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历亲政
第一节 大权独揽
新皇继位，重在掌权。乾隆为了实现皇权的至高无上，采取了几项加强皇权的措施：在行政上，他采用了秘密奏折制度，恢复了军机处；在舆论上，他把自己神化为罗汉；在人事上，他严厉地处理前朝中不服新政的官吏。
乾隆一向尊崇“朝纲独揽”，但久居深宫，又怎能通晓庶务、明察官吏呢？他采取了“广布耳目，收取信息”这一策略。一是实行密折制度，使信息充分流通，将臣僚完全置于皇帝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二是恢复军机处，促成皇帝对国家政权的高度独裁。
乾隆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还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坚持满族官员奏事用满文，而不是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中皇上的批语泄露出去；三是为防止奏折呈送途中泄密，把奏折放在匣子里，匣子只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
对密折的批阅，乾隆非常认真，只要属于绝密的奏折，他总是亲自拆封。有的是绝密，乾隆就索性把内容记在心里，把原折烧毁。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后，乾隆废止了奏本文书，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如果官员们有了机密的事情要汇报，往往先以密折形式报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确的意图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专职部门请奏。这时候的请奏仅是走走形式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奏给皇帝的密折，这完全保证了乾隆能把大权独揽于怀中。
除了秘密奏折制度，乾隆另一个独揽朝纲的措施即是在乾隆二年（1737年）出台的裁撤雍正丧期内设置的总理处，恢复军机处。在刚即位时，乾隆是把军机处当做前朝政治之弊来撤销的，但头脑敏锐，颇有远见的乾隆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弊端并不是军机处的设立，而是由亲王和重臣把持政务要职。于是，为了充分削弱他们的权力，乾隆又重新恢复军机处并制定相关制度，使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个勤于政务的皇帝，可是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问题需要皇帝阅览处理，仅靠一个人又怎能应付得了？然而这时的军机处，说白了，其实还只是皇帝个人的一个秘书而已，里面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些能够贯彻皇帝意旨、通晓文字工作、工作效率比一般臣子高的高级秘书工作而已，军机处，与历史上的丞相权力根本不能相比。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完全是由乾隆一个人拿主意出决策，而军机大臣只需要把乾隆每天说的话从口头上移录到纸上，保证无误翔实即可。他们本身的种种建议仅供皇帝参考，根本就不能左右局势。在军机处的人选上，乾隆完全把皇族拒之门外，但为了保证满族人在清政权中占重要地位，还规定首席军机大臣必须为满人。因为乾隆往往只是一人说了算，便担心军机大臣们有贰心，为了彻底收买他们为自己卖命，又规定凡为军机大臣者可不以资历高低为标准提拔自己的亲信。但重要的用人权还是在乾隆自己手中掌握着，他曾说过：“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即使是乾隆晚期，极其宠信放纵的权臣和珅也未曾左右过皇帝的用人决策，更何况其他臣子了。
傅恒
在乾隆时期的清朝官制中，军机大臣还都是兼职的，不是正式的职务。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为了能更牢地牵制军机大臣的权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的小舅子，年仅25岁的傅恒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这样，傅恒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宰相”了。虽然乾隆称傅恒“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但傅恒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再有远见卓识，也还不大成熟。蒙乾隆如此抬举，傅恒自然拼命为皇帝分些劳苦，并且对皇帝言听计从，没有任何异议，做个最忠实的传达人。在傅恒之前，乾隆在军机处提拔的还有讷亲，讷亲当时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满人，他也是考虑到诸因素而被特殊提拔的，乾隆用人确是费尽心机。
军机章京值班房
为了更牢固地独握大权，乾隆一改雍正时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人的惯例，而让6名军机大臣分割军机处的事务和权限，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不能有任何越轨之举。他还规定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皇帝。当时傅恒不认识汉字，乾隆特许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入见。对于象征军机处权力的大印，乾隆管理极严，印文钥匙分别由值事太监和军机章京保管，为了保密起见，还规定只能由15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充任军机处听差，还派御史往来检查，不许任何人在外窥探。
在建立、健全军机处及其管理工作制度后，乾隆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的权力，把权力集中于军机处，由皇帝亲自领导。实质上，军机处权力的扩大，就是皇帝权力的扩大，它不仅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使之名存实亡，而且也使内阁形同虚设。过去的公文处理要经过众多的环节，有了军机处之后，皇帝的谕旨可以直接从军机处发出，下面的奏折也直接可以从军机处递入，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乾隆时的军机处职责主要是：帮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查内阁和翰林院所拟的诏旨；讨论施政方针；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的工作；奉旨出京查办事件；陪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事务性工作；对从中央到地力各级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参考意见等等。其实军机处已成为辅佐乾隆行使强权的常设中枢机构，成了全国的政务中心。
乾隆实行的密折制度和军机处为乾隆独揽朝纲，统领国家政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而乾隆的皇权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巩固。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像汉代时的皇帝把自己比为“天子”一样，乾隆把自己神化为罗汉。乾隆宣传自己是金身罗汉转世，是上天派到世间来的，直接接受佛祖的意志，从而使自己的命令成为佛祖的命令。通过这种转化，乾隆在普通百姓中的威望更高，统治更加牢固。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清帝室也不乏对佛教表示兴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后召憨璞性聪、玉林通琇、木陈道忞禅师入内廷说法，并分别赐号；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他又将明末隐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士人；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
佛教认为，人修行后可达到不同的果位，有一、二、三、四果之分。其中四果成就最高，取名为罗汉，达到涅槃的最高境界，可以消除一切烦恼，不再生死轮回。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大罗汉。由于中国这块地方太大了，东南西北中，就是一个罗汉管一个地方也够忙的，还需要加强力量，于是又出现十六罗汉之说。直至玄奘法师时，中国才知道这些罗汉的名字，从此十六罗汉在中国才有了“正式户口”。后来有的画家在画完十六罗汉画像之后，没有经过正式“批准手续”，把斯里兰卡高僧庆友和我国玄奘法师也给画上了，变成十八罗汉。但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和章嘉活佛不认账，对此表示反对。
乾隆和章嘉活佛颇有渊源。乾隆在上书房读书时就与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是同窗。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生于甘肃凉州，雍正元年（1723年）大兵前往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以若必多吉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的转世灵童，护送到京师。二世章嘉活佛系雍正的恩师，因此他的转世灵童若必多吉到京后，备受雍正爱护，多次赐给金银绸缎珠宝，让他仔细诵读大藏经《甘珠尔》。乾隆看到自己父亲对活佛的态度后，主动请求父亲让自己与章嘉活佛一起学经，与这位活佛结下了法缘。乾隆即位后，也给予了这位活佛较高的地位，他让章嘉活佛管理京师寺庙喇嘛，又授予他“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
乾隆一生信奉佛教，他认为自己的修行已达到了罗汉的程度，“圣心与佛心无二无别”。他虽不敢与观音、普贤、文殊、地藏等菩萨相比，但认为自己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成就，不为世间一切所惑。乾隆十年（1745年）时，乾隆在《寄题独乐寺诗》中说：“丈六金身应好在，春风过后偶相思。”乾隆认为，罗汉金刚可以长久存在，把自己塑成金身罗汉，可以永远受人们的供养，叫人思念。于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兴建罗汉堂时，他下令把自己挤入罗汉中。于是便有了今天碧云寺罗汉堂第444尊罗汉，名为“破邪见尊者”，其像脚不高架，双手置于腿上，胸前护心镜上的两条龙在飞腾。
乾隆有意神化自己，让全国臣民对自己顶礼膜拜，从而稳固自己的权力。
乾隆初期，在官制上基本沿用前朝官员。有的官员习惯了雍正时期的严苛政策，不能接受乾隆的宽仁政治。为了推行新政，乾隆严厉地处理了这些反对新政的官员。
河南巡抚王士俊就是一个强烈反对宽仁政策的典型。乾隆即位后，户部尚书史贻直多次上书陈述河南垦荒的危害，他说：“河南一带，百姓卖儿卖女，就是为了应付国家的劳役。”乾隆听说后下旨，对雍正苛严政治的积极执行者田文镜予以谴责，说：“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政策为主，而属员对他的命令更加厉害，以至于该地剥削成风，河南人民生活困难加剧。”当时的河南巡抚是王士俊，他督促州县开垦非常严厉，为此，乾隆把王士俊调任四川巡抚，实际上是降了王士俊的职。
王士俊在雍正时期以耿直闻名天下，于是便进言指斥时政，说：“最近的一些奏折，都意图翻前朝的案，甚至有人对大家说，只需要将世宗皇帝（雍正帝）时候的事情翻案就是好的奏折，如果这个言论传到天下，后果将不堪设想。”王士俊的这几句话，十分厉害。他不仅是针对某一事或几件事，而是指向所有之事，是囊括乾隆即位以来11个月的整个朝政。更为严重的是，王士俊指责群臣以翻驳前案为名，影射新君，实际上是把乾隆当做去翻父皇所定之案的不孝之子。王士俊由此彻底否定了以宽代严、革除弊政的指导方针，这不仅涉及对新皇帝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政能否继续施行，若不加以制止，便会混淆视听，扰乱人心，新政就会有夭折的危险了。
看过王士俊的密折后，乾隆十分愤怒，马上在奏折上严批申饬，将原折发于总理事务王大臣和九卿传阅，又在养心殿严厉驳斥王士俊的欺君悖理之行。他揭露王士俊所言的实质，说王士俊是“大悖天理”，侮骂皇上。乾隆还详细论证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方针的一致性，强调说：“我的爷爷、父亲与我的想法，原本就没有丝毫的差别。任何法律施行久了都会产生不少的弊端，因而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有效性，这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这个王士俊却指责我在翻前朝的案，他这话什么意思，又是什么居心呢？”
违反祖制，这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之行，乾隆当然不会容忍这一指责，他痛骂王士俊说：“你真是一个奸邪小人，投机取巧的恶习牢不可破，外表耿直是为了牟取自己的私利，竟然敢将悖理的言论，擅自陈奏给我。”随即下令将王士俊革职捉拿回京。原本打算斩首，后来又因宽容之策，免他死罪，驱逐返籍为民。
在雍、乾政治交替时，甘肃巡抚许容也是以刻薄而闻名的封疆大吏。当乾隆下令赈恤灾民，树立自己仁君形象的时候，许容却按雍正时的旧规，仅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每日三合，小口每日二合。乾隆对此十分不满，下谕说：“宽政莫先于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为国家事业踊跃捐粮，现在遇到歉收，应当加恩赈恤。你做事太实在，而理财过于刻薄。国家救济贫民，不要什么时候都斤斤计较。”但是，许容仍迟迟不予照办。
乾隆对许容无视自己的谕旨大为恼火，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继续担任封疆大吏，便找了一个借口将其解任，并给以严厉谴责。不久，乾隆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大臣，如果不严办他，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大臣违抗自己的旨意。因此，乾隆暗示大学士查郎阿弹劾许容有隐匿灾情、祸害灾民、结党营私的过错，乾隆马上下令将许容押解来京，交刑部治罪，刑部审定后给予了杖责的惩罚。后来乾隆考虑到自己的一口恶气已经出过了，况且这个大臣多少还有一点功劳，同时也为了让其感激自己的恩德，便下旨同意免除他的皮肉之苦。此后，许容虽也复出为官，但名声已经扫地，最后是郁郁而死。
在对其他较为严苛的官吏中，乾隆反复阐明宽仁的方针，让他们以休养百姓为己任。广东布政使萨哈谅奏办理征税情形，乾隆下谕说：“征税骚扰百姓的弊端，我已经非常了解了，看你们办理的情形，仍然沿袭原来刻薄的陋习，但是我特意降旨宽大百姓，想让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的恩惠，如果你们稽查不得力，只知道中饱私囊，而百姓不能从我的特旨中得到好处，那么你们这些地方大员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除了此谕外，乾隆还分别给四川总督黄廷桂、广东巡抚杨文斌、福建布政使张廷枚等下谕，要他们减轻百姓负担，不要做那些急功近利、苛刻百姓的事。他说，对那些“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此则拂人性、逆人情者”，要严以查办。
在清除严苛的官僚时，除王士俊、许容外，因“严刻”被处置的官员还有很多。山东文登知县王维干杖毙二命，是个残忍刻薄、如疯如狂、肆无忌惮、草菅民命的酷吏。乾隆听说后，让巡抚岳浚审定后写出详细的上奏条文，乾隆严厉斥责岳浚说：“像这样酷劣的地方官，你作为巡抚，为什么不进行查参？这次根据我的旨意严审王维干，不得回护他以前的罪行，如果有丝毫的包庇和隐瞒，一定对你从重处理。”
对一批推崇严刻政治的官僚加以处分，表明了乾隆通过法纪来维护自己政治革新的决心。他决心杀一儆百，让其他对新政不满或存有疑虑的大臣官僚们明白，不守新规、不行新政的人下场会和王士俊等人一样。对严苛官员的处置，为他施行新政进一步扫平了道路，使新政在短时间内就收到很好的成效。乾隆曾反复强调过：“安良必先除暴，容恶适足养奸，此为察吏之法。”也正是在这种谋略之下，他对“奸”者毫不留情，对“恶”惩除务尽，从而促进了臣民的向心力、凝聚力的生成。
乾隆通过一系列的严厉惩处，使得前朝大多数官僚越来越惧怕他，为他进一步实施新政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抑制宗室
乾隆以他散发着青春之气的才干和胆略，推行了他的新政，执著地将国家的治理纳入了自己的意志。就在他刚刚丢掉新皇帝的盲目，开始使统治走向正轨时，他的皇权和皇位又遭到了挑战。
乾隆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皇位宝座，他的继承权应该无可指摘。然而，围绕在皇帝宝座周围的阴谋与怨恨，就如那不违节气的风和雨，发生在皇宫大殿的内外，困扰着初登宝座的皇帝。那些与他身上流淌着同样血液的爱新觉罗的子孙们，导演着一幕幕皇室家族惯有的悲剧。
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十六日，乾隆针对宗室子弟之间的结党，对宗室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由于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结党，给乾隆的皇权带来威胁，乾隆先下手为强，对一拨人等削职免爵。
宗人府规制
先是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皙俱革去王爵，同弘升一起，俱着永远困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普革去贝子，宁和革去公爵，弘晈革去王爵。
紧接着，皇帝比照宗人府的议案，量刑从轻发落。庄亲王允禄从宽被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职，俱被革退；弘皙革去亲王，圈禁高墙，仍准在京郊郑家庄居住，但不准出城；其余弘升、弘昌、弘普、宁和俱照宗人府所议，或圈或革；弘蛟因雍正恩赐世袭王爵，免予革除。
这一次议案涉及的人员全是宗室子弟。庄亲王允禄，是康熙帝的第十六子，乾隆的叔父，他是这群获罪宗室中唯一的长辈，也是他们当中爵位最高的一个。其余几人，弘皙，是大名鼎鼎的康熙帝废太子允礽的嫡子；弘升是康熙帝第五子允祺的长子；弘昌是康熙帝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长子，弘晈是允祥的四子、弘昌之弟，弘普和宁和，均为允禄府上之人，弘普是允禄的长子，宁和是以闲散宗室依附允禄，并承袭了允禄的公爵。
这些人大多受到新皇帝的恩惠，如弘升，其父允祺在康熙年间被封为恒亲王后，他以长子封为世子。但他生性好事，康熙末年，卷入了父辈们的皇位争夺，于雍正初年获罪囚禁，从而丢掉了世子的身份。乾隆即位后，见其仍然忠厚，用为都统，使其掌管火器营，隶八旗禁军的要职，颇有重用之意。还有弘昌，在雍正年间不但没有借父亲是皇帝的宠弟而加官晋爵，反而因鲁莽狂妄，被怕事的父亲奏请圈禁在家，直到父亲死后才被放了出来。乾隆即位后将他加封为贝勒，始有爵位。其余，允禄、弘普父子，更是多蒙“圣恩”，获宠于乾隆。然而，这些人皆辜负了皇恩，迫使皇帝不得不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
这是继雍正皇帝杀戮宗室以来最大的一次皇家祸变。何以一向宽仁的乾隆也痛恨起他的同宗同族来？何以同室操戈的悲剧，又轮回般地在此时重演？何以曾经显赫一时，承先皇顾命，又任新帝总理事务大臣的庄亲王允禄成了祸首？
乾隆在上谕中，只是含含糊糊地列举了他们的罪行：
庄亲王允禄罪有两条：一是没有一点为国家分忧解难的心思，只擅长取悦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责任，生怕事情与自己有关系；二是与弘皙、弘升、弘昌、弘蛟、弘普等诸侄私相交结，往来诡秘。
弘皙之罪有三条：一是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皇帝面前毫无敬谨之意，唯以奉承庄亲王为自己的事情；二是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叵测，例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诞辰，派人制造了一个鹅黄肩舆进呈，好像等待着皇上不要，以便自己留用；三是事情败露之后，在宗人府听审时，不知畏惧，拒不交代。
弘升、弘昌、弘普、弘晈等人，则被指为群相趋奉、结党营私，是一群擅作威福、不安本分的骄奢淫逸之徒。
虽然乾隆没有详细列出各人所犯罪行，但是此次皇室祸变并非一日而成，而是与清朝入关以来宗室干政的祖制有关。大清由马上得天下，宗室子弟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夺得权力后，便将宗室参与国政立为祖制家法。这种制度，必然导致宗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
自从太祖努尔哈赤创业以来，清皇室以血缘关系分配权力所导致的矛盾争端已经酿成了几代皇子皇孙同室操戈的悲剧。乾隆不愿这种历史的悲剧重演，更不愿他手中的权力受到他人的威胁，所以一见有宗室联结的苗头，就加以重处。
庄亲王允禄身受三代皇帝的宠爱，在乾隆登基后位高权重。
庄亲王允禄是康熙帝诸子中颇得宠眷的一个。允禄的生母为密妃王氏，苏州人。康熙晚年，康熙亲自教授儿子们功课，允禄得益最多，他的天文、算学、火器（枪炮）等知识，都是康熙皇帝亲手教授的，因而幼年即精数学、通音律，以才气闻名。
雍正皇帝统治期间，在诸兄弟中，除了对怡亲王允祥特殊地恩宠外，就数允禄蒙恩最多。相传十三弟允祥曾为雍正争夺储位出过力，雍正看重允祥，当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但他善待允禄，却不知道出自何种缘由。允禄在康熙年间没有封爵，雍正特地将他过继给无子的庄亲王博果铎。博果铎，是皇太极第五子、承泽亲王硕塞的儿子，后改号庄亲王。庄亲王死后，允禄不但承袭了庄亲王的爵位，而且继承了巨额遗产。
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死去，允禄的地位开始逐渐提高，雍正帝于弥留之际，命他与果亲王允礼以宗室王爷的身份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同时顾承遗命。而后新帝登基，允禄又因拥戴之功，奉命担任总理事务大臣，位列诸人之首，并以他总理事务有功，给予额外世袭公爵，隆宠至极。
乾隆善待允禄，除了遵从父亲遗命外，似乎因为他与允禄之间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那是在康熙末年，年幼的弘历（乾隆）以禀赋颖异、天资颇高，被祖父康熙帝养育宫中，生活上就由允禄的母亲密妃抚养照看。他除了与允禄同时受教于祖父外，更多的情况下，则是由允禄作“师傅”，将所学转授给他。两人之间的感情，自然不能与其他的叔侄相比。然而，在人君面前，人世间所有的亲情，都会变得无足轻重，血缘关系完全被政治关系所侵蚀。当允禄的地位达到了顶点，仅次于皇帝的时候，他的厄运也随之而来。因为，乾隆虽然年轻，却是个极端专制主义的身体力行者。
乾隆鉴于封建专制政体有它难以克服的弊端，一上台就着眼于对它的改进。他除了对母后、外戚、宦官、藩镇等严立章程，事先防范外，则尤其用力解决困扰已久的大臣朋党和宗室干政。而宗室干政的苗头，竟随着允禄权势的日重，引起了乾隆的重视。
因而，乾隆在父亲为他安排的亲贵政治氛围中，度过他居丧的27个月后，便毅然决然地将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排除在国家权要之外。新成立的中枢机构军机处，虽然设了6位军机大臣，却不再有二人的位置，乾隆由此杜绝了宗室干政的弊端，加强了皇权，并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惯例。
对允禄、允礼来说，权力受到削夺，终归不是愉快之事。尽管他们与皇帝之间并不曾发生过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却不能不担心这种剥夺会是祸患的先兆。因而他们变得格外地小心，并且消沉起来。允礼因患足疾，出入不便，解职之后，刚好在家养病，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便故去了。于是，允禄与皇帝的隔阂变得更加显眼。
允禄自知不为皇帝所信，处处瞻前顾后，生怕惹来祸患。以至乾隆说他只知道专心取悦于别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责任。而允禄这种小心翼翼的立身哲学，正是来自对君权的畏惧。
允禄的处境，在宗室中引来了同情，在那些贵胄看来，允禄于皇帝有拥戴、辅佐之功，宗室参与国政，乃祖制家法，先皇雍正在创立军机处时，也是以宗室王公居其首席。然而，这一切随着乾隆坐稳了皇位以后，全变了样。他们认为，乾隆在薄待宗室方面将超过他父亲。于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情感困扰着这些皇家子弟，使他们很自然地远离了皇帝而向允禄靠拢，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成了庄亲王府的常客。
专制政治，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皇帝。允禄在宗室中威望的增高，使得乾隆大为不快。虽然他们并未掀起大的政治风波，但是他们相互援引、彼此攀附，已形成一种集团势力，这对需要巩固皇权的乾隆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隐患。于是，为了防微杜渐，实现他所谓的“先机保全之道”，乾隆在观察了一年之后，决定对他们进行惩戒，除了允禄之外，几乎所有获罪的宗室都被贬被革，或被圈禁高墙。
在这次宗室事件所涉及的人当中，乾隆最忌恨的是弘皙。
弘皙并不是这场“宗室结党案”的主犯，在获罪的这些宗室亲贵中，他排第二。但是，他所受的处罚却最重，不但被革去亲王的爵位，而且软禁在家，不得出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乾隆的眼里，弘皙对自己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过允禄。
允禄
弘皙表现出的狂妄自大、傲慢无礼，以及对他的冷漠，使乾隆感到这位旧日太子的嫡子对自己的敌视和不服。乾隆的感觉，不是没有来由的。
一个多月以后，这一案件又有发展。一个名叫福宁的宗室首告弘皙，说他利用安泰搞邪术，有大逆不道的行径。安泰为何许人氏，已无从考查。有人说他也是宗室，但从他的身份相位看，更像个仆人，乾隆接到告发的密疏后，立即将安泰逮捕归案，并命平郡王福彭与军机大臣讷亲一同会审。会审的结果，竟让乾隆大吃一惊。安泰供认：他曾经自称为祖师显灵，能预先得知将来之事。弘皙对安泰的占卜深信不疑，常常请他盘算，不久前曾问过：“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能活多久”“将来我还能再向上升”。
这一连串的问题将弘皙窥伺皇位、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乾隆以往所有的怀疑和猜度都得到了证实。弘皙不仅性情浮躁乖张，对自己不恭不谨，而且在心里时时酝酿着篡夺皇位的阴谋。他期待着准噶尔打到北京，盼望天下大乱，好趁乱实现自己的帝梦。他也希望皇帝短命，待皇帝死后，好以旧日东宫嫡子的身份夺得皇位。
弘皙的皇帝梦由来已久。
自弘皙记事起，便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皇太子。并知道等父亲做了皇帝之后，他这个嫡子也会被封为皇太子，然后成为皇帝。幼年的弘皙聪慧过人，不仅为父亲所喜，且尤得祖父康熙皇帝钟爱，与乾隆一样，被养育宫中，而且时间更早、更长。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弘皙应该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
然而，这顺理成章的事，随着皇太子被废化为乌有。但当他的叔父雍正皇帝即位后，弘皙又很快恢复了宗室亲贵的身份。先是被封为理郡王，雍正六年（1728年）又晋封为亲王。而且，雍正皇帝还给了他种种特权，甚至允许弘皙在王府内设立会计司、掌仪司等比同国制的机构。故而，他的藩府体制和服饰均超过一般的王公，以至于在他获罪以后，这也成了他的罪状。
弘皙表面上对雍正皇帝竭诚拥戴，然而，在他的心里，却永远丢不掉那曾经属于他的嗣统，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平。弘皙由“罪人”得赐王爵，本该心满意足了。无奈，他的欲望竟无法填平，他非但不感恩雍正父子，反而时时想着，有朝一日能从他们手中夺过皇权。因为，那金銮宝殿本来是属于他的。
对皇位的窥伺，使弘皙注意到庄亲王允禄，这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叔父，是长辈中唯一在朝廷任要职的宗室。而允禄待人宽厚，遇事模棱两可，既使人容易接近，又便于驾驭。于是，弘皙开始了与允禄的频繁交往。在弘皙看来，一旦遇有国家动荡、皇帝暴崩等意外，他少不了要依靠允禄等人的拥戴去夺回皇位。因为清代的祖制，给予了宗室权贵以议立新君的特权。然而，弘皙的帝梦，不过是一枕黄粱，随着乾隆将他的“大逆”之罪昭示于天下，弘皙只能在高墙之内打发他的余生了。
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初六日，乾隆对此案做出最后判决：
“弘皙听信邪说，应当被处以极刑。但我总是想到他是皇祖圣祖皇帝的孙子，如果给予他太重的惩罚，于心实有不忍。况且他也是误信巫师的谗言，因此对他从宽，免其死罪，但不便仍留住郑家庄，交内务府总管石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
安泰是附和弘皙、传播邪说之人，着从宽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
而后，又下令将弘皙的子孙革去宗室，比照允禵和允禟的子孙，给予红带子。
大清入关之初就规定，努尔哈赤的父亲、努尔哈赤的兄弟，及他的子孙叫“宗室”，系黄带；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以下的子孙叫“觉罗”，系着红带子。乾隆让弘皙系红带子，意味着弘皙一支便成了“觉罗”——皇家的远支。
为巩固和加强皇权，乾隆不遗余力，即使天子支派也须待以国法，而弘皙的谋逆，使他更加注意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宗室的控制。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皇帝颁布调令禁止担任御前侍卫的宗室与大臣及闲散宗室交往；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禁止宗室命名使用内廷所拟之字；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并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门各录此旨，写在各自的墙壁上。为了抑制宗室的势力，乾隆把宗室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哪怕才德兼优的同窗好友，他也不予重用。乾隆即位以后，宗室中除了重用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之外，第三位重要人物，当属平郡王福彭。
福彭，是努尔哈赤的八世孙，代善、岳托父子之后。岳托始封克勤郡王，后改封平郡王，是清代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王之一。福彭虽是宗室中的远支，却受到康雍乾三朝皇帝的赏识。
福彭年长乾隆3岁，早在乾隆为皇子时，两人就结为同窗挚友。福彭在康熙时就养育在皇宫中，雍正六年（1728年）又奉旨读书内廷。弘历认为福彭器量宽宏，才德优长，把他视为自己的生死兄弟。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乾隆继承了皇位。他没有忘记远在边疆的福彭，立即召他回京，命他协办总理政务。于是，福彭成了宗室王公中仅次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的第三号人物，即使为总理事务大臣的鄂尔泰、张廷玉，也不得不对福彭礼遇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是王爷，更主要的是福彭曾是皇帝旧日的同窗好友，摆在福彭面前的当是无可限量的政治前程。
然而，福彭的政治生命注定了要从属于专制政治的需要。尽管福彭年轻有为，而乾隆又在用人之际，但乾隆鉴于皇家祸变的惨痛教训，已经决心把所有的亲王、郡王，统统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连自己的知己福彭也不例外。福彭的才德和能力，只在乾隆初政时留下了昙花一现的影响，随后便成了乾隆废弃亲贵政治的殉葬品。
自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福彭便随着总理事务处的裁撤，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虽然，此后他被授命管理过正黄旗、正白旗的旗务，却始终不曾大用，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年仅40岁的福彭病逝。为了表达对这位同窗的歉情，乾隆命皇长子携茶酒前往奠祭，又命辍朝两日以示哀悼。
深受皇室之祸震惊的乾隆在心有余悸的同时，不但限制宗室加入权要机构，而且对自己的弟弟也多加提防。
乾隆排行第四，大哥二哥早亡，雍正五年（1727年），三哥弘时削爵身死后，他便成了雍正帝最大的儿子，在他身下，本来还有三个弟弟，到他即位时，也只剩下五弟弘昼和幼弟弘瞻。
弘昼小乾隆三个月，生母耿氏，封裕妃。在乾隆的诸兄弟中，只有这位与他同龄的五弟最为亲密，两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长大以后，两人同尊同荣，所享受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也是相等的。雍正九年（1731年），兄弟俩同时受封，弘历（乾隆）封和硕宝亲王，弘昼封和硕和亲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一同担任苗疆事务大臣，参与政务。所以，两兄弟实际是皇位继承的潜在竞争对手。
历史上，皇帝的御座，不知诱发了多少同室操戈的悲剧，使多少骨肉至亲反目成仇。乾隆与弘昼之间，不曾发生这种流血的冲突。从现有的史籍中，甚至找不到在乾隆即位前二人有过嫌隙的记载。然而，这并不等于弘昼没有成龙的愿望和野心，也不能说明他是心甘情愿地看着皇位为兄长所得，而没有一丝妒忌和怨恨，生长在深宫中的皇子们，又有哪一个不是盯着御座、眼睛发红的“野心家”呢？只是皇家子弟，历来只有服从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力。从雍正的言语行动中，不但大臣们已猜测到皇位的继承人，身为皇子的弘昼也有所察觉。但他没有口出妄言，也没有自暴自弃，仍和以往一样，孝敬父皇，友爱兄长。直到雍正去世以前，他们始终是友情颇深的好兄弟。然而，一旦乾隆成了皇帝，一切都变了样。昔日纯粹的兄弟之情，又多了一层君臣关系。即是兄弟，又是君臣，地位、身份、关系的骤然变化，已经预示着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必不可免。
弘昼性格内向，为人孤傲，满朝文武均不放在眼中。一次，在议政时，他和军机大臣讷亲发生冲突，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拳相向。乾隆虽然未作申饬，但对弘昼当众殴辱大臣，很是反感。
又有一次，朝廷举行八旗科目考试。弘昼奉命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殿试八旗子弟。时至中午，弘昼请乾隆退朝歇息用膳，由他继续监考。乾隆是个事必躬亲的人，他担心旗人士子挟私作弊，迟迟没有退朝。谁知弘昼竟因此十分不快，对乾隆说：“你难道连我也不信，怕我被士子买通了吗？”乾隆大为不满，二话没说退了朝。第二天，当弘昼如梦初醒，诚惶诚恐地向乾隆请罪时，乾隆也毫不客气地告诫他：“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该粉身碎骨。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自此，弘昼开始收敛。他谨言慎行，时时检点，不再有从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了。但是，仍然不时受到皇帝借题发挥的敲打。
一次，弘昼与幼弟弘瞻一起到皇太后宫中请安，跪坐在皇太后座旁的藤席上，此座正是乾隆跪坐的地方。乾隆立时责备两个弟弟于皇太后前跪坐没有样子。弘昼因此被罚俸三年。
乾隆十七年（1752年），弘昼与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慎郡王允禧等人奉命一起清点仓储。这些饱食终日的王爷，平日懒懒散散，无所用心，因而干起事来，草率马虎，敷衍了事。想不到，这微不足道的小错，在皇帝眼里却成了无视皇命、未能尽心的大过，要议他们的罪。宗人府岂敢得罪这些王爷，便以或革诸王所兼都统，或罚所兼都统俸禄，两议上奏。乾隆最忌臣僚顾及情面，宗人府的模棱两可，使他怒从心起，下令将宗人府王公严加惩处，将原案交与都察院审理。
都察院战战兢兢地接过了这个案子，却不知比照哪条律例议罚，揣摩之下，只好从严处置，统统革去王爵。不料，又惹恼了乾隆，他大发脾气，声称：“王公等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从来没有革去王爵、降为庶人的道理？”他又责备都察院：“为自全之术，无以实心为国家任事者。”下令将都察院官员革职留任，诸王被罚俸一年。
弘瞻
皇帝威慑四海，权秉生杀。乾隆一会儿怪宗人府顾及情面，罚罪过轻，一会儿又怪都察院不遵守朝廷体制，议处太重。天威莫测，无非是警告这些傲慢的王公大臣们要在皇权面前俯首帖耳。
强权之下，弘昼不得不低头，然而，内心中却痛苦不堪。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打发无所事事的生活，他整日出入戏院，醉心于戏曲，尤其偏爱卞阳腔，并在家中养起戏班子，排练由他自己改写的戏文。或许由于改写的水平太低，来客不得不掩起耳朵，借故逃走。
弘昼以另一种方式无言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那就是自己装成死人，由家人演习丧礼。经常是，弘昼高坐院中假死，由王府的护卫侍从，陈设好各种乐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则吃着供用，以此为娱。这种变态的举止，给人一种在长期压抑下精神失常的感觉。
弘昼死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终年60岁。
在乾隆仁慈的另一面，是对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对手进行无情的打击。这些对手中有威胁自己权力的臣子，有威胁到他地位的其他阿哥。无论是谁，只要对乾隆手中的权力造成了哪怕是一小点威胁，乾隆都穷追烂打，不把对手彻底击溃不罢休。
弘瞻是乾隆的弟弟，自小就受到乾隆的宠爱。但这种宠爱并没有为他带来幸运和更加美好的生活。相反，在乾隆的宠爱下，他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成为真正的纨绔子弟，干的坏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结果把自己推进了火坑。
弘瞻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比乾隆和弘昼小23岁。雍正帝死时，弘瞻只有两岁。因而，在弘瞻的记忆中，他的一切都是由乾隆这位皇兄安排的。
乾隆对他幼弟颇多关照。弘瞻长大以后，善作诗词，又富藏书，这同乾隆令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人沈德潜做他的师傅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乾隆还将弘瞻过继给果亲王允礼，允礼在诸王中较为殷富，弘瞻即得嗣封为果亲王，租税所入，给用以外，每年的盈余可以累积达到数万。
皇家子弟，多纨绔成习。弘瞻倚仗御弟的身份，有恃无恐，放荡不羁。
一次，皇帝令他前往盛京，恭送玉牒。他却上奏要求先去打猎，然后再去盛京。
又有一次，圆明园“九州清宴”失火，诸王都赶到园中救火，住处最近的弘瞻不但来得最晚，且和皇子们嘻嘻哈哈，好似此事与他无关。
还有一次，弘瞻的母亲做寿，乾隆没有称祝加赐。弘瞻以皇帝薄待自己的生母，微词讥讽，怨愤之情，形之于色。
弘瞻如此放纵失检，乾隆对他十分不满，多次申饬。但弘瞻却不知收敛，胆子越来越大。他贵为亲王，巨富无比，却生性吝啬，敛财聚货无所顾忌。不但开设煤窑，强行霸占民人产业，而且还常向母亲索要财物。这种贪得无厌的劣性，终于为他惹下了大祸。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五月，两淮盐政高恒代京师王公大臣贩卖人参牟取暴利一事被告发，弘瞻是被指控的王公之一。在乾隆的眼里，弘瞻“一向不安分守己，往往向人请托，习气最陋”，干出这等事来不足为怪，他命将弘瞻收捕，交军机大臣审讯。
弘瞻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他被哥哥的皇威镇服了。在审讯的过程中，弘瞻供出，他因欠了商人江起滔的钱，派王府护卫带江起滔到高恒处托售人参，牟利以偿还欠债。
身为亲王，弘瞻干出如此有伤体面的事情，乾隆大为恼火。他对弘瞻的任性放纵，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但弘赡却始终不知检点，屡蹈惩尤，反把事情闹大，乾隆决意借此对弘瞻加以惩治。接着，乾隆又查出弘瞻以低价令各处织造、关差购买朝衣、刺绣、古玩，优伶等，并有私自请托军机大臣阿里衮选任王府门下私人为朝廷官吏之事。
乾隆为改变清朝前期宗室王公干预朝政的恶习，对皇亲国戚，包括自己的弟弟在内，虽给予很高的名位、优隆的待遇，却绝对禁止他们干政。弘瞻不但以聚敛好财尽失御弟身份，且又违犯朝规，干预朝廷选拔官员，乾隆不能再容忍了。他厉声责备说：“弘赡想要干预朝政，毫无顾忌，已经到了很厉害的程度。此风一长，内务府旗员也将会效法，这样的话，外面满汉职官，内而部院司寺，都将纷纷步其后尘，无法阻挡了。想到这里，我实在是寒心啊。”于是，乾隆将其旧过新犯一总清算，诸罪俱发后，弘瞻被革去亲王的一切差事，永远停俸。
这是乾隆第一次以如此严厉的态度对待他的幼弟，弘瞻大出意外。平时，他以洒脱自居，此时只有大势已去的伤感。从此，他居家不出。郁郁之下，竟然一病不起。病危时，乾隆临榻前视疾，弘瞻在被褥间叩首谢罪。乾隆似乎被弘瞻的软弱和屈从所感动，唤起了他的手足之情。他呜咽失声，泪流满面，拉着弘瞻的手说：“我因你年少，故而稍加处分，以改变你的脾气，想不到你会因此得这样重的病。”乾隆立即恢复了弘瞻的爵位。
两年之后，弘瞻仍然死去了，年仅32岁。乾隆失去了幼弟，却使皇权更加独尊。
作为君王，乾隆深深懂得欲治天下，先治宗室、内宫的道理。尽管为了政治安定的考虑，乾隆继位后在政治方针上采取了宽仁的一面，昭雪、平反、安顿了不少皇亲国戚、亲王宗室，但皇权斗争毕竟是残酷的，乾隆断然采取了“整顿机制，施政有纲”这一策略，防止宗室、宦官、外戚干政专权。
为了不使母亲干预政务，即位后的第三天，乾隆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内太监女子：“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太后闻之，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它，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之责，并令知之。”这个命令看似是乾隆爱护母亲倍加，感情笃深，其实是为了使皇权独尊，不受母后干扰，避免历史上母后乱政之嫌。皇太后既然彻底与外世隔绝，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乾隆继位不久遇到一件事，引发了他的思考。一次，太后让乾隆把顺天府东一座废弃的庙宇修葺一下，事虽不大，乾隆却意识到了问题：太后在深官之内怎么会想起来修庙宇呢？乾隆虽然母命难违，派人修了庙宇，却对在太后身边的太监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后来，好事的太监将悟真庵的尼姑引入大内，又带领太后的弟弟进宫，这些都是违反后宫规章的。乾隆碍于情面不好训诫母后，但毫不留情地训斥了太监们的多事非礼。乾隆对母后的亲戚非常优待，常常赏赐他们，但是不允许他们依权欺人，以权干政。头等承恩公、散秩大臣伊江阿乃太后的亲侄、乾隆的表兄弟，长年患病，不能供职，本应该罢任，乾隆念他是太后的亲戚，“是以特加优公爵，免其革退”。但是他的俸禄却减少了一半。在此严厉的监督和规章制度之下，外戚根本没有参政的机会。乾隆对整个后宫的管束也比较严格，规定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之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嫔妃们的榜样。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会时，乾隆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的娘家中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对于宫内宦官，乾隆更是防微杜渐，极力防范。
历史上宦官弄权的教训不少。明代宦官多数都精通文墨，弄权干政使明代败落，其中魏忠贤之祸更是到处流传。乾隆鉴于宦官之祸，改除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习字的内书堂废掉。他说，内监的职责就是听命行事，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以后，内宫便不再有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还有一个禁止宦官纵权的措施，就是让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一来，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辨仔细，避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乱政。如果发现太监们有所非为，定处不饶，有个太监是乾隆的贴身之人，因对乾隆说了几句有关外廷官员是非的话，乾隆马上命令将其处死。乾隆还发谕旨说：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外廷官员可以随时处置行罚。宫中有个叫郑爱桂的太监，经常在乾隆耳边赞扬刑部尚书张照，贬斥户部尚书梁诗正，说他“太冷”。乾隆讨厌太监干政，并洞烛其真伪。事实终于弄清，原来张照舍得花银两破费钱财结交太监，而梁诗正却廉洁自持，不善于笼络太监，所以郑爱桂“喜张而恶梁”。乾隆得知了真相，写诗称赞梁诗正说：“持身恪且勤，居家俭而省。内廷行星久，交接一以屏。不似张挥霍，故率称其冷。翻以是嘉之，吾岂蔽近幸。”为此，乾隆毫不客气地惩治了郑爱桂，并降旨要宦官们引以为戒。还有一个在御前听差的太监，被乾隆直呼为“秦赵高”。其实上这个太监也并没有做下什么大逆不道、弄权使坏的事，乾隆之所以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不要向赵高学习，要安守本分。
正是由于乾隆对太监管束严格，清朝再也没有出现像明朝那样太监乱政之事了。
作为一位年轻的皇帝，乾隆在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漩涡中总揽王权，在位六十年，没有谁可以威胁皇位安危，没有后宫作祟，没有宗室内讧，没有皇子争位，没有朋党聚结乱政，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乾隆改革和完善了各种制度，使母后、太后、兄弟、叔父、外戚、太监等均受到约束和牵制，把皇权巩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三节 前朝遗老
乾隆继位之初，朝中大臣大权在握，皇帝年轻势弱。乾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削弱前朝老臣的权势，平息了宫内的朋党争斗，组建起自己的势力，实行“宽严相济”的新政。
雍正弥留之际，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佐弘历。这既为乾隆在继位之初留下了可用之臣，也为乾隆开创大业留下了掣肘之患。
乾隆初年，在他所任用的雍正旧臣中，以鄂尔泰、张廷玉的地位最高。自恢复军机处、宗室王公被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后，鄂尔泰为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居其次，均是位居宰相的重臣。二人虽然各树门户，朋比结党，相互倾轧，但却不曾威胁到皇权的稳定。因而，乾隆在初政的过程中，虽不时给以告诫，却仍倚寄颇深，优容包涵。所以，鄂尔泰和张廷玉均权势显赫，并在朝廷内外负有盛名。
在清人袁枚为鄂尔泰所撰的行略中有这样的记载：
“乾隆元年，每推行一个措施，下达一个诏令，全国都欢呼，载歌载舞，认为像尧舜这样贤明的君主又出来了。”
乾隆二年（1737年），在朝鲜使臣回国后的奏报中，也称誉说：“新皇帝政令没有大的失误。阁老张廷玉负天下众望，要求告老回乡，乾隆不答应，人们都认为只要有张阁老在，天下就不会发生大事。”
毫无疑问，鄂尔泰和张廷玉在乾隆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乾隆孤身置于先朝的老臣中，尽管周围有着数不清的欢呼，乾隆仍然从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中，观察到了变幻莫测的官场，感受到了盘根错节的党派关系。一个尴尬的事实：乾隆从父亲手里接过了皇位，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心腹之人。
党争是官僚政治的痛疾。明末以来，官场相互援引，攀附成风。而各个林立的党派之间，你攻我伐，相互倾轧，搞得乌烟瘴气。在清人的眼里，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来之于这种自相残杀的“窝里斗”，因而清朝的统治者最忌党争，顺治、康熙、雍正，屡屡颁诏戒谕，并对官僚士子结党立派的行径进行了不折不扣的打击。然而。这种分门植党，官官相护的恶习，却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由师生、同年（同年考中进士）、同僚官员所形成的特殊关系，竟是那样的牢不可破，往往是旧的朋党铲除了，又结成新的朋党。
尽管乾隆屡次表示党争是他所深恶痛绝的，朝廷还是出现了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的分野。乾隆即位时，朝廷上已形成鄂张两党。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鄂尔泰、张廷玉皆为前朝遗老，又均有拥戴之功，两人分门立户，相互攻讦，因此，影响了朝政的统一，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稳定，也为初政的新皇帝尽快地熟悉政务、巩固和加强他的皇权，制造了无形的障碍。乾隆周旋于两党之间，既要打击鄂尔泰、张廷玉的势力，又要在自己没有培植起亲信股肱之前，倚靠二人帮助自己处理国政，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地运转。这使乾隆煞费苦心，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鄂尔泰最先形成势力，是在他发迹于云贵总督的时候。
鄂尔泰对待属下颇有长者、前辈的风度，对周围的臣僚部将，凡有一善一技，他均过目不忘，及时给予奖励提拔，所谓“知人善任，赏罚明肃”。因而，在他节制西南的七年中，文武官员张广泗、张允禄、元展成、哈元生、韩勋、董芳等人均乐为其用，并皆在平定贵州苗民的叛乱中立功。他们被鄂尔泰的才干所折服，也为他的赏识而感恩。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使他们固结一体。
雍正的宠眷和重用，使鄂尔泰的威望在朝野大增。雍正皇帝为了嘉奖鄂尔泰的忠诚，曾颁旨天下说：“我有时自信不如鄂尔泰专一。”而且，事无大小多委鄂尔泰督办，所以，鄂尔泰所到之处，巡抚以下官员出城很远来拜见他。久而久之，在鄂尔泰周围便聚集起一帮趋炎附势之人。
到了乾隆即位前后，鄂尔泰在朝廷内外已结成以他为首的党派。依附他的著名人物有史贻直、尹继善、仲永檀等人。
同时，鄂尔泰的家族也越来越有势力。鄂尔泰的家族是一个显赫的家族，自从入关，多人得到封侯拜将。鄂尔泰的发迹，使这个家族更为显赫，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官居户部尚书、步军统领。他的长子鄂容安开始担任军机章京一职，后任封疆大吏，为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在西征时任参赞大臣。次子鄂实也是参赞大臣。二人均死于西征准噶尔的战场。三子鄂泥为山西巡抚，出任西安将军。四子鄂宁也是巡抚一级的大官。五子鄂忻是庄亲王允禄的女婿。鄂尔泰的女儿嫁给了宁郡王弘校。侄儿鄂昌担任过湖北、甘肃巡抚。如此一个满门贵胄的家族，本身就有一种咄咄逼人之势，何况还有位居首臣的鄂尔泰。
相比之下，张廷玉似有在鄂尔泰下风之势，但张廷玉的发迹和所获雍正帝的宠爱，却比鄂尔泰早得多。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康熙年间中进士，任内阁学士、吏部侍郎。至雍正朝累迁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
与鄂尔泰不同，张廷玉出生于书香世宦之家。张廷玉一门朱紫，他的父亲张英以文学之才获宠于康熙皇帝，最早入直南书房，成为康熙身边的宠臣，累官至大学士，死后赐谥“文端”。张廷玉是张英的次子，他的长兄张廷瑑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弟弟张廷璐官拜礼部侍郎。
鄂尔泰
张廷玉的七个儿子也都拜官。长子张若霭、次子张若澄均值南书房，为内阁学士。少子张若渟亦自内阁学士起家，历任军机章京、侍郎、尚书等职，堪称满门贵胄。张廷玉历事三朝，蒙恩得以荫袭、议叙之子侄姻戚，更是不乏其人。因此，乾隆六年（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上书指责说：“官场舆论都掌握在桐城张姚二姓手上，朝廷官僚半数出自他们的门下。现在张氏做高官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一直都是亲家，姚家做官的人也有姚孔猛等十人。”足见张廷玉势力之大，党羽之众。
张廷玉和鄂尔泰各自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朋党集团，双方势同水火，而两家子弟宾客，更是勾心斗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的情况，就像乾隆指出的那样：“满人则都想着依附鄂尔泰，汉人则都想着依附张廷玉。”所以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
为了争权夺势，两派每天都在暗中较劲。据传，鄂尔泰与张廷玉同朝十余年，往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张廷玉向以谦虚自居，但对鄂尔泰却是寸步不让。本来鄂尔泰一直外任封疆，而张廷玉官居京城，两人互不相扰。但自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内召还京，以首席军机大臣班次在张廷玉之前，张廷玉大为不快。而后，鄂尔泰偶有过失，张廷玉必冷嘲热讽，使其不得自容。
实际上，张廷玉虽然在咬文嚼字上比鄂尔泰高出一筹，常常以口角获胜，但由于清政府的大权操纵在满族上层的手中，乾隆的重满轻汉、袒护满族官员的倾向较为明显，所以更多的情况下，还是鄂党占上风。
鄂尔泰与张廷玉两派早在雍正统治期间就多有较量。在朝廷处理苗民反叛的过程中，鄂、张两派的势力是此消彼长。
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朝廷收复了黔省苗族4万户。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多次奏请后，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政策就是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苗族地区由“无君上，不相统属”到设官建治，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官军驻扎该地后，修城、建署、筑碉、开驿等，大量无偿役使苗民，加之繁重的赋税和各种名目的摊派，苗民不堪忍受，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黎平人包利到苗疆腹地古州，以“苗王出世”相号召，大造反清舆论。三月二十一日，包利率众包围台拱番招坉汛城。五月初至六月中旬，苗众先后攻占凯里、重安堡、黄平等府。雍正谕令允礼、鄂尔泰、张廷玉等筹划用兵事宜，并调兵围剿。苗众见清军云集，弃城回寨。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苗民再次反叛，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雍正帝怒形于色，颇有怪罪鄂尔泰“改土归流”不当之意。
实际上，苗民反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带改土归流最晚，而且由于鄂尔泰、张广泗等得力大员相继调离，归流的工作很是草率，除了添设流官派驻军队之外，未对原有土司势力做应有的触动。而后，随着新派流官横征暴敛、擅作威福，原有的土司势力便利用苗民的不满，鼓动反清。
雍正以果亲王允礼、宝亲王弘历（乾隆）、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为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专门负责平叛。
鄂尔泰曾向雍正帝夸下海口，声称西南改土归流后，可保百年无事。然而，不过几年工夫，苗事再起。鄂尔泰自觉心亏理短，便以从前管理苗疆筹划布置未周具疏请罪，并请罢免官职，回家养病。雍正帝正在气头上，再加上朝廷中反对鄂尔泰的呼声颇高，便以鄂尔泰有病需要调养为由，解去他大学士之职，并削去伯爵爵位。
鄂尔泰被革职夺爵，意味着鄂党的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而张党正在得势。这时，雍正帝又偏偏用了属于张党的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往贵州主持平叛。张照见鄂尔泰失宠于皇帝，以为时机已到，可趁机报复。于是，自荐前往贵州督理苗事。
鄂、张两派在苗族事件上的第一次较量便从张派的张照督苗开始了。
张照一心想给鄂尔泰以致命的一击，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留退路，因为他既不知兵，又无帅才，手里唯一的一张王牌，便是他得知雍正有放弃苗疆的想法，一旦战败，他可以上奏请求调回。在张照看来，只要能将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方针否定，不仅可以使雍正下定放弃苗疆的决心，免去这场战争，而且他还可以一泄私愤，在鄂尔泰站起来的地方扳倒他。所以，张照一到贵州，便为鄂尔泰罗织罪状，每次上奏都说陈改土归流不是可行之策。张照的用心在于推翻改土归流，敦促皇帝赶快废弃此策。
张照把心思都用在整治鄂尔泰身上了，在军事上却一筹莫展。他毫无用兵经验，一到贵州便提出了错误的“分地分兵进剿”之策。张照命将军哈元生率滇黔兵马，副将军董芳领楚粤兵马，分两头进剿。这一大调兵几乎用了半月的时间，几万大军调动，先已消耗了自己，将士苦于奔波，怨声四起。
在用兵上，张照又犯了分兵太重、有守无攻的兵家大忌。哈元生为了保护营地不致失守，沿路分兵把守，以致数万军队，用以攻剿之师不过一两千人。董芳完全听命于张照，所以，张照对董芳极力称善，而指责哈元生的错误，导致哈元生与董芳之间相互攻击。将帅不和，已是失败的先兆。
另外，张照野蛮地对待苗人，激起苗人的强烈反抗。张照出于对苗民屡抚屡叛的憎恨，抓住苗民，不论降拒，一律剿杀。这种野蛮的屠戮，把苗民逼到了绝路上，反抗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甚至杀掉自己的妻女从军抗清。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自张照出任苗疆大臣后，整个苗疆地区局势极其糟糕。
雍正死后，这一切改变了。乾隆即位的第二天，便下令召张照还京，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代张照督理苗疆。这表明了乾隆对苗疆一事的态度与雍正完全不同。
乾隆早在为皇子时就开始参与机务，对国事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曾以宝亲王的身份奉命督理苗疆，对苗疆之事的始末，也是一清二楚。他并不赞成父亲对苗疆一事的处理，反而从心里肯定鄂尔泰改土归流的政策。因而，当他在批阅张照奏折时，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乾隆颁旨指责张照的奏折说：“你对目前用兵情形，收复与未收复之地的状况，以及日后的用兵方略等均未能一一分析陈奏，连篇累牍的奏折，竟然以巧词猜度，有意迎合。”接着痛斥张照：“你说新开辟的苗疆地区因为叛乱不断而要求我下旨放弃，实在是错误之极。”
张照书法
张照的错谬还远不止此。乾隆从奏折中，完全洞悉了张照的门户之见，严厉斥责说：“从前，管理苗疆的事物都是由鄂尔泰单独完成的，后来苗人叛乱，你在京时，看到了父皇训斥鄂尔泰，那是因为他总是没有将这件事情处理完备，接着你又见到父皇发出解除鄂尔泰职务的圣旨，因而你以此私下里揣测父皇的意思，落井下石，言辞过于激烈了吧。”接着，乾隆又说：“鄂尔泰解任的理由，主要在疾病而不在有过错。况且是鄂尔泰自请解职，并不是被革职的，鄂尔泰的功过，待将来事情完成之后，自有定论，你们就不要再妄自议论了。”
十一月，乾隆便借口“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的罪名，下令将张照革职下狱。于是，鄂、张两派的第一回合因为乾隆洞悉张照的私心，以张党的失势而告终。
与此同时，鄂派的势力有所抬头。雍正临终前原谅了鄂尔泰在苗疆的失误，使他仍以大学士身份，辅佐新皇帝。乾隆在治张照的同时，将鄂尔泰的得力心腹张广泗派往贵州。一时之间，鄂党的势力甚嚣尘上。鄂党摆开了全面反攻之势，并以牙还牙，借机罗织罪名，制造大狱，将张照置于死地，以达到彻底铲除张党的目的。
鄂、张两党较量的第二个回合主要是鄂派的张广泗趁机打击张照。
张广泗，汉军旗人，隶属镶红旗。他没有科举正途的名分，康熙末年由监生捐得了知府的官衔，便一直任职西南，先是在贵州思州府，雍正四年（1726年）又调任云南楚雄，正碰上鄂尔泰在云贵地区的改土归流刚刚开始。于是熟知苗情的张广泗为鄂尔泰所赏识，成为左右手。从此，张广泗以平苗之功，累迁贵州按察使、贵州巡抚，卒至湖广总督，并以才优干练闻名朝野。
张广泗是鄂尔泰部下，与鄂尔泰共事长达七年。后来，鄂尔泰内召还京，张广泗也调任湖广。改土归流虽出自鄂尔泰的运筹和设计，但在执行上，却有张广泗不少的思索和规划。所以，张照攻击鄂尔泰经略苗疆不善，否定改土归流，实际上也是在打击张广泗。因而，这次奉命到贵州接替张照，他是绝不肯轻易放过对方的。
张广泗于十一月到贵州，对战事做了重新的部署。张广泗以他对苗疆军务的熟谙和干练，仅用半年时间，便将各地起义镇压下去。
繁忙的军务并没有使张广泗忘记对张照的还击，而乾隆的称许和嘉奖更使他得意忘形。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张广泗借乾隆的倚重，开始落井下石，奏称“贵州省的军需银两，张照任意浪费，现在马上就要用完了”。
这是一发重炮。
张照督理苗疆时，户部拨解军费100万两。张照将这笔军费收藏在贵东道库，一直不让贵州藩司经手，这使地方官十分不满。当巡抚因军需请张照协济时，张照却说：“此事与汝毫不相干。”这种妄自尊大、傲慢无礼，又不负责任的态度，成了张广泗攻击他的把柄。张广泗上奏，乾隆下令让张照赔偿十分之八，并命户部查明严追。
在乾隆看来，张照作为国家经略大臣，非但没有军功，反而挟私败事，即使处以死刑也不为过。然而，乾隆却不能如此。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场事端的背后，是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大党派之间的较量。所以，当廷议处张照死刑时，乾隆下令将张照宽免释放。而且，在皇帝的关照下，张照出狱未久，便奉命在武英殿修书。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授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乾隆五年（1740年）又授刑部侍郎，次年，官复原职，仍居刑部尚书之位。
在这一过程中，乾隆为张照洗清了冤情。
原来，张广泗弹劾张照的百万两军费用完了。张照上奏辩解说：“由他经手的钱粮只有十三万，都派拨各府，其余与他无关。”乾隆立即令张广泗前去核查落实。张广泗想诬陷张照，给张照重罚，所以，他借故拖延，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在朝廷的屡屡催促下，才不得不以“张照经手银两为二十五万两”汇报给户部。乾隆看到张广泗的汇报十分气愤：“此奏折与原折完全不相符，且推迟了二年才得到回复，显然有回护原参、阻碍处理的地方。”一语道破了张广泗的动机。乾隆随即马上颁旨：“张照经手的二十五万两，都分发给各路为军需之用，本无应赔之项。”
在鄂、张两派的第二次较量中，鄂派的张广泗诬陷张照失败，以鄂派失势而告终。
通过苗族反叛事件，鄂、张两派在较量中各有胜负，而调节两派势力的，则是乾隆的平衡措施。乾隆在张照得势时给张派以适当的压制，提高鄂派的势力；在张广泗打击张照时，又为张照翻冤，提升张派的势力。在这一个左右权衡的过程中，乾隆始终把握着平衡协调的利剑，不让任何一派独占鳌头，让皇权在两派之间起着决定性的权威作用。
在处理前朝遗留的两派势力时，乾隆采取势力均衡的措施，对鄂、张两派平衡驾驭，让两派势力互相牵制，为己所用。
第四节 鄂张党争
在乾隆的心里，清代绝不能像明朝那样盛行门户党援，他必须肃清纲纪。乾隆一方面采用平衡手段，另一方面又适时削弱两派的实力。
乾隆不时对大小臣僚发出警告，禁止朋比结党。他说：“如果一定想要依附逢迎鄂尔泰、张廷玉，日积月累，实在是一种危害啊！”又警告鄂、张二人说：“你们两人应该体谅我的心思，更加小心谨慎。”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嫌隙日深，决不是皇帝的几道谕旨就能使数年的积怨烟消云散的，而官僚政治为了个人的利害得失，相互地倾轧，往往是无孔不入。从而使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更加司空见惯。
乾隆六年（1741年），鄂、张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事情发端于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的一份奏疏。三月，仲永檀上奏说：“步军统领鄂善接受京城富民俞氏贿银一万两。俞氏丧葬出钱请九卿吊丧。礼部侍郎吴家驹因参加俞氏葬礼，受吊丧谢仪银五百两，又侵吞分送给九卿炭金两千两。詹事陈浩在俞家陪吊，奔走许多天，而且，前往俞家吊丧的不止九卿，大学士张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赵国麟都亲自前往那里。”这一丑闻的揭露，矛头直接指向了张廷玉及其党羽。因事关贪赃，张党狼狈不堪。仲永檀为鄂党立了一功。
仲永檀是山东济南人，乾隆元年进士。曾以敢言闻名。仲永檀虽为汉人，却投到了鄂党的门下，在鄂张两党的斗争中不遗余力。此次，他终于看准了时机，状告张党受贿。
张党何以会受贿呢？俞氏富民又是怎样的人呢？俞氏，名君拐，曾为工部凿匠，钻营至巨富。然而，却命中无子，只好过继了一个孙子。不料没过数年，俞君偶染小疾，竟致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便呜呼哀哉。于是，他留下来的家产便成了导火索。俞君还有一个义女，女婿许秉义乃是贪财好利之徒。许秉义欺负俞家嗣孙年纪小，图谋争夺家产。便利用为俞家办丧事的时机，行贿于与他同宗的内阁学士许王猷，让他遍邀九卿到俞家致吊，凡参加吊丧之人都给以重金酬谢。以为这样就可以凭借朝官的势力，达到独霸产业的目的。
许秉义意图重金收买的事很快被朝廷知道了，乾隆大怒，下令将行贿者许秉义逮捕下狱，严加审讯，镇以国法。并将许秉义的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革职查办，然后申斥九卿各官，严禁到俞家吊丧。但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虽然皇帝申饬戒谕，仍有礼部侍郎吴家驹等人前往。就连鄂善也被俞家收买，接受了俞家托人送来的银两。鄂善是满族人，雍正年间的老臣，乾隆即位后，仍予重用，授予号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之职，居禁军头领的地位，又先后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得宠于一时。他并非张廷玉的党徒，但此次却受了张党的牵连。
仲永檀给了张党重重的一击，但他认为这还不够，又接着弹劾张党泄密。他说：“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面很快就能够知道。这一定有人串通自己左右，暗地里泄漏出去了。要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再有耳目了。”仲永檀所说的“权要”就是张廷玉。在这里，仲永檀是暗喻张廷玉的党羽，将密奏留中之事私下透露给张廷玉。而所谓的密奏留中，是大臣们以奏折的形式向皇帝陈奏的机密。按照规制，皇帝阅后，封缄留存，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人不能知道。
仲永檀密折参了两案，两案皆事关重大，涉及权要。乾隆阅后为之一惊。但仲永檀气势逼人，倒使他提高了警觉，他意识到这是党争的信号，必须妥善处理。但是，授权谁去处理呢？乾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因为，张党中的主要大臣几乎都被牵扯到此案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派某个人单独承办此案，不论他是鄂党，还是张党，都无法脱去将个人恩怨搞乱是非的嫌疑。
乾隆思前想后，想出成立一个七人办案组的主意，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共同查审此案。这样，既可避免有人做手脚，又可令人信服。
乾隆布置停当，想要穷追到底，但他仍怀疑有诬陷之嫌。他说：“如果这件事情属实，那么鄂善罪不容辞；如果纯属捏造，那么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此事关系重大，如果不明晰辩理，判其黑白，则我将何以任用大臣？大臣又将何以身任国家之事呢？”至于仲永檀指称有人泄密，在皇帝身边弄权，乾隆视为妄词。他批复说：“所谓权要串通左右的言词，我看此时并没有可串通的左右，也没有可串通左右的权要。”他下令让仲永檀明白问奏，并指示办案大臣秉公查清。
然而，查审的结果，却完全出乎乾隆的意外。
数日以后，在王大臣们的严厉质讯下，鄂善及其家人，供认了曾接受俞氏嗣孙俞长庚贿银1000两，鄂善被革职送交刑部。鄂善是乾隆重用之人，他如此欺君枉法，令乾隆大失所望。且新皇帝更看重自己的声誉，在他看来：鄂善一人违法所涉及的问题很小，但皇帝用人不当的过失则关系重大；如果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将会散失殆尽？于是，乾隆赐令鄂善自尽。
这是乾隆登基以来，第一次如此严厉地处置大臣。他是那样的痛心疾首，整整一个多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比起法办鄂善来、张廷玉等大学士更难处置。内心中，乾隆不愿自己所任用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欺君罔上的奸臣。如果不是有干国法，乾隆决不允许他们在这场涉嫌党争的案狱中受到倾轧。因而，在处理了鄂善之后，乾隆只将礼部侍郎吴家驹和詹事陈浩革职，其余均从宽开脱。并颁旨：“仲永檀奏折里面提到的大学士等到俞家送贴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乌有。”
实际上乾隆明明知道，所谓大学士送贴吊奠一案，根本无法查实。因为仲永檀早就声称：“大学士等人已于皇上申斥九卿时，毁掉原贴，送帖吊奠的证据不复存在。”乾隆是何等的精明，他怎会不知呢？而且，在他挑选办理此案的7名大臣中，就有张廷玉、徐本二人是仲永檀点名参劾之人。以当事人办理自己的案件，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了。
乾隆不予追究，又有谁还敢再查呢？
实际上，仲永檀所劾密奏留中泄密于权要之事，并不是无的放矢，他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尚书史贻直密奏曾被宣扬于外。
吴士功是张廷玉的门生，河南光州人，字唯亮。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颇具才气。由于吴士功与张廷玉的特殊关系，仲永檀所参吴士功泄密，并串通权臣，毫无疑问地指的是张廷玉。而史贻直又与鄂尔泰交好。因而，这件案子所表现出的门户党派之争，实在是太明显了。虽然，乾隆清楚地记得，吴士功去年确有密奏，而且确实被宣扬于外，但他决定放下此事。
对乾隆来说，这种处置，实在是个特例。乾隆最痛恨臣僚泄露机密，常说：“大臣们报告事情，应当谨慎严密，如果有弹劾的奏折，都应当采取密折这种形式，不能泄漏给外人，以擅自做主。”凡是臣下泄密，乾隆往往严惩不贷。但这一次，乾隆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颁旨说：“御史吴士功奏参尚书史贻直一折，我现在姑且不究。让他们二人阅看后，封入内阁。如果你们将来不知改过，再有过错，特此取出，一并从重处置。”如此重大的泄密事件，就这样被乾隆压了下来，史贻直没有因为被人弹劾受到审查，吴士功、张廷玉也没有因为相互串通、泄露机密，受到惩处。
雍和宫 原雍王府
乾隆置身于两党之间，竭力保持公允，不使双方失之于均衡。他并非不愿消灭党争，而是实在不愿在朝廷中形成一派独占势头之势，从而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所以，他小心谨慎，在翦除朋党的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仍使双方维持势均力敌，以收到相互牵制之效。
在张党受贿和泄密案件中，乾隆庇护了张廷玉集团，只为了起到牵制鄂党的效果。但是，张党的无视朝廷的做法也更坚定了乾隆的打击两党、收归大权的决心。
在鄂、张两党的争斗中，鄂党一直处于上风。乾隆针对这种状况，不断地对鄂派势力从警告到控制，防止鄂派势力的极度膨胀。
在乾隆看来，鄂尔泰生来喜欢虚誉而近乎骄横，张廷玉则善于自我批评而近乎懦弱。所以，乾隆尤其注意对鄂尔泰的压制。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鄂尔泰活着的时候，我多次降旨训斥他，与张廷玉比较，对鄂尔泰更为严厉。”
清代满族贵族一直在政治上享有特权。鄂尔泰在雍正所留下的一班大臣中位居魁首、权势倾朝，而他的骄倨傲慢，更给人以权臣震主的感觉，因此乾隆不断地打击鄂尔泰的锋芒。
雍正生前，曾有意要将他为雍亲王时居住的藩邸旧居改建为庙宇。雍正帝死后，搬出皇宫另辟新居的和亲王弘昼向乾隆索要原雍亲王府旧邸时，鄂尔泰为博得皇帝之弟的欢心，主张将王府赐给弘昼。赏罚只有皇帝能决定，乾隆绝不允许大臣自作主张，何况乾隆本来就认为此府为龙腾所在，不宜再作王府。因而，他断然拒绝了鄂尔泰的建议，将原雍亲王府改为礼佛的喇嘛庙，称“雍和宫”。
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议“三老五更”，这是复行古帝王敬礼老者之意。在古代，以年在八十以上的老者称“三老”。“五更”主要指乡宦的名称。相传，古代设“三老五更”，以尊养年老的官员，而能被选入“三老五更”的人，皆是德高望重之辈。以后，历代间有沿袭此礼者，但年龄则放宽在60岁左右。其时，鄂尔泰、张廷玉俱可当三老之位，但张廷玉遇事谦退，不愿招摇。他以“典礼隆重，名难实副”为由，坚决反对举行此礼，所谓“断以为不可”，并作“三老五更议”陈说己见，这个礼节于是因为张廷玉的奏疏而宣告作废。但鄂尔泰的态度却不一样。他依然我行我素，以耆老自命，并希望由此博取美名。这件事引起乾隆的反感，甚至在四十年以后，年已68岁的乾隆，见到张廷玉当年所作的《三老五更议》时，仍然感触颇深，撰文题记，指责鄂尔泰“因好虚荣，近于骄者”。
在审理永州总兵崔起潜的案子时，乾隆因崔起潜所参有损皇帝的尊严，本想严加惩处，但后来又降旨从宽发落。诏旨下达后，朝廷内外立时纷传这是鄂尔泰上疏所奏，而鄂尔泰在拟罪具题时，确实有疏陈将崔起潜宽释的密折。乾隆明白，“如果不是鄂尔泰把这件事情泄露给外人，其他的人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呢？”乾隆虽然对鄂尔泰这种邀买人心的做法十分不满，但在尚需倚用这些前朝遗老的情况下，未加追究。然而，五年以后，乾隆却旧事重提，当众抖出鄂尔泰泄密买好，有丢颜面的事情，并且公开说：“人情好为揣摩，而反躬亦当缜密……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
乾隆直接拿鄂尔泰与张廷玉作比较，对鄂尔泰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而在一抑一扬之间，失势与得势已有分晓。这实在是个敏感的信号，乾隆的确是第一次以如此严厉的态度对待鄂尔泰，也是第一次历数他的过犯，并点名指责他。而乾隆这样做，无非是因为鄂尔泰在朝廷内外勾结过甚，已经超出了皇帝所能包容的限度。
乾隆是个大权独揽的皇帝，作为宰相的鄂尔泰即使谨小慎微，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也要迟早爆发。乾隆六年（1741年），鄂尔泰终于惹恼了乾隆。乾隆与鄂尔泰君权与相权的权力矛盾终于爆发出来。
事端起于乾隆赏识的大臣黄廷桂。黄廷桂是汉军旗人，出身世宦之家，康熙末年，由监生袭曾祖云骑尉世职，为侍卫。雍正年间，迁总兵、提督、四川总督。乾隆元年，西部边疆军务基本结束，朝廷裁撤四川总督，黄廷桂降为提督。
乾隆六年（1741年）夏，乾隆出边行围来到古北口，按照惯例检阅当地的军队。当乾隆看到古北口镇的官兵“队伍整齐、技艺拥熟”的演习后，十会满意，称赞不已。乾隆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统率有方、将弁兵丁勤于练习所致，当即赐赏黄廷桂战马两匹。两个月后，乾隆返回京城，便授黄廷桂为甘肃巡抚。
可天下的事情，偏偏有那么多巧合。就在乾隆于北部边境对黄廷桂倍加称道、大有识拔太晚的时候，奉命留京办事的鄂尔泰，却以黄廷桂滥举匪人的罪名，按例议处，降二级调用。于是，君权与相权之间冲突起来。
原来，古北口守备和尔敦钻营行贿部院被人告发，而黄廷桂又曾经为和尔敦疏陈用为守备，故而黄廷桂也被怀疑接受了和尔敦的贿赂，有贪赃的行为。
鄂尔泰一向讨厌黄廷桂，正好抓住把柄。鄂尔泰是主管兵部的大学士，于是他下令兵部对和尔敦进行严审，兵部审后又交刑部，欲借机整治黄廷桂。可是，虽经两部反复审讯和尔敦却始终供称，不曾有钻营恳请黄廷桂之事。鄂尔泰抓不到黄廷桂有贪污赃私的证据，只好给他安了一个“滥举匪人”，“将劣员蛆越保留”的罪名，议罚降调。
而且，鄂尔泰为了不使皇帝出面干预，他勾结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在乾隆出巡返京之前审理结案，并上奏题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本章决不会比在京城仔细，定能蒙混过关。
乾隆岂是能被人欺瞒之主？奏本送到他手中，他就发现了问题。乾隆意识到这是鄂尔泰利用他出巡未归，挟嫌报复，先发制人。他气愤地说：“黄廷桂不过因我出口行围，路经古北，防备守御事务需人料理，是以将和尔敦请调，并非荐举升迁，也不是保举和尔敦久留此任。办理此事的大臣与黄廷桂有不睦之处，说不是挟嫌报复，谁会相信呢？”
乾隆早已对鄂尔泰不满，此事尤其让乾隆反感，认为鄂尔泰非但不识抬举，且欺君揽权，所以不点名的数落他说：“如此办理已经辜负了我以诚待大臣的本意，况且这些事情本来我早就知道其中的详情，而你却仍要一意孤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这样擅自行事的人，竟然都出自我以前十分信任的大臣，你们这样做是把我当成一个什么皇帝呢？”
乾隆越说越气，先时一直没有提到鄂尔泰的名字，这时干脆点名道姓，下令说：“将办理此案的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并对黄廷桂免除处分。
对鄂尔泰来说，这是一次严厉的惩处。鄂尔泰从权臣到被皇帝申饬，他的骄纵之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鄂尔泰像被人猛击了一掌，开始清醒起来。自雍正末年以来，鄂尔泰位至极品，新皇帝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涉世未深的雏儿，虽说天资聪颖超绝，但终归在深宫里长大，阅历有限，在官场政界的风云迷雾中，绝非他这个久经历练的老臣能比。鄂尔泰没有想到，就在他自以老臣自居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乾隆的眼睛，以权泄愤之事，被乾隆全盘抖了出来。鄂尔泰为之震慑，从心里佩服乾隆的精明。从此，他开始敛迹修身，做起太平宰相来。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宦海中从没有平静的港湾。不管鄂尔泰糊涂还是不糊涂，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太平宰相都不是那么容易当的。虽然，鄂尔泰畏于皇帝的天威，甘于淡泊，不再兜揽事权。但是，依附在他周围的党徒却不甘寂寞。
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与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的事情败露，又累及到鄂尔泰。
仲永檀因在乾隆六年（1741年）弹劾步军统领鄂善贪赃、御史吴士功泄密两案皆实，加官晋爵，由御史授至左副都御史，成为三品大臣，和鄂尔泰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乾隆七年（1742年）二月，仲永檀担任会试副考官，由贵州赶赴京师，一路仗势欺人，令家人鞭打平民，被河南巡抚雅尔图参劾，处以罚俸。但这小小的惩罚，并没有使仲永檀引以为戒，他仍然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京期间，与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商量谋陷他人之事。仲永檀的所为很快被人告发。事发后，两人俱被革职拿问，交大臣会审。
在审理的过程中，仲永檀像泄了气的皮球，与鄂容安一一供出他们相互串通，在参奏别人之前，先行商谋，参奏之后，又相互照会的事实。这种无视法网、朝纲，明知故犯的结党营私行为，令乾隆感到发指。乾隆一针见血地指责说：“仲永檀受我的深恩，由御史被提升到副都御史。可他却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与自己不和的人，罪恶实在是重大。鄂容安在内廷行走，且是大学士的儿子，理应小心供职，他却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罪恶也是不小啊！”
仲永檀与鄂容安，一个是鄂尔泰的门生，另一个则是他的儿子，两人皆与鄂尔泰关系密切。且鄂尔泰不止一次地在乾隆面前奏称仲永檀端正直率、可为大用。因而，乾隆对鄂尔泰的不满，也形于辞色。他指责鄂尔泰既“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不能训子以谨伤”，有营私党庇之过。
见乾隆对鄂党一派动了怒，张党图谋报复，要求刑讯仲永檀和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乾隆深知：“一国的政治都在于皇帝的贤明。”乾隆明知此事于鄂尔泰罪名重大，如果查个水落石出，鄂尔泰承受不起，故不予深究，从宽了结此案。除仲永檀下狱，后病死狱中外，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不愿造成一党得势的局面，因而竭力维持两党的均势。而已知收敛的鄂尔泰，在雍正的一班旧臣中是一个熟悉政务的能臣。这一点，更为乾隆所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将鄂尔泰革职拿问，而国家少一能办事的大臣。”鄂尔泰被乾隆宽释了，但乾隆并没有忘记告诫他：“我也不能多次赦免。”言外之意，鄂尔泰如若再有过犯，定会严惩不贷。
只是，鄂尔泰没有等到那一天。自乾隆九年（1744年）入冬以后，他便卧病在床，手脚不能动弹，好像患了中风偏瘫之症。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就病故了。遗书上达后，乾隆颁旨说：“大学士鄂尔泰公忠体国，直谅持躬，久任边疆，茂著惠绩。简领机务，思日赞襄。才格经纶，学有根柢。不愧国家之柱石，允为文武之仪型。”这是对他一生的盖棺之论。乾隆还亲至鄂尔泰府第品酒，准予配享太庙，入贤良祠堂，并赐谥“文端”，恩礼俱为隆盛。
鄂尔泰的去世给以鄂派势力严重的打击，鄂党群龙无首，在朝廷中的势力大不如从前。
鄂尔泰一死，张派想趁机致鄂派余党于死地。在乾隆的平衡策略下，鄂派势力并未受到彻底的打击，还出现了以史贻直为首的另外一些鄂派头领。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有人弹劾鄂尔泰的弟弟、户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尔奇有提拿越控、滥用部牌、庇护私人、坏法扰民等罪名，鄂尔奇被革职罢官。但经过诸王大臣会审核实后，提出应加倍治罪。乾隆不容张党趁机倾陷，他虽然认为鄂尔奇理应从重治罪，但仍然声称“我思念鄂尔泰对于国家政事益处很多，以此可以抵消他的弟弟的罪过”，因此，乾隆免去了鄂尔奇加倍治罪。两年之后，鄂尔奇死。
鄂尔泰兄弟虽相继死去，但鄂党的势力却固结不散，大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势。朝廷内有大学士史贻直固持门户之私，朝廷外又有鄂尔泰的子侄和门生故吏相邀相聚，他们朋比徇私、倾轧异己、继续党争，于是大学士史贻直又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史贻直，字傲弦，江苏滦阳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历任吏部、工部、户部侍郎，署理福建、两江、湖广、直隶等省总督，乾隆年间累迁至尚书、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可谓出将入相的老臣。
有关史贻直善于辞令的传闻，以当年他与雍正皇帝的一段对话为最有趣。那是雍正初年，年羹尧获罪被诛以后。雍正诛谬年党不遗余力，史贻直与年羹尧同年进士，又为年羹尧所荐，所以雍正帝问他：“你也是由年羹尧所推荐的吗？”这本来带有问罪之意，史贻直却不慌不忙，十分平静地答道：“推荐我的是年羹尧，使用我的却是皇上您啊。”一句话，为自己摆脱了干系。当然，雍正不加治罪，反而用他，并非缘于他的巧辩，主要还是因为他有可用之处。
乾隆即位以后，史贻直仍以老臣身份得到重用。在汉人大学士中，除了朱轼、福敏之外，就数张廷玉和史贻直的资历最老。而朱轼卒于乾隆元年，福敏于乾隆十年（1745年）以疾解任。其余徐本、赵国麟、陈世倌等人虽比史贻直早晋大学士，但徐本在乾隆九年（1744年）致仕，赵国麟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去职。所以，自乾隆十年以后，汉人大学士除张廷玉而外，便以史贻直、陈世倌居于望位，汪由敦、梁诗正等皆其晚辈，陈世倌虽位在史贻直之先，但科举功名却在史贻直之后，且其属于不好生事的一类。于是，史贻直的所为便突出起来。
史称史贻直“器量宏大，风度端凝”，这或许是文人的溢美之言，也或许是只看到史贻直的一时一事，事实上这并非他的一贯作风。
官场上，汉人历来重视科举功名，视为为官的本钱和论资排辈的依据。史贻直19岁考中进士，可谓功名早就。他比张廷玉小了10岁，却与他为同科进士，随后一同考选庶吉士，一同被钦点为翰林，雍正元年又一同入直南书房。只是自此以后，两人的官运便有了明显的不同，距离拉大了。张廷玉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吏部尚书，以大学士出任军机大臣，综理枢要，出纳王命，成了皇帝的心腹大臣。而史贻直只是官居侍郎，外放署理总督，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晋为协办大学士，且始终没有入直军机处。这或许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结怨的潜在原因，而史贻直出于嫉妒，不甘居于张廷玉之后，转而投到与张廷玉对立的鄂尔泰门下。
自乾隆五年（1740年）被隶属张党的御史吴士功弹劾后，史贻直便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只是由于鄂尔泰在，诸事轮不到史贻直出头露面，他才未能如愿。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一死，朝廷中便俨然形成了史贻直与张廷玉对峙的局面。
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史贻直便开始就张廷玉配享太庙一事大做文章。他四处宣扬张廷玉于清王朝无有大功，不当配享太庙之荣，并多次在乾隆面前陈说其词，欲达到使乾隆改变雍正遗命、罢张廷玉配享太庙的目的。
乾隆深晓史贻直的用心，虽然他对张廷玉配享太庙素有成见，而张廷玉不亲至朝廷谢恩，这种对皇帝不尊不信又带要挟的态度令乾隆不能忍受，但乾隆还是奉行不为大臣左右的原则。乾隆仅削去了张廷玉的伯爵，没有从史贻直罢配享之请。反而在申斥张廷玉的同时，点了史贻直的名，说：“张廷玉与史贻直一直不相合，史贻直久曾在我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那个时候我就不听他的话。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和，又怎么能够在我的面前加之倾陷呢？”
在乾隆独操国柄、明察秋毫的政治气氛中，史贻直虽有行私之心，却始终不得逞志。
在鄂派势力日渐削弱的时候，乾隆加强了对以张廷玉为首的张派集团的抑制。
张廷玉之所以能与那些满族的“英贤”等量齐观，不过是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好手笔。张廷玉正是凭着自己的好手笔，参与了雍正一朝的最高机密，划策决疑，为雍正皇帝定天下立有大功。因此，雍正帝对张廷玉是倍加称道，视若股肱，赏赐甚厚。在雍正临朝的十三年中曾6次赐金带给张廷玉，每次赏赐都以万计。张廷玉为感激皇帝的恩宠，也为了炫耀自己的体面，将自家花园命名为“赐金园”。
然而，张廷玉虽为雍正帝所宠，却不为乾隆所宠爱。在乾隆的眼里，张廷玉在雍正时仅以撰写谕旨为职责，这是靠文墨为生的文人的资本。对此，乾隆有着他自己的理解，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容忍张廷玉，不过是因为他担任朝廷重臣有一定的年数了，就好比放在柜子里的古董那样，仅仅是一种陈设罢了。”
乾隆满汉之见极深。张廷玉虽以汉人久居高位，却得不到他的信任。只因乾隆深恶朋党，在对鄂尔泰集团势力多方裁制的同时，为了保持派系之间的力量均衡，收相互牵制之效，不得不庇护张廷玉，但也不时给予裁抑。
乾隆即位之初，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张廷玉以此为荣，乾隆七年（1742年），他请求将伯爵由其长子张若霭承袭，乾隆没有答应。为抑制张氏家族势力过分膨胀，也为了裁抑张廷玉本人，乾隆令伯爵衔只封张廷玉本人，到他死为止。
张廷玉手迹
其时，张廷玉年逾花甲，已是接近70的老人。乾隆准其在紫禁城内骑马，又允其不上早朝。这一方面是出自对老臣的关照，但另一方面，却不无排斥之意，从而形成了由讷亲独自面承圣旨的局面。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这对张廷玉实在是个意外的打击，白发人为黑发人送终，不能不使他倍觉伤心，更引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这年他已是75岁的老翁了，虽不时上朝奏事，但内廷行走，已是步履蹒跚，需要人来扶持了。乾隆特意命令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但皇帝的关照，却无法阻止他的归隐之心，乞归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求退休，理由是：马上就要80岁，请求能够荣归故里。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专制君主的眼里，却有不肯尽忠之嫌。乾隆认为，人臣事君，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张廷玉说：“你受两朝厚恩，而且奉我父皇的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回归故乡终老的道理？”
乾隆不批准他的请求，而张廷玉极力陈奏，以至于说到动情之处不觉泪流满面。尽管乾隆反复讲明他不应该引退的道理，张廷玉还是不断争辩、不甘罢休。结果是张廷玉被迫留下了，却惹得乾隆不悦。
在张廷玉再三表达请辞的决心后，乾隆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而张廷玉此时却一心考虑自己的配享太庙的问题，反而惹恼了乾隆。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乾隆见他仍然归心热切，且老态日增，精神大减，故而动了恻隐之心。乾隆觉得强留不近人情，乾隆经过长时间的斟酌，派人到张廷玉的府邸，将自己对他依依不舍但又不愿强人所难的意思告诉了他，让他自行抉择。
张廷玉见乾隆恩准还乡，喜出望外。当即表示：“仰蒙体恤垂询，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南巡。”
如果张廷玉就此与乾隆一别，便可以荣归故里，以享晚福了。谁知他自取其辱，反落得蓬头垢面的下场。原来，张廷玉在得遂初衷后，又顾虑起身后能否得到配享太庙的问题了。
太庙，是封建帝王祭奠列祖列宗的庙宇。而帝王至尊，不仅生前要有文武百官俯首听命，即使死后，也要有佐命功臣陪伴。因而，得以身后配享太庙，便成了大臣们无与伦比的殊荣。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弥留之际的皇帝临终留下了令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的遗诏。嗜爵如命的张廷玉尤其看重这配享的隆遇，视为光宗耀祖的殊荣，因为在整个清朝配享太庙的12名异姓大臣中，他是唯一的汉人。
张廷玉担心自己回乡后配享太庙可能会落空，于是犹豫不决。他唯恐身后不得蒙荣，进宫面见皇帝，请乾隆赐给自己一个文书凭据。
乾隆因配享出自雍正的遗诏，久成定命，并无收回之意。见张廷玉对自己如此防备，提出这近似要挟的请求，心中十分不快。但乾隆还是勉从所请，答应了张廷玉并写诗一首：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
先皇遗诏唯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
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
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这是一首寓意颇深的诗句，它一方面重申了雍正帝的遗命，同意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以唐朝开国功臣的身后之荣作比，声称对他的恩典会超过那些唐朝的功臣。但另一方面，更浸透了皇帝对张廷玉的不满和警告。所谓“漫愁郑国竟摧碑”，是说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封郑国公）树碑立传，也可同样效法太宗仆碑毁文。而“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更是直截了当，说张廷玉的功德不比皋契，实不应配享，将来历史自有评论。
这首诗对张廷玉来说不是好兆头。张廷玉以三朝元老重臣，久经政治风雨，应该完全知道为官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道理。可是他一时糊涂，在得到恩准配享的谕旨后，他只是具折谢恩，并以年老天寒为由不亲赴殿廷，让儿子张若澄代往。
乾隆动怒了，他认为这是张廷玉对自己的不敬。恰逢这年由于内忧外困，乾隆心态大变。先是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失掉爱妻。继之，又是大臣辱命，金川败绩。乾隆受到张廷玉这一刺激，不由得大发雷霆。他让军机大臣传旨，令张廷玉第二天回奏。
军机大臣承旨的是傅恒和汪由敦。汪由敦出自张廷玉的门下，浙江钱塘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乾隆即位以后，汪由敦受知于新皇帝，入直南书房，为内阁学士。而后，累迁至侍郎、尚书。乾隆十一年（1746年）署左都御史，为军机大臣。
汪由敦顾及到师生之情分，看到乾隆对张廷玉的事情发怒，当即免冠叩头为张廷玉求情。但乾隆怒气正盛，对汪由敦的请求毫不理睬。汪由敦无奈，又不忍负师生之谊，便不顾军机处的规矩，将乾隆发怒的消息报与师门。
乾隆龙颜大怒，张廷玉已知此番非同小可。第二天一大早，他便赶到宫廷跪叩请罪。不料，这亡羊补牢之举，非但没有任何用处，反而授人以柄。乾隆明知，张廷玉的“请罪”并非出自真情，而是汪由敦泄露了消息，因而更加恼怒，对张廷玉大加责罚，历数他的罪状。
第一，配享太庙，乃非常恩典。张廷玉不亲自至宫廷谢恩，是视配享为应得之分。乾隆质问张廷玉说：“你就住在京郊，即使衰病不堪，也应该亲自来表示一下谢意呀。只是写个奏折，竟然不到朝廷中来，你将我给你的如此大的恩惠，看为是你应该得到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呢？”乾隆指出张廷玉这样做是认为皇帝配享之言既出，自无反悔之理，而自己以后再无可视之恩，也无复加之罪了，因而无需顾及君臣之情了。
第二，张廷玉要求兑现雍正的遗言，请乾隆重申配享太庙的恩典，是信不过新君。所以乾隆说：“张廷玉的罪过，本来不在于他不亲至朝廷向我谢恩，而在于他屡次请求按照先皇的遗诏给自己配享。他这样做，是完全不信任我这个新皇帝。”
第三，张廷玉归心似箭，多次上奏皇帝。乾隆认为，张廷玉在尚未龙钟衰老之时，就图谋思退，这是因为自己的门生亲戚不能由于自己的推荐而获得官位或者提拔，采取的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是对新皇帝的要挟。张廷玉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回归故里的举动显然是对新君不予重用的不满。
第四，张廷玉不能亲至朝廷谢恩，却于次日黎明赴朝请罪。汪由敦以师生之情，先是舍身向皇帝请命，后又不顾朝规泄密露情，更加深了乾隆的成见。乾隆痛斥说：“张廷玉，你的得意门生在朝廷替你当耳目，虽然你退出朝廷但却跟自己在朝廷时一样消息灵通，这样的伎俩能瞒得过我吗？你试着想想大学士是什么官，怎么可以徇私引荐自己的门生做官呢？你再想想我是什么样的皇帝，又怎么能容忍我大臣们植党树私呢？”
专制帝王最容不得大臣“震主”和“欺主”，张廷玉对乾隆已经犯有不信、不等，外加欺蒙之罪，乾隆忿忿地说：“我大清朝乾纲独断，我即位至今十四年了，事无大小，哪一件事情不是由我来独断。即便是选拔一个县令这样的小事情，都由我来仔细斟酌选择。哪有大学士这样高的官职我不慎重详审，却听凭你张廷玉去安排自己的门生呢？你这个做大臣的，难道就不能不做些收敛吗？”
乾隆于盛怒之下，出言威厉，大有倾覆张廷玉之势。但是，为示宽容，乾隆下令让张廷玉仍以大学士衔休致，身后仍准配享太庙，只是削去了伯爵。而被牵连的汪由敦却被革去协办大学士和尚书衔，令在尚书任上赎罪。
张廷玉在遭到乾隆的训斥后，便遵照乾隆的“明春回乡”的旨意，奏请启程。但是，这时正碰上定亲王永璜去世。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乾隆的长子定亲王永璜逝世，而作为永璜老师的张廷玉，在永璜刚过初祭，就急请辞官回乡，令乾隆非常不快。
乾隆不喜爱永璜，对永璜不予重用。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大丧时，永璜又因礼节疏简被乾隆痛斥，声称绝不立永璜为太子。但父子感情多少还是有的，永璜在遭到冷遇后两年即病死，乾隆深感内疚。因而在永璜死后，乾隆一反切责的态度，丧礼仪典甚优，礼部奏请辍朝3天，乾隆下令改为5天，而且乾隆也在永璜初奠时亲临现场。在初祭完成之后，丧服未完，张廷玉便匆匆告归，乾隆觉得张廷玉不近人情。
本来乾隆对张廷玉加恩，宽留原职，准其配享。而张廷玉却是刚过永璜的初祭，就奏请南还，乾隆非常不满：“想想你曾经教过我读书，又作为亲王师傅，却对他的死如此漠然无情，你的人情味都到哪里去了呢？”
或许也是张廷玉的官运到了劫数。这时，恰好蒙古额附、超勇亲王策凌病故。策凌能征惯战，为清王朝拓疆开土，守护边陲立有大功，临终时又留下“自己死后，请求陪葬到公主园寝”的遗言。乾隆听后，大加赞赏，称赞说：“死后还不忘自己的职责，他一生实心为国由此可知。”乾隆于是下令侍卫德山与策凌之子成衮扎布护送其遗体进京，赏银万两办理丧事，照宗室亲王典礼进行。随后，又下令让策凌配享太庙，开蒙古亲藩配享太庙之先。对于乾隆来说，令一个屡立战功的蒙古亲王配享太庙，不足为怪。只是他如此慷慨地把配享的殊荣赐给一个并不为他平日称道的大臣，是对张廷玉邀恩的一种嘲讽和鄙视。
乾隆十五年（1750年）四月颁布上谕，乾隆列举张廷玉不得配享太庙的理由。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凡得配享太庙的均为立有汗马之功的佐命元勋，鄂尔泰尚有开辟苗疆经略边陲之功，配享已属过优。张廷玉仅以缮写谕旨为职，为文墨者所为，于经国赞襄毫无建树，配享实在过分。
乾隆不客气地对张廷玉说：“明朝的刘基，原来是辅佐朱元璋的助手，有重大的贡献，而当时给他配享还曾引起许多人的非议。现在张廷玉你扪心自问，你的贡献能比得上刘基吗？”接着，乾隆下令将此旨并清朝配享诸臣名单一同交给张廷玉看，让他自己思考一下，看能否与配享诸臣比肩并列。
张廷玉一心想着配享太庙，却遭到了乾隆的否决。到此时，他才如梦方醒，知道如若再行坚持，则不仅自身受辱，还会祸及家门。于是，张廷玉战战兢兢地具折请罪：
“我老眼昏花，不自量力，在太庙配享大典上，妄自上书陈奏要求配享。皇上详加训斥，如梦方醒，惶恐不安。现在再次看看配享诸臣名单，我诵读多次，惭愧不堪。想想我既无开疆汗马之力，又无经国赞襄之益，只知道耍笔杆子。因此我郑重地请求皇上罢免我的配享，并治我的罪。”
乾隆以大学士九卿议奏的名义，修改了雍正皇帝的遗诏，宣布罢免张廷玉的身后配享。
解决了配享问题之后，张廷玉终于告老回乡，回到了桐城老家。
遭逢不际，祸患相寻。刚刚归里的张廷玉，又有祸事跟踪而来。他的儿女亲家朱荃获罪，牵连到他。
朱荃官至四川学政，被御史参劾匿丧赴任，贿卖生童，罢官回籍。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月，行至巴东，于船上投水而死。这种畏罪自杀的行为，自然瞒不过明察的乾隆，他认为这其中定有情弊，于是下令对朱荃的亲戚严加审讯，并让四川总督策楞、湖广总督永兴、巡抚唐绥祖协助审理此案。
在乾隆的督责下，督抚闻风而动。七月，湖广总督永兴具折上奏，声称朱荃家人供出，御史所劾朱荃之罪件件属实。原来，朱荃有家人过世，他接到讣告时，正值地方科举考试临近。按照规定，朱荃该丁忧守制，以尽孝道。但他为了不失掉监考官的肥缺，当即将讣告焚毁，匿丧不报，历考嘉定等三郡一府。当时，地方“童试”两考，本县为初试，学政“按临”为院试，以府为单位，分两场，一场正试，一场复试，取中者都是生员，俗称秀才。朱荃从中贿卖生童9名，贪得银两、貂衣等物。朱荃的弟弟朱英等人也供出，朱荃勒索新进门生规礼约有四五千两。随后，又查出朱荃原为吕留良、严鸿送文字狱大案中获罪之人。
诸罪齐发，朱荃劣迹累累，赃私狼藉，乾隆气愤至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他用人的脸面，更主要的是在朱荃一事上他确有被人欺骗之处，张廷玉、梁诗正、汪由敦等人都先后举荐、包庇过朱荃。张廷玉在京察大典时，曾把朱荃列为一等，直到引见时，才被乾隆降为二等。
他的党羽门徒也处处关照朱荃。汪由敦曾在试差人员中力保朱荃。梁诗正在朱荃交部审议时，声称“功令森严，无人更敢作弊”，言外之意是朱荃被人诬陷。
这种明目张胆的党庇行径，令乾隆震怒。他本对张廷玉余怒未息，于是怒责张廷玉说：“你竟然肆无忌惮到如此地步，难道你忘记了先皇给予你的恩赐了吗？你这样藐视我又是为了什么呢？张廷玉你如果还在任上的话，我一定将你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现在既然批准你回籍，就由两江总督黄廷桂于司道大员内派员前往传旨询问你吧。”随后又将张廷玉罚款15000两，追缴从前赐给的御笔、书籍及一切官物，查抄其在京官邸。兴师动众，严追严查，大有穷治张党之势，张党的重要人物梁诗正交部察议，汪由敦贬为侍郎，均为包庇朱荃获罪。
经过这场问罪，张党完全被击垮。张廷玉以垂老之躯几遭乾隆的严厉谴责，已经是奄奄一息，门生故吏各寻出路，树倒猢狲散。至此，乾隆打击前朝勋臣严禁朋党之患的斗争以皇权的独尊进入尾声。
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张廷玉病逝，乾隆宽恕了张廷玉的过失，令仍配享太庙，声称：“张廷玉所请求对他宽恕的罪过虽然是他咎由自取，但是父皇的遗诏我是不忍心违背的。况且张廷玉于先皇在位时，勤慎赞理，小心书谕，原属旧臣，应该给予优厚的抚恤，所以我仍然谨遵遗诏，将他配享太庙，以彰示我国酬奖勤劳的盛典。”乾隆下旨要求对张廷玉的祭葬按照旧例办理，并给他的谥号是“文和”。直到死后，张廷玉才为自己挽回了一点面子。
鄂、张两党的衅争，随着鄂尔泰、张廷玉一死一去，已经不能再掀起朝廷的大波澜了，但是，十几年的统治经验使乾隆意识到，只要朋党的势力还在，便有滋生的可能，他必须严刑峻法，达到朝野震怖的目的。尤其是鄂党，他们蠢蠢欲动，大有复起之势。于是，乾隆选中了胡中藻，从他的集子《坚磨生诗钞》下手，开始罗织罪名。
胡中藻，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的进士，官任内阁学士，兼侍郎衔，鄂尔泰的得意门生，自夸为西林第一门生（因鄂尔泰姓西林觉罗氏）。与鄂尔泰的侄子、官居地方大员的鄂昌关系密切，勾结往来。
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接到下臣秘密进呈的《坚磨生诗钞》，便命令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蒋溥暗中查办胡中藻诗集一事。乾隆二十年（1755年）初，又密谕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查出速奏。
乾隆首先在《坚磨生诗钞》的书名上找岔子，他说：“‘坚磨’出自《鲁论》……胡中藻以此自号，是何居心！”乾隆把“坚磨”解释为《论语》中“磨涅”，套进了一段历史典故。“坚磨”语出《论语·阳货》中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句话是有其背景的，晋国赵简子攻打范中行，范的家臣佛肸在中牟反叛，孔子打算到佛肸那里去，子路坚决反对，孔子对他解释说自己虽然到佛肸那里去，但是自己是坚而磨不破的，白而染不黑的，是不会与叛乱者同流合污的。而乾隆强加意思为胡中藻把自己比作孔子，把乾隆比作佛肸，居心险恶之极。
在胡中藻的《诗钞》中，有“谗舌狠张箕”“青蝇投昊肯容辞”之句，这是指责张廷玉及党羽在乾隆面前搬弄是非。乾隆向以乾纲独断自命，最忌臣下对朝政有权臣当道、欺君弄权的评论。因而，胡中藻诗中的“谗舌青蝇”之语，不仅是他攻击张党的罪证，也有指责皇权旁落之嫌。于是，乾隆质问说：“试问此时在我跟前进谗言的人是谁？你在鄂尔泰门下依草附木、攀授门户、恬不知耻。”不仅点出了鄂尔泰的名字，而且抓住胡中藻诗中有“记出西林第一门”之句，对胡中藻以西林觉罗氏鄂尔泰第一弟子自封的行径大加痛责。
见到胡中藻诗中还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乾隆批道：“加‘浊’字于国号之前，是何肺腑！”其实，这个“浊清”是来比喻人品的卑污与高尚的，而乾隆把它歪曲为污骂大清国，实在是故意冤枉胡中藻。在其诗文中有些歌颂清朝盛世的诗歌也被认为是反诗，比如“天所照临皆日月，地无道理计西东。诸公五岳诸侯渎，一百年来俯首同”之句，形象描绘了清朝一统天下，四海威服的政治局势，分明是赞扬国力的强盛。可是乾隆却说此诗是对清朝统治汉人不满。
在此诗钞中还有“那是偏灾今降雨，况如平日燃佛灯”一句诗词，以甘霖、佛灯比喻皇帝普免苛税、拯救生灵的善政。而乾隆却认为它“谤及朕躬”，说：“朕一闻灾歉，立加赈恤，何乃谓如‘佛灯’之难见耶？”意思即是说，我乾隆一听说有灾情就马上赈恤百姓，怎么能说赈恤百姓像“佛灯”一样罕见呢？在胡中藻所出的试题中有“乾三爻不像龙说”一题。乾隆说：“乾隆是我的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知！”此外，还在其诗集中找出“又降一世”“亦天之子”“与一吐争在丑夷”等数十句。
虽然臣子朋党比起攻击大清王朝的悖逆之罪来，实在微不足道。但是乾隆似乎更想借此打击群臣的朋党恶习，在面谕群臣的最后，他声色俱厉地申饬说：“我见其诗，已经很多年了，而在大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我更不得不中我国法，正尔嚣风，仿效父皇诛杀查嗣庭的办法。”
四月，胡中藻被处以斩决。但案情却越牵越广。
在审理胡中藻一案中，乾隆发现胡中藻与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来往密切，命令协办陕甘总督刘统勋亲往甘肃巡抚鄂昌署中，将其“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严行搜查。并将他与别人往来文字中有涉及讥讽和结交同党之类书信等搜查和查封，然后进送到京都”。
鄂昌被革职罢官，锁解京师。因为，鄂昌不仅平日里与胡中藻叙门谊、论杯酒、诗词唱和、引为同调。而陕甘总督刘统勋又从他的书籍和信札中查出所作诗篇《塞上吟》有悖逆之词，诗中称蒙古为“胡儿”，并对其从弟鄂容安被差往西北前线不满，发出“奈何，奈何”的感叹。
在乾隆看来，鄂昌身为满族人，世受国恩，任广西巡抚时，就看到了胡中藻的《诗钞》，本应对其“大逆”之词愤恨谴责，但鄂昌反而与之往复唱和。这是沾染了汉人分朋引类、以浮夸相向的恶习，而丢掉了满族的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的古朴风俗，说穿了就是鄂昌丢掉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因而，他斥责鄂昌是“丧心已极”“悖谬之甚者”，而且胆敢把与满族一体的蒙古称为“胡儿”，自加诋毁，不是忘本又是什么？再加上不愿其弟从军，破坏了满族尚武的精神，乾隆痛骂鄂昌，认为“满洲旧俗，遇有行师，必踊跃争先，以不预为耻，而鄂昌不愿其弟从军西征，实为破坏满族勇敢尚武风气之‘败类’，理当治罪”。最后，乾隆赐令鄂昌自尽。
鄂昌以身封疆重臣，与逆犯胡中藻勾结，成了乾隆整饬满族士风，以树君主之威的牺牲品。在处理鄂昌的两个月中，乾隆两次传谕八旗官兵，令其务必保持满族古朴风俗，尊君亲上，杜绝玩物丧志的汉人陋习，并警告说：“今后如果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之人，一律依照处理鄂昌的办法严惩不贷！”
鄂昌被处以重典，受到株连的鄂党也逐个被人指参。大学士史贻直首先难脱干系。史贻直是继鄂尔泰之后鄂党中的核心人物，他与鄂昌的伯父鄂尔泰为同年举人，鄂昌便效汉人之习，称史贻直也为“伯父”，交往极厚。史贻直见原任甘肃布政使出任河道官职，便向任甘肃巡抚的“侄儿”鄂昌去书请托，替自己的儿子史奕昂谋个布政使之职，书中有“鼎力玉成”之语，而颇重门谊的鄂昌也果真鼎力玉成，为他这位伯父了却望子成龙的心愿。在刑讯的过程中，鄂昌供出了他与史贻直之间的徇私之情，但史贻直却被乾隆杀气腾腾的阵势吓昏了头，在鄂昌供认不讳的情况下，死不认账。这又如何骗得了能明察秋毫的皇帝呢？史贻直以“为子请托于前，又不据实陈奏以图掩饰”的罪名，被勒令以大学士原品退休回家了。两年之后，乾隆南巡，史贻直至沂州迎驾，乾隆赐诗给他，仍然旧事重提，颇带讥讽。在诗中乾隆已经原谅了史贻直当年的护犊之私，而前提是因为史贻直知错能改，足见乾隆杀人立威，以做臣僚手段的成功，致使老于官场，以临事不改常态闻名的史贻直也成了战战兢兢、服服帖帖的“安静之人”了。乾隆的目的达到了，是年三月，他颁布谕旨宣称：史贻直“两年以来，家居安静，业已改悔，著仍补授大学士。”
除了史贻直外，乾隆对鄂党的打击，不遗余力，大有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之势，甚至连奔赴黄泉已达十年之久的鄂尔泰也没有放过。他指责鄂尔泰过去曾对胡中藻大加赞赏，以致胡中藻肆无忌惮，鄂尔泰对酿成此等大逆之案负有无可推卸之责，下令将鄂尔泰撤出贤良祠。
乾隆声称：“假使鄂尔泰此时还活着，必将他革职重治其罪，作为意图结党营私的大臣的借鉴。”而任西征军参赞大臣的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在清军平定伊犁，朝廷恩赏官兵时，却不给分毫之赐。不久，鄂容安与其弟鄂实相继在平定准噶尔的战事中阵亡，才算保住了晚节。乾隆赐谥“刚烈”，亲临奠祭，命入昭忠祠。
乾隆利用胡中藻一案给了鄂党致命的一击，他那五雷轰顶之势，不仅使鄂党为之倾覆，即张党的内外臣工，也无不为之震惊敛绝。
经过胡中藻一案，党争之祸至此宣告结束，正如礼亲王昭梿所说：“时局为之一变。”乾隆终于收拾了前朝遗留的两派势力，把权力集于一身了。
第五节 一朝天子一朝臣
历史上，伴随着封建王朝的鼎革交替和帝王的父死子继，必是文武百官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有的人一朝显贵，通达王侯，而有的人则一落千丈，粪土不如。这就是沉浮的宦海，也是人们常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破格起用傅恒，这是乾隆摆脱前朝老臣的掣肘之后，培植御用大臣的开始。
乾隆上台之际，没有属于自己的心腹之臣，他承袭的是父亲的统治格局，任用父亲留下的人马，在一群老臣的包围中开始自己的帝王生涯。然而，当他在初政的甘苦中迈出艰辛的第一步，当他以过人的圣明英断树立起慑服群臣的皇权独尊，他同时也培养起一代新的臣僚。
俗话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自鄂尔泰、张廷玉两党的势力物故星移，朝廷中年富力强的大臣将帅相继而起，满族中有傅恒、舒赫德、兆惠、策楞、富德、阿里衮等，汉人中有刘统勋、刘纶、蒋溥、于敏中等，连原来张党中的汪由敦、梁诗正也因洗心革面，为乾隆重用。
乾隆登上帝位以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排好自己的人，把他们放在重要的职位上。这些人可以不是文武全才，可以不是进士出身，可以不是皇亲贵戚，但必须听从乾隆的号令。
在清除了鄂张朋党势力之后，最能得到乾隆亲信的是傅恒。
傅恒，字春和，满族镶黄旗人，出身于显赫世族富察氏家族，是孝贤皇后的弟弟，乾隆的小舅子。这个比乾隆小十余岁的年轻人，他的发迹似乎全凭皇帝的一言九鼎。同满族大多数官员一样，傅恒没有科甲的头衔，以侍卫登上仕途，于乾隆五年（1740年）被用为蓝翎侍卫，为六品以下的官员，两年之后为内务府大臣，乾隆十年（1745年）命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三年（1748年）讷亲被杀，傅恒代替他为首席军机大臣，其时年不过二十五六岁，可称之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宰辅。
当时，满朝文武，都年长于皇帝，已有主少国疑的危机，作为一个对朝政尚未熟练的皇帝，理应选拔一个年辈较高、威望较重的大臣执掌相权。但乾隆却异乎寻常地起用了资历尚浅、一名不闻的傅恒。这种越格的提拔和任用，在当时确实引来一些非议呢！忠君之士为此而忧虑，奸猾之人也在人前人后搬弄口舌。因为傅恒确实太年轻，他那短浅的为官资历，确实不足以服众望。然而，乾隆看中傅恒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傅恒以青年当上宰相，他不会有那些老臣的奸猾和世故，皇帝无需从那些堆满皱纹的脸上去察看他们的心理，无须从那些废话连篇的奏词中辨别利害，也无须再迁就以老卖老的陈请和要挟。而傅恒为官不久的经历，更使皇帝不必为群臣的趋炎附势、朋比为奸而忧烦。
如果说乾隆十三年（1748年）对于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是个难以逃脱的厄运之年，那么傅恒是唯一的例外。对傅恒来说，这是个时来运转、飞黄腾达的一年，是他一生命运转折的契机，而他的幸运与成功，是因为他紧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在傅恒之前，最得乾隆宠信的是讷亲。乾隆曾不止一次的说：“我自从登基以来，最亲近的人莫过于讷亲了。讷亲受到我特殊的恩宠，朝廷中的大臣没有谁能够超过他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出身于钮钴禄氏的讷亲，为开国元勋之后，先天优越，而讷亲本人，又少壮显赫，仕途得意。因而，他养成了孤傲的性情，遇事傲慢倔强，待人严苛无情。傲慢，为皇帝所忌；苛严，又被同僚嫉恨。久之，讷亲在朝廷中的地位开始动摇。
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乾隆开始平定大小金川。由于大将张广泗指挥不当，清军屡屡失利。
金川战争失利以后，讷亲作为股肱大臣被派往前线，负有力挽狂澜的重任，乾隆寄希望于有栋梁之才的讷亲，希望他扭转败局，早奏平定金川的佳音。然而，讷亲办事不力，致使金川之役一败再败。这固然有他不谙兵事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恐怕还有宠久而骄和贪生怕死等方面的因素。无论如何，讷亲都是彻底地“栽”到金川之役上了，他的种种弱点暴露无遗。骄横、专横的个性加上用兵的无能，使他在乾隆面前不仅尽失往日的风采，且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酒囊饭袋。
在乾隆看来，大臣与君主休戚与共，君主对大臣的衡量标准也是“唯于重大紧要之关键，方足以见报国之实心”。讷亲恰恰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自己的无用和不忠，他的政治生命的完结是注定的。乾隆可以不测之威，使跟从多年的大臣毙命致死，自然也可用逾格之恩令亲信平步青云。
当讷亲以一人之身，兼理数职，操柄军政大权之时，傅恒只不过是个蓝翎侍卫，在讷亲成了军机首辅之后，傅恒才刚进入军机处。然而，在傅恒进入军机处之后的三年中，讷亲与乾隆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傅恒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皇亲国戚的特殊身份，或者感受到，或者得到了乾隆的某些暗示，总之，他已经预感到仕官生涯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乾隆十三年（1748年），当金川失利的消息令乾隆辗转反侧、忧心如焚之际，傅恒首先请命前往疆场。这份为国分忧，为君解难的“挚情”，又怎能不令乾隆感动呢？只是乾隆权衡再三，还是以讷亲久任枢要、位高望重，授以金川经略。
傅恒宗祠碑
讷亲刚刚离京，傅恒便加官晋爵，由领侍卫内大臣升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开始出讷王命。对于傅恒的一跃而起，举朝上下是有目共睹的。讷亲作为皇帝身边的近臣，尤其清楚乾隆的用意，他已经想到，在他之后奉命督师的必是傅恒。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九月，傅恒前往金川。在乾隆的大力扶助和将士的辅助下，傅恒捷报频传。乾隆十四年（1749年）一月，金川土司莎罗奔等因久战乏力，畏死乞降。傅恒既为乾隆解除了金川战争两年来的沉重压力，又为乾隆争回了张广泗和讷亲战败失去的面子，成为功臣。
傅恒终于功成名就，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胜利班师。捷报奏至，乾隆喜出望外，连连称赞傅恒，下令按照开国元勋超勇公的待遇加赐他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以显示对他的恩宠。并公开宣称：“我这次奖赏，实在是出于公心，而且具有深意。”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三月，傅恒凯旋，乾隆又举行了最隆重的迎接典礼，命皇长子率诸王大臣等郊劳将士于黄新庄，还朝后使傅恒上御殿受贺。不久，又下旨按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的先例，建立傅家宗祠，春秋两季用官礼祭祀，并赐傅恒一栋新宅于东安门内。
从此，傅恒便以本朝第一功臣的地位，在朝廷中树立起权威的形象。他不仅完全取代了讷亲的地位，以保和殿大学士太保一等忠勇公的头衔，担任军机处领班大臣，而且备受宠眷，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乾隆朝宰辅大臣。一直到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七月，傅恒病死，他在朝中执掌权柄达二十余年。
傅恒秉性宽厚谨慎，为人雍容谦和，他不仅临事有道，而且尤其能揣摩皇帝的意旨，很得皇帝的欢心。因而，乾隆对他的关注也非比寻常。傅恒作为椒房贵戚，早年入侍禁庭，论阅历比不得那些起自微官末秩的达官贵人。如果说他的能力和识见高人一等的话，那只能说他有着卓绝的天资。傅恒非科举出身，却能在那些出自文宗士子之手的文翰中找出漏洞，以至于连以文学才子自负的赵翼也心服，足见傅恒的精明和干练。傅恒从不谈诗论文，却能修改文豪笔下的诗文。一次，他为两江总督尹继善在乾隆南巡时增华扬丽之事，命司属代作诗文相嘲，其属员诗中有“名胜前番已绝伦，闻公搜访更争新”之句，傅恒闻后，将“公”字改作“今”字，使人更觉严谨。
对于傅恒的天分之高，乾隆也不讳言。在清代帝王中，乾隆对大臣是颇为挑剔的一个，但他对博恒却也是极尽称道。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二月，傅恒自金川奏报前线军情，乾隆览后，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赞不绝口地夸起傅恒来。他说：“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料敌情形一折，筹划详细，思虑周到，识见高远。经略大学士随朕办事数年，平日深知其明敏练达，初不意竟能至此。即朕自为筹划，亦恐尚有未周，朕心深为喜悦，经略大学士为有福之大臣。”最后这一句，乾隆尤其没有说错。傅恒的确是个有福的宰相。当别人在战战兢兢、时时担心横祸飞来之际，唯独他开始飞黄腾达，不时承受冠世的殊宠。不仅轻而易举地成了紫光阁群英图的第一功臣，而且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平宰相。
或许由于傅恒是继讷亲之后，乾隆所倚重的第二个名相，因而时人总好自觉与不自觉地将两人作以比较。两人同为能臣，均练达有为。但比起讷亲的骄横来，傅恒却以谦和有礼，深得人心。
乾隆十九年（1754年），兵部尚书舒赫德因准噶尔之役办理军务不当，被革职查办，黑龙江家产亦被籍没，这是舒赫德最为晦气、众人亦皆远避的时候，傅恒却暗中为他赎回了府第，待他官复原职返京之日，回赠于他。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吏部尚书汪由敦病故，傅恒眷念故人，为其子代请恩荫，赵翼以知情人的身份，十分细致地记下了当时的情景。
先是汪由敦之子汪承儒给赵翼寄书告讣。赵翼出自汪由敦之门，与汪师生相称，情谊甚厚。所以，当讣告寄来后，赵翼于悲痛中竟然想到以大臣身份邀赐恤典，为老师争些余宠。因为赵翼清楚地知道，汪由敦共有三子，唯长子蒙恩荫官职，却是早早病死，其余二子均为监生，未第。所以，汪由敦一死，其子嗣中便再也没有登仕籍之人。
为老师计，赵翼函复汪承儒，使其以皇帝有御赐祭葬的恩典赴京谢恩，希冀此举能感动皇帝，皇帝万一眷念老臣，或可再得一恩荫之职，当个内阁中书的京官等。于是，汪承儒欣然从赵翼之言，贸然奔赴京师，来朝谢恩。
官场上，向来只讲交易，不论友情，最是世态炎凉之地。汪由敦已死，权势不复存在，其子突然来京，非但无人周济，反而成为势利之人纳凉闲谈时的笑柄。事实上，这种赖以老臣故吏的情分到皇帝门下乞讨残恩的行径，也实在有失体面。
傅恒从赵翼处听说汪家二子来京的实情后，与众人的冷嘲热讽相反，傅恒先是对赵翼所出的主意拍手叫绝，随后便于第二天上朝时，为汪家二子请荫。遗憾的是，乾隆却没有傅恒那么热心。他在召见了汪由敦的二子后，感到他们的学问平常，无意赐官，告诉他们于明年参加地方会考，若试而未中再来。傅恒知道这是乾隆的托词，便赶紧尾随奏称，明年为省级会试，而二人皆为监生，没资格考试。乾隆见被说破，不便拒绝，只好对汪由敦二子各赏一个举人。但傅恒却犹以为不足。他心中的目标，是想给汪由敦之子争个内阁中书。于是他又奏称，汪家二子中，大儿子书法似其父。乾隆嗜好诗词字画，亦珍爱书法。傅恒终于以汪承儒的这一特技打动了乾隆，乾隆命将从前赏给汪由敦长子的荫官赐给汪承儒，于是汪家二子，一个得了户部主事的头衔，一个捐了举人的功名。一时之间，满朝大小臣工无不将傅恒垂悯故人子弟传为佳话。
对于傅恒来说，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赵翼在军机司员中是最贫寒的一个，但却以才学出众、办事敏捷，为傅恒所爱。一天黎明，于隆宗门外小值房当班的傅恒将赵翼召到近前，从怀中掏出50两银给他，是给他买新帽子过年的。原来，赵翼头上戴的一顶貂帽已经三年有余，帽不成其为貂帽，像是刺猬毛。傅恒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并不计宰相之尊，解囊相助。其时正值残腊岁末之际，赵翼一家资金告罄，50两银子正好派上用场。所以第二天入直，赵翼仍旧破帽照戴，而傅恒只付以一笑而已。
傅恒的谦和个性，使乾隆时期的政治风格为之一新。赵翼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军机大臣一同觐见乾隆，从傅恒开始。乾隆初年，只有讷亲一人承旨。讷亲记忆力强，但对于奏疏的文字意思不太了解，每次传旨，就命令汪由敦撰拟。讷亲唯恐不得当，勒令再撰，有多次修改后而还用初稿者。一稿敲定，又传一旨，改动又跟上次一样。汪由敦十分苦恼，又不敢跟他争辩，当时傅恒在一边暗自鸣不平。恰逢他扫平金川回来，按功居于首位，就说要记的东西太多了，担心会有遗忘，要求各位军机大臣一同觐见，于是作为常例。赵翼曾经做过汪由敦的幕僚，所记当为汪由敦的亲身经历和切实感受。当时，汪由敦以左都御史命在军机处行走，但实际做的却是军机章京的撰拟工作，在讷亲的独断之下，心中不满是可想而知的。
傅恒与汪由敦先后入直军机处，他虽贵为皇亲国戚，却能为汪由敦暗抱不平，这使有口难言的汪由敦心感慰藉。傅恒为首辅之后，立即改弦更张，使军机诸大臣一同面承圣旨，无形之中提高了群臣的地位。这在专讲等级利禄、人人都巴望获宠晋级的官场上也是一绝。而且，傅恒还以军机首辅的身份，改革一些旧的规章制度，命令军机章京具稿以进，既减轻了一些老臣的手笔之劳，又使微末之员因参与机密而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这些举措无疑成了傅恒得到同僚及下属另眼相看的原因。傅恒的礼贤下士、恭敬事上的作风，不仅使同朝的大臣们有亲切感觉，即使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也信任有加。
傅恒非但没有骄横之态，不揽权生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皇帝面前，诸事谦退，唯命是从，真正是以帝心为心，以帝意为意。
在傅恒建议军机大臣共同觐见皇帝以后，乾隆仍然最信任傅恒。乾隆每天晚上进完晚膳后单独召见傅恒，就批阅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商榷，其时称作“晚面”。晚面独对使傅恒位在权要。傅恒虽居权要之位，却非专权之人。如果说他能给皇帝以一定的影响，并非靠他手中的权力，而是以他对皇帝的耿耿忠心。
傅恒为官多年，由他荐举的官员不计其数。但最能说明他为人的，是他起用了“废员”孙嘉淦和岳钟琪。
孙嘉淦是当时有名的骨鲠之士，连对清王朝不满的人也用他的名字对朝政进行攻击，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伪奏稿。傅恒因钦佩孙嘉淦的直性和耿介，对这位前辈颇多关照。
乾隆八年（1743年），孙嘉淦奉命审理湖南巡抚许容参奏粮道谢济世一案失实，照例革职，回了老家。在朝廷上，接到革职的谕旨，便是皇帝对大臣的严厉苛责。何况乾隆在谕旨中，又口口声声指责孙嘉淦“瞻询”，“唯事虚文”。这使孙嘉淦心灰意冷，求仕之意索然。所以，乾隆十年（1745年）虽经皇帝开恩宽释前罪，给孙嘉淦补了个左副都御史的官衔，但两年之后孙嘉淦仍以年老为由致仕还家，而乾隆也没有挽留。可见乾隆并不喜欢这位耿直的老臣。但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孙嘉淦又突然被召来京，而后官职累进，由侍郎、尚书、翰林院学士，直到进入内阁为协办大学士。乾隆也开始对孙嘉淦满口称道，说他“老成端庄，学问渊博”。这一明显的变化，就是傅恒为之周旋的结果。
岳钟琪是傅恒重用的又一个被废弃的能臣。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康熙年间由捐纳同知改武职，官至四川提督，雍正初年以平定青海之功，授三等公，赐黄带，官川陕总督，成为朝臣中颇负盛名的封疆大吏。他以沉毅多谋和忠诚被雍正帝赏识，是清代以汉臣拜大将军专征、满族将士受其节制的唯一一人。
然而，宦海中骤起的暴风雨，随时都能吞噬任何一个达官贵胄，无论他曾经有过怎样的高功显绩。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发兵准噶尔，岳钟琪为大将军奉命督师。次年兵败丧师。大学士鄂尔泰、总督张广泗先后弹劾，交兵部拘禁，两年之后定罪斩监候，被打入了死牢，直至乾隆二年（1737年），新皇帝大赦天下，岳钟琪才回到家中。
逃过了这场功难，岳钟琪并没有立即被起用，在度过了几乎没有指望的十年乡里田园生活后，却又因金川之役的失利，被召回朝来，以总兵衔随师西征。至前线又授四川提督，赐孔雀翎。但乾隆的起用，没有改变岳钟琪的处境。当时，金川前线的两员主帅均不把他放在眼里，讷亲刚愎自用，张广泗专横，岳钟琪的用兵之策均不为采纳。直到傅恒出任经略，岳钟琪才得以一展军事才能。这位久经沙场的老臣，不仅以赫赫战功，迫使金川土司俯首就范，且为自己赢得了晚年的前程，找回了曾经失去的高官厚禄。乾隆为嘉奖他，加衔太子太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并荫及其子。乾隆在御制诗中，将岳钟琪列入了五功臣中，称他为“三朝武臣之臣”。但如果没有傅恒的鼎力拔理，岳钟琪也无法以其残烛之年成就辉煌大业。
傅恒在相位二十余年，为他赏识和重用的将士不计其数，如毕沅、孙士毅、阿尔泰、阿桂等位至封疆、官拜宰辅的大吏皆其一手提拔。因而，随着他久执枢垣，拜相年久，在他身边也聚集起奔赴往来的势力，阿附之人比比皆是。早在傅恒发迹之始，即乾隆十二年（1747年），傅恒还是户部尚书的时候，某侍郎就在皇帝瀛台侍宴上向傅恒屈膝请安。这种奴颜之态，是对皇帝重用傅恒的一个直接的反应。
数年之后，傅恒已是名副其实的国家重臣，他的首席宰辅的权势和地位，更使他举手投足都成了众人关注的目标。与傅恒同时的赵翼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在傅恒跟从皇帝避暑于热河期间，其兄傅成去世。傅恒乞假返京治丧。这期间，傅成家的讣告已遍及京城故旧之家。但在傅家受吊的三天中，前两天竟无一人来吊。第三天，傅恒到京，大小官员无不争先恐后趋势赴吊，以至于傅家周围方圆数里之内挤得水泄不通。
大树底下好乘凉，不仅登仕途者俯首于傅恒的权势，就是傅恒的家婢奴仆也倚势横行，干起狐假虎威的事来。可见，傅恒虽以忠谨传家，并能够得到皇帝的宠幸，但却无法抵御官僚政治中惯有的个人势力膨胀，而傅恒的豪门出身，也使他摆脱不了性喜奢侈的恶习。据说，傅恒的这些作为遭到了以严直闻名的孙嘉淦的指责。当时，孙嘉淦应邀入府，未等入座，即急趋离府。傅恒大惑不解追问其故，孙嘉淦直言不讳，说傅恒不宜居此，并要上疏弹劾。傅恒主动请罪，立改其制，孙嘉淦乃入席，欢饮而归。
傅恒以奢侈违制逾常格，这在等级森严的专制政治中，已有僭越之嫌。但他却能二十余年如一日，始终得到乾隆的宠信，其中的奥秘除了他能以平和待人，不树政敌之外，更主要的是傅恒牢牢把握了皇权独尊的信条和原则。
继傅恒之后，乾隆又同时宠信了阿桂与和珅。
阿桂，字广庭，姓章佳氏，初为满洲正蓝旗人，因驻伊犁期间治事有功，改隶正白旗。作为满族人，阿桂不仅出身满洲世族之家，又以武功受知于乾隆，而且通文学，仕出科举功名，为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
阿桂
阿桂性情沉稳、端重，却不失为机敏。先是以荫生授职为大理寺丞，累迁至吏部员外郎。乾隆八年（1743年）升任郎中，命在军机处行走。这一年，阿桂25岁，可谓早年得志。但阿桂很快仕途受挫，先是因失察库项银物被降调，接着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政治风暴，又波及他，阿桂被投入了大牢。第二年，这场突发的风暴到了烟消云散的时候，阿桂才因父亲年老，只有自己这一个独生儿子，而罪过又与贻误军机不同，获释回家。
在阿桂的一生中，作为战争统帅的业绩似乎比他任宰辅还要辉煌。阿桂作为大学士之子获释后，很快官复原职，仍在军机处行走，乾隆十七年（1752年）继任江西按察使，次年，召补内阁侍读学士，乾隆二十年（1755年）为内阁学士。但其时正在进行的准噶尔战争，又将阿桂卷入了戎伍的行列。阿桂先是奉命赴乌里雅苏台督理台站。遇父阿克敦之丧，回京丁忧，旋即又返回前线，以参赞大臣、镶黄旗蒙古副都统驻守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皆为清朝的重要驻防之地，足见阿桂此时已开始为皇帝所重视。但这次战役，阿桂虽然得到花翎之赏，却也因“观望”受到责备。
如果说战争为阿桂提供了发迹的契机，那么，阿桂受知于乾隆当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这一年，他因镇守回疆、屯田有功得到了阿桂乾隆的称许，在平定回部的功劳中排名第十七位。
此后，阿桂似乎与战争结下了缘分。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阿桂奉命署伊犁将军，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实授，中间又一度署理四川总督，阿桂皆以封疆大吏的身份镇守边疆、弹压叛乱。在缅甸之役开始后，阿桂很快又作为扭转败局的能将，与阿里衮同为副将军随大学士傅恒征缅。然而，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清廷虽然是最终的胜利者，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那小小的弹丸之地不仅丢下了数以万计的官兵尸骨，而且，阿里衮卒于军，傅恒也染疾身亡。
阿桂成了三名主将中的唯一幸存者，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用在阿桂身上也极为合适。缅甸之役之后，阿桂作为云贵总督留驻云南，却因不合机宜地上疏恳请大举征缅，被夺官留军效力，这是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就在这年，金川之役再起，阿桂奉命随副将军温福进讨。但金川之役也是一场蹩脚的战争，清军连连失利，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援军在木果木大败。危难之中，乾隆和在朝的大臣们几乎同时想到了阿桂。于是，于军中屡立战功的阿桂，官阶由提督、副将军、尚书，升到指挥这场战争的前线统帅定西将军。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金川之役告捷，清廷第二次于紫光阁图功臣像，在50人中阿桂居首。阿桂的地位由此一跃而上。是年，阿桂因功记封一等诚谋英勇公，晋封协办大学士，次年五月，又官拜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行走班次居为首位。
而后，阿桂又三次在紫光阁中图像，但不再以军功，而是以赞襄筹划之劳。第二次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于清朝平定台湾林爽文起义后。第三次图像功臣领兵大臣虽为福康安，但阿桂仍以指示方略，位居功臣之首。第四次是平定廓尔喀入侵西藏后。阿桂作为朝中的老臣，有协谋大劳，本应居于首功，但“阿桂自以此次未临行阵，奏让福康安为首功”，自己甘居第二。因此，乾隆称赞他“从不言功”。而实际上，在乾隆的十大武功之役中，阿桂几乎是唯一的一个每役都参与的功臣。
阿桂为相不失国体，对属下亦宽仁大度。阿桂得势之后，最不安的是岳钟琪。岳钟琪在第一次金川之役时，以一张奏疏，使阿桂身陷囹圄，丢官解职。数年后，当阿桂出任云贵总督时，岳钟琪降补云南提督，恰好受阿桂节制。因担心阿挂挟嫌报复，岳钟琪整日提心吊胆，惴惴不安。但阿桂却心无芥蒂，解除了岳钟琪心中的疑惧。
有关阿桂用兵的传奇，在史书上不乏记载，而尤以金川之役为多，其中的每一个传奇故事，皆展现阿桂的勇敢形象，也可反证乾隆的知人善任。
据说，征金川时，一日大军安营已定，但阿桂却突然莫明其妙地传令迁营。官兵人困马乏，诸将皆以天晚力阻。阿桂见众不从，使出令箭为示，声称“违者立斩”。诸将虽被迫从命，却不免怨声不绝。等到入夜以后，大雨滂沱，从前所居的营地已被雨水淹没，水深达一丈多。众人皆为阿桂的神机妙算感到惊诧，而阿桂却谦和而率直地告诉众人，他只不过看到群蚁搬家，知道天势将雨，因营地低洼才强令众人移营，并非有何异术。
由此可见，阿桂虽然赋性机敏，却不讲权术，又胸无城府。或许阿桂的这种个性也是他日后对奸猾的和珅无可奈何的原因之一吧。
阿桂虽然对人不善于心计，但在用兵上，却常常有出奇之举。木果木失事后，阿桂奉命为大将军，代为统帅。其时，战局尚未扭转，清军仍处敌优我劣之势。一天，太阳西下，阿桂率十余骑登高处侦察敌营，被敌军发现。敌骑数百从四周呈环形之势包围上来。阿佳急命随从官兵下马，脱掉身上的衣服。当众人大惑不解地于匆忙之中脱掉身上所有的衣裤，并将衣裤撕裂挂到高坡的树上后，阿桂再率众人上马朝另一个方面悄声驰去。这时夜幕降临，当赶到近前的敌兵，见到那些破碎的衣裤随风抖动时，还以为援兵已到，勒马返回。阿桂能在十倍于己的敌人眼皮底下得以逃脱，足见其智勇均非常人所及。
阿桂不仅善于用兵，是个帅才，而且遇事善于筹划，深谋远虑。在清军平定回疆之后，朝廷中就其如何治理的问题产生了分歧，有人主张照内地之制设立郡县，但阿桂却主张因俗而治，认为“回部性顽，难治以汉法，宜择邑建国，而驻大将军于乌鲁木齐责其贡赋”。否则，遇有清朝派驻的官员贪族横行，便会激起变乱，并预计“不过六十年后，终当有变”。而后的张格尔之乱，证明了阿桂的远见卓识。
出将入相，对阿桂来说，可谓当之无愧。作为宰相，阿桂凛然一身正气，令人敬畏。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阿桂气度不凡。
缅甸之役以后，西南诸属国安于称臣纳贡。唯安南时有蠢动，双方见以兵戎。两国停战后，安南国王阮光平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至京，为乾隆祝寿，遣其陪臣拜见阿桂，并赠以土仪方物，阿桂只礼节性地收下其中一两件，其余全部退回，然后正色对陪臣说：“汝国王既诚心朝觐，其优资厚宠皆出自皇上体恤远人之意，莫谓中朝相公不识顺逆二字也。”言语中的警告和震慑力，令陪臣汗流浃背，归告其主说：“这都是阿桂宰相的话。”
乾隆用阿桂，可谓他晚年的一个英明抉择。然而，盛极而衰，封建统治周而复始的轮回规律告诉人们，在乾隆引以为荣的盛世中已经潜伏着衰微的因素，而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乾隆，又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这一趋势。
对大清王朝来说，和珅是个一等一的奸臣，他中饱私囊，贪污受贿；而对乾隆来说，和珅却是他贴心的小棉袄。
和珅，字致斋，姓钮钴禄氏，满族正红旗人。其家世颇难考订。钮钴禄氏为满族八大贵族之一，其先祖是当年追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入关的额亦都，额亦都有十六子，以幼子遏必隆最贵。
和珅踏上仕途是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这一年他承袭三等轻车都尉，开始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很快，他被授为三等侍卫，旋即又被委以重任。可见，和珅入仕伊始，就非庸碌之才可比。
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被授为御前侍卫，直乾清门，于是，他等到了一生中最难得的机运。
有一次，乾隆出宫到北海游赏春光，和珅与众多侍卫陪同侍驾。正行间，忽见一侍卫纵马飞驰而来，翻身下马，急急走到舆前报道：“云南急呈奏本，缅甸要犯逃脱。”
乾隆很生气，谕令停舆，接过奏章，龙颜大怒，骂道：“废物！”
众侍卫见此情景，刷的一声，全部跪倒，不敢抬头。只听乾隆怒道：“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谁之过欤？”这是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来责问“罪犯逃脱，是谁的过错”。一连问了几声，那些扈从侍卫一个个惊慌失措，不知皇上所言为何。
突然，只听见一人口齿清晰地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也！”这句答话，正好也是《四书》中对上句话的注解“岂非典守者之过邪？”被作了巧妙的变通，用在这个场合，显得自然贴切。乾隆吃惊道：“什么人答话？站起身来。”一人答道：“奴才和珅冲撞皇上，罪该万死！”乾隆道：“正是可以得到褒奖的，怎能说是冲撞呢？你且站起来。”乾隆看着从一大片下跪的人群中突然站起一人，犹如鹤立鸡群；再看这个出语不凡的年轻人，相貌俊秀，举止合度。乾隆问起了和珅的出身和学业，见和珅是生员出身，知书达理，于是颇为器重。从那以后，乾隆就让和珅总管仪仗队。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升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宫中的琐碎事务，诸如仪仗的排列，护从的派遣，车马的准备，以及宫中膳食等事宜，差不多都由他管理。从此，和珅得到乾隆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35岁的和珅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远赴云南查办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和珅一到云南，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后，迫使精明强干的李侍尧不得不认罪。和珅从接受这个任务，到乾隆下御旨处置李侍尧，前后只用了两个多月。和珅这次查办李侍尧贪污案办得很出色，确实表现了他出众的才华和干练的能力。所以和珅在回京途中，就被提升为户部尚书。
和珅依靠乾隆掌握着朝中的大权，又利用手中的大权拉帮结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的弟弟和琳几年之内就从一个内阁小官升为四川总督。他又拉拢军机大臣福长安。福长安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亲侄子，福长安的父亲傅恒和哥哥福康安都曾经任军机大臣等高官，他本人没有什么本事，但对和珅言听计从。和珅门下的吴省钦和吴省兰，以及只会吹嘘拍马的山东巡抚伊江阿等都成了和珅的亲信。
和珅对那些正直大臣，加以排挤和打击。如大学士松筠在和珅面前从来不屈服，所以松筠就被久留边远地区任职，“在藏凡五年”。据记载：和珅执掌大权愈久，对皇上的心思揣摸得愈透。他就借此来作威作福，凡是不顺从他的人，他就找机会挑拨激怒皇帝，借皇帝的手去整那个人；而向他行贿的，他却尽量帮着掩饰，或者故意把事情拖到皇帝消了气，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和珅联姻皇亲，投其所好。乾隆给和珅6岁的儿子赐名丰绅殷德。不久，又将自己最宠爱、时方5岁的小女儿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指配和珅之子丰绅殷德。皇十女固伦和孝公主，生母为受宠的惇妃。按照清朝制度，妃嫔所生之女，应封为和硕公主，但由于十公主深得乾隆宠爱，所以在12岁时被破例封为固伦公主。十公主长得很像乾隆，乾隆曾对她说：“汝若为皇子，朕必立汝储也！”十公主被乾隆视为掌上明珠，并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下嫁丰绅殷德。完婚时，乾隆赐给大量财物。据朝鲜使臣记载：“宠爱之隆，妆奁之侈，十倍于前驸马福隆安时。自过婚翌日，辇送器玩于主第者，概论其值，殆过数百万金。二十七日，皇女于归，特赐帑银三十万。大官之手奉如意珠贝，拜辞于皇女轿前者，无虑千百。虽以首阁阿桂之年老位尊，亦复不免云。”
从此，和珅和乾隆的关系，不仅是主仆关系，也不仅是君臣关系，而且是姻亲关系。乾隆是和珅的保护伞，和珅更加为所欲为。
和珅
乾隆一方面宠信和珅，另一方面又对他加以管控。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御史曹锡宝在弹劾和珅时受到乾隆的申斥，并以虚词妄奏被驳回。乾隆虽然明显地站在偏袒和珅的立场上，但他和珅仍然指示复查此案的大臣说：“不可误会我的旨意，对曹锡宝给以脸色，有意吹毛求疵，使原告转成被告。”同时指示办案大臣“不可因为和珅而存在丝毫的回护行为”。事后，虽未查出和珅有营私舞弊问题，但仍然引起了乾隆的深思，意识到曹锡宝弹劾和珅肯定事出有因。于是，他在授予和珅为文华殿大学士的同时，免去其崇文门税务监督的职衔。
尽管和珅多次从中作祟，却始终不敢公然凌驾皇权。一次，和珅保举部员湛露出任广信知府，但当湛露被引见后，乾隆见其年纪轻轻，人不压众，语不惊人，便以其不能独挡一方，斥责和珅随意滥保，并下令降和珅官职二级留任。
在和珅当权期间，诸如此类的申斥和警告经常发生。而且，和珅还不止一次地受到降罚。而就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和珅受到的降罚也最多。
乾隆六十年（1795年）四月，理藩院在处理蒙古台吉图尔扎布凶残一案时没有先行报告，受到查处。和珅作为理藩院尚书责任重大，他凭借皇帝的恩宠，此次也想蒙混过关。结果被乾隆训斥“始终回护”，命令降官职三级留任。还是这年的十月，廷试武举。乾隆命军机大臣查询实录，但实录按照惯例不收藏武举试题，而和珅却坚持实录应该有这一项，结果惹恼了乾隆，乾隆以护过饰非，严厉地斥责了和珅，并命革职留任。这是乾隆对和珅处罚最重的一次，却也没有过轻罚重之嫌。可想而知，此时的和珅，因志得意满而有些忘乎所以，骄矜狂妄之气在乾隆面前也时有暴露，终于引起了乾隆的不满，欲给予警告。
嘉庆二年（1797年），阿桂亡故，和珅继任为首席军机大臣。然而，就在和珅为夙愿已偿而自鸣得意之时，乾隆又给他当头泼下一盆冷水。乾隆于万寿山召见军机大臣，就军机处书旨列名对和珅指示说：“阿桂担任这个职务已经有年头，且有战功，你原来同他一起署名在军机处发布的公文上，还是情有可原的。现在阿桂已经病故了，而单独署上你的名字，地方官不知道事情原委，一定会怀疑军机处的事情都是你一个人决定的，甚至把你当成阿桂，你认为合适吗？”这番声色俱厉且寓意深刻的“圣谕”，恐怕也是和珅第一次自乾隆那儿听到。为了防止出任军机首抚的和珅专权称相，他取消了和珅于军机处所发的谕旨上列名的职权。乾隆此举，尽管可以看成是他防止大臣专权的一贯手段，但却不无对和珅的贬斥之言。而声称阿桂有功，实则暗喻和珅的无功。
在乾隆晚年的统治中，老皇帝并没有独宠和珅。除了阿桂与和珅这一贤一奸之外，还有王杰、董诰、刘墉、嵇璜等人，皆以廉能方正有闻于时。所以，在老年皇帝的中枢府衙中，实在是奸贤同朝、极不相和。阿桂自乾隆四十二年担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以来，直到嘉庆二年病逝，居首抚之位达二十年之久。而和珅则始终位在其后，不管这是否出于老皇帝的精心安排，以德高望重而又安于职分的阿桂压在和珅之上，都是使和珅之奸弊不能得逞的一个重要因素。
古人云：“举贤任能，是政治的根本。”政治是一种极其复杂的事业，绝非一个人所能独任。乾隆通过人事变革，培养了自己的亲信，他以独特的用人眼光和得力的驭下之术物色了一批忠臣干将，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第六节 改革祖制
乾隆九年（1744年），一向自称“敬天法祖”“以皇祖之心为心”的乾隆竟然宣布了一个会令他的列祖列宗们吃惊的谕旨，这就是变更祖制，释放皇庄壮丁为平民。
说起皇庄壮丁，还得从历代清帝崇尚节俭来说起。从历史教训上说，明朝末年的奢侈浪费是很惊人的。康熙皇帝就曾宣称，说明朝宫廷一天的费用可以够他一个月所用，事实上也是如此。明朝宫内每年花费金银90多万两，而在康熙时户部拨银仅有3万两，其他的薪炭所用的费用也比明朝少得多。而且没有明朝宫中脂粉钱40万两，供应银数百万两。
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执政期间的情况来看，他们的确很注重节俭，宫中费用也大为减少，但这与清帝拥有的大量皇庄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皇庄数量，远比明朝皇庄多上几倍。皇庄能够提供皇帝大部分的消费用品，减少了向户部要银和向民间征派的扰累。
在乾隆时，口内、盛京、锦州、热河等处的许多庄园归内务府管辖，为清帝所私有，这些庄园即称为皇庄。清朝的皇庄起源于进关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之时，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帝和康熙帝又采取圈占民田、调拨官地、逼民带地投充、垦拓官荒等方式占据了大量土地，设立了名目繁多的庄园。如银庄、粮庄、果园、瓜菜园、牧场、盐庄等有近两千座。在里面供劳役的人就称为壮丁，多是一些获罪之人或关外旧奴等。乾隆初期皇庄壮丁共有7万多名，加上一家老小总人数达二三十万以上。清帝靠这数百万亩自留田地，大量牧场及壮丁，收入颇丰，每年都有米、豆、谷、蔬菜、麦、芝麻、棉花、瓜、果、鸡、鱼、鹿、油、草、炭等一百多个品种的进贡，这些都为清帝“躬行俭约”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也就是说，节约是官样文章，而不是实质。
在前清的几代中，皇庄采取了农奴制的经营方式，即壮丁在庄头的指挥下，耕种官地，缴纳皇粮，并遭受皇室子弟的残酷压迫。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和剥削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已不适合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壮丁们开始有组织、有力量地进行了反抗。到了乾隆时期，不少壮丁闹事，并且受汉族地租制的影响，庄头们不得不大量出租庄地和典卖庄地，向封建地主方向演变。
乾隆篆书手迹
乾隆初年，皇庄采取庄头招民佃种的租佃制已非常盛行，但是皇庄里成千上万的壮丁却成了庄头无法解脱的累赘，他们无地可种，无力可下，还需要庄头养活，很多庄头因不堪重负，便不再赡养壮丁。在这种情况下，壮丁们又不愿意坐受饥寒，由此引起的争端已迫使农奴制进入了穷途末路。
这种情形日益突出，乾隆便果断地做出了变更祖制的决定，对旧有的皇庄制度进行大胆改革。乾隆规定：内务府所属的庄园，除庄头亲生子弟及有罪在身的壮丁、鳏寡老幼、残疾壮丁、长期在庄内务农的壮丁必须“留养”外，其他的壮丁可以由庄头移交给地方官载入民籍，听任其各谋生计。
乾隆批准释放大量壮丁为平民以后，很多皇庄普遍实行了封建租佃制的经营方式，佃农成为皇庄的主要劳动力，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那些被释放改籍为民的壮丁摆脱农奴制的枷锁，成为自耕农或佃农，人身有了很大的自由，生活境况也有较大改善。至此，自太祖努尔哈赤时始的清朝皇庄壮丁制度宣告结束。
乾隆这一明智之举，虽然破坏了祖制，但这种改革对满族的内部矛盾有积极的缓和作用，并且也促进了满族的进步和发展。
第七节 宽严得当
乾隆即位后，一改雍正在位时的苛严政治，采用“宽严相济”的新政。
乾隆指出：“宽大”就是要爱民，与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忧。他告诫臣下要把宽大与废弛区别开来，他分析说：“宽大与废弛，相似而实不同。不顾民生，事物变化，乐于赈济，外表看似振作，而实际上是废弛。勤于了解百姓情况、与民休息，这不是废弛的举措，而是真正能够振作的实际行动。”
乾隆一再强调，自己倡导的“宽仁”是有原则性、有针对性的。他说：“宽厚二字，不可以一概而论。厚民生，舒民力，加惠于兵，施恩于百姓，这才是宽厚。我所以仰承先志而日夜孜孜于这个，并不是为了姑息以养奸，优柔以纵恶，听任那些书吏损害百姓利益和危害国家政治，而是为了给予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和清明的国家政治。”
雍正时清政府查禁私盐很严格，小民往往触犯法令。乾隆初政后即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携带和贩运少量食盐，他下命令说：“贫穷老少的人，如果挑的重量在四十斤以下，一概不许逮捕。”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有许多人以奉旨为名，肩挑背负，贩运私盐。镇江、广州等地很多人借口自己是贫民，公然贩卖私盐，成群结党，目无法纪。这使盐商的经营和政府的收入大受影响，幸亏总督李卫采取措施，及时纠偏，使得这些人免害地方。乾隆由此认为：“像私盐这样的问题，我本来想放宽国家的禁令，以帮助老百姓，然而奸民乘机钻空子，成群结党，以前一直不敢违反法律的人，现在则肆无忌惮。看到这样的情形，他们都是奸顽的刁民，不容许我实行宽大的政治。”他声称自己岂能姑息养奸，影响社会风气。乾隆警告说：“远近百姓，你们都好好反省自己的行为，洗心革面，一定要做奉公守法的良好公民。”此外，乾隆还训斥了地方大臣的过错，对总理事务王公大臣们说：“天下的大道理，只是一个中庸，中庸强调做事不要过头，这是宽严并用的基本原则。臣子侍奉君主，一味地迎合揣摩，便是具有私心。然而现在失去中庸准则的事情还是很多啊。”他列举自己即位以来，为了消除雍正时期的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误以为他的意思就在一个“宽”字，于是便相互纵弛，使得有些地方又出现了盗贼赌博之类的端倪。有鉴于此，他恳切告诫各位大臣说：“从现在开始必须抛弃以往心存私心的陋习，都以中庸的处事原则，辅佐我来办理天下的事务，让平安富足的政治局面永远存在。”
乾隆还严厉警告臣子，说：“管理朝廷事物，贵在君臣上下孜孜不倦、互相勉励。”他进一步指出：“我以宽政为主时，而诸王、大臣应该严明振作，以辅佐我的宽政，然后政和事理，这样才能使我可以常用这样的宽政，而收到宽政带来的效益，这也是诸臣子帮忙的功劳。如果不能这样，恐怕互相推诿，必至人心玩忽，事务废弛，促使我不得不采取严酷的政治措施，这就不仅是你们这些臣子的不幸，也是天下百姓的不幸，更是我的不幸了。”为了防止这些弊端重新出现，乾隆希望能和大臣们相互勉励、相互促进。在这里，乾隆并不排除随时用严酷政治的可能性，乾隆知道：天下的事情，有一利必有一害；凡人之情，有所矫必有所偏，是以中道最难。所以，他反复宣称：“办理事务，宽严适当，那种严酷到苛刻的程度，宽大到废弛的程度，都不是宽严相济之道。”又说：“宽大不是宽纵的意思，严厉不是严酷的意思，只要不张不弛，无怠无荒，大中至正，要不了多久就可以使国家走向富强。”他公开强调：“为政必须像古代圣帝明王，随时随事以义理为权衡，而得其中，才可以类万物之情，成天下之务，所以宽大不是宽纵的意思，严厉不是严酷的意思，我害怕刻薄对民生有害处，也害怕纵弛对国事有妨碍，因此各位大臣要戒之、慎之。”
乾隆常常说：“对于贪官污吏、恶棍奸民是不能宽大的，如果对这样的人行使宽大，必然会造成社会和政治上的混乱，使人民陷于不幸。为政者如果对贪官污吏一律包容，恶棍奸民一概从宽处理，以示宽大，就好像促使稻田里的空壳谷子滋生而妨碍好谷子快速生长一样，这是放纵虎狼以残害善良的行为，残忍酷虐没有达到这样的，这哪里还谈得上宽大啊！”乾隆进一步补充说：“抚恤百姓与惩处奸恶之人，二者本来就是相济为用，想要抚恤百姓就不可不惩罚奸恶，而不惩罚奸恶就不可抚恤百姓。一定要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抛弃因循的积弊，去除平庸的浮风。”
为此，乾隆提出警告说：“如果各级臣僚不当宽而宽，我一定给予他们以废弛的罪名；不当严而严，我又一定给予他们以严酷的罪名。”后因某些坏现象发生，乾隆果然以内外臣民“不明白我的意思，于是称法令已经宽大了，可以任意疏纵，将数年前不敢行为的事情逐渐干起来”而屡屡训诫各位大臣说：“如果因为宽大而趋于废弛，以使我不得已，亦存听言观行之心，这种形势迫使我不得不用术来驾驭，殊非诸臣厚于自待之意，亦非所以仰体朕厚待诸臣之心也”。乾隆还表示：“如果因为禁令稍微松弛，进而导致废弛，逐渐地使这些禁令流于形式，是各位大臣的罪过，国法都还在，难道你们的这些行为就能歪曲我宽大的本意吗？”
另外，乾隆反复强调宽而有制、宽不可恃，对待在宽仁政策下胡作非为的官吏，严加惩处。
山西主政官员喀尔钦与萨哈谅互相揭发，引发了山西官吏大案。萨哈谅怂恿手下揭发喀尔钦考场舞弊，喀尔钦不甘坐以待毙，唆使门生到巡抚喀尔吉善那里密告了萨哈谅贪贿情形。喀尔钦与萨哈谅两败俱伤，都被乾隆派去的大臣查处，乾隆下令将他们押解到北京来处理。到达北京后，喀尔钦与萨哈谅被关在一个养蜂夹道的狱神庙里。他们在山西倒台后，便没有人来搭理了，两人一天三顿荞麦面糊糊，棒子面窝窝头每顿一个，又不许家属送饭，使他们备感凄凉。
乾隆考虑到这两人已经受了不少苦，便下令让刑部官员好好招待两人，给予他们伙食每月24两白银的标准，还经常有细米白面、好菜吃，比起在山西时不啻天壤。这让两人感激涕零。
乾隆先对他们采取了宽仁的政策，认为这两人罪行已经败露，不必让像孙嘉淦那样铁石心肠的人去办理了，于是，格外开恩，决定由刑部史贻直接管理这个案子。然而，刑部的事其实是刘统勋实管，刘统勋是喀尔钦在山东取中的秀才。萨哈谅的靠山是允禄，喀尔钦的靠山是翰林院。
由于乾隆事先照顾喀尔钦与萨哈谅这两个罪臣的尊严，刘统勋以为皇帝也没有深究的意图，便对他们放松了看管。于是，两个人都有朋友前来探监、看望，今日一群，明日一伙轮流做东，比现任官还要吃得好。
乾隆得知这种情形后，极为不悦，下令刘统勋和钱度一起严惩这种待罪期间还放肆作乐的行为。当宽仁的政策不能取得效果的时候，乾隆便毫不犹豫地采用苛严的惩罚措施了。
这一天，喀尔钦与萨哈谅又在一起喝酒消寒，刘统勋进来了。喀尔钦与萨哈谅一看刑部大人到了，心里一颤。继而又见刘统勋没带从人，料是私人相访，于是恢复了平静。喀尔钦仗着刘统勋是自己选中的秀才，还要摆老师谱儿，说道：“是延清啊！进来坐。要不忌讳，一处吃几杯。”席间，喀尔钦与萨哈谅转弯抹角地想打听案子的处理情况，刘统勋却环顾左右而言他，连连劝酒，以尽师生之谊。
刘统勋手迹
用完酒菜，钱度进来向刘统勋一躬，说道：“时辰到了。”于是，刘统勋展开诏书宣读圣旨：
“喀尔钦与萨哈谅均身为朝廷三品大员，乃敢知法犯法，欺心蔑理，贪墨受赃累累积万，实猪狗不如，无耻之徒，官场败类，断不可一日留于人间。即着萨哈谅绑赴刑场斩立决。喀尔钦着赐自尽，午后复命，勿待后诏。钦此！”
萨哈谅和喀尔钦这时才知大事不妙，吓得面如土色，才知皇帝以前对自己的宽容并不意味着可以胡作非为。
萨哈谅和喀尔钦二人伏法，正是乾隆宽严相济的政策的结果。乾隆对待臣下既可以松，也可以紧，关键要看臣下的态度，喀尔钦和萨哈谅显然不明白乾隆的真实意图，竟然把乾隆的放松当成放纵，结果反倒送了自己的性命。而乾隆也在不经意间震慑了其他大臣，让他们都明白一个道理：不要擅自揣摩皇帝的心思！
“宽严相济”是乾隆总结康、雍前两代皇帝的施政得失而总结出来的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政治理论，凭借这一理论，他开辟了一条自己的路，形成了自己的统治作风、特色和格局。他一生的政治实践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智慧。这种政治方针给他提供了比较大的回旋余地，有时，可以把政策放宽，听其自然而不加干涉，以便缓和社会矛盾；有时，他又可以严厉整饬，雷厉风行，及时查处一些逆行恶为。他运用这样的中庸之道，可真是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
在处理完贩运私盐和喀尔钦与萨哈谅这两件令乾隆感到伤心头痛的事件之后，乾隆对初期施政进行了反思：“我即位之初，因为人命关天，实在是不忍心让这些人死，宁愿一味采取宽大的政策。现在经过这么多的事情，逐渐了解了一些处理事情的根本所在，如果一味姑息纵容，就会失之懦弱，必要时必须放弃这些过宽的政策。”有鉴于此，乾隆反复告诫上下刑罚衙门：“管理百姓的道理是，不重在刑治而重在德化教育。我们君臣不能采取德化教育手段是应该感到羞愧的，然而德不能化的，不用刑罚又怎么能治理好啊。如果只是为了博取宽厚的美名，而因此采取姑息态度，以至于奸匪毫无惩儆，案件日益繁多，难道这是我们对于刑罚的理解吗？”这个时期，他屡次斥责大小官员：“不苛求其情罪是否适合这样的刑罚，只要不过分仁慈就可以了。”
从乾隆年间每年秋审由皇帝勾决的人数来看，乾隆在继位之初到六年这段时间，停勾的就有四年；而从六年开始到十二年之间，勾决的人竟比前六年多出了近1000人。也就是说，乾隆在孝贤皇后生前就已打算行严政，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和借口罢了。
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被乾隆勾决的人数已达到了4000多人，并且一些并没有彻底达到勾决的人，也被皇帝一笔勾去，并不犹豫顾虑。这些都体现了乾隆从严施政的决心。让我们从乾隆十四年（1749年）讲起。在这一年的秋审和朝审中，乾隆一改从前作风，大批勾决死犯，并将许多“死缓”也列入处死范围之内，连乾隆之初期已被审决、缓决十多次的罪犯也不能免于一死。在看到湖北、江苏、山东、四川、河南等七省，由缓决改为情实的而被处死的罪犯时，乾隆认为改判恰当，声称“此等凶犯断不应拟以缓决”，并对原判这些罪犯的督抚大员进行申饬。
为了严格吏治，乾隆借孝贤皇后丧事一事严厉处理了一批不畏皇权的官员，从此，乾隆的执政实现了从宽到严的转变。
孝贤皇后
乾隆十三年（1748年），孝贤皇后去世。在皇后死后一个月，乾隆发现皇后的满文册封文书，误将“皇妣”译为“先太后”，便为此勃然大怒，指斥翰林院大不敬，尤其是对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心怀怨望，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
刑部官员见皇帝盛怒，就对阿克敦加重处分，初步定为绞监候。然而，乾隆对此重处仍不满意，责备刑部有意庇护，故意宽纵，将刑部官员全都问罪，其中有尚书盛安、汪由敦，侍郎勒尔森、兆惠、魏定国、钱陈群，全都革职留任，对阿克敦以“大不敬”议罪，斩监候，秋后处决（后得皇帝赦免）。真正是伴君如伴虎，这些严厉的处分使当时的官员胆战心惊。此后，又有大批官员遭到谴责，工部因办理皇后册宝“制造甚属粗糙”，全部问罪，侍郎索柱官降三级；涂逢霞官降四级；其他尚书侍郎以宽留任。
光禄寺因置备皇后祭礼所用的饽饽、桌张，都不洁鲜净明，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俱降级调用。礼部因册谥皇后，仪礼有误，尚书海望、王安国降二级留任，其他堂官也均因此而受到处分。因皇后丧葬一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有刑部、工部、光禄寺、礼部的大小官员被降级处分，阿克敦闹了个死缓。此举已显然表明乾隆是有意而为的。事情至此并不算完，杀戒也由此开始了。
接着，乾隆又发现朝廷大员江南河务总督周学健和他所属的文武官员竟全部在百日内违制剃头，他大骂周学健：“丧心悖逆，不只是你一个人犯法，你的属下官员同时效尤，违法乱纪，上下竟然形成了风气，实在是让我震惊。”由此又因追查出周学健有贪污行为，他深感痛心，说：“我登基以来，事事推心置腹，以至诚对待臣工而还有不能感动的，如周学健这些人，那么十多年来，被你们所欺骗的事情还不知道有多少。”最后赐令周学健自尽。
因皇后丧葬而引起的大规模贬革之风不只是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连外省的官员也不能逃掉罪责。一般来说，皇后死后，有很多官员都要奏请来京叩拜梓棺，这虽是做做表面文章，然而，乾隆对于那些没有奏请来京叩谒的官员分外不满。乾隆将各省满族籍的督抚、将军、都统、提督、总兵凡没有来京的全部官降二级。他对这些人说：“本想旗人相对亲近些，得到国家的恩惠也特别深重。一旦遇到皇后的大事，理应号痛奔赴，以尽其哀慕难已的关怀。即使是因为碍于外廷不干预宫内事务的规定，而每当想到皇上遇到如此大的变故，也应该奏请来京城请安，这也是君臣之间应该有的道义吧！”因为这件事被乾隆贬斥的总督有4名，巡抚有好多位，共有50余名满族大员。
在这次丧葬中，江西巡抚安宁因为“对孝贤皇后这样的大事上，仅仅以几篇文章来充数，全无哀敬实意”而被解任。大学士张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等也因“全不留心检点，草率塞责，殊失敬理之义”各被罚俸一年。湖北巡抚彭树葵、湖南巡抚杨锡绂因违制剃发被革职，湖广总督塞楞额因阻止彭、杨自首而被骂为“丧心病狂”，赐令自尽。
在这一次事件中，大量满汉要员都因失礼而降级、免职、赐死、处死，用官位和生命换得了服从、勤政、守敬、知礼的大教训。对清廷大员来说，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大教训，原因在于缺乏自律意识，以至于在无意之中激化了皇权与官僚机器的矛盾，做了孝贤皇后的陪葬品。
孝贤皇后丧葬引起的风波涉及官员极广，乾隆似乎有意地让涉及面不断扩大，能扩多大就扩多大，于是，乾隆采用了“训惩众官，不容愚蠢”这一才智，以对每个官员都有不同的惩戒，借机整顿官员队伍。
乾隆严格对官吏的管理，主要是对高级官吏的严加审定和对低等官吏的留心考察。
乾隆十分清楚自己的权力是否能够巩固，取决于高级官员的素质和对他们的控制上。同时他也明白，如果没有对高层官吏的深入了解，就根本谈不上控制。于是，乾隆采取了“先知后制，方法得当”这一才智。
乾隆想方设法通过种种渠道了解高级官员的性格、才能、学识、政绩。还把各省督抚、藩臬道府、将军、参赞、提督、总兵的姓名写在宫殿的墙壁上，经常注意他们的言行动态。他对朝中所有高级官员的性格、优点、弱点都有所了解。他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全在于所用重臣是否合适称职上：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乾隆对各省督抚的申饬极为频繁，他认为：“督抚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设科举，纷扰百姓，惟在督察属员，令其就现在举行之事，因地制宜，务以实心行实政。”所以，当他看到有些官员竟然“以官为佳合，醉浓饱鲜与秩终而已”时，十分恼怒，发出了“整吏治以戒因循，正人心以除积习，凡有恍民之责者，皆当审时务之急先，思致治之根本，而加之意焉”。
要想国家安泰，万民乐业，必须得有一批为老百姓真心实意办事的好官才行，只是，因循守旧、苟且偷安却是官僚们的通病，乾隆认为这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乾隆发现，有些督抚竟然还派属员常驻北京，刺探主管他们的六部及军机处，甚至是皇帝本人的动向和动作。有时候他们还串通军机处抄写档案的人，将不公开的事情抄寄各自督抚，督抚也热衷于相互间私自传递消息，以便知道京师的消息。这样做的督抚并非只是一、二个，曾被乾隆一次公开点名警告的就有直隶总督那苏图、安徽巡抚魏定国、福建巡抚陈大受、浙江巡抚常安、两江总督尹继善。不少州县官员打着“馈送土仪”的旗号向上级督抚送礼讨好而“开苞苴之渐”。而这些州县官员所用之资便是额外增加赋税、拖累老百姓，除此之外别无他途。乾隆自然知道这些，不断下令严禁督抚擅调地方官于谒宴会，训斥他们借送礼的机会大摆酒宴，这是浪费时间，是耗费物力于无用的地方。
清朝时，往往每两省或三省设一总督位，每一省设一巡抚，除山东、山西、河南专设巡抚而不设总督，直隶、四川专设总督而不设巡抚外，其他的省份都有总督和巡抚同在一城中的现象。乾隆发现总督和巡抚之间各立门户、互相倾轧、排除异己、引用私属，面对于地方的政务却互相踢皮球，让下级官员无法认真施治。新督抚一旦上任，便开始极力宣扬前一任在此任时政务如何废弛，民生多么凋敝，甚至胡编乱造、信口雌黄。如果前一任是因升迁而调走，则必大肆称颂其成绩，即使有钱粮亏空之事，也甘愿为他赔垫。督抚等等诸多积习，乾隆早已经了解详细，他决定要不断地给督抚们敲敲警钟，勒紧其颈项，让一些违纪的大员们悬崖勒马。
批评这些较高级的官员，乾隆总是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地严厉指出其缺点，令其汗颜失愧，从而不得不谨小慎微，唯恐大祸临头。乾隆四年（1739年），乾隆告诫四川巡抚方显说：“我看你为人质朴诚实，因此被提拔为地方大员，但抚臣必须有抚臣的样子。如果任气褊狭，不识大体，就不可以。你马上就要去上任了，我只提醒你那么多，担心你会很快忘记，你好自为之吧！”乾隆又训诫河南巡抚尹会一说：“因循苟且四字，实在是你的毛病，既然你自己知道，就应该努力改正，我将看你以后的行动。”他还指出方苞的弱点：“我即位的初期，想到你在文坛稍微有些名气，下令让你入直南书房，而且提升你为礼部侍郎……然而你位在九卿班内，却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众所共知。”
乾隆比较讨厌只会耍嘴皮的贵州巡抚宫兆麟，曾训诫他说：“看来宫兆麟之为人，应对是其所长，而在办事方面不注重实际，是以外间竟然有铁嘴的称号。”乾隆还批评江西巡抚陈宏谋说：“你不怕不能办事，而思虑有坏的习惯，如果不下决心改正，下次被我教训，那有什么好处呢？”对河南巡抚图尔炳阿，则说：“你慎守有余，干济不足，以后应该着实奋勉，不要重蹈前车之鉴了！”乾隆也曾警告安徽巡抚徐垣说：“你原来就是特别能干的人，不要滥用你的聪明，一切应该力求务实，那么就可以胜任这个职位而永远得到我的恩惠。”
对这些高级官员的训诫和责备，在乾隆的谕旨中有很多，每一次斥责都要给被训的官员极大的震慑力，增加了他们对皇帝的敬畏。就像赶车人用鞭抽拉车的马匹那样，使他们因疼痛而更加用力地向前奔跑，推动庞大的统治机构的车辆迅速前进。对这些地方官员，除了训诫之外，乾隆还时时要求他们“经划有方，劝课有法，使地有遗利，家有盖藏”；“视百姓如赤子，察其饥寒，恤其困苦，治其田里，安其家室”。只有这样细致地发展地方经济，关心百姓疾苦，才可称得上大清朝的好官。要做到这些，地方官就应当经常深入乡村，体察民情，了解各地生产状况。
乾隆不但对高级官吏严加审定，对于一些低等官吏也留心考察。
乾隆知道，考核人才，仅凭其人之容貌形象与临时之神情应对，只能获一粗浅印象。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必须按照一定的考核程序，长期检验。
有一次，吏部引见新任武昌同知王文裕时，他见王文裕长得相貌堂堂，回答提问声音洪亮，觉得这是个可以造就的人才，就在其名字下面写了个“府”字，意思是此人可任知府。正巧几天后，吏部请求任命安陆府知府，乾隆想起此事，就任命了王文裕。可后来乾隆发现王文裕的同知官是花钱捐的，并没历过实任，他根本就无为官经验。乾隆虽然心中十分后悔，但君无戏言，已不能改变了。只好急忙传谕湖广总督塞楞额和湖北巡抚彭树葵对王文裕留心察看，斟酌奏闻，如果不行，还是仍授同知官为好。虽然如此，乾隆还是认为通过引见考核人才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他自信地说：“人才一般都相差不大，自从我登基到现在已经四十一年了，看过的人才非常多，也可以说选用人才十次有八、九次是正确的。”
按清代官制，每三年要对官吏考核一次，京城官员的考核称为“京察”，外地官员的考核称为“大计”。考核分称职、勤职和供职三等，政绩特别卓异者可引见候旨升擢。考核不及三等的官员，要纠以“八法”，即贪、酷、疲软无为、不谨、年老、有疾、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贪、酷者革职拿问，疲软无为和不谨者革职，年老和有疾者勒令休致，浮躁和才力不及者酌量降调。
乾隆重视对年老官吏的考察，担心他们倚老卖老，或者昏老无为。他要求官员要选择体力精壮，心地明白的人做官，并且还对那些因年老而故意隐瞒自己年龄的大臣给予重处。乾隆规定部员属官50岁以上的人都要详细考察；京官二、三品，年龄在65岁以上的要亲自考核，决定是否任用。对于文宫中的知县和武官中的总兵年龄限制也较严格，乾隆认为知县是地方的父母官，“一切刑名、钱役经手事件，均关紧要”，所以不能让年老力衰的人充塞其中。据乾隆十年（1745年）的统计，奉天、湖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四川、贵州等11个省中“年老”官员有30名，“有疾”官员22名，“不谨”官员29名，“疲软”官员11名，“才力不支”官员24名，“浮躁”官员9名，均被列入淘汰的名单。
用“京察”和“大计”来考察官员，日久已成为一种表面形式。乾隆对此很不放心，便沿用了雍正时期的办法，轮流引见文职知县以上、武职守备以上的官员。往往在一天之内不厌其烦地召见百余名地方官员，召见时还用朱笔记载自己的想法、意见，写出评语，以便随时任用升迁和降级。他说：“每次在引见的时候，必须详细记录询问内容，仔细观察参考人员的品行素质。”这表明他对任免官员的高度谨慎。这种引见官吏记载的做法，一直是乾隆识别官员的最直接途径。为此，他还说道：“记名道府，用朱笔记载，这是我的父亲雍正帝留意人才，以便随时录用，实属好方法，应该永远遵守。”
乾隆对官员的评价很多，在《清实录》中也有许多乾隆引见官员之后的评语，如评马腾蛟：“结实有力，将来有出息”；评额鲁札：“忠厚本分，人似结实”；评屠用中：“人亦可有出色，道员似可。”还如在乾隆十七年（1752年），新任直隶景州知府侯珏被引见，乾隆评他为：“观其人，似小有才而无实际，未可保其胜任无误。”
清朝知府属于四品官，是管理一个省的主要官员，掌领数县，兴利除害、决讼检奸。乾隆以为知府一职承上启下，是州县官学习的榜样。并且他还认为如果知府精明能干，熟谙政事，即使州县官平庸无能，也可以被激发起奋力向上之心。若是知府懦弱无能，驭下无方，州县官也会苟且偷安，荒废政事。同时，州县官由于职位卑下，无权被皇上引见，其到底如何还得靠知府去检查监督。于是乾隆不断强调：要选娴于政务的人担任知府，并且对在任用知府一事上非常谨慎小心，恐怕失察，而贻害地方。
乾隆也知道，以引见的方式来考核官员，仅凭他们的容貌形象和临时的神情应对，只能获得粗浅印象。但作为一种差强人意的方法，他仍认为通过引见，可以为自己选拔既有才能又忠心耿耿的臣子。
为了弥补引见时临时考核的缺点，乾隆还经常辅以进一步的调查。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新任江西袁州知府唐灿引见，被乾隆评为：“看这个人恐怕对地方政务不太熟悉！”由于对此人实在是不放心，他便命令江西巡抚吴绍诗留心考察唐灿的政绩并指示：如果唐灿“实在难以胜任的，就要马上具折奏闻，不得稍存姑息”。
乾隆深知掌握任免大权的皇帝对吏治的好坏起着关键作用，责任之重大让他自己都感觉头疼。他说：“人才获得是十分艰难的，例如州县等通过科举出身的那些人才，都是读书苦攻数十年，才获得这么一个官职，因此要量才录用。”这一段话也道出了乾隆在任免官吏上的苦衷实在不少，使他只能尽力而为，任免之中也难免有不妥之处。
乾隆通过宽严相济的方法管理、考核官吏，培养了一批能干的文臣武将。依靠着他们，乾隆朝达到了统治前期、中期的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