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言

筆者治《詩》三十餘年，初服膺於清儒《詩經》考據之翔實，追慕者若干年；後折腰於聞一多創新之碩，追慕者若干年。私以清儒、聞氏爲《詩經》學史上的兩座高山，只可仰之，不可越之。

後讀書日廣，所思日深，日久生疑。每見秦漢舊説，以傳説爲依據；後世新説，則每多研究推求所得。静夜思之，歷史本靠傳述而示於後世，豈由後世邏輯推導所得？安可以後人的所謂“研究成果”，取代歷史傳述？故一改前此信從清儒、聞氏之作風，對問題重新思考。於戰國秦漢舊説，務求獲得其立説之根據與出發點，即使其誤，也力求找到其致誤的原因，否則不輕下斷語；於宋以來諸多新説（包括日本、韓國的《詩》學新説），則力求將其放入上古時代的生活環境與文化生態中，觀其是否相稱，若無格迕，則始從之。若前人之説皆不如意，則務求找出問題的癥結所在，出以己見。其中有戰國秦漢人本已得之，而後儒不能明其意者，則力求闡明其説。

當然，清儒及聞氏對《詩經》研究貢獻之巨，不可忽略。但其流弊，亦不可小視。聞氏之弊在鋭意創新，以創新爲目的，其結果只能是捨本逐末。清儒之弊在過於相信邏輯的力量，而忽略了詩歌語言的靈動性，其結果是重局部而忽整體。就訓詁而言，清儒與聞氏，皆有盲點與誤區。其盲點是經學詮釋遮蔽下的熟詞熟語，其誤區是與後人觀念相矛盾的詞語與事象。筆者則力求在承前賢之長的基礎上，免蹈其弊。

更可注意者，是今人以《詩經》爲純文學之作，要求以文學的眼光讀《詩經》，而忽略了《詩經》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作爲經學存在的意義。更不思《詩經》所承載的承傳及營造中國文化的使命，決非一部以文學身份出現的“詩歌總集”所能承擔。故今讀《詩經》，在欣賞其詩韻之美的同時，決不可忽略其作爲“經”的意義。

此編是筆者擬撰的《詩經彙通》中的一部分，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日韓詩經百家彙注》的附産品。所用底本是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因工作量大，一時難以完工，但又想得到學界同仁的指導，故將“二南”部分作引玉之磚，先行抛出。賢者若不吝賜正，幸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