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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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西安火车站前的广场，和解放饭店门前一带，都有不少国营和个体经营的旅游车，在兜生意，拉客到东、西线去观光。那些拉生意的妇女，手里拿着手提扩音机，不断在重复她们那一套广告词：

“来啊，东线一日游啊：兵马俑、秦始皇陵、骊山华清池、西安半坡。每位十元，包去包回啊。车子马上就要开了!请各位同志们，赶快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啊。请抓紧时间，买票上车啊!”

至于西线一日游，她们的广告词也差不多一样，只是把旅游地点改为“乾陵、永泰公主墓、茂陵、咸阳博物馆”而已。在这么多叫喊声中，以秦始皇的兵马俑，声势最大、最响亮。早上走在广场上，随时会被人拦着问：“兵马俑，去不去？”兵马俑不仅变成了西安的象征，也成了这些旅游团一个最重要的“卖点”。这恐怕是秦始皇帝，留给咸阳后人最好的遗产，一棵取之不尽的摇钱树。

这些旅游车的对象，主要是国内同胞。车子老旧，但车费也极便宜，确是物有所值。我试了东线一日游，和四十多名国内老百姓，挤在一辆大客车里，去看了秦始皇帝的兵马俑和杨贵妃当年出浴的洗澡池，发现这种国内旅游团还真不错。很“文明”，很有原始的旅行情趣。

这种国内团，最让我欣赏的，就是它没有导游，没有所谓的“地陪”。生平旅行，最怕导游给我“讲解”那些名胜古迹的历史，也最怕他们重复那些捏造的“美丽传说”。所以，宁可独自走遍整个中国大地。现在可好了，这种旅行团没有导游和“地陪”，大可安心自由活动。

买了票，走上车去，票价跟内地老百姓的一样。这时，有几名红发碧眼的老外，也想加进来，享受和中国人一起去旅行的乐趣。可是，司机一看他们的样子，马上说要收“外宾价”，比国内同胞的票价贵一倍。争执了一阵。最后，老外可能觉得受了“歧视”，决定不参加了，赌气走了。司机也懒得理会他们。

车里除了司机和乘客外，就没有其他人，连跟车的都没有，更不必说导游了。车子每到一处，司机就宣布，大家有多少时间去游玩，甚么时候该回来等细节。然后，大家就高高兴兴地下车，各走各的路，不必被导游赶着走，像赶鸭子似的。这正是我喜欢的旅行方式。

然而，从东线回来后，我却没有去参加西线游。因为，我也想步唐代诗人们的后尘，去“望昭陵”，和杜甫一样去“谒昭陵”。但由于昭陵远了些，不顺路，所有西线游的主办者，竟都索性不理了，不去了，只去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可是，在唐代诗人和后代研究唐史者的心目中，昭陵的地位是绝对高过乾陵的。到了长安，怎可不去“谒”昭陵呢？我决定自己找一辆出租车去“谒”昭陵，回程再顺道去“游”乾陵。

我在解放路一带一面闲逛，一面寻找出租车去昭陵。

从唐代开始，长安就是个“胡化”很深的城市。贞观初年，平定突厥后，迁到长安的突厥人，据《唐会要》说，有“近万家”之多。今天在西安，恐怕还有不少人是他们的后裔。甚至，唐代的帝王和好些诗人们，都有胡人的血统。唐太宗的大儿子承干，不就喜欢在宫中说突厥语，穿突厥服吗？至于唐史上有名的“番将”，那更是以突厥人为主干的。于是，这种胡汉交织的唐代文化，又自成它粗犷、豪迈的一面，和南宋以后江南的汉文化，给人的儒雅、文弱的形象，很不相同。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西安“胡化”之深，还是处处可见的。

解放路两旁的小巷里，有不少回民和回民经营的小吃店。阿拉伯文刻在它们的招牌上，或者写在它们店门口的那块布幔上，随风飘扬。店伙计头缠白巾，或头戴白帽，在烹煮牛羊。而伊斯兰教正是在唐代传入中国的。而且，那是因为唐代大将高仙芝(又一位番将)，在公元751年，在西域吃了阿拉伯人的一场败仗以后的结果。

走在解放路两旁的那些小巷，闭上眼都可以嗅到一股浓烈的牛、羊味。最能代表西安的美味小吃，便是牛羊肉泡馍。嗅到这种味道，我的“乡愁”竟也要被它勾起来了。因为我从小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市长大，中学放学后，常去吃那里印度人卖的羊肉汤，而西安的羊肉泡馍，竟有几分像我中学时代常吃的那种印度羊肉汤。或许，西安羊肉泡馍的做法，原本就是师承自印度回教师傅的。

我终于在解放路一家集体承包经营的小旅行社，找到了一辆出租车。在那里办事的一位妈妈型中年妇人，说她的先生是开出租车的，可以载我去“谒”昭陵，收费一天人民币两百元。我和她约好，第二天一早七点钟，由她的先生曹师傅，来解放饭店门前接我。

杜甫当年“谒昭陵”，不知是怎么去的？骑马？骑驴？还是步行？隔天早上起来，想到我今天也将步他的后尘去昭陵，心里就有一种悠悠的历史感。吃过早饭后，在饭店门前等曹师傅的车，想起杜甫“诗史”的美名，不禁感叹。他确是用诗来咏史，替历史作见证的。一千多年来，任何到昭陵去的“好事者”，恐怕不免都要想起他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