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 纪终年

林斤澜
纪终年

原载1997年第4期《收获》

汪曾祺1920年旧历上元灯节,出生在江苏高邮。小时候,他多才多艺的父亲自制了个兔儿灯,下带轱辘,让他过生日拉了跑前跑后,七十岁还惦念这灯,这乡土的烛光如梦的灯节。

终年七十七,“古稀今不稀”。好像走得也突然,刚写完的稿子还没有交稿,要画要字的正不少,还有官司盯着,小报上新有挑剔,当然,有邀请,有约会,有盼望见面的文友……

曾祺走后第二天,忽然觉得这回辞世早有准备。这一觉,仿佛眼前一亮,把些纷乱印像水洗一样清晰了。什么从容、豁达、安详……都成了陈词。我想说是一种境界。什么境界?想说是“审美”。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先让我这么说着吧。

我们刚去四川,参加一个“跨世纪”的笔会,回来才一周。5月11日晚上,他大量吐血,估计可有千多CC——一位特护指着吊瓶说,总有两三瓶。当即呼叫急救车,送到友谊医院抢救,止住了血,16日上午8点还好好的,10点再次出血,这回是向下走,立刻摸不着脉息,量不着血压,继续抢救两小时,不治。

住院头尾才六天,好友同行都还不知道,辞世消息一传出来,我这里电话不断,大家当然是震惊。

其实早在1994至1995年的春节前,他住过一回医院,检查出来肝不好,食道静脉曲张,如同瘤子。也考虑过手术处理,可要大开刀,年事又高,怕扛不住。只吃药,忌食硬的、干的、炸的东西,再,断酒。

一时间,精神萎顿,反应迟慢,口齿也有点不清楚了。有青年同行近年练功,仿佛得道,他问汪老脸色怎么那么黑?我说生来就黑,小名小黑子。这位说黑跟黑不一样,这黑是肝得过,还有隐患。往下没有直白,只是沉下脸来。可是曾祺自己总说不过有的指标偏髙,儿女们也是后来才看见成沓的“病历”。

先后不少文友,都对脸色发生疑问。我因常见面,倒看得平常一些。到了秋天,力劝他和夫人施松卿到我家乡走走,散散心。我家乡温州,是江南水乡,又是浙东山“瓯”,经济发展,也别具一格。终于成行,同行中有比他年长的,但接待人员看外表都先去搀扶他,不只一位悄悄说,有可能汪老是最后一次出游了。我说不会,不能。不可从此滑坡。精神还是比在北京开朗。是不是和断酒断得太急也有关系,可以喝点啤酒试试。

人们喜欢他的字,他也有兴致写。有天晚会,还登台唱了几句昆曲。车能去船能到的地方,都去,下车下船就近散散步。过后写了几篇散文,虽是星星点点,却生机葱茏。

平安进入1996年,服用“蚂蚁”偏方,请人按摩。气色日渐明亮,肌肉见壮,思想活跃,我说老头好像麦苗返青了。在他家里夸口出游是个转折点。

一天下半夜,老伴老施起夜眩晕,摔倒地上,曾祺惊醒。老伴是老年血管硬化,大脑缺血昏迷。咫尺之地,曾祺连拉带拽,竟努力了两个小时,才回到床上等待天亮。不想施松卿夫人从此衰弱,不久卧床不能自理。

这是发生在蒲黄榆旧居里的事。旧居狭窄,有的同行抱不平,说,这样的老作家有几个?还住在贫民窟里。曾祺自己从来不谈这些事情——家里议论,都不插话。这时长子汪朗,分到虎坊桥三室一厅的大单元,让给老人进住。儿女们包办了装修,置了新家具。门厅宽敞,进门焕然,我不觉贺道:老头发了!曾祺若无其事,发也谈都不谈。

他的书房小些,秉性不爱也不会收拾,立刻书本堆到地上,纸张挼的摞的不是地方。自己多半站着,躬身在大书桌上写毛笔字,画花卉。老伴躺在隔壁屋里,醒着时,刻把钟叫声曾祺,他就过去站一会儿。

有时候小声说:这怎么写东西呢(指的是本行文章)!

曾祺的字比画好,但渐渐的只顾画花画草,写字不算多,说,写字要想词儿。

有天,打电话问我,你在缩编古典小说?报上说的。沉吟一会儿,小声:不要浪费生活。我说是少年读物,也不费很多时间。他不做声。我想说你也不要整天画画,想想还是先画吧,画吧,画段时间再说。

有天,来电话说,当天《北京日报》副刊上有篇好文章,作者不见经传。我说我家没有《北京日报》,他说他寄给我,又说太慢,有点着急的样子。我说我下楼到报摊上买一张。接着我转了两个报摊,都没有“进”这个报。只好打电话给我女儿,从办公室借一张回来。第二天,他又约了邵燕祥三人各写一篇短评一起发表。

有时候,曾祺沏一杯绿茶,坐在已画未画纸团纸卷中间沙发上,好像那张沙发倒是后来挤进来的;点烟,直眼,烟灰寸长自落,伸手在看不见的地方,摸稿纸,竟也能摸到钢笔。以后一气呵成,出来一篇小说。小说也越写越短。

几个人合编一套散文选,说好由他写序。等到编成,他差不多忘记了,给过他的资料也找不着了。再凑点资料给他,过几天又不知哪里去了,那就随便写吧,竟写了快三千字,大家叫好。

老来文章越好的话,不断听见。这里只记下他的沈师母张兆和先生说:下笔如有神。又感叹这样的作家不多见,越来越少了。

这次去四川参加笔会前,我让他挑个头,约几个人谈谈短篇小说。他说谈什么?我说新近小会上,他有两句话没有展开来。一句是他在用减法写小说。还有一句是没有点荒诞没有小说。又要他把新近发表的,挑三两篇给我,有用处——卖了个关子。

我知道这几年他不看《北京文学》。我说现在是小章主事。今年搞了个短篇小说大奖赛,出了些好作品,特别是出了新人,刊物有了起色。不过有一点,现在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字数少些就算短篇……仿佛是碰着了不知哪根筋,他立刻说:“好吧,等四川回来。”

我主张去趟四川,把一些事情推到回来再计较,这中间还有个由头:曾祺做梦也梦不到摊上官司。事关版权枝节,曾祺表示了歉意,谁知调解不成,后来人家还是开价要“费”。

儿女们劝他不要管,剩下的事务由他们承担。朋友们也说就这么点事,年老体弱,犯不着烦恼,放开,拉倒。

曾祺却总觉着名利上头,一生淡泊,临老却泼上脏水,把件汗衫脱也脱不下来,贴在身上好比裱褙。竟连续几天睡不着觉,下半夜两三点钟还睁着眼,只好吃药。这时候是不是喝点酒了呢?没有细问。不过他的女儿说吃饭时候只喝一杯两杯,可是家里的酒瓶好像漏了。

出去吧,散散心去吧。

四川的笔会活泼,接待隆重。只不过和曾祺不住在一处,出入不同车。两三天后,听说跟他要字要画的人很多,直写到半夜,也有躺下了还叫起来的时候。

从成都到了宜宾五粮液酒厂,听说他开了白酒戒。曾祺去年恢复喝点酒,我观察心理生理上都得到好处。先喝啤酒,后喝葡萄酒。汪朝说越喝越多,传达室小卖部的“中国红”,差不多是为他“进”的。现在又开白酒一戒,这可大胆了。但食不同桌,不知究竟。

同时登记归程车船机票,有人绕道三峡,又有九华山邀请,还有四川别地的逗留。我找到曾祺,问有什么思想活动,他说回北京。我说好,惦记老伴了吧。他小声说:归心似箭。我说宜宾就有飞北京的班机。他说还有点东西留在成都。我说那就一起回成都,立刻飞北京。只怕又有耽搁。

5月4日,各自回到家中,本打算休息一阵,再一同去趟江苏南通,这是到四川前约下的。不想才三两天,打电话来说,女作家们在太湖有个聚会,特请老头参加。我想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又听说南京要曾祺先去他们那里,有点什么出版事务,还有电话台的什么主意,幸好儿女坚决反对,汪朝说老头“折腾”不起。幸好幸好,要不发生在路上了。

11日晚上10点多钟大出血。电梯工说,廊道上都闻到血腥味儿。女儿们在各自家里,老伴精神不济,还不能全叫她知道。小阿姨急得直哭,这一通忙乱可以想见。

13日我才接到电话。汪朝忙中抽空打了几次才知道。

14日下午3时,“探视”开始,我走进病房,先看见大女儿汪明夫妇。汪明招呼道:您的好朋友来了。我看见了两个吊瓶,“特护”在右脚插针地方绑纱布,再看见枕头那里一把管子什么的,有插进鼻孔的,有堆在嘴边的。曾祺闭着眼睛,我小心轻轻走到床前,不想他睁开眼来,清晰说道:还是那个地方……我赶快接过来说:静脉曲张。

医生进来交代:不要说话,光听着。又缓和一句:少说,多听,好吧。

曾祺的脸变小了,不黑,倒苍白。摘掉假牙,又插管子,贴橡皮膏,下巴收缩潦草……怎么会有清晰的发音?睁睁眼睛,可又怎么闪闪光芒?早有人说过,汪老有冷光。有人说“奕奕”,有人说“炯炯”,大概都是有特殊印象,却说不准确只好沿用现成的词汇。

一个人从青年到老年,相貌当然会有变化,总有几个跳跃的阶段。经常见面的老朋友反倒感觉不明显,有一位杨早先生说“汪先生的生母是我祖父的堂姑”,1994年才初见“汪爷爷”,写下这么个印象:

“有文章说,汪老捂着嘴偷笑的时候,很显‘猴相’。我悄悄地观察了一阵,果然不错,他眼里时时闪现的光芒,总让人想起一个字:精。而且我还发现了一点奇事:汪先生在仰头、低头、侧头的时候,从不同角度看去,模样都截然不同,就好像一个人有很多副面孔似的。”

这时我在病床前,发生奇异的感觉,恰好想到这个“精”字。想到不止一两位文友的议论:晚成。老来写成“精”了。

曾祺闭目养神,出小声,好像是“走四个不是”?

四个?哪来的数字?赶紧回想平日闲谈,有没有类似的意思,想不起来。

他小声:冯牧,荒煤,还有谁?

同年龄段中,端木蕻良也走了不久。为纪念端木,我约了几篇稿子。曾祺说难写,但还是如期交稿。有什么难?当是端木坎坷我们都很清楚,清楚到难以下笔……这时又数上也难?多么像上路时点点同伴?我赶紧说没有了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一会儿,更像自言自语,提起刚走不久、可年轻得多的刘绍棠。说那天在八宝山,大家从灵堂出来,一位作家说,和绍棠的“礼数”——这两个字听不真——到此结束。曾祺大声点,一句一顿,清楚又平和:怎么这样?这叫朋友?可交吗?

北京京剧院来了两位,送来支票,代表领导慰问。曾祺睁眼,抬头抱拳,和善周到,说道剧院困难,我还添麻烦……那两位把话拦住,小心告辞。

我和汪明夫妇说,谁也不能永久,谁也得走。可是我们怎么也要进入下一个世纪,这已经是眼面前的事了,没有问题了,我和曾祺都约好了,下世纪也不服老,还要划拉划拉点东西。

曾祺不做声,面露安详的微笑。

“特护”谷女士在文艺界工作过,喜欢文学。她和汪明穿插着说,那天曾祺刚抢救回来,止住了血,平躺着,不想两手放到脑后——刚才是忽然抬手抱拳——说:以后写东西,可有得好写。

大家笑起来,曾祺还不做声,不过嘴边的管子有动静,“特护”过来整理。那个管子分岔,钳着三个夹钳,滴里嘟噜。“特护”又笑道:老先生逗着呢,说给他咬上“嚼子”了。

汪明夫妇有事先走,汪明到床前俯身,叮咛好好休息。没事了,只要好好休息就好。还说下回带两个小狗来,叫小狗来看看爷爷……

两个小狗指的是孙女小卉和外孙女小蕊,一个初二一个初一。曾祺不说什么,可是两眼慈祥,并且闪闪。

探视时间过了,我盯着他说,有什么事要办叫他们打电话给我。曾祺也不说什么,可两眼的光芒叫人不由得又想起精灵。我走过医院好像地下迷宫的廊道,那眼光一直在面前。

15日他像睡足了,多像没有困劲了。虽也闭闭眼睛,但脑子在活动。从忽然开口说出的话听来,心情愉悦,思想格外敏锐,也不说谁谁走不走的话了。

他身体里有足够的水分,那是从吊瓶从插管进去的。但食道严禁食物通过,连一滴水也不许可。“特护”向我们解释的时候,曾祺闭着眼插上两个字:

“戒严。”

因此口腔咽喉,在感觉上,十分干渴。偏偏这个部位重要又敏感,舌头翻不过来……曾祺又插嘴:

“天安门戒严。”

“特护”笑起来,曾祺仿佛抓住机会,指指舌头。“特护”笑着拿个针管,滴两滴在舌头上,说只能两滴,才到不了食道,喉咙就给吸收了。

曾祺说他现在有了监护人。“特护”说再拍也坚持原则。我说等他好了给你画张画。“特护”说没有那么大的要求,送本书就行。昨晚上老先生还说这才知道上甘岭的日子不好过。

我们都夸起来,说思想进步,渴了想上甘岭,烫着想邱少云,做什么想雷锋,脑子里都是英雄形象。

曾祺闭着眼,徐徐说道:什么时候,还开心,这样的朋友不可交。

大家更加说得热闹,肯定体力逐渐恢复,精神一天比一天开朗。“特护”说前天做医疗透视,脱掉衣服拍片,老先生说怎么拍裸体照。

曾祺插嘴说:“老头子什么好拍的。”

“特护”说,前天还总是说拍电视。一会儿说谁谁谁拍什么,什么镜头怎么怎么了,听不明白,也记不住。一阵一阵的迷糊,说胡话。

曾祺静默一会儿,觑着眼,小声说,前天看屋子是绿色的,豆绿?草绿?不像今天的奶黄……

我想着房间要是绿色可阴暗多了,另外一个天地了。

曾祺慢慢说道,不是迷糊,那是第二思维……

这时他儿子汪朗进来,曾祺提高声音:是,那是第二思维。

汪朗先一愣,接着说:怎么了,今儿第二思维了。

曾祺只管说自己的,这儿那儿,尽是镜头。

汪朗高兴起来,说,也怪,吐血当时,是最清醒的时候,交代哪张画放在哪里,送到哪里。什么文章写好了,交给谁。

曾祺小声解释:正好,都写出来了。

我说这还有完吗?都是什么呀?

曾祺说,都是约了的。小声:有一篇写铁凝,还比较满意。

我跟汪朗说,那是给“时代”那一组里的。

汪朗点头:交代清楚着呢。

我这才惊觉:第二思维!一个艺术家的鲜活想象。曾祺觑着眼,思索——凝视绿色,思索——凝视闪闪的镜头,他走进审美境界了。在生与死的“大限”地方,迷糊,却看见了美。

曾祺新近说,他把用思索的地方,改用凝视了。因为凝视是动态,还富有感情。

16日中午,汪朝来电话,立刻想到有新情况,但汪朝的声音镇定。说上午8点钟还要眼镜,要看书。10点钟再次出血,这回是便血。我知道医生有言在先,再出血就没有办法了。不觉失声叫道,怎么会这样!汪朝静默,再说什么不知是我没有听清还是她说不清楚了。

大前天,汪朝说虽没有什么要求,还是要把住院的事,通知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可是医院里的电话不大好打,我说这些电话由我来打吧。

两个作协的电话都打通了。北京作协即将开作代会,换届,忙得赛过红白喜事。赵金九书记接到电话,当天下午就和我一道去了医院,看见曾祺精神很好,一起聊得高兴。才转天,我把辞世消息告诉北京作协办公室,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是赵金九和北京文联副书记陈世崇两位叫我在家稍候,他们立即来了,一同到曾祺家中,向汪朝夫妇表示震惊和慰问,对丧事提了建议。丧事由北京京剧院主办,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协助。

中国作协至此还没有露面。

施松卿夫人一直卧床,怕她承受不了,只好能瞒多久就多久。

沈从文先生的一位公子经营花卉公司,要包办灵堂,儿女们也谢绝了。

我这里电话不断,有本地有外地,有在旅途的,有辗转打过来的,有饮泣不成声,有埋怨诸多,有建议……归总说给汪朝,她说有些“抒情的”怕做不到,有些学术性的从长计议。一并附记文末。

有的报纸上对医疗存疑。有的竟做标题说是“累死的”。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在这段时间里,和有些报刊也没有接触。曾祺一家,日常平和,在这重大变故中,也正如曾祺说的“凝视”世界而已。一并附笔说明。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