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到西安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并不是马上去游玩，而是先睡个大觉!昨晚在火车上，荡漾在陇海线上深邃的北朝隋唐历史之中，一整晚没睡好，现在疲倦极了。清早到了西安，我已到达目的地，好比返航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先洗了一个热水澡，把两天来路上的风尘洗去，然后换上一套干净的睡衣，把窗帘拉好，躺在这个“避风港”的“港湾”之中，熟睡了三个多小时。
睡醒时，才不过上午十点多。我先在房内，仔细“研究”刚才在火车站前，跟那位老太婆买的那几张西安市的地图。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从远古的商代开始，恐怕就是“规划”的，而非自然聚居形成的。所谓“城”，就是建有城墙的地方。“城”甚至可以作动词使用。这种用法在《资治通鉴》中，最为常见。通常，统治者先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像《资治通鉴》常说的那样“城之”——建起城墙、宫室和衙署——再把大批富豪人家和老百姓，赶到那里去定居，有时甚至可能是多达几十万人的强逼迁徙。“城”便如此慢慢形成了。
当年，北魏的洛阳，就是在一个帝王的命令下，这么建成的。隋朝的大兴，和唐朝的长安，也是如此。杜甫说，“闻道长安似弈棋”，一语双关，既指长安政局像弈棋般，不可捉摸——“百年世事不胜悲”，亦指长安街道，规划得像棋盘一样井井有序。尽管隔了一千多年，在我眼前的这张西安地图上，城里的街道依然似“弈棋”，交错组成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格子，像棋盘。然而，唐代的长安城，比起今天还留在西安的那座明代所建的城，还大了一倍有余。像有名的大雁塔，在唐代原是在城中南部，如今却已在明代城墙的外围了。
翻看地图，火车站和解放饭店在城北，而大雁塔正好在另一端的城南，遥遥相望。我不觉福至心灵，决定骑自行车去游大雁塔。想看看从城北到城南，到底有多遥远。
我在解放饭店楼下的小卖部，租了一辆自行车。骑在长安——不，西安——街上，似乎可以感觉到，唐代那些大诗人的幽灵，还飘浮在空气之中。我一边骑车，一边欣赏两旁的街景，觉得这样骑车游西安，恐怕正像从前骑马经过长安一样逍遥写意了。九月初秋，暑气已消，天开始凉了。不少秀丽的现代西安女性，穿着高跟鞋，在路上骑车姗姗经过。可惜这时不是3月，否则，简直可以用杜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来描述。但“肌理细腻骨肉匀”一句，用来描写现代西安丽人，依然还是非常恰当、非常贴切的。
骑车到大雁塔，我才确实领会到，唐代长安城之大。从我住的解放饭店出发，一直到大雁塔，只需经过一条马路。这条路又宽又长又直，两边种满了梧桐树。如今，它长达约八公里，分成三段：分别称为解放路、和平路和雁塔路。我骑了快一个小时，才来到和平路的尽头，也就是明代所建的和平门附近。但这还只是恰好走完了一半的路程!从和平门到大雁塔，又还有几乎一个小时的骑车路程。当然，我悠闲地骑车，目的在欣赏街景，并不急着赶路，骑车速度比较慢些。但在唐代，这条长约八公里的路，如果步行的话，恐怕也至少需要四五个小时。换句话说，单单从城北走到城南，就要花费半天的时间。
我登上大雁塔顶楼，向北瞭望整个西安市。在雁塔上，我来时的那条大路，更显出它的笔直和修长了。我见不到它的尽头，只见到它慢慢消失在两边梧桐的绿叶丛中。往南瞭望，则是一大片的农田。东南面，就是唐代有名的曲江池遗址，杜诗所说“长安水边多丽人”的“水边”了。如今，它早已干涸，变成了农田，再也见不到“水边”了。
在大雁塔上瞭望，我更证实，今早一抵达西安时，我的一大“发现”：那就是在西安城中，是绝对见不到山的。连远山朦胧的影子也难以见到。刚抵达西安火车站时，我想起我的老师刘子健教授，好些年前对我说的那一番话，连忙往南一看。可是，哪有终南山的影子!这终南山离西安城，至少还有三十公里路。即使在天气晴朗的日子，恐怕也是望不到的。至于唐太宗皇帝远在醴泉县的坟墓昭陵，那更是在七八十公里以外，在长安城中更不可能望见。
奇怪的是，唐代的诗人们，写起诗来总喜欢说，他们当年如何如何登高瞭望昭陵，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比如，在公元850年，杜牧即将离开长安，到湖州去出任刺史，就曾登上大雁塔附近的乐游原，写下那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里面就有一句“乐游原上望昭陵”，好像要跟太宗皇帝辞行，依依不舍的样子。杜甫和许多其他唐代诗人们，也都写过类似的诗句。看来，唐诗中这些“望昭陵”的举动，都只是一种象征的姿势，求精神上之寄托而已。长安城中是绝不可能望见昭陵的。
我之所以那么关注山跟西安的关系，很可能是我的一种“职业病”，因为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所写的那本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唐代的军事与边防制度》的。而山和防御，关系太密切了。其实，我这次来西安，其中一个目的，也是要解开一个困扰了我几乎十年的“谜”：那就是，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见到周围附近的那些名山？
从书本上得到的印象，历史上的长安似乎是个被群山包围着的城市。比如，最常见的一种描述，是说长安位于“关中”，四面都是天然的屏障：南有秦岭一部分的翠华山和终南山，北有北山山脉的嵯峨山，西有周人祖先的发源地岐山，东有杨贵妃避冬的骊山。从地图上看，这城市四周也确是被山环抱着，看来十足像个山城。唐人诗中那些“望昭陵”、“望乾陵”的诗句，更经常给人一个印象，仿佛站在城中，就可以见到这些名山似的。
在国外，当然没有办法解开这个谜。我甚至翻查过美国国防部属下一个国防地图绘测单位所出版的《航空导航图》(Operation Navigation Charts)的中国部分。这是当时美国公开出版的最详细的中国地图，但也并非甚么机密，可以用邮购方式向美国的政府出版物销售处买到。这地图有部分的资料，还是在“冷战”期间，美军用高空侦察飞机和人造卫星来探测所得的数据。由于这是一种给飞行员使用的地图，所以它对高山的处理，是很仔细的，甚至连城市周围那些高耸的工厂大烟囱，也都清楚标示了出来。在这地图上，最接近西安城区的，南有翠华，东有骊山，高度都超过一千米，而且看来都紧邻得那么近。虽然，我知道这些山和西安的确实距离，可是，没有亲身的体验，我依然不能确定，在西安城中是否可以见到这些高山。
然而，今早一走出西安火车站，在广场上抬头一望，便已经解开了那困扰了我十年的谜了。我几乎可以肯定，西安城中是见不到这些山的。现在，登上大雁塔，登高望远，更可以证实这点。
看来，这几座山距离西安城区，其实都太远，连最近的翠华、骊山，都远在至少三十公里外。所以，它们在历史上对长安的防卫价值，可能并不如我当初想象中的那么重要，而且可能也没有历代史家和诗人所咏赞的那么险峻。如果说长安有山险可守，那都不免是一种史家的滥调。事实上，回想起来，唐代的长安城就曾经被人攻破了好几次。安禄山来过，黄巢也来过，甚至连“外国”的吐蕃军队都曾经攻进去过，掠夺了好几个星期才退兵。难怪，隋唐皇朝要在城四周围，建起一道长长的城墙，来作为第一道防线了。
那天一整个下午，我就一个人骑着车，在城中四处游荡。游过大雁塔后，沿着小寨路东行，再北转入充满历史联想的朱雀大街，到小雁塔去。当年，玄奘从天竺取经回到长安时，唐太宗曾命人在朱雀大街上设盛典，迎接他的归来。
在西安市内骑车，我更深深感觉到，这个城市地势之平坦，骑起车来几乎不费甚么气力。城里不仅没有山，连小小的斜坡都没有。我后来更发现，除了市区以北的唐大明宫废墟一带，以及东南部唐代的乐游原遗址区外，整个西安市内的大街小巷，简直平坦得像一条条飞机跑道一样。
怪不得，当年李商隐“向晚意不适”时，要“驱车登古原”，登上地势比较高的乐游原去散散心，去捕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斜照余韵。现在，终于明白了，为甚么他要“驱车登古原”。为甚么他会用了一个“登”字，来描述他的行程。因为，他走过的路，正好是长安城中罕有的上坡路。这样一想，仿佛可以见到，一千多年前，李商隐在夕阳下，赶着车，“吃力”地登上乐游原的样子。那一年，他已年过四十，丧了偶，心情想来确是“不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