite accurate compared with most of the fanciful accounts by the Chinese literati of this or preceding period.However，it's a pity that Qianlong was not able to share in Mr.Xie's knowledge about England on account of the latter's late return and much later publication of his travel memoirs.In fact，even if Mr.Xie returned and his memoirs were published in time，we can hardly guarantee Qianlong would pay any attention to both the man and his work because any person and works being not integrat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ould usually be ignored at that time.

Sir William Jones mentioned in the conclusion of his essay（soon after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Discourse on the Second Classical Book of the Chinese（Ode）”：A native of Canton，whom I knew some years ago in England ……has favoured me with the Three Hundred Odesin the original together with the Lun Yu ……”It's a great pity he failed to clarify the name of the Chinese he met in England “some years ago”.According to our common sense，however，the person shouldn't be the same man as that Cantonese who had suffered shipwreck and saved by the passing European ship，because a person struggling on the sea could not still have “the Three Hundred Odesin the original together with the Lun Yu”with him.Then，does it mean that there's another Chinese man，of the same nationality but more scholarly，came to England about that time？No historical record at hand can prove that except for Sir William Jones's few words.

It's a great pity，however，that neither the above-mentioned Chinese pioneers to Britain nor their writings were paid any special attention by their compatriots.As far as those Chinese traveling in the West are concerned，we can hardly find any record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accounts whatsoever.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plough through the western language books before any traces of their experiences and writings are found.The reasons are not hard to find：the self-centeredness of the Chinese leading to their indifference towards or even disdain against the outside world；the overwhelming emphasis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whose sole emphasis is the teachings of the Confucius and their annotated works）making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prejudiced against the so-called “insignificant skills or knowledge”which is outside of the classics.Hence，both these people and their writings were ignored.

Up to the Macartney's Embassy，Britain was actually little known to China although the two countries had had commercial relations since the mid-seventeenth century.In the whol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ot a single work dealing particularly with Britain was published in China.However，an encyclopedia-like work entitled Qingchao wenxian tongkao（《清朝文献通考》，a textual compil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compiled under an edict of Emperor Qianlong and completed around 1786，did have a short entry（in Vol.298，about 1400 Chinese characters）for Britain（or rather England）.

The information seemed to be quite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time because Feili Jingyezhi（Frederick L.George III），the reigning British King（1760-1820），was mentioned in the entry.Concise as it was，the entry was quite informative and relatively precise.The following items about Great Britain are described：geography，agriculture，mineral resources，London and other main cities，religion，social customs（including those of daily life，marriage，funeral，etc.），monarchy system and latest kings，national character，Anglo-China commerce，products for exports（textile products，optical instruments，clocks，etc.），a colony called Yaqiguo（Ireland？）.The last part of the entry deals with Britain's importation of Chinese silk and Chinese policy during the reign of Yongzheng（1722-1736）and the first 29 years of that of Qianlong.

There are quite a few crucial points in this entry noteworthy.Firstly，some British products，such as clocks，were “incomparably ingenious”；secondly，Britain had a colony；thirdly，Britain was a country of merchants，who tended to be treacherous and arrogant；fourthly，Qing Court's stringent commercial policy toward them，e.g.it was important to limit the place and volume of silk commerce and especially to severely punish those Chinese merchants who collaborated with the “barbarian merchants”.The fourth point w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other parts but was emphasized and took a third space of the entry！However，the first two points，which should be more crucial in understanding the Great Britain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were merely mentioned in passing.In spite of this，the record wa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the emperor and his courtiers to reach a sound assessment of British superiority in science，technology and national power at that time，but it was evident that even if they had read it，they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last part，i.e.that of taking strict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British merchants and their Chinese collaborators，but neglected the other and certainly more important parts altogether.This partiality undoubtedly reflected Qianlong and his courtiers' attitude towards the West in general，and the Great Britain in particular.

During the Qing Dynasty，the Court or the emperors monopolize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st.Their main sources of knowledge about Britain were：

1.Jesuit missionaries serving the court，who were the pioneers to bring Western knowledge to China，but during Qianlong's reign，there were very few remained and Qianlong seemed not to be keen on Western culture and science.

2.Qing officials sent to the coastal cities，especially those to Canton，who reported regularly about the activities of foreign merchants and voyagers through mizhe（secret memorials）to the Court.They often reported negatively about the British.For a long time，commer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Britain and China was a one-way traffic，e.g.the Britain took the initiative and departed for China，while China responded，positively or negatively.The Chinese，generally speaking，had no opportunity to go to Britain and file a more objective and overall observation of it.Consequently，the understanding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was confined to the information of those “stubborn and intractable”merchants and “trouble-making”voyagers.To make things worse，in the Confucian scheme of things，merchants，however wealthy，were a despised class，and trade a profession of low repute.Qianlong seemed to have drawn heavily from this source of information dispatched by his not always reliable mandarins.

3.Writings about Britain by Chinese scholars，both factual and imaginary，but they seemed to be of little influence upon the emperor and his courtiers.

Generally speaking，the Qing Court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outside world，even less to the Western world.Its perception about the Great Britain was fragmentary and biased.

In contrast with Britain's first embassy to China in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first Chinese intellectuals going to Europe（stayed in Britain for over a month）to “broaden their knowledge”，the students of Tongwenguan（Foreign Language School set up by the Qing government in 1862），did not start out till 1866.Zhang Deyi（张德彝），one of the members of this first trip，went again in 1868 as a member of Empire legation to the Great Britain，on diplomatic business for “a detailed appraisal of governance and power”.And eventually，during 1902-1906，he acted as Imperial Minister to the Court of St James in London.Zhang Deyi's diary is a record of these historical travels and gave a glimpse of the outside world，the details of which were a perfect blank to even the most well-educated Chinese readers of his day.He wrote，“the pages of the older geographers do present great variety — but twenty or thirty percent veracity at the utmost.”In other words，accurate knowledge about Europe，and specifically about the Great Britain，comparable with the accounts of China by members of Lord Macartney's mission，did not appear in China till almost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an our British counterparts.

Part Three：Contact and Conflict：What Role Do Prior Knowledge and Translators Play？

On October 22，1792，Guo Shixun（郭世勋），acting Governor-General of the Two Guangs，and Sheng Zhu，Controller of the Canton Customs，memorialized the Emperor that on October 18 a petition from the barbarians was received，telling that “the King of England has sent an Envoy sailing across the oceans on a distant voyage to offer congratulations on the Imperial birthday”.

The petition（or rather letter）is from Francis Baring，Chairman of the Court of the Director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announcing the coming of the embassy.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letter constituted the earliest Chinese archive about Lord Macartney's embassy，which was dated April 27，1792.（The original letter is in two versions，English and Latin.According to the memorial，the two versions of the letter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y the local “linguist”soon after the reception.This archive should more reasonably be dated sometime between October 18 and October 22.）Actually，the Latin version of the letter was re-translated by a Western missionary stationed in Peking.This is the version presented to the Emperor.The letter addresses，in quite equal terms，the Viceroy of the Provinces of Quantong（Guangdong）and Kiang-Si and asks the Viceroy to report the coming embassy to the Qing Court.Besides the usual formalities，there are four pieces of information worth mentioning.First，the embassy is dispatched to congratulate the anniversary of Emperor Qianlong's Birthday，and in desire of “cultivating the friendship”，“improving connection，intercourse and good correspondence”and “increasing and extending commerce”；Second，Lord Macartney，the head of the embassy，is entitled as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to the Emperor of China”；Third，the ambassador takes with him “several presents for the Emperor of China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Fourth，“His Majesty's Ships”plans to proceed to the port of Tien-Sing（Tianjin）directly.The Chinese translation，however，is quite different in style，if not in content.

“To congratulate（the Emperor on his entering into the eightieth year of his age）”is rendered as “Kou Zhu”（to Kowtow and present his congratulations）；“being desirous of ……”as “Kenqing Shi'en”（beg the emperor to bestow favour on）；Lord Macartney's identity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as “Fuguo Dacheng”（Assistant Minister of State）；“Presents”as “Jinggong”（tribute）；and the whole piece in Chinese reads like a letter from a vassal state to appeal its suzerain state for a favour.Considering Qianlong，his courtiers and officials were wanting in knowledge of Britain，problem of this kind in translation should to some degree contribute to the Chinese biased judgment of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because this made them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barbarians”were tribute envoys，sailing tribute ship to present tribute articles to the emperor！That's why both Qianlong and his courtiers never imagined that the embassy had any other missions except presenting tributes to the Chinese emperor till quite late when the King's letter and Lord Macartney's six requests in name of the king were submitted.

In Qianlong's view，it was “a good thing”that Britain sent an envoy to present tributes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his birthday.After the emperor read the memorial，he gave the vermilion endorsement：“Immediately there will be an Imperial Edict.”

Formal response from the Throne came on December 3 as a Court Letter from the Grand Secretariat to the Governors-General and Governors of Chihli，Shantung，Kiangsu，Chekiang and Fukien，etc.The letter states：“Naturally we ought to grant their request in order that we may satisfy their sincerity in sailing across the seas in their longing for civilization，and let them enter port at Tientsin and go to the capital.”According to the precedent，embassies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should come to Canton first，and a list of the presents and the King's letter should be available for sending to the Emperor in advance.From Guo Shixun's（Governor of Canton）memorial we are told that all the embassy's proposals depar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procedure.Qianlong，however，consented，which indicates his lenient attitude or generosity towards the conduct of the British at this early stage of the mission.Moreover，he gave instructions to the Provincial authorities in case the tribute ship anchored off their particular coast.“If the tribute ship of that country happens to arrive at a port you will immediately depute a capable official to escort the tribute Envoy and the tribute articles to the capital with all speed ……And when the tribute ship arrives in Tientsin，small boats should be prepared to transport the tribute articles if the ship cannot enter the harbour.”From these meticulous instructions to the provincial officials，it is evident that Qianlo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embassy，at least at this early stage.

Dai Yi（戴逸），a Chinese historian，argues that “There existed a variety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y characterized the two different civilizations：one represented the breaking twilight of capitalism，the other，the fading dusk of feudalism”.This should be a fair judgment，and one of the greates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representing the industrializing West）was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 matter of fact，it is no longer a secret among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s that China lagged far behind the Wes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ough the Jesuit missionaries were generally extravagant in applying their laudatory inks for China，they had to keep silent or tell the hard truth when encountering this very soft point of China.Lord Macartney must have been well aware of the Chinese liability of this before his departure for China.This is reflected in their selection of presents.

The presents entrusted to the Ambassador cost ￡13，124，in addition to those taken over from the Cathcart Embassy（an aborted one in 1788），which had cost ￡2，486.The cost，however，was not the first and foremost consideration of the embassy.According to Sir George Staunton，carefully selected were “only such articles as might denote the progress of science，and of the arts in Europe，and which might convey some kind of information to the exalted mind of his Imperial Majesty，or such other articles as might be practically useful”.The presents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scientific instruments（e.g.planetarium，globes，mathematical instruments，chronometers，optical instruments，telescope，measuring instruments，chemical and electrical instruments），British manufactured machines and products（e.g.pulleys，firearms，various textile products，and luxuries like lustres，carriages，chairs，saddlery，etc.）Evidently，particularly stressed were the scientific and mechanic superiority and usefulness of these articles.In Macartney's diary of August 23，he was so confident that he concluded “an assemblage of such ingenuity，utility and beauty is not to be seen collected together in any other apartment，I believe，of the whole world besides”.

Under the constant demands of the Chinese mandarins，a list of the presents was prepared and its Chinese version（rendered by the Chinese translator hired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in Naples，Italy and the little Staunton）was submitted to the imperial court on August 6.It is not simply a list，but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articles”.Let's take the Planetarium，the first and most valued item，as an example，to compare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ion.

The first and principal consists of many parts，which may be used distinctly，or be connected together，and represents the universe，of which the earth is but a small portion.This work is the utmost effort of astronomical science and mechanic art combined together that was ever made in Europe.It shews and imitates，with great clearness and with mathematical exactness，the several motions of the earth，according to the system of European astronomers；likewise the eccentric or irregular motions of the moon around it；and of the sun，with the planets which surround it，as well as the particular system of the planet，called by Europeans，Jupiter，which has four moons constantly moving about it，as well as belts upon its surface；and also of the planet Saturn，with its ring and moons；together with the eclipses，conjunctions，and opposi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ies.Another part indicates the month，the week，the day，the hour，and minute，at the time of inspection.This machine is as simple in its construction，as it is complicated and wonderful in its effects；nor does any so perfect remain behind in Europe.It is calculated for above a thousand years；and will be long a monument of the respect in which the virtues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are held in some of the remotest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this machine，is immediately connected another，of a curious and useful construction，for observing，farther and better than had formerly been done，distant and minute bodies in the heavens，as they really move in the great expanse；the result of such observations demonstrating the exactness with which those motions are imitated in the machine already described.Those observations are made，not by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object，as in common telescope，in which the powers of sight are more limited；but by perceiving，sideways，the reflection of such object upon mirrors，according to a method invented by a great philosopher called Newton，and improved by an excellent astronomer called Herschel；and who both have made such discoveries in science，as to deserve that their names should reach to his Imperial Majesty of China.The powers of vision，in particular，have been extended by their means beyond all former hopes or calculations.

As astronomy is not only essentially useful towards the perfection of geography and navigation，but，from the greatness of its objects，elevates the mind，and thus is worthy of the contemplation of sovereigns；and has，accordingly，attracted the notice of his Imperial Majesty，who has encouraged the cultivation of that science，an useful instrument is added for that purpose，as it may serve to explain and reconcile the real motion of the earth，with the apparent motion of the sun，and other celestial bodies.

This，even in today's standard，is a well-written essay about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represented in astronomy and its devices.It is not only a description of the pioneering efforts to explore the unknown，but the superior technology to build such a vivid model of the universe.The Chinese version，however，does not follow the English original closely.It simply provides a gist of its idea，with some additions and many omissions.The following is an attempt to put it back into English as literally as possible：

A large construction called in the Western ocean language Pu-la-ta-li-weng（Planetarium）.It consists of the sun，moon，and constellations in the sky and a complete picture of the globe.On it the earth is very small in relation to its size.The sun，moon and stars are fixed on to it，together with a replica of the earth.The whole thing can be set in motion automatically to imitate the movements of heaven and earth.It is very realistic.According to the astronomical and geographical principles，it shows the solar and lunar eclipses，and the oppositions of the heavenly bodies.It also indicates，as a clock，the year，the month，the day and the hour.All these can be clearly observed.This item has been invented by an astronomer after years of utmost efforts.It is unique，wonderful，and very useful.As the most perfect machine ever made in Europe，his imperial Majesty is entitled to have this for use.（After some instructions and precaution for its transportation and installation inserted by the translator，the Chinese version states：）Connected with this on the list there is another rare construction called a Lai-fu-lai-ko-tu-erh（Refractor）by which you can observe the movements of even the farthest and minutest stars in the sky very clearly，and can also make what has been recorded by the construction called a Pu-la-ta-li-weng（Planetarium）.This mirror is not used by seeing direct but by seeing from an angle.This is a new method which was invented by an astronomer called He-Chih-erh（Herschel）.This man's name has been reported together with it.

Obviously，the more elaborate and descriptive original version was made into a more concise and matter-of-fact account.In spite of this，we know from Qianlong's August 6 edict that he was angered by the “arrogant”explanations of the “tribute articles”.He announced：“The list of tribute articles bears many exaggerations.The British does not know what real greatness is and thus consider themselves possessed of unique and secret skills and boast of the excellence and rareness of their own manufactures.”He then demanded Zhengrui（徵瑞），the Salt Administrator，to pass words to the British “tribute envoy”that the only reason for their generous reception is due to their sailing across the sea from afar for “turning toward the civilization”.And furthermore，Zhengrui was instructed to stress in front of the barbarians whenever appropriate：“We the Celestial Empire possess all you are offering.This should be made clear to the barbarians so that they dare not boast of their so-called magnificence，which is one of the ways to have the barbarians under control.”Actually，after this small disturbance，Qianlong still had many queries about the tribute articles and attempted to assess the true value and merits of them.He instructed the mandarins in charge to send him detailed memorials on this，and lost his temper when they kept him in the dark for quite a few days.On 29，30，31 August，Qianlong sent out three edicts to the above-mentioned mandarins and instructed them to submit a report on how to install them and whether the Chinese craftsmen，eunuchs and missionaries already understood to operate and dismantle the planetarium，etc.Their sizes，whether the planetarium can be dismantled and removed at all after being set up，and what about the comparison of the technique and size between the tribute articles of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globes and those already exhibited in the imperial palaces are also Qianlong's focuses of attention.

Influenced by Qianlong's attitude towards the tribute articles，Jin Jian（金简），President of Neiwufu（内务府，the Board of Work），memorialized to the Emperor that just as his Majesty had predicted，the barbarians simply overstated the value and merits of the tributes.And he further pointed out：“……the celestial and terrestrial globes are of no difference with those in the imperial palaces，and the decoration and flowery patterns of the latter are superior to them；the lustres are also similar to those glass lamps hanging in our palaces.”In a word，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bodied in these items were simply underestimated，with or without purpose.As the major source of Qianlong's information about these scientific instruments，this memorial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Emperor's assessment of the tribute articles in particular and the Britis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eriority in general.But very unfortunately，the information in the memorial was far from accurate or reliable，and consequently，Qinlong's judgment or conclusion went astray as well.This，however，is only part of the story.Most importantly，Qianlong's preconception about Britain and the whole West was too limited to reach any fair judgment by himself of their present power and latest development.He was still so strongly confident in China's superiority that he reached a conclusion even before any real investigation.It's true that Qianlong，on September 30，2 days after his return to Peking，did go to Yuanmingyuan to look at the exhibition of the British presents.But official visit would always be more of symbolical significance than real observation.History proves that Qianlong failed to get any essential impression from the exhibition，which was nothing but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level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world.It was perhaps the mandarins and local officials that had more physical contact with and deeper impression upon the advantages of the British instruments，machines and articles of convenience.Lord Macartney writes in his Journal（4 Sept.1793）：“In the course of these last two days both Wang and Chou took their turns to come into the post-chaise with me，and were inexpressibly pleased and astonished with its easiness，lightness，and rapidity，the ingenuity of the springs，and the various contrivances for raising and lowering the glasses，curtains，and jalousies.”But，unfortunately，these two Chinese high officials invariably kept their observations and impressions to themselves，in fear of contradicting the views held by Emperor Qianlong.

Lord Macartney concluded in his Journal that “……the policy and vanity of the Court equally concurred in endeavoring to keep out of sight whatever can manifest our pre-eminence，which they undoubtedly feel，but have not yet learned to make the proper use of.”Perhaps it's true that the court of Beijing now had a more accurate view of Great Britain's position in the world through these presents.But Macartney also felt，to his great dismay，“the Court's coldness and indifference to our discoveries.”From Qianlong and his courtiers' very limited prior understanding of Britain and the perennially immutable social system of the Celestial Empire，we could hardly expect the otherwise！

The Koutou issue has been the most discussed topic in the studies of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It seems that nothing new or of any significance can be added to that bulk of researches.The demonization of Chin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d been to some extent due to the accounts in the travelogues，journals and memoirs published by the members of the embassy，and the ceremony issue was crucial in the old image destroying and new image rebuilding of China in the West.In fact，before departure Lord Macartney was suggested to “procure an audience，as soon as possible after your arrival，conforming to all ceremonials of that Court which may not commit the honor of your Sovereign or lessen your own dignity，so as not to endanger the success of your negotiation”.It turned out that Macartney's refusal to Koutou would almost ruin his mission.We can be sure that his refusal to conform with Chinese court ceremony was not out of the demand from his authority，even less out of his own ignorance of the ceremony，but a defiance of or challenge against China's established rules or system.It demonstrated straight-forwardly that the “Barbarians”had stopped acting like barbarians.They demanded equal treatment！Qianlong was of course not completely ignorant of Britain's dominating position in the West，especially on the seas.And he had actually been often worried or annoyed by the memorials of the trouble-making of the aggressive and arrogant English sailors and merchants in Canton.But still he mistakenly contributed Macartney's uncooperative conduct to the ignorance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 lavish treatment of the embassy at the hands of the mandarins.“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Qianlong never thought or even imagined of the regular practi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plomatic arena.Last but not at all least，the Sino-Anglo contact and conflict was violently（though in written form）revealed in Qianlong's all-nil responses to George III's letter and the Six Requests put forward in his name to Qianlong towards the end of the embassy.

The letter from King George III to the Emperor of China was submitted to Qianlong on September 14，1793，at Lord Macartney's first audience of the Emperor in Jehol.It is in typical eighteenth century full style，and conveys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and puts forward a few requests：

The English King's letter begins with the addressing of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The King is described as “His Most Sacred Majesty George the Third，by the Grace of God King of Great Britain，France and Ireland，Sovereign of the Seas，Defender of the Faith and so forth，”while the Emperor，as “the Supreme Emperor of China Kien-long worthy to live tens of thousands and tens of thousands years.”What is stressed in the former is dominating power，upon a vast area in the world；and in the latter，the longevity，which was the common pronouncement made by the Emperor's subjects in audience or when the Emperor himself was mentioned.It conveys the idea that both were sovereigns and at least equal in standing.In its Chinese translation，however，equality is replaced by submissiveness in wording：the order is reversed，i.e.Qianlong is put in the first place and stressed，and the common compliment “send greetings”is rendered as “（the British King）memorialize respectfully ……and wish reverently ……”

According to the letter，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rdained by the God that “a great and benevolent sovereign”should bring peace，security and happiness not only to his own subjects，but to the whole human race.Though at this point only “Your Imperial Majesty”is mentioned as an example of “a great and benevolent sovereign”，the author of the letter by no means implied that only China and its emperor was worthy of this title and the feats.Immediately after this sentence，the benevolence of “Our Reign”toward his Majesty's opponent is elaborated.But in the translation this is totally ignored and the “Great Emperor”of China is described as the exclusive sovereign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y and achieve great success and respect.The mutual endeavor made by both sovereigns in the original was transformed into eulogizing Qianlong alone in the translation.

The above two alterations in the Chinese version ignored the status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sense of equality between the two sovereigns evidently conveyed in the original.This misleading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strengthened Qianlong and his courtiers' preconceptions of the Western barbarians.

And then the British King advocated his policy and the importance of venturing out into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nd accumulating knowledge about the civilization there，especially about “those celebrated institutions of Your Majesty's populous and extensive Empire which have carried its prosperity to such a height as to be the admiration of all surrounding Nations”.And he aimed to reap the benefits resulted from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such great and civilized Nations as China and Great Britain”.（Clearly stated here is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embassy.）Here are the two places where the King had quite high opinion of China，but with a reserve.He did not praise one at the cost of another，at least not of his own nation.In the Chinese version，however，the modifier “surrounding”was crossed out and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two equally great nations were rendered as “（Great Britain）increasingly thinks of learning from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sincerely，and presenting tributes”.Again Great Britain was perceived as a self-declared subordinate nation by Qianlong through the translation.We are usually quit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the emperor's perception was blocked by his mandarins，but not so alert of an even worse case caused by the translator！

As the King of a mercantilist nation，George III naturally stressed the “interchange of commodities”as one of the blessings of the Great God of Heaven，and his eager desire to solve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merchants of the two nations.And then，quite naturally again，the King put forward his first request：it was necessary that a resident minister from one sovereign was stationed in the court of the other，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conduct（of the British merchants）”，and lessen the misunderstandings.This piece of information，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letter，was translated quite faithfully from the original.

The introduction to Lord Macartney，the ambassador，and Sir Staunton，secretary of the ambassador，takes a third space of the letter.Most of the details were quite closely rendered into Chinese，except for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the title or present identity of Lord Macartney.Instead，Lord Macartney was translated as the “Tribute Envoy”.This change was fatal because the status and mission of an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 and plenipotentiary wa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a tribute envoy.This mistranslation also led to Qianlong's anger towards the “British envoy”calling themselves “ambassador”in the list of the “tribute articles”and warned his mandarins to avoid such mistakes of arrogance.

In the last part of the letter，the King，in conformity with the British wishe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world，requested the permission of the emperor to let his ambassador and the would-be residing minister be informed of the feats of Qianlong and the “very effective”institutions under him.And in the meanwhile，the King offered to provide any information about the “art，science，or observation”acquired by the Europeans.Again，the British King aimed for two-way communication for mutual benefits！Of course，the benefits of his subjects involved in China trade were always on the top agenda of His Majesty's concern.He urg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vide protection and convenience for them，and pointed out especially that “one Man shall not suffer for the crime of another”.This point was totally ignored in translation，because it did not comply with the “Lianzuo”（连坐），i.e.a crime-punishing system that punishes all that are related or friendly with some one who has committed an offence.

The letter concludes with the reaffirmation of the “Brethren in Sovereignty”and “Brotherly affection”between these two great nations.Again，this was erased in the Chinese version.The translators were well-aware of the fact that Qianlong would never allow the other nations to be in equal terms with his own empire，even nominally！

The King's letter was submitted directly to Qianlong on September 14，at Lord Macartney's first audience of the Emperor.But the ambassador received no responses for many days，and he had no opportunity of opening up the matter of his mission to the Emperor himself.To make things worse，all the ministers of the emperor seemed very impatient to conduct any serious dialogue with him in subjects of his concern.Four days before being sent away from Peking，Lord Macartney succeeded in handing a note of six requests for negotiation.The six points were all closely related with Sino-British commerce，namely the opening up of more coastal cities for trade（e.g.Chusan，Ningpo and Tientsin），setting up warehouses and/or residence areas（e.g.Peking，an island in Chusan and a place near Canton），the reduction or abolishing of duties.From what we can see from the Chinese archives of the emperor's responses to these six requests，they were quite faithfully translated.But considering himself as the sovereign of the whole world，the Chinese emperor was in no way to hold a negotiation with the “tribute envoy”of a “barbarian state”in equal terms.Instead，the emperor's replies（worded as edicts）to the King's letter and the six requests put forward in his name were issued on October 7，the same day as that of the embassy's departure from Peking.

Qianlong's edicts（replies）to King Geogre III have been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Chinese document for the study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between 1700-1860”.At present there are piles of study about this topic.We know that all of the British king's requests were rejected and most of the comments on Qianlong's total rejection are centered on the haughtiness，and historical anachronism of Qianlong and “the immobile empire”under his reign.Though both Macartney and Russell warned their compatriots that “Nothing could be more fallacious than to judge of China by any European standard”.and “No one understands China until this document（Qianlong's letter to King George III）has ceased to seem absurd”，European standard has remained valid and important and the edicts from Qianlong are still considered absurd.China's defeat in the Opium War nearly half a century later and the dominant power of the West over China in the following one hundred years have justified these judgments.It is true that the key words and expressions of the edicts are full of nuances of superiority，humiliating to their British counterparts：“inclining your heart towards civilization（倾心向化）”，“your sincere humility and obedience（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not conform to the Celestial Empire's system（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envoys of vassal states（所有奉到表贡之正副使）”，“the virtue and power of the Celestial Dynasty has penetrated afar to the myriad kingdoms（天朝德威远被万国）”，“nor do we stand in the least Need of the Produce of other countries（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Alteration of the regulations could not be done（为此越例，断不可行），”etc.It's also true，generally speaking，that Qianlong and his courtiers had learned little new and essential information about Britain from the King's letter and the direct encounter with the British embassy.They still thought that China was supreme in the world，and nothing could alter the precedents of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old in the Chinese Empire.Innovation “definitely could not be made at all！（断不可行）”Of course，either from the European standard or Chinese point of view，this is wrong and history tells that China and her people suffered enormously largely because of Qianlong and his courtiers' limited perception of and mistaken responses to the West.Macartney observed perceptibly that “……the Empire of China，an old，crazy，first-rate Man of War which had fortunately been held together by strong rulers ……”But no nation can enjoy eternal strong rulers.And unfortunately，China's production of strong rulers during the imperial years ended with Qianlong's retirement，and soon afterwards，the oriental lion had been kept nodding and lying dormant.If we set up a court and judge who should be blamed for China's ensuing great humiliation and unprecedented suffering at the hands of the outside bullying powers for more than one century，China's very limited prior knowledge about Britain and indifference to the progress made by these “barbarians”at that time，and the unfaithful translators and unreliable mandarins would not evade the punishment，because both of the above had restricted Qianlong's policy-making and more sensible responses.But we have to admit that Qianlong's fear of reform and over-cautiousness in his contact with the West（esp.with such strong nation as Britain）had largely led to China's later lousy destiny.The major “offence”in this case was undoubtedly committed by this once-so-called “enlightened”Chinese emperor himself！

跨文化的想象与构建——《饮梦茶馆》的中国叙事与再现政治

黄丽娟

贾斯汀·希尔（Justin Hill，1971-）是英国当代旅行作家和诗人，曾先后三次荣登英国布克读书奖的最后提名榜，尤以中国题材的作品而扬名英语世界国家。游记《黄河》（The Bend of Yellow River，1997）是希尔的处女作，记录了他1993年到山西运城的文化体验。《饮梦茶馆》（Drink and Dream Teahouse）是继《黄河》问世后的又一部力作。小说荣获英国两个大奖：2002年度的贝蒂·特拉斯科奖（Betty Trask Award）和2003年度的纪念乔夫里·费伯奖（Geoffrey Faber Memorial Prize）。小说受到的好评如潮：《华盛顿邮报》称之为2001年最值得阅读的作品。评论家斯蒂芬妮·史密斯（Stephanie Smith）在《新政治家》中撰文称这是“一部直接而有力的小说，风趣地描写现代中国，情感充沛”。《台北时报》评价这部小说是“一部小经典……阅读时感觉像D·H·劳伦斯的早期小说，交织着力量与柔情……是我曾读过有关现代中国的必读书目”（Hill 2002：p.i）。希尔的其他作品还有《你好，阿斯马拉》（Ciao Asmara，2002）、《天堂过客》（Passing under the Heaven，2004）、《护墙》（Shieldwall，2011）。

《饮梦茶馆》是希尔根据他1997年在湖南邵阳的经历写成的。小说以邵阳太空火箭二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大潮中的倒闭为背景，以老朱一家三代人与中国时代跳动的脉搏为主线，凄美地再现了有着不同历史记忆的当代中国人的困惑与彷徨。如希尔所言：“我住在中国城镇几乎五年，于是我开始收集素材准备写《饮梦茶馆》。”希尔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的传教士和汉学家如明恩溥、何天爵等所传递的典型中国人形象层面，即神秘莫测、诡异冥顽。这与时代进步完全不符：“在中国住上一段日子后，我能明显感觉到中国人根本不是西方人笔下的怪异人群……我写作的最初动机是帮助西方读者走出误区。西方人不能再对中国神秘化……”（张喜华：122）那么，希尔笔下的中国呈现何种样态？是真实中国的再现吗？这种中国再现体现着何种文化心理和个人情怀？本文以中国本土文化知识分子为立场，采用对位阅读法，剖析希尔在《饮梦茶馆》中所采用的文化异妆叙事策略以及其中所隐含的跨文化再现政治，旨在说明希尔笔下的当代市场经济中国是带有西方意识形态的想象和构建，其中国再现彰显着全球化语境下英国作家跨文化书写中国的新殖民主义倾向，隐含着西方启蒙现代性以来沉淀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政治历史缘由。

一、文化异妆的叙事策略

西方对中国的书写有着浩瀚悠久的历史渊源，不同时期的商旅、传教士、殖民官、汉学家、华裔作家都曾著述中国，如中世纪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中国见闻录》中的“大汗”中国，地理大发现时期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翻译儒家典籍而传播的“儒家”中国，18世纪末马嘎尔尼使团成员以及后来的新教徒传递的“黄种、病夫”中国，这些著述无不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的欲望投射。正如克拉克（J.J.Clarke）洞见性地指出东方对于西方的他者性：“一方面东方是古老智慧的源头，（西方）灵感的源泉，文化上丰富绚烂的优越文明，映衬着（欧洲）自身文化的不足；另一方面东方是险象丛生和谜团密布的异域地区，长期封闭于停滞的过去，在等待西方现代性这一洪水猛兽将之撞醒。”到了20世纪，到过中国的英国文人如毛姆、奥登、罗素、I·A·理查兹、燕卜荪等都曾书写各自的中国见闻。在这些中国著述中，我们几乎都清楚可见西方作者突出明显的白人文化身份，他们或以褒扬中国文化的亲和姿态，或以丑化中国文化的贬低势头，借助中国知识而抒发个人理想。另外，20世纪还有一些如张戎、韩素音、毛翔青等流散华裔作家根据自身经历而书写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冲突。

跨文化的想象与构建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但是，希尔在《饮梦茶馆》中有关中国的叙述最为独特抢眼。首先，希尔的《饮梦茶馆》是以改革开放后，尤以90年代的中国内陆城镇文化生活为题材；其次，希尔在《饮梦茶馆》中以第三人称全能叙事视角，有意识地将作者的欧洲白人文化身份隐退，以中国元素记录中国故事，这令英语世界读者感觉仿佛是一位中国本土作家在讲述中国故事。对此希尔坦言：“我想让《饮梦茶馆》令人感觉就像中国人自己写的。”前者满足西方读者对当下经济腾飞的中国现状了解的渴望，后者则是希尔在小说中采用的一种文化叙事策略，夯实中国知识的可靠性。如果说前者是目的和意义，那么后者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渠道和手段。也就是借用文化叙事策略以再现和构建一个真实可靠的当代市场经济中国图景。

希尔对自己的第一部游记作品《黄河》并不十分满意，原因在于他试图销蚀自己的西方文化身份，渴望以真实确凿的当代市场经济中国知识以飨西方读者，但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无论如何都不时提醒读者他的外来者身份：“《黄河》中我无意成了中心，成了主角。事与愿违，叙事者与聚焦者的我无法摆脱主观色彩。”（张喜华：121）如果说希尔对自己出现在叙事中所造成的主观干预感到失望的话，在余下的两部作品中他“决心跳出自己的局限，在作品中去掉外国人的身影……以便能更好地写出真实的中国”（张喜华：122）。于是，在《饮梦茶馆》和《天堂过客》中，希尔躲到叙事后面，犹如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文化知识的代言人展开故事情节，难怪《时代文学增刊》记者马克·罗斯（Marco Roth）这样评论希尔：“虽然希尔用英语创作，但他可以被看作中国小说家。”综合希尔自己和西方的评论，我们可以将希尔这种跨文化书写的策略称为文化异妆叙事策略，这种叙事策略的由来要从心理学性别转换意义上的异妆和叙事学意义上的异妆说起。

异妆（transvestite）通常意义上指男性在服装上故意将自己装扮为女性，成为具有男根的女性。装扮成女性并不意味着具有女性倾向，与手术变性不同，更不是同性恋，他通常为异性恋男性，偶尔或间断地装扮为女性。装扮不是想成为女性，装扮是想象的工具，将男子带入想象的女性世界，仿佛拥有了女性之躯，可以按女性的模式行为。因此，异妆令男性游刃有余地跨越和调整社会所建构的两性差异，不断地戏弄和游离于两种性别的僵化模式之中（stereotype）。罗伯特·斯托勒（Robert J.Stoller）分析异妆男性的心理时所指：“这种怪异行为的基础是两种性别身份：一个是后来形成的——‘我是女性’，另一个是之前的核心身份——‘我本为男性’……他认同而且有意感觉自己是具有男根的女性。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告诉自己，如果愿意的话，他就是或者实践中是一个比天生为女性更美好的女性。”因此，异妆不是目的，异妆为的是卸下装扮，异妆只是男性在建造男性自我过程中的一个部分。他模仿想象的女性，仿佛将之变成男性自我的一部分，而实际上异妆男性是在创造理想女性，将在正统社会约定俗成的男子气或男子属性中对女性难以实现的欲望进行想象的和行为的张扬和表达。

叙事异妆（narrative transvestism）这个概念是玛德雷恩·卡恩（Madeleine Kahn）在《叙事异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修辞与性别》一书中，将文学和心理学的术语结合用以描述18世纪英国小说在性别想象和性别建构上的形式要求和局限。男性作家笛福、理查逊用第一人称女性为故事叙事者，这种异妆叙事是一种叙事策略，赋予男性作家以动态结构，由于异妆并不固定于某一种性别，这令男性作家一方面依照意愿和想象塑造女性气质，另一方面不断巩固自身男性权力，是在加强男性的绝对霸权。因此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是男性作家的叙事策略产物，是18世纪性别话语和男女属性议题介入小说叙事意识的形式。异妆叙事使得理查逊和笛福得以预见性地书写自我，这种自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而是建立在自我知识和自我存在意义上的充分想象，是那个时期对性别争议所作复杂反应作用下的结果。它借用心理分析的客体关系流派描述异妆所代表的乃是将部分自我投射到所创造的男根女性身上起到的自我保护。

那么，如果说异妆和异妆叙事是以跨越两性性别疆界为特征，以达到巩固男性和男性作家表达和张扬对女性的欲望的话，那么文化异妆在笔者看来则是跨国界作家在再现异质文化时的叙事手法。跨国界作家面对异族文化时，通常第一反应是努力在已有的价值框架下将其进行同化。披上异质文化的外衣，并不意味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异质文化书写者，而是将主体文化对异质文化投注的难以实现的欲望得以释放和张扬。1978年《东方学》问世后，西方作家在书写东方异质文化时面临如何摆脱东方主义。在《饮梦茶馆》中，希尔以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叙述声音，犹如一个编导在创作一场中国元素的戏剧，其主角、场景、历史和文化都是中国的，但是不要忘了，其面向的读者是英语世界，其创作者的真实身份是英国白人，其建构中国的主导意识是西方的。这种文化异妆令书写者得以游戏于西方英国文化身份和异域中国文化身份，自由地认同和疏离异域中国文化。可以自由而隐秘地在叙事中植入西方价值，能够将无法直接揭露的历史事实恣意表达，不用担心小说的魅惑力和不可信性。文化异妆并不意味着书写者认同他者文化，而是为了巩固书写者自身的文化主体性。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西方主体文化身份的尴尬和焦虑，使得作家自主地立足于自身文化对异族文化的想象，跨越于自我/他者两种文化身份。

二、一家三代人——文化异妆叙事下的中国再现

小说《饮梦茶馆》以春、夏、秋、冬一个周期为叙事时间，围绕邵阳第二太空火箭厂1997年的倒闭改制事件展开故事情节。与劳伦斯的《虹》和张戎的《鸿：中国三代女人的故事》相似，小说将人物的个人命运与历史政治事件交织一处，讲述的是老朱、大山、小龙这一家三代典型人物的创伤命运，再现了一幅处于经济改革的现代化阵痛中“精神荒原”般的中国民生图。

首先，小说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老朱。小说伊始李书记的上吊自杀便铺陈了老朱的悲痛，直到小说结尾老朱孤独离世，贯穿整部小说的是以老朱和李书记为代表的建设新中国那一代人面临社会改革的不解、不适和孤独无助。老朱出生在1924年，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但是在小说中，到了1990年代公有制经济向非公有制经济过渡时，老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现实产生巨大反差。对老朱而言，过去的岁月与梦想、希望、建设紧连，他的过去与邵阳太空火箭二厂一样见证着中国历史，虽然这种记忆不无苦涩和挣扎。“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创伤犹如幽灵般萦绕现在的生活。小说中的老朱陷入重复性强迫症（repetitive compulsion），他无论怎样试图忘掉过去，过去总是涌现。1949年毛主席建立新中国的记忆，与李书记一起满腔热情建设工厂、改造旧社会妓女的记忆，与李书记一起被关押在牛棚挨批斗的记忆，深深印刻在记忆的长河中无法抹去。李书记的上吊自杀和李书记妻子秋云的无声出走，加重了老朱的创伤心理。他不顾妻子埋怨，执意将李书记的骨灰盒放在屋子的壁橱里，仿佛珍藏过去的记忆，“……发生了什么？……我们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Hill，2002：32）老朱无法理解为之奋斗一生的工厂的变化，仿佛置身一个无法接受的日新月异的世界，他感叹道：“过去感觉比现在真实，比未来更加真实。这令他担心。白头发，苍白的脸，畏惧死亡。”（ibid.112）他将儿子大山从深圳召回，在亲情中体味温暖，发出感叹：“生命就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永远不要干涸。”（ibid.49）肃瑟冷秋中，百年女尸出土，把老朱试图忘却的记忆重新带回，认为“所有发生的不幸正是因为祖先对他诅咒”（ibid.320）。带着对社会改革和工厂改制的不解和无奈，老朱在冬天悄然离去。

其次，《饮梦茶馆》塑造了中年知识分子大山的形象。大山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下海淘到了一桶金的商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成功商人，但却背负着历史的创伤。大山的回乡伴随着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记忆，“回家令他感到胃里冰冷。他努力埋葬过去……但是在安静时刻，记忆碎片重返脑海。在单调湿润的日子里，他仍能听到鬼魂在歌唱”（ibid.40）。这种记忆碎片就是“文革”带给他心灵的创伤。与老朱体验的“文革”苦痛经历不同，大山在孩童时代深刻地体验到父母缺失的痛苦：“他跑到邻居家，第二天回到他家房子，发现房门紧锁，门上红色封条……他跷起脚尖，透过窗户向里看，只见零碎的家具、散乱的衣服，他走在街上哭啊哭。……在那漫长的五年中，没有消息和音讯，大山了解了母亲形状的空洞和父亲形状的空洞是那么巨大无比，足以吞噬整个世界。”（ibid.90）空洞事实上就是缺失，亲情的缺失，在形容这种缺失影响时，希尔写道：“母亲型的空洞和父亲型的空洞大得足够吞噬整个世界”（ibid.91），让成长中的大山苦不堪言，失望、孤独、失落等塞满了大山的心灵。

如果说信奉毛泽东思想的老朱一代人不理解经济体制改革这一社会转型，沉溺于过去的记忆难以接受现实，内心形成“秘穴”（crypt）难以愈合，那么，年轻一代的大山则经历了经济大潮洗礼，开始重拾传统文化，试图唤回历史记忆，从过去的梦魇走出。首先，回到邵阳的大山穿梭于老镇中蜿蜒的小巷和混乱的房屋，如获至宝般捧回明朝陶瓷壶罐、清朝画卷《慈祥老者》。其次，大山谱写家谱。家谱对于一个族群来说，是一部记录自己家族的活历史，一个个的家谱历史就是整个中国历史的重要部分。家谱在“文革”中被认为是“四旧”之一，老朱在“文革”中像许多人一样烧掉家谱，家族史成为大山的记忆空白。大山奋笔疾书，将从母亲、父亲那里得来的祖祖辈辈的片语重组记忆的缺失，写道：“上天创造的每个人，大地都提供了一块墓地。我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永恒。我是他们中的一个，会延续他们走过的路。我唯一知道的是我的父亲。他是共产党的官员，我妈妈也是。到我这就断了。我有个孩子，是女儿，名字叫小花。她妈妈和我已经离婚，没有儿子续香火。”（ibid.76）大山重写朱家家谱，甚至邵阳史谱，把自己写的家谱邮给深圳的女儿，希望她在祖祖辈辈的轨迹中走出自己人生的精彩。他还以古老文化形式如到谐贞寺朝拜、听老妇吟唱《莲花经》和清明节祭奠来洗刷现代伤痛，寻求心灵宁静。

另外，小说中还塑造了小龙这一“文革”后出生的新生代，承受着父辈带给他的创伤——爱的缺失。小龙出生在1989年之后，在刘蓓的姨妈眼中他是个可怜的孩子：“杂种……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如何在这个世上混？不正常。”（ibid.151）她对刘蓓妈妈谑笑道：“你是个婊子，你的女儿是个婊子，你的外孙是个杂种。婊子、杂种、婊子。你无济于事……老天憎恨你们！”（ibid.152）刘蓓姨妈在这里笑侃的是刘蓓一家三代人。刘蓓母亲是旧社会遗留的妓女，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老朱和李书记等人的改造，重新嫁人开始新生活。而刘蓓是“饮梦茶馆”的风尘女子。小龙则是刘蓓和大山的私生子。这一切看起来那么不正常。刘蓓去到上海开始新生活。为了让小龙洗去失去母亲的创伤，大山告诉小龙母亲已经死了。他带着不谙世事的小龙重走刘蓓曾经工作的地方“饮梦茶馆”，告诉小龙母亲能调制这世上最香的茶。

小说还穿插交织着与这三代人平行而命运类似的人物。如：与老朱同时代的李书记和妻子秋云、范先生和范太太，挣扎在历史记忆与无奈现实的夹缝中。大山的同学胖潘醉生梦死、腐败奢靡。与小龙的命运相似，青年女子桃子承受着父辈不幸婚姻的苦痛。可以说，在希尔文化异妆叙事下，《饮梦茶馆》仿佛是现代中国的快照，有大量人物，讲述新老混合，历史对各代人的影响。通过三代人命运的揭露，希尔展示给西方读者一幅当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下的“创伤”历史与无奈现实的“荒原”图景。

三、京剧、葬礼和女尸——文化异妆叙事下的城镇习俗

小说创作之初，希尔写道：“那时我并没有这本书的真实感觉或者书中将要发生什么，除了我想按照一年的时间流程，总结我对当代中国的感受。我知道场景会设置在像我居住那样的城镇，在那里共产主义时代的工厂都在关闭，年轻人纷纷涌向沿海地区的运动服工厂工作。”事实上，1997年希尔曾在湖南邵阳任外籍教师三年，他仿佛一个民族志书写者要将自己的参与式调查（participant observation）付诸文化书写，主要以邵阳城镇文化中的京剧、葬礼、女尸为仪式的叙事为主。

首先，小说伊始便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悲剧文化氛围。整部小说贯穿着范太太清晨在厂区宿舍楼台的京剧唱声，哀婉萦绕，不绝于耳。“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削了头发。”“我时儿错，光阴过。”“有谁人，孤凄似我？似这等，削发缘何？”这段经典唱腔来自《思凡》，讲述赵氏女从小被父母舍弃入尼姑庵，消去烦恼净身修炼，及至情窦初开，悔入空门的故事。唱词曲调烘托故事情节，如李书记黯然神伤，联想起工厂改制，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信仰仿佛一下子倒塌，凄楚孤寂般失落仿若赵氏女。“寂寥的唱词飘过灰色石灰房子上空，绕着邵阳第二太空火箭厂波纹铁皮屋顶，穿过东塔和北塔、长满竹子和松树北风呼啸的山坡。”（Hill，2002：3）从声音上烘托了小说凄冷悲楚的氛围。小说结尾则设置了范太太的女儿桃子在夜晚阳台长绸拂袖，翩翩起舞，唱起京剧，“她身着红袍，上面弯曲地盘踞着蓝绿和亮绿两色相映的凤凰图案……”（ibid.343）仿佛在暗示着桃子是范太太不幸命运的连续。小说中，京剧的唱声与流行音乐和挖掘机的轰隆声交相辉映，隐喻着传统文化受到现代化侵蚀冲击的无力。

其次，小说中死亡与葬礼叙事凸显城镇传统文化受到商业文化冲击的断裂与挣扎。小说中以李书记上吊自杀和葬礼开头，以工厂地下挖掘女尸出土和老朱去世结局，可以说是希尔的神来之笔。二者都与死亡相关。不堪工厂倒闭事实的李书记以在自家阳台悬挂大字报的形式狂泄怨气，这一行为引起厂区家属楼的不安和骚动。“他毕生献身祖国的建设事业。他是我们的一盏明灯……他一生都是模范党员。”（ibid.8-9）如果说李书记的自杀上演的是一场讽刺剧，那么葬礼更像是融声音和色彩为一道的极具夸张的闹剧，以狂欢化的祭奠和送葬进行。李书记祭奠灵棚的塑料呈现红、蓝、白三种颜色。“红色代表共产党；蓝色代表天；白色代表死亡、冬天的白雪和未涂写的纸。”（ibid.16）李书记尸体身穿蓝色中山装，红布覆盖。整个葬礼呈现着传统文化受到的商业化的冲击。葬礼有缭绕的香、红色的蜡烛、祭坛的供餐、黄色和白色花圈。但丧事操办隆重与否取决于金钱，守灵期间出现的哭丧老妪喋喋不休地谈论丧礼费用，灵棚每晚出现的老乐手与摩登女歌手的乐队，将沉闷丧事与现代爱情歌曲混为一道，上演了商业化葬礼的变曲。黑夜中，摩登歌手一曲连一曲地唱着港台流行歌曲和令人心碎的爱情歌，“女子动情地边唱边哭，黑黝黝泪水从眼圈顺着脸颊流下，仿佛在唱着自己生命的悲伤，也可能是李书记之死触动了她的心灵”（ibid.21）。

李书记出殡一幕更呈现出传统文化仪式的市场性混乱。出殡当天清晨，一切都出现了差错，“接乡下亲戚的卡车出现故障，他们坐拖拉机晚到了半个小时；一群受邀官员睡过了头；铜管乐队找不到了鼓手；一组重要上了年纪的堂亲拒绝乘坐出租车，执意走去。嘈杂而又混乱。秋云在寒风中颤抖，而吵闹的手机声和短信声响彻城镇”（ibid.22-23）。走在出殡仪仗队的前面一个人举着旗帜，“上面列着李书记一生的事迹”（ibid.23）。接着是“50位男性亲属扛着颜色各异的花圈，还有铜管乐队脚步错乱地边走边弹奏”（ibid.23）。人群看到白色孝服、香灰弄脏脸庞的秋云发出兴奋的唏嘘声，人们似乎对费用更加着迷，猜测由16个人抬着的棺材的质量和价格。仪仗队中，“传统乐队吹笛子、锣和鼓，3个和尚念叨金刚经，最后跟着一群孩子跑着、闹着，兴奋地尖叫”（ibid.23）。出殡队伍造成交通阻塞，围观的人们好奇地询问死者的信息，愤怒的车辆司机猛按喇叭，大声叫嚷，而交通警察却躲起来抽烟、休息。到第四火葬场，出殡队伍与其他出殡队伍交汇一处。“乐队比着吹奏；沉痛者混杂在慌乱人群中；旗帜花圈交杂混成一片。”（ibid.24）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更是冷漠无情。这一切构成希尔笔下经济社会中的中国丧事仪式。

如果说李书记走向死亡以及葬礼揭示着古老文化受到商业化无情冲击的话，小说还以女尸出土影射历史文化传统受到现代工业化的侵扰。中国一向以悠久历史和出土文物而闻名，比如陕西的兵马俑，记载的是文化上的一段历史。而小说结尾处，工厂被推倒重建，在现代化的推土机的轰鸣挖掘声中，发现一具神秘的女尸。女尸出土带给人们震惊，有的认为这是一种不祥的征兆，因为死亡者的灵魂都不能得到安宁。希尔借助老朱妻子和大山的视角描述女尸的样子：“……女尸的弱小身体……看起来像矮个女子。她头发在向上盘起，身着丝绸长袍，皮肤干瘪，长指甲黑黑的，头发在坟墓中长了许多，下巴上还长出了胡须，下颌开着，牙齿黑色。双脚裹足，没有男人的巴掌大，绝对的‘三寸金莲’。”（ibid.316）有人猜测是1950年接受改造而死于吸食大麻的妓女，有人猜测是失踪的音像店男孩，有人猜测死于解放前，等等。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小说中对女尸的描述承载着西方人对中国女性的想象传统——裹足、大麻、性和神秘。三寸金莲、丝绸长袍、头上盘髻、长长指甲、妓女身世的女尸重复着欧洲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女子的他者“原型”。而她在现代工厂倒闭和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出现，体现着现代对传统的侵扰，留下和唤起创伤记忆。

中国文化元素还体现在故事的时间和地点场景设置。小说发生在一个中国传统节日正月十六，阴郁而黑暗：“两周以来，划破天空的爆竹声打破了笼罩邵阳第二太空火箭厂的阴郁。14日和昨晚是元宵佳节，满怀希望的恋人的心就像蛾皮灯笼，仿佛上了钩的鱼在长竿一端挣扎跳跃……午夜后的孤魂游荡街头，恐慌无助，寻求佳伴，愿望恐怕永难实现。”（ibid.1）传统节日中的黑暗和鬼魂气氛令人想到托尼·莫里森《宠儿》中鬼魂萦绕的124号蓝石房和康拉德《黑暗之心》中描述的黑暗的非洲。发生的地点场景为1997年的湖南邵阳，呈现出受商业化冲击的、被阉割的、断裂的现代中国城镇文化面貌。变革中的新镇和老镇融工厂、夜总会、茶馆、北塔、东塔、谐贞寺、自由市场等为一体。嘈杂混乱的邵阳街道，到处是轿车、摩托车、自行车和拥挤巷道的叫卖者和农民。整个城市充满的是老人、妇女、儿童和阴阳怪气的男子。农民和下岗工人急于外出打工，拥挤火车站，“火车一进站，人们一下子活跃起来……跑向火车……充满恐慌，害怕被落下，落到身后的村庄和城镇，那个时时刻刻静静地吞噬着生命的地方”（ibid.42）。如范太太所言：“阴和阳不协调，整个世界陷入泥潭。这就是邵阳真实状况。”（ibid.63）整部小说笼罩在这种处于历史与现代、传统与流行并存的混乱断裂处。

四、结语：跨文化的再现政治

《饮梦茶馆》是希尔戴着西方意识形态这一有色眼镜注视下的中国，是西方主体对中国他者的欲望投射，难逃东方主义的窠臼。首先，希尔来中国任外教五年是受雇于海外志愿者服务社（Volunteer Service Overseas）。VSO始建于1958年，以共同抵抗贫困、在全球范围内用知识改变世界、合作促进进步为宗旨，是世界上向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文化和人才资源服务的组织。自1981年VSO便与中国建立了合作联系，志愿者多数在云南曲靖、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工作，多数派驻到师范院校。某种程度上而言，VSO为刚刚开放的中国落后地区英语人才培养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增进了两国人民和文化的了解。但不难看出，这个西方世界向发展中的国家发送服务的组织秉承的是西方国家自启蒙现代性以来的向外文化扩张的理念，可以说是打着进步和科学的旗号进行的文化输出和文化殖民。无形中赋予西方参与者/VSO成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感，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希尔看本土人居高临下的西方视角，不可避免地带有欧洲文化中积淀的东方主义意识。

其次，希尔描绘的处于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中国承载着西方现代性以降沉淀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欲望投射的中国，有其根深蒂固的政治历史缘由。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8世纪就开始采取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形式。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主张“无形的手”调控经济，实行自由贸易。而随着席卷资本主义国家的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政府干预和管束的凯恩斯主义上台，主张充分就业和刺激有效需求，西方进入福利国家。但是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后，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滞胀”危机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资本主义发展开始转入里根一撒切尔时代。市场的自由调控作用重新被赋予地位，鼓励竞争，即“市场经济”带动“市场社会”。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后高举新自由主义的大旗，主张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推行了一套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极力要在英国社会形成一个高度私有化、市场化的自由经济体系。

希尔在1990年代是踏着西方反对共产主义、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步伐来到中国，当时的中国正如火如荼地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工厂面临改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改革变动时期。他难以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和中国人生活的改变，他五年的中国外教生活所理解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是带着撒切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视中国的市场经济为与之“似乎相同但不完全相同”的拷贝。他的城镇中国话语受制于而且透露着西方世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的理解——资本主义的翻版和流产。希尔认为中国实施的经济改革，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换汤不换药的资本主义。“中国没有选择，只能放弃共产主义，东欧人民也放弃共产主义，选择了资本主义。”（Hill 1997：221）这呼应了现今面对全球化语境下殖民话语的一种策略，即旅行作家为减轻全球化造成的焦虑，通过报道其他国家、文化和人民再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文明，努力唤回帝国稳定性。（Lisle：3）

即使中国读者在阅读《饮梦茶馆》时，也不得不佩服希尔展露人物命运独具匠心的细腻手法。虽然希尔本着修正西方华裔作家笔下所传递“苦难”中国的初衷，向西方介绍当代真实的异质中国，但是他笔下的中国仍然沿袭了东方主义的话语传统。正如他自己坦言：“书写中国而不受东方主义累赘影响简直是不可能的……但总体来说，我在努力超越东方主义。”（张喜华：124）

缘于文化异妆叙事的内在结构和机制，希尔在《饮梦茶馆》中试图再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当代中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将他者文化自我化的再现形式，是欧洲作家东方化中国的新样式，新殖民话语的变种。因此，我们在阅读《饮梦茶馆》一定要清楚其背后的西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影响，同时反观自身，不断警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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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Stoller，Robert J.Sex and Gender.New York：Jason Areonson，1968.

10.张喜华：《超越东方主义：希尔中国题材作品的跨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

对形象学理论的两点思考：以赛珍珠的《大地》为例

张秀峰

本文将以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Buck，1892-1973）的代表作《大地》（The Good Earth，1931）为例对形象学的理论作两点思考。

一

在具体分析《大地》之前，让我们先来简要地考察一下赛珍珠之前美国对于中国的社会想象。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描述主要来自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人的形象是：衣着滑稽，迷信，不老实，狡猾，残忍，缺乏勇气、技能以及改变他们所处的专制统治与停滞不前社会的愿望。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负面形象进一步加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劳工开始移民美国。中国劳工吃苦耐劳，但又索要不高，成了白人淘金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于是，中国人很快被看作是白人世界种种社会问题的祸根。这种对于中国劳工的偏见与敌意在当时美国社会普遍存在，这最终导致美国国会于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中国人向美国自由移民的进程由此中断。另外，鸦片战争后，大批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大都通中文，在中国居住时间也较长，但是出于传教的目的，他们总是着重描述中国的阴暗面，与商人以及外交官的著作互相呼应。19世纪美国人也曾因为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中美蒲安臣条约而暂时修正了对中国人的看法，但总的来说，中国人的形象是恶劣的。这一形象到了20世纪并没有多大改变。

赛珍珠在《大地》中塑造了一批中国人的形象，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以王龙这个主要人物为例作一简要分析。王龙是《大地》的主人公，他勤劳刻苦，靠自己的苦心经营获得了一些土地，但是好景不长，一个大灾荒使他远走南方，在那儿靠拉黄包车维持生计。但是，他每时每刻都想着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特别是得知儿子偷窃食物这件事后，这种愿望就变得更加强烈。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王龙在战乱中发了一笔意外之财，这不仅使他实现了回归土地的愿望，而且也使他拥有了更多的土地。随着土地和财富的增长，他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他对土地的热爱却始终未变。一个夏天的早晨，当洪水退去他再次看到土地时，作者是这样描写他的激动之情的：

这时，一个声音在他的心里呼唤着—— 一个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在他心中为土地发出了呼唤。他觉得这声音比他生活中的一切其他声音都响亮。他脱下穿着的长袍，脱去丝绒鞋和白色的长统袜，将裤管挽到膝盖，热切而有力地走了出去，他大声喊道：

“锄在哪里？犁在哪里？种麦的种子在哪里？喂，老秦，我的朋友，来呀——把人都叫来。我要到地里去。”

这种对土地的热爱他始终保持着。他坚持下地干活，直到晚年。小说是以他反对两个儿子卖地结束的：

“当人们开始卖地时……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末日……”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们从土地上来的……我们还必须回到土地上去……如果我们守得住土地，我们就能活下去……谁也不能把我们的土地抢走……”

老人的眼泪流下了他的面颊，干了以后，脸上留下一道道泪痕。他弯下身抓起一把泥土，攥着它，喃喃地说道：

“如果你们把地卖掉，那就完了。”

对形象学理论的两点思考对形象学理论的两点思考：以赛珍珠的《大地》为例从上面简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赛珍珠之前美国的社会想象中，中国人是麻木、愚昧、不可理喻的，基本上是负面形象。而在《大地》中，赛珍珠所塑造的中国农民却是勤劳、善良、坚韧不拔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形象。二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赛珍珠之所以背离了美国的社会想象，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她对中国的了解，二是她的创作态度。

赛珍珠于1892年诞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出生后不久便被父母带到中国镇江，她在那儿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10年她回美国入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肯女子学院上大学。1914年毕业后又回到镇江，在一所教会中学教书。1917年嫁给农业经济学家约翰·布克，并随他在皖北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的宿州生活了两年半。在这两年半当中，她接触了许多目不识丁的农民，亲眼看到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与天灾人祸中挣扎拼搏，她发现这些农民“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这些经历为她以后创作《大地》等一系列作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1919年，她与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在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南京生活了近十二年。直到1934年最终离开中国。赛珍珠不仅在中国时间长，而且很早就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她的父母从小就要她学习中文，还请一位姓孔的老秀才做她的家庭教师，为她讲解中国文化经典和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这些都使她获益匪浅。后来，她在南京金陵大学任教时，还专门请国学造诣很深的龙墨乡先生辅导她学习中国小说史，阅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和现代作品，这使她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这些都使她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她以前的作家所没有的深度。

赛珍珠在安徽宿州的经历不仅为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而且影响了她的创作态度。中国农民的淳朴、善良和顽强使她深为感动，她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代表。她决心替这些不善言辞的中国农民说话，写下他们生活的艰辛、理想和追求。她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怪诞的著作，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正确地出现。”

所以，写真实就成为赛珍珠的创作态度。上文分析的王龙形象就是在这一原则下创作出来的。除了在大的人物塑造上力求真实外，她还十分注重细节的真实性，如她写做道场的一段：“风水先生挑选的黄道吉日，正是这一年的阳春三月。王龙从道教寺院里请来了道士，道士们穿着黄袍，长发在脑盖上挽了结；他还从佛教寺院里叫来了和尚，和尚们穿着灰色的长袍，剔了光头，光头上有九个圣点。这些和尚道士为这两个死者彻夜敲鼓念经。他们一旦停下来，王龙便往他们手里塞银钱，他们喘口气又念起来，直到天亮。”这样的细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作者深刻观察基础之上的。所以当江亢虎对小说中泡茶等细节提出质疑时，赛珍珠立即以她的亲眼所见予以答复，并说明了自己在细节上的小心翼翼：“因此，我只选择我所最熟知切近的地方，以期至少对某一地域不失其真实性，再加上我曾诵读于该地域的中国友人之前，以求印证。”她求真的创作态度由此可见。

另外，为了达到真实再现的目的，她还多次使用小说中人物的视角，下面这个例子最有代表性：“王龙这辈子从未学过纸片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因此贴在城门或城墙上或者甚至白给的盖满黑字的白纸片对他毫无意义。但这样的纸片他得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个外国人给的，这人和他那天偶然用黄包车拉的那个人差不多，只不过给他纸片的人是个男的，瘦高个，像是被狂风吹过的书一样的身子有点弯曲。这个人长着像冰一样的蓝眼睛，满脸胡子。当他给王龙纸片的时候，王龙见他手上长满了毛，而且皮肤是红的。他还有一个大鼻子，像从船舷伸出的船头一样从他的脸上凸了出来。王龙虽然害怕从他的手上拿任何东西，但看到这个奇怪的眼睛和可怕的鼻子，他又不敢不拿。他抓住那张塞给他的纸片，等那人过去以后他才有勇气去看。他看见纸上有一个人像，白白的皮肤，吊在一个木制的十字架上。这人没穿衣服，只是在生殖器周围盖着一块布，从整个画面看他已经死了，因为他的头从肩上垂下，两眼紧闭，嘴唇上长着胡子。王龙恐惧地看着这个人像，但逐渐产生了兴趣。这个人像下面还有些字，但他一点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赛珍珠在这里不是通过叙述者的眼光而是通过王龙的眼光来描写传教士的外貌和基督受难图，目的是充分展示王龙面对西方人和事的恐惧心理。确实，对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农民王龙来说，西方的一切都是那么古怪、可怕、不可思议。这一细节向我们真实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这样一个事实：赛珍珠的父母、丈夫和她本人都是传教士。为了做到真实，她是冒着得罪家人、同事以及亵渎耶稣基督的危险的。

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和求真的创作态度使《大地》呈现了与以往写中国的作品完全不同的风貌。所以，它一出版，立刻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人们竞相阅读以期了解中国的真实面目。同时随着这部小说被迅速译介到中国，它的真实性也得到了当时大多数中国评论家的肯定。如庄心在的文章称赛珍珠为我们“民族的友人”，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有异国的作家诚能以真切的态度，为描写中国的现实相，那便是中国民族的友人”。而他认为赛珍珠做到了这一点。赵家璧也对《大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布克夫人与黄龙》中写道：“除了叙写的工具外，全书满罩着浓厚的中国风，这不但是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描写上可以看出，文学的格调，也有这一种特色。尤其是《大地》，大体上讲，简直不像出之于西洋人的手笔。”这应当说是相当高的评价了。

二

对于形象学意义上的文学形象，法国当代形象学理论家莫哈作了下列论断：“形象学拒绝将文学形象看作是对一个先存于文本的异国的表现或一个异国现实的复制品。它将文学形象主要视为一个幻影、一个意识形态、一个乌托邦的迹象，而这些都是主观向往相异性所特有的。”莫哈通过这段话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文学形象不可能真实地表现异国现实，因为它是作家在本国社会想象（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为其两极）的作用下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一点，莫哈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更清楚：“一个小说家对异国现实的理解并非直接的，而是通过其本人所属社会或群体的想象描绘出来的。”也就是说，异国形象看似言说他者，实际上只是用来言说自我的工具，所以它主要被视为幻象。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赛珍珠由于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和求真的创作态度，几乎背离了当时的社会想象，创作出了比较真实的中国形象，这些形象虽然不是对中国现实的复制（实际上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会是对现实完全的复制），但也不能称为“幻影”。莫哈的表述过分地强调了社会想象对形象制作的作用，而多多少少降低了异国现实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现实对一个作家的影响有时是十分巨大的。恩格斯就曾对这种影响在巴尔扎克身上的体现做过十分精彩的分析：“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使他所深刻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起来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主义的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现实主义既然能够使一个作家摆脱个人的偏见和好恶，那么它同样也能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社会想象的影响。因为追根究底，作家的偏见与好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社会想象的影响造成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实主义在赛珍珠的《大地》中也取得了胜利。

如果说历史上许多作家由于受到地理和语言等方面的限制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制于社会想象，那么，今天，那些限制已大大地减少了。赛珍珠当年来中国坐船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今天坐飞机只需十几个小时。另外，电视、电话的广泛使用，外语教育的普及，以及电脑网络时代的到来，凡此种种，都便利了对异国现实和文化的了解，也为当代作家创作出较为真实的异国形象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当然“幻影”还是会被不断地制作出来，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的破灭速度只会越来越快。

当然，我们不应夸大现实对于形象制作的作用。因为异国现实虽然可以使一个作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本国社会想象的影响，但是却很难改变他的文化身份。所以，即使是在作家所极力塑造的比较真实的异国形象中，我们还是能够找到本国文化的蛛丝马迹。仍以《大地》中王龙的形象为例。王龙原是个贫民，而最终成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大地主，他靠的是个人奋斗和好运气。就小说所描写的背景来看，这虽然并非不可能，但至少是困难的。面对这样一个轻而易举就从农民阶级跨入地主阶级的王龙，另一位中国评论家伍蠡甫不禁要问：“王龙式的人属于什么阶级？那阶级的意识是怎样？”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向赛珍珠提出的，不如说是向读者提出的，它引导我们去考察美国文化对赛珍珠创作的影响。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文明，没有经历过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因此造成美国人阶级意识十分淡薄，甚至普遍不相信阶级的存在。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曾经说过，美国人喜欢所谓“这是一个没有阶级区别、没有地位差异的国家”。所以在他们的潜意识中，从“乞丐到富豪”需要的只是努力加好运。赛珍珠很可能受到了这种普遍存在于美国人思想中的观念的影响，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于王龙这个形象的塑造上。因此，笔者同意法国当代形象学理论家巴柔的下列结论：“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于形象。”巴柔此处所说的注视者文化在笔者看来是一个比社会想象更为宽泛也更值得注意的影响存在。社会想象作为注视者文化的一部分，是影响形象制作的最直接的因素。它包括研究一个作家创作的当时以及在此之前整个社会对于一个异国的普遍看法。这种看法对于作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需要认真研究。但这还显然不够。因为社会想象仅仅局限于研究一个文化中与异国有关的那些因素，而那些看上去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实际上也在起作用。如一种文化所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等等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作家的形象制作。这些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也许是次要的，但对于一个要彻底弄清形象制作背后的文化因素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种影响由于不像社会想象的影响那么大和那么直接，所以要发现并研究它就有一定的困难，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注视者文化有更深的了解与把握，也只有这样，才能把形象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1. 西方汉学从历时性发展上分为：游记汉学阶段、传教士汉学阶段和专业汉学阶段，但实际的历史要比这种划分更为复杂，这样的划分主要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讲的。从个人来讲，有些汉学家是传教士汉学家和职业汉学家二者兼于一身，例如理雅各、卫礼贤。实际上他们两人在作为职业汉学家出现时，身份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对他们的翻译也产生了影响，在历史篇中我们已经研究了这个问题。即便今天，我们所接触的一些西方汉学家，其身份也有二者兼于一身的，他们既是汉学家，也是天主教的修会成员。
2. China in Wetern Literature：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3. 袁同礼《西文汉学书目》的一大特点是将中国学者的译著列出，并标出中文名字，这在西方文献学上是一个突破，由此，我们就可以展开对译者的译本统计。以下统计全部摘自《袁同礼著书目汇编2：海外中国学书目系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4. 这里包含不断再版的版本，这是一个出版总数的统计。
5. 王尔敏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Works），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页。
6. 编者在书中说明，中国学者在西方出版的翻译著作署名全部为罗马注音，这样有些中国学者的姓名回译到中国原名需要核对，书中有一些中国学者中文名字尚无法准确回译成中文，在目录中编者一律注明“未详”。这样的数量在全书中比例很小，我们在统计中将这一部分译者未列入其中。
7. 这是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1919-1991）所说，他说：“we can hardly leave translation to the Chinese，since there are few exceptions to the rule that translation is done into，not out of，one's own language.”转引自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
8. 潘文国：《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中国翻译》2004年第2期。
9. 限于语言，笔者未能查询到Sansae的中文译名，尚祈方家指教。
10. 所谓“Sinocentrism”，是指晚清以前中国自认为世界中心的观念，是从中国内部而言，与柯文提出“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外部视角不同。柯文对此解释说：“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
11. 在后来的译文中，不少译者都采用了“取向”一词替代“观”。
12. 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潘铮铮为本部分写作收集了部分文献资料，特致谢忱。
13. 此说法引自《大拉鲁斯百科词典》中对词条“Figurisme”的解释，参见［德］柯兰霓著，李岩译：《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大象出版社，2009年。
14. 又名《康熙皇帝传》，1697年巴黎出版，中译本据1941年日文版翻译而成，书名为《康熙皇帝》，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最新版中译文由杨保筠翻译，收入《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大象出版社，2005）一书。
15. 该书是由马若瑟和赫苍璧共同将中文译成拉丁文，由白晋编著。
16.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马若瑟于1736年澳门逝世，但准确日期尚无定论。《海外历史档案》（1659年里斯本手稿）中认为是1736年9月7日，但赫苍璧（Julien-Placide Hervieu，1671-1746）神父1736年12月的游记中记载的时间为1736年9月17日。另在《修会历史，以时间为顺序的死亡者名表》，载于XXXIV《耶稣会罗马档案》中，记载为“Henricus de Prémare 1732年逝世于中国广州”，但这一时间、地点已普遍被认为有误。参见荣振华：《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第518—519页；荣振华等：《16—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280—281页。
17. 李奭学：《中西合璧的小说新体——清初耶稣会士马若瑟著〈梦美土记〉初探》，《汉学研究》第29卷第2期，2011年，第81—116页。
18. John 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14），P.82.中译本请参见《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第78页。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大象出版社，2009），第9页。
19. 七位传教士分别是瞿敬臣（Charles Dolzé，1663-1701）、南光国（Luis Pernon，1664-1702）、利圣学（Jean-Charles-Etienne de Broissia，1660-1702）、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1663-1738）、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颜理伯（Philibert Geneix，1667-1699）、卫嘉禄（Chareles de Belleville，1657-1730）。在（德）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李岩译）一书中将Luis Pernon中文名译为南国光，Philibert Geneix中文名译为颜伯理（参见该书28页），经查费赖之《在华传教士列传及书目》，两位传教士应为南光国和颜理伯，本文已将译名更正。
20. 卜纳爵（Ignace-Gabriel Bacorier，1663-1727）、孟正气（Jean Domenge，1666-1735）、殷洪绪（François-Xavier，D'Entrecolles，1662-1741）、樊继训修士（Pierre Frapperie，1664-1703）。
21. 这五位传教士为巴多明、雷孝思、卫嘉禄、南光国、瞿敬臣。
22. 杜赫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上卷（第一卷），第311页。
23. 参见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76页。
24. 马若瑟1704年6月25日致白晋书，梵蒂冈教宗图书馆，博尔吉亚档案拉丁文卷565号，页405r-v。转引自John 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14）.P.150.
25. 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Ph.D.dissertation，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1972，P.429.
26. 梵蒂冈教宗图书馆收藏有马若瑟在1703—1708年五年间致白晋的系列书信，最早一封署有日期1703年11月17日，所见最晚一封为1708年1月30日。见梵蒂冈教宗图书馆，博尔吉亚档案，拉丁文卷565号。转引自John 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14），P.150，annotation 14.
27. 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Allen & Unwin Australia Pty Ltd，1986，P.176.同时参见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第59页。
28. 参见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第60页。
29. 该书原名《天学本义》，后改题名为《古今敬天鉴》，康熙四十二年（1703）礼部尚书韩琰曾为其作序。仅有抄本二卷，北堂图书馆藏有上册编号为1919；梵蒂冈图书馆藏本，编号Borg cinese 316（14）；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编号7161、7162；莫斯科Rumyancov博物馆收藏本，编号562（42）。参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423页。
30. 1706年6月18日马若瑟致白晋书，梵蒂冈教宗图书馆，博尔吉亚档案拉丁文卷565号，页424r-v。转引自John 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14），P.151，annotation 15.
31. 参见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150页。
32. 法国国家图书馆新收藏之拉丁文手稿156，第14、18、22页。转引自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第62页。
33. 转引自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第60—61页。
34. Gatty，J.C.，Les Recherches de Joachim Bouvet（1656-1730），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y，Chantilly 1974.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Paris 1976）.第99号：1707年11月5日的一封信。
35. 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第63页。
36. 参见马若瑟1707年10月25日致巴黎耶稣会誓愿修院格里蒙（P.Grimond）书，法国国家图书馆，新捐赠手稿拉丁文卷156号，页8—21v。
37. John 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14），pp.152-153.参见马若瑟1707年12月26日致白晋书，梵蒂冈教宗图书馆，博尔吉亚档案拉丁文卷565号，页423v。
38. 这封亲笔书信写于1709年10月10日，临江，包括未标页码的七页纸并附有署有10月20日的一封信，藏意大利帕尔玛巴拉丁图书馆，写本部1638号，记录4。此信称呼收信人为“曾经同住南昌的亲爱的同事”。这封信被认为是傅圣泽关于明确阐述自己索隐思想的第一封信。转引自John Witek，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1665-1714），PP.154-155.参见中译本《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第144页。
39. 无论是在费赖之的《列传》第522—529页，还是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87—222页都没有收入该作品。
40. 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P.163.
41. 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Diss，PP.416-417.
42. 陈垣编《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第十三件，参见马国贤《清廷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附录：《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书》。
43. John Witek，A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man at the Court of the Kang-His Emperor：A Study of the Early Life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P.227，no.185.
44. 康熙朝武英殿监修书官，主管当时西人事务。
45. 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Diss.P.414，no.91.
46. 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P.163.
47. 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P.163.
48. 参见于明华：《清代耶稣会士索隐释经之形态与意义——以马若瑟为中心》（国立暨南国际大学，2003）。
49. 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150—151页。
50. 参见马若瑟1716年3月的信，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151页。
51. 在一篇所谓对傅圣泽索隐思想进行逐条批评的文章后面，附有巴多明、杜德美和汤尚贤等人的签名，令人惊讶的是马若瑟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参见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第89页。
52. 转引自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p.179.
53. 保罗·鲁尔解释过当时法国耶稣会士中有两大派别：一个是来自巴黎周边地区的几个省，即“法国省”，包括白晋、马若瑟、傅圣泽、郭中传、卜文气等传教士；一个是来自南部的里昂省，包括纪理安、巴多明、殷弘绪、杜德美、冯秉正等传教士。在法国传教士中出现的这种分化，不单单从其籍贯考虑，而应较多地注意来自巴黎和里昂传教士的不同神学和文化背景。以白晋为首的索隐派，基本都在巴黎接受教育，具有相同的神学背景。而以纪理安为代表的里昂会士们在反对白晋的问题上形成了统一战线。参见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Diss.P.424，no.131.
54. 梵蒂冈教宗图书馆，博尔吉亚档案拉丁文卷566号，页165v。
55. 参见白晋1716年8月30日写给中国各省耶稣会士的一封信。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154页。
56. 从傅圣泽1717年1月19日写给罗马的一封信中得知，马若瑟在当年年初似乎曾经暂时回过北京。参见John Witek，An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man at the Court of the Kang-His Emperor：A Study of the Early Life of Jean-François Foucquet，P.227，no.185.
57. Letter to Bouvet and Foucquet，23 September 1717，in B.Vat.：Borg.Lat.565，627.转引自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P.179.
58. De Prémare to Foucquet，30 December 1717，in B.Vat.：Borg.Lat.565，625；and de Prémare to Guibert，14 September 1718，ARSJ：JS 178，168r.转引自Paul Rule，K'ung-tsz or Confucius？The Jesuit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ism，P.179.
59. 参见魏若望：《耶稣会士傅圣泽神甫传：索隐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第227—228页。
60. 1722年，樊西元给巴黎的苏熙业神父写了一封信，认为索隐派的观点对刚入华的传教士十分重要，因为可以帮助他们较容易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学问。信中表明当时有一些“中间派”的耶稣会士并不仇视索隐派，对他们颇有同情，但也仅限于口头支持。参见柯兰霓：《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第95页。
61. 龙伯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155页。
62. 巴黎国家图书馆，MSS.Occ.，Fr.156，第54—60页。转引《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第156页。
63. 本文系教育部科学研究与研究生培养共建项目“近代外国人与北京文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4136A201）。
64. For the researches of the Macartney embassy's experience in China，see E.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1635-1842.Vol VI Selected by Patrick Tuck（London and New York，reprinted 2000；original Washington，1936）；E.H.Pritchard ed.，“The Instruction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o Lord Macartney on His Embassy to China and His Reports to the Company，1792-1794”，& J.L.Cranner-Bying ed.，“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from official Chinese documents”，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1635-1842.Vol VII Selected by Patrick Tuck（London and New York，reprinted 2000；orginal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938，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IV 1-2，1957-8，pp.117-87），Alain Peyrefitte，L'empire immobile，ou le choc des mondes（Paris，1989），translated as The Immobile Empire（New York：1992）&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sations：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1792-1794（London，1993）The latest work in English on the subject is Aubrey Singer's The Lion and the Dragon：The Story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the Court of the Emperor Qianlong in Peking1792-1794（London，1992），Robert Bickers，ed.，Ritual and Diplomacy：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 1792-1794.（London，1993），James 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1793（Durham and London，1995）Works in Chinese include two articles（“About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The Purpose and Requirement of the First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in Zhu Jieqing，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Zhenzhou，1984），Zhu Yong，China's Closed Door：the Diplomacy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China's Destiny（Nanchang，1989），Zhang Zhilian ed.，Proceedings of the Chengde Conference on the Bicentenary of Sino-British relations（1793-1993）（Beijing，1996），No.1 Historical Archives Library of China ed.，A Collection of the Chinese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China（Beijing，1996）.But there's no mention of Lord Macartney's embassy in Wu Jianyong's Foreign Relations，i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ed.Dai Yi（Shenyang，China，1999）.
65. Fan Cunzhong，“The Beginnings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and”，in The Vision of China.Ed.Adrian Hsia，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8.pp.72-73.
66. They are Peter Mundy（1637 in China），William Dampier（1687），Alexander Hamilton（1693，1697，1700，1703-04），Charles Lockyer（1704），John Bell（1720-1721），George Anson（1742，1743），William Chambers（1742），Charles Frederick Noble（1747-1748），William Hickey（1769），James King（1779），Thomas Gilbert（1788），John Meares（1788，1789），George Mortimer（1790）.
67. Alain Peyrefitte，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1792-4.Trans.by Jon Rothschild.Harvill：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93.p.24.
68. J.L.Cranmer-Byng，“An Embassy to China：Lord Macartney's Journal，1793-1794，”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Vol VIII.Selected by Patrick Tuck.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42.
69. Qian Zhongshu，“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Vision of China，p.155.
70. Earl H.Pritchard，“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1750-1800.”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Vol VI.p.409；and James L.Hevia，Cherishing Men from A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1793.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5.pp.58-59.
71. Peyrefitte，op.cit.，p.24.
72. Ibid.，p.25.
73. P.J.Marshall，“Britain and China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Ritual& Diplomacy：the Macartney Mission to China1792-1794.Ed.Robert A.Bickers.Wellsweep：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1993，pp.15-16.
74. Qian Zhongshu，op.cit，pp.162-3，and Fan Cunzhong，Chinese Culture in the Enlightenment England.Shanghai，1991，pp.161-3.
75. Fan Cunzhong，“The Beginnings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England”，p.75.
76. Zhong Shuhe，Zhouxiang Shijie（Marching into the World：a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Visiting the Western World）.Beijing：Zhonghua Shuju，2000.pp.44-48.
77. Qian Zhongshu，op.cit.，p.195.
78. Official Institution of Qianlong's Reign ed.，Qingchao wenxian tongkao（A textual compilation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Hangzhou，Zhejiang Ancient Books Press，2000，pp.7471-2.
79. Zhu Jieqing，Zhongwai Guanxi Shi Lunwenji（Symposium on the History of Sino-Foreign Relations）.Zhenzhou：He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4，p.488.
80. Zhang Deyi，Diary of a Chinese Diplomat，translated by Simon Johnstone.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 Press，1992.pp.7，10，11，and Marching into the World，pp.60-72.
81. 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 ed.，A Collection of Chinese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Concerning Lord Macartney's Mission to China.Beijing：International Culture Press，1996，p.279.
82. Cranmer-Byng，“Part II：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from official Chinese documents.”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1635-1842，pp.119-120；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 ed.，op.cit.，p.216.
83. 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 ed.，op.cit.，p.280.
84. Dai Yi，“How to Understand the ‘Prosperous Epoch under the Reigns of Kangxi，Yongzheng and Qianlong Emperors’？”in Zhonghua Dushu Bao［China Readers' Weekly］，July 17，p.10.
85. 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Vol II.”Britain and the China Trade，Vol.II.London and New York：reprinted by Routledge，2000.p.216.
86. Sir George Staunton，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the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London：W.Bulmer and Co.，1797，p.490.
87. Pritchard，op.cit.，p.306.
88. Cranmer-Byng，Lord Macartney's Journal，p.96.
89. Staunton，op.cit.，pp.490-1.
90. 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op.cit，pp.121-2 for the Chinese version，and refer to Cranmer-Byng，“Part II：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from official Chinese documents”，pp.139-40 for its English version.
91. 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 op.cit，p.40.
92. Ibid.，pp.559-60.
93. J.L.Cranmer-Byng，“An Embassy to China：Lord Macartney's Journal，1793-1794，”p.42.
94. Ibid.，p.191.
95. Ibid.，p.191.
96. For the latest book-length study，see Hevia，op.cit.，1995.
97. Morse，op.cit.，p.217.
98. “England is the most powerful and aggressive among all Western countries.They often attack and rob the barbarian merchants on the sea.”— Qianlong's edict to warn the provincial mandarins of the possible trouble-making of the British men after the refusal of their requests.
99. For citations from the King's letter，refer to Morse，op.cit.，pp.244-247；for its Chinese version，refer to 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op.cit.，pp.162-164.This part was rendered into Chinese as followed：“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敬奏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郎西依拜尔尼雅国王海主恭维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The punctuations are mine.）Ibid.，p.162.
100. This part of the letter was rendered into Chinese as thus：“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The Chinese punctuations are mine］ 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op.cit.，p.162.
101. This part of the letter was rendered into Chinese as thus：“如今闻得各处唯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趁此时得与中国大皇帝进献表贡，盼望得些好处。”［The Chinese punctuations are mine］，Ibid.，p.163.
102. Its Chinese version is as followed：“这就是此次派的正贡使到大皇帝驾前办事”（The emphasis is mine.）Ibid.，p.164.
103. For details of the requests，see Morse，op.cit.，p.225.
104. 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op.cit.，pp.15，172.“Qianlong's edict to the English king about his refusal to the British requests，”“Daqing Emperor's edict to the English King about opening to commerce.”
105. Cranmer-Byng，“Part II：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from official Chinese documents，”p.137.
106. Ibid.，p.134，note 45；Alain Peyrefitte，L'empire immobile；Marshall，op.cit.，pp.31-42.
107. Cranmer-Byng，“An Embassy to China：Lord Macartney's Journal，1793-1794，”p.218（15 Jan.，1794）.
108. Bertrand Russell，The Problem of China.New York：The Century Co.，1922.p.48.
109. For Chinese original，see 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op.cit.，pp.165，172；for its English version，see Cranmer-Byng，“Part II：Lord Macartney's Embassy to Peking in 1793：from official Chinese documents.”p.134；No.1 Historical Archives Museum of China，op.cit.，pp.226-227，247-252.
110. Pritchard，op.cit.，p.363.
111. 参阅S.C.Miller，The Unwelcome Immigra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P.36.
112. 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113. 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114. 《勃克夫人自传略》，载《现代》1933年4卷5期，第897页。
115. 《勃克夫人自传略》，载《现代》1933年4卷5期，第897页。
116. 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214页。
117. 《纽约时报》1933年1月15日。转引自郭英剑《赛珍珠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第570页。
118. 赛珍珠《大地三部曲》，王逢振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119. 庄心在《布克夫人及其作品》，《矛盾月刊》1933年2卷1期，第82页。
120. 赵家璧《布克夫人与黄龙》，《现代》1933年3卷5期，第640页。
121. 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译，《中国比较文学》1995第1期，第198页。
122. 莫哈《比较文学的形象学》，蒯轶萍译，《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94第1期，第7页。
123.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46页。
124. 伍蠡甫《评福地》，载《福地述评》，黎明书局1932年版，第24页。
125. 转引自卢瑟·利德基主编《美国特性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页。
126. 巴柔《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孟华译，《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第4期，第80—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