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弘历亲政
第一节 大权独揽
新皇继位，重在掌权。乾隆为了实现皇权的至高无上，采取了几项加强皇权的措施：在行政上，他采用了秘密奏折制度，恢复了军机处；在舆论上，他把自己神化为罗汉；在人事上，他严厉地处理前朝中不服新政的官吏。
乾隆一向尊崇“朝纲独揽”，但久居深宫，又怎能通晓庶务、明察官吏呢？他采取了“广布耳目，收取信息”这一策略。一是实行密折制度，使信息充分流通，将臣僚完全置于皇帝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二是恢复军机处，促成皇帝对国家政权的高度独裁。
乾隆为了加强奏折的保密程度，还采用了一些保密措施：一是坚持满族官员奏事用满文，而不是用汉文；二是严禁将奏折中皇上的批语泄露出去；三是为防止奏折呈送途中泄密，把奏折放在匣子里，匣子只有送折人和皇帝才能开启。
对密折的批阅，乾隆非常认真，只要属于绝密的奏折，他总是亲自拆封。有的是绝密，乾隆就索性把内容记在心里，把原折烧毁。到了乾隆十三年（1748年）后，乾隆废止了奏本文书，密折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如果官员们有了机密的事情要汇报，往往先以密折形式报告皇帝，在明白皇帝明确的意图后，再以题本的形式向专职部门请奏。这时候的请奏仅是走走形式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奏给皇帝的密折，这完全保证了乾隆能把大权独揽于怀中。
除了秘密奏折制度，乾隆另一个独揽朝纲的措施即是在乾隆二年（1737年）出台的裁撤雍正丧期内设置的总理处，恢复军机处。在刚即位时，乾隆是把军机处当做前朝政治之弊来撤销的，但头脑敏锐，颇有远见的乾隆很快就意识到：真正的弊端并不是军机处的设立，而是由亲王和重臣把持政务要职。于是，为了充分削弱他们的权力，乾隆又重新恢复军机处并制定相关制度，使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乾隆是一个勤于政务的皇帝，可是天下庶事繁多，每天都有大量的奏折和问题需要皇帝阅览处理，仅靠一个人又怎能应付得了？然而这时的军机处，说白了，其实还只是皇帝个人的一个秘书而已，里面的大臣所做的事情也不过是些能够贯彻皇帝意旨、通晓文字工作、工作效率比一般臣子高的高级秘书工作而已，军机处，与历史上的丞相权力根本不能相比。如果有什么重大决策，完全是由乾隆一个人拿主意出决策，而军机大臣只需要把乾隆每天说的话从口头上移录到纸上，保证无误翔实即可。他们本身的种种建议仅供皇帝参考，根本就不能左右局势。在军机处的人选上，乾隆完全把皇族拒之门外，但为了保证满族人在清政权中占重要地位，还规定首席军机大臣必须为满人。因为乾隆往往只是一人说了算，便担心军机大臣们有贰心，为了彻底收买他们为自己卖命，又规定凡为军机大臣者可不以资历高低为标准提拔自己的亲信。但重要的用人权还是在乾隆自己手中掌握着，他曾说过：“朕临御以来，用人之权从不旁落。”即使是乾隆晚期，极其宠信放纵的权臣和珅也未曾左右过皇帝的用人决策，更何况其他臣子了。
傅恒
在乾隆时期的清朝官制中，军机大臣还都是兼职的，不是正式的职务。到了乾隆十年（1745年），为了能更牢地牵制军机大臣的权力，乾隆出人意料地把他的小舅子，年仅25岁的傅恒提拔为首席军机大臣，这样，傅恒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宰相”了。虽然乾隆称傅恒“筹画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但傅恒毕竟只是一个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再有远见卓识，也还不大成熟。蒙乾隆如此抬举，傅恒自然拼命为皇帝分些劳苦，并且对皇帝言听计从，没有任何异议，做个最忠实的传达人。在傅恒之前，乾隆在军机处提拔的还有讷亲，讷亲当时也是一个年纪轻轻的满人，他也是考虑到诸因素而被特殊提拔的，乾隆用人确是费尽心机。
军机章京值班房
为了更牢固地独握大权，乾隆一改雍正时军机大臣不超过三人的惯例，而让6名军机大臣分割军机处的事务和权限，使他们互相监督、互相牵制，不能有任何越轨之举。他还规定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皇帝。当时傅恒不认识汉字，乾隆特许他可以和其他大臣一起入见。对于象征军机处权力的大印，乾隆管理极严，印文钥匙分别由值事太监和军机章京保管，为了保密起见，还规定只能由15岁以下不识字的少年充任军机处听差，还派御史往来检查，不许任何人在外窥探。
在建立、健全军机处及其管理工作制度后，乾隆通过各种方式大肆削弱中央和地方其他机构的权力，把权力集中于军机处，由皇帝亲自领导。实质上，军机处权力的扩大，就是皇帝权力的扩大，它不仅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剥夺，使之名存实亡，而且也使内阁形同虚设。过去的公文处理要经过众多的环节，有了军机处之后，皇帝的谕旨可以直接从军机处发出，下面的奏折也直接可以从军机处递入，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办事的效率。
乾隆时的军机处职责主要是：帮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查内阁和翰林院所拟的诏旨；讨论施政方针；为皇帝准备政事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的工作；奉旨出京查办事件；陪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事务性工作；对从中央到地力各级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参考意见等等。其实军机处已成为辅佐乾隆行使强权的常设中枢机构，成了全国的政务中心。
乾隆实行的密折制度和军机处为乾隆独揽朝纲，统领国家政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乾隆的督促下，密折制度和军机处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而乾隆的皇权得到了空前的集中和巩固。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像汉代时的皇帝把自己比为“天子”一样，乾隆把自己神化为罗汉。乾隆宣传自己是金身罗汉转世，是上天派到世间来的，直接接受佛祖的意志，从而使自己的命令成为佛祖的命令。通过这种转化，乾隆在普通百姓中的威望更高，统治更加牢固。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清帝室也不乏对佛教表示兴趣的君主。清世祖曾先后召憨璞性聪、玉林通琇、木陈道忞禅师入内廷说法，并分别赐号；康熙帝六下江南，凡至名山大寺，往往书赐匾额。他又将明末隐迹山林的高僧逐一引入京师，以便控制和吸引亡明士人；雍正帝对禅颇有研究，自号“圆明居士”。
佛教认为，人修行后可达到不同的果位，有一、二、三、四果之分。其中四果成就最高，取名为罗汉，达到涅槃的最高境界，可以消除一切烦恼，不再生死轮回。佛教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四大罗汉。由于中国这块地方太大了，东南西北中，就是一个罗汉管一个地方也够忙的，还需要加强力量，于是又出现十六罗汉之说。直至玄奘法师时，中国才知道这些罗汉的名字，从此十六罗汉在中国才有了“正式户口”。后来有的画家在画完十六罗汉画像之后，没有经过正式“批准手续”，把斯里兰卡高僧庆友和我国玄奘法师也给画上了，变成十八罗汉。但到了乾隆年间，乾隆和章嘉活佛不认账，对此表示反对。
乾隆和章嘉活佛颇有渊源。乾隆在上书房读书时就与三世章嘉活佛若必多吉是同窗。章嘉活佛若必多吉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生于甘肃凉州，雍正元年（1723年）大兵前往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以若必多吉为二世章嘉活佛阿旺罗桑却丹的转世灵童，护送到京师。二世章嘉活佛系雍正的恩师，因此他的转世灵童若必多吉到京后，备受雍正爱护，多次赐给金银绸缎珠宝，让他仔细诵读大藏经《甘珠尔》。乾隆看到自己父亲对活佛的态度后，主动请求父亲让自己与章嘉活佛一起学经，与这位活佛结下了法缘。乾隆即位后，也给予了这位活佛较高的地位，他让章嘉活佛管理京师寺庙喇嘛，又授予他“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
乾隆一生信奉佛教，他认为自己的修行已达到了罗汉的程度，“圣心与佛心无二无别”。他虽不敢与观音、普贤、文殊、地藏等菩萨相比，但认为自己的修行有了一定的成就，不为世间一切所惑。乾隆十年（1745年）时，乾隆在《寄题独乐寺诗》中说：“丈六金身应好在，春风过后偶相思。”乾隆认为，罗汉金刚可以长久存在，把自己塑成金身罗汉，可以永远受人们的供养，叫人思念。于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兴建罗汉堂时，他下令把自己挤入罗汉中。于是便有了今天碧云寺罗汉堂第444尊罗汉，名为“破邪见尊者”，其像脚不高架，双手置于腿上，胸前护心镜上的两条龙在飞腾。
乾隆有意神化自己，让全国臣民对自己顶礼膜拜，从而稳固自己的权力。
乾隆初期，在官制上基本沿用前朝官员。有的官员习惯了雍正时期的严苛政策，不能接受乾隆的宽仁政治。为了推行新政，乾隆严厉地处理了这些反对新政的官员。
河南巡抚王士俊就是一个强烈反对宽仁政策的典型。乾隆即位后，户部尚书史贻直多次上书陈述河南垦荒的危害，他说：“河南一带，百姓卖儿卖女，就是为了应付国家的劳役。”乾隆听说后下旨，对雍正苛严政治的积极执行者田文镜予以谴责，说：“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政策为主，而属员对他的命令更加厉害，以至于该地剥削成风，河南人民生活困难加剧。”当时的河南巡抚是王士俊，他督促州县开垦非常严厉，为此，乾隆把王士俊调任四川巡抚，实际上是降了王士俊的职。
王士俊在雍正时期以耿直闻名天下，于是便进言指斥时政，说：“最近的一些奏折，都意图翻前朝的案，甚至有人对大家说，只需要将世宗皇帝（雍正帝）时候的事情翻案就是好的奏折，如果这个言论传到天下，后果将不堪设想。”王士俊的这几句话，十分厉害。他不仅是针对某一事或几件事，而是指向所有之事，是囊括乾隆即位以来11个月的整个朝政。更为严重的是，王士俊指责群臣以翻驳前案为名，影射新君，实际上是把乾隆当做去翻父皇所定之案的不孝之子。王士俊由此彻底否定了以宽代严、革除弊政的指导方针，这不仅涉及对新皇帝的评价问题，而且关系到新政能否继续施行，若不加以制止，便会混淆视听，扰乱人心，新政就会有夭折的危险了。
看过王士俊的密折后，乾隆十分愤怒，马上在奏折上严批申饬，将原折发于总理事务王大臣和九卿传阅，又在养心殿严厉驳斥王士俊的欺君悖理之行。他揭露王士俊所言的实质，说王士俊是“大悖天理”，侮骂皇上。乾隆还详细论证了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方针的一致性，强调说：“我的爷爷、父亲与我的想法，原本就没有丝毫的差别。任何法律施行久了都会产生不少的弊端，因而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以维护国家法律的有效性，这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是这个王士俊却指责我在翻前朝的案，他这话什么意思，又是什么居心呢？”
违反祖制，这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之行，乾隆当然不会容忍这一指责，他痛骂王士俊说：“你真是一个奸邪小人，投机取巧的恶习牢不可破，外表耿直是为了牟取自己的私利，竟然敢将悖理的言论，擅自陈奏给我。”随即下令将王士俊革职捉拿回京。原本打算斩首，后来又因宽容之策，免他死罪，驱逐返籍为民。
在雍、乾政治交替时，甘肃巡抚许容也是以刻薄而闻名的封疆大吏。当乾隆下令赈恤灾民，树立自己仁君形象的时候，许容却按雍正时的旧规，仅借给贫民三月口粮，大口每日三合，小口每日二合。乾隆对此十分不满，下谕说：“宽政莫先于爱民，甘肃用兵以来，百姓为国家事业踊跃捐粮，现在遇到歉收，应当加恩赈恤。你做事太实在，而理财过于刻薄。国家救济贫民，不要什么时候都斤斤计较。”但是，许容仍迟迟不予照办。
乾隆对许容无视自己的谕旨大为恼火，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人继续担任封疆大吏，便找了一个借口将其解任，并给以严厉谴责。不久，乾隆觉得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一个处处与自己作对的大臣，如果不严办他，以后还会有其他的大臣违抗自己的旨意。因此，乾隆暗示大学士查郎阿弹劾许容有隐匿灾情、祸害灾民、结党营私的过错，乾隆马上下令将许容押解来京，交刑部治罪，刑部审定后给予了杖责的惩罚。后来乾隆考虑到自己的一口恶气已经出过了，况且这个大臣多少还有一点功劳，同时也为了让其感激自己的恩德，便下旨同意免除他的皮肉之苦。此后，许容虽也复出为官，但名声已经扫地，最后是郁郁而死。
在对其他较为严苛的官吏中，乾隆反复阐明宽仁的方针，让他们以休养百姓为己任。广东布政使萨哈谅奏办理征税情形，乾隆下谕说：“征税骚扰百姓的弊端，我已经非常了解了，看你们办理的情形，仍然沿袭原来刻薄的陋习，但是我特意降旨宽大百姓，想让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的恩惠，如果你们稽查不得力，只知道中饱私囊，而百姓不能从我的特旨中得到好处，那么你们这些地方大员的罪过是不可饶恕的。”除了此谕外，乾隆还分别给四川总督黄廷桂、广东巡抚杨文斌、福建布政使张廷枚等下谕，要他们减轻百姓负担，不要做那些急功近利、苛刻百姓的事。他说，对那些“以苛为察，以刻为明，以轻为德，以重为威，此则拂人性、逆人情者”，要严以查办。
在清除严苛的官僚时，除王士俊、许容外，因“严刻”被处置的官员还有很多。山东文登知县王维干杖毙二命，是个残忍刻薄、如疯如狂、肆无忌惮、草菅民命的酷吏。乾隆听说后，让巡抚岳浚审定后写出详细的上奏条文，乾隆严厉斥责岳浚说：“像这样酷劣的地方官，你作为巡抚，为什么不进行查参？这次根据我的旨意严审王维干，不得回护他以前的罪行，如果有丝毫的包庇和隐瞒，一定对你从重处理。”
对一批推崇严刻政治的官僚加以处分，表明了乾隆通过法纪来维护自己政治革新的决心。他决心杀一儆百，让其他对新政不满或存有疑虑的大臣官僚们明白，不守新规、不行新政的人下场会和王士俊等人一样。对严苛官员的处置，为他施行新政进一步扫平了道路，使新政在短时间内就收到很好的成效。乾隆曾反复强调过：“安良必先除暴，容恶适足养奸，此为察吏之法。”也正是在这种谋略之下，他对“奸”者毫不留情，对“恶”惩除务尽，从而促进了臣民的向心力、凝聚力的生成。
乾隆通过一系列的严厉惩处，使得前朝大多数官僚越来越惧怕他，为他进一步实施新政准备了条件。
第二节 抑制宗室
乾隆以他散发着青春之气的才干和胆略，推行了他的新政，执著地将国家的治理纳入了自己的意志。就在他刚刚丢掉新皇帝的盲目，开始使统治走向正轨时，他的皇权和皇位又遭到了挑战。
乾隆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皇位宝座，他的继承权应该无可指摘。然而，围绕在皇帝宝座周围的阴谋与怨恨，就如那不违节气的风和雨，发生在皇宫大殿的内外，困扰着初登宝座的皇帝。那些与他身上流淌着同样血液的爱新觉罗的子孙们，导演着一幕幕皇室家族惯有的悲剧。
乾隆四年（1739年）十月十六日，乾隆针对宗室子弟之间的结党，对宗室势力进行了严厉的打击。由于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结党，给乾隆的皇权带来威胁，乾隆先下手为强，对一拨人等削职免爵。
宗人府规制
先是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皙俱革去王爵，同弘升一起，俱着永远困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普革去贝子，宁和革去公爵，弘晈革去王爵。
紧接着，皇帝比照宗人府的议案，量刑从轻发落。庄亲王允禄从宽被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职，俱被革退；弘皙革去亲王，圈禁高墙，仍准在京郊郑家庄居住，但不准出城；其余弘升、弘昌、弘普、宁和俱照宗人府所议，或圈或革；弘蛟因雍正恩赐世袭王爵，免予革除。
这一次议案涉及的人员全是宗室子弟。庄亲王允禄，是康熙帝的第十六子，乾隆的叔父，他是这群获罪宗室中唯一的长辈，也是他们当中爵位最高的一个。其余几人，弘皙，是大名鼎鼎的康熙帝废太子允礽的嫡子；弘升是康熙帝第五子允祺的长子；弘昌是康熙帝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的长子，弘晈是允祥的四子、弘昌之弟，弘普和宁和，均为允禄府上之人，弘普是允禄的长子，宁和是以闲散宗室依附允禄，并承袭了允禄的公爵。
这些人大多受到新皇帝的恩惠，如弘升，其父允祺在康熙年间被封为恒亲王后，他以长子封为世子。但他生性好事，康熙末年，卷入了父辈们的皇位争夺，于雍正初年获罪囚禁，从而丢掉了世子的身份。乾隆即位后，见其仍然忠厚，用为都统，使其掌管火器营，隶八旗禁军的要职，颇有重用之意。还有弘昌，在雍正年间不但没有借父亲是皇帝的宠弟而加官晋爵，反而因鲁莽狂妄，被怕事的父亲奏请圈禁在家，直到父亲死后才被放了出来。乾隆即位后将他加封为贝勒，始有爵位。其余，允禄、弘普父子，更是多蒙“圣恩”，获宠于乾隆。然而，这些人皆辜负了皇恩，迫使皇帝不得不以严厉的态度对待他们。
这是继雍正皇帝杀戮宗室以来最大的一次皇家祸变。何以一向宽仁的乾隆也痛恨起他的同宗同族来？何以同室操戈的悲剧，又轮回般地在此时重演？何以曾经显赫一时，承先皇顾命，又任新帝总理事务大臣的庄亲王允禄成了祸首？
乾隆在上谕中，只是含含糊糊地列举了他们的罪行：
庄亲王允禄罪有两条：一是没有一点为国家分忧解难的心思，只擅长取悦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责任，生怕事情与自己有关系；二是与弘皙、弘升、弘昌、弘蛟、弘普等诸侄私相交结，往来诡秘。
弘皙之罪有三条：一是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皇帝面前毫无敬谨之意，唯以奉承庄亲王为自己的事情；二是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叵测，例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诞辰，派人制造了一个鹅黄肩舆进呈，好像等待着皇上不要，以便自己留用；三是事情败露之后，在宗人府听审时，不知畏惧，拒不交代。
弘升、弘昌、弘普、弘晈等人，则被指为群相趋奉、结党营私，是一群擅作威福、不安本分的骄奢淫逸之徒。
虽然乾隆没有详细列出各人所犯罪行，但是此次皇室祸变并非一日而成，而是与清朝入关以来宗室干政的祖制有关。大清由马上得天下，宗室子弟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夺得权力后，便将宗室参与国政立为祖制家法。这种制度，必然导致宗室与皇权之间的矛盾。
自从太祖努尔哈赤创业以来，清皇室以血缘关系分配权力所导致的矛盾争端已经酿成了几代皇子皇孙同室操戈的悲剧。乾隆不愿这种历史的悲剧重演，更不愿他手中的权力受到他人的威胁，所以一见有宗室联结的苗头，就加以重处。
庄亲王允禄身受三代皇帝的宠爱，在乾隆登基后位高权重。
庄亲王允禄是康熙帝诸子中颇得宠眷的一个。允禄的生母为密妃王氏，苏州人。康熙晚年，康熙亲自教授儿子们功课，允禄得益最多，他的天文、算学、火器（枪炮）等知识，都是康熙皇帝亲手教授的，因而幼年即精数学、通音律，以才气闻名。
雍正皇帝统治期间，在诸兄弟中，除了对怡亲王允祥特殊地恩宠外，就数允禄蒙恩最多。相传十三弟允祥曾为雍正争夺储位出过力，雍正看重允祥，当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但他善待允禄，却不知道出自何种缘由。允禄在康熙年间没有封爵，雍正特地将他过继给无子的庄亲王博果铎。博果铎，是皇太极第五子、承泽亲王硕塞的儿子，后改号庄亲王。庄亲王死后，允禄不但承袭了庄亲王的爵位，而且继承了巨额遗产。
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死去，允禄的地位开始逐渐提高，雍正帝于弥留之际，命他与果亲王允礼以宗室王爷的身份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同时顾承遗命。而后新帝登基，允禄又因拥戴之功，奉命担任总理事务大臣，位列诸人之首，并以他总理事务有功，给予额外世袭公爵，隆宠至极。
乾隆善待允禄，除了遵从父亲遗命外，似乎因为他与允禄之间还有着一层特殊的关系。那是在康熙末年，年幼的弘历（乾隆）以禀赋颖异、天资颇高，被祖父康熙帝养育宫中，生活上就由允禄的母亲密妃抚养照看。他除了与允禄同时受教于祖父外，更多的情况下，则是由允禄作“师傅”，将所学转授给他。两人之间的感情，自然不能与其他的叔侄相比。然而，在人君面前，人世间所有的亲情，都会变得无足轻重，血缘关系完全被政治关系所侵蚀。当允禄的地位达到了顶点，仅次于皇帝的时候，他的厄运也随之而来。因为，乾隆虽然年轻，却是个极端专制主义的身体力行者。
乾隆鉴于封建专制政体有它难以克服的弊端，一上台就着眼于对它的改进。他除了对母后、外戚、宦官、藩镇等严立章程，事先防范外，则尤其用力解决困扰已久的大臣朋党和宗室干政。而宗室干政的苗头，竟随着允禄权势的日重，引起了乾隆的重视。
因而，乾隆在父亲为他安排的亲贵政治氛围中，度过他居丧的27个月后，便毅然决然地将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排除在国家权要之外。新成立的中枢机构军机处，虽然设了6位军机大臣，却不再有二人的位置，乾隆由此杜绝了宗室干政的弊端，加强了皇权，并形成了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惯例。
对允禄、允礼来说，权力受到削夺，终归不是愉快之事。尽管他们与皇帝之间并不曾发生过直接的矛盾和冲突，却不能不担心这种剥夺会是祸患的先兆。因而他们变得格外地小心，并且消沉起来。允礼因患足疾，出入不便，解职之后，刚好在家养病，乾隆三年（1738年）二月，便故去了。于是，允禄与皇帝的隔阂变得更加显眼。
允禄自知不为皇帝所信，处处瞻前顾后，生怕惹来祸患。以至乾隆说他只知道专心取悦于别人，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责任。而允禄这种小心翼翼的立身哲学，正是来自对君权的畏惧。
允禄的处境，在宗室中引来了同情，在那些贵胄看来，允禄于皇帝有拥戴、辅佐之功，宗室参与国政，乃祖制家法，先皇雍正在创立军机处时，也是以宗室王公居其首席。然而，这一切随着乾隆坐稳了皇位以后，全变了样。他们认为，乾隆在薄待宗室方面将超过他父亲。于是，一种物伤其类的情感困扰着这些皇家子弟，使他们很自然地远离了皇帝而向允禄靠拢，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人成了庄亲王府的常客。
专制政治，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皇帝。允禄在宗室中威望的增高，使得乾隆大为不快。虽然他们并未掀起大的政治风波，但是他们相互援引、彼此攀附，已形成一种集团势力，这对需要巩固皇权的乾隆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隐患。于是，为了防微杜渐，实现他所谓的“先机保全之道”，乾隆在观察了一年之后，决定对他们进行惩戒，除了允禄之外，几乎所有获罪的宗室都被贬被革，或被圈禁高墙。
在这次宗室事件所涉及的人当中，乾隆最忌恨的是弘皙。
弘皙并不是这场“宗室结党案”的主犯，在获罪的这些宗室亲贵中，他排第二。但是，他所受的处罚却最重，不但被革去亲王的爵位，而且软禁在家，不得出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在乾隆的眼里，弘皙对自己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过允禄。
允禄
弘皙表现出的狂妄自大、傲慢无礼，以及对他的冷漠，使乾隆感到这位旧日太子的嫡子对自己的敌视和不服。乾隆的感觉，不是没有来由的。
一个多月以后，这一案件又有发展。一个名叫福宁的宗室首告弘皙，说他利用安泰搞邪术，有大逆不道的行径。安泰为何许人氏，已无从考查。有人说他也是宗室，但从他的身份相位看，更像个仆人，乾隆接到告发的密疏后，立即将安泰逮捕归案，并命平郡王福彭与军机大臣讷亲一同会审。会审的结果，竟让乾隆大吃一惊。安泰供认：他曾经自称为祖师显灵，能预先得知将来之事。弘皙对安泰的占卜深信不疑，常常请他盘算，不久前曾问过：“准噶尔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能活多久”“将来我还能再向上升”。
这一连串的问题将弘皙窥伺皇位、图谋不轨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乾隆以往所有的怀疑和猜度都得到了证实。弘皙不仅性情浮躁乖张，对自己不恭不谨，而且在心里时时酝酿着篡夺皇位的阴谋。他期待着准噶尔打到北京，盼望天下大乱，好趁乱实现自己的帝梦。他也希望皇帝短命，待皇帝死后，好以旧日东宫嫡子的身份夺得皇位。
弘皙的皇帝梦由来已久。
自弘皙记事起，便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皇太子。并知道等父亲做了皇帝之后，他这个嫡子也会被封为皇太子，然后成为皇帝。幼年的弘皙聪慧过人，不仅为父亲所喜，且尤得祖父康熙皇帝钟爱，与乾隆一样，被养育宫中，而且时间更早、更长。如果没有什么意外，弘皙应该顺理成章地继承皇位。
然而，这顺理成章的事，随着皇太子被废化为乌有。但当他的叔父雍正皇帝即位后，弘皙又很快恢复了宗室亲贵的身份。先是被封为理郡王，雍正六年（1728年）又晋封为亲王。而且，雍正皇帝还给了他种种特权，甚至允许弘皙在王府内设立会计司、掌仪司等比同国制的机构。故而，他的藩府体制和服饰均超过一般的王公，以至于在他获罪以后，这也成了他的罪状。
弘皙表面上对雍正皇帝竭诚拥戴，然而，在他的心里，却永远丢不掉那曾经属于他的嗣统，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平。弘皙由“罪人”得赐王爵，本该心满意足了。无奈，他的欲望竟无法填平，他非但不感恩雍正父子，反而时时想着，有朝一日能从他们手中夺过皇权。因为，那金銮宝殿本来是属于他的。
对皇位的窥伺，使弘皙注意到庄亲王允禄，这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小叔父，是长辈中唯一在朝廷任要职的宗室。而允禄待人宽厚，遇事模棱两可，既使人容易接近，又便于驾驭。于是，弘皙开始了与允禄的频繁交往。在弘皙看来，一旦遇有国家动荡、皇帝暴崩等意外，他少不了要依靠允禄等人的拥戴去夺回皇位。因为清代的祖制，给予了宗室权贵以议立新君的特权。然而，弘皙的帝梦，不过是一枕黄粱，随着乾隆将他的“大逆”之罪昭示于天下，弘皙只能在高墙之内打发他的余生了。
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初六日，乾隆对此案做出最后判决：
“弘皙听信邪说，应当被处以极刑。但我总是想到他是皇祖圣祖皇帝的孙子，如果给予他太重的惩罚，于心实有不忍。况且他也是误信巫师的谗言，因此对他从宽，免其死罪，但不便仍留住郑家庄，交内务府总管石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
安泰是附和弘皙、传播邪说之人，着从宽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
而后，又下令将弘皙的子孙革去宗室，比照允禵和允禟的子孙，给予红带子。
大清入关之初就规定，努尔哈赤的父亲、努尔哈赤的兄弟，及他的子孙叫“宗室”，系黄带；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以下的子孙叫“觉罗”，系着红带子。乾隆让弘皙系红带子，意味着弘皙一支便成了“觉罗”——皇家的远支。
为巩固和加强皇权，乾隆不遗余力，即使天子支派也须待以国法，而弘皙的谋逆，使他更加注意从各个方面加强对宗室的控制。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皇帝颁布调令禁止担任御前侍卫的宗室与大臣及闲散宗室交往；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禁止宗室命名使用内廷所拟之字；乾隆十八年（1753年）六月，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并令各部院及八旗衙门各录此旨，写在各自的墙壁上。为了抑制宗室的势力，乾隆把宗室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哪怕才德兼优的同窗好友，他也不予重用。乾隆即位以后，宗室中除了重用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之外，第三位重要人物，当属平郡王福彭。
福彭，是努尔哈赤的八世孙，代善、岳托父子之后。岳托始封克勤郡王，后改封平郡王，是清代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王之一。福彭虽是宗室中的远支，却受到康雍乾三朝皇帝的赏识。
福彭年长乾隆3岁，早在乾隆为皇子时，两人就结为同窗挚友。福彭在康熙时就养育在皇宫中，雍正六年（1728年）又奉旨读书内廷。弘历认为福彭器量宽宏，才德优长，把他视为自己的生死兄弟。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乾隆继承了皇位。他没有忘记远在边疆的福彭，立即召他回京，命他协办总理政务。于是，福彭成了宗室王公中仅次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的第三号人物，即使为总理事务大臣的鄂尔泰、张廷玉，也不得不对福彭礼遇有加。这不仅仅因为他是王爷，更主要的是福彭曾是皇帝旧日的同窗好友，摆在福彭面前的当是无可限量的政治前程。
然而，福彭的政治生命注定了要从属于专制政治的需要。尽管福彭年轻有为，而乾隆又在用人之际，但乾隆鉴于皇家祸变的惨痛教训，已经决心把所有的亲王、郡王，统统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连自己的知己福彭也不例外。福彭的才德和能力，只在乾隆初政时留下了昙花一现的影响，随后便成了乾隆废弃亲贵政治的殉葬品。
自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福彭便随着总理事务处的裁撤，开始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虽然，此后他被授命管理过正黄旗、正白旗的旗务，却始终不曾大用，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年仅40岁的福彭病逝。为了表达对这位同窗的歉情，乾隆命皇长子携茶酒前往奠祭，又命辍朝两日以示哀悼。
深受皇室之祸震惊的乾隆在心有余悸的同时，不但限制宗室加入权要机构，而且对自己的弟弟也多加提防。
乾隆排行第四，大哥二哥早亡，雍正五年（1727年），三哥弘时削爵身死后，他便成了雍正帝最大的儿子，在他身下，本来还有三个弟弟，到他即位时，也只剩下五弟弘昼和幼弟弘瞻。
弘昼小乾隆三个月，生母耿氏，封裕妃。在乾隆的诸兄弟中，只有这位与他同龄的五弟最为亲密，两人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师读书。长大以后，两人同尊同荣，所享受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也是相等的。雍正九年（1731年），兄弟俩同时受封，弘历（乾隆）封和硕宝亲王，弘昼封和硕和亲王。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一同担任苗疆事务大臣，参与政务。所以，两兄弟实际是皇位继承的潜在竞争对手。
历史上，皇帝的御座，不知诱发了多少同室操戈的悲剧，使多少骨肉至亲反目成仇。乾隆与弘昼之间，不曾发生这种流血的冲突。从现有的史籍中，甚至找不到在乾隆即位前二人有过嫌隙的记载。然而，这并不等于弘昼没有成龙的愿望和野心，也不能说明他是心甘情愿地看着皇位为兄长所得，而没有一丝妒忌和怨恨，生长在深宫中的皇子们，又有哪一个不是盯着御座、眼睛发红的“野心家”呢？只是皇家子弟，历来只有服从的本分，没有抱怨的权力。从雍正的言语行动中，不但大臣们已猜测到皇位的继承人，身为皇子的弘昼也有所察觉。但他没有口出妄言，也没有自暴自弃，仍和以往一样，孝敬父皇，友爱兄长。直到雍正去世以前，他们始终是友情颇深的好兄弟。然而，一旦乾隆成了皇帝，一切都变了样。昔日纯粹的兄弟之情，又多了一层君臣关系。即是兄弟，又是君臣，地位、身份、关系的骤然变化，已经预示着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必不可免。
弘昼性格内向，为人孤傲，满朝文武均不放在眼中。一次，在议政时，他和军机大臣讷亲发生冲突，竟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拳相向。乾隆虽然未作申饬，但对弘昼当众殴辱大臣，很是反感。
又有一次，朝廷举行八旗科目考试。弘昼奉命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殿殿试八旗子弟。时至中午，弘昼请乾隆退朝歇息用膳，由他继续监考。乾隆是个事必躬亲的人，他担心旗人士子挟私作弊，迟迟没有退朝。谁知弘昼竟因此十分不快，对乾隆说：“你难道连我也不信，怕我被士子买通了吗？”乾隆大为不满，二话没说退了朝。第二天，当弘昼如梦初醒，诚惶诚恐地向乾隆请罪时，乾隆也毫不客气地告诫他：“昨天，如果我答复一句，双方顶撞起来，你该粉身碎骨。你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我知道你内心友爱，故而原谅了你。今后要谨慎，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自此，弘昼开始收敛。他谨言慎行，时时检点，不再有从前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了。但是，仍然不时受到皇帝借题发挥的敲打。
一次，弘昼与幼弟弘瞻一起到皇太后宫中请安，跪坐在皇太后座旁的藤席上，此座正是乾隆跪坐的地方。乾隆立时责备两个弟弟于皇太后前跪坐没有样子。弘昼因此被罚俸三年。
乾隆十七年（1752年），弘昼与庄亲王允禄、履亲王允祹、慎郡王允禧等人奉命一起清点仓储。这些饱食终日的王爷，平日懒懒散散，无所用心，因而干起事来，草率马虎，敷衍了事。想不到，这微不足道的小错，在皇帝眼里却成了无视皇命、未能尽心的大过，要议他们的罪。宗人府岂敢得罪这些王爷，便以或革诸王所兼都统，或罚所兼都统俸禄，两议上奏。乾隆最忌臣僚顾及情面，宗人府的模棱两可，使他怒从心起，下令将宗人府王公严加惩处，将原案交与都察院审理。
都察院战战兢兢地接过了这个案子，却不知比照哪条律例议罚，揣摩之下，只好从严处置，统统革去王爵。不料，又惹恼了乾隆，他大发脾气，声称：“王公等没有什么大的过错，从来没有革去王爵、降为庶人的道理？”他又责备都察院：“为自全之术，无以实心为国家任事者。”下令将都察院官员革职留任，诸王被罚俸一年。
弘瞻
皇帝威慑四海，权秉生杀。乾隆一会儿怪宗人府顾及情面，罚罪过轻，一会儿又怪都察院不遵守朝廷体制，议处太重。天威莫测，无非是警告这些傲慢的王公大臣们要在皇权面前俯首帖耳。
强权之下，弘昼不得不低头，然而，内心中却痛苦不堪。为了排解心中的郁闷，打发无所事事的生活，他整日出入戏院，醉心于戏曲，尤其偏爱卞阳腔，并在家中养起戏班子，排练由他自己改写的戏文。或许由于改写的水平太低，来客不得不掩起耳朵，借故逃走。
弘昼以另一种方式无言地发泄着心中的不满，那就是自己装成死人，由家人演习丧礼。经常是，弘昼高坐院中假死，由王府的护卫侍从，陈设好各种乐器，供上祭品哭奠，而他自己则吃着供用，以此为娱。这种变态的举止，给人一种在长期压抑下精神失常的感觉。
弘昼死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终年60岁。
在乾隆仁慈的另一面，是对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对手进行无情的打击。这些对手中有威胁自己权力的臣子，有威胁到他地位的其他阿哥。无论是谁，只要对乾隆手中的权力造成了哪怕是一小点威胁，乾隆都穷追烂打，不把对手彻底击溃不罢休。
弘瞻是乾隆的弟弟，自小就受到乾隆的宠爱。但这种宠爱并没有为他带来幸运和更加美好的生活。相反，在乾隆的宠爱下，他变得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成为真正的纨绔子弟，干的坏事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结果把自己推进了火坑。
弘瞻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比乾隆和弘昼小23岁。雍正帝死时，弘瞻只有两岁。因而，在弘瞻的记忆中，他的一切都是由乾隆这位皇兄安排的。
乾隆对他幼弟颇多关照。弘瞻长大以后，善作诗词，又富藏书，这同乾隆令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人沈德潜做他的师傅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乾隆还将弘瞻过继给果亲王允礼，允礼在诸王中较为殷富，弘瞻即得嗣封为果亲王，租税所入，给用以外，每年的盈余可以累积达到数万。
皇家子弟，多纨绔成习。弘瞻倚仗御弟的身份，有恃无恐，放荡不羁。
一次，皇帝令他前往盛京，恭送玉牒。他却上奏要求先去打猎，然后再去盛京。
又有一次，圆明园“九州清宴”失火，诸王都赶到园中救火，住处最近的弘瞻不但来得最晚，且和皇子们嘻嘻哈哈，好似此事与他无关。
还有一次，弘瞻的母亲做寿，乾隆没有称祝加赐。弘瞻以皇帝薄待自己的生母，微词讥讽，怨愤之情，形之于色。
弘瞻如此放纵失检，乾隆对他十分不满，多次申饬。但弘瞻却不知收敛，胆子越来越大。他贵为亲王，巨富无比，却生性吝啬，敛财聚货无所顾忌。不但开设煤窑，强行霸占民人产业，而且还常向母亲索要财物。这种贪得无厌的劣性，终于为他惹下了大祸。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五月，两淮盐政高恒代京师王公大臣贩卖人参牟取暴利一事被告发，弘瞻是被指控的王公之一。在乾隆的眼里，弘瞻“一向不安分守己，往往向人请托，习气最陋”，干出这等事来不足为怪，他命将弘瞻收捕，交军机大臣审讯。
弘瞻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他被哥哥的皇威镇服了。在审讯的过程中，弘瞻供出，他因欠了商人江起滔的钱，派王府护卫带江起滔到高恒处托售人参，牟利以偿还欠债。
身为亲王，弘瞻干出如此有伤体面的事情，乾隆大为恼火。他对弘瞻的任性放纵，一直采取宽容的态度，但弘赡却始终不知检点，屡蹈惩尤，反把事情闹大，乾隆决意借此对弘瞻加以惩治。接着，乾隆又查出弘瞻以低价令各处织造、关差购买朝衣、刺绣、古玩，优伶等，并有私自请托军机大臣阿里衮选任王府门下私人为朝廷官吏之事。
乾隆为改变清朝前期宗室王公干预朝政的恶习，对皇亲国戚，包括自己的弟弟在内，虽给予很高的名位、优隆的待遇，却绝对禁止他们干政。弘瞻不但以聚敛好财尽失御弟身份，且又违犯朝规，干预朝廷选拔官员，乾隆不能再容忍了。他厉声责备说：“弘赡想要干预朝政，毫无顾忌，已经到了很厉害的程度。此风一长，内务府旗员也将会效法，这样的话，外面满汉职官，内而部院司寺，都将纷纷步其后尘，无法阻挡了。想到这里，我实在是寒心啊。”于是，乾隆将其旧过新犯一总清算，诸罪俱发后，弘瞻被革去亲王的一切差事，永远停俸。
这是乾隆第一次以如此严厉的态度对待他的幼弟，弘瞻大出意外。平时，他以洒脱自居，此时只有大势已去的伤感。从此，他居家不出。郁郁之下，竟然一病不起。病危时，乾隆临榻前视疾，弘瞻在被褥间叩首谢罪。乾隆似乎被弘瞻的软弱和屈从所感动，唤起了他的手足之情。他呜咽失声，泪流满面，拉着弘瞻的手说：“我因你年少，故而稍加处分，以改变你的脾气，想不到你会因此得这样重的病。”乾隆立即恢复了弘瞻的爵位。
两年之后，弘瞻仍然死去了，年仅32岁。乾隆失去了幼弟，却使皇权更加独尊。
作为君王，乾隆深深懂得欲治天下，先治宗室、内宫的道理。尽管为了政治安定的考虑，乾隆继位后在政治方针上采取了宽仁的一面，昭雪、平反、安顿了不少皇亲国戚、亲王宗室，但皇权斗争毕竟是残酷的，乾隆断然采取了“整顿机制，施政有纲”这一策略，防止宗室、宦官、外戚干政专权。
为了不使母亲干预政务，即位后的第三天，乾隆就发出一道谕旨，告诫宫内太监女子：“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太后闻之，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它，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之责，并令知之。”这个命令看似是乾隆爱护母亲倍加，感情笃深，其实是为了使皇权独尊，不受母后干扰，避免历史上母后乱政之嫌。皇太后既然彻底与外世隔绝，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乾隆继位不久遇到一件事，引发了他的思考。一次，太后让乾隆把顺天府东一座废弃的庙宇修葺一下，事虽不大，乾隆却意识到了问题：太后在深官之内怎么会想起来修庙宇呢？乾隆虽然母命难违，派人修了庙宇，却对在太后身边的太监们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后来，好事的太监将悟真庵的尼姑引入大内，又带领太后的弟弟进宫，这些都是违反后宫规章的。乾隆碍于情面不好训诫母后，但毫不留情地训斥了太监们的多事非礼。乾隆对母后的亲戚非常优待，常常赏赐他们，但是不允许他们依权欺人，以权干政。头等承恩公、散秩大臣伊江阿乃太后的亲侄、乾隆的表兄弟，长年患病，不能供职，本应该罢任，乾隆念他是太后的亲戚，“是以特加优公爵，免其革退”。但是他的俸禄却减少了一半。在此严厉的监督和规章制度之下，外戚根本没有参政的机会。乾隆对整个后宫的管束也比较严格，规定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之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嫔妃们的榜样。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会时，乾隆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的娘家中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对于宫内宦官，乾隆更是防微杜渐，极力防范。
历史上宦官弄权的教训不少。明代宦官多数都精通文墨，弄权干政使明代败落，其中魏忠贤之祸更是到处流传。乾隆鉴于宦官之祸，改除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习字的内书堂废掉。他说，内监的职责就是听命行事，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以后，内宫便不再有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还有一个禁止宦官纵权的措施，就是让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一来，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辨仔细，避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勾结乱政。如果发现太监们有所非为，定处不饶，有个太监是乾隆的贴身之人，因对乾隆说了几句有关外廷官员是非的话，乾隆马上命令将其处死。乾隆还发谕旨说：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外廷官员可以随时处置行罚。宫中有个叫郑爱桂的太监，经常在乾隆耳边赞扬刑部尚书张照，贬斥户部尚书梁诗正，说他“太冷”。乾隆讨厌太监干政，并洞烛其真伪。事实终于弄清，原来张照舍得花银两破费钱财结交太监，而梁诗正却廉洁自持，不善于笼络太监，所以郑爱桂“喜张而恶梁”。乾隆得知了真相，写诗称赞梁诗正说：“持身恪且勤，居家俭而省。内廷行星久，交接一以屏。不似张挥霍，故率称其冷。翻以是嘉之，吾岂蔽近幸。”为此，乾隆毫不客气地惩治了郑爱桂，并降旨要宦官们引以为戒。还有一个在御前听差的太监，被乾隆直呼为“秦赵高”。其实上这个太监也并没有做下什么大逆不道、弄权使坏的事，乾隆之所以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不要向赵高学习，要安守本分。
正是由于乾隆对太监管束严格，清朝再也没有出现像明朝那样太监乱政之事了。
作为一位年轻的皇帝，乾隆在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漩涡中总揽王权，在位六十年，没有谁可以威胁皇位安危，没有后宫作祟，没有宗室内讧，没有皇子争位，没有朋党聚结乱政，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乾隆改革和完善了各种制度，使母后、太后、兄弟、叔父、外戚、太监等均受到约束和牵制，把皇权巩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第三节 前朝遗老
乾隆继位之初，朝中大臣大权在握，皇帝年轻势弱。乾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削弱前朝老臣的权势，平息了宫内的朋党争斗，组建起自己的势力，实行“宽严相济”的新政。
雍正弥留之际，遗诏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和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四人辅佐弘历。这既为乾隆在继位之初留下了可用之臣，也为乾隆开创大业留下了掣肘之患。
乾隆初年，在他所任用的雍正旧臣中，以鄂尔泰、张廷玉的地位最高。自恢复军机处、宗室王公被排斥在权要机构之外后，鄂尔泰为首席军机大臣，张廷玉居其次，均是位居宰相的重臣。二人虽然各树门户，朋比结党，相互倾轧，但却不曾威胁到皇权的稳定。因而，乾隆在初政的过程中，虽不时给以告诫，却仍倚寄颇深，优容包涵。所以，鄂尔泰和张廷玉均权势显赫，并在朝廷内外负有盛名。
在清人袁枚为鄂尔泰所撰的行略中有这样的记载：
“乾隆元年，每推行一个措施，下达一个诏令，全国都欢呼，载歌载舞，认为像尧舜这样贤明的君主又出来了。”
乾隆二年（1737年），在朝鲜使臣回国后的奏报中，也称誉说：“新皇帝政令没有大的失误。阁老张廷玉负天下众望，要求告老回乡，乾隆不答应，人们都认为只要有张阁老在，天下就不会发生大事。”
毫无疑问，鄂尔泰和张廷玉在乾隆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乾隆孤身置于先朝的老臣中，尽管周围有着数不清的欢呼，乾隆仍然从那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中，观察到了变幻莫测的官场，感受到了盘根错节的党派关系。一个尴尬的事实：乾隆从父亲手里接过了皇位，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心腹之人。
党争是官僚政治的痛疾。明末以来，官场相互援引，攀附成风。而各个林立的党派之间，你攻我伐，相互倾轧，搞得乌烟瘴气。在清人的眼里，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来之于这种自相残杀的“窝里斗”，因而清朝的统治者最忌党争，顺治、康熙、雍正，屡屡颁诏戒谕，并对官僚士子结党立派的行径进行了不折不扣的打击。然而。这种分门植党，官官相护的恶习，却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由师生、同年（同年考中进士）、同僚官员所形成的特殊关系，竟是那样的牢不可破，往往是旧的朋党铲除了，又结成新的朋党。
尽管乾隆屡次表示党争是他所深恶痛绝的，朝廷还是出现了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党的分野。乾隆即位时，朝廷上已形成鄂张两党。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鄂尔泰、张廷玉皆为前朝遗老，又均有拥戴之功，两人分门立户，相互攻讦，因此，影响了朝政的统一，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稳定，也为初政的新皇帝尽快地熟悉政务、巩固和加强他的皇权，制造了无形的障碍。乾隆周旋于两党之间，既要打击鄂尔泰、张廷玉的势力，又要在自己没有培植起亲信股肱之前，倚靠二人帮助自己处理国政，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地运转。这使乾隆煞费苦心，几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鄂尔泰最先形成势力，是在他发迹于云贵总督的时候。
鄂尔泰对待属下颇有长者、前辈的风度，对周围的臣僚部将，凡有一善一技，他均过目不忘，及时给予奖励提拔，所谓“知人善任，赏罚明肃”。因而，在他节制西南的七年中，文武官员张广泗、张允禄、元展成、哈元生、韩勋、董芳等人均乐为其用，并皆在平定贵州苗民的叛乱中立功。他们被鄂尔泰的才干所折服，也为他的赏识而感恩。这种特殊的上下级关系，使他们固结一体。
雍正的宠眷和重用，使鄂尔泰的威望在朝野大增。雍正皇帝为了嘉奖鄂尔泰的忠诚，曾颁旨天下说：“我有时自信不如鄂尔泰专一。”而且，事无大小多委鄂尔泰督办，所以，鄂尔泰所到之处，巡抚以下官员出城很远来拜见他。久而久之，在鄂尔泰周围便聚集起一帮趋炎附势之人。
到了乾隆即位前后，鄂尔泰在朝廷内外已结成以他为首的党派。依附他的著名人物有史贻直、尹继善、仲永檀等人。
同时，鄂尔泰的家族也越来越有势力。鄂尔泰的家族是一个显赫的家族，自从入关，多人得到封侯拜将。鄂尔泰的发迹，使这个家族更为显赫，鄂尔泰的弟弟鄂尔奇，官居户部尚书、步军统领。他的长子鄂容安开始担任军机章京一职，后任封疆大吏，为河南巡抚，两江总督，在西征时任参赞大臣。次子鄂实也是参赞大臣。二人均死于西征准噶尔的战场。三子鄂泥为山西巡抚，出任西安将军。四子鄂宁也是巡抚一级的大官。五子鄂忻是庄亲王允禄的女婿。鄂尔泰的女儿嫁给了宁郡王弘校。侄儿鄂昌担任过湖北、甘肃巡抚。如此一个满门贵胄的家族，本身就有一种咄咄逼人之势，何况还有位居首臣的鄂尔泰。
相比之下，张廷玉似有在鄂尔泰下风之势，但张廷玉的发迹和所获雍正帝的宠爱，却比鄂尔泰早得多。
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字衡臣，康熙年间中进士，任内阁学士、吏部侍郎。至雍正朝累迁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并任翰林院掌院学士。
与鄂尔泰不同，张廷玉出生于书香世宦之家。张廷玉一门朱紫，他的父亲张英以文学之才获宠于康熙皇帝，最早入直南书房，成为康熙身边的宠臣，累官至大学士，死后赐谥“文端”。张廷玉是张英的次子，他的长兄张廷瑑官拜詹事府少詹事，弟弟张廷璐官拜礼部侍郎。
鄂尔泰
张廷玉的七个儿子也都拜官。长子张若霭、次子张若澄均值南书房，为内阁学士。少子张若渟亦自内阁学士起家，历任军机章京、侍郎、尚书等职，堪称满门贵胄。张廷玉历事三朝，蒙恩得以荫袭、议叙之子侄姻戚，更是不乏其人。因此，乾隆六年（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上书指责说：“官场舆论都掌握在桐城张姚二姓手上，朝廷官僚半数出自他们的门下。现在张氏做高官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一直都是亲家，姚家做官的人也有姚孔猛等十人。”足见张廷玉势力之大，党羽之众。
张廷玉和鄂尔泰各自形成了势力强大的朋党集团，双方势同水火，而两家子弟宾客，更是勾心斗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的情况，就像乾隆指出的那样：“满人则都想着依附鄂尔泰，汉人则都想着依附张廷玉。”所以鄂、张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
为了争权夺势，两派每天都在暗中较劲。据传，鄂尔泰与张廷玉同朝十余年，往往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张廷玉向以谦虚自居，但对鄂尔泰却是寸步不让。本来鄂尔泰一直外任封疆，而张廷玉官居京城，两人互不相扰。但自雍正十年（1732年），鄂尔泰内召还京，以首席军机大臣班次在张廷玉之前，张廷玉大为不快。而后，鄂尔泰偶有过失，张廷玉必冷嘲热讽，使其不得自容。
实际上，张廷玉虽然在咬文嚼字上比鄂尔泰高出一筹，常常以口角获胜，但由于清政府的大权操纵在满族上层的手中，乾隆的重满轻汉、袒护满族官员的倾向较为明显，所以更多的情况下，还是鄂党占上风。
鄂尔泰与张廷玉两派早在雍正统治期间就多有较量。在朝廷处理苗民反叛的过程中，鄂、张两派的势力是此消彼长。
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朝廷收复了黔省苗族4万户。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多次奏请后，实行“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政策就是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苗族地区由“无君上，不相统属”到设官建治，显然是一种社会进步。但是官军驻扎该地后，修城、建署、筑碉、开驿等，大量无偿役使苗民，加之繁重的赋税和各种名目的摊派，苗民不堪忍受，反抗情绪日益高涨。
雍正十二年（1734年）七月，黎平人包利到苗疆腹地古州，以“苗王出世”相号召，大造反清舆论。三月二十一日，包利率众包围台拱番招坉汛城。五月初至六月中旬，苗众先后攻占凯里、重安堡、黄平等府。雍正谕令允礼、鄂尔泰、张廷玉等筹划用兵事宜，并调兵围剿。苗众见清军云集，弃城回寨。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苗民再次反叛，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雍正帝怒形于色，颇有怪罪鄂尔泰“改土归流”不当之意。
实际上，苗民反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一带改土归流最晚，而且由于鄂尔泰、张广泗等得力大员相继调离，归流的工作很是草率，除了添设流官派驻军队之外，未对原有土司势力做应有的触动。而后，随着新派流官横征暴敛、擅作威福，原有的土司势力便利用苗民的不满，鼓动反清。
雍正以果亲王允礼、宝亲王弘历（乾隆）、和亲王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为办理苗疆事务大臣，专门负责平叛。
鄂尔泰曾向雍正帝夸下海口，声称西南改土归流后，可保百年无事。然而，不过几年工夫，苗事再起。鄂尔泰自觉心亏理短，便以从前管理苗疆筹划布置未周具疏请罪，并请罢免官职，回家养病。雍正帝正在气头上，再加上朝廷中反对鄂尔泰的呼声颇高，便以鄂尔泰有病需要调养为由，解去他大学士之职，并削去伯爵爵位。
鄂尔泰被革职夺爵，意味着鄂党的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而张党正在得势。这时，雍正帝又偏偏用了属于张党的刑部尚书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前往贵州主持平叛。张照见鄂尔泰失宠于皇帝，以为时机已到，可趁机报复。于是，自荐前往贵州督理苗事。
鄂、张两派在苗族事件上的第一次较量便从张派的张照督苗开始了。
张照一心想给鄂尔泰以致命的一击，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留退路，因为他既不知兵，又无帅才，手里唯一的一张王牌，便是他得知雍正有放弃苗疆的想法，一旦战败，他可以上奏请求调回。在张照看来，只要能将鄂尔泰的“改土归流”方针否定，不仅可以使雍正下定放弃苗疆的决心，免去这场战争，而且他还可以一泄私愤，在鄂尔泰站起来的地方扳倒他。所以，张照一到贵州，便为鄂尔泰罗织罪状，每次上奏都说陈改土归流不是可行之策。张照的用心在于推翻改土归流，敦促皇帝赶快废弃此策。
张照把心思都用在整治鄂尔泰身上了，在军事上却一筹莫展。他毫无用兵经验，一到贵州便提出了错误的“分地分兵进剿”之策。张照命将军哈元生率滇黔兵马，副将军董芳领楚粤兵马，分两头进剿。这一大调兵几乎用了半月的时间，几万大军调动，先已消耗了自己，将士苦于奔波，怨声四起。
在用兵上，张照又犯了分兵太重、有守无攻的兵家大忌。哈元生为了保护营地不致失守，沿路分兵把守，以致数万军队，用以攻剿之师不过一两千人。董芳完全听命于张照，所以，张照对董芳极力称善，而指责哈元生的错误，导致哈元生与董芳之间相互攻击。将帅不和，已是失败的先兆。
另外，张照野蛮地对待苗人，激起苗人的强烈反抗。张照出于对苗民屡抚屡叛的憎恨，抓住苗民，不论降拒，一律剿杀。这种野蛮的屠戮，把苗民逼到了绝路上，反抗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甚至杀掉自己的妻女从军抗清。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自张照出任苗疆大臣后，整个苗疆地区局势极其糟糕。
雍正死后，这一切改变了。乾隆即位的第二天，便下令召张照还京，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经略，代张照督理苗疆。这表明了乾隆对苗疆一事的态度与雍正完全不同。
乾隆早在为皇子时就开始参与机务，对国事有自己的看法。而且他曾以宝亲王的身份奉命督理苗疆，对苗疆之事的始末，也是一清二楚。他并不赞成父亲对苗疆一事的处理，反而从心里肯定鄂尔泰改土归流的政策。因而，当他在批阅张照奏折时，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
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乾隆颁旨指责张照的奏折说：“你对目前用兵情形，收复与未收复之地的状况，以及日后的用兵方略等均未能一一分析陈奏，连篇累牍的奏折，竟然以巧词猜度，有意迎合。”接着痛斥张照：“你说新开辟的苗疆地区因为叛乱不断而要求我下旨放弃，实在是错误之极。”
张照书法
张照的错谬还远不止此。乾隆从奏折中，完全洞悉了张照的门户之见，严厉斥责说：“从前，管理苗疆的事物都是由鄂尔泰单独完成的，后来苗人叛乱，你在京时，看到了父皇训斥鄂尔泰，那是因为他总是没有将这件事情处理完备，接着你又见到父皇发出解除鄂尔泰职务的圣旨，因而你以此私下里揣测父皇的意思，落井下石，言辞过于激烈了吧。”接着，乾隆又说：“鄂尔泰解任的理由，主要在疾病而不在有过错。况且是鄂尔泰自请解职，并不是被革职的，鄂尔泰的功过，待将来事情完成之后，自有定论，你们就不要再妄自议论了。”
十一月，乾隆便借口“挟诈怀私，扰乱军机，罪过多端”的罪名，下令将张照革职下狱。于是，鄂、张两派的第一回合因为乾隆洞悉张照的私心，以张党的失势而告终。
与此同时，鄂派的势力有所抬头。雍正临终前原谅了鄂尔泰在苗疆的失误，使他仍以大学士身份，辅佐新皇帝。乾隆在治张照的同时，将鄂尔泰的得力心腹张广泗派往贵州。一时之间，鄂党的势力甚嚣尘上。鄂党摆开了全面反攻之势，并以牙还牙，借机罗织罪名，制造大狱，将张照置于死地，以达到彻底铲除张党的目的。
鄂、张两党较量的第二个回合主要是鄂派的张广泗趁机打击张照。
张广泗，汉军旗人，隶属镶红旗。他没有科举正途的名分，康熙末年由监生捐得了知府的官衔，便一直任职西南，先是在贵州思州府，雍正四年（1726年）又调任云南楚雄，正碰上鄂尔泰在云贵地区的改土归流刚刚开始。于是熟知苗情的张广泗为鄂尔泰所赏识，成为左右手。从此，张广泗以平苗之功，累迁贵州按察使、贵州巡抚，卒至湖广总督，并以才优干练闻名朝野。
张广泗是鄂尔泰部下，与鄂尔泰共事长达七年。后来，鄂尔泰内召还京，张广泗也调任湖广。改土归流虽出自鄂尔泰的运筹和设计，但在执行上，却有张广泗不少的思索和规划。所以，张照攻击鄂尔泰经略苗疆不善，否定改土归流，实际上也是在打击张广泗。因而，这次奉命到贵州接替张照，他是绝不肯轻易放过对方的。
张广泗于十一月到贵州，对战事做了重新的部署。张广泗以他对苗疆军务的熟谙和干练，仅用半年时间，便将各地起义镇压下去。
繁忙的军务并没有使张广泗忘记对张照的还击，而乾隆的称许和嘉奖更使他得意忘形。乾隆元年（1736年）正月，张广泗借乾隆的倚重，开始落井下石，奏称“贵州省的军需银两，张照任意浪费，现在马上就要用完了”。
这是一发重炮。
张照督理苗疆时，户部拨解军费100万两。张照将这笔军费收藏在贵东道库，一直不让贵州藩司经手，这使地方官十分不满。当巡抚因军需请张照协济时，张照却说：“此事与汝毫不相干。”这种妄自尊大、傲慢无礼，又不负责任的态度，成了张广泗攻击他的把柄。张广泗上奏，乾隆下令让张照赔偿十分之八，并命户部查明严追。
在乾隆看来，张照作为国家经略大臣，非但没有军功，反而挟私败事，即使处以死刑也不为过。然而，乾隆却不能如此。他清楚地知道，在这场事端的背后，是鄂尔泰与张廷玉两大党派之间的较量。所以，当廷议处张照死刑时，乾隆下令将张照宽免释放。而且，在皇帝的关照下，张照出狱未久，便奉命在武英殿修书。乾隆二年（1737年）二月授内阁学士，入直南书房，乾隆五年（1740年）又授刑部侍郎，次年，官复原职，仍居刑部尚书之位。
在这一过程中，乾隆为张照洗清了冤情。
原来，张广泗弹劾张照的百万两军费用完了。张照上奏辩解说：“由他经手的钱粮只有十三万，都派拨各府，其余与他无关。”乾隆立即令张广泗前去核查落实。张广泗想诬陷张照，给张照重罚，所以，他借故拖延，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月，在朝廷的屡屡催促下，才不得不以“张照经手银两为二十五万两”汇报给户部。乾隆看到张广泗的汇报十分气愤：“此奏折与原折完全不相符，且推迟了二年才得到回复，显然有回护原参、阻碍处理的地方。”一语道破了张广泗的动机。乾隆随即马上颁旨：“张照经手的二十五万两，都分发给各路为军需之用，本无应赔之项。”
在鄂、张两派的第二次较量中，鄂派的张广泗诬陷张照失败，以鄂派失势而告终。
通过苗族反叛事件，鄂、张两派在较量中各有胜负，而调节两派势力的，则是乾隆的平衡措施。乾隆在张照得势时给张派以适当的压制，提高鄂派的势力；在张广泗打击张照时，又为张照翻冤，提升张派的势力。在这一个左右权衡的过程中，乾隆始终把握着平衡协调的利剑，不让任何一派独占鳌头，让皇权在两派之间起着决定性的权威作用。
在处理前朝遗留的两派势力时，乾隆采取势力均衡的措施，对鄂、张两派平衡驾驭，让两派势力互相牵制，为己所用。
第四节 鄂张党争
在乾隆的心里，清代绝不能像明朝那样盛行门户党援，他必须肃清纲纪。乾隆一方面采用平衡手段，另一方面又适时削弱两派的实力。
乾隆不时对大小臣僚发出警告，禁止朋比结党。他说：“如果一定想要依附逢迎鄂尔泰、张廷玉，日积月累，实在是一种危害啊！”又警告鄂、张二人说：“你们两人应该体谅我的心思，更加小心谨慎。”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鄂、张两党的长期对立，嫌隙日深，决不是皇帝的几道谕旨就能使数年的积怨烟消云散的，而官僚政治为了个人的利害得失，相互地倾轧，往往是无孔不入。从而使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更加司空见惯。
乾隆六年（1741年），鄂、张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事情发端于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的一份奏疏。三月，仲永檀上奏说：“步军统领鄂善接受京城富民俞氏贿银一万两。俞氏丧葬出钱请九卿吊丧。礼部侍郎吴家驹因参加俞氏葬礼，受吊丧谢仪银五百两，又侵吞分送给九卿炭金两千两。詹事陈浩在俞家陪吊，奔走许多天，而且，前往俞家吊丧的不止九卿，大学士张廷玉差人送帖，徐本、赵国麟都亲自前往那里。”这一丑闻的揭露，矛头直接指向了张廷玉及其党羽。因事关贪赃，张党狼狈不堪。仲永檀为鄂党立了一功。
仲永檀是山东济南人，乾隆元年进士。曾以敢言闻名。仲永檀虽为汉人，却投到了鄂党的门下，在鄂张两党的斗争中不遗余力。此次，他终于看准了时机，状告张党受贿。
张党何以会受贿呢？俞氏富民又是怎样的人呢？俞氏，名君拐，曾为工部凿匠，钻营至巨富。然而，却命中无子，只好过继了一个孙子。不料没过数年，俞君偶染小疾，竟致一病不起，没过多久便呜呼哀哉。于是，他留下来的家产便成了导火索。俞君还有一个义女，女婿许秉义乃是贪财好利之徒。许秉义欺负俞家嗣孙年纪小，图谋争夺家产。便利用为俞家办丧事的时机，行贿于与他同宗的内阁学士许王猷，让他遍邀九卿到俞家致吊，凡参加吊丧之人都给以重金酬谢。以为这样就可以凭借朝官的势力，达到独霸产业的目的。
许秉义意图重金收买的事很快被朝廷知道了，乾隆大怒，下令将行贿者许秉义逮捕下狱，严加审讯，镇以国法。并将许秉义的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革职查办，然后申斥九卿各官，严禁到俞家吊丧。但是，重金之下，必有勇夫。虽然皇帝申饬戒谕，仍有礼部侍郎吴家驹等人前往。就连鄂善也被俞家收买，接受了俞家托人送来的银两。鄂善是满族人，雍正年间的老臣，乾隆即位后，仍予重用，授予号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之职，居禁军头领的地位，又先后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官，得宠于一时。他并非张廷玉的党徒，但此次却受了张党的牵连。
仲永檀给了张党重重的一击，但他认为这还不够，又接着弹劾张党泄密。他说：“向来密奏留中事件，外面很快就能够知道。这一定有人串通自己左右，暗地里泄漏出去了。要是权要有耳目，朝廷将不再有耳目了。”仲永檀所说的“权要”就是张廷玉。在这里，仲永檀是暗喻张廷玉的党羽，将密奏留中之事私下透露给张廷玉。而所谓的密奏留中，是大臣们以奏折的形式向皇帝陈奏的机密。按照规制，皇帝阅后，封缄留存，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任何人不能知道。
仲永檀密折参了两案，两案皆事关重大，涉及权要。乾隆阅后为之一惊。但仲永檀气势逼人，倒使他提高了警觉，他意识到这是党争的信号，必须妥善处理。但是，授权谁去处理呢？乾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因为，张党中的主要大臣几乎都被牵扯到此案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派某个人单独承办此案，不论他是鄂党，还是张党，都无法脱去将个人恩怨搞乱是非的嫌疑。
乾隆思前想后，想出成立一个七人办案组的主意，命怡亲王、和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共同查审此案。这样，既可避免有人做手脚，又可令人信服。
乾隆布置停当，想要穷追到底，但他仍怀疑有诬陷之嫌。他说：“如果这件事情属实，那么鄂善罪不容辞；如果纯属捏造，那么仲永檀自有应得之罪。此事关系重大，如果不明晰辩理，判其黑白，则我将何以任用大臣？大臣又将何以身任国家之事呢？”至于仲永檀指称有人泄密，在皇帝身边弄权，乾隆视为妄词。他批复说：“所谓权要串通左右的言词，我看此时并没有可串通的左右，也没有可串通左右的权要。”他下令让仲永檀明白问奏，并指示办案大臣秉公查清。
然而，查审的结果，却完全出乎乾隆的意外。
数日以后，在王大臣们的严厉质讯下，鄂善及其家人，供认了曾接受俞氏嗣孙俞长庚贿银1000两，鄂善被革职送交刑部。鄂善是乾隆重用之人，他如此欺君枉法，令乾隆大失所望。且新皇帝更看重自己的声誉，在他看来：鄂善一人违法所涉及的问题很小，但皇帝用人不当的过失则关系重大；如果再不明彰国法，则人心将会散失殆尽？于是，乾隆赐令鄂善自尽。
这是乾隆登基以来，第一次如此严厉地处置大臣。他是那样的痛心疾首，整整一个多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比起法办鄂善来、张廷玉等大学士更难处置。内心中，乾隆不愿自己所任用的大臣一个个都是欺君罔上的奸臣。如果不是有干国法，乾隆决不允许他们在这场涉嫌党争的案狱中受到倾轧。因而，在处理了鄂善之后，乾隆只将礼部侍郎吴家驹和詹事陈浩革职，其余均从宽开脱。并颁旨：“仲永檀奏折里面提到的大学士等到俞家送贴吊奠一事，今查询明白，全属子虚乌有。”
实际上乾隆明明知道，所谓大学士送贴吊奠一案，根本无法查实。因为仲永檀早就声称：“大学士等人已于皇上申斥九卿时，毁掉原贴，送帖吊奠的证据不复存在。”乾隆是何等的精明，他怎会不知呢？而且，在他挑选办理此案的7名大臣中，就有张廷玉、徐本二人是仲永檀点名参劾之人。以当事人办理自己的案件，其结果更是可想而知了。
乾隆不予追究，又有谁还敢再查呢？
实际上，仲永檀所劾密奏留中泄密于权要之事，并不是无的放矢，他举出御史吴士功弹劾尚书史贻直密奏曾被宣扬于外。
吴士功是张廷玉的门生，河南光州人，字唯亮。雍正十一年（1733年）中进士，颇具才气。由于吴士功与张廷玉的特殊关系，仲永檀所参吴士功泄密，并串通权臣，毫无疑问地指的是张廷玉。而史贻直又与鄂尔泰交好。因而，这件案子所表现出的门户党派之争，实在是太明显了。虽然，乾隆清楚地记得，吴士功去年确有密奏，而且确实被宣扬于外，但他决定放下此事。
对乾隆来说，这种处置，实在是个特例。乾隆最痛恨臣僚泄露机密，常说：“大臣们报告事情，应当谨慎严密，如果有弹劾的奏折，都应当采取密折这种形式，不能泄漏给外人，以擅自做主。”凡是臣下泄密，乾隆往往严惩不贷。但这一次，乾隆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他颁旨说：“御史吴士功奏参尚书史贻直一折，我现在姑且不究。让他们二人阅看后，封入内阁。如果你们将来不知改过，再有过错，特此取出，一并从重处置。”如此重大的泄密事件，就这样被乾隆压了下来，史贻直没有因为被人弹劾受到审查，吴士功、张廷玉也没有因为相互串通、泄露机密，受到惩处。
雍和宫 原雍王府
乾隆置身于两党之间，竭力保持公允，不使双方失之于均衡。他并非不愿消灭党争，而是实在不愿在朝廷中形成一派独占势头之势，从而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所以，他小心谨慎，在翦除朋党的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仍使双方维持势均力敌，以收到相互牵制之效。
在张党受贿和泄密案件中，乾隆庇护了张廷玉集团，只为了起到牵制鄂党的效果。但是，张党的无视朝廷的做法也更坚定了乾隆的打击两党、收归大权的决心。
在鄂、张两党的争斗中，鄂党一直处于上风。乾隆针对这种状况，不断地对鄂派势力从警告到控制，防止鄂派势力的极度膨胀。
在乾隆看来，鄂尔泰生来喜欢虚誉而近乎骄横，张廷玉则善于自我批评而近乎懦弱。所以，乾隆尤其注意对鄂尔泰的压制。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样：“鄂尔泰活着的时候，我多次降旨训斥他，与张廷玉比较，对鄂尔泰更为严厉。”
清代满族贵族一直在政治上享有特权。鄂尔泰在雍正所留下的一班大臣中位居魁首、权势倾朝，而他的骄倨傲慢，更给人以权臣震主的感觉，因此乾隆不断地打击鄂尔泰的锋芒。
雍正生前，曾有意要将他为雍亲王时居住的藩邸旧居改建为庙宇。雍正帝死后，搬出皇宫另辟新居的和亲王弘昼向乾隆索要原雍亲王府旧邸时，鄂尔泰为博得皇帝之弟的欢心，主张将王府赐给弘昼。赏罚只有皇帝能决定，乾隆绝不允许大臣自作主张，何况乾隆本来就认为此府为龙腾所在，不宜再作王府。因而，他断然拒绝了鄂尔泰的建议，将原雍亲王府改为礼佛的喇嘛庙，称“雍和宫”。
乾隆三年（1738年），朝廷议“三老五更”，这是复行古帝王敬礼老者之意。在古代，以年在八十以上的老者称“三老”。“五更”主要指乡宦的名称。相传，古代设“三老五更”，以尊养年老的官员，而能被选入“三老五更”的人，皆是德高望重之辈。以后，历代间有沿袭此礼者，但年龄则放宽在60岁左右。其时，鄂尔泰、张廷玉俱可当三老之位，但张廷玉遇事谦退，不愿招摇。他以“典礼隆重，名难实副”为由，坚决反对举行此礼，所谓“断以为不可”，并作“三老五更议”陈说己见，这个礼节于是因为张廷玉的奏疏而宣告作废。但鄂尔泰的态度却不一样。他依然我行我素，以耆老自命，并希望由此博取美名。这件事引起乾隆的反感，甚至在四十年以后，年已68岁的乾隆，见到张廷玉当年所作的《三老五更议》时，仍然感触颇深，撰文题记，指责鄂尔泰“因好虚荣，近于骄者”。
在审理永州总兵崔起潜的案子时，乾隆因崔起潜所参有损皇帝的尊严，本想严加惩处，但后来又降旨从宽发落。诏旨下达后，朝廷内外立时纷传这是鄂尔泰上疏所奏，而鄂尔泰在拟罪具题时，确实有疏陈将崔起潜宽释的密折。乾隆明白，“如果不是鄂尔泰把这件事情泄露给外人，其他的人怎么能知道这件事呢？”乾隆虽然对鄂尔泰这种邀买人心的做法十分不满，但在尚需倚用这些前朝遗老的情况下，未加追究。然而，五年以后，乾隆却旧事重提，当众抖出鄂尔泰泄密买好，有丢颜面的事情，并且公开说：“人情好为揣摩，而反躬亦当缜密……鄂尔泰缜密之处，不如张廷玉。”
乾隆直接拿鄂尔泰与张廷玉作比较，对鄂尔泰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而在一抑一扬之间，失势与得势已有分晓。这实在是个敏感的信号，乾隆的确是第一次以如此严厉的态度对待鄂尔泰，也是第一次历数他的过犯，并点名指责他。而乾隆这样做，无非是因为鄂尔泰在朝廷内外勾结过甚，已经超出了皇帝所能包容的限度。
乾隆是个大权独揽的皇帝，作为宰相的鄂尔泰即使谨小慎微，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也要迟早爆发。乾隆六年（1741年），鄂尔泰终于惹恼了乾隆。乾隆与鄂尔泰君权与相权的权力矛盾终于爆发出来。
事端起于乾隆赏识的大臣黄廷桂。黄廷桂是汉军旗人，出身世宦之家，康熙末年，由监生袭曾祖云骑尉世职，为侍卫。雍正年间，迁总兵、提督、四川总督。乾隆元年，西部边疆军务基本结束，朝廷裁撤四川总督，黄廷桂降为提督。
乾隆六年（1741年）夏，乾隆出边行围来到古北口，按照惯例检阅当地的军队。当乾隆看到古北口镇的官兵“队伍整齐、技艺拥熟”的演习后，十会满意，称赞不已。乾隆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统率有方、将弁兵丁勤于练习所致，当即赐赏黄廷桂战马两匹。两个月后，乾隆返回京城，便授黄廷桂为甘肃巡抚。
可天下的事情，偏偏有那么多巧合。就在乾隆于北部边境对黄廷桂倍加称道、大有识拔太晚的时候，奉命留京办事的鄂尔泰，却以黄廷桂滥举匪人的罪名，按例议处，降二级调用。于是，君权与相权之间冲突起来。
原来，古北口守备和尔敦钻营行贿部院被人告发，而黄廷桂又曾经为和尔敦疏陈用为守备，故而黄廷桂也被怀疑接受了和尔敦的贿赂，有贪赃的行为。
鄂尔泰一向讨厌黄廷桂，正好抓住把柄。鄂尔泰是主管兵部的大学士，于是他下令兵部对和尔敦进行严审，兵部审后又交刑部，欲借机整治黄廷桂。可是，虽经两部反复审讯和尔敦却始终供称，不曾有钻营恳请黄廷桂之事。鄂尔泰抓不到黄廷桂有贪污赃私的证据，只好给他安了一个“滥举匪人”，“将劣员蛆越保留”的罪名，议罚降调。
而且，鄂尔泰为了不使皇帝出面干预，他勾结刑部官员，以最快的速度赶在乾隆出巡返京之前审理结案，并上奏题覆。在鄂尔泰看来，乾隆远在古北口外，批阅本章决不会比在京城仔细，定能蒙混过关。
乾隆岂是能被人欺瞒之主？奏本送到他手中，他就发现了问题。乾隆意识到这是鄂尔泰利用他出巡未归，挟嫌报复，先发制人。他气愤地说：“黄廷桂不过因我出口行围，路经古北，防备守御事务需人料理，是以将和尔敦请调，并非荐举升迁，也不是保举和尔敦久留此任。办理此事的大臣与黄廷桂有不睦之处，说不是挟嫌报复，谁会相信呢？”
乾隆早已对鄂尔泰不满，此事尤其让乾隆反感，认为鄂尔泰非但不识抬举，且欺君揽权，所以不点名的数落他说：“如此办理已经辜负了我以诚待大臣的本意，况且这些事情本来我早就知道其中的详情，而你却仍要一意孤行，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啊。这样擅自行事的人，竟然都出自我以前十分信任的大臣，你们这样做是把我当成一个什么皇帝呢？”
乾隆越说越气，先时一直没有提到鄂尔泰的名字，这时干脆点名道姓，下令说：“将办理此案的大学士鄂尔泰等人严行申饬。”并对黄廷桂免除处分。
对鄂尔泰来说，这是一次严厉的惩处。鄂尔泰从权臣到被皇帝申饬，他的骄纵之气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鄂尔泰像被人猛击了一掌，开始清醒起来。自雍正末年以来，鄂尔泰位至极品，新皇帝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个涉世未深的雏儿，虽说天资聪颖超绝，但终归在深宫里长大，阅历有限，在官场政界的风云迷雾中，绝非他这个久经历练的老臣能比。鄂尔泰没有想到，就在他自以老臣自居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乾隆的眼睛，以权泄愤之事，被乾隆全盘抖了出来。鄂尔泰为之震慑，从心里佩服乾隆的精明。从此，他开始敛迹修身，做起太平宰相来。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宦海中从没有平静的港湾。不管鄂尔泰糊涂还是不糊涂，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太平宰相都不是那么容易当的。虽然，鄂尔泰畏于皇帝的天威，甘于淡泊，不再兜揽事权。但是，依附在他周围的党徒却不甘寂寞。
乾隆七年（1742年）十二月，仲永檀与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的事情败露，又累及到鄂尔泰。
仲永檀因在乾隆六年（1741年）弹劾步军统领鄂善贪赃、御史吴士功泄密两案皆实，加官晋爵，由御史授至左副都御史，成为三品大臣，和鄂尔泰的关系也更加密切。
乾隆七年（1742年）二月，仲永檀担任会试副考官，由贵州赶赴京师，一路仗势欺人，令家人鞭打平民，被河南巡抚雅尔图参劾，处以罚俸。但这小小的惩罚，并没有使仲永檀引以为戒，他仍然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京期间，与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商量谋陷他人之事。仲永檀的所为很快被人告发。事发后，两人俱被革职拿问，交大臣会审。
在审理的过程中，仲永檀像泄了气的皮球，与鄂容安一一供出他们相互串通，在参奏别人之前，先行商谋，参奏之后，又相互照会的事实。这种无视法网、朝纲，明知故犯的结党营私行为，令乾隆感到发指。乾隆一针见血地指责说：“仲永檀受我的深恩，由御史被提升到副都御史。可他却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与自己不和的人，罪恶实在是重大。鄂容安在内廷行走，且是大学士的儿子，理应小心供职，他却向言官商量密奏之事，罪恶也是不小啊！”
仲永檀与鄂容安，一个是鄂尔泰的门生，另一个则是他的儿子，两人皆与鄂尔泰关系密切。且鄂尔泰不止一次地在乾隆面前奏称仲永檀端正直率、可为大用。因而，乾隆对鄂尔泰的不满，也形于辞色。他指责鄂尔泰既“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不能训子以谨伤”，有营私党庇之过。
见乾隆对鄂党一派动了怒，张党图谋报复，要求刑讯仲永檀和鄂容安，并逮问鄂尔泰。乾隆深知：“一国的政治都在于皇帝的贤明。”乾隆明知此事于鄂尔泰罪名重大，如果查个水落石出，鄂尔泰承受不起，故不予深究，从宽了结此案。除仲永檀下狱，后病死狱中外，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不愿造成一党得势的局面，因而竭力维持两党的均势。而已知收敛的鄂尔泰，在雍正的一班旧臣中是一个熟悉政务的能臣。这一点，更为乾隆所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如果将鄂尔泰革职拿问，而国家少一能办事的大臣。”鄂尔泰被乾隆宽释了，但乾隆并没有忘记告诫他：“我也不能多次赦免。”言外之意，鄂尔泰如若再有过犯，定会严惩不贷。
只是，鄂尔泰没有等到那一天。自乾隆九年（1744年）入冬以后，他便卧病在床，手脚不能动弹，好像患了中风偏瘫之症。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就病故了。遗书上达后，乾隆颁旨说：“大学士鄂尔泰公忠体国，直谅持躬，久任边疆，茂著惠绩。简领机务，思日赞襄。才格经纶，学有根柢。不愧国家之柱石，允为文武之仪型。”这是对他一生的盖棺之论。乾隆还亲至鄂尔泰府第品酒，准予配享太庙，入贤良祠堂，并赐谥“文端”，恩礼俱为隆盛。
鄂尔泰的去世给以鄂派势力严重的打击，鄂党群龙无首，在朝廷中的势力大不如从前。
鄂尔泰一死，张派想趁机致鄂派余党于死地。在乾隆的平衡策略下，鄂派势力并未受到彻底的打击，还出现了以史贻直为首的另外一些鄂派头领。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九月，有人弹劾鄂尔泰的弟弟、户部尚书、步军统领鄂尔奇有提拿越控、滥用部牌、庇护私人、坏法扰民等罪名，鄂尔奇被革职罢官。但经过诸王大臣会审核实后，提出应加倍治罪。乾隆不容张党趁机倾陷，他虽然认为鄂尔奇理应从重治罪，但仍然声称“我思念鄂尔泰对于国家政事益处很多，以此可以抵消他的弟弟的罪过”，因此，乾隆免去了鄂尔奇加倍治罪。两年之后，鄂尔奇死。
鄂尔泰兄弟虽相继死去，但鄂党的势力却固结不散，大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之势。朝廷内有大学士史贻直固持门户之私，朝廷外又有鄂尔泰的子侄和门生故吏相邀相聚，他们朋比徇私、倾轧异己、继续党争，于是大学士史贻直又引起了乾隆的注意。
史贻直，字傲弦，江苏滦阳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历任吏部、工部、户部侍郎，署理福建、两江、湖广、直隶等省总督，乾隆年间累迁至尚书、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可谓出将入相的老臣。
有关史贻直善于辞令的传闻，以当年他与雍正皇帝的一段对话为最有趣。那是雍正初年，年羹尧获罪被诛以后。雍正诛谬年党不遗余力，史贻直与年羹尧同年进士，又为年羹尧所荐，所以雍正帝问他：“你也是由年羹尧所推荐的吗？”这本来带有问罪之意，史贻直却不慌不忙，十分平静地答道：“推荐我的是年羹尧，使用我的却是皇上您啊。”一句话，为自己摆脱了干系。当然，雍正不加治罪，反而用他，并非缘于他的巧辩，主要还是因为他有可用之处。
乾隆即位以后，史贻直仍以老臣身份得到重用。在汉人大学士中，除了朱轼、福敏之外，就数张廷玉和史贻直的资历最老。而朱轼卒于乾隆元年，福敏于乾隆十年（1745年）以疾解任。其余徐本、赵国麟、陈世倌等人虽比史贻直早晋大学士，但徐本在乾隆九年（1744年）致仕，赵国麟早在乾隆六年（1741年）去职。所以，自乾隆十年以后，汉人大学士除张廷玉而外，便以史贻直、陈世倌居于望位，汪由敦、梁诗正等皆其晚辈，陈世倌虽位在史贻直之先，但科举功名却在史贻直之后，且其属于不好生事的一类。于是，史贻直的所为便突出起来。
史称史贻直“器量宏大，风度端凝”，这或许是文人的溢美之言，也或许是只看到史贻直的一时一事，事实上这并非他的一贯作风。
官场上，汉人历来重视科举功名，视为为官的本钱和论资排辈的依据。史贻直19岁考中进士，可谓功名早就。他比张廷玉小了10岁，却与他为同科进士，随后一同考选庶吉士，一同被钦点为翰林，雍正元年又一同入直南书房。只是自此以后，两人的官运便有了明显的不同，距离拉大了。张廷玉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官至翰林院掌院学士、户部、吏部尚书，以大学士出任军机大臣，综理枢要，出纳王命，成了皇帝的心腹大臣。而史贻直只是官居侍郎，外放署理总督，直到乾隆七年（1742年）才晋为协办大学士，且始终没有入直军机处。这或许是史贻直与张廷玉结怨的潜在原因，而史贻直出于嫉妒，不甘居于张廷玉之后，转而投到与张廷玉对立的鄂尔泰门下。
自乾隆五年（1740年）被隶属张党的御史吴士功弹劾后，史贻直便耿耿于怀，伺机报复。只是由于鄂尔泰在，诸事轮不到史贻直出头露面，他才未能如愿。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一死，朝廷中便俨然形成了史贻直与张廷玉对峙的局面。
自乾隆十三年（1748年），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史贻直便开始就张廷玉配享太庙一事大做文章。他四处宣扬张廷玉于清王朝无有大功，不当配享太庙之荣，并多次在乾隆面前陈说其词，欲达到使乾隆改变雍正遗命、罢张廷玉配享太庙的目的。
乾隆深晓史贻直的用心，虽然他对张廷玉配享太庙素有成见，而张廷玉不亲至朝廷谢恩，这种对皇帝不尊不信又带要挟的态度令乾隆不能忍受，但乾隆还是奉行不为大臣左右的原则。乾隆仅削去了张廷玉的伯爵，没有从史贻直罢配享之请。反而在申斥张廷玉的同时，点了史贻直的名，说：“张廷玉与史贻直一直不相合，史贻直久曾在我前奏张廷玉将来不应配享太庙，史贻直本不应如此陈奏，而那个时候我就不听他的话。史贻直即与张廷玉不和，又怎么能够在我的面前加之倾陷呢？”
在乾隆独操国柄、明察秋毫的政治气氛中，史贻直虽有行私之心，却始终不得逞志。
在鄂派势力日渐削弱的时候，乾隆加强了对以张廷玉为首的张派集团的抑制。
张廷玉之所以能与那些满族的“英贤”等量齐观，不过是因为他具有超乎常人的好手笔。张廷玉正是凭着自己的好手笔，参与了雍正一朝的最高机密，划策决疑，为雍正皇帝定天下立有大功。因此，雍正帝对张廷玉是倍加称道，视若股肱，赏赐甚厚。在雍正临朝的十三年中曾6次赐金带给张廷玉，每次赏赐都以万计。张廷玉为感激皇帝的恩宠，也为了炫耀自己的体面，将自家花园命名为“赐金园”。
然而，张廷玉虽为雍正帝所宠，却不为乾隆所宠爱。在乾隆的眼里，张廷玉在雍正时仅以撰写谕旨为职责，这是靠文墨为生的文人的资本。对此，乾隆有着他自己的理解，他说：“我之所以能够容忍张廷玉，不过是因为他担任朝廷重臣有一定的年数了，就好比放在柜子里的古董那样，仅仅是一种陈设罢了。”
乾隆满汉之见极深。张廷玉虽以汉人久居高位，却得不到他的信任。只因乾隆深恶朋党，在对鄂尔泰集团势力多方裁制的同时，为了保持派系之间的力量均衡，收相互牵制之效，不得不庇护张廷玉，但也不时给予裁抑。
乾隆即位之初，张廷玉与鄂尔泰同封伯爵，加号“勤宣”。张廷玉以此为荣，乾隆七年（1742年），他请求将伯爵由其长子张若霭承袭，乾隆没有答应。为抑制张氏家族势力过分膨胀，也为了裁抑张廷玉本人，乾隆令伯爵衔只封张廷玉本人，到他死为止。
张廷玉手迹
其时，张廷玉年逾花甲，已是接近70的老人。乾隆准其在紫禁城内骑马，又允其不上早朝。这一方面是出自对老臣的关照，但另一方面，却不无排斥之意，从而形成了由讷亲独自面承圣旨的局面。
乾隆十一年（1746年），张廷玉的长子内阁学士张若霭病故，这对张廷玉实在是个意外的打击，白发人为黑发人送终，不能不使他倍觉伤心，更引起了他的思乡之情。这年他已是75岁的老翁了，虽不时上朝奏事，但内廷行走，已是步履蹒跚，需要人来扶持了。乾隆特意命令其次子庶吉士张若澄在南书房行走，以便照料。但皇帝的关照，却无法阻止他的归隐之心，乞归的念头越来越强烈。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张廷玉上疏乞求退休，理由是：马上就要80岁，请求能够荣归故里。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专制君主的眼里，却有不肯尽忠之嫌。乾隆认为，人臣事君，只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张廷玉说：“你受两朝厚恩，而且奉我父皇的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回归故乡终老的道理？”
乾隆不批准他的请求，而张廷玉极力陈奏，以至于说到动情之处不觉泪流满面。尽管乾隆反复讲明他不应该引退的道理，张廷玉还是不断争辩、不甘罢休。结果是张廷玉被迫留下了，却惹得乾隆不悦。
在张廷玉再三表达请辞的决心后，乾隆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而张廷玉此时却一心考虑自己的配享太庙的问题，反而惹恼了乾隆。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一月，乾隆见他仍然归心热切，且老态日增，精神大减，故而动了恻隐之心。乾隆觉得强留不近人情，乾隆经过长时间的斟酌，派人到张廷玉的府邸，将自己对他依依不舍但又不愿强人所难的意思告诉了他，让他自行抉择。
张廷玉见乾隆恩准还乡，喜出望外。当即表示：“仰蒙体恤垂询，请得暂辞阙廷，于后年江宁迎驾南巡。”
如果张廷玉就此与乾隆一别，便可以荣归故里，以享晚福了。谁知他自取其辱，反落得蓬头垢面的下场。原来，张廷玉在得遂初衷后，又顾虑起身后能否得到配享太庙的问题了。
太庙，是封建帝王祭奠列祖列宗的庙宇。而帝王至尊，不仅生前要有文武百官俯首听命，即使死后，也要有佐命功臣陪伴。因而，得以身后配享太庙，便成了大臣们无与伦比的殊荣。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弥留之际的皇帝临终留下了令鄂尔泰、张廷玉配享太庙的遗诏。嗜爵如命的张廷玉尤其看重这配享的隆遇，视为光宗耀祖的殊荣，因为在整个清朝配享太庙的12名异姓大臣中，他是唯一的汉人。
张廷玉担心自己回乡后配享太庙可能会落空，于是犹豫不决。他唯恐身后不得蒙荣，进宫面见皇帝，请乾隆赐给自己一个文书凭据。
乾隆因配享出自雍正的遗诏，久成定命，并无收回之意。见张廷玉对自己如此防备，提出这近似要挟的请求，心中十分不快。但乾隆还是勉从所请，答应了张廷玉并写诗一首：
造膝陈情乞一辞，动予矜恻动予悲；
先皇遗诏唯钦此，去国余思或过之。
可例青田原侑庙，漫愁郑国竟摧碑；
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
这是一首寓意颇深的诗句，它一方面重申了雍正帝的遗命，同意张廷玉配享太庙，并以唐朝开国功臣的身后之荣作比，声称对他的恩典会超过那些唐朝的功臣。但另一方面，更浸透了皇帝对张廷玉的不满和警告。所谓“漫愁郑国竟摧碑”，是说他可以像唐太宗那样给魏征（封郑国公）树碑立传，也可同样效法太宗仆碑毁文。而“吾非尧舜谁皋契，汗简评论且听伊”，更是直截了当，说张廷玉的功德不比皋契，实不应配享，将来历史自有评论。
这首诗对张廷玉来说不是好兆头。张廷玉以三朝元老重臣，久经政治风雨，应该完全知道为官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道理。可是他一时糊涂，在得到恩准配享的谕旨后，他只是具折谢恩，并以年老天寒为由不亲赴殿廷，让儿子张若澄代往。
乾隆动怒了，他认为这是张廷玉对自己的不敬。恰逢这年由于内忧外困，乾隆心态大变。先是皇后富察氏病逝，乾隆失掉爱妻。继之，又是大臣辱命，金川败绩。乾隆受到张廷玉这一刺激，不由得大发雷霆。他让军机大臣传旨，令张廷玉第二天回奏。
军机大臣承旨的是傅恒和汪由敦。汪由敦出自张廷玉的门下，浙江钱塘人，雍正二年（1724年）进士。乾隆即位以后，汪由敦受知于新皇帝，入直南书房，为内阁学士。而后，累迁至侍郎、尚书。乾隆十一年（1746年）署左都御史，为军机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