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
纪终年

原载1997年第4期《收获》

汪曾祺1920年旧历上元灯节，出生在江苏高邮。小时候，他多才多艺的父亲自制了个兔儿灯，下带轱辘，让他过生日拉了跑前跑后，七十岁还惦念这灯，这乡土的烛光如梦的灯节。

终年七十七，“古稀今不稀”。好像走得也突然，刚写完的稿子还没有交稿，要画要字的正不少，还有官司盯着，小报上新有挑剔，当然，有邀请，有约会，有盼望见面的文友……

曾祺走后第二天，忽然觉得这回辞世早有准备。这一觉，仿佛眼前一亮，把些纷乱印像水洗一样清晰了。什么从容、豁达、安详……都成了陈词。我想说是一种境界。什么境界？想说是“审美”。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先让我这么说着吧。

我们刚去四川，参加一个“跨世纪”的笔会，回来才一周。5月11日晚上，他大量吐血，估计可有千多CC——一位特护指着吊瓶说，总有两三瓶。当即呼叫急救车，送到友谊医院抢救，止住了血，16日上午8点还好好的，10点再次出血，这回是向下走，立刻摸不着脉息，量不着血压，继续抢救两小时，不治。

住院头尾才六天，好友同行都还不知道，辞世消息一传出来，我这里电话不断，大家当然是震惊。

其实早在1994至1995年的春节前，他住过一回医院，检查出来肝不好，食道静脉曲张，如同瘤子。也考虑过手术处理，可要大开刀，年事又高，怕扛不住。只吃药，忌食硬的、干的、炸的东西，再，断酒。

一时间，精神萎顿，反应迟慢，口齿也有点不清楚了。有青年同行近年练功，仿佛得道，他问汪老脸色怎么那么黑？我说生来就黑，小名小黑子。这位说黑跟黑不一样，这黑是肝得过，还有隐患。往下没有直白，只是沉下脸来。可是曾祺自己总说不过有的指标偏髙，儿女们也是后来才看见成沓的“病历”。

先后不少文友，都对脸色发生疑问。我因常见面，倒看得平常一些。到了秋天，力劝他和夫人施松卿到我家乡走走，散散心。我家乡温州，是江南水乡，又是浙东山“瓯”，经济发展，也别具一格。终于成行，同行中有比他年长的，但接待人员看外表都先去搀扶他，不只一位悄悄说，有可能汪老是最后一次出游了。我说不会，不能。不可从此滑坡。精神还是比在北京开朗。是不是和断酒断得太急也有关系，可以喝点啤酒试试。

人们喜欢他的字，他也有兴致写。有天晚会，还登台唱了几句昆曲。车能去船能到的地方，都去，下车下船就近散散步。过后写了几篇散文，虽是星星点点，却生机葱茏。

平安进入1996年，服用“蚂蚁”偏方，请人按摩。气色日渐明亮，肌肉见壮，思想活跃，我说老头好像麦苗返青了。在他家里夸口出游是个转折点。

一天下半夜，老伴老施起夜眩晕，摔倒地上，曾祺惊醒。老伴是老年血管硬化，大脑缺血昏迷。咫尺之地，曾祺连拉带拽，竟努力了两个小时，才回到床上等待天亮。不想施松卿夫人从此衰弱，不久卧床不能自理。

这是发生在蒲黄榆旧居里的事。旧居狭窄，有的同行抱不平，说，这样的老作家有几个？还住在贫民窟里。曾祺自己从来不谈这些事情——家里议论，都不插话。这时长子汪朗，分到虎坊桥三室一厅的大单元，让给老人进住。儿女们包办了装修，置了新家具。门厅宽敞，进门焕然，我不觉贺道：老头发了！曾祺若无其事，发也谈都不谈。

他的书房小些，秉性不爱也不会收拾，立刻书本堆到地上，纸张挼的摞的不是地方。自己多半站着，躬身在大书桌上写毛笔字，画花卉。老伴躺在隔壁屋里，醒着时，刻把钟叫声曾祺，他就过去站一会儿。

有时候小声说：这怎么写东西呢（指的是本行文章）！

曾祺的字比画好，但渐渐的只顾画花画草，写字不算多，说，写字要想词儿。

有天，打电话问我，你在缩编古典小说？报上说的。沉吟一会儿，小声：不要浪费生活。我说是少年读物，也不费很多时间。他不做声。我想说你也不要整天画画，想想还是先画吧，画吧，画段时间再说。

有天，来电话说，当天《北京日报》副刊上有篇好文章，作者不见经传。我说我家没有《北京日报》，他说他寄给我，又说太慢，有点着急的样子。我说我下楼到报摊上买一张。接着我转了两个报摊，都没有“进”这个报。只好打电话给我女儿，从办公室借一张回来。第二天，他又约了邵燕祥三人各写一篇短评一起发表。

有时候，曾祺沏一杯绿茶，坐在已画未画纸团纸卷中间沙发上，好像那张沙发倒是后来挤进来的；点烟，直眼，烟灰寸长自落，伸手在看不见的地方，摸稿纸，竟也能摸到钢笔。以后一气呵成，出来一篇小说。小说也越写越短。

几个人合编一套散文选，说好由他写序。等到编成，他差不多忘记了，给过他的资料也找不着了。再凑点资料给他，过几天又不知哪里去了，那就随便写吧，竟写了快三千字，大家叫好。

老来文章越好的话，不断听见。这里只记下他的沈师母张兆和先生说：下笔如有神。又感叹这样的作家不多见，越来越少了。

这次去四川参加笔会前，我让他挑个头，约几个人谈谈短篇小说。他说谈什么？我说新近小会上，他有两句话没有展开来。一句是他在用减法写小说。还有一句是没有点荒诞没有小说。又要他把新近发表的，挑三两篇给我，有用处——卖了个关子。

我知道这几年他不看《北京文学》。我说现在是小章主事。今年搞了个短篇小说大奖赛，出了些好作品，特别是出了新人，刊物有了起色。不过有一点，现在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字数少些就算短篇……仿佛是碰着了不知哪根筋，他立刻说：“好吧，等四川回来。”

我主张去趟四川，把一些事情推到回来再计较，这中间还有个由头：曾祺做梦也梦不到摊上官司。事关版权枝节，曾祺表示了歉意，谁知调解不成，后来人家还是开价要“费”。

儿女们劝他不要管，剩下的事务由他们承担。朋友们也说就这么点事，年老体弱，犯不着烦恼，放开，拉倒。

曾祺却总觉着名利上头，一生淡泊，临老却泼上脏水，把件汗衫脱也脱不下来，贴在身上好比裱褙。竟连续几天睡不着觉，下半夜两三点钟还睁着眼，只好吃药。这时候是不是喝点酒了呢？没有细问。不过他的女儿说吃饭时候只喝一杯两杯，可是家里的酒瓶好像漏了。

出去吧，散散心去吧。

四川的笔会活泼，接待隆重。只不过和曾祺不住在一处，出入不同车。两三天后，听说跟他要字要画的人很多，直写到半夜，也有躺下了还叫起来的时候。

从成都到了宜宾五粮液酒厂，听说他开了白酒戒。曾祺去年恢复喝点酒，我观察心理生理上都得到好处。先喝啤酒，后喝葡萄酒。汪朝说越喝越多，传达室小卖部的“中国红”，差不多是为他“进”的。现在又开白酒一戒，这可大胆了。但食不同桌，不知究竟。

同时登记归程车船机票，有人绕道三峡，又有九华山邀请，还有四川别地的逗留。我找到曾祺，问有什么思想活动，他说回北京。我说好，惦记老伴了吧。他小声说：归心似箭。我说宜宾就有飞北京的班机。他说还有点东西留在成都。我说那就一起回成都，立刻飞北京。只怕又有耽搁。

5月4日，各自回到家中，本打算休息一阵，再一同去趟江苏南通，这是到四川前约下的。不想才三两天，打电话来说，女作家们在太湖有个聚会，特请老头参加。我想了解一下怎么回事。又听说南京要曾祺先去他们那里，有点什么出版事务，还有电话台的什么主意，幸好儿女坚决反对，汪朝说老头“折腾”不起。幸好幸好，要不发生在路上了。

11日晚上10点多钟大出血。电梯工说，廊道上都闻到血腥味儿。女儿们在各自家里，老伴精神不济，还不能全叫她知道。小阿姨急得直哭，这一通忙乱可以想见。

13日我才接到电话。汪朝忙中抽空打了几次才知道。

14日下午3时，“探视”开始，我走进病房，先看见大女儿汪明夫妇。汪明招呼道：您的好朋友来了。我看见了两个吊瓶，“特护”在右脚插针地方绑纱布，再看见枕头那里一把管子什么的，有插进鼻孔的，有堆在嘴边的。曾祺闭着眼睛，我小心轻轻走到床前，不想他睁开眼来，清晰说道：还是那个地方……我赶快接过来说：静脉曲张。

医生进来交代：不要说话，光听着。又缓和一句：少说，多听，好吧。

曾祺的脸变小了，不黑，倒苍白。摘掉假牙，又插管子，贴橡皮膏，下巴收缩潦草……怎么会有清晰的发音？睁睁眼睛，可又怎么闪闪光芒？早有人说过，汪老有冷光。有人说“奕奕”，有人说“炯炯”，大概都是有特殊印象，却说不准确只好沿用现成的词汇。

一个人从青年到老年，相貌当然会有变化，总有几个跳跃的阶段。经常见面的老朋友反倒感觉不明显，有一位杨早先生说“汪先生的生母是我祖父的堂姑”，1994年才初见“汪爷爷”，写下这么个印象：

“有文章说，汪老捂着嘴偷笑的时候，很显‘猴相’。我悄悄地观察了一阵，果然不错，他眼里时时闪现的光芒，总让人想起一个字：精。而且我还发现了一点奇事：汪先生在仰头、低头、侧头的时候，从不同角度看去，模样都截然不同，就好像一个人有很多副面孔似的。”

这时我在病床前，发生奇异的感觉，恰好想到这个“精”字。想到不止一两位文友的议论：晚成。老来写成“精”了。

曾祺闭目养神，出小声，好像是“走四个不是”？

四个？哪来的数字？赶紧回想平日闲谈，有没有类似的意思，想不起来。

他小声：冯牧，荒煤，还有谁？

同年龄段中，端木蕻良也走了不久。为纪念端木，我约了几篇稿子。曾祺说难写，但还是如期交稿。有什么难？当是端木坎坷我们都很清楚，清楚到难以下笔……这时又数上也难？多么像上路时点点同伴？我赶紧说没有了没有了，再也没有了。

一会儿，更像自言自语，提起刚走不久、可年轻得多的刘绍棠。说那天在八宝山，大家从灵堂出来，一位作家说，和绍棠的“礼数”——这两个字听不真——到此结束。曾祺大声点，一句一顿，清楚又平和：怎么这样？这叫朋友？可交吗？

北京京剧院来了两位，送来支票，代表领导慰问。曾祺睁眼，抬头抱拳，和善周到，说道剧院困难，我还添麻烦……那两位把话拦住，小心告辞。

我和汪明夫妇说，谁也不能永久，谁也得走。可是我们怎么也要进入下一个世纪，这已经是眼面前的事了，没有问题了，我和曾祺都约好了，下世纪也不服老，还要划拉划拉点东西。

曾祺不做声，面露安详的微笑。

“特护”谷女士在文艺界工作过，喜欢文学。她和汪明穿插着说，那天曾祺刚抢救回来，止住了血，平躺着，不想两手放到脑后——刚才是忽然抬手抱拳——说：以后写东西，可有得好写。

大家笑起来，曾祺还不做声，不过嘴边的管子有动静，“特护”过来整理。那个管子分岔，钳着三个夹钳，滴里嘟噜。“特护”又笑道：老先生逗着呢，说给他咬上“嚼子”了。

汪明夫妇有事先走，汪明到床前俯身，叮咛好好休息。没事了，只要好好休息就好。还说下回带两个小狗来，叫小狗来看看爷爷……

两个小狗指的是孙女小卉和外孙女小蕊，一个初二一个初一。曾祺不说什么，可是两眼慈祥，并且闪闪。

探视时间过了，我盯着他说，有什么事要办叫他们打电话给我。曾祺也不说什么，可两眼的光芒叫人不由得又想起精灵。我走过医院好像地下迷宫的廊道，那眼光一直在面前。

15日他像睡足了，多像没有困劲了。虽也闭闭眼睛，但脑子在活动。从忽然开口说出的话听来，心情愉悦，思想格外敏锐，也不说谁谁走不走的话了。

他身体里有足够的水分，那是从吊瓶从插管进去的。但食道严禁食物通过，连一滴水也不许可。“特护”向我们解释的时候，曾祺闭着眼插上两个字：

“戒严。”

因此口腔咽喉，在感觉上，十分干渴。偏偏这个部位重要又敏感，舌头翻不过来……曾祺又插嘴：

“天安门戒严。”

“特护”笑起来，曾祺仿佛抓住机会，指指舌头。“特护”笑着拿个针管，滴两滴在舌头上，说只能两滴，才到不了食道，喉咙就给吸收了。

曾祺说他现在有了监护人。“特护”说再拍也坚持原则。我说等他好了给你画张画。“特护”说没有那么大的要求，送本书就行。昨晚上老先生还说这才知道上甘岭的日子不好过。

我们都夸起来，说思想进步，渴了想上甘岭，烫着想邱少云，做什么想雷锋，脑子里都是英雄形象。

曾祺闭着眼，徐徐说道：什么时候，还开心，这样的朋友不可交。

大家更加说得热闹，肯定体力逐渐恢复，精神一天比一天开朗。“特护”说前天做医疗透视，脱掉衣服拍片，老先生说怎么拍裸体照。

曾祺插嘴说：“老头子什么好拍的。”

“特护”说，前天还总是说拍电视。一会儿说谁谁谁拍什么，什么镜头怎么怎么了，听不明白，也记不住。一阵一阵的迷糊，说胡话。

曾祺静默一会儿，觑着眼，小声说，前天看屋子是绿色的，豆绿？草绿？不像今天的奶黄……

我想着房间要是绿色可阴暗多了，另外一个天地了。

曾祺慢慢说道，不是迷糊，那是第二思维……

这时他儿子汪朗进来，曾祺提高声音：是，那是第二思维。

汪朗先一愣，接着说：怎么了，今儿第二思维了。

曾祺只管说自己的，这儿那儿，尽是镜头。

汪朗高兴起来，说，也怪，吐血当时，是最清醒的时候，交代哪张画放在哪里，送到哪里。什么文章写好了，交给谁。

曾祺小声解释：正好，都写出来了。

我说这还有完吗？都是什么呀？

曾祺说，都是约了的。小声：有一篇写铁凝，还比较满意。

我跟汪朗说，那是给“时代”那一组里的。

汪朗点头：交代清楚着呢。

我这才惊觉：第二思维！一个艺术家的鲜活想象。曾祺觑着眼，思索——凝视绿色，思索——凝视闪闪的镜头，他走进审美境界了。在生与死的“大限”地方，迷糊，却看见了美。

曾祺新近说，他把用思索的地方，改用凝视了。因为凝视是动态，还富有感情。

16日中午，汪朝来电话，立刻想到有新情况，但汪朝的声音镇定。说上午8点钟还要眼镜，要看书。10点钟再次出血，这回是便血。我知道医生有言在先，再出血就没有办法了。不觉失声叫道，怎么会这样！汪朝静默，再说什么不知是我没有听清还是她说不清楚了。

大前天，汪朝说虽没有什么要求，还是要把住院的事，通知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可是医院里的电话不大好打，我说这些电话由我来打吧。

两个作协的电话都打通了。北京作协即将开作代会，换届，忙得赛过红白喜事。赵金九书记接到电话，当天下午就和我一道去了医院，看见曾祺精神很好，一起聊得高兴。才转天，我把辞世消息告诉北京作协办公室，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是赵金九和北京文联副书记陈世崇两位叫我在家稍候，他们立即来了，一同到曾祺家中，向汪朝夫妇表示震惊和慰问，对丧事提了建议。丧事由北京京剧院主办，中国作协和北京作协协助。

中国作协至此还没有露面。

施松卿夫人一直卧床，怕她承受不了，只好能瞒多久就多久。

沈从文先生的一位公子经营花卉公司，要包办灵堂，儿女们也谢绝了。

我这里电话不断，有本地有外地，有在旅途的，有辗转打过来的，有饮泣不成声，有埋怨诸多，有建议……归总说给汪朝，她说有些“抒情的”怕做不到，有些学术性的从长计议。一并附记文末。

有的报纸上对医疗存疑。有的竟做标题说是“累死的”。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在这段时间里，和有些报刊也没有接触。曾祺一家，日常平和，在这重大变故中，也正如曾祺说的“凝视”世界而已。一并附笔说明。