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南十四説
《周南》《召南》爲《詩經》開卷之目，居《國風》之首，屬風詩，但何以稱“南”？諸家其説不一，代有異論。就其要者言之，約有十四説。以時爲序，約略如下：
一、南化説。
這一觀點由《毛詩序》首倡。其云：
《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毛詩序》相傳出自子夏，這可能代表了孔子編《詩》、傳《詩》的旨意。其所强調的是“王化”，即“文王之化”。意思是文王本興於岐周，但因其能以德化民，故其德化以今陝西的岐山周原爲基點，向南傳播，而至於江漢之域。用孔穎達的解釋説，《周南》是“王者之風”，“王者必聖，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不直名爲周而連言南者，言此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故也”。《召南》是諸侯之風，“諸侯必賢，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顯然這一觀點帶有顯明的“政教”色彩，是對《詩經》作爲經典其所應該承載的文化意義與倫理道德意義的一種强調方式，其更多突顯的是“二南”作爲“經”應具備的意義，而不是“二南”的原初意義。
二、南音説。
此説見於《吕氏春秋·音初》。其曰：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這是純粹從音樂角度考慮的一種觀點，把“南”作爲南音，從具體的地域中剥離出來，然後與周公、召公聯繫起來，以爲是周、召二公采取了南方的樂調，譜寫了周人的新曲，故名之曰“周南”、“召南”。説白了，就是周公所采用的南方樂調、召公所采用的南方樂調。這一觀點免除了“二南”中地名的制約，故而有較强的詮釋力。但此一説不知傳自何人何派，在漢代又不見其傳人，故而在歷史上影響不大。但仍有遵之者，如朱朝瑛《讀詩略記》卷一云：“南者，樂名也，蓋本其土音以作歌也。《吕氏春秋》有東西南北四音，皆因其地以作，則二南之作可知已。”
三、國名説。
《水經注》卷三十四云：
《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争權，君弗能制。南氏用分爲二南國也。”按韓嬰叙《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吕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
酈氏所引，見《逸周書·史記解》，《史記·夏本紀》言禹後有“有男氏”，《路史·夏后紀》作“有南氏”，言：“有南以二臣勢均争權而分，後有南仲翊，宣王以中興。”《國名紀》又説：“男，《世本》之有男氏，《潛夫》作南，《周書》之有南也。”但皆不言與《詩經》“二南”有何關係。而酈道元引《韓詩叙》又引《吕氏春秋》，將其與二南牽合，顯係附會。酈氏是否前有所承，則不可知。黄式三《儆居集經説》卷一就曾言：“周之前有二南國，經傳所不見。即有之，于周、召之二南何涉？”當然，據《毛詩序》“召南之國”、“召南大夫”之稱，以及《列女傳》“周南大夫”、《毛詩正義》“周南之國”之稱，也是以“周南”、“召南”爲國名的；鄭玄也曾稱“二南”爲“二國”，但畢竟不够明確。
四、地域説。
《水經注》引《韓詩叙》以爲二南“在南郡、南陽之間”，這是把周南、召南認作是一區域。因《韓詩》亡逸，難得其詳。但以二南爲區域者，非《韓詩》一家。如《史記·燕召公世家索隱》云：“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述《魯詩》説云：“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也。”又説：“‘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者，就周陳楚衛之間推測。”這一觀點最大的麻煩是“二南”所指地域的不確定性，引起了後世很多歧説。
五、南國兼南化説。
這一説主要是漢末鄭玄提出的。鄭玄先習今文三家《詩》説，後來改從《毛詩》，其《詩譜序》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但隨後又曰：“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一方面承認“二南”爲地名，一方面又同意《毛序》的“南化”説，這顯然是在調停今古文兩家之説而折其中者。孔穎達作《毛詩正義》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一方面認爲“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同時又説南言“文王之化自北土而行於南方”，究竟“南”是“向南行化”還是“行化之地”呢？看來孔穎達爲此也陷入了兩難之地。
六、南方諸侯之國説。
此説始自《詩序》，繼於鄭玄，明於朱熹。《詩序》在於“二南”的解説中，一方面言南化，而另一方面又頻頻言及“南國”，如《漢廣·序》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甘棠·序》言“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玄《詩譜》，一方面言“二南”爲“二國”（如言“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另一方面又以“南”指南方各國，如云：“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又云：“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徐及吴、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朱熹《詩集傳》則明確地説：“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詩序》《詩譜》之所以出現多重解釋，目的是要加大詩的經學内涵。而朱熹删除兩可之説主於一義，是因其要把經學的倫理道德内涵轉换爲以理爲本的哲學内涵。
七、樂歌名説。
此説創自宋儒王質。其《詩總聞》卷首有《聞南》，曰：
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胥鼓南”。鄭氏以爲西南夷之樂，又以爲南夷之樂，見《春秋傳》“舞象箾南籥”。杜氏以爲文王之樂，其説不倫。大要樂歌名也。《禮》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南，即《詩》之南也，風即《詩》之風也。……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謂此歌之聲也。季子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其聲與其辭雜言之也。
即認爲南爲樂歌之名，同時又認爲之所以以“南”爲名，是因爲“南，大夏也，正午也”，“取純陽”之義。又章如愚《群書考索》引陳氏説，以“二南”爲“樂章之名”。鄭樵亦有類同之説。
八、宫調名。
此説創自宋儒程大昌。其《詩論》説：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宫者也。南有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别也。均之爲雅音，類既同，又自别爲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既有大吕，又有小吕也。
程氏的根據，一是《論語》《左傳》中有南、雅之名，無國風之名；二是春秋用樂，“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其它的證據則與王質所舉略同，顯然是受到了王質的影響。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説：“（程）大昌平生論多異，此却正。”是閻氏也主此説。
九、臣節説。
此説也是宋人的創造，創始者是劉克，他在《詩説·總論》中説：
南之爲言，無他義也。《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義止於此。文王之化，自閨門以達之天下，道化之行，格於人心，及於動植，聖人之盛德也。文王未嘗改物，而化極於聖人之所難能，故以南言之，不以王化言。而託之於南者，臣事之節未改也。
劉克之義是説：文王未曾稱王，因此不能稱“王化”。文王臣事於紂，紂南面，文王爲臣，處南位北向而朝，所以言“南”。詩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召，是因爲“成周家之至德者，二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
十、南風説。
陸次雲《尚論持平》“周南召南”條曰：
客問：“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而不及南，而《二南》冠于《國風》，何也？”愚謂：“十五《國風》，八風具備，而長養萬物，尤屬南風。舜鼓薰弦，阜財解愠，良以此也。文王西岐之化，實與相同，故不名‘風’而名之以‘南’也。”客又問：“召公分陝，何以亦名曰‘南’？”愚謂：“《周南》，行王化之本也；《召南》，成王業之效也。故大胥鼓南，曰‘以雅以南’，此南之所以不異乎風，而實不同乎風也。”
其後羅典《凝園讀詩管見》又説：“南者，風名。《爾雅》：南風曰凱風。凱，樂也，主於長養，萬物喜樂也。”此是由“二南”正風之説生發而成的新説。出自經學的考慮，缺少史的根據，故從之者不多。
十一、樂器説。
姚瑩《識小録》卷二曰：“向見一説，謂雅、南皆樂器名，並考其形制。説經人好立新説如此。”此説究竟出自何人，今尚不知。後來郭沫若即據甲骨文“南”字形與出土銅器，認定南爲樂器，影響甚大。
十二、詩體説。
崔述《讀風偶識》説：
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爲“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云自西而東，豈得云“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
劉寶楠《愈愚録》卷二也説：“南者，詩體之名，猶言風、雅、頌也。”並據《吕氏春秋·音初》説：“據此，則稱南音，本取南方以爲名，繼則以南爲詩體，故曰《周南》《召南》。”其後梁啟超在《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中，便繼承了此説。
十三、職位説。
“職位説”是金景芳先生創見。他認爲“南”訓“任”，“周南之國”、“召南之國”猶言“周公所任之國”、“召公所任之國”，南在這裏是動詞，不是方位詞。《周語》言“鄭伯，南也”，根據這個“南”字的含義，“二南”的“南”，在這裏是卿士的另一種稱謂。《三國志·陳思王植傳》：“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南”、“監”並列，作爲王朝一種最尊崇的職位，實符古義（《金景芳晚年自選集·釋“二南”、“初吉”、“三湌”、“麟止”》）。
十四、舞蹈説。
李文初據鄭玄“以雅以南，以籥不僭”箋：“雅，萬舞也。雅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僭，言進退之旅也”和《孔疏》“以上下類之，則知南亦舞也”，於是認爲“南”是舞蹈，而且進一步指出：“‘樂’的概念甚至可以包含音樂、詩、舞蹈三者的結合。”（李文初《説“南”》）
以上諸説，雖皆各有其理，但最合理的還是《吕氏春秋》的“南音”説，即：“南”是産生於南方的樂調，因分别由周公、召公從南方采來，故有了周南、召南之分。這一解釋，一是産生較早，出現於經學興盛之前，尚未受到經學研究的影響；二是以歷史傳説爲根據，不是憑邏輯推導出來的結論；三是不帶有功利目的，因此既不同於《毛詩序》的經學解釋，也不同於後世創新意識主導下的經義開掘，最爲可信，也最具有詮釋力。根據這一理論，可以對“二南”詩篇中出現的不同地理方位、不同時代内容，作出合理的説明。因爲它是樂調，故所配詩文本内容可不受地域局限，不受時代局限，這也是二南中會同時出現“河洲”、“漢廣”、“江汜”、“汝墳”、“齊侯”、“平王”的原因。前人曾因二南的地域問題發生争執，這樣看來，就完全避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