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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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和特点

在中国文学史上,唱和与唱和诗词源远流长、成就显著。本章拟对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及特点,作一初步研究。

在进入论题之前,我们先应明确,何谓唱和与唱和诗词?

《说文解字》释唱和二字,曰:“唱,导也,从口,昌声。尺亮切。”“和,相应也,从口,禾声。户戈切。”“和”字初不读去声。《玉篇》卷五《口部》说:“和,又胡过切。《易》曰:‘其子和之。’”则以去声注之。又,《礼记·乐记》有曰:“倡和清浊,迭相为经。”孔颖达疏:“先发声者为倡,后应声者为和。”是古人多以“倡”代“唱”。唱和当然首先是一个音乐概念,然据此我们却可以判断,所谓唱和,就是以诗词为形式进行的引发、应和,称为诗词唱和;原唱与因原唱诱导、触发而创作的能够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其构成相互照应关系的诗词,称为唱和诗词。

一、唱和诗词的起源和发展

唱和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原始人的劳动。《淮南子·道应篇》中记载:“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呼’,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春秋时期,管子为了快点逃离鲁国,跟拉车人说:“‘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鲁迅先生指出,原始人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显然,原始人劳动中的前呼后应,便可作为唱和的起源;假如把他们的这种劳动号子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唱和诗词的最原始形态。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学艺术的进步,朴素的劳动号子也带着亦诗亦乐的色彩,逐渐提高起来。比如,舜将禅禹,于“时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田间劳作,青年男女此唱彼和:“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孔子时常“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沈约在《宋书·乐志》中也记载:“《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至于宋玉所讲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的故事,霸王别姬时的悲歌唱和,也都是古人生活中唱和的例子。

不过,这些诗乐合流的唱和,“和”往往有声无辞,或不是自作辞,而是随唱以和,同然一辞。属于唱和而各自为辞的,是相传为舜与皋陶的赓歌。宋人朱胜非《绀珠集》引黄鉴《谈苑》说:“唱和联句之起,其来久矣,自舜作歌,皋陶赓载。”这是不错的。

唱和诗词的起源,虽可追溯到很久以前,但真正以诗歌形式唱和的作品,则是到东晋才出现的,至唐而逐渐走向繁荣,宋代达到鼎盛,元、明、清时期,唱和之势依旧不衰。

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唱和诗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可分两个阶段:一是汉魏西晋,二是东晋南北朝。前一时期是从先秦歌曲唱和到东晋唱和诗正式出现的过渡期,代表作品有可作为唱和诗早期形式的赠答诗和公宴诗。后一时期是唱和诗产生和不断发展的时期,代表作是陶渊明为首的“浔阳三隐”以及南北朝君王臣僚的唱和诗。

歌曲赠答,先秦时期民间已有之。较早的文人赠答诗,是古诗中所谓苏武、李陵离别的赠答之作。魏晋时期更有大量内容充实、成就很高的赠答诗涌现出来。南朝梁萧统编《文选》,收赠答诗四卷,即多有佳作。突出的例子,是被刘勰称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诗歌中的赠答之作。如王粲《赠孙文始》、《赠文叔良》,刘桢《赠从弟三首》,曹植《赠王粲》、《赠丁仪》、《赠白马王彪》,司马彪《赠山涛》,嵇康《赠兄秀才从军》等。其中既有表现建功立业的理想的赠答之作,也有抒发感时伤逝、有志难骋,以及不满统治者内部黑暗和相互倾轧的怨愤的诗作。其后,刘琨、卢谌的赠答诗抒写英雄末路的悲慨,“雅壮而多风”,亦深可称道。

建安时期又有表现夫妇、兄弟、朋友之情的所谓“怊怅切情”、刚健清新的赠答之作。像秦嘉的《赠妇诗》,抒写出一种不及告别、仓促登程时的歉疚、伤感和眷念,而徐淑的答诗更表现出恨无羽翼相随的幽怨之思。陆机、陆云兄弟的赠答诗,在在都流露出“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参商”的手足亲情。王粲的《赠蔡子笃》、刘桢的《赠五官中郎将》等,叙昔日欢宴,写离别相思,又反映出深挚的友情。

就赠答诗来看,赠方在创作之先便有明确的赠与对象,酬答者则是因赠而答。赠方的创作,多是有为而作、有感而作,酬答者则要针对赠诗的内容,作相应的抒写。比如西晋张华与何劭的诗歌赠答。二人在晋武帝、惠帝时同朝为官,何劭赠诗张华,劝其及时引退,虽然他未必已察觉到将要发生的社会动乱,但他“优游自足,不贪权势”的生活态度,却可以远害避祸。张华答诗认可何劭的看法,并解释说:“自予及有识,志不在功名”,表示要“从容养馀日,取乐于桑榆”。这与何劭的赠诗都是密切照应和一致的。当然,作诗是作诗,张华后来并未及时引退,终为赵王伦所杀

至于公宴诗,是宴席上为娱乐宾主而唱的赞美诗,内容多为歌舞升平、称美功业、劝酒祝寿之类,虽曹植、刘桢等有作,也并不见佳。其特点较为明显,它属于应令而作,且数人同题,不分先后。

从赠答诗和公宴诗的特点看,如一赠一答的形式,赠诗有明确对象,答诗针对赠诗内容构思,应对性强,以及宴会上的应令同题共作等,都已经跟唱和诗很接近了。所以,我们把这两类诗看作唱和诗出现以前的前奏和序幕,看作唱和诗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看作唱和诗发展史上颇富光彩的第一页(主要指赠答诗)。

当然,严格地说,赠答诗还不等于唱和诗(二者的区别,下文将谈到)。真正的唱和诗始见于东晋陶渊明、刘程之、释慧远等人的诗作中,但并不多。较好的是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写村居夏景和琴书娱性的闲情逸趣,真淳自然。

此外,更多的流传到今天的唱和诗,是南北朝君王与臣僚之间的唱和之作。这些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面较窄,内容基本集中在宴饮、出游、咏物、怀古等方面,有些属于宫体诗的范围,如梁简帝萧纲的《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等。不过,这一时期唱和诗的发展迅速,作品很多,可取的作品还是有不少。如竟陵王萧子良、谢朓、沈约、柳恽等人唱和的《过刘墓下诗》,谢朓《和刘中书绘入琵琶峡望积布矶》,何逊《春夕早泊和刘咨议落日望水》,庾信《奉和赵王隐士诗》、《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以及王褒、梁元帝、庾信等人唱和的《燕歌行》等等,或发思古人之幽情而能深切感人,或写景纪游而以清新流丽见长,或抒去国离乡的眷念悲切之情,或为“妙尽塞北苦寒之状”的“凄切之辞”,都有可取。

从唱和诗的发展上看,这一时期的唱和诗还处在初创与逐渐扩展的阶段。其特点表现为:原唱与和作之间创作动因上的非自觉唱和,题材、体裁、语言等方面的大致相同或相近,构思过程中的既相照应,又可各抒情意,各写所得所见,少受拘束。如梁简文帝萧纲首唱,庾肩吾、庾信和徐陵奉和的四首《山池》诗,即是例子。

日暮芙蓉水,聊登鸣鹤舟。飞舻饰羽毦,长幔覆缇。停舆依柳息,住盖影空留。古树横临沼,新藤上挂楼。鱼游向暗集,戏鸟逗楂流。

——萧纲《山池》

画舸图仙兽,飞艎挂采斿。榜人事金桨,钓女饰银钩。细萍时带檝,低荷乍入舟。猿啼知谷晩,蝉咽觉山秋。

——徐陵《山池应令》

阆苑秋光暮,金塘收潦清。荷低芝盖出,浪涌燕舟轻。逆湍流棹唱,带谷聚笳声。野竹交临浦,山桐迥出城。水逐云峰暗,寒随殿影生。

——庾肩吾《山池应令》

乐官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馀。

——庾信《奉和山池》

萧纲原作记乘车出游,驻辇登舟,描绘舟行所见之景:古树新藤,鱼戏鸟飞。悠游自得,妍丽工整。徐陵所和随着原作写船写人,写细萍、啼猿,纪游与写景交替,风格华丽,与原作相同的成分也更多,更多地带有早期唱和诗板滞和较少变化的特点。庾肩吾和作以舟行所见之景为主,诗境较开阔,风格宏丽。庾信的和作较为灵活,前四句纪游,照应原作,后四句写景细致工巧之外,又不乏宏阔浑成,手法上多用对偶,声韵谐婉,风格清丽。可见庾信早期诗作的另一面。这四首诗或称“山池应令”,或作“奉和山池”,同纪夏末秋初日暮登舟的一次游幸,同写一时所见,同用讲究词藻、对偶、声韵的新体诗,构思也相同,半纪游半写景,风格上比较接近,尤其是前三首写得工巧艳丽,所不同者,只是诗意表达上的孰轻孰重。

可见,唐代以前的唱和诗,虽然成就并不显著,但其自身的一些基本特点却已经形成,这就为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准备了必要条件。至于唐宋以后,唱和之风依然盛行,作品更多,但正如元明清各代诗歌的总成就逊于唐宋诗词一样,唱和诗词的总绩也不能与唐宋唱和诗词相比。

二、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与繁荣

这里,我们要着重考察一下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等问题。

首先,唐宋两代唱和的作家作品甚多。不管是君王臣僚、文人学士,还是僧道隐逸、歌妓才女,都有唱和;不仅有一时唱和,而且更有长期不断的唱和;不仅唱和总集大量出现,而且别集中唱和诗的数量,已有超过自作之诗数量的情况(如陆龟蒙《甫里先生文集》中存诗六百二十首左右,唱和诗就多达三百四十多首,皮日休的唱和诗更数倍于其他诗)。

其次,唱和的时间和空间都打破了。同居共处易于唱和,异居别处也可以唱和;朝堂秘阁之上有唱和,江湖山野之中也有唱和;同时代的人有唱和,不同时代的人也能构成唱和。

再次,唱和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常见的是两三位诗人唱和,但又有数人、数十人的同时唱和;可以一题一次性唱和,也可数题、数次反复唱和;可以和某人一首诗,也可以遍和其集中诗词;可与他人唱和,也可自我唱和。

又次,唱和作品本身的形式,也丰富多彩。有唱和的诗词,也有唱和辞赋(如欧阳修和刘敞的《病暑赋》,苏辙《和子瞻归去来辞》、《和子瞻沉香山子赋》);有五七言近体、古体唱和诗,也有杂体、联句诗;有不和韵的唱和诗词,更有用韵、依韵、次韵的唱和诗词。

最后,也是更重要的,唐宋唱和诗词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大为拓展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和技巧愈益高妙,相当多的唱和诗词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取得了突出成就。

下面,我们且列一唐宋唱和诗词总集要览表,以窥其当时盛况。

续表

续表

续表

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唱和诗词与诗歌总体发展的关系看,它们是总体与部分的关系,就其一般形式讲,唱和诗词与其他诗歌并无二致。所以,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始终与整个诗歌的发展繁荣同步。这是一条很简单明显但又非常重要的规律。我们不能想象,当人们连五言诗也做不好的时候,能够写出什么好的唱和作品。因而,当整个唐宋诗词空前繁荣的时候,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唱和诗词也发展繁荣起来,是完全符合逻辑的。此其一。

但总体又不等于各个部分的简单相加,唱和诗词这个“部分”的性质,也不会与诗歌总体的性质完全等同。因此,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必定还有其更为直接的原因,这就是历代君王的提倡。

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历代君王对文学的爱好,尤其是对唱和诗的爱好、提倡,以致身体力行,不但直接导致大量奉和、应制诗的产生,而且流风所及,遍布士林,有力地推动了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

建安时期,曹丕与诸文士“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真可谓风流之极。而这种邺下风流的产物之一,就是大量赠答诗的涌现。六朝时期,“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梁武帝每所临会,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是以缙绅之士,咸知自励”。其结果之一也是奉和应制诗的剧增。入唐,“中宗景龙二年,始于修文馆置大学士四员,学士八员,直学士十二员。……帝有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钦慕”。稍后,唐玄宗与张说、张九龄等唱和,德宗、文宗、宣宗与臣下唱和,也相当多。至宋,君臣唱和有增无减。除了边防吃紧的时候以外,宋太宗及其以下的几位皇帝,总少不了与大臣赏花钓鱼,诗酒唱和。宋太宗还喜欢押险韵,难为得大家只好上表乞求免和。即使南宋朝廷到了不得不偏安一隅的地步,也还是不断地让臣下作了应制词送上去。真是国家不亡,唱和不止。

君臣唱和之作本身的价值如何,这里先不说,但可以肯定,它确是推动了唐宋唱和诗词的发展繁荣。所谓“一闻天乐唱,恭逐万人和”,虽是夸饰,可也并非无据。明显的例子,是被胡震亨称为“其诗亦应教之绪篇”的一方府主与臣僚的唱和,这正是君臣唱和的扩大化。如开元初张说在岳州与赵冬曦、尹懋等文士的唱和,天宝初北海太守李邕与李白、杜甫、高适等人的唱和。唐文宗开成二年(837)春,河南尹李珏邀裴度、刘禹锡、白居易等人修褉于洛水,以为“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若不记录,谓洛无人。晋公首赋一章,铿然玉振,顾谓四座,继而和之”。宋仁宗天圣末年,西昆派主将钱惟演留守西京,与谢绛、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时相游乐,唱酬不绝。宋孝宗淳熙初年,范成大出任四川制置使,与府中参议官陆游多有唱和。如此上行下效,唱和之风何得不盛?如此诗坛巨子往返酬唱,唱和诗词岂能不发展繁荣?此其二。

其三,文人才士在社会生活中交往的日益广泛、频繁,是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又一重要原因。

本来,“兴论立说,结连篇章者,文人鸿儒也”。唐宋两代又恰是诗歌创作空前繁荣、诗歌作用不断提高的时代,那文人之间的交往,也就少不了诗文唱和,少不了诗歌的交流。

在政治生活中,君王的招揽人才,为文人交往从而也为诗歌唱和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建安时代,曹氏父子将大批文人悉集邺下,并反对文人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曾促进过文人的交往,产生了许多赠答诗。唐代,太宗开文学馆,中宗办修文馆,武后时修《三教珠英》,都集中了大批文士。这不仅使君臣唱和诗增多了,而且这种交往的产物之一就是唱和诗。

另外,士人们都想做一番事业,或应考进士,或干谒求通,很容易走到一起来。于是彼此交往之中,唱和便大为增加。如唐玄宗开元中,王之涣、王昌龄、高适、崔国辅等“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联唱迭和,名动一时”。又如元稹、白居易应制科考试前,在长安与李绅等多有交往,每有唱和。所谓“交贤方汲汲,友直每偲偲”,“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笑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从中可以想见诸人相互切磋、诗酒唱和的情景。再如,从刘禹锡在送别王建的诗中所说的:“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也可知文人交往既多,唱和诗便必不可少。

在日常生活中,唐宋以来师友交往的广泛化,也促进了唱和诗词的繁荣。因为这种交往的内容之一就是诗歌唱和、文字切磋,典型的例子是苏轼与黄庭坚等门下学士的交往唱和。元丰三年(1080)黄庭坚改官吉州太和县,自开封乘船南下经过高邮,时秦观应试不中家居,两人因得以欢会数日。别后黄有诗书寄秦,秦观回信说:

昨扬州所寄书中,得《次韵莘老斗野亭诗》,殊妙绝。……比又得真州所寄书及手写乐府《十月十三日泊江口》篇,讽味久之,窃已得公江上之趣矣。李端叔后公十数日遂过此,南如晋陵,为留两日,《斗野亭诗》、《八音》、《二十八舍歌》,并公所寄诗皆和了。今录其副寄上。所要子由《金山诗》并某所属和者,今奉寄《八音歌》、《次韵斗野亭》,《(次韵)黄子理忆梅花诗》,凡四首,亦随以呈,聊发一笑耳。由此可见文人交往对唱和诗词创作和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

日常生活中文人们宴饮、游乐之时,写下的唱和诗词就更多。刘禹锡所谓“更接东山文酒会,始知江左未风流”,是一点不假的。如胡震亨曾指出:“唐朝士文会之盛,有杨师道安德山池宴集,于志宁宴群公于宅,高正臣晦日置酒林亭,晦日重宴及上元夜效小庾体等诗,并吟流之佳赏,承平之盛事。”“肃代而后,勋绩富贵称郭令公;元和以来,裴令公尤为烜赫。……钱起、李端十才子,俱以能诗出入其(指郭子仪子暧)门。每宴集赋诗,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裴居守洛郡,筑园,名绿野堂,时出家乐,与白居易、刘禹锡、李绅、张籍、崔群诸诗人游宴联句,缠绵既奢,笺霞犹丽。”其实文人们这种诗酒唱和与交往活动,举不胜举,可见此种场合唱和诗之不可无。

当然,唐宋唱和诗词发展繁荣的原因不止于此,但其发展繁荣的主要原因,却离不开上述几点。

三、唱和与唱和诗词的性质与特点

唱和与唱和诗词具备哪些性质和特点呢?

综观东晋以来的诗词唱和,不管是同时同地的唱和,还是异时异地的唱和;不管是君臣之际的唱和,还是山野之人的唱和,几乎无例外地是在同一题目下作文章。显然,唱和的性质就是同题共作。如最早标明唱和字样的东晋刘程之、王乔之、张野与释慧远的唱和诗,即是如此。慧远先作一首,题作《庐山东林杂诗》,写其山游即目和超世远俗的怡然自乐以及领悟佛理的旨趣。于是几位佛教徒也各作一首《奉和慧远游庐山》,题材、体裁、主题、构思、手法、语言及全诗的风格,几乎都相同。又如白居易有《燕子楼三首》七绝,次韵和张仲素的《燕子楼三首》,都咏关盼盼事。其诗《序》曰:“予爱绘之新咏,感彭城旧游,因同其题作三绝句。”再如很多和诗的题目之上要冠以“同”字,都告诉人们,唱和的性质是同题共作。至于唱和诗词中的联句,更不折不扣地属于同题共作。

如果我们对唱和性质的上述判断大致不差的话,那么唱和诗词的基本特点也就可以确定为:

题材相同。如元稹《和乐天赠樊著作》云:“因君讥史氏,我亦能具陈。”

体裁相同。如白居易和张仲素《燕子楼三首》,皆七绝。

思想感情接近。如白居易《酬集贤刘郎中对月见寄兼怀元浙东》云:“眇然三处心,相去各千里。”说彼此相思相念之情相同。

内容相互照应。如皮日休和陆龟蒙的一首诗,题作《鲁望昨以五百言见贻,过有褒美,内揣庸陋,弥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叙相得之欢,亦迭和之微旨也》,与原唱内容正相合。

用韵多相同。如有用韵、依韵、次韵,都表示韵脚使用上的相同,只是相同的程度有别。

风格趋近。如元稹《酬乐天馀思不尽加为六韵之作》云“律吕同声我尔身,文章君是一伶伦”,元白唱和诗的风格尤为接近。

总之,唱和诗词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彼此间的“同”。但是,如果仅仅是同的话,也许唱和诗词的价值就大为减低了。事实是和作与原唱往往同中有异,既同又异,有时异的成分更多,唱和诗词正是在这种同异并存、交叉、融合的关系上构成的统一体。其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人人都可同题共作,但人与人却各不相同,不论是其社会政治地位、生活处境、情感体验,还是文学修养、性格才干、审美爱好以及习用的艺术表现手法等等,都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那么,表现在彼此的唱和作品上,也势必不能完全等同,从而使唱和诗词在“同”的基本特点之上,又往往显示出“同中有异”的特点;在“同”的基调上,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异彩。

唱和诗词的这种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题材相同,但题材去取的角度和方式可不同;体裁相同,但又可增韵以加大篇幅;思想情感相近,但又各有特点和深浅轻重;诗意表达一般要彼此照应,但又可补可续可借题发挥,甚至完全不同;用韵多有始终不差者,但也有完全可以不受原韵束缚者;诗歌风格较为接近,但也时时自露本色,各有不同。

这里,我们还可以从唱和诗词与联句、赠答和拟作的关系上,来进一步认识其特点。

联句诗与唱和诗词同源,它属于唱和诗词的一部分。舜与皋陶相与赓歌,既是联句又是唱和。汉柏梁台联句,群臣围绕汉武帝各述其职的粗直诗句,也可分别与武帝的诗构成唱和。晋贾充与其夫人的联句,亦近于唱和。谢朓等人更有《阻雪联句遥赠和》的名堂。宋人章樵说它既“各赋绝句,音韵相叶而不相犯意,亦往来酬答,题以联句,盖宋齐间体也”。因此,我们说联句诗是唱和诗词中的一个部类,大致没有问题。只是由于联句是两人或数人共作一诗,要特别讲究对应、赓续的一面,难度更大,约束更多,所以除了韩孟、皮陆等人的联句还有些成功之作以外(如韩孟《斗鸡联句》、《莎栅联句》,皮陆《开元寺看雨联句》等),其他好的恐怕不多。因为难,实际意义又不大,后来便没了发展前途。不过,受联句影响,和作往往要补续原作诗意,发原唱未发之蕴,倒是很显然的,所谓“赓和”、“继和”云云即指此。

赠答诗词与唱和诗词是一种相互交叉的关系,二者有联系也有区别。赠答诗词的特点是一赠一答,赠与答的对象十分明确,内容密切相关,赠答双方所处的时代相同。唱和诗词不一样。诗人们作诗,往往并非先有一个赠答对象在心里,只有和作才有明确的和作对象,而且,你不赠我也可以和,更不受什么时间空间的限制(如和古人诗)。再说,和作中同的成分也比答诗要多。但是,赠答的性质近于同题共作,而和作往往也是“因君投赠还相和”的,这样,二者有时就不易区分。受赠答诗影响,一些唱和诗中常有赠答成分,如所谓“唱酬”、“和答”、“酬和”云云,就是这个意思。谢灵运有自赠自答诗,后来有自唱自和诗,也是受其影响。

拟作本是古人用功之法,是诗人们自创风格前大都要经历的一个摹拟学习的阶段。朱熹说:“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原来却是如古人说的‘灼灼园中花’,自家也作一句如此;‘迟迟涧畔松’,自家也作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它底。”这就是拟作。受其影响,许多和古人之作明显带有学习的意味,同的成分比一般唱和之作更多,如部分《和陶诗》、方千里等人的《和清真词》等。不过拟作而次韵,又是反过来受唱和诗影响的结果。

四、关于唱和诗和韵的方式

关于唱和诗和韵的有关问题,前人论之甚多,这里亦有必要作些澄清和说明。宋人先后解释和韵问题的有刘攽、张表臣、阮阅、程大昌、严羽、赵与时等,但只有陆游讲得比较清楚。他说:“古诗有倡有和,有杂拟追和之类,而无和韵者。唐始有之,而不尽同。有用韵者,谓同用此韵者。后乃有依韵者,谓如首倡之韵,然不以次也。最后始有次韵,则一皆如其韵之次。自元白至皮陆,此体乃成,天下靡然从之。”这里,他解释了唐宋唱和诗和韵的三种情况:用韵、依韵、次韵,并指出了三者起始、发展和形成的过程及时间,不过,还应补充、修正。

和诗用韵始见于唐代宗大历年间。戴叔伦有《酬别刘九郎评事传经同泉字》,所谓“同泉字”,即唱和双方同用泉字所在的“先”韵。稍后唐德宗李适贞元四年(788)重阳日大宴群臣,诏群臣和其诗曰:“可中书门下简定文词士三五十人应制,同用清字,明日内于延英门进来。”检《全唐书》卷一百九,李泌《奉和圣制重阳赐会聊示所怀》正与德宗同用清字所在的“庚韵”(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到君王提倡对唱和诗发展的作用)。

和诗次韵的起始可以推得较早。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古诗分韵”条指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载王肃入魏,舍江南故妻谢氏而娶元魏帝女,其故妻赠诗曰:‘本为簿上蚕,今为机上丝,得茧遂腾去,颇忆缠绵时。’其继室代答先谢,正次用‘丝、时’两韵。则亦以唱和为次矣。”但这个例子实属偶然。真正的次韵唱和始于大历十才子,而不是元白。如李益《赠内兄卢纶》曰:“世故中年别,馀生此会同,却将悲与病,来对朗陵翁。”卢纶和作《酬李益端公夜宴见赠》:“戚戚一西东,十年今始同,可怜歌酒夜,相对两衰翁。”依次用“同、翁”两字。又如稍早一点的李端的《野寺病居喜卢纶见访》,与卢纶和作《酬李端野寺病居见寄》,两诗韵脚字依次用“深、林、心、寻”,完全符合次韵唱和的规矩。可见,次韵唱和并不始于元白,元白只不过是较早大量次韵唱和的诗人而已。并且,就现存元白诗看,元稹次韵和白居易的诗较早、较多。唐宪宗元和五年(810),元稹在江陵作《酬乐天书怀见寄》,题下自注:“此后五章,并次用本韵。”这是元白次韵唱和之始。以后元稹次韵和作越来越多,到元和十年元稹与卢拱唱和时,“其次用本韵”,已“习然也”

和诗依韵始见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元白唱和,时间晚于次韵唱和。白居易《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是首句入韵的七律,押平声侵韵,韵脚字依次为“沉、林、心、深、阴”。元稹和诗《酬乐天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玩月见寄》,也是首句入韵的七律,其韵脚依次为“深、心、沉、林、阴”,韵脚用字相同而次序不同,正合依韵唱和之式。依韵唱和的作品在唱和诗中数量很少,其难度决不下于次韵唱和。

  1. [汉]许慎撰、[宋]徐铉增释:《说文解字》卷二上,中华书局,1963年,页32。
  2. [南朝梁]顾野王撰、[宋]陈彭年重修:《玉篇》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224册,页49。
  3.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三十八,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以下简称影印《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页1536。
  4. [汉]刘安撰、[汉]高诱注、刘文典集解:《淮南鸿烈集解》卷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页380—381。
  5. [秦]吕不韦编、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卷十五《慎大览·顺说》,学林出版社,1984年,页906。
  6.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96。
  7. [汉]伏胜撰、[汉]郑玄注、[清]孙之辑:《尚书大传》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8册,页68。
  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卷四《郑风·萚兮》,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342。
  9. [三国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2484。
  10. [南朝梁]沈约:《宋书》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页603。
  11. 按《尚书·益稷》,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则“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卷五,影印《十三经注疏》本,页144)不管这种赓歌的形式如何朴拙直白,已足以示后世唱和赠答之无数法门,影响甚大。
  12. [宋]朱胜非:《绀珠集》卷十一引黄鉴《谈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72册,页502。
  13. [南朝梁]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卷二《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196。
  14. 《文心雕龙义证》卷十《才略》,页1821。
  15. 《文心雕龙义证》卷二《明诗》,页196。
  16.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李培南等校点:《文选》卷二十五陆云《答兄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17. [唐]房玄龄等:《晋书》卷三十三《何劭传》,中华书局,1974年,页999。
  18. [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二十四[晋]张华《答何劭二首》其二、其一,页1133。
  19. 关于这一时期的赠答诗,梅家玲教授有《汉魏六朝文学新论——拟代与赠答篇》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可以参阅。
  20. [晋]陶渊明撰、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页60。
  21. [唐]李延寿:《北史》卷八十三《王褒传》,中华书局,1974年,页2792。
  22.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83年,页1933。
  23.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陈诗》卷五,页2531。
  24.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卷二十三,页1986。
  25.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周诗》卷二,页2354。
  26. 这里不包括已佚失的唱和诗词集。
  27. [德]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页52。
  28. [三国魏]曹丕:《与吴质书》,[南朝梁]萧统:《文选》卷四十二,页1896—1897。
  29. [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文苑传序》,中华书局,1975年,页1762。
  30.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页113—114。
  31.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其事,中华书局,1984年,页117。
  32. [唐]王丘:《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鼠雀谷之作》,《全唐诗》卷一百十一,中华书局,1960年,页1136。
  33.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285。又“应教”,汉魏六朝诸王之令称“教”,应令而作诗文常称“应教”,如《文选》卷二十二[南朝梁]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
  34. 《白居易集》卷三十三《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奉十二韵以献。座上作》,页757。
  35. [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十三《超奇》,中华书局,1990年,页606。
  36. [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五十二,页2270。
  37. [唐]薛用弱:《集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页10。
  38. 《白居易集》卷四十二《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郑公墓志铭序》,页923。
  39. 《白居易集》卷十三《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页245。
  40. [唐]刘禹锡撰、瞿蜕园笺证:《刘禹锡集笺证》卷二十八《送王司马之陕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页882。
  41.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卷三十《与黄鲁直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1000。
  42. 《刘禹锡集笺证》外集卷四《自左冯归洛下酬乐天兼呈裴相公》,页1223。
  43.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七,页285—286。
  44. 《白居易集》卷十五,页312。
  45. [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页18。
  46. 《白居易集》卷二十二,页491。
  47. [唐]皮日休、[唐]陆龟蒙等:《松陵集》卷一,陶湘涉园影宋本,1932年,页5。
  48. 《元稹集》卷二十二,页247。
  49. [唐]佚名编、[宋]章樵注:《古文苑》卷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32册,页649。
  50. 《元稹集》卷二十《和乐天赠杨秘书》,页232。
  51.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页3301。
  52. 参刘攽《中山诗话》、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阮阅《诗话总龟》卷六、程大昌《考古编》卷七、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赵与时《宾退录》卷九等。
  53. [宋]陆游:《跋吕成叔和东坡“尖、叉”韵雪诗》,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四九三九,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3册,页46。
  54. 武后时,高正臣与陈子昂等人宴集作诗,以某字为韵,其式与唱和诗用韵已相同,尤其是高绍与郎馀令诗的韵脚已构成次韵(请参《高氏三宴诗集》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332册,页4)。但这种数十人不分先后地同题共作一诗,严格说不属唱和。
  55. 《全唐诗》卷四,唐德宗诗注引,页45。
  56. [宋]程大昌:《考古编》卷七,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852册,页42。原诗及陈留长公主代答诗,请参[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卷三《正觉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页124),“簿”作“箔”,“茧”作“络”,“腾”作“胜”。
  57. 两诗分别见[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二百八十三、二百七十七,中华书局,1960年,页3222、3134。又,李益是否算十才子有不同说法,但这里并不重要。
  58. 两诗分别见《全唐诗》卷二百八十六、二百八十,页3270、3180。
  59. 《元稹集》卷六,页63。
  60. 《元稹集》卷十二《酬卢秘书序》,页133。
  61. 《白居易集》卷十四,页275。
  62. 《元稹集》卷十七,页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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